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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errors.1 阔阳飘志识苴十郊肥举人陆继辂了盖一洛阳县知县魏一装臣继职官表上2 留守可隶翻树井咄尹附伉湛池蝇嫌删酣雌关关显翻关一伪川隶校尉史官亦仍其称焉汉张禹鹤嗣黼飘卧畅敛昔缨甸藩鲍宣俨依鳞驸乘郭庚和魏削亢哀安苟颓媪渐孚怀远郭霸办薛昭3 韦虚心土康召驯午贞舂祖与王调宋嫔宋意张丑蝶说郑据边雕束师摄一国一徐防郭骥张志封一公孙强凿得呵4 苗晋卿京观应顺卢奕一隐轻奋李证显骊骊畅郭子仪尔窥邓豹制佩征东广河间八司新野人一簟涉陈殄曹社《骤骆业》1 路嗣恭空雄田散谢耽颐禅洲冀柱钜愿调梁不疑虽辑演转束裴谓赵峻冯亲2 卢正已周虽房植3 顾少连千滥梁荫4 麒翻喾亢隔江水刘佑5 权德舆祝恬霍谓6 7 8 9 杨于陵到祜邓万世堂绛士畅水轩诰坟虹一郢鸿惭留字校尉掌雠爻妾寿害童宏严窟谓斗八显恻一则李逢吕携骊办辅拇删测华辑今独鞭应奉关祸酣酬酬止借儒李膺删鸿静鸠酬刘料张忠段颊10 一弥夏翩雕酬邢删绳工寓例避11 孳黼画一黼柳仲郢黼隶南时义关关酬人滴禅明盖盖父束一三青耆弓驸贲穿李门之骊神拾吠懿记酬翻酬酬关渊祈惭斛从关雕燎称窦川制制嗣谭谢里魄王祥一军昭告具星谐假东有鉴黼卢从愿织了12 黼东刘杀一一国魏将伸哀侯骊张献恭细司马芝一似土精削刘端令狐通一蹄表潜纲留记玉为河南班第五琦吕粹帐一袁亮王纪纲尽嗣懿万年人东匿琼襄挂留守尸京漠人由洛阳胶贾尸人迁河甫尹定州人见渊13 钟类谊口补外王种一东都只尹见渊社寺一翘爵补驳骊儒14 击州让八汁这人田光禄枣都留守一韩河南尹一马卿点门年人东良厄留守莒言尧造略一酬则15 李蔚弓王恂崔宏礼夏仪和称览昔河束卧束阮武16 人乐广五代王宏张宪孺碎畎鄙副留锵辈橹17 杨光远丑张从恩酣洲住匿刘询18 安彦威19 盖弃庾俊刘默纲一张髦20 淳二周馥21 事李舍寡酬渐观弗22 吴廷祚驯鞭耽愿华苍吕蒙正辅23 林特柳驯刘实24 卿绅阶乙纲弓补25 正佑基金屑王醒散乙召幽调魏浚例雕帆熙远范纯粹华瞻蒋堂一牡巍入书助睡揖人以寸西京河南丑26 体异奚康生27 28 李情臣一冗融29 社骊景刘正夫雕翻30 丑甄琛亩兀晖31 32 封霍休传慎微杨宽乾石烈执中韦佑庆山奴李浆龙早兀典杨被僻谏鹊革研锯种谷土刺樽阴一由转观牙撒堪灭陋刚制辟孝虽酬翠书薛辩疆醴同33 34 羊雄35 36 37 郑道元38 39 40 慢普惠41 42 43 44 堪蒲45 46 47 赵庄果48 49 50 齐壬陈51 52 南尹53 54 夕55 韦凑56 57 58 李杰59 60 61 萝构62 偃师人63 河南尹64 贤揆65 体酉人进66 土河南尹67 孚适之68 恒山愍王孙69 元甲为河甫70 表竟71 血壁吕八河甫72 复篇东都副73 宇74 奋朝宪75 一亢人76 逞月拜77 李饷陷78 79 两禅尹80 粮雠比81 82 83 辕理佩84 85 互86 襄迥87 污甫88 尹89 裹敦复90 91 92 93 94 95 筐斋物96 97 98 杨巨99 100 101 半勉102 103 104 灵禹卿口105 106 详伯连107 啸重108 刘虹109 110 111 辟据112 113 114 表谓115 116 南尹117 严郢118 119 120 张廷赏121 122 123 辟圭124 125 126 127 赵恐伯128 柯南129 召130 壮辞跃131 132 133 卢正已134 洞南135 尹136 郑瑜喻137 138 即拜河南尹139 崔纵140 141 卿权142 143 144 碎戎145 一十所骨抗146 张正芒147 江重148 尹149 八馀庭150 151 152 虿153 154 155 师孟霍156 157 158 祸士姜159 160 161 莹八162 163 164 165 166 择韦执中167 丑台一巍轴复见河南令168 169 兽一宝刚雠细霞心在希逸170 谗涧祸一响工恭著霞比陵171 172 南尹173 174 孟质175 176 177 李绅一178 179 瓜蓬180 181 182 孚待价183 河南184 尹185 蓝贞186 乏187 九去川188 189 敬昕190 河束人191 河南尹192 卖诘勺193 蓍石194 纵孙河195 南尹196 柳仲郢197 华原人198 河南尹199 曹确200 阿南人田中201 权河南尹事202 曹汾203 雄畜甫中书204 舍人出为尹205 莒颠206 河南尹207 簟漠208 仕陆久孟山驾口209 东都迁河临斟210 阳授211 由洛阳令出212 为河南尹213 凭避214 证符初为唯215 河南尹216 验一义217 惮州人218 济南尹219 宅髦一220 项二奸221 沟宗时为222 柳南尹223 224 苏震225 226 人227 唐昭228 晋昌229 人230 宋恭231 裴怜232 233 234 玉右235 川鲜说236 237 238 239 240 王凝241 242 郑叔则243 244 245 补246 薛播247 248 249 郑医250 251 252 闷253 李讷片254 255 256 257 韦贯之258 259 南尹260 鹤纤261 王蟠262 赵隐263 264 265 李源266 267 见季澄等户补268 萧哭269 270 帜建筑瑜疮南271 社272 郭英叉273 274 275 积276 杜黄棠277 278 279 辅280 玺红圭281 翼石282 283 284 丑代285 孚从荣286 287 288 半从厚289 290 291 半重英292 293 294 朱守殷295 296 297 298 299 300 张筠301 302 303 景延广304 305 306 同拱307 308 309 末310 脚守信311 312 令行河南尹313 云一314 赵书注315 316 317 土畴318 河南319 尹320 探昭远321 322 323 孚师中324 楚邱325 人326 金327 蒲察干论328 天德329 330 331 332 石古乃333 334 335 少尹336 唐337 李视338 339 340 李澄341 342 343 屠贝休344 345 346 张仲方347 348 349 常秉350 河兰351 少尹352 翟谨353 354 355 韦丹356 357 358 359 360 361 男362 363 364 365 装缕366 367 368 369 370 景廷之371 河南372 杏尹373 口邦慎374 师甫375 七尹376 匕海骊只377 凸蠢孤绪378 379 竞璋380 381 382 葬书蛊383 副超啸一384 385 386 兰387 权蒲甫388 389 河南390 少尹391 孚检392 河南393 士毋394 孚则395 396 397 张嗣襄398 399 400 于盐态爪401 402 403 卢游404 405 少尹406 早士则407 408 409 豆卢署410 411 412 表413 补414 苗丕415 416 417 亢修418 419 卢懿420 421 穗422 表济423 424 425 426 诘懿袖427 立代428 杨昭侈429 430 为河南少尹431 朱432 阮骏433 434 435 日虑436 以437 438 州禹归祸黼李翱汉吴公眉调李绛县州狄仁杰暗谨州圃恬猷浦仕令狐楚工温舒牡景佳439 办备禅辄张知秦过骊山荆绣卧河檀宋之谅翔巳诲击本助子归白居易菽延年月则知山丑酬酬酬排龙元棋召信臣许安仁440 点谢则佩宁宗开巍相辞丑办黼祖绩嗣东韦元成孙蝉熊洲岫元与福州酬惭封忙441 纵细台箫黼关关七珠芥苏细州陇睡土崇灵由孙冗出李顺孙南镇抚诸岫费义帐应诰韦商臣注奴雌洲绣婢洲寻伽竖加一诬一于鸿台吝臂一裂卜匕南巍四帖阶口川劣里心辅而删气咽烂陈盐典王昂缚树一株鸿憎酬饿惭雌任廷薛酉桂轴脾一酬黼张鹏翰清虚一房象乾岫离轴刷蝇宝糟睡国朝翟镐裳休宝延郑伟442 岫443 片澜健左右事敞径中虽444 一丑任维贤李圭诬施睡坟轴骊445 慨翻黼雌一刘怕虾斤翻辄杨僚期赋雠陛州腑李陨陇三川吐补酬删酬酬更侯宗之过判一吁蒯郸叶黼开佛目岂丑副坎尸文李建康匕佑刘昌言驯翻星窍树川观雌苏状魄李建中唐铸师冯道细禅筮依昭观谁啼关弛雍王宦咸藩庸暴容镜燕肃446 酬童构翩黼黼宋敏求牟朝宗轲东用北朝湖绛447 448 449 李鞋毛修乏肄纠芦士故施韵梁襄450 了数语而简手头甫宝腊比陛破六韩常朋川啼孟墀: ctp:ws639433Enjoy this site? .Site design and content . When quoting or citing information from this site, please link to the corresponding page or to . Please note that the use of automatic download software on this sit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nd that users of such software are automatically banned without warning to save bandwidth. Comments? Suggestions? Please .我的故乡在哪里
&我的故乡在哪里
&——写给至亲挚友鉴赏
王朔在《一声叹息》的开篇有过一段独白:“对于一个在一九五七年出生的中年人来说,这半个世纪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悲）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喜）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叶。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欢聚），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一丝回忆）住在我的心里。”
