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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强坦言，面对体制转型和业态转型，原来颇具行业特点的财务管理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而且有些问题随着改制上市工作的深入，问题反而更为突出。比如存货与资产减值问题，整个出版行业对于存货的处理在程序上和会计政策上多数较为随意。“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梳理，研究资产减值所对应的企业会计政策，如何确定不同类别图书资产减值的政策标准。比如教辅类图书，生命周期比较短，其减值速度要高于科技类的图书。但是提取多少合适？提得太快了对企业的业绩是有影响的，而且也不能准确体现业绩，所以这其中就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聂震宁认为，数字出版是出版业的新趋势，传统出版社要顺应趋势。载体的创新不应当成为出版业的末日，而应当是走向新阶段的机遇。“传统出版业要积极开展全媒体出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内容为王，我们是任何一种出版的主导者。”聂震宁如此强调。
王亚非认为，中国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将参与全球文化创造和贸易，推动文化贸易和文化价值逆差双缩减。王亚非说，文化产业会突破过去单兵作战的国际合作方式，更多地与商品贸易、国际投资、经济技术结合起来，更多地利用当前高新传播技术，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结合起来，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不仅缩减贸易逆差，更缩减文化价值逆差。同时深度介入国际文化产业体系和产业转移，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创设一批境外出版经济实体，迈出海外经营的实质性步伐；并以出版为中心不断延伸产业链，建立集培训、旅游、服务、分拨中心于一体的文化商业基地。除了前面提到的问题，毋庸置疑，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引擎和企业管理一切要素的核心。据石强介绍，科学出版社专门聘请了咨询机构协助其搭建内控体系。通过内控分析报告帮助出版社诊断管理风险与业务风险，通过风险数据库为我们显示出哪些风险通过制度是可控的，哪些还不能达到控制条件，通过控制活动的制度与流程对出版社选题的质量管理起到了事前控制的重要作用等等。石强还谈到，无论制定的内控体系多么完备，流程多么严密，有效的实施内控是重中之重。理念的转变和企业中角色的冲突需要我们去不断宣讲。比如在最开始提出加强内控建设时，大家都不太理解，因此石强利用公司会议等一切机会，讲内控，讲管理模式，潜移默化，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理解，得到了经营层和股东们的支持。石强坦言，“突破传统思维需要耐心。”作为我国科技出版领域最具实力和水平的代表，《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了率队参加此次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鹏，他特别介绍了集团承办的“STM出版商业模式新探”专业出版高端论坛。——文章转自“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打造科技期刊的旗舰林 鹏
谭跃表示，就目前来看，上市意味着搭建了一个融资平台，意味着在推进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而既往的经验表明，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之后，的确给企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上市不是目的，不是保险箱，只是手段，即使成为上市公司，如果战略错乱，判断失误，同样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甚至会被淘汰出局。
陈昕认为，近10年来全国图书品种迅速增长，单品种效益明显下降，大众图书出版已进入微利时代。新的一年里，随着网络书店折扣大战的白热化，大众图书的市场生态更为恶化，销售渠道的恶性竞争必然导致通道更为集中，下游的销售渠道对上游的出版企业的倒逼压力越来越大，激烈的价格竞争进一步传导到出版社，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图书成本不断上升，各集团相当多的出版社均遇到增长瓶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学生人口红利，出版社在教材教辅出版这一最大的出版市场上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如果没有新的业务领域的突破，必将陷入困境。集团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业务转型创新之路。”陈昕如是说。
谭跃认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经过多年积聚与发展，出版业拥有了一定的实力。但跳出出版看出版，站在全球看出版，我们就会发现出版业的实力与其他行业比、与国际同行比，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出版业的产业链很长，坚挺整个产业链的任务很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近几年来尝试实践的多元化发展是相关多元，这就是聚焦书业、聚焦媒体、聚焦文化产业。科学出版社是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上世纪30年代创建的龙门联合书局于1954年8月合并成立的。1993年8月恢复使用“龙门书局”副牌。目前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在国内拥有完善的出版、发行网络，下设上海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和成都公司，以及纽约公司、东京公司等19家分子公司。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出版社的财务管理也在这个传统行业中不断地完善与改进，在改革中加速转型与升级。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强更是转型过程中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有限的信息化程度限制了行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发挥。如何及时、准确地获得每一品种出版物的经营和盈利数据，一直是传统出版业财务管理者为之不懈努力的追求。部分传统出版企业管理层领导来自事业单位，带着行政级别，对财务管理的落后理念，致使其对财务管理的重视程度非常有限，造成在经营活动中的财务控制薄弱，财务管理职能难以充份发挥。
柳建尧认为，中央部委出版社转制的整体完成，中国出版、教育、科技三大出版集团的组建，北京地区将更加强势主导全国出版产业格局，规模虹吸效用彰显，北京也将借此成为全球出版产业格局规模领先的重镇。谈到出版行业的财务管理特点及难点，石强指出，国内出版社实行审批制，设立出版社需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依据有关法规进行审批，因此决定了这个行业特殊的进入门坎。同时原来出版社的事业体制，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不高和财务管理职能难以充分发挥的特点。因此在各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过程中，历史遗留的财务管理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在采访中石强多次提起文化战略。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热门话题，文化发展战略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将会对整个中华民族，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还不足4%，可谓任重而道远。出版业财务管理如何适应国家文化战略发展也一直是他常常思考的问题。
