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越来越弱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越来越弱
缘来零剧离
从天龙八部到鹿鼎记，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越来越弱？　　这个问题也是读金庸以来一直在想的问题之一，预计下一轮读金庸的时候会去整理一下各派武功的传承问题。在这里先简单说说自己的理解。　　1、不扣细节，按照时间关系整体的武林水平是呈现减弱的趋势。《天龙八部》里面会点穴的比比皆是，到了《鹿鼎记》、《书剑恩仇录》里点穴已经算是高手的代表了。而《天龙八部》里大理段世居家旅行必备武功一阳指到了《射雕英雄传》里已经成了并列五绝的神技，到了射雕三部曲的后期《倚天屠龙记》更是几乎失传。　　2、从天龙八部到鹿鼎记，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越来越弱？ - 匿名用户的回答是客观的事实。比如清代著名的评书作品《永庆升平》描述的就是康雍年间的著名武术家。而这些评书作品流传甚广，在现代也是为人们津津乐道。一方面相信金庸先生对这些作品也会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如果把六脉神剑、北冥神功、吸心大法、弹指神通这些神乎其技的武功放在与马寿、张广泰、童海川等人同时代的作品中，未免让那些熟知后者的读者产生隔阂感。　　3、虽然整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但在金庸小说中各朝代亦不乏与之前作品中绝顶高手比肩的高手。如《倚天屠龙记》成书时的张无忌，身兼九阳神功与乾坤大挪移两项绝技，又习得圣火令上的武功，一人便能与少林三渡比拼，其实力远超同时期其他顶尖高手，焉知不及萧峰、虚竹子等人？而身负独孤九剑及易筋经的令狐冲，《笑傲江湖》成书之时大有追及前辈独孤求败的趋势。虽然难以企及杨过等的实力，但亦可达到《神雕侠侣》中高手的级别。　　论据可参见金庸小说中武功前十位的人物排名是什么样的？ - 何明瀚的回答　　所以你以为武功高低与年代关系是这样的：　　　　而实际上，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PhotoShop 里用鼠标画点实在太麻烦了，凑合理解吧）　　解释一下：　　各个朝代武林的大多数分布还是集中在武功比较弱的阶级：所以《天龙八部》里有神农帮、无量派这样武功低位的人，也有星宿海一众跳梁小丑。这些人的武功水平放到后面朝代里也不会是主角那样的高手。而这些人在各个朝代都是武林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绝顶高手光芒万丈的时候，很多影响分布的高手的武功会被严重地低估。比如江南七怪为什么江南七怪武功不怎么高可名气这么大？ - 张佳玮的回答，江南七怪的武功在《射雕英雄传》前期也是能排的上号的，柯镇恶、朱聪的武功更是至少可以位列武林前二十。但是这样的武功在五绝的光芒下显得微不足道，以至于很多读者会低估他们的水平。而这些人正是处在红色阴影的范围内。代表了某一时代整体水平的上限而不是峰值。　　峰值往往成为作品的主角，却往往是脱离时代水平的一般规律。比如前文说的张无忌，其机遇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但是这些人往往特别耀眼，读者的记忆度很高。所以会产生某时代最高水平的误解。而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具备时代的代表性。所以红色阴影上方的一些蓝点可以是石破天，可以是杨过，可以是张无忌，甚至段誉、虚竹、张三丰这些人也在其中。　　好了，前面讲过作者成书的客观原因，也解释了武功衰弱的曲线规律。接下来我们从武林传承的客观规律去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　　各个作品中每个朝代的绝顶不世高手往往拥有不可复制的境遇。如段誉捡来的内力，如石破天歪打正着的内功，如张无忌学到的九阳神功……既然这些境遇都是不可复制，因此后朝再出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越是高深的武功往往越需要武学奇才。例如萧峰，原书明确表示他是武学奇才，所以才能继承降龙廿八掌。郭靖虽然天赋不行，但强在勤能补拙，加上境遇也不错（九阴真经，蟒蛇血），这才有降龙十八掌的传承。但是这种武学奇才可遇不可求，如果一代徒子徒孙里没有合适的资质，这门武学就会缺失乃至失传。相信六脉神剑就是如此。　　择徒的标准也会限制武学的传承。逍遥派收徒一定要长得漂亮和聪明，无崖子瘫了之后还要点破珍珑棋局才能传功。如果虚竹没有误打误撞，又在段延庆的指点下出招，无崖子一身的功力只能失传。少林派传绝技一定要出家，令狐冲若不是有方丈的慈悲心肠也是青年早夭。而且越是稀罕的武功越不轻传，紫霞神功连入门数十年的大师兄都没染指过。武林中又是刀光剑影，稍不留神师傅还没来得及传授给弟子就挂了。　　有的武功本身就不方便继承，譬如葵花宝典，想想后果就行了。而更多的高深武学风险也极高，稍不留神就是走火入魔。如此适者生存，最后能往后传承下去的就只能是基本的武功。譬如罗汉拳，练习又没风险，学的人也多，自然轻易地传递到了后世。　　勾心斗角的武林政治。即便是师徒传授，又能有多少穆人清和袁承志？武林中有太多戚长发，生生地把唐诗剑法教成了躺尸剑法。而即便是武术名家愿意悉心教导，也未必真正会教。刘培生如果没有小师叔袁承志的指点，又怎能领悟更多的华山武功。学得好的人未必会教，所以即便是武林高手也不一定能把自己一身的本领传给弟子。这就更导致高明的武功渐渐失传。　　战乱加速了武林的衰败。试想如果郭靖夫妇没有战死襄阳，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就不必费尽周折把秘密藏在屠龙刀里了。如果是和平时期，张无忌也不必避世海外。武林内部的纷争也是一样，五岳剑派本可以和平地代代相传。没有火工头陀的事件，觉远便能将九阳神功公诸于众。没有温家五虎，金蛇秘籍可能流传地更广泛。如果不是田归农的毒计，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两位当世大侠能有更好的武艺传承。而武林本身离不开战斗，因此武艺的失传也是客观规律所致。　　最后，所有的武林规律呈现的只是单人的战斗力。逍遥子到清朝固然无敌，张无忌与北宋的虚竹水平相若，在元末明初也是无敌的水平。但寡不敌众，任你武功再高也是架不住人多。单人实力相差数量级过多，就不会再进行单人比拼。所以即便是逍遥子来到清朝，韦爵爷拿红衣大炮一通乱射他也难逃一死。　　因此毋宁信仰个人的武力，仁者无敌，不战才是真正的绝顶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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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人士可分哪几种
09-04-13 &匿名提问