一般而言，人人都有故乡。虽然我也是个很一般的人，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究竟在哪里？不过我确切地知道，我也是一九五七年在襄阳出生的，也就是今天的370空军医院所在地、原襄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自然与《一声叹息》的主人公有相同相似或相悖的经历和感悟，以至于我冒昧地加了几个括号中的字词，以达吾意，是为序。
首先让套用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开场吧:
少小离乡老未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汉江白水烈山下，半生流离襄枣随。
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我老家（故乡）是哪里的，我只好糊弄说：生在襄阳、长在枣阳、工作在随州。祖籍嘛，不知是随县还是枣阳......于是在大学读书和参加工作后，襄枣随的同学同事们都视我为老乡，我也乐得奔波于各式各样的同乡聚会中。并不是存心糊弄。回顾这一生我在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中，很纠结的就是籍贯这一栏了：因为根据制表者的要求，要填祖籍或出生地。如果是出生地当然简单，可我自打在襄阳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往枣阳了。况且我的父母也仅仅在襄阳工作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要让自己承认是襄阳人，心底里缺乏归属感；再按祖籍论，我的爷爷辈生活在随县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可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又在邻近的枣阳辖区。你说我的故乡在哪里？
当然，与填写成分一栏相比，这份纠结根本算不上什么，至多也算是幸福的烦恼吧。由此攀上了比他人更多的老乡，幸福的泪水自然汩汩汪汪了。尽管我的父母都是人民教师，可因为我的祖上省吃俭用攒下几十亩薄田，自然遗传下一顶沉沉甸甸的“地主”帽子，过来人都知道那帽子的重金属含量。因此填写成分几乎是伴随我青少年成长期蚀骨的痛，那种心虚、自卑和懊丧难堪之情难以言表。直到上大学后，才渐渐褪去了这个包袱。这儿不说也罢。
但近日无意中翻阅在枣阳二中读高中时同窗、至今仍如兄弟的挚友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的《黄昏里的山岗》，不由勾起了我有关故乡的思恋——
&&&&&&&&&&&&&&&&&&&&小李庄
《黄昏里的山岗》应该是以枣阳吴店镇东滚河北边的周寨村为背景，而小李庄与之遥遥相对，是在吴店镇西滚河南边的白水寺山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滚河就发源于随州南部的大洪山；而流经枣阳市区的沙河则发源于随州北部的三合店。由此可见枣阳与随州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是襄阳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母亲在解放路小学任教。据父亲讲，我就出生在后来属于370空军医院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当年他的同事还有王定月（后来我考入襄阳师专时的党委书记，不久即退休了），毕鸿烈（教我们《文学概论》、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梅先芬（《现代汉语》）。母亲生我坐月子时，他们还合伙买了一只老母鸡随礼。其实，襄阳高师就是今天的湖北文理学院、我等77年高考时报名的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入校后发现又变身为襄阳师专、后更名为襄樊学院。不久，我父亲工作调动到枣阳师范；随即又调入枣阳二中（大概在1960年左右）。但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自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所以要从有记忆算起，枣阳县吴店区(今枣阳市吴店镇）白水寺山脚下的小李庄该是我的第一处故乡了！
当时的小李庄可能是枣阳二中（今白水高中）附属的一个小型农场或后勤基地。那时的枣阳二中，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即使校舍校貌在周围也是别具一格的：一溜的青砖布瓦平房，座北朝南，十多间一栋，两栋并排，前后共有三四排；两栋中间相距十来米宽的一条中轴通道，连着南北两个大门；南大门外是一块偌大的操场，立着五六副篮球架和单双杠等体育器具；北大门虽是后门，但因从县镇到学校的大路直通北门，故学校的招牌一般挂在北门（后来因镇区扩大，有大道直通南门，南大门才扶了正，但昔日的青砖平房几无片瓦了）；除操场外，整个校区由砖墙围着，方方正正、整齐划一，煞是气派！
&而且据业内人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枣阳二中别说在枣阳县是很牛逼的，就是在整个襄阳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曾几何时，枣阳二中的教学质量和高考成绩，是校址在城区的枣阳一中难以望其项背的。估计此言不虚，因为到了70年代中期我辈就读二中时，任课的老师中，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并不是稀有高等动物。其时清华北大的名头也远非今日可比，在世人的心目中，不就是一所远在京城的学校嘛！可惜那时正在大革文化人的命，任由我辈夺过教鞭开门办学去也。惜哉往矣！
曾经模糊的印象中，小李庄除了住着姓常的农工和张一根老师两家外，就是我们一家了。附近还有一家姓赵的农户，其女主人与我奶奶姐妹相称，我辈呼之为赵奶；平时走动的邻居，还有一户张姓人家住在稍远处的白水水库坝西端，我等呼之为幺奶，他有个儿子后来被招工到随州棉纺厂。但若按区划分，幺奶家应该不算是我们小李庄范围，平时都称之为住在坝头上的。张一根老师个子比较高，也是教数学的，好像是老河口人，他有个儿子大概和我年龄相仿，忘记名字叫什么了。姓常的农工应该是河南人，因为说话是奤子口音。可惜的是在一次上房检修屋漏时被生锈了的铁钉扎了下，当时没当回事，几天后因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让人唏嘘不已。由此我打小就知道了一定要小心别被生了锈的铁器弄伤，万一碰上了，一定要及时清洗伤口，并尽快去看医生，不然后果很严重哦！
他的儿子叫常军堂，略比我大几岁，因此早我两年中学毕业后招工到吴店农机修造厂，于是后来我们成了工友。他语言不多，为人比较沉稳、老实，也没有多少花花肠子，我尊之为师兄，但不是同一个师傅。但另一个和我一起进厂的二中子弟好像和他是一个师傅的徒弟。
多年后我还在被私营化了的巨鑫公司（吴店农机修造厂）见到了依然在当铁匠的常师兄，而他的同门师弟和我同年参加高考，并被华中农学院农机制造系录取，毕业后分到襄樊农机学校，后来弃教从政，仕途通达，从农委办公室主任到南漳县委副书记，又任谷城县长、书记，襄樊副市长，鄂州市常务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至今。
小李庄果然很小，只三两户常住人家，占地不到十来亩的光景。但小李庄很恬静闲适、自然优美。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形容就是绿色和谐美丽乡村：东边隔着一口堰塘和百十米宽的农田就是二中主校区；向南顺着一条台渠走两百米就到白水水库坝坝堤；北边里把路远是从东边大洪山绵延西流的滚河；西依白水寺山脚。因白水寺建在一座几百米的山巅之上，也是附近的制高点。而且那时已没有了和尚尼姑，只剩残垣断壁和些许破破烂烂的泥菩萨，解放后就断了香火，也自然没有什么香客了。所以当地人口中的白水寺，只是指所在的山岭而已。
今日的白水寺，因沾了汉光武帝刘秀（据说出生在东边几里地的吴店皇村，白水寺就是因他而建）龙起白水的光，尤其是近年来各地争相发掘有形甚至无影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修缮得富丽堂皇，不须我等置喙。
而50多年前的白水寺，却是一片破败荒凉：院墙只剩断断续续的基脚，前殿后堂几乎分辨不出轮廓，至于佛像罗汉无一尊完整的。即使还有少许有头有脸的，文革时也被二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再踏上一只脚，永世难得翻身了；抑或扫地出门，扔得遍山都是。在我家门前，就有从寺里滚出来的几尊残破的汉白玉石像和基座，我们平时并不放在眼里，也常常被当作凳子坐在屁股底下——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但在儿时的记忆中，白水寺唯一让人赞叹的就是一口石砌的水井：依稀记得白水寺的那口水井，当地人称之为菊花井。该井的奇妙之处在于：尽管处在山巅最高处，但水面伸手可及，几乎就要溢出井口！依我们所学的物理常识，不论距离远近，由于压强的原理，水平面应该是一致的。而白水寺一峰独立，高高在上。周围目之所及，都在其下，正是一览众山小之势。那么这座孤独峰尖上的水位凭什么升到这样的高度呢？难怪有俗语称“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过我至今弄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是听老辈人传说：白水寺的菊花井下面直通东海，所以任你天干地旱多久，井里从来没有干过，水位也不会下降很多。因为里面住着一位秃尾巴龙（好像是东海龙王的儿子）。你想想，有龙的地方还会缺水吗！但这秃尾巴龙每年都要出来两次，夹带着狂风暴雨，自然也会连根拔起一些树木，摧毁一些土墙草屋。但在秃尾巴龙看来，不过是扯了几根草蒿、扒了几处鸡笼而已。因此每到狂风暴雨大作之时，年幼的我常常吓得躲到奶奶怀里。她就一边轻轻地拍打着，一边安慰我说：莫怕莫怕。秃尾巴龙又出来了，它在扯草蒿、扒鸡笼.......