王亚非认为，随着中央出版社完全转企改制，北京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竞争将更激烈、变化系数更多。突出表现为：一、地方出版集团纷纷进京办出版，争夺资源，争抢发展先机。二、跨业合作加快。出版社成为市场主体，作为企业运作就会有风险，有盈有亏，市场之手将充分显现。出版企业将加快与民营企业，出版业外媒体、文化机构的合作，跨业合作将更主动、更规范。三、涌现出一批龙头企业。长期以来，依托中央和部委资源，北京地区形成了一批专业优势突出的出版单位。随着转企改制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推动，北京地区势必会出现若干专业和综合性出版龙头企业。各家出版单位使用的会计制度五花八门，财务核算体系不统一。2006年颁布《新会计准则》后，部分出版社才逐步使用新准则。出版社的管理特点带来了同一类业务会计核算方法的个性差异。举例而言，对于图书成本的核算，科技类图书是多品种、小批次，它的财务核算方法复杂性就体现得较为充分。就年出书品种而言，科学出版社可能是全世界年出书品种最多的单体出版社，每年出版品种多达9000多种，每种图书就是一个产品，图书出版成本核算项目多，项目关系复杂，从材料供应到印数都存在较大变数，财务预算与成本控制的实施难度更是增加了对财务管理的整体要求。石强的性格比较外向，也乐于和外界经常沟通，更新自己的观念，开阔思路和视野。多年来令他最感欣慰的是自己从一名基层的财务人员成长为央属重点出版企业的管理者，同时也见证了科学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变成全民所有制企业，再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为股份制企业，未来正在朝着公众上市企业方向迈进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作为这些变化的重要参与者，更是逐步积淀了对出版业和科学出版事业的感情。
趋势一：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出版进入多元时代――转自中国新闻出版网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2005年6月就完成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近两年，在中央实施“走出去”战略工程的推动下，集团以实质性举措，在促进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扩大了中国科技书刊的海外发行，也提升了集团品牌形象，促进了集团国际化进程。2006年，集团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签约数量居全国科技出版社之首，首次实现输出大于引进；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科学出版社有114项图书得到政府资助。2007年，科学出版社输出优秀科技图书版权180项，继续保持“走出去”的良好势头。目前集团共有31种英文版科技期刊与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开展国际合作，有力促进了中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2007年，集团被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被北京市评为版权输出先进单位。明确战略深挖资源转制以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立足科技，面向教育，面向未来，用市场化手段实现知识创新成果的归纳整理、传播转移、普及提高，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为科技成果国际交流服务，为培养优秀人才服务，把集团建设成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为主要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传媒集团，成为集图书、报纸、期刊、文献信息与服务、网络出版、进出口、印刷等为一体的科技出版旗舰。根据这个战略目标，作为专业出版集团，国际化是集团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集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引进带输出”的合作方式，通过释放体制创新的能量，建立“走出去”长效机制。据了解，“十一五”期间，集团将完成建设“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即建立集团科技内容资源平台，以适应数字化出版和内容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将集团建设成为中国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的引进中心。加强原创锻造队伍2006年和2007年，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加大对作者的资源开发，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加强对国外华人科学家出版资源的争取，向华人科学家和知名学者主动约稿，将其著作直接出版英文版；另一方面加强国内作者资源的维护，充分利用集团的优势作者资源。绝大部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大部分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其最新科研成果的原创著作。与此同时，为建立强化科技出版“走出去”的长效机制，集团成立了“走出去工程”工作小组，培养和组织集团图书对外推广工程的基本团队，通过版权人员与学科编辑互动，共同促进英文版图书“走出去”。此外，集团还建立了相应激励机制鼓励“走出去”。探索途径狠抓落实为推动“走出去”，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选择现有优秀产品，寻找国际合作商，翻译成本地文种在当地出版发行；二是针对海外市场需求设计产品，在国内生产，运送到海外市场销售；三是在海外设立出版机构。这三种“走出去”方式的探索，丰富了集团“走出去”的途径，为集团拓展国际合作渠道打开了局面。针对“走出去”工程的实现，集团强调做到五个“落实”：即机构落实、机制落实、经费落实、产品落实、参展落实。集团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等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这些外国科技出版集团的优秀科技出版资源，集团都拥有首选权。在引进优秀资源的同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英文版图书和期刊的合作出版，带动了集团优秀科技书刊的“走出去”，也提升了集团的出版品牌。《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出版应如何借势走向国际市场？汪继祥：中国科技出版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引进带输出"的合作方式，通过释放体制创新的能量，建立"走出去"长效机制。虽然科技出版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其面临的压力和竞争也更大、更激烈。中国专业出版如何进行资源整合，是更好地实施竞争战略的关键。《中国新闻出版报》：在整合资源方面，您有何建议？汪继祥：专业出版说到底是资源的竞争，专业出版要做大做强，必须强化资源观和专业性，强调市场性和综合性。从战略上看，中国应该尽快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多种形式组建的出版、制作、发行一体化经营专业出版集团，以增强中国专业出版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促进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明显成绩，得益于集中领导加强协调机制、专业化联动机制、激励与考核机制三个方面机制的建立。传统出版企业的财务人才队伍薄弱也制约着整个行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石强坦言，出版社的人才流动率较低和行业的封闭性使很多优秀的财务与金融相通类人才，最终选择来出版社工作的比较少。
柳建尧对中国走出去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层次会进一步提升。版权、产品、资本、服务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更会走进去、走上去。
