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的反抗者：李景福采访记
大饥荒中的反抗者：
&李景福采访记（之一）
作者：杜治中&
来源：余习广博客
杜治中与李景福采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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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1~10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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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天，刚进入学校不久，老师中的右派，就被弄来在全校师生中进行批斗。
没有批到自己头上，虽然认为党号召大家给提意见，结果人家说几句话，反过头来大斗特批，有些过头。不过，社会上都说右派份子反党反人民，我也跟着说右派份子反党反人民。
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
学校要求学生帮党整风，并说：“党的政策要求一切爱国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校长作动员报告后，各人回到班上表态。我自然表示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当然也是表现的机会。当时，我没很好想过，为啥老师鸣放就打右派，就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再上课，只能在学校监督劳动。我总认定，党说话从来是说话算话，那些右派，一定是有野心。我从内心帮党整风，绝对不会错。
开始有人发言，人家说些什么，我没有听，也没开腔。班主任动员我：“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这些天来，怎么不发言？”我答复她还没想好说什么。班主任告诉我。“学校要组织鸣放大会，你对党这些年来工作中缺点和错误，都可以说。学校在于使你们认清正确与错误，弄清是非，使大家受一个教育。班上准备让你作大会发言，你准备一下。”
当时，我哪里知道，班主任是在完成打右派分配的指标任务，更没有想到老师会害学生。我以为这是共产党讲实事求是，要人提意见，好诚心诚意改进工作中缺点，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班主任给我谈话后，我很高兴，认为班主任很看重我，给了我表现机会，就认真准备起我的鸣放发言稿来。
45。我把这次演讲当着表现的机会。第一、第二、第三个人上台发言后，我是第四个。对着一千多名同学，我对这次发言有所准备，说起来滔滔不绝。我7
1958年在雅安师范鸣放大会时的发言提纲
（开场白）同学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鸣放么？没有。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能博采众议，让人给共产党提意见。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有如此的鸣放大会。才能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让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我提出下面几点，仅供参考。
一．我认为毛主席有个人崇拜。A、刚解放时，朱毛并称，四处可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现在只能挂毛主席的画像。原来可喊朱总司令万岁，现在只能喊毛主席万岁。B、刚解放时，经常听见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牺牲的结果，经常听见宣扬革命先烈的事迹。而今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英明。C、毛主席提倡不用伟人名字命名街道、工厂，是为了反对个人崇拜。然而，现在整个时代，命名为毛泽东时代，这对吗？
二．常言说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宣传，却只听说打胜仗，就没听说过打败仗。听人说朝鲜战争中，彭德怀还差点作了人家俘虏。这能说我们没打过败仗吗？宣传中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三．周总理是很有外交才能的，世界人都很尊重他，为什么不再兼外交部长呢？
四．现在的等级差别仍然存在。下面两首儿歌，十分说明问题。第一首是：“成都到雅安，马路宽又宽，要想找军官，去到苍坪山，一要金牌子，二要大盘盘。”第二首是：“嫁工人，票子长，嫁农民，晒太阳，嫁干部，守空房。”这是等级差别的反映。
五．有些人不懂法律，有人执法有偏差，有些地方，发生人命，却无人过问。A、某某并无血债，镇反中被镇压了，不合政策。B、某某受诬告，被判刑七年。后来查实，被告者被释放，然而。诬告的人，却没受到处理。C。我叔父被判刑五年，刑期应从被关之日算起，但后来却硬要从逮捕之日算，有半年就白关。D。有人结婚未到三个月就生了小孩，显然是婚前同居了。
六．有人对工作不负责。如荥经中学校长，常常不顾主要工作，而却忙于下棋。有次他到文教局汇报工作，看见有人下棋，就去看下棋，而把自己要办的事完全忘记。他平时要老师陪他下棋，通夜不睡，造成老师上课无精打采。于是，有人编顺口溜送他：“唐校长，真稀奇，简直是个相棋迷，一天啥事不过问，一心只管下相棋。”另外，某电厂，从不检修电路，电线在地上无人过问，我舅母无意中触到了电线，造成触电而死。这难道不应该由电厂负责任？
以上这些，是个人看法，不正确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我的发言大约四十五分钟，不时听见听众笑声。听的人津津有味，很有兴趣。以后几天，我认为那天表演很成功，十分满足。
第三天，鸣放阶段结束，学校组织反击，开始辩论。这时，有人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与右派一起，向党猖狂进攻。有人说我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有人说我攻击新闻宣传工作。他们问我为啥要攻击毛主席？要我当众消毒。