懵懵懂懂，&小李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饿！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那年头恰好赶上了全国性大饥荒，据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刚刚走过了蹒跚学步的阶段，就不得不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屁股后面满世界找吃食：捋榆树叶、捡白菜帮、捞蚌壳......只要是弄得到手、能够充饥的东西，统统在我们的收罗范围。
那时凡是公家单位，好像都是在吃食堂，私家开伙做饭的很少。所以二中的老师们不论男女老少，大都不用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但我们家家大口阔（最多时有八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姐姐、妹妹和我），又住在离主校区里把路外面的小李庄，自然不方便在食堂就餐。但我们的一家之主——父亲，在那特殊时期也将公家食堂的模式搬到了我家：吃饭凭饭票。
&饭票的制作很简单：就是父亲用他的印章盖在一块小纸片上，（那时私家刻有印章的人家并不多见哦，好像只是国家公职人员才有。大概是领工资呀什么的要用吧。以致于我后来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兴冲冲地去刻了一枚印章！）一片可以换一碗饭吃。当然，这一片饭票要靠劳动挣来。怎么挣？就是按每天的劳动任务完成情况计量：比如捡了几斤几两野菜、拾了几筐柴禾、挑了几担饮用水或浇菜的水（我家还在半山坡上开荒种了菜）等等。
不过，凭票就餐的只是针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而已，妹妹还在襁褓之中，奶奶和爸爸、妈妈自然享有豁免权的。而根据年龄大小，饭碗的大小也是又区别的：当时父亲特意买了一套黄色的圆柱状搪瓷碗，三个主碗一般大，上面是一个小点儿的盖碗，两边有耳鼻，可以用提挂串连起来拎着。当时我的大哥、二哥、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姐姐因为是女孩特别受到父亲的关爱，因此他们三人用那三个一样的碗盛饭。我就理所当然地享用那个小点儿的盖碗了。&
与之相应的是劳动成果大概也是按年龄计量的：我只记得拾柴禾的筐子和挑水的桶子，我的要比哥哥们小一些。至于多少筐或几挑水能换一碗饭，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家长掌握的尺度大概是撑不着也饿不死罢了，只要不偷懒，凭力气换个温饱还是不太难的。但小孩子嘛，有时偷奸耍滑弄点小把戏还是有的，比如挑水上山时，开始当然要灌满水桶，但走几步后故意磕磕碰碰洒一些出来好减轻重量；拾柴禾时把筐子下面虚空一点，表面上隆起以显得分量多。不过有时大人用手一按就露陷了。故而当时邻家小伙伴还编了个顺口溜嘲笑我们：“虚虚蓬蓬，哄老东东；老东东发现，不让吃饭。”
说实话，尽管姐姐是女孩子，受到父亲的特别关爱。但由于我在男孩子里面最小，也得到了母亲的关照。尤其是奶奶好像也特别疼爱我。只要严厉的父亲不在场，她总能或多或少给我一些力所能及的庇护。故而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正是因为有了奶奶的原因，我的童年才不至于特别地悲催。
当然，该吃的苦自然躲不过，千辛万苦自不待言，吃糠咽菜也不在话下。现在回忆起来，只窥一斑便可知全貌：由于饥饿难耐，糠麸是家常便饭，便秘也就成了常态。所以印象很深的一幕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经常互相用剪刀掏肛门。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后怕——辛亏还少有刺破屁眼的事故发生！直到现在，每餐后我都不会让饭碗上残留一粒米，而且尽量用开水涮一下吃光的饭碗和菜盘，更别说倒掉剩菜剩饭了。以至于常常受到儿辈们的不理解甚至嘲笑和鄙视：死抠！还在乎那一丁点儿吗？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欧也尼.葛朗台。其实他们哪里了解我们这辈人的过去的生活经历，生生是饿怕了啊！
所以后来在学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常常听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说：旧社会穷人过的是吃糠咽菜的日子。我私下里嘀咕道：我小时候过的还不是吃糠咽菜的日子！当然不敢流露出来。但有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个诉苦的老大娘却讲着讲着讲岔了嘴，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成了解放前，控诉旧社会变成了声讨三年“自然灾害”。主持人连忙纠正也来不及了，引得会场一片骚乱。
凭心而论，悲惨的世界并非没有丝毫的乐趣，儿时灰蒙蒙的记忆里也有些许亮色：某年冬天，小李庄旁边的堰塘干涸了，我们突然发现有许多蚌壳，有手掌那么大。父亲一声令下，我们全家出动去捡蚌壳。然后回来破开掏肉，整整搞了一洗脸盆子。可在锅里煮了很久，还是有点嚼不烂的感觉。但那毕竟是肉呀，虽然有着很浓的土腥味，但比起老白菜帮子还是好吃多了。
更让人兴奋的是，有一年腊月里，天降瑞雪，山野大地一派白茫茫。一天清晨，突然从山坡上奔下来一头野猪。可能是被山那边的猎户撵过来的。大概是白雪晃了眼睛，野猪又慌不择路，不防备山脚下就是一口堰塘，竟然从山路下来一头扎进了水里。正好被我们发现，小李庄的几家老小倾巢出动，纷纷抄起家什儿从屋里奔了出来。可怜的野猪一到岸边，就被锄头、铁锨或尖担（一种两端装上铁尖角的扁担，专门用于挑麦捆稻捆的农具）什么的给捅了回去。它在水里，人在岸上；它孤军奋战，人们是齐心合力。不到半个时辰，精疲力竭的野猪就被众人拿下了，大人小孩一片欢呼雀跃。于是开膛破肚，一百来斤的猪肉被我们小李庄的两三家常住民分而食之。那个年应该是我家在小李庄历史上过得最丰盛的年了！
然而，那口不大的堰塘也有令我沮丧的记忆：因为一般情况下，不论是父母上班或我们上学，都必须从堰埂上经过，而且下了堰埂便是一个90度的急转弯，右边即是水田。大概在我六七岁刚上读小学时吧，一次上学路上，为了追撵走在前面的哥哥姐姐们，我刚从堰角拐下去，由于惯性吧，一下刹不住车，竟然跌到了这边的田沟，弄了一身泥水，狼狈不堪；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记忆是：由于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母亲在上班，奶奶忙于操持一日三餐，少有时间做针线活，因此我们的衣服鞋袜常常捉襟见肘，而且男孩子天生好动，自然破费一些，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买新的——没有钱呀！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成为“旧常态”。尤其是作为男孩子中最小的我，也不知道爱惜，又天生好动，衣服鞋袜自然破得更快。于是在当年许多人还不熟悉济公的时候，我已经在学他的样了，经常是——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衣裳破......
所以在我脑海里，至今还“珍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一日雨雪天气，我们从几里外的学校放学回家。脚上的棉鞋受够了多动小主人的压迫，终于罢工撂挑子了，可怜的我只好光着脚丫子走了几里路。按说那时的小孩子打赤脚走路习以为常了，如果是在春夏秋季自不为怪，但如果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三九天里，而且又下着雨雪，尤其是出了学校大门路过一段街道，地面上铺垫的全是鸡蛋大小的“马卵骨”（鹅卵石）。光脚丫子踩在上面，那种冰寒刺骨的感觉让人心尖儿打颤！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哦。回到家里，小脚的奶奶见状慌不择地把我搂到怀里暖了小半天。
最后，&小李庄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家人家或事例给我留下了下一道深刻的印记：有位负责耕种校田的农工姓常，好像是河南人，因为他们说话是北方口音，我们称之为奤子。他的儿子叫常金（军）堂，比我大几岁，也比我早几年招工到吴店铁业社（后更名为农机修造厂）当铁匠。老常应该是二中校办农场的唯一一名农工，负责耕种学校的几亩或十几亩农田。因此还养了一匹骡子——一种不能生育后代的家畜，应该是马和驴交配出来的杂种。后来某一个下雨天，老常在为漏雨的房子检修时，不幸被一枚生了锈的铁钉扎伤，当时没在意，不几天就因感染破伤风不治而亡，让人扼腕不已。从此也给我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小伤也可怕，当心破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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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店
三合店，位于随州西北边陲，与枣阳新市邱家前湾紧邻。原来属随县唐镇区三合公社，后归吴山镇三合公社，今属吴山镇三合村。过去的三合公社辖联先、联乡、联工、联光、联勇、联庆、联动、联建一、联建二、联建三等10个村，近万人口。如今的三合公社撤并后只有几个村了，同属吴山镇管辖。我的故乡是联乡村，现今与联工村合并更名为河西村。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将原三合公社的10个村统称为三合店。若按地理流域交通等划分，三合店应属枣阳辖制较为合理，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此且不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本人曾经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情归三合店》，简要记述了我与三合店的渊源和情愫。据说还被教育部门推荐为乡土教材，在当地学校使用。可惜限于当时的氛围和篇幅，那篇随性之文未能尽达吾意，今再啰嗦几句，以了心愿。
1968年寒冬，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高潮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亿万人民群众热情似火&。可我们一家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面临生存危机：父母双亲虽然都是人民教师，可因家庭出身是地主，且有历史不清的嫌疑，早被当局归入“黑五类”之列。其时学校已停课闹革命，各派造反组织争相表明自己最革命、最听毛主席的话，故而争先恐后地与阶级敌人或疑似的阶级敌人做殊死的斗争！其情其境，正应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
眼看着覆巢之下，完卵不保。在战战兢兢地熬过了年关后，趁革命群众还沉浸在革命化春节的气氛中没醒过神来，1969年正月初二，父母亲匆匆带着未满12岁的我（我的生日在正月廿七），逃离枣阳二中。而我的大哥二哥，则必须响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有作为去也。姐姐和妹妹因为先天体质不好，只好留在父母身边，期望革命群众还能实行点革命的人道主义吧，或者是听天由命了。
而更早些时候，文革初起，似有先见之明的父亲已经把我”地主婆“的奶奶迁回天高皇帝远的三合店躲过了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因为即使文革最盛的时期，在有些偏远的山乡农村，落后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相对淡薄一些。在他们眼里，我的奶奶是个相当可怜的老女人了，因为在我父亲两岁时，丈夫就被土匪戕害了，留下几十亩薄田和两子一女，而且在当地是个十分善良、吃斋念佛的大善人，如今就是个风烛残年的慈祥老人，几乎没有人把她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时任随县农会主席的父亲，解放前就曾经是我奶奶家里的长工，主仆亲如一家。两家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了我父亲直至我本人这几代人，至今我们两家还在走动。这大概就是当时狠狠批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作怪吧。
1969年春节，大雪纷飞，天气奇寒。限于当时的交通状况，枣阳吴店距随县三合店路程只有百余里，但一天还不能到达。好像那时的长途班车每天只有上午一趟。我们一家三口于正月初二搭班车抵达枣阳县城，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初三早上又乘上枣阳至新市的班车，中午时分抵达。
枣阳新市镇地处鄂北岗地，不是平原，也没有高山，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大概也属于桐柏山余脉。但没有成林的树木，到处光秃秃的。举目望去，一片白茫茫，天地不分，小到中雪的样子还在下个不停。下车伊始，我就摔了个跟头。原来公路上因车碾人踩，雪化成水，又结成冰。当地人叫“光秃凌”。后来听说，那年春节的雪和“光秃凌“是好多年没有见到的一次。