随着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挂牌，表明中央为实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组建特大型出版集团的重要举措取得了关键性进展。2011年，规划中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将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也将扩容。陈昕认为，这些原属中央部委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大众、教育、专业出版领域有雄厚的资源，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一旦整合后，必然在各个出版领域中取得垄断性的市场地位。这固然有利于培育超大规模的出版产业实体，提升中国出版企业能级，但也会对其他集团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石强介绍，成功完成改制以后，社领导层围绕着是否上市以及未来的战略方向进行了思考，当时科学出版社的社长在2007年就提出，应该打造一个国家层面的、面向市场的、有战略高度的出版集团。后来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正式将上市提上日程，随后经历了梳理财务管理体系和完善内控体系的过程，统一使用新的会计准则，逐步改变原有的不符合现代企业公司化运营的财务管理观念和管理体系，同时规范了财务流程，积累了出版企业在转型期的财务管理经验。
趋势四：图书进入微利时代产业亟待转型创新谈到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规划时石强表示，科学出版社正在规划公司上市后未来的发展，谋划在数字时代如何面对业态转型。比如正在上线的“即时印刷系统”，即在科学出版社自己的商务网站上可以当场订阅历史无库存图书，及时下单印刷。石强解释说，有些出版物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但它不是大众市场的需求，而“即时印刷系统”也就满足了“按需印刷”。出版社并不靠这个项目盈利，而是希望提升市场和读者的满足率来引领品牌价值。此外科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上下了很大功夫，“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的图书都要做数字化处理，进行历史回溯。”石强坚信，科技发展的趋势会对传统出版业现有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而出版社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坚持内容为王，“突破传统，加快转型”才能抓住市场脉搏。【新闻出版报】五大集团掌门人细说行业未来风云时间：
趋势三：单一业态格局生变产业进入多元发展时代【新闻出版报】柳建尧：以重点出版工程提升核心竞争力时间：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创新决定繁荣与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创新则往往决定能否生存。产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一些变革性的创新，因为这些创新不仅为创新者本身带来收益，它还会给整个产业中的大批企业带来发展空间，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谭跃认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因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对民生的关注，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出版业有五大发展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基础上的股份化。二是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资源并购相结合基础上的集团化。三是文化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基础上的产业化。四是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基础上的数字化。五是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国际化。亟须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做精、做专、做深、做透的战略，曾经主宰中国出版业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但这一情况随着中国出版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单一业态的生存方式正在逐步改变，随之而来的将是多元业态发展的黄金时代。
谭跃也认为，三家中央级出版传媒集团因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必将对中国出版业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其他专业的、单体出版社在实现制度创新之后，也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出版业将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
趋势六：“走出去”步伐加快创新决定未来成长高度【首席财务官】CFO实战:突破传统,加快转型时间：“伦敦书展是每年春季全球最重要的书展，我们对此一直非常重视。今年恰逢中国是伦敦书展主宾国，我们承办了题为‘STM出版商业模式新探’的专业出版高端论坛。”林鹏强调说，“这个论坛围绕各大出版集团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建设、管理，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以及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展开，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王亚非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出版业的未来：一是动力结构——由体制改革和政策驱动走向市场和社会驱动。无论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还是转企改制过渡阶段，都是出版业靠政策谋发展的时代。改制最终是要把经营性出版单位全面推向市场，出版企业必须更加关注市场和社会，更加专业化，突破单纯行业观念，从文化、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挖掘更新、更活、更深的动力。二是发展模式——由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冲突、排斥走向融合的多元出版时代。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的观望、对立和排斥，是出版业整体突围、转型的突出体现。随着技术渗透和内容增值效应的凸显，传统出版将迈开与数字出版融合的大步伐。三是影响机制——经济社会贡献度全面提升。出版的经济贡献度和社会贡献度不断提升，出版人的自我描述和外界对出版的描述都发生变化：出版人不再囿于言谈必称业界，而是谈对地方甚至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谈出版对就业、低碳、社会问题解决的贡献度，龙头出版企业的也不再热衷于自我比较，而是开始与金融、信息等其他产业比较。
柳建尧认为，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将成为中国出版业未来的三个重要发展方向。整合资源，实施竞争战略――《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继祥时间：