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振振有词进行辩论。学校进一步组织对我批斗。有人说我是变本加厉，是恶毒攻击，诬蔑诽谤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若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什么国家许多好的方面我没有看见，只说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有人高叫：“谁反对毛主席，砸烂他的狗头。”
我仍然没有服，说：“你们既是以理服人，是实事求是，就应当驳斥我，哪些话不是事实，哪些是造谣污蔑。这次既然是帮党整风，并没有叫说党的优点，而是叫提意见。若我是无中生有，没有道理的乱说，给我扣帽子，那还说得过去，我所说的哪些不是事实？鸣放要求我们提意见，并没有要我赞扬社会主义啊。”
反击者们狂怒了，以后再也不许我说话。我就只能听人家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顶一顶戴在我身上。一篇篇大字报像雪片似地飞来，一场场大会、小会要我作交待，要我说出我的动机目的，一篇篇发言要我深挖反动根源。
十六岁的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班主任怕我经受不住自杀，派班上生活委员监督我。白天黑夜都有人监视，就连解手也有人跟着。
我对此自然想不通，既要反省，内心又苦闷，自然茶饭不思，吃不好，睡不好。学校所有的人，都像避瘟疫一样避开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朋友，也离得远远的，人家怕接触到我，就传染右派病菌。
当时，我感到内心无限孤独和凄凉。我真没有想到，只是自认为一次得意的表演，会得到如此悲惨的结果。我恨死这位班主任。
我更没有想到，我这四十五分钟的大会发言，仅仅是我后来几十年苦难命运的开始。
我说“毛主席有个人崇拜”这八字，就象蛇一样缠着我，在我档案里留存几十年，我一直是被监管份子。
余：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李：当时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不应当走斯大林老路。
1958年全民动员打麻雀运动开始的。
那天，雅安在广场召开五万人誓师大会，广播喇叭喧天，大小红旗飘扬。会上，地委书记动员全地区人民开展“除四害”运动，称麻雀是吃粮食的祸首，要全民皆兵，对麻雀打歼灭战。
雅安师范学校的阵地，分配在雅安金凤寺山上，每人分配一个位置，一个星期，从白天到晚上深夜一点，哪个人都不准睡觉，连吃饭都是炊事员送的。
按照上级布置的打麻雀战术，要打阵地战，坚守各自岗位；又要打运动战，就是边喊边追。只要看见天上一只麻雀在飞，就大叫：“捉到！捉到！”并用弹弓或石头，向麻雀掷去。有的敲锣，有的尖叫，真的像发疯一样。人人弄得精疲力尽，喊得声嘶力竭。那些麻雀有的被弹弓打下来，有的成惊弓之鸟，无处可歇，还真有累死的，捡着死鸟的就去请功。
我没有捡到一只死麻雀，班主任说我思想有问题，抵触运动。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芦山修路、荥经烧炭。
我参加了芦山修路。因我人小力弱，每天在泥泞中，不知摔多少跟斗，脚趾也烂了，但没叫过一声苦，总是尽最大努力。然而却常常因为完不成任务，受到批判。
荥经烧炭，没再让我去。我留在学校里，为学校土高炉拉煤。五人拉一架板车，从观化拉煤到学校，三天一趟。这一年，很少读书。
以后的日子，无论我如何努力，总是批判对象成为学校搞运动的典型运动员。
&李景福采访记（之二）
李景福出狱后照
余：能够讲一讲你母亲饿死的情况吗？
李：我父亲死得早，母亲守寡，把我一手拉扯大。
我在雅安有个表嬢（姨娘——编者），我经常星期天去她家。59年11月，她来校喊我去她家，说她妈、也就是我二家婆（外婆，下同——编者）从荥经来了。二家婆和我家住一个村，她告诉我，我妈死了，要我赶紧回去。
我五内欲摧，赶回离开约半年的家。公社化后，我家属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二生产队。
大清早我回到家，眼前的一切使我大吃一惊，四壁全空，门、窗、家具，被洗劫一空，房子拆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个露天坝。
我感到天旋地转，扑到母亲睡过的地方，大声叫着：“妈妈，妈妈！”我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
叔父家挨着我家住，他家的房子还在。叔母走出来，要进屋坐。”
我问叔父：“幺爸（叔叔，下同——编者），我妈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
“龙生，你叫我如何说？你看我的样子，脸是浮肿的，脚是浮肿的，一按一个窝。你要问我什么病，他们说叫水肿，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有粮食吃，就会好起来。要我说，这叫饿病。你妈是饿死的！”他说我妈死了一个星期。
我责问他：“人死了一个星期，你们怎么不给我带个信，或发个电报让我回来，最后见母亲一面。我父亲死得早，我妈苦死苦活将我养大，多么不容易啊。她连唯一的独生子都没见一面就死了，难道她一点也不想我？”
“谁说她不想你？其实你妈死时清清楚楚，不要你回来，是她的主意。她昏迷时候，还多次叫着你的乳名‘龙生’。醒来我们问她，是不是给你发个电报，她却摇着头说：‘不，不要他回来，要他好好读书，不要耽误功课。不要误了他的考试。’她只要我告诉你，好好读书，她说总算将你养大成人了，总算没辜负你父亲。要你为你父亲争气，为李家争光。”
我大哭起来：“幺爸，无论如何说，你们应当让我回来见妈妈最后一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没见我，死前有多么痛苦吗？”
面对我的抱怨，叔叔很心痛地说：“孩子，让你回来见她一面，你能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她的性命么？你妈说过‘不要让我的龙生儿回来，跟着受罪’。她很明白，荥经饿死人这么凶，她怕你回来也跟着死在这里啊。她苦死苦活为的啥，就是为了保你这根李家独苗苗。”
叔叔告诉了我家乡大灾难的惨烈：