侠义精神 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 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 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 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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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贸易金融中心，在高度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运转着。香港的作家不能不受到商业机制的制约，这就决定了香港的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商业化特点：娱乐性较强，通俗文学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在整个香港文学中一枝独秀，有着重要的地位。 金庸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集新派小说之大成，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髓。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说神侠依碧鸳”等14部小说，并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为代表作。金庸把武侠小说从一个较低的通俗娱乐层次提高到了于娱乐中负载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价值信仰的较高的艺术境界，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成为雅俗共赏的成人童话，被誉为“香港三大奇迹”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小说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历史英雄观，即英雄上历史的创造者。金庸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说的方式演化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为英雄传奇小说，金庸武侠着重体现的是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英雄传奇首先要以情节为先，充分利用悬念起伏跌宕，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情节往往发展到无路可走，作者再绞尽脑汁想出出人意料的办法。其次人物要扁平夸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 号，但还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杰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侠义志士、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生与死的抉择中，价值信仰与个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内心高尚的品格。并且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百态人生，有豪杰志士、跳梁小丑，有野心勃勃争霸武林，有清心寡欲、无为无求，有儿女情长、多情多义…… 小说中的帝王英雄，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尽显风流，从而缔造巩固千里江山。以〈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鹿鼎记〉中的康熙大帝最为典型。铁木真从势力微弱到忍辱负重统一大草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铁骑踏遍草原。作者将一个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画的淋漓尽致。〈鹿鼎记〉应该是以武侠的视角来写历史的一部小说最恰当不过了，整部小说贯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丰功伟绩：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俨然一个武侠式的〈康熙王朝〉，可见作者丰厚的历史功底。 侠士英雄是刻画的最精彩、动人的，容貌上犹如“白马王子”又总能力敌万夫，势不可挡，既侠骨柔情又肝胆相照，很纯情但是仅仅止于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赏了，他往其中装了很多理想性的东西，诸如儒家的大担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内存空间，所以才会有著名作家王蒙读《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动之哭，才会有人认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与《天龙八部》。 这些侠士英雄在金庸小说中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为青睐的一种，寄托着作者的终极理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及《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具代表性。《射雕英雄传》中记叙了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战”，北宋的南大门襄阳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然而正是由于郭靖的镇守与保卫，才会被包围四年之久而没有失陷于元，延迟了北宋的灭亡时间。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到了北宋对元的反吞并战争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与一种社会责任感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乔峰又是另外一个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种大担当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身为汉人时积极阻挡辽的入侵，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又让他偏偏是辽人的后代，身为辽人则又竭力劝谏阻止对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迈的气度在宋辽之战中坚持着正义，最终悲壮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从美学角度来看，金庸小说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广泛地涉及动乱时代的生活领域。表现出了动乱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于源远留长的东方文化给予深刻的透视与反思，建构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说不象其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刻意追求离奇怪异的故事情节，盲目虚构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感。而是截取真实的历史背景，具有一种真实的艺术魅力。题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际。这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局势混乱，军事势力割据，因此便于建构一种“乱世出英雄”、“乱世英雄乱世情”的审美境界。 