“已经初呈竞争态势的出版产业资本经营，为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已经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创新，为产业的扩张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创新性条件。”聂震宁认为，已经上市的出版发行集团将会成为出版业乃至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从更大的格局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是上市公司必须去做的事情。“但是，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遵循的规律并不完全一致，企业上市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被停牌的上市企业和垃圾股呢？”聂震宁说，资本市场并不是只有股市，出版发行集团要做大，还有很多资本经营的路子，譬如联合重组、并购，吸引外部战略投资者等。聂震宁认为，多元化发展方面，出版业发力的关键点在于产业链的扩张和延伸，需要进一步提高出版发行集团经营的综合性结构。核心要求还是内容创新能力和传播手段创新能力的提高。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聂震宁基本判断是：明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都是中国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聂震宁说，“十二五”期间，公益性出版事业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和各级政府持续投入与推动下，不仅本身将有更大的发展，也将有力拉动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而对经营性出版产业来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也将得到政府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在“十二五”期间，出版产业将继续享受财税、金融、证券等多种优惠政策，在关系到全行业升级转型的重点基础性项目上继续得到财政支持等。不过，聂震宁也强调：“明年我国将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对出版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形成一定的外部制约。此外，平均物价指数上涨也会波及出版物市场景气指数。”此外，林鹏还介绍了此次和德国Oldenbourg出版社举办的联合创刊签约活动。“科学出版社很早就开始了期刊走出去的工作，目前有20余种期刊和国际最大的两家科技出版集团有合作。这次我们和德国Oldenbourg出版社将联合创立一个全新的英文版高水平学术期刊，期刊的内容将聚焦在目前全球最热门的能源领域。”从大学毕业就进入出版社的石强，至今已在科学出版社工作了20年。期间轮换过不同的岗位，包括业务部门。在他看来，熟悉不同岗位的好处是能够从财务管理的视角去审视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专业知识也更具复合型。在出版社，编辑部和销售部免不了存在矛盾，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也需要相互理解。对于企业财务工作，“关键是换位思考，一是了解情况，二是解决方案，否则财务管理很难有效和到位。”
新的一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态势又将呈现何种轨迹呢？对于产业发展，那些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又有几多期许、几多展望？日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柳建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谭跃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的专访，为大家预测了2011年中国出版业的风云变幻。转载自：中华读书报网走进科学出版社，感觉总是特别地好。在这个位于北京东皇城根下的古老院落，密密的常青藤依旧爬满了陈年的红砖墙，齐整的新楼宇也是端端方方，氛围里那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幽静和温雅，在如今的大都市里是难得感受得到了。科学出版社素有“科学家的出版社”之称，成立于1954年。它出版了建国后科技界众多的优秀专著，当年的那份辉煌自不待言。然而在年的10年间竟有8年亏损。汪继祥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调任科学出版社领导岗位的。自1995年汪继祥担任社长，十多年过去了，科学出版社奋发图强，历经了“爬坡”、“上台阶”，再到“全面突破”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年出版图书6000余种、期刊200多种，成为中国出版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综合性最强的科技出版机构，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也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企业。2005年4月，汪继祥出任转制后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读书报：2006年科学出版社输出图书总量居全国科技出版社之首。请介绍一下科学社近年来的版权贸易情况。汪继祥：2006年科学出版社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225项，引进227项，版权贸易首次达到持平；而在2005年，输出只有30多项，引进184项。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我们有114项得到政府资助。2007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中国是俄罗斯书展的主宾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从我们来说，不仅要加强和俄罗斯出版界的合作，还要藉此拓展同俄罗斯科学院和科学家――也就是作者和读者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我社目前的版贸状况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版权输出工作从此就走上了坦途。实际上，这仅仅是“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我们设想，“走出去”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的版权输出；第二阶段是“借船出海”，也就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借用外方销售渠道发行图书；第三阶段是在国外设立自己的销售网点，进入国外的流通渠道；第四阶段是到当地建立编辑室或出版社，开发适合当地读者阅读的图书；第五阶段是到国外兼并出版机构，并利用其品牌和市场能力开创全球市场。我们现在仅仅做到了第一和第二阶段，今后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读书报：科学社输出版权有哪些代表作品？它们为什么能够吸引国外出版商引进到本国出版？汪继祥：科学出版社依托中科院80多个研究所，这是我们图书内容的最大优势。科技无国界，在数理化、生物、地球科学、考古学以及材料学等方面，我们所特有的科技专业图书最容易达成版权贸易，因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渴望见到最新、最好的科研成果专著。我们有许多接近世界研究水平的专著，如：“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还有中国的基础学科资料，像《中国植物志》、《中国冰川与环境》、《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国考古发掘报告》等，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图书在国外很受欢迎。读书报：科学社和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集团联手成立了科爱翻译中心，请谈谈运行情况。汪继祥：科学社现与世界100多家出版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科爱翻译中心主要是引进和输出生物图书，到今年底将出100种图书。内容有三类：一是国内稀缺、代表世界科研前沿的专著；二是工具书；三是基础类读物。从长远来说，还要开展科技信息服务工作。我社的科技书刊也通过外方在国际上出版发行。在生物类图书品质和市场份额上，爱思唯尔是国际第一，科学社是中国第一。读书报：2006BIBF，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首次组团参加了期刊专展，今年情况如何？汪继祥：科技期刊的总体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科研发展的总体状况，中国期刊近年发展较快。