秋收，粮食都交国家征购任务了，社员一天二两打面茶汤。过不到十几天，食堂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就连面茶汤也断了顿。
人们饿得到处找吃的，吃鹅香草、水芹菜、牛楂口、绿耳菲、苣麻叶，蕨基根、蕨基苔、枇杷叶、茨瓜、糯米菜根、树皮、泥巴。
这么严重的灾情下，政策还规定：不准社员家私自开伙。凡有家里冒烟者，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反对三面红旗”，干部带民兵冲进家去，连砸带打，罚跪、吊打、捆绑，花样百出。
很快，乡亲们一个个浮肿、倒床、死亡。村上好多家全家人死绝。
隔壁郑烈文家，九口人饿死七口，儿子逃荒，女儿嫁人。管理区民兵连长杨友青，全家五口人，饿死四口，只剩下一个女儿，半死不活的。陈明义抗美援朝转业回来，一身力气打得老虎，断粮几十天，还是饿死了。
那时候村上的人饿死了四分之一，还在继续大量饿死人。
我母亲死于1959年11月，活了五十五岁。
叔叔说：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你母亲总还比我们好，她死了，总还有我们给她收尸埋了。可是，我这个样子，哪天死也不知道。到我死时，谁来为我收尸呢？这是在劫难逃啊。你别伤心，明天去母亲坟上垒垒坟，吊唁一番，也算尽你的孝道。”
母亲的一生，是为我牺牲的。想起她那些戴月披星忙里忙外的日子，想起有人劝她改嫁，有人劝她搬下乡去住时，她表现出来的坚决。无论什么艰难困苦，她都忍受了，只为我成有用的人才。
我家的房子拆了，母亲饿死了，我已经真正是家破人亡了。
当时我想：杀我生身之母，屠我父老乡亲，害我亿万生民，毛泽东的治国政策，仇比海深。
杜：你们公社反“瞒产私分”搞得狠，你了解情况吗？
李：我亲眼见到反“瞒产私分”的一个场面。
我给母亲上坟后回雅安。经过公社，看到正在开大会，搞反“瞒产私分”。我仔细听了一阵。
台上在批斗一个讲北方话、带眼镜、干部模样的人，他因说过荥经有地方没粮食吃，人们吃蕨基根、枇杷树皮，被打成右倾分子。台上主持人喝令他跪下，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冲上去就拳打脚踢，要他承认说的那些话是造谣，是攻击污蔑党的“三面红旗”。
他被打倒在地，眼镜摔在一边。但我亲眼看见他正气凛然地坚持说：“我说的是实话，荥经好多地方食堂断粮，社员挨饿，饿死了人。”他不畏强暴、坚守良知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当时我心里说：这才是人民至上的好官！
还有一个令我敬佩的好官。
荥经是所谓“和平解放”的，继卜毅民之后，刘恩为第二任县长，后来调到地委任宣传部长。
我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1953年六一儿童节，他接见全县少先队员代表，我是代表之一。第二次是1959年我在雅安师范读书时，听他做过时事报告。第三次是1987年，我到雅安地区科委办事，路上见到他。
1959年上半年，刘恩带通讯员到荥经。路过高梁湾时，见一个推鸡公车的人，倒在地上。这人是肖世福，他给我讲的。刘恩和通讯员上前抢救，将他救活过来后，问他怎么会倒在地上呢？肖世福说：粮食不够吃，是饿的。一路上还见到倒地的人，刘恩感到荥经问题严重，决定在荥经作一次调查。
在五宪公社调查几天，发现食堂缺粮情况严重，农民吃野菜、浮肿、倒床。他感到很沉痛，决定将调查情况向地委汇报。
当时陪他调查的人，是因在大矿山炼不出钢来被打成右倾下放到管堰的原副县长庹开云。庹开云对我讲，他曾婉转地劝刘恩说：“刘部长，你不要拿去说，这恐怕对你影响不好。就是要反映，也不能由你去说，应该由我们下面的人反映才是。”
刘恩毫不含糊回答：“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老百姓的。现在，老百姓这种情况，我能不说吗？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我们说实话，说真话。”
回到雅安，他将荥经县缺粮问题，向地委作了反映。
庐山会议，说真话成为滔天大罪，毛泽东把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在雅安地区反“右倾”三级干部大会上，他被打成“右倾反党”份子，在大会上遭到批斗和毒打。此后，又在全地区“巡回”批斗，尤其是荥经县，从县、公社，一直斗到管理区。
据参加过地区三级干部大会的人告诉我:大会点过刘恩的名，就把他弄到台上批斗。事先安排好的五个打手，都是荥经县的公社书记。他们对刘恩拳打脚踢，逼他承认：说荥经缺粮，是攻击党和“三面红旗”，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攻击。他几次被打倒，眼镜也被打落在地。但刘恩仍不屈地说：“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要说的话。”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
杜：你了解城关公社人口死亡情况吗？
李：刚公社化的时候，城关区叫红色卫星人民公社，下分青仁、同心、新南、蔬菜四个耕作区，所属16个耕作队，19个公共食堂，六千多人。59年冬到60年春，人口急剧大量死亡，一直延续到62春荒。后解散食堂，实行生产自救，允许社员开荒渡灾，情况好转。
但是，当年冬天又反“资本主义道路”，反“私开乱占”，把农民的粮食搜刮一番。年底的冬荒，持续到63年春，又发生死人现象。
王文才写过一篇文章：《城关区人民公社化回忆》。他说：从1959年9月，到1960年11月，城关公社共减少213户，减少人口1643人。他说，城关公社到60年12月，共死了1800多人。
杜：你是哪一年毕业的？讲一讲你工作后经历和看到的情况。
李：从59年到60年的大饥荒，学生粮食定量减少了，但吃城镇口粮的人，还不了解大饥荒的惨烈程度。
1960年8月，中专毕业，我被记一个大过，并延长试用期两年，到雅安最边远的山区县宝兴报到，又被分到一个很小的山村小学，大溪小学，算是对我的惩罚。
老师吃不饱，教学没精神。学生肚皮饿，还有饿病、饿死的情况，更不能安心读书。
大溪小学是只有一百多学生，分布在离学校十几里路远的几个小山沟里。由于饥饿，学生上学的人越来越少。一天，全校只到5个人，我班上只来了1个学生。
没有学生，如何教书？学校决定，请学生读书。我们八个教师，分成八条线路，去请学生。我被分派到十几路远的幸福村和麻柳坪，每天来回走三十多里山路。
公社突然决定，撤销学校伙食团，教师不准私人开伙，必须到公社所属各食堂吃饭。我们的22斤定量，最少必须在公共食堂买11斤饭票，分成30天，每天给三两，一天两顿。11斤粮，得60张票，每张一两五，30天才9斤粮。加上食堂炊事员克扣，一天3两不到，一月只能吃到6斤多。
