当事人忆：我的母亲与三个侄女三年大饥荒饿死
作者：时学爱
核心提示：1960年2月中旬，二哥11岁的三女儿死于原灶房的草堆里。为了在大队食堂多打一份稀饭，二嫂把尸体用草盖上，约10天后发出气味，才被连草带尸捆扎在一起，扔到村外乱葬岗上，疑为野物所食尸骨无存。之后，二嫂携二女儿投奔栏杆公社任生产队长的哥哥，直到饥荒过去。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作者：时学爱 系安徽省宿州市政协原秘书长，原题：《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后，触到存于心中50多年的隐痛，不得不一吐胸中块垒。
1960年我在安徽省宿城一中读高三，4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召集毕业班的学生开会，会上校团委书记宣布邻班的一位同学（安徽省濉溪县农村人）违纪回家，回校写了一篇反动作文《坟》，文中写有&我偷偷回到家里，村边的土地堆起一座座新坟，好像刚出笼的一屉屉馒头&。随后县公安局将其逮捕，戴上手铐押走。会后我们非常震惊，农村真到这种地步了吗？
7月高考结束，我们被强留学校甜菜场劳动。8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团支部书记给我一封拆开的信，说这是你家里4月的来信，学校怕影响大家迎考，凡农村来信全扣下来，我看是你的信，偷偷留下来的，你别难过。我打开信，是三哥4月18日写的，上有&母亲已于4月12日去世&之语，我顿时泪水汩汩，恨不得立刻飞回家。
见到形销骨立的三哥，在母亲坟前，他告诉我：父亲被姐姐带走要饭去了（我说知道，见过父亲），母亲饿死，写信给你收到没有？（我告诉他收信经过）二哥去年秋天外流苏南不知下落，二嫂两个女儿饿死后，带二女儿回娘家了，你三嫂领大女儿去她娘家了。三哥说，咱庄1600来口人，除了死的、外流的，在家的不到700人了。
我升入大学后的10月下旬，收到四哥的来信，传来父亲、奶奶先后去世的噩耗。
因为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学校动员农村学生寒假最好不要回家，直到1961年暑期回家，才渐渐知道家人饿死的一些情况。
最先死去的是三哥的小女儿。这个1959年1月诞生的孩子，一出世就与饥饿为伴，三嫂无乳可哺，无副食可补，只能跟大人一起吃生产大队的食堂，喝&五香粉&（红芋焙干磨成的粉，农民起的名字）煮的&四眼&（饭如清水，人与碗中影四目相望）稀饭生存。入冬后三嫂背着她在野地里挖出苻苗（一种野草）的白色根须嚼碎后喂其充饥，近一周岁的孩子不仅不会走，连站也站不起来。寒冬饥啼，三嫂唯有用自己的唾液喂她，终于1960年1月夭折于生母怀中。春节过后，三嫂带着大女儿投奔椿树王大队的娘家哥，饥饿导致她患上严重的子宫脱垂，多年不孕或孕后流产。
继而是二哥的长女之死。因为饥饿，15岁的少女瘦得皮包骨头，失去抗病能力，严冬时不幸感染肺炎，无药无食，在频频的咳嗽喘息中被痰液堵塞呼吸道，于1960年春节前窒息而死，裹上一条芦席抱上小山，草草掩埋入土。
1960年2月中旬，二哥11岁的三女儿死于原灶房的草堆里。为了在大队食堂多打一份稀饭，二嫂把尸体用草盖上，约10天后发出气味，才被连草带尸捆扎在一起，扔到村外乱葬岗上，疑为野物所食尸骨无存。之后，二嫂携二女儿投奔栏杆公社任生产队长的哥哥，直到饥荒过去。
1960年春节过后，母亲让嫁作人妇的姐姐把父亲领走，到江苏徐州周边农村逃荒讨饭去了。从大队食堂打回的稀饭，母亲尽量多均点给奶奶，自己却骨瘦如柴。在宿县农村搞地方病防治的四哥，将好不容易省下的2斤半粮票，购买10多斤红芋送回家，因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收空家家户户的炊具，三哥把红芋弄碎乘夜深人静放入陶罐煨熟，准备一家人分食，结果被发现，生产队长带人收走了红芋和瓦罐，把三哥关起来饿了一天。母亲终于灯尽油干，于4月12日永远闭上了双眼。只有三哥一人在家，他将母亲陪嫁的衣柜改成棺材入殓，在本家亲人的协助下，把母亲安葬在她亲手开垦的山地里。
1960年9月初，在外乞讨的父亲回到家中，知道母亲已逝，立即拖着羸弱的身子上山，伏在母亲坟前啜泣，任由姐姐哥哥劝慰，默不作声，守在母亲坟前不愿归家。他被多位邻居强拉回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9月18日，父亲追随母亲而去。
奶奶一生礼佛向善，总是教育我们孙子辈要做本分之人，莫贪分外之财，&外财不发命穷人。&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她宁可让家人外流乞讨或用苦力求生，决不让大人孩娃在外偷摸东西回家，当看到饥饿难耐的村民生吃大田里的豌豆苗、大麦苗被大小队干部捆绑吊打的惨状，态度更为坚决。奶奶眼睁睁目睹三个曾孙女和儿媳相继成为饿殍，陷入无限哀痛的她从此卧床不起，父亲的离去更摧毁了她最后的精神支柱，父亲逝世不足一月，奶奶也于日驾鹤西去。
一个大家庭在饥荒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成为幸存家人永远的隐痛。
[责任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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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 健康&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作者：作者：&杨小凯&&&&&&&&&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中国学者金辉(1993)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ChangandWen,1998,Peng,1987,pp.639-70,Kane,1988)。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1993)，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1996，pp.37-86)，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1962,pp85-88)。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ChangandWen,1998)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实物农业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丁抒，p.220-221)。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第99集,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丁抒，p.222)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andWen,1998)。《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四川梓撞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撞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坳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祟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惶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日《人民日报》)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人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附: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俄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以及年平均死亡率，作为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煌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更多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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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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