2006年进入SCI的中国科技期刊有75种，是5年前的将近两倍，并且达到影响因子1分以上的有10种，而5年前还没有1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出版科技期刊208种（其中中文版173种，英文版35种）。这个品种规模在国际出版界可以排名到15位左右。其中被SCI收录的有34种，占全国科技期刊被收录总和近一半的比重，可以说这是一支科技期刊的国家队。科技期刊出版的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国际出版商期刊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期刊收入大于图书，像爱思唯尔公司甚至达到了80％，成为其主要赢利点之一。国外出版商正试图大举进入中国期刊市场，而我国期刊尚未形成很好的发展局面。为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高度重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本次BIBF我们将展出208种科技期刊和6种科普期刊，继续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大社的出版实力和中国优秀期刊的集团风采，为中国科技出版走向国际贡献应有的力量。读书报：请谈谈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科技期刊方面与国外合作的经历，有何受益？汪继祥：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就与英国培格曼（Pergamon）出版社合作，由英方负责国际发行，当时两刊的年外汇收入到达10万美元。我们现有31种英文版期刊和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英国IOPP、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等国际出版公司合作。合作的模式是：我方负责组稿、印制和国内发行，外方负责海外纸质本和网络版的发行。期刊的所有权、著作权等仍属我方。这种模式给中国期刊带来了海外发行尤其是海外网络用户的增长。例如，《科学通报》一个期刊通过SpringerLink平台，2007年上半年在全球被下载次数就达到了3万多次。如果没有合作，这样的国际传播力度是无法想象的。同时，通过与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举办的编辑培训，邀请《细胞》、《液体实验》杂志主编等专家来授课，也使我们受益匪浅。另外，他们的经营理念和平台技术，都促进了国内期刊的发展。国内出版体系尚未建立起适合期刊面向国际发布的数字化平台，像爱思唯尔的ScienceDirect和施普林格的SpringerLink都是先后投入数亿美元打造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这种平台全球适用，能阅读期刊多文种的全文及各种数据链接。这使他们赢得了科学家、图书馆等读者用户的青睐，也聚集了一大批全球优秀科技期刊。这对我们是个很重要的启示。因而我们也正在数字出版方面加大力度，争取尽快完成同国际接轨的平台建设。读书报：在中国科技期刊与国外开展合作方面，您有何建议？汪继祥：要想壮大“走出去”队伍，就要鼓励英文期刊创刊。现全国英文期刊只有200来种，明显偏少。再者要支持网络版期刊。现在国际科技期刊主要以网络版为主，纸介版为辅。我们在某些期刊管理政策方面上还比较受限，比如《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放在SpringerLink平台上，使用的还是施普林格电子刊号。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合作也是一种探索，毕竟在期刊资源上我们同外商还存在相当的竞争。有不少中国优秀期刊加盟国外出版商后，就退出了国内的出版社。再者，若长期依赖外方的平台，势必对国内出版平台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必须努力寻求一种双赢的战略，用资源换资源，以空间换空间。我相信，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集团化发展优势，将给我国科技期刊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读书报：科学出版社在纽约、香港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现在运作得怎么样？汪继祥：科学社纽约出版公司建立已有十来年了，是内地出版社首次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主要是销售国内书刊，也出版了一些图书，但是这个分支机构运行得比较艰难。我们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也建得比较早，不过在香港，其业务发展空间也有限。目前我们正在跟英国方面洽谈，准备在伦敦合资建立一个书刊销售公司。读书报：科学出版社有着“科学家的出版社”的美名，请介绍一下近年的重大出版工程。汪继祥：50多年来，我国半数以上重要科技成果是通过科学出版社的书刊发表和传播的，有许多两院院士的重要科研成果是通过科学出版社的书刊发表的。因此，科学出版社被认为是“科学家的出版社”。我社重大出版工程一直是我们出版工作的重点。在“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我社《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等22个项目入选，入选数量在全国位居第一。我们还正在补充申请10多种列入出版规划。126卷的《中国植物志》已于2005年全部出版完成。中科院“科学与社会”系列三大报告今年已经出版了10周年，此外还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国出土磁器全集》、《中国出土器物全集》等。受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钱伟长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华人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已经启动，分为纸质版、光盘版、网络传播三部分，收录海内外华人科学家约6000名，总篇幅约4000万字。读书报：近年科学出版社在教材方面发展比较快，请简要介绍一下。汪继祥：科学社是一家以“立足科技、面向教育”为出版方针的综合性科技出版社，现在已形成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四大主要出版领域战略架构。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中，我们有637种入选，居全国第三位，而在“十五”期间我们只有23种入列。读书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方面有何发展思路？汪继祥：集团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建设“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任务，即建立科技内容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国内优秀科技成果资料发布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资料引进中心。科学出版社已经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前期总体投入将达到3000万元。我们将采用国际标准数据格式，寻求国际合作（比如引进相应的搜索引擎）。另外我们还要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与国家科学图书馆合作，集成科学院的期刊资源。这个平台的建设将分为三步走：首先是建设学术期刊的发布平台；第二阶段，建设资源数据库，将前50多年出版的书刊全部数字化；第三阶段，发布数字出版平台，并对之逐步完善。目前第一、第二步正在同时进行。第三步要明年年底才开始。我相信，该项目的实现，一定能够促进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尤其是实现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出版；并以此平台为基础，聚集国内优秀学术期刊资源，形成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强力推动中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