偷偷从粮店买回11斤粮，偷偷在焦煤窑上煮吃。什么菜都买不着，我饿狠了，只好将上半年留下的红苕藤子用水泡过和着米煮。很快我就得了浮肿病，按一下手、脚，就有一个深深印窝。没一点粮食的农民，饥荒可想而知。
一天去请学生，到中午，走了十几里山路，我到附近生产队食堂，想买点东西吃，食堂两天没开伙了。我饿得汗水湿透衣衫，眼里蹿火星。在小溪边捧了两口清水喝，偏偏倒倒向学生家走去。
进门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学生的母亲一脸浮肿从屋里迎出来。我说：“阿娘，娃儿该上学了。”她答复：“老师，放他们一条生路吧。食堂两天没开伙，娃儿要上山打水茶子，不然吃什么？这个世道还读什么书啊！”她泪水滚滚而下：“我是老来走不动的人，不是孩子们去打点水茶子，挖点白泥巴，能活下去么？”
一股刺鼻香味传来，我再也无法忍耐，说：“好香啊！阿娘，在弄什么好吃东西呀？”
“对了，老师，还没吃饭吧？这种东西你吃得下吗？”
我说：“阿娘，怎么把我当外人看待，我有什么东西吃不下？”
她领我到屋子后面。一个八九岁女孩，正在破锅上烙着好象是白馍，我流涎三尺。
大妈从锅上拿给我一个，我狼吞虎咽吃起来，越吃越难吃，第二个就吃不下去，我问：“阿娘，这东西象吃泥巴一样，这是什么？”
她告诉我：“是白泥巴！”
当时我感慨万千。白泥巴，又称观音土。以前历史，书上说，人民在饥荒年吃观音土，我不相信。这时，我亲自尝到观音土的滋味。
宝兴的灾情，比荥经轻得多。但就这样，走村串户时，路有倒路尸，村有死绝户，人人不是浮肿，就是干瘦病，听得最频繁的惨事，就是农民饿极了偷青，被干部毒打的事情不绝于耳。附近一个孕妇饿得受不住，到地里偷青，被干部捉到，一顿毒打，还架起柴火，几个人抓住她的手脚，吊在火上烤。连伤带饿，这个孕妇惨死于非命。
比起荥经来说，宝兴的饥荒程度轻得多。我回到荥经后，听说吃人肉的事，到处都有。
杜：你在大溪小学干了多久？
李：待了半年，我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我真怕饿死在那里。
当时饥饿的人，只想吃饱一顿，死也值得。听人说新疆吃牛羊肉不成问题，那边招收工人。
那时候我印象中，新疆有无垠的草原，成群的牛羊，牧马的汉子，美丽的姑娘。尤其是想到牛羊肉，心里就火烧火燎。放假后，也没给学校打招呼，我就上了路，想去新疆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
1961年3月，四川已春暖花开，兰州仍冰川雪地，下着鹅毛大雪。一下火车，我就感觉寒冷，肚子饿，可身上没有粮票。东摸西摸，从身上夹层包内，摸出十六进制的四两粮票，想买一碗面。
甘肃的饥荒惨象，和四川差不多。面馆外几个穿得破烂单薄的乞丐，成群结队抢吃的，不仅抢馒头、饼子，就连刚从锅里煮好的面，用手去抓了往嘴里塞。这证实了我心中想到的，全国都在大饥荒。
&天气冷，身上剩下的钱不够盘缠。我想，新疆去不成了，赶紧回四川吧，买到广元的票。
从广元下火车，饿得天晕地暗，分文无有。正在饭店前望着里面转悠，一群抓盲流的联防民兵来查介绍信。我没有，被抓进收容所。
大饥荒中，四路封锁，外出乞讨者被当成盲流。到处查、抓外流人员，抓到就关进收容所。
被统治者治国方策逼进绝境的国人，就连逃荒讨口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残酷，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杜：讲讲你在收容所的所见所闻。
李：广元在川陕交界处，是四川门户。广元收容所是四川民政总局专门收容逃亡陕、甘、宁、青和新疆“盲流”机构。
收容所离火车站四里路，一个高围墙的大四合院，两扇黑漆大门终日紧闭。进去有一个二百平方米的坝子，正中对着坝子的高楼，住工作人员。侧边两幢低矮房子约十多间，关着那些蓬头垢面、骷髅般的被收容人员。沿围墙没房的地方，有一排排低矮的猪圈。
收容所有五个工作人员。所长是四十多岁的马脸瘦长汉，一个三十多岁嘴上安个金牙的大板板女人，是他老婆；一个二十多岁的油头滑面年轻人，捆人、打人；还有个四十多岁的麻脸医生。侧边是厨房，长得滚瓜流油的大师傅，掌管着盲流的性命。
围墙左侧有一道紧紧闭着的小门，送死人到外面才开。我进去时小门开着，刚送出一个死人。我被关十天，小门开过七八次，有七八个人死在收容所。
收容所不断将人收容进来，查清身份和地址后，再将人送走。
这里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但最厉害的办法，就是不给饭吃。
早晨，大师傅在院坝内大吼一声：“起床喽！”那些干瘦骷髅、蓬头垢面的人，就从各房间地面草堆里爬出来，在院坝集中，房门上锁。除在院坝走动外，就只有在屋沿下坐着。有太阳时，坐在三合土的屋沿下。下雨天，又冷又饿。
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大师傅小山似地在坝子中一站，叫声：“开饭喽！”“盲流”们就急忙抄起破缸子、破瓢、破盅盅、破碗、破帽子，排队打饭。无论人多人少，每顿都是大师傅挑来的一担看不见米的牛皮菜稀饭，一人一瓢，打完为止。
人多有七八十人，排后面的就连那一瓢也吃不上。人少有三十余人，一人可吃二瓢。开饭大家就往前挤，排队争吵打架，时有发生。
听人说，上面发的是每人每天四两粮。而吃到嘴是连米汤搅不浑的菜粥。在这里关上一星期，就感觉饿得没法；住上十天半月，就可能饿死。这里来的人、去的人不断，人死了连姓名都不知道，由其他“盲流”从小侧门拖出去了事。
管理人员尽力克扣粮食，养肥自己。胖师傅做饭，连猪食一起煮，担出一担人吃，剩下的是猪食。猪还吃玉米面和猪糠，管理者吃不完的馒头、饭、面，都归它们。吃的比人好，长得膘肥肉满。
一个十四岁的娃儿是旺苍人，经常钻入猪圈，与猪儿抢吃。一天，大师傅发现了，拖出来就拳打脚踢，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了，娃儿不动弹，才停手。大家认为娃儿一定死了。不料三天后，他又活过来。
我进去第一天没找着东西盛，就没有吃成那粥。好不容易用条新毛巾，与人换个破瓢，才有了吃饭家什。
我在那里呆了十天。进去时，带着手表，穿着棉大衣，在草堆里睡。醒来这些东西不翼而飞。
第三天，实在受不了，我大叫：“我犯了什么罪？为啥将我不死不活关在这里？要弄出去枪毙，我认了。我不愿不明不白关在这里。”
收容所从没遇见敢喊叫的，所长让他大金牙老婆吊起我打。麻脸医生见我可怜，求所长饶我。他叫我不要乱叫，免得吃眼前亏，并暗中答应每天给我一斤糠复散。
我在那里呆了十天，没有解过大便。幸好只有十天，成都收容总站就接人来了。