有鉴于此，我们就近找到一处农家的稻场，每人扯了一大把稻草，把脚缠上防滑。因为新市到三合店还有20多华里，不通汽车了，我们只能步行。午饭是怎么解决的，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三人手牵手，踩着“光秃凌”，一步一步顶风冒雪前行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其时，北风呼啸，吹得睁不开眼；雪籽横飞，刺得脸颈生疼；尤其是脚下，一哧一滑，跟头连连，防不胜防。翻过一个山岗，前面又是一个山坡。上上下下，蜿蜿蜒蜒&，简直望不到尽头。平时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当年估计起码用了一倍的时间！因为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终于到了。可等待未满12岁少年的未来是更加沉重的生活重担！因为在年前腊月二十几，奶奶从柴禾垛上扯柴时，被上面掉下来的一个树兜砸倒，大腿骨折了，生活不能自理。父母要蹲牛棚，大哥已经上山、二哥即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照料瘫痪在床奶奶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我这个小孙子稚嫩的肩膀上！
三合店——蔡冲，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已经是我第二次回到她的怀抱，只是第一次由于我还在牙牙学语的懵懂幼年，没有留下生命记忆而已。&其实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这条貌似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小段艰难路程，也还有一段美好的印象，只是太模糊不确切罢了。前面说过，我的人生记忆印象，应该从小李庄开始。但不知怎么回事，朦朦胧胧之中，我总是觉得我的“初忆”要更早一些。因为尽管不敢保证我现在对小李庄及以后的所有回忆都是百分百的准确，但起码在大致脉络上是可信的，尤其是从十二岁之后，我已经开始学着写日记了，尽管只是一些诸如“今天买了4分钱的葱”、“中午二伯来蹭一餐饭”之类的流水账而已，但在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基本的要素方面应该没有多大偏差的，只是细节不那么确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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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的“初忆”吧，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几乎一个甲子的人生历程在脑海里印象中自己觉得最早的一个片段或者画面，我姑且称之为“初忆”，就像是人们常说的初吻、初恋之类吧。
随西北和枣东北一带的人都知道，在地理上，随县的三合店和枣阳的鹿头、新市呈三角状分布，间距约在20至30华里之间。因为三合店到鹿头比三合店到新市要远一些，因此现在枣阳到三合店的班车均是经过新市的，而那时的班车只到新市便回转了。而三合店到鹿头至今好像还没有开通直达班车，而是要绕道新市。因此，我“初忆”画面大致上定格在这段路——从三合店的蔡冲到鹿头！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两三岁时，即使三合店到新市也没有开通班车。
在我的&“初忆”画面里，其实就是一个与“吃”有关的瞬间：我发现了一个大红薯！
具体点，应该是骑在一个大人（荣乐小爹，我三爷的儿子）颈脖上的我（现在我的孙子从从幼儿园里回来，最喜欢骑在我的颈脖上，我们那里的土话好像是把这种姿势称为“打羊马岔”）。大概是站得高看得远的缘故吧，突然惊喜地发现路边已经收获后的红薯地里，不远出有一个大红薯！我欢叫着从小爹身上爬下来，在已经翻挖过凸凹不平的地里向那个馋人的大红薯跌跌撞撞地狂奔而去......至于摔了几跤已记不清楚了，但摔过跤几乎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我只有两三岁，还是一个蹒蹒跚跚的娃儿。
印象中那个大红薯好像还有小半截埋在土里。但我也没管那么多，甚至不会像现在这样，别说找水洗洗了，连用手擦都没擦，抓起来就直接往嘴里塞。等大人们走到我跟前并把我抱了起来，有小半截红薯已经入了我小而瘪的肚子中。不过那种薯皮上附着的细沙在我稚嫩的牙齿里面磨合时沙磕磕的感觉至今还如鲠在口。
后来据同行的奶奶和哥哥们证实，确有其事。不过在他们眼里红薯没有我印象中那么大。时间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吧，我的奶奶和哥哥们从枣阳（或襄樊）回老家三合店。当时我好像被寄养在鹿头的姨妈家，不知道他们是专门还是顺便接我，反正是与他们会合了。同行的还有荣乐小爹推着一辆木制独轮车，除了行李外，主要是载着刚刚学会走路不久的我；也记不清是从鹿头到三合店，还是从三合店到鹿头，而那个被我首先发现的大红薯，其实没有多大，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想起来惭愧呀，与现在的孩童们比起来，莫说是不值几文钱的一个红薯梗梗，就是价值几元几十元的食物还不是弃之如敝履，又有什么可稀罕的。
当时那种喜不自禁的愉悦，那种感觉，甚至可以和十多年后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的心情相媲美（此情已写入纪念高考改革30年应景之文《一九七七——那年我高考》）。别以为我是在矫情，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人类对食物的渴求应该在一切欲望之上！据某内部资料透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些灾情严重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景！可见在特定的情景下，食物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在我懵懵懂懂儿时的记忆中，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当时最切肤的感受就是——饿！最愉悦的情景就是——吃！
这就是我的“初忆”，和我的“初恋”一样珍贵！甚至比“初恋”更加珍贵，因为我的“初恋”就像受了潮的烟花一样，刚刚点燃引子，还没有绽放出绚丽的礼花就熄火了。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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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冲（土充）
话说1969，正是我的本命年，但距我十二岁的生日还有20多天。我们那里不像随州这边过十岁（甚至是虚十岁，即九岁）。正月初三，即将迎来生命中第一个本命年生日的我，跟着父母大人第二次回到老家——蔡冲。其实第一次我实在是太小了，应该不满三岁，反正对老家没有丝毫印象。但这一次却刻骨铭心，留下终身的记忆。
随县吴山镇三合店地处桐柏山西南麓、随州市西北边陲，北与河南隔山相望，西与枣阳新市镇接壤。版图面积约80平方公里，是唐（镇）三（合）公路的北端、新（城）新（市）公路的中点。三合店小集镇几乎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大河自东北面的山麓形成径流从西面泄出，成为流经枣阳市最大的河流。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据说在清末到民初，三合店曾经一度成为方圆几百里的中心，鄂北豫南六县团防局曾驻防于此（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潘寿宇就是潘麒祥的爷爷，也是清末倡修鸡鸣山的乡绅）。尤其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北地下党人李彩奇、刘顺奇、沈玉良、沈益民、潘麒祥等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随县地区较早的地下组织。以余益庵为首的随枣地委在危急时期曾经蛰伏在王冲村（今吴山镇联建村，过去叫联建一大队）的塘沟达三月之久。著名文学家马识途（时任中共枣北区委负责人）也在这一带活动过；文艺理论家冯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冯至、冯牧一起并称“三冯”——本名潘麒祥，是我奶奶的娘家侄儿）就出生在王冲，并于1938年入党。1939年2月在枣北区委的指导下，中共三合店支部在三合店西门外柳树林成立，潘麒祥任宣传委员。
几年前据有关人士介绍，潘麒祥是当时随州地区唯一还在世的最早的中共党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几次回乡探亲，我家都参与了接待。而且根据他的回忆，《随州革命斗争史》、《襄阳地区党史》都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而据我母亲回忆，解放前夕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潘麒祥亡命天涯临出门时，还是新娘子的她偷偷取下了一枚戒指给他当盘缠。
解放后，原三合公社隶属于唐镇区；撤区并社后为吴山公社（乡、镇）三合管理区、总支（片）。原有联先、联乡、联工、联光、联动、联勇、联庆、联建一、联建二、联建三等十个村，2005年合并为4个村：三合、联建、河西、联光。&由于山场面积大，而且多为荒山石山，林疏地薄，民风强悍，加上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历史上素有穷山恶水之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合到唐镇还没有修通公路，公社的干部到区里开会还须绕道枣阳转赴唐镇，否则只有步行近百里赴会。后来修了唐（镇）三（合）公路，这一困境才告结束。
但百分遗憾的是，近几年随着石材的大量开发，本是上游的河水浑浊不堪，天空中一片灰黄，昔日青翠清晰的近山远峰被淹没在浓浓的灰霾之中；而且由于大吨位运送石材车的碾压，本是低等级的唐（镇）三（合）公路不堪重负，几近瘫痪；其它交通设施也失修严重，历史上曾经辉煌过、早几年也一度热闹过的三合店，如今却成了随州境内少有的交通死角，一派穷山恶水的景象再现；目前大部分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在家都是老弱病残中老年人，许多当地人都有外迁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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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冲（土充）——前湾
蔡冲，应该是蔡（土充）。当时的通信地址为“随县唐镇区三合公社联乡大队四小队”，与枣阳县新市镇前湾公社相邻。虽然分属两县，但蔡冲与前湾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所以要论其我的故乡蔡冲，不可能避开前湾。
而前湾公社的“前湾”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乡级行政单位，包括好几个大队（行政村）；另外就是一个具体的村湾“邱家前湾”，与蔡冲一河之隔，阡陌相连。当地人口中的“前湾”一般是指“邱家前湾”。
邱姓在当地算是大姓吧，所以周围有好多村湾地名冠以“邱”字，比如“邱家后湾”“邱家台子”“邱家新集”“邱家油坊””邱庄“等等。比如三合店地区就有“一邱二沈三汪家”的说法，意思是指这三姓的人口最多；不过，沈姓说法是“一沈二邱三汪家”,汪姓的自然认为是”一汪二沈三邱家“了。
总之，邱、沈、汪人口在当地前三的地位无可置疑，尤其是以某姓冠名的村湾里，该姓的占比多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即以蔡冲为例，我回去不久就几乎弄清了全队（除了蔡冲外，联乡四队还包括两个相邻的小庄子：下庄、西冲，分别只有三两户人家）好几十户人家300余口人的大致情况。邱姓以外的好像只有两家：一家姓王、一家姓张吧，大概是新近迁来的丹江移民户。而这几百人的邱氏后人几乎都是一个太祖爷爷的子孙或其配偶，俗话说就是从一个锅灶里分出来的后人。别说五百年了，其实一百年、最多两百年前都还是一家的。老人们都还记得”南门、北门；老三门、新三门；大房、幺房”等等支系，脉络清晰，辈分不乱，长幼有序。
邱家前湾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村寨——坐落在一个天然的小盆地中，三面环山，而且是坚硬的石山，上面还残存有解放前村民防土匪构筑的石寨墙，非常牢固；一面临水，也就是发源于三合店柴架山、流经枣阳境内最大的沙河。据说当年闹“长毛”（太平天国）时，方圆百里的村寨几无幸免，唯有前湾虽被围攻多次而不下，故而其早在清代修建的四梁八柱、三进五进，素称墙倒屋不塌、堪与徽派民居媲美的民房比比皆是，现在已被当地政府挂牌为“古民居重点保护单位”。
蔡冲与前湾虽然有界河隔开，而且分属两个县，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尤其是经济相当落后的地方，即使经过了五四运动、大革文化命那样激烈的冲击，宗法观念依然有着强大的市场，宗族意识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里、流淌在血液中。尤其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拨乱反正，寻根问祖、修祠续谱之风日盛。目前在随枣一带甚至鄂北豫南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邱氏祠堂”就在邱家前湾。