作者并且还在历史的 长河中撷取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历史的民间传说，然后再让精心虚构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纵横决荡，决战沙场，笑傲江湖，从而给人一种艺术真实的享受。因此读金庸的武侠总有一种读历史小说的感觉，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靖康之难、襄樊之战等事件，以及王重阳、丘处机等道家人物《；鹿鼎记》中的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顺治出家；〈书剑恩仇录〉中有关乾隆皇帝的出身的传说。在这一点上，金庸与19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历史看成是挂他的小说的钉子，以历史来网络他的小说，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具有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对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与本性，崇尚着一种豁达、明朗、有着道德准则与责任感而又不拘泥于旧的传统形式的自由。对三家思想发扬其光彩之处，丢弃其消极不足之处。 儒家学说尽管有宣扬封建正统、等级观念及纲常礼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存在。儒家的“仁”确立了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实践的出发点，充满了博爱的精神。“义”确立了行为价值的最终评价标准。儒家积极入世，强调社会的担当感、责任感和道德准则。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也是这一点，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亮点，绚丽多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义”的化身，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们都视仁义如生命，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对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固守一个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担当重任、临危不惧、忍辱负重，诚如孟子所云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见利忘义，为贪图富贵而视民族气节于不顾，身为汉人却认金人为父，狡黠善变至死而不思悔改，与忠厚善良、仁义正直的郭靖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两个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耻”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时时不忘的国耻又是杨康最为贪图富贵而又不顾的因而使整部小说负载了一种很深的思想内涵，而非一般武侠小说浅显意义上的恩怨仇杀，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说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淫的浩然正气，谱写了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以民族中的精英确立和显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中狭隘的爱国主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小说由一个层次的打打杀杀上升到了忠诚报国的艺术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国仇。在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持一种憨厚、朴实、忠诚的品质，永不妥协积极进取的态度，仁义至上的信条表现出对于大宋的一片赤诚忠心，从而构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维空间，并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郭靖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感人，一切利害冲突在它的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特别是与成吉思汗吞并大宋统一全国的矛盾冲突。茫茫草原上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执行知晓自己是汉人，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应屈从于蒙古人 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对于传授武艺的老师哲别的民族矛盾冲突也是如此，私情与国仇泾渭分明，坚持铁的原则，不屈不挠，充分显示出 维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因此，郭靖的爱国主义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表现的则是痴忠，同样具有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无论师父岳不群如何误会，甚至陷害，他依旧一片忠心不改，以致于致他于死地，令狐冲仍把他当作养父对待。 金庸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 对于佛家也颇有研究，通过其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但巧妙地运用佛家经典来贯穿组织故事，而且运用佛家思想来点化人生，阐明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解决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劝戒众生弃恶从善，放弃抛掉种种琐碎的恩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真、善、美的传统美德，用佛家 语来说：普渡众生。以《天龙八部》、《鹿鼎记》最为典型。《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八位护神。其中一个主人公段誉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与代言人，他从小就违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门规弃武而学佛，痴迷于佛经典故。段誉身上体现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迹，“善”字当头，“忍”字当先，虽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净土，佛祖永留心中。