我和两个川西的逃荒人，被送往成都西门城隍庙收容站。到那里时，管理员给了我一钵三两的稀饭。进去我就不断地咳起来。医生来检查，说我得了肺炎，给我吃消炎药外，又给了一瓶止咳糖浆，我一下全喝到了肚中。
在那里呆了两天，一天两顿稀粥，每顿二两米，我渐渐恢复过来。
两天后，我被送到成都多宝寺收容总站，在多宝寺。这里一天有半斤粮食，早晨一两，中午、下午各二两倍。在这里我关了十五天，身体渐渐恢复，活过一条命。
逃荒路上死的人太多了。我同学赵君化，逃荒时被抓进收容站。他说是雅安师范的学生，收容站要学校把他接回来。他是荥经黄泥人，死在回乡的路上。我比他好，我回到了家乡。
余：你回到荥经，知道荥经大饥荒的灾情吗？
李：我回来时，死人高潮过去了，但灾情还是很严重。到处有浮肿、干瘦病人，今天这里死几个，明天那里又死几个。
1958年以前，荥经有九万多人口。到1962年，只剩四万多人。
余：你看到这场大饥荒的严重灾情，有什么想法和行动？
李：这时候，我就开始力所能及地着手打听、了解荥经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思考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准备采取行动。
我认为，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是造成这场大灾难的根源。
当时，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当时，我对他下了五点判断。这个人善于权谋，好斗性强。他打下天下以后，以运动治国，以阶级斗争、暴力治理天下。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更大跃进”
运动，当时正在搞整风整社、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不断，灾难不绝。其次，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反右运动，将响应他号召，帮党整风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再次，好大喜功，争霸天下，他发动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苏联搞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竞赛的人民公社运动，过来人都明白，他是要要称霸世界，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第四，妄想虚幻，主观盲干，人民公社就是他身上集古今中外乌托邦大杂烩，人民成为他实验的小白鼠。最后，唯我独尊，个人独裁。大鸣大放，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帮助整党，被打成右派；庐山会议，彭德怀说了几句大跃进的问题，打成反党篡权“右倾反党集团”。毛泽东的这些治国方略，把中国社会一步步推进大灾难。
余：这些是你当时的认识吗？你说出来或写出来没有？
李：是我当时的认识，但当时没有去写。灾难当前，我主要考虑的是要行动。后来在劳改队，我在构思《哲学探讨》这本书时，将上述观点，纳入其中。
杜：请具体讲一讲当时你对造成大饥荒原因的探究。
李：首先，大跃进以来的历次运动，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荥经是四川省1958年大炼钢铁的两个重点县之一，也是全国最典型的重灾县。1958年，四处墙壁上都看得见“超芦山，赶荥经”的标语。不过几万人的小县荥经，大炼钢铁，一下拥进二三十万人。这些人来，吃的、用的、烧的，都得靠本地供应。这样，从中共开国后开始有贮存粮食的荥经，一下被吃空。大炼钢铁，树木被砍伐一空。丁壮全部到钢铁第一线，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许多粮食没收回来。
然而，干部为政绩，一个劲向上浮夸粮食产量。烈士公社党委书记，将十几亩成熟谷子集中到一起，说是亩产万斤，不仅见报，人还站在谷子上面照像。
当时报纸上还有荥经人“向空中要粮”的报道，说荥经人敢想敢干，泥土装在沙罐或竹筐中，吊在树上，亩产六十万斤。
浮夸的结果，是高征购。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先交国家，再留集体的，最后才是种子和口粮。
高产高征购，各公社按上面定下的数字上报产量，虚报产量，征购任务就高。完不成任务，就说是基层干部和社员将粮食私分了，掀起反“瞒产私分”运动高潮。那些达不到高指标的干部，和曾经偷青、不满的社员，被批斗、毒打，要他们承认私分粮食，打到承认为止。
农民的口粮都交了。1958年冬起，荥经农民挨饿，吃蕨基根、野菜、野藤根、泥巴，庐山会议后，全县到处断粮，大多数人得了肿病、干瘦病，死人如洪水猛兽。
庹开云对我说，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姚青发疯似地搞反“瞒产”，把粮食基本征购完，大部分食堂，秋收就没留几天口粮。这是荥经死人那么多的主要原因。
庹开云说，荥经死人严重时，省委准备调五十万斤粮食给荥经，但姚青说荥经没有饿死人。他不仅不要这五十万斤粮，还说若是省委需要，还可调五十万斤粮食支援其它地方。后来姚青被判刑八年。文革中，又杀回来当革委会主任。
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走向贫穷好灾难。人民公社实行下级服从上级，一级压一级，一切生产、分配都几乎统一由公社掌握。生产队的粮食，完全由大队调动，生产大队的粮食完全由公社调动。富裕队粮食，无代价调给穷队，造成贫穷平均化。结果就是富队变穷队，大家一起挨饿闹饥荒。社员只能听从干部，否则干部将社员捆绑、吊打、扣饭、罚跪等。
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公社化后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制度。干部掌握粮食，也就卡住了农民的生死。当时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私人房屋被拆，人们都住到食堂附近。谁敢反对食堂，就打成现行反革命。食堂断炊，不准社员私人烧火弄吃的，发现就将弄的东西砸掉，人也挨打。人们只有等死。
凰仪公社是荥经县浮夸风高，征购高，死人数高，干部违法乱纪发案高的重灾区。