据中华邱（丘）氏大宗谱随州分谱编委会于2013年12月编辑出版的《中华邱（丘）氏大宗谱湖北随州分谱（第一册）》（本人担纲主编）考证：“邱氏大部来随定居已五百余年矣。据目前已发现存世最早的《邱氏龙潭冲一支墨谱》（清同治年间续修）和相关资料记载：我邱氏源头在周代之营邱，由山东再到江西等地，世代繁衍早已遍布华夏。到了元朝末年，连年战乱，加上水旱蝗疫，天灾人祸，致使中东部地区民生凋敝甚至人烟断绝。明朝初年，邱氏一支由江西迁至湖北麻城、黄陂、蒲圻一带。明宪宗（成化）末年（十五世纪下半叶），我邱氏又有三支一百多人分三批北迁西徙：一支流寓河南泌阳唐河，一支迁来随州（万和）倒峡流，第三支二十多户移居枣阳分散定居新市、七方、吴店等地。
其中，万和一支建祠倒峡流，于清末创立28代字派（正大高明中道立&学守克全作楚良&登朝树德修维广&泽锡天家万世昌）延续至今。并开枝散叶，子孙渐次移居尚市、唐镇、新街、淅河、均川等地直至随州全境及桐柏等周边地区。并成为目前随州境内丘（邱）氏族人最多的一个支派。遗憾的是祠堂和族谱均毁迹于十年“文革”，没有留存多少有价值的史料。
同时，迁枣一支中又有兄弟三人（一世祖）暂居小刘庄，后又到（新市）前湾与随北（吴山三合店）交界处一带定居：长兄居前湾；二弟居东湾（即三合店蔡冲（即龙潭冲，又称东冲），今属随县吴山镇三合店）；三弟居西湾。
长门始祖生二世祖必宝、必吉，必宝祖居前湾，后世有分居南黄沟者，还有一支迁居安徽省郎溪县大郎、宁国县梨村、张村等地；必吉祖分居后湾，后代又分居鹿头秋（邱）树湾、石河、西畈一带及枣阳附近的十里、龚庄等地。
二门始祖生二世祖大戬（其坟茔在前湾大河北岸山坡“白蛇吐箭”附近是也，其碑文清晰可辨，惜毁于“文革”。）其后世分居于龙潭冲、白汾台、新集、尹沟、汤河、南邱庄、北邱庄、吕冲、西畈一带。
其后裔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丙申清明谷旦，郡增补生员本善撰派：鲁水本茂亨先德发光荣泽洪传自远继述永昌明”。传承至今，昭穆不乱。
三门始祖生二世祖大林、大国、大帮，后世分居台子、上田铺、下田铺等地。
由此老谱得知，蔡冲一脉&的邱氏开基祖就是邱大戬公，&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正月初八日子时，卒于隆庆三年九月十八日未时（1506——1569）。夫妇同葬老林首墓。祖奶奶&沈孺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十九日未时，卒于万历十年八月十五日卯时（1506——1582）。沈孺人生二子：长国兆，大门；次国珍，二门。而我这一辈则是其十六世孙，刚好繁衍了近五百年。
本来，邱姓应为丘。只是到了大约两千年前的西汉，一直延续到宋金明清时期，朝廷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避“大成至圣先师”孔丘讳，屡屡下诏颁令“丘”加“邑”部改为“邱”。只是那时资讯欠发达，政令并不畅通，以致各地&“丘”“邱”并存不悖。但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改姓浪潮还是在清朝雍正三年（1725），皇上下旨令凡系姓氏、地名的“丘”字，一律加“邑”部为“邱”！自此一直到民国时期甚至现在，除了少数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偶有丘姓传承外，绝大多数已改“丘”为“邱”，以致众人误以“丘”为异姓。
可以想见，在政治思想文化信息相对落后且又比较偏僻的山村，由于血缘关系，人们的宗法意识、亲族观念自然是相当的浓厚，长幼不乱、尊卑有序。平时见面，不论年龄大小、血缘远近，长一辈称爹，长两辈喊爷，长三辈就是老太了，从不敢乱了辈分。哪怕是七老八十的老汉，见到年幼的长辈，也要在前面冠上名字，尊一声某某叔、某某爷的。即使到了现在，这种传统依然保留了下来，每每见到老家的宗亲，无论关系疏密，互相均是按辈分称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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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回到老家，我在奶奶尊长睦族思想的教导下，很快就将蔡冲的老老少少摸了个门儿清：住在下庄的荣乐小爹和后面的义明、义顺哥——这几家与我家血缘最近，我们几家的共同的太爷就是邱发略；而住在左边隔壁的是光炎大爷和大奶，右边隔壁的是荣明大爹一家，前院住的是光吉爷一家；还有西冲的、寨上的等等，不一而足。全湾老老少少大约是302或303人，除了新迁来的几家外姓移民户外，几乎全是一个锅灶分出来的，不过血缘有远近而已。
我们和光炎大爷家其实是一栋四间建于清末民初的老房子，四梁八柱，十分牢固，号称墙倒屋不塌。因为依山就势，门相朝西偏南，大约在“文革”发轫时，父亲出于“备战备荒”的考虑，要为我们这一脉在老家留一个“根”，预留一条后路吧，于是先让十四五岁的二哥陪着奶奶回到老家，并在我们远在武汉工作的大伯和姑妈的援助下，投资480元（几乎是父亲一年的工资）买下了光炎家四间房子中的两间。
光炎大爷的老伴是个盲人，我们在外面称之为瞎奶，当然当面称呼为大奶。记得他们有一个女儿在郑家湾，时常会回娘家来看望二老。当地一般认为没有儿子的家庭为“绝户头”，所以光炎大爷一家在村子里没有多少话语权，也少与外面有什么来往。但因为我毕竟出身在小知识分子家庭，没有封建意识，并不重男轻女，所以相对而言与大爷大奶们相处还比较融洽。
由于是一栋四间的老房子，大爷家和我们家共一个没有围墙的庭院。虽然走廊连在一起，但他们那边的场院稍低一尺多，廊下四五个台阶才是场院，走廊下沿、台阶右边就是一个粪坑。瞎奶白日里经常蹲在廊沿边上朝粪坑里撒尿，并不避讳院子旁边过道里来往的邻居们。开始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渐渐习惯了，加上她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我不过是
个刚满十二岁小屁孩，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
其时在农村，尤其是像三合店这样边远山区，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封建迷信意识比较浓厚，而且缺医少药，因此感冒发烧生病了，大多不去看医生——附近也没有医生呀（“赤脚医生”好像到7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起来），最近的卫生室也在好几里地之外。怎么办？比如咳嗽发烧打摆子，就熬点什么草或根的水喝；除了这些传统的偏方外，再就是“外治”信迷信了：其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站柱”了：即用干净的饭碗盛上清水，上面横一支筷子，中间再立一根，口中念念有词：请某某已故的亲人高抬贵手云云。一般情况下如果站立的那根筷子不倒，意味着心诚并感动了神灵，病情会好转的。记得我奶奶好隔壁的大爷大奶经常让我帮忙“求神”，几乎每次都能顺利地站立不倒，诀窍就是把平衡掌握到位。但他们年纪老了，自然不如我手劲稳一些罢了。
再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地的信息资讯相当闭塞。譬如有个叫罗沟的村子（也叫联建三大队吧），几乎与世隔绝，真个儿是“不知魏晋，无论秦汉”。记得还有个叫地石岩（早几年的地图上还有这个地名，后来被水库淹没了）的小村湾，只有两三户人家，种了几亩田地，过着世外桃园般的生活。而且从来不用交公粮的——山路难行，不够运资。我也是走人家在那儿住了几天，才初识了兑窝、檑子、水车等近乎原始的农具。
所以当我在蔡冲用土办法第一个收听到有线广播时，在左邻右舍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也不足为奇了：好像有线广播在上世纪初已经在城镇普及了，尤其是文革后期，为了把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过夜地传达到广大革命群众中去，广播电台和有线广播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无论是在机关学校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至城镇街道，每日早中晚甚至每时每刻都能聆听到正能量的思想宣传教育。当然死角还是有的，主要是在我的老家蔡冲那样的乡下。
话说我回老家前大概已经预计到这些，于是买了一个几毛钱的纸广播带回去。可我们四队距离有广播的大队和公社最近也有四五里地，没有电线连接呀？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家屋顶上有一根过路铁丝，貌似电话线。经打听，果然是从三合公社到联光大队的电话线，正好经过我家房顶上。虽然那时小学尚未毕业的我还没有系统地学过物理知识，但已经大致知道有线广播只要有根电话线就行。于是我便找了一截细铁丝，一端连接上电话线，另一根线插到水缸下面的地下。于是早中晚便能聆听到播音员甜美悦耳的声音了,尤其是早上6：30便会准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然,新闻节目之外,最多的就是文艺节目了,什么评书、相声，还有长篇小说连播等。
于是不几天，我家传出的神秘声音便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好奇，更有人不服气地跑到我家来左视右探：怎么听到有唱戏、说话的声音，怎么看不见人呢？后来看到我安的那个盘子半大小的纸广播后，大家还是不怎么服气：这么一个小纸片，中间贴个铜钱大的薄铁片子，怎么能说人话哩？
也难怪没有读过书、又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即如正在读高小的我，当初听老师说起未来科技发展普及的前景：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到你千里之外的亲人,还可以和他们说话……当时觉得匪夷所思。不过没有几年的功夫，大约就在1976年吧，毛主席逝世时，我们就在吴店公社政府大院里看到了电视机正在播放北京的追悼会的现场直播，好像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觉得很神奇的!至于现在的电脑、网络、qq、微信、云计算等，那时连想也很少有人想到吧！
正对我家右前面院场西南角有一棵一人搂抱不住的大椿树，枝繁叶茂。每到春夏秋季，成百上千的鹭鸶（或白鹭，当地称之为“青庄头”、“白鹤子”）便会栖身上面。由于它们主要是以鱼虾为食，所以拉出的粪便腥臭难闻，尤其是阴雨天气味更是熏得人反胃；而且我们两家共用的厕所就在大树的下面，如厕时偶尔还会被鸟粪淋到身上甚至头脸上，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每到旁晚飞鸟归林时，光炎大爷边会操起斧子猛砸数干，借以惊吓“青庄头”，不让其栖息。但被惊飞了的鹭鸶在附近天空盘旋一会后再次降临此树，如此反反复复几个来回，老爷子终于体力不支，回屋安寝，“青庄头”们也落枝入眠，直到次日天亮后才叽叽喳喳地起飞觅食去也。
据我的记忆，这一景象在我们当时的阅历和视野范围仅此一处，但当地百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多年后我在报社工作时，还编发过某某地方发现有几十甚至上百只的白鹭栖息某山林或河边田头的新闻,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好新闻！其实与那时所见，真是大小巫之别啊！后来我回老家时发现那棵老椿树早已不见踪影了，附近再也没有发现“青庄头”的影子。问及湾子里的中青年人，他们纷纷摇头，闻所未闻。也难怪，这毕竟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景象了！时移世易，物异人非啊！
&&再说北边的邻居，和我们一墙之隔（干打垒的土墙）住的是荣明大爹一家。这次在我主编族谱时终于理清了我们蔡冲（龙潭冲）这一支系的血缘关系，他们和我们在上溯五代时属同一个太祖——先儒公，我们都是他的后裔。荣明大爹勤劳朴实，平时话语不多，在队上也是个使牛打耙（犁田耙地）的好手；大妈娘家好像是枣阳县新市区前湾公社小郑家湾的（距离不远，只有七八里路吧），热心快肠很仁义。
他们生养了八个子女：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在湾子里很是让人眼气羡慕！我只记得他们其中的几个名字了：泽生、泽运、爱春（过继给了本家的荣本）、泽清（小名“雅”或“鸭”，我呼之为雅姐）、泽银、小妮等。其中泽银（小名叫“拐货”）和我关系最铁，因为我俩年龄相仿，77年他同时被中专录取又验上了兵，只好入伍去了（当时的政策好像是中专服从入伍、入伍服从大专招生。因为我们大学有个同学宫晓飞就是已经到了兵营，又接到入学通知书的，赚了一身军装让我们好生羡慕）。不过他到部队后很快又考上军校，读了不花钱的书，也算塞翁失马了。
（补记：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在信笔涂鸦过程中，远在郑州的老弟泽银看到日志后回复
学锋哥还记得我们俩家之间的院墙上有个洞口吗？我们俩家谁有好吃的，都会从那里递来递去。现在想来儿时的很多事情，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为了一起上学，我吃过饭就去你家等你，你常常会在米饭还不熟的时候就盛一碗，饭很烫，又急着吃，这一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到学锋哥的这些回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也不禁让我想起儿时的点点滴滴，那时少不更事，有时一味任性，做出过对不住哥哥的事情，学锋哥年幼时就那么有担当……””&&