因为决不强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无私，心静如水，无欲无念立地成佛，尽管他不是佛门中人。另外小说中肖家与慕容氏家的矛盾从不可调和至妥善解决，恐怕只能借助于佛家，最终皈依佛门。《鹿鼎记》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书《四十二章经》组织串联起整个故事，并以顺治皇帝（即行痴）来渲染佛家的影响。但金庸对佛家思想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记》中顺治与康熙的相见，不过是以婉转|间接的方式轻轻地点击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金庸以极高的热情及传奇的方式密切关注着道教的发展。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当然这一门派或许是虚构的，名字是源于庄子的思想）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全真教（这便是符合历史史实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再至〈倚天屠龙记〉中 的武当派。用传奇色彩结合着历史史实全力描绘着道教的故事。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以内含的方式蕴藏在小说的丝丝缕缕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性格，洒脱、毫无拘束、狂放不 羁，正是道家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仙风道骨的形象体现与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国因循几千年的正统文化的一种叛逆，更是作者极力所建构的一个理想性格。令狐冲正是这样无拘无束，所以才被正统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过打破严格的正邪界线的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这便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质疑。在小说当中作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显示他们的背叛传统，譬如嗜酒、不循规蹈矩、结交“奸邪”等第。《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好赌、贪财、好色、胆小，俨然一个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却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的美好的东西——对于正统的叛逆，对于江湖道义的看重。义字可以说是韦小宝的核心品质，也是最有密度与质量的品质。尽管在他身上还汇集着很多的缺点，但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也是一个传统的叛逆。他的口头禅就是“迂腐”，反对一切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被认为“邪”，所以有“东邪”之称。然而作者却不这样认为，反之对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将他放置在一个纯洁无任何干扰的世外桃源———桃花岛中生活。黄药师性格豪放，不为世俗所拘囿，与一个年轻他几十岁的青年称兄道弟，体现出了人类rlie 本性生命力的张扬，这就是作者寄托他的反传统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以一个江湖意义上的“义”字为价值取向，追求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纯真。身在江湖，“义”字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封建性的东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成分—— 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儒家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有着不容否认的历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广泛地被民众所认可与接受；佛家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对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小说则汲取三家思想之精华，立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哲理、价值观、世界观。譬如金庸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招胜有招。 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化内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说蕴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借题发挥由一首古诗便能演绎出一个传奇故事。整体上规模宏大，情节结构波澜起伏，气势非凡，既武侠又言情，难怪台湾作家三毛评论金庸说“只写一个‘情”字。金庸小说的灵性在于，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观作为背景环境，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衬托，使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天合一的效果，产生动人心魄的独特艺术感受。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将中华大地的壮丽山河融入他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充裕、优美的人物活动空间，描绘名山、大川的种种风彩，讲述它们的文化与历史。作者笔下将祖国的三山、五岳、草原、海岛一一点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优美画卷中编织一个个惊心动魄又缠绵悱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风云，儿女之情长相映成辉，并由此产生一种壮美。以《笑傲江湖》最为璀璨夺目。五岳雄奇的风光，恒山的悬空寺，衡山的归雁楼，嵩山的封禅台，浩荡的长江，滚滚的黄河，尽纳其中。还有《射雕英雄传》中茫茫的大草原，带给人一种厚重、深远的文化享受。并且辅以琴、棋、书、画等高雅的艺术品位精心构思出纷繁多样的传奇故事，从而使整部小说显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种深厚的艺术底蕴。《天龙八部》中的枯容大师与四大恶人的棋局之赌，无亚子的真龙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书画“江南四友”，还有那一曲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构思也在于此，以一支乐曲组织全篇，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江湖故事。 