公社党委书记孙华桂判十年，副书记邱国华判七年，后来和我在一个监狱。孙华桂的罪名是“阶级报复”。他也是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打刘恩的五个打手之一。在公社打人、饿死人之类的自不用说，还用假枪毙吓死群众。1959年冬种麦子，饥饿的人们晚上就去地里偷麦种吃。有人报告，他就派民兵去抓。其他人都跑了，抓到一个腿脚不便的社员，送到公社。孙华桂说要“刹歪风邪气”，命令人把他捆绑出去搞假枪毙。枪是朝天放的，枪声一响，那人被吓死了。
这种种邪恶的罪行，在当时的荥经，罄竹难书。
杜：你是怎么到荥经和成都街上贴大字报，揭露大饥荒灾情的？
李：回荥经后，灾难还在延续，我的心长期不能平静。
我一直在想：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还在唱“三面红旗”高调，这是为什么？荥经死这么多人，中央知道吗？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我要尽自己所能，把人民的苦难和大量饿死人的真相，大声喊出来。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杀头的风险。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恐惧。但我反复给自己打气：与其饿死，不如为民请命，为追求真理去死，死得轰轰烈烈。人就是这样，执着地坚持己见，最终我就胆壮了。这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放开，只是想揭露饥荒和死人问题。
我先是想去省城，向省委反映情况，并将这些情况以大字报形式，贴在街上，让世人知晓。要杀要剐，我总算尽到点替人民呐喊的责任。
我开始做动手写《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对毛泽东大跃进以来所推行的国策，对共产党见过以来建立的社会体制，进行系统分析和批驳，疾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和平年代大量人口饿死大灾难根源，要改弦易辙，取消人民公社，分田分地，让农民单干。我认为这条路，是唯一救灾救民救中国的真理。
回荥经，我借住在表兄家阁楼上。一天，几个人在表兄屋里玩牌，被公安人员上门查赌博。搜查中，看到我写的《二十四条哲学纲要》和《论腐朽》，把我也抓走，关了几天又放出来。我成了公安机关监管对象，一切行动受到限制，多次对我搜查。有次搜查时，我抗议了几句，挨了警察毒打。
我要到省城去，就得摆脱他们的监视，还得作一些准备。当时，除国家供应的22斤粮食外，我什么也没有。没有钱，就得卖粮食作路费；没粮票，就得用粮食换；换粮票，要大队开证明；外出，要找公社开证明。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另想办法。
陈宗海是我同学，家里死得只剩下他，我搬去和他住。他手很巧，会雕公章，但这时没力气，木刻公章刻不动。我找两块肥皂，让他帮我雕了个生产大队的公章。没有印泥，我找到当时当会计的同学，要来印泥。我盖了三张空白证明，开了一个证明去换粮票。第一次，换到五斤粮票。第二次又去换时，人家就说公章是假的，对我追问。我承认是我私刻公章，说用这个条子，只不过换点粮票，有什么大错。粮票没换成，对方收了那张条子没再追究。
粮票不够我也要走。日，我将供应粮中的西昌豌豆炒了三斤，背在背上，离开荥经。到雅安时，已经天黑。
22日，我买票到了成都，身上背的粮食已经吃完。在盐市口下车后，身上还有粮票，我到竹林小餐美美地吃了一顿。下午，我在笔墨商店，买了笔墨纸砚，二张白纸，铺在地下，开始写大字报。
我写了三张大字报，用诗歌和顺口溜形式写的。
余：你还记得那三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吗？
李：在监狱里，我交待了无数次，哪会不记得？
&一张是五言诗形式，还记得有：“堂堂成都地，活活饿死人。天下这样大，不能容一人”等词语。
一张是新诗形式的“求死颂”。
我并非道地的傻子，
随随便便前来送死。
死，当有死的价值，
死，当有死的意义。
人生自古谁无一死，
生生死死是自然法则。
生死意义各有不同，
有的有声，有的无声无息。
我不甘寂寞而悄悄死去，
就变成一个戴罪的奴隶。
要问我有多大罪恶，
只不过说了平凡真理。
千百万人因饥饿死去，
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亿万人已成为奴隶，
还说什么人民的权力！
我要将真理公诸于世，
统治者就害怕得要死。
他们动用所掌握的权力，
剥夺了我应有的说话权利。
为求光明与正义，
即使死我也得坚持下去。
他们给我加上种种罪名，
将我关押、逮捕、判罪。
镣铐，只能折磨人的躯体，
镣铐，摧不毁不屈意志。
我定要坚持人间正义，
他们或许要将我枪毙。
死，有什么可怕，
只要能死得有代价。
大丈夫虽不能流芳千古，
也当要扬名于天下。
愿将头颅抛在大庭广众里，
愿以热血写就光辉史诗。
愿用生命捍卫真理与正义，
我愿为人民牺牲一切。
他们自称有了不起的真理，
是战胜一切的锐利武器。
为什么不能让人自由评说，
是非好坏让人自由辨别。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最有辨别历史是非的权利。
究竟我与他们谁是谁非，
历史，定会作出正确评议。
蝼蚁尚且想贪生，
难道我就真的不怕死？
但是，人间若无流血牺牲，
又何来人世的真理与正义！
或许我就要死去，
上面的小诗是我的绝命词。
我不会再有别的话说，
只愿将此诗公诸于世。
高傲而虚伪的统治者，
敢不敢于公开此首小诗？
你们除了镇压和欺骗，
还能以什么维护统治？
还有一张，是七言顺口溜，题目是“请求枪决早投胎”：
枉读诗书十五载，
满腹文章对谁来。
只因怀才无机遇，
遣返回乡把荒开。
身体单薄无劳力，
衣食无着实难捱。
为了求生先求死，
特地到此省城来。
写下歪诗述不幸，
请求枪决早投胎。&
我先在盐市口写，就有人来围观。我怕没写完就招警察来，转到青年路和八宝街写。我将三首诗大字报写完，正是下班时候，街上人多了，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我顾不得找地方贴，就在那里朗诵起来。
警察把人驱散，喝令我跟他们走。当时我豁出去了，随他们如何对我。
警察将我带到一家旅馆，买一份饭来给我吃了，要我在那里住下。他们告诉老板，不许我出去，如果我要走，必须等他们来。我大叫：“放我出去！”没有人理。那晚，我什么也不想，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刚亮，我要走，老板挡住我，他说：“你昨天是听见的，无论如何，都得让我们脱关系。你必须等他们来了才得走。”不久警察来了，领我吃饭后，将我送到了收容所。