学锋哥：我说的少不更事是有所指的，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记仇了，“不说话了”我记得一次你在后面喊我，我没理，这事云姐给我妈说了，我妈很生气，狠狠的教训了我，我妈说的大概意思是：你不得了了还会记仇了，我们俩家是一家人，你奶奶帮过我们很多，是我们家的恩人，等等。后来我们就和好了。我说哥有担当，是现在想来的词。有些事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中午放学回家，我就有饭吃，而你却要生火自己做饭…….”）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在我们两家之间有一道干打垒的院墙相隔，但院墙上不知何时被人为掏开了约人头大小的洞（估计是我二哥在那期间故意挖开的），大妈家每每做了什么好吃的，比如杀鸡了、炖汤了、包饺子了，便会盛上一大碗喊我从墙洞里递过来。
按说我奶奶是地主分子，荣明大爹家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他们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阶级，为什么还会惺惺相惜、亲如一家？可从奶奶遮遮掩掩的解释中我听出了大概：在万恶的旧社会，奶奶年轻时就守寡，虽然上辈留下的几十亩田产可以供养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上学读书，但一直善待家里的长工短工，亲如一家；对左邻右舍也很仁义，经常接济“贫下中农”，在当地被视为“大善人”。
所以后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颇有先见之明的父亲便把奶奶迁回到“落后”的偏远山区三合店，即使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那几年，作为地主分子的奶奶也没有受到半点儿歧视。倒是住在枣阳鹿头，我的姨夫姨妈和两个舅舅家的境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晚景及其子女的人生际遇就相当悲催了，尽管我的姨夫家大门上还挂着“革命军属”的招牌（他的弟弟涂国杰解放后曾任原武汉军区参谋长，据说去世后好像葬在北京八宝山），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庇护。毕竟鹿头是枣北重镇，那里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斗争意识要高一些呀。
而我的大伯和姑妈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后来一直在上海武汉，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多少打击。而他们子女的成分一栏里好像填的是“职员”，自然没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所受的白眼和歧视多（容后再叙）；而我的父亲解放后虽然也一直在当人民教师，但家庭成分却是“地主”，子女自然跟着沾点光。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我这个才十一二岁并正在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熏陶的高小学生来说，的确有点被瞢晕了的节奏。就像之前我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忆苦思甜大会上产生的迷茫一样：当地一位生产队长，在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痛斥了地主富农压迫贫下中农后气愤地表示，今后他要和老婆划清界限，因为她是地主子女。过去是他阶级觉悟不高，导致一床被子下面盖了两个阶级好多年！
至于他后来是否真的和老婆划清了界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今我又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还一直没有被少先队和红小兵组织所接纳，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育我们说过，像我们这些出身阶级敌人家庭的多数人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我也一直在挣扎着、努力着，争取早日被教育好，融入到革命队伍中去！那时候我就可以和同学们一样戴上侵染着革命烈士鲜血的红领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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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已然过去，1969年春节过后，也是一个春天。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已经相继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而刚刚进入十二岁的我与因腿骨骨折瘫痪在床的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户口此前已经由原来的商品粮转为农村户口，所以口粮由所在的唐镇区三合公社联乡大队四队（蔡冲）提供。按当时的生产队惯例：交完国家的统购（公粮）后，每人按360斤留下口粮，即每月30斤，其中21斤按人头平均分配，其余9斤按每家的劳动工分去挣回来。每年夏收秋收后两次分配，一次是小麦（好像是按九成分三个月的口粮），一次是稻谷（按七成折成净粮分九个月的口粮）。这样劳力强的家庭自然分的粮食就多，反之则少一些。至于每家能分多少，吃不吃得饱就听天由命了。
其实这样也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因为棒劳力挣得多自然也吃得多，反之也然。所以像我奶奶这样不能挣一个工分的，只有每月21斤的基本粮可吃了。而我当时才十二岁还是小学生，虽然是吃商品粮的，但户口尚在吴店，每月才十几斤（好像上了中学才21斤，高中可供应27斤，参加工作后能吃30斤商品粮了，男孩比女孩好像还多一两斤吧），自然是从那边寄过来，然后到三合店或郑家湾粮站去买回来。
这样估算下来，我们奶孙俩每月平均不到40斤的口粮，虽然队上也按人头给我奶奶分了一点自留地（几分山坡地）和菜园（一分左右），也是杯水车薪！在那全国粮食都十分金贵紧缺的状况下，别说吃好吃饱了，就是维持基本的生命所需，我们恐怕也难以为继了。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工”（参加生产队的统一农事活动）挣工分了。于是年后没几天，好像正月十五还没过，我就混进了联乡四队“农业学大寨”的洪流中去了。
由于当时正值“文革”盛期，“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叫喊得震天价响。即使在宗法意识依然浓厚、思想文化比较落后的山村，也难免不受到大气候的熏染。譬如农村传统了上千年的走亲访友拜年习俗：邻近的空着手不带礼物转一圈即可，外乡别村的大老远赶去了，难免要吃顿饭甚至住一晚，空着手自然不好意思。于是往年每到正月，路上穿着新衣提筐拎包走亲访友的行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但就在70年前后那几年，十来岁的我有幸目睹了今天的年轻人不可思议的一幕——上面通知下来：毛主席号召我们过革命化的春节，严禁搞封资修那一套的请客送礼。于是各村组尤其是大路要道都派上了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把守，见到提筐拎包走亲戚拜年的，礼物没收不说，当事人还要被强制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半天以上，当然是不管饭的。而蔡冲正处于三合店东南边几个大队到枣阳前湾及新市、鹿头等地必经之处，于是那年春节期间，我也有幸目睹了几起拎包走亲戚的过路客被接住，所带礼物（不过是几包寻常的糕点而已）被正在干活的社员分食，本人也被迫留下干了半天义务生产劳动。此举看来比我们今天纪委的反腐措施还有见效，因为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此类情况发生了。
如前所述，以自然湾蔡冲为主的联乡四队还包括只有几户人家的下庄和西冲，男女老少总入口才三百零几个；但山场却很大，田地也不少：南以老寨峰顶、东以牛栏岗至土地岭的山脊为界，北到发源于晃山（三合店人称之为柴架山）、流经三合店街后面的沙河（与枣阳的前湾隔河相望），西冲那边就是联光大队的上田铺、下田铺了。主要田块就在土地岭至沙河这条约三五里长的山冲里，所谓蔡冲应该指的就是这条山冲了（过去也叫龙潭冲，“冲”应为“土充”，但这是个生僻字），包括其几条分支的小冲，大概有两百多亩正田吧（山坡薄地一般不计算在正面积里的）；其次在寨上的那边西冲还有几十亩，下庄附近紧邻枣阳也有少许“插花地“（即大致上以某座山或某条河为界，但你那边有我、我这边有你的田地）。总共有三百来亩，人平一亩左右吧。具体准确地有多少怕是是一本糊涂账，估计连当时生产队的会计也搞不清白。
何故？因为过去（解放前)在农村尤其是山区，多数地方并不是按现在的亩或平方米来计算田地面积的。而是按土地的平均产量来计量，比如这块是五斗地，那块是两石（dan）田（大约一斗30斤，十斗为一石）。所以当年我在那里就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有几块五斗八斗的田加起来却比那块一石的田还要小一些，难道五加八还小于十吗？已经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已经早就学会了加减法了呀！后经老农指点才明白，原来那块一石的田要比这两块五斗八斗田要肥沃一些，故而产粮多一些！
时我还以为主要是因为山区的田地多不规则，难以用长乘宽来计算，以至于在听老人们“讲古”时，经常会听到“某人某年买了下庄的两石田、某人某年卖了西冲的八斗地”等等。有一天我豁然明白，并不完全是因为计量的方便，还有一个等量交换、公平买卖的因素在里面！叙到这儿，不知看官明白了没有？
不是在卖关子，想要弄清白其中的奥妙，还容我慢慢道来：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等大户的田地基本上被瓜分一空，贫下中农扬眉吐气，终于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紧接着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稳定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村封建体制、农业生产形式、农民精神面貌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过去一直作为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大宗的、重要的、可以买卖的商品——田地怎么样了？发生了什么变化？
原来，土地从地主手里没收过来分给贫下中农，再“自愿”加入合作社、生产队或农场——虽然几经易手，也大致经过数量统计。但请注意：这里经过价值的计算或经过买卖的交易过程了吗？基本上没有吧！即使国家或集体由于建设或某些特殊用途的需要，征收或赎买了一部分土地，也不必要进行精确的计量和交易吧！一般只需要把要征的地块划条红线，笼统地丈量一个总数，付给所有权人（单位）一笔几万几十万甚至上千万成亿元的资金即可，大多不需要几斗几石或几亩几分的计较吧！
于是乎我才想明白：我们的祖辈发明了用粮食的产量（当然在大致相同的气候环境等条件下）而不是面积为单位来计量土地的价值量，窃以为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买卖交易的方便，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不便丈量的因素，因为过去不像今天有了比较准确的丈量工具甚至精确的卫星遥测技术，我们祖辈的聪明睿智由此也可见一斑。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明白“升、斗、石”原来还是一个容积而非面积的计量单位，它只能衡量这一块田地一季（或一年）所产出粮食的价值，而非反映其确切的该田块所在地表的表面面积。不过明白了这些，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后来可能是农村改革、允许土地流转甚至买卖，而且价值不菲，于是便需要斤斤计较、需要精确到零点几平米来计算了。
至于一亩或一石等于多少平米，估计还是一个难解的常识问题。果然我在百度上一搜索发现：“所谓田亩面积的按升、斗、担计量.是根据当时该处土地丰歉平均的谷物产量来划定的,也就是说一担谷物的土地,其实际面积,可大可小,好田面积就小；差田面积就多.根本不存在一升,一斗,一担（石）分别等于多少平方米的换算问题。”但我记得我们那时在上报单产或计量工时工分时好像是按两斗一亩来换算的，当然不涉及该田块的商品价值。