王亚非建议多元发展要在以下方面发力：1.支撑主业，壮大主业根基；2.为主业培育、孵化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3.发挥人才蓄水池作用；4.为主业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搭建主业与整个经济产业沟通的桥梁，实现出版产业和其他产业有效嫁接，围绕大文化产业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和产业渗透力。在介绍公司的国际化战略时，林鹏强调：“国际化战略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科学出版社早在1995年就在美国纽约成立科学出版社纽约出版公司，较早实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步伐。现阶段我们国际化发展策略是：一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转变。我们已在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设立了出版公司，计划在欧洲设点，在加强和国外科技出版集团合作的同时，推动我们在海外出版机构的设立，进而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二是从版权输出到合作出版转变。我们这几年加强了和国外重要出版集团的合作出版。我们以国家重大科研成果为依托，以高水平的学科集群为主要方向，出版了高水平、高质量的英文版学术专著，加强外文版版权的输出工作，扩大英文版图书的出版规模；三是英文版图书走出去和英文版学术期刊走出去互动。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也是我们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加强了英文版学术期刊出版的步伐，和国外战略伙伴合作，组织国际化的编委会，创办高水平英文版学术期刊，实现学术期刊走出去。” 自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科学出版社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在中央部委出版社中率先完成转企改制工作，上述所提及的关于出版社财务管理的难点，在改制的过程中也逐步得到了梳理、完善、改进和提升。转自《首席财务官》作者：吕丹编辑：还津蕴
陈昕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对传统出版模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出版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了实现业务转型突破，我们必须在数字出版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加速在已经取得成果的领域培育更多的成熟产品，以期迅速形成产业规模。2010年的中国出版业，风起云涌，绚烂多彩。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工作全部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初现成效、中国出版业“航空母舰”已初具规模；融资渠道多元；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兴出版业发展迅速……中国出版业迈向出版强国的步伐铿锵有力。【出版商务周报】迎接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春天时间：【中国新闻出版报】推动科技图书海外“落地”——访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鹏时间：转自《中国新闻出版报》作者：杨为民
柳建尧认为，在数字出版时代，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介质或一部分介质，不变的是内容——永恒的优质内容。在专业出版领域，传统出版商只要跟上技术发展的潮流，坚守内容产业，在数字化出版的产业链中选取自己的位置，实现产业和服务转型，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仍然会成为数字出版的主导者。当然，这个过程中少不了与技术运营商的合作，是一种竞合关系。自1950年创刊以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以下简称“两刊”）刊载了中国科学家大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记录和展示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为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面对国际科技期刊业竞争的日益加剧，近十年来，由16种中、英文期刊组成的“两刊”期刊群为何能够健康发展？作为“两刊”出版单位《中国科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杂志社”）的经营管理者，我深切地体会到体制机制改革和办刊队伍建设是期刊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的关键，是“两刊”近十年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研究评价对SCI的重视和国外期刊出版商对我国优秀稿源竞争的加剧，我国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日趋边缘化，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我国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普遍面临危机。2003年，在时任《科学通报》主编朱作言院士的主导下，《科学通报》在国内率先采取编委责任制的办刊模式，实现了科学家办刊。2005年，时任《中国科学》系列期刊主编的周光召院士提出依托中国科学院学部平台办刊的思路。2008年，在朱作言总主编的领导下，建立了“理事会—总主编—主编—编委会”的新型学术管理体系，组建了由科研一线的院士、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组成的编委会，建立了编委责任制的审稿流程和高质高效的同行评议机制，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期刊的学术水准。近十年来，“两刊”各辑主编和编委亲自抓专题的组织工作，组织优秀稿源，努力使刊物全面反映国内外最新科研进展，引领学科发展前沿。通过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走进科研院校”、拜访重要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两刊”彻底改变了以前等稿上门的状态，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持续不断得到提高。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是期刊保持高质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十年来，“两刊”编辑的规模已经由十几人发展为目前的40余人，并且大多数科学编辑均具有博士或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具备较强的专业背景。高水平的编委会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高水平的编辑队伍又为编委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适应数字出版与传播技术发展的需要，杂志社经过两年多的调研、自主设计和开发，于2004年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在线投审稿系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编辑出版的服务质量和时效性。为进一步提高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2006年，“两刊”积极走出去，与国际最大出版商之一Springer出版公司合作。在全球主要科技论文数字化平台SpringerLink上，“两刊”的全文下载由合作首年的不足9万次上升到2011年的72万余次，其中《科学通报》一直是该平台被下载最多的中国期刊，被誉为“明星期刊”。数字出版技术的使用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不断地提升服务理念，通过周到、细致、专业的编辑出版服务，才能与广大科学家建立良好关系，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尊重和支持。