当时我知道，进收容所了，就是把我当成遣送人员，不会杀我或判刑，是要送我回原籍去，我的目的没达到。我想：就是死，也得死在省城，让更多人知道荥经的情况，才算死得轰轰烈烈。
在收容所刚吃完饭，我就将饭钵摔在地下，大叫：“这是什么世道？你们若要杀人，将我弄去一刀杀了就是。何必将我关在这里，一天三两米的饭，弄得不死不活，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那些被收容的人都惊呆了，都离我远远的。两个警察将我关进一间房子，按在一条长凳上。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过来，对我作瞳孔放大。他们是将我当成精神病人。于是我大声叫道：“用不着测试，我的神经清楚得很，我不是什么神经病人，不是神经病人。”
无论如何呼叫，测试照常进行。后来我明白，那种情况下，无论我是否是神经病，都得说成神经病，以证明我说的是疯话。
我听人说过，苏联对待政治犯，不仅有劳改集中营，还有许多精神病院。政治犯关到精神病院，同那些精神病人一起，不疯也会疯。什么真理，都会被人说成疯话。我不仅不能死得轰轰烈烈，结局还将很悲惨。所以我不敢再开腔，任人家摆布。
我没当成精神病人，要送回原籍。
大饥荒中毛泽东国策的反抗者：
李景福采访记（之三）
余：我为什么用这种形式，而不是用文章的形式写？
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种形式朗朗上口，好记好背，容易传播。
那时候，像我一样上街写大字报，揭露大饥荒的人有不少。和我住同一个院子的王怀春，是个五十多不到六十岁的老汉，读过私塾。1959年春，他以顺口溜的形式，将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和大饥荒以来，农民遭受的苦难，写成大字报，贴在荥经县城大街上。我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句：“二两清油不够点，竹竿弄来都烧完；三尺布票不够穿，一家各人穿半边。”
我还有一个荥经中学的同学，叫钟道斌，是城关公社的人。59年大饥荒中逃到青海，找到工作。61年家里死人了回乡，了解到荥经饿死人那么多的惨况，就刻成传单，在会青海的火车上，沿着陇海线，一路向旅客散发。被捕后判20年徒刑，关在青海西宁皮革厂。他释放后回荥经，我们重逢，谈起惨无人道的毛泽东时代大饥荒，唏嘘流泪！
杜：你是什么时候送回荥经关押的？
李：在成都关了三天，雅安收容所来接人。雅安收容站在工人俱乐部内，收容人员像犯人一样，全付武装看管，稍有不对，看守就打。
在那里待了三天，被送回荥经收容所。押我回荥经的，正是初中时低一年级、爱与我辩论的张家勋。这时他是警察，我是阶下囚。他在我面前显得很高傲。不过，我并不自卑。他瞪我一眼，我瞪他一眼。
荥经收容所在官田坝兰院子内，由荥经公安局和荥经民政局共管。在这里，县公安局负责的吴焕堂，叫我母亲姑婆。民国时，他在法院，每星期六都在我家吃饭，被盖都是我母亲洗得干干净净，装好给他。这时他装不认识我。民政局还有两个吸血鬼，一个是一只烂眼而人称的蓝“偏花”，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罗伟谊，先后贪污收容款达八百多元，粮票数百斤。事发，判刑八年。我们关在一个劳改队。
我被关进一间大屋，除吃饭放风外，整天锁在那里。
名义上一天两顿吃三两粮，实际只有一点米粒子的稀粥。关了两天，我都要饿晕了，我感到，他们是要将我饿死在这里。那我的追求的真理、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意愿，都会化作虚幻。
这时候，我就豁出去了，干脆闹大点，杀身成仁，名壮青史，成为毛泽东时代反抗的烈士吧。要制止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国策，必须有人敢于杀身成仁。一天到晚，总是这么想，杀身成仁的求死心，越来越强烈。
余：哈哈，心理学称之为自我引导观念，形成思维定势，持续强化心理，严重者就成偏执症了。
李：今天想起来，那时候，我一心想杀身成仁，差不多就到了你所说的偏执狂程度了。
我天天在牢房里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还慷慨激昂地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发出自己的吼声！”
激动起来，还天天破口大骂，高喊“打倒法西斯！”甚至公开呼喊：“人民公社饿死人！”“三面红旗杀死人民！”“打倒毛泽东！”。
我认为，这样他们就会枪毙我，我就会死得轰轰烈烈。然而，无论如何吼叫，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理睬我。我的求死之心，是执着了。
年夏，荥经小麦获丰收。院子里住的农民收麦子后，就在院子打。我一天两顿稀粥外，什么也见不着。饥饿，真是难以抑制。我出来放风，见到地下洒的麦粒，竟然像鸡一样，一颗颗捡来吃。
那天放风，吴焕堂来了，我就问他：“你们讲不讲理？要杀要剐弄出去当众杀了就是。何必将我关在这里，不死不活。你们不敢公开杀我么？我恨不得与你们拼命！”他冷笑一下说：“你敢拼命？对于你这种反革命份子，我们绝不会手软。”我有气无力地向着他靠近一步。他端起步枪，几枪托打把我打倒在地，将我使劲捆起，丢到屋内，捆了一整天。我在劳改营二十多年，这是捆绑最重的一次。
就在这天，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将我的情况，带信给了陈宗海。当时他全身浮肿，走路很吃力，仍然走三里多路，端来一钵稀粥。我被捆着，他一口口喂到我口里。对此，我终身难忘。
我不愿无声无息地死，认为那样死了不如一条猪狗。还得想办法，正大光明、轰轰烈烈干一番。
我不再大吵大闹。收容所也闹怕了，看我变老实了，派一个姓洪的民兵，每天不离地看守，让我在坝子晒半天太阳。
人身失去自由，思想不能失去自由。所谓人一上道，就刹不住车吧。我的思想，一天到晚在放风。
我认定，这些年的大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国家没有粮食，人民大量饿死，是生产上不去，农民无心生产，就打不出粮食。其原因是：一、大炼钢铁运动，劳命丧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二、官吏虚报浮夸，违法乱纪，农民比奴隶还惨，哪里有心干活？三、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把多的拉来补少的；生产队干不干、干多干少都一样，谁还会积极干活？集体生产的东西不属于自己，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如何搞得好生产？