话扯远了，并不是在卖弄，而是信马由缰、笔随心走刹不住车了，还是书归正传吧：古贤说“民以食为天”，可社会发展到今天，吃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不是问题了，但在半个世纪前，我的印象中“吃”一直是国人的头等大事：为了一口吃的，有人可以不要脸面、有人会背叛自己的信仰、有人甚至可以用贞操去换一个馒头（某单位就发生过炊事员拿馒头诱奸少女的刑事案件）......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你可能不相信或许不屑，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因为依我刚刚十二岁的年龄，父母均为人民教师，起码应该让我读完小学吧（当时的小学好像是六年制）？可惜当时没有现在那么重视普及义务教育，为了吃饱饭，我不得不辍学去参加农业生产挣工分，其实很自然：如果成天吃不饱饿着肚子，书本是不能充饥的，而且还会让你更饿！
不过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十分幸运的：半年的农民经历和后来一年多的农村生活，让我对农事农时等农业农村农情有所了解，也比较熟悉了，以致于后来在工作和业余生活中，在涉农知识方面让同事们十分惊讶：你不是出身农民呀，怎么了解那么多农事方面的知识？甚至一度下派任科技副镇长也如鱼得水，和当地农民农村干部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即使现在我上班之余还在城郊经营着几分自留地，侍弄的瓜豆蔬菜比当地的农民毫不逊色，出产的菜蔬自给有余，往往还会让同事们分享一点劳动成果。
回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半劳力的农民经历，其实还是很温馨的：当时我们联乡四队的队长是邱发元，按辈分是我的太爷。他家大门右侧就是一个大石包。每天上午出工，他就会站到石包上大声吆喝：“农会（男人）到大柿园起田沟，妇会（女人）去南头出牛栏！”或者是：“农会到西冲打场，妇会去大路沟薅草........”只要不下雨下雪或者开大会，每天一嗓子从不间断。因为我还没成年，算半个劳力，只能跟着妇会出工。当然分值也只能按个半劳力计算了。
其实和妇会在一起干活要比农会更热闹活跃一些，尤其是在妇会里结了婚的比较多，而在我们当地还是比较传统封建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但却有个特殊的习俗，即本家嫂子可以和小叔子开玩笑，而且可以开很荤的玩笑甚至可以动手动脚。于是像我这样的半大小伙子混迹其中，下场多数是很“惨”：每到中途歇息时，往往成为嫂子们戏弄的对象，口舌之战尚可应付，最难受的是年轻的嫂子们一哄而上，把十几岁青涩的小叔子按倒在地，有的扒裤子，有的掏出乳房作喂奶状；更有甚者往小鸡鸡上涂抹一种猫儿眼汁液（一种野草，有刺激性，瞬间便会红肿，痒痛难忍，但无大碍），谁摊上谁遭殃。所幸我是“吃商品粮”的，父母又是“国家干部”，她们认为我早晚会“飞黄腾达”的，所以对我高看一眼，并不“欺负”我，最多动口不动手，开些荤玩笑而已。由于我的辈分在那里比较居中，所以本家嫂子们也很多，其中接触最多印象较深的要数泽生大哥的妻子平英大嫂和泽运哥家嫂子（好像姓吴，忘了名字）了。
当然，干活尤其是消耗体力较重的农活时，几乎所有的乡亲们都会体谅照顾我这个不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吃商品粮的”半大小伙子：担粪时给我少上两铁锨，薅草时留给我窄一点面积；尤其是最消耗体力的割麦栽秧，大家更是关爱有加，割麦时不时留给我一个细长细长的尾巴，栽秧时又把我关在笼子、套进布袋里——即左右两边的快手们把本应该我插的地方插上秧了.......尽管能在周围引起阵阵调笑声，其实大家包括我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是善意的乡邻们在帮助我！
其实最大的收获还不仅仅在生产队大田里的劳作所得到的,而是在自己几分自留地和小菜园里的实践中获取之。当地有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作你咋作！而且不论什么技术技能，只要感兴趣没有学不会的。也就是在那两年多的时光里，我不但知道了当地小麦、水稻、棉花、芝麻、红薯等大田农作物的播种、成熟季节，也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农事活动操作技能，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霜降种麦，不屑问得”；主要收获还是在自家的几分小菜园里，学会了种黄瓜、南瓜，辣椒、茄子，葱蒜、韭菜等，凡是当地村民所种的，我也照葫芦画瓢多少弄一点......以至于到现在,上班之余我消遣时间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两水的几分小菜园里，每年出产的菜蔬还经常和左邻右舍分享。桃李不言,亲友同事们可以作证：我可不是在吹牛哦！
当然，务农种菜，在我两年多的三合店生活经历中毕竟没有占多大比例。记得到了当年夏天，我的父母大概被“运动”得昏头转向、身家性命都难自保了，于是将两个哥哥匆匆赶上“上山下乡”的头班车后，又将不够年龄的姐姐（不足15岁）和妹妹（刚刚7岁）遣回了老家。姐姐尽管是女孩子，但毕竟比我大两三岁，那时身体还健康（后来据说是劳累过度落下病根，至今病病殃殃不能正常生活），也受到父亲的特别宠爱（据说“父子冤家、母女仇人”是国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反之也然：女儿像是父亲、儿子像是母亲的“小棉袄”），于是操劳家务主持家政自然非她莫属了。当然，她也像我一样，既参与生产队上的劳动挣工分夺口粮，也分但一些家务活动。
如此一来，我们姊妹三人都可以继续上学了：由于我小学六年级还差半年即一个学期没有读完，于是插班到大队部所在的白汾台（二队）联乡小学（也称白汾台小学）读五年级（是三五年级在一起的复式班，那年好像小学学制刚刚由六年改为五年）；妹妹就在本组（好像只有一二年级的复式班）读一年级；姐姐已经在上初中了，便到了三合中学插班就读。好在那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不按摩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有的学校甚至采取半耕半读或农业中学的形式，一边学习（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一边从事农业生产）。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许庆忠老师，当时大概四十来岁吧，腿有残疾，据说过去在铁路上工作，因工伤回家当了老师。至于有没有课本已经忘了，但当时流行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基本上都学过，尤其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包括剧本中的提示语比如“匪兵甲上”等。
由于我所在的是三五年级在一个教室的复式班，许老师认为我的成绩比较好，经常把五年级的课上完后，让同学们作业；而由我接着给三年级上课（记得主要是算术吧）。因此多年后回老家遇到彼时的同学老乡，还有人回忆说我是他们的小老师哩！其实当年学了什么几乎没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对八个革命样板戏情有独钟，可惜我没有表演才能，臭泥巴糊不上墙，老师几次三番让我演主角都让他失望了，没办法只好演配角，同时在幕后负责给演员们提词。
好在后来小升初时，不才我还是给老师长了一回脸：当时正值文革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为了检验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公社（当时应该是小公社吧，即唐镇区三合公社，辖有十个大队）为单位举行了一次小学升初中的文化会考，只考政治、语文、算术三门。据说我总成绩是282分，比第二名楞是高了50多分！在当地教育界也算放了个卫星吧，许老师在同行中也长了脸。后来据他的另一些学生告诉我说，他曾以此为荣，在同行中炫耀说：我教的学生怎么怎么样......并力举我升入初中。
但这些都是后来才听闻的。当年春季快开学了，我还是很悲观的，只有偷偷跑到三合中学的大门外发榜墙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偷偷瞄了几眼。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我的大名！其兴奋程度，几乎可以和我后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蹦带跳地跑回家，告诉奶奶和小同学们。因为当时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升学、招工、入党、当兵等等，都要看成分和出身的。像我这样的地主出身，一般的好事应该是轮不到头上的。虽然官面上说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往往是不会给你多少受（学校）教育的机会。
君若不信，请让我凭儿时的记忆来叙说在如今看来可笑更可气的奇闻糗事吧：在农村没有读什么书、文化不高还不是最要紧的，如果讨不到媳妇没有后代那才是最悲催的了。比如最损人的话不是骂人家祖宗三代，而是咒其是个绝户头！什么意思，就是说到了你这一代会断了香火，再没有后人了。那么如果讨不到媳妇没结过婚，哪儿来的儿女子孙？岂不是真要成绝户头了！
过来人应当清楚，在公元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地主富农摘帽之前，在世界人口第一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身未娶的单身汉大多是地主、富农（和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子女。是他们的身有残疾吗？不是；性格有缺陷吗？是，也不完全是；基因出了问题吗？是，但不是生理而是政治基因出了问题！
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里，尽管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要讲成分，但也不能唯成分论。但现实社会是，血统论已经深入了绝大多数国民的血液中，一个人的成分或家庭出身标记，就好比某些落后国家的种姓制度或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制度一样，不但铭记入了个人档案，甚至刻在了你的身上、贴到了你的脸上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学习工作生活，无不受其左右。
在那极左的岁月，不是还有人公开喊出了“不但要从政治上打倒地富反坏右，还应该在肉体上永远消灭他们”的口号吗！当然，一旦他们当一辈子光棍，不到几十年，不就断子绝孙、自然绝户、从地球上消失了吗！到了那样一个没有了阶级敌人的理想社会该是多么和谐美好啊！
尤其在广袤的农村，由于文化的落后，思想的愚昧，政治的高压，这种今天看了极不正常的现象却在当时极其普遍：我甚至敢断言，当年光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因为出身不好，也就是说政治基因出了毛病，自小胎带的自卑感加上成年后的性压抑，性格自然也会出现变异，如此恶性循环，还能算是个正常人吗？哪个女人会嫁给他？除非有毛病！
对了，还真有身体出了毛病或天生有缺陷的，实在没有歪锅可以对上的歪灶，只好打光棍。但这类人应该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几吧！其余的个别现象应该是其它方面的特殊原因了。此且不论吧。
就拿联乡四队来说吧，地主富农也就三两家。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巧合：好像就集中在我们家那一条巷子里，而且几家几乎是比邻而居：住在巷子最前面的是绰号“老烟灰&”一家，按辈分比我长两辈，平时称呼其为“烟灰爷”，老伴早不在了，几个儿子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没一个娶上媳妇（到我离开时为止），一家人出出进进，常年几乎见不到一个长头发穿花衣服的，那日子过得是什么滋味，恐怕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了；他家后面就是“石头”和他妹妹“小妮”一家，和我家比邻而居，是我父亲一辈的，我呼之为小爹、小姑，“石头”聪明能干，尤其长得健硕英俊，力气特别大：挑起一两百斤的担子健步如飞，据说能将稻场里的石磙抱起来，村子里无人能比。可我在那两三年间，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连个上门提亲的也没见过；再后面是个“大伯”，当时应该是四十多岁的老单身汉了，身心正常，年轻时应该也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不聋不瞎，不痴不傻，可就是一直娶不上媳妇，就是因为出身不好！于是在当地，不知是长舌妇还是小屁孩们瞎编，经常会流传出某某老光棍与牛羊苟合的趣闻来也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农村便出现了一个如今已十分罕见的姻缘习俗（应该是奇特的婚姻现象）：“换亲”或“转亲”，什么意思？“换亲”就是一对兄妹与另一家的兄妹联姻互为夫妻，“转亲”则是三家甚至多家的兄妹联姻互为夫妻。直接原因还是因为男的找不到媳妇，只好拿妹妹（或姐姐）去换一个同样娶不上媳妇家的妹妹（或姐姐）来当媳妇；“转亲”则是将这一游戏规则延展到三家或三家以上，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因为一般而言，即使出身不好的女孩子，找个婆家也不太难的，大概还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吧：子女的成分一般随父——假如父亲是贫农，哪怕母亲是地主，其子女还是贫农成分；反之父亲是地主，母亲哪怕是贫农（当然这种情况绝少出现），其子女便是地主成分。所以相对于儿子而言，即便是成分不好的女儿也是不愁嫁的，于是在农村，好多如花似玉的姑娘迫于家庭的压力，为了给自家兄弟换上一个妻子，嫁给他并不爱的丈夫，这样的人间悲剧大量地发生在那个时期已经见怪不怪了。