总之，金庸通过通俗小说洞察了整个东方几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察与反思。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历史、虚幻、人生、江湖中贯通，从佛禅、老庄思想中得到解脱与升华。任自然而得旷达，由一瞬而转换为永恒。悲慨之中容有超脱，包容种种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合在开阔博大的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历史画卷之中，系于一个个爱恨悠悠的情节。金庸小说在一种阔大辽远的自然、社会的范围之内，完成了一种入世与超世、乐观与达观的深远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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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开始创作的《射雕英雄传》是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的丰碑。侠义精神成为作品的主题，金庸对于小说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得《射雕英雄传》成为武侠的经典。“无论是郭靖杨康，还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还是全真七子江南七侠，黄蓉周伯通欧阳克，甚至沙通天等小人物，金庸都赋予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华山论剑的五位武林人士，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栩栩如生，黄药师的张狂，欧阳锋的真小人本色，洪七公的正气，已经成为武侠人物的经典。”[1]从性格的角度看，郭靖无疑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载体。郭靖是金庸精心打造的一个完美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郭靖的出场却颇令人有些失望：他学话甚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郭靖的天资是不高的，但他有着自己的优点，刻苦、沉稳，富有责任感，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决不畏难退缩，自知愚钝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终于达到超群的程度。郭靖的“侠之大者”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过程的，拼死掩护哲别、豹口勇救华筝，就是他迈向大侠过程中蹒跚的第一步，由于母亲自幼的教育和江南七怪的谆谆教导，使他在童年中就对金兵的侵略充满了憎恨，武功既成，在与黄蓉游历江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遇到恩师北丐洪七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洪七公那里，他不仅学到了威力无穷的“降龙十八掌”，而且学到了洪七公的行侠仗义，以天下为己任的侠义精神。在游历江湖的过程中，郭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痛苦，那种关心民生疾苦，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绪更是得到了深化。郭靖在与金国的斗争中屡立战功，深得大汗的信任。郭靖攻破花刺子模后，成吉思汗承诺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如果这时提出辞婚的要求，大汗自然会应允，而自己和黄蓉的婚姻也就不存在任何情感上的纠缠，但是郭靖胸中以天下百性为本的大侠本色使他放弃了个人的小义而选择了民族的大义，这标志着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侠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金国既灭，成吉思汗的野心并没有停止膨胀，他交给郭靖的锦囊密令中竟然命令郭靖挥军灭掉宋朝。生为大宋的子民，又目睹了战争的残酷，郭靖自然拒绝从命，在母亲的安危与民族大义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在蒙古所拥有的一切，逃离了蒙古。在南归的中途中，他明白学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将自己的力量用在为“大众”的利益服务上，才是侠的根本所在。既已想明侠的根本所在，他做出了一生要为之奋斗不已的选择，助守危城襄阳。最后襄阳城破，郭靖力战而死，为自己“侠之大者”的光辉历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射雕英雄传》全书充分张扬着侠义精神，郭靖从一个懵懂的傻小子，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成长为一个大侠，成为侠义精神的代表。同样，金庸的侠义观也随着郭靖的成长逐渐体现，并在第二次华山论剑后将郭靖从武侠世界拉回了现实世界，并同时将他推上了历史的潮头，而贯穿全书的侠义精神也在最终得到了升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意味着金庸将自己的侠义观明确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靖是金庸塑造的第一个成功的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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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⑩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并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摇薄赋，解民之困厄。这使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侦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感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曲洋的十二三岁的孙女都不放过。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间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恒山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分，应该作具体分析。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倚天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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