学政治经济学，知道生产力必须适应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发展。我考虑再三，认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与我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根本不适应，已经形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必须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使生产提高，人民才不会挨饿。
可是，从所谓解放以来，共产党就把走集体化，当成全国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一步步地走过来。我的提法，不是搞倒退么？
怎么才能使我的观点，包装得能够突破政治禁区，为世人接受，而造福人民呢？苦思冥想，终于想到搞“包产到户”。当时，我的方案考虑得很具体：集体播种，分片管理，定产定量，超产为个人所得。而且主张每年将土地重新分配，以免有些人占肥沃土地，有些人土地贫瘠，而不能体现按劳分配。
在快饿死的情况下，不去想自己如何活下去，而是想着如何为国献策，以救民众于水火倒悬，我是太天真可笑了。
余：这个主张，有机会表达吗？
李：机会是人找的。我也在想，没有纸笔，如何将我想的写出来，让人们清楚，给国家指路呢？无论如何，都得想法离开收容所。
当时我病病歪歪的，于是向吴焕堂提出要看病。
第二天，姓洪的押着我去医院看病。我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到医院，开了些药，医生给我打一针葡萄糖。隔天，又押我到医院。打针后，我的精神稍好一点。原路回来，到县委大院门口，见县委书记乔长玄正在走廊上。我认定这是机会，一下冲过街道，向县委大院跑去。
我抓住乔长玄的衣角大叫道：“你们共产党讲不讲道理，若是认定我有罪，要杀要剐，就该弄我出来正式宣判。你们得让人民知道我是怎样死的，我为什么而死。你们不能对我黑办，将我关在收容所里，不死不活，最后将我饿死。”
乔长玄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别人拉开我，他就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派来姓汤的股长，要我先回收容所，说问题很快会解决。我又被送回收容所。姓洪的用笤帚将我一顿毒打。
第三天晚上，汤股长来对我做第一次审讯。他怒气高涨地训我：“根据你从成都到这里的表现，是十分反动。你为啥四处咒骂共产党？你就没想想，你是人民助学金培养出来的？共产党没有半点对不住你的地方。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反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历朝历代，都没有消灭剥削，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消灭剥削。你为啥不去看共产党这些伟大的一面，而是抓着我们短暂时间的困难，抓着目前灾害，予以大加攻击？”
好不容易才有说话的机会，我毫不含糊地长篇大论地反驳：“我没有攻击，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从小学的是共产党的理论，知道共产党说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这些年来，尤其是反右斗争以来，共产党是否改变了宗旨？大跃进，根本没按客观规律；大炼钢铁，劳命伤财，人民公社，弄得民不聊生，粮食没几下就被弄空。然而，干部们却一个劲地浮夸政绩，一个劲地向上虚报产量，根本没把老百姓的生死当做一回事。干部严重地对农民捆绑吊打、扣饭、罚跪，这些是在为人民么？一平二调，阻碍生产的发展，多快好省，又要好，又要巧，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可能的吗？人民公社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这样人民不挨饿才怪。因此，这次灾害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上述诸方面，就是这次灾害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就应当检讨政策失误，改变这些错误东西，才能避免灾害继续。然而这些年来，不许人说话，更不许人说真话、实话，谁说真话，就成右倾。这些错误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说是促进生产发展，这是真正为人民吗？若是真正为人民，就得改变上述政策，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现在作法却不是这样。再说消灭剥削，旧社会雇工受地主剥削，到了年终，总还有点粮食过年。现在农民一年干到头，却在挨饿，这是为什么？”
姓汤的想不到我会说出这一番话。他很是尴尬地反驳我说：“这三年，主要是自然灾害，是天灾造成。加上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硬逼我们还债，所以，我们不得不勒紧裤子，以还苏修的债。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作得不够好的地方。但你不能抓着一点，就对党进行攻击，就以此否定党的正确性，你这不是与党同心同德，而是与党离心离德。你这是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口气转轻些，又说：“但是，我们考虑你岁数年青，容易激动，准备宽大你，放你回去。写个深刻的检讨，我们放你回生产队去。”
我怎么会写认罪书？把头一抬，胸一挺，说：“我没有什么错，为啥要写检讨？再说，放我回生产队，没有粮食，仍然会饿死。你们公开审判好了。”
双方谈成僵局。我没有写检讨，他们奉命仍将我放回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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