钱岗(马妮)
以至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吃不饱，再一个最大的担隐忧就是将来长大了能不能娶到到媳妇的问题了；最怕的就是饿肚子和“打光棍”。尤其是在经过了我大哥第一次的婚姻波折后，父母和奶奶在给我们兄弟三个灌输并已根植于心灵深处的择偶理念就是：只要是棒槌画个鼻子眼睛就行！换句话说，只要是个会出气的女人就不错了！
难怪&圣人也在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凡是有生命的人，都避不开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于是有了“”一说。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原创的。
如前所述，姐姐和妹妹是不必担心找不到婆家的。后来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恋爱婚姻家庭的生活轨迹和状态，也证明了这一观念的准确性和时代意义！直到我考大学、社会政治局面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转变后，才终于突破了这一魔咒！以至于除了我受其桎梏折磨的影响还不太严重外，两个哥哥尤其是作为长子的大哥，他们的婚姻均经历了相当的“波折”，并影响了一生的命运甚至改变了性情——
于是在我读高中时，一时心血来潮，随手涂鸦了几万字、力图记录家史的那一本草稿就名为《波折》，后来在同学们中传闻说我在写小说。不过很快就流产夭折了。
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主要还是缺乏自信,没有毅力。尽管在同学亲友们眼中，青少年时代的我，性情并不内向、孤僻、自闭，好像是个比较开朗、外向、活波的阳光男孩。而外人难以真正深入了解我的内心，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懂的,由于出身问题，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你都必须把尾巴夹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冷不防就会受到致命一击。如果没有一颗坚硬如铁的心、一张比鞋底还厚的脸皮，真的难以从那个时代熬过来！&
其实，我12岁时离开父母与奶奶相依为命，其直接诱因还是因为大哥的婚事：当时大哥初中毕业后已经随着时代大潮上山下乡到随县尚市公社星强一队当知识青年去了;正在读五七高中（农中）的二哥则和奶奶一起住在蔡冲。隔壁有个本家的长辈二伯荣本（当地习惯是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称“伯”、小的称“爹”）做媒，为我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大名叫马灵芝吧，习惯称之为“马妮”，家住枣阳新市的钱岗（小公社）街东头。大概在农历的1968年腊月二十几吧，为了招待媒人二伯，年逾古稀的奶奶在柴禾垛上扯柴时，不幸被上面的掉下的一个柴蔸子砸倒，造成大腿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年后，二哥要下乡（落户枣阳吴店唐湾大队十小队），父母要上班，于是留下将满12岁的我陪侍奶奶。
此后，为了大哥的婚事，按当时农村的礼数，什么“提亲”、“上门”呀、“传八字”、“传期”什么的，等等诸多程序，都一一走过。大约在1971年前后，终于将大嫂“马妮”迎进了门，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新婚当天晚上，心不甘情不愿的新郎官就醉卧河沟惹人笑，也不知究竟“圆”了房没有？
原来，大哥在下乡后自己已经谈了个对象，好像还是武汉的知青。可惜我只是从父亲发现的一张登记照大小的相片上见到过：圆圆的脸庞，烫着时髦的短发，一双大而圆的明亮眼睛，应该是和大哥很般配了。但父亲出于在老家留下一个根的“战略”考量，硬生生拆散了一段自由婚姻，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以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等为由，逼着大哥接受了在老家给他娶的一个妻子。
强扭的瓜不甜呀，婚礼结束后不久，大哥就只身返回厉山继续战天斗地去了。大嫂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后也回了娘家。此后他们怎么分手的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觉得此后的大哥一生就磕磕碰碰，尤其在婚姻家庭生活和性格为人等方面有些“另类”。此后又经历了几次婚姻均不如意,以至于在他人甚至许多亲友、同事的眼中，精神有点不正常了，成天神经兮兮的。
其实他还是很有才华的，也应该有一个很有成功的人生……所以我认为,还是那场不幸的婚姻影响了他后来大半生的命运!以至于在他“走”后,我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诗歌手稿（已整理了一本《大寒诗集》的打印本）,
其才气不亚于常人!检讨自己多年来与大哥兄弟一场，还是深感愧疚的:我们过去是否有些误会误解了他，甚至忽视了他身世和经历，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及心理活动，不重视他的诉求与愿望……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至于他的晚年过得那样孤单无依、寂然无趣……最后还是以那种凄惨的方式告别了人世!(行文至此,不禁让我悲不自禁、涕泪磅礴,顿生人世了无生趣之感！)假如有来世，或许我们都会换一种方式和态度来面对人生？可惜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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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钱岗》系元宵前日补记）
可以想象，处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坏境，我对上学和读书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而最担心的还是目睹了村前左右几家地主子女可悲的境遇和可怜的现状后，对未来充满了悲观失望的负能量。如今喜从天降，自然喜疯了似的。也难怪范进中举后会患上失心疯。我虽然不至于如此，话说回来，古人也云人生有三大幸事呀：首先就是金榜题名时，其次才是洞房花烛夜，最后才是他乡遇故知！
如今喜从天降，自然喜疯了似的。也难怪范进中举后会患上失心疯。我虽然不至于如此，但与后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心情并无二致。古人不是也说人生有三大幸事嘛：首先就是金榜题名时，其次要数洞房花烛了，最后才算是他乡遇故知哦！
当然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小学升初中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悬念，而且你不读还不行！即使在偏远贫困地区也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身有残疾的，国家也会把你送进特殊学校就读。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我这样的等外公民，能够进入中学应该是个意外了。不信吗，当时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连小学也没读完就回家和他们父辈一起，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听说当时三合中学的负责人沈本务（是我的一个本家姐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至今由衷地感谢他们！
不久，我就和泽银（小名“拐货”）、泽学(小狗）等一干同湾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到三合店上学去了（其时的学年好像是改为年初的春季为上学期，秋季为下学期）。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温永祥老师，他额头上有一撮白头发，于是有调皮的学生背后称其为“一撮毛”（好像是借用了样板戏中一个反面人物的诨名），其实人如其名，温柔祥和，虽然让老师和文化人心惊肉跳的“大革命”余波未平，但中央已经下令“复课闹革命”了，各地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还有一个张续常老师，忘了是教数学或物理的，但其握笔的姿势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写字时像握锄头样把钢笔握住，笔画以横直为主，风格别具；还有一个回民老师王荣超......
枣阳吴店&&&
可惜到了初中二年级,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们全家又迁回枣阳吴店四马桥,因为我的母亲正在那里教小学&。我再次休学一年多，主要是在家侍奉奶奶。后来又插班到七里中学接着上初二（其时又将学年改为秋季开始了，中学也改为初中高中各两年了。因为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要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九七四年秋又幸运地被推荐选拔到吴店中学(枣阳二中)读了两年高中。这次应该感谢我的班主任兼语文的段修品老师了，他特别欣赏我的语文能力，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讲析,记得有次他带着我们到邻近的一个村"开门办学",采访了一个大队书记,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人物通讯之类的作文,竟把一本崭新的作业本用完了!估计除了官话、套话、大话、废话之外，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只不过作为一个文革时代的初中生来说，也属难得了。
高中毕业本该顺应时代洪流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可父亲担心一旦“下”去了，以我们家的出身、背景、环境和人脉关系等条件，怕是再也“上”不来了。其时刚好遇到社办企业招工，父亲给我做了三天三晚的思想动员工作，终于说服我珍惜这次机遇。于是当年二中我们这一届毕业的30多个吃商品粮的毕业生，就我和另一位老师刘钧的儿子刘立勇报名并被招工到枣阳吴店农机修造厂（其实就是原来公私合营后的手工业联社中的铁业社——几十个人的作坊式社办企业！）其余“知识青年”纷纷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
其实真正“炼”红心的只有我们两个：从此抡起了八磅（有时需用十六磅）铁锤，成天在炙热的焦炭炉旁千锤百炼：寻常只穿条短裤，围一个皮裙，带一个大茶缸，跟着师傅打制镰刀、铁锹、耙齿之类的农具，有时也需要用扳手钳子和电焊修理一些简单的农机具等等，偶尔还会应邀到偏远的生产队去修理农机具，那是我最得意的工作，也是那段灰色经历中的亮点之一：可以享受免费的午餐——队上会热情地酒肉招待我们师徒。
而且塞翁失马，由于我上班一个月后便有了工资——18元，三个月后涨到了24元！别小看哦，记得当时每月的饭票用不了几元钱，所以第一个月发工资后，我就买了一个11元的小小收音机，第二个月又花4元多扯了几尺“的确良”布，请好友罗玉成同学的母亲（在缝纫社上班）做了一件衬衣，当时很时髦的，我也好好开心哦，也羡慕坏了那些下乡的同学们——他们可不是工薪族哦！
当时有两部电影《决裂》《春苗》很红火，好像都是反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炼红心、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春苗》的故事好像与医疗卫生方面有关，《决裂》应该是表达劳动人民最伟大光荣、知识分子最愚昧无用、脱离生活、不切实际的。其中有个情节是一名教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马尾巴的功能是什么”，引起众人的讥笑；还有一个情节是大学招生不用文化考试，而是由贫下中农推荐选拔，有个中学毕业后当了铁匠的就是凭手上的老茧被招入大学！于是有同事们半开玩笑地讽刺说：你们两个也有资格上大学哦！（不料一语成箴，后来果然是我们两个双双考上大学，在当地轰动一时）。
其实还是那台不起眼的只有一个波段的小小收音机，几乎可以说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到了第二年，又是一个冬天。白天出了一身臭汗，晚上也没有什么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只好听听收音机消磨慢慢长夜。突然，里面传来了一个喜讯——大学招生制度要改革了：恢复高招考试招生！这不啻于一声冬天里的春雷！于是我连夜回到两里远的二中家里，随手抓了几本在校时根本没有认真学过的语文、数学课本。第二天就请了几天的事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