在出版产业化发展方面，杂志社也一直走在前列，积极探索学术期刊市场化运作道路。杂志社于2006年转企，是我国第一家完成转制的科技类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以来，杂志社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总资产增幅103%；净资产增幅108%，平均每年增幅均在10%以上，实现了5年翻番，完成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总体任务。杂志社良好的经营业绩，有力地支持了“两刊”在人才引进、规模扩张等快速发展中所增加的成本，从而使企业逐步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办刊理念的转变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得“两刊”近年来在学术影响力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以体现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SCI影响因子为例，“两刊”中8种英文版的影响因子近年来持续上升，年分别有1种和6种期刊的影响因子突破1.0。2009年底，“两刊”双双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2010年，《科学通报》荣获第二届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中国科学：数学》（英文版）获得第二届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我们有信心通过不断地创新举措，突破发展，将《中国科学》系列和《科学通报》打造成我国科技期刊的旗舰。
柳建尧表示，社会对优质出版内容的需求是无限的，但读者的阅读时间是有限的。数字出版大幅提高了知识传播和应用的效率，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做好优质资源的出版工作，同时将适合的内容数字化。林鹏董事长在【光明日报】撰文：打造科技期刊的旗舰时间：
趋势五：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内容的主导者
聂震宁认为，纸质图书的出版因为数字出版的冲击，总量会有所下降，但应当不会发生太大的下降。纸质图书魅力无穷，她的亲和力和美感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需要人们慢慢去体会。有了电视台，电影院还在发展，此中道理是一样的。
聂震宁认为，政策和资本只是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基础性条件，科技创新也只是解决了传播手段问题，出版业的本质还在于内容创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十二五”期间，势必会有更多的出版集团在继续加大版权“走出去”和产品“走出去”步伐的基础上，加大实体“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实施本土化战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创新，要打造国际畅销书和品牌书，形成更大的文化影响力，这才称得上中华文化真正的“走出去”。
陈昕认为，当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扩展，使中国越来越深入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令中国经济这30多年的高速成长，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全世界迫切需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尤其是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图书在欧美开始产生了市场需求，这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创新从来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只有能够主导内容创新，出版企业才能在数字化大潮中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才能实现产业转型。在出版市场高度竞争和产业形态逐步转变的形势下，打造优质品牌，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而占有更多的内容资源，是出版企业掌握内容创新主导权的前提条件。
柳建尧认为，上市企业将通过资本手段，大力发展数字化出版和跨媒体经营等新型业态；整合出版资源，进行跨地方、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实行跨地区重组和扩张，推动中国出版产业进入到实业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进而实现快速增长的规模化经营时代。
聂震宁表示，北京地区出版业的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高。可是，集中度并不是集约化，集中度只是为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必要条件。要实现集约化经营，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遵循出版规律和产业规律。
王亚非认为，数字出版把内容策划和出版推到了更高的位置，传统出版的机遇在于内容有了更大的嫁接、运营和增值空间，可以让内容飞得更远、更广、更久。只要有好内容，就不愁没有好收益。数字出版不等于简单的网上阅读，不等于电子书，不等于都去做硬件，都去运营，仍然是资源为主，内容、版权、著作权争夺更加激烈，技术只能为内容服务。传统出版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提升策划度、创意度修炼内容，在于提高内容创造的“技术”水平，打造文化产业的内容芯片。王亚非表示，传统出版社与技术运营商将会进一步合作、互动。一方面，传统出版社策划、出版多元内容，技术运营商研发、应用多元技术平台和路径，两者在产业链上互为补充、连接；另一方面，做大做强的出版集团会逐步向技术运营拓展，实力及潜力突出的技术运营商也会向内容领域挺进。王亚非还认为，目前，传统出版社还难以成为数字出版的主导者：一是传统出版社尚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数字出版需要长远投入，风险大，会让传统出版社观望等待；二是传统出版社涉足数字出版大都依靠外部技术开发和运营商，没有自己独立的研发团队和研发机制，没有掌握数字出版的核心运营技术，自主创新准备和能力不足；三是人才缺乏，数字出版的节点在于技术及运营模式的研发和商业运营，传统出版社在管理和经营的各个层次都缺乏尖端信息技术人才，人才是传统出版社开拓数字出版业务最大的瓶颈。日，科学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召开创立大会，这标志着科学出版社在股改上市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年7月19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之后，经中央批准组建的又一国家级大型出版传媒集团。这也标志着我国出版传媒领域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的序幕已经拉开。作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的核心企业及上市主体，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采取融资、并购、重组等多种市场化手段，建成实力雄厚、主业突出、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国家大型出版传媒骨干企业。中华读书报采访我社社长――十问汪继祥时间：
趋势二：产业聚合速度加快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王亚非表示，在中央加大全面阅读引导的背景下，出版业必须在阅读内容、阅读模式、阅读体验三大板块上下工夫、做文章，即开拓多元化文化内容，开拓多元化阅读载体和模式，开拓多元化阅读服务和体验。这也决定了提升阅读的节点所在。王亚非认为：“面对多元内容、多元阅读模式和多元阅读体验，纸质图书的出版必然经受冲击、经历变革。”这种变化至少包括：一改变传统的出版模式。经营图书要向经营资源转变，出版是一种市场化产品研发，而不是“来料加工”，要立足市场和阅读需求，提升创意和策划度，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挖掘、创新，不断丰富阅读体验。二是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纸质图书的出版只是一次研发和应用，应充分利用图书的内容和版权，与多媒体和多载体进行拓展嫁接，谋求并实现二次或者多次研发和应用。前不久，“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任总主编、200多位专家共同编撰的《数学大辞典》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对这部集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权威性于一体，第一部由中国人自主编制的大型数学辞典的面世，科学界、学术界、出版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谈到集团“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完成情况时，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柳建尧感慨地说，《数学大辞典》前后历时5年，整个编撰出版工程难度大、参与人员多、校勘繁复，绝非一般著作所能比拟。荣获多个重大奖项柳建尧认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促进科学发展，是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数学大辞典》的出版，很好地发挥了出版人的组织策划能力，镌刻着科学出版集团出版人在“十一五”期间团结拼搏的足迹。200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被称为“中国植物资源国情报告”的《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打破了此奖项连续两年空缺的尴尬局面。同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好玩的数学》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100万地貌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家出版社一年内获得多项国家科技大奖，这是出版界少有的殊荣。谈起《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柳建尧更是感慨万分，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植物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四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心血结晶。在前后5位主编中，已经有4位主编去世，现任主编是94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他曾于2007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柳建尧介绍，《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和出版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全国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经过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的艰辛编撰，四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先后获卷册、科属或阶段成果奖192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奖30余项。同时，该书也是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世界性的。另外，科学出版社自1989年开始编写的英文版《中国植物志》也已完成。“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植物志》的关注与重视。”柳建尧说。他认为《中国植物志》所获得的奖项，充分证明出版业不仅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科学知识的研发和积累方面也能作出重大贡献，并提升了科学出版社的品牌，为集团的数字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生产传世精品力作柳建尧告诉记者，从人类文化发展来看，判断一件文化产品的价值，不是看它体量有多大，而是看它对后人的影响力如何，出版物也是如此。衡量出版的成就，归根到底是看能否生产出一批传承中华文化、推动科技进步、弘扬时代精神、体现国家水准、群众喜闻乐见并能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十一五”期间，集团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图书共53种（套），其中包括34套丛书（系列书）和19种单册书，另有电子出版物1项。这些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图书品种多、学科广，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图书的主题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同时也突出了学术创新、科技进步、文化传承、内容原创等特点。如《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中国软科学研究大系》、《生物的起源与辐射――华夏化石记录的启示》、《中国软科学研究大系》、《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共10卷）》等，作者全部为资深的科学家、本行业的高级学者，对社会重大问题及相关学术问题有深刻研究，这些书的出版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能产生重大影响，《数学专著系列（英文版）》等“走出去”产品对推动国内学科发展、显示我国科学家的科研水平、将我国在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有效地传播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快主业转型升级在柳建尧看来，这些重点出版工程实用与提高并举，积累与普及并重，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学科的发展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知识的系统传播和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科学出版社不仅出版了许多专业精品图书，而且通过对这些重点工程的策划、组织运作，编辑的专业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由此带来的品牌效应使他们承担的重大项目应接不暇，保持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态势。在竞争激烈的科技图书市场上，科学出版社的品牌在读者和作者中获得极高认知度，同样也得益于专业化的出版理念和精良的图书品质。今年是实施“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取得最终成效的关键一年。柳建尧认为，从集团的实践看，没有重点出版工程的支持，对一家出版社来说，很难出版一批集系统性、概括性于一体的重大学术著作。这些重点出版工程引领了公司的出版方向，对公司整体水平和品牌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重点出版工程，不仅为我国经济建设、科技进步贡献了力量，也为集团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集团做大做强奠定了基础。”柳建尧说。柳建尧表示，“十二五”期间，集团将继续保持这种出版势头，同时要加强研究如何应用这些出版成果，做好数字出版工作。“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加强数字出版，加快主业的转型和升级，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知识传播和运用的效率，提升我们的综合竞争力。”柳建尧说。转自:中国新闻出版网/报作者:王坤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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