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没落，注定会再次失去三十年!!!!
杨世军老师
中国教育的没落，注定会再次失去三十年
最近一条新闻，让人们纠起了心，那就是中国的技术工人已经出现断代，今后中国的技术工人不但更加的吃香，而且后继者寥寥。同时联系另外一条消息，说随着中国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失地，而且即便从事农业耕作的也都是一些老年人。看到这些，我们不仅为将来中国要面临的问题忧心忡忡。
第一农业和工业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也是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依靠
中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不是因为技术的提高，而是因为耕地的减少和人们对于种地的不屑。而城市工人更是轮番下岗造成城市对工人的藐视。这就有了，农民到城市当工人，城市工人，钱给少了，宁可什么都不干也要的找个好工作。这就是现实，如果中国的工业基础，一再的降低——技术是西方的，产品也是西方的，只有原料是中国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基础将遭受巨大的创伤。
可以负责人的讲，79年以前的一个技术工人，不但要传帮带，而且手把手的教，从而在这三十年里，加上中国的富裕劳动力，才有了这几十年的经济腾飞。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越南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超过中国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这多的产业工人和熟练的技术工人。
第二人口不能自然消减，农民却都失业了，而工人又都缺少技术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当就业问题直接和技术挂钩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队伍断档了。更恐怖的是，中国存在和巨大的人口基数，这些人怎么办？
是不是再来一次上山下乡，可是即便再来一次，也没有那么多的乡让人下了。这就是一些人的悲哀——回到农村，心有不甘，也没有地让他种；呆在城市里，除了服务业，也没有什么挣钱的道路，怎么办？挣钱少的工作，不能干，也不想干。
在人口不能消减的情况下，缺少一技之长，确实是不能立足这个社会的。
第三如果62年大饥荒重来，中国怎么办
问题来了，现在是所谓的太平盛世，比康乾都康乾，那么一旦发生35年那样的大饥荒或者62年那样的自然灾害，怎么办？社会是不是就会动荡呢？
可以想像，如果发生自然灾害，不但大量的粮食哄抬物价，这些没有技术，没有钱，再没有力气，没有道理可以讲的人怎么办？
因此，如果站在三十年后的中国看现在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失误的，尤其是教育。现在的教育不能将现在的孩子教育成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人，就会为三十年后制造麻烦。三十年后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而在年强的时候，没有获得一技之长，如何能养家，如何能照顾老人，如何坦然的去生活？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中国发展的真疼，还是教育盲目西化带来的恶果？那么我们这种仿西方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存在误区，中国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将向何处发展。
肤，在美国教育出来就是西方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出来就是中国的思想。如果中国的教育整天的用着美国的图书，怎么会将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呢？
悲哀的是，许多人还在迷恋西方的皮囊，似乎只有搞个西方的皮囊就可以成为人上之人了，这完全是崇洋媚外的结果。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谈现在，只谈未来，中国的未来，依托于现在的教育，如果现在不能教育好，那么中国的未来非常的堪忧。
一、扑灭英语教育燎原之势
英语可以学，但是不能作为重点的来学，可以依据孩子们的热情和爱好。有的人就是有学习语言的特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有动手的能力，所以大可不必，非得用一个模子套所有的人。力图使每一个都用一种口吻说话，用一个腔调表达，用一个标准规划。
当务之急，就是扑灭英语在全民学习中的重要地位。至少应该是弱化的。放眼世界，除了英语国家，基本上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将英语教学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二、激发孩子的天性
前几天，美国一个老师留了一份家庭作业，就是每一个学生要写一种疾病。后来这个 老师居然从孩子们的作业里发现自己的孩子，存在这种疾病，而达到了最佳的治疗效果。
我们不仅要问，这是什么教育。这种家庭作业比起那些抄一百遍数学题，抄一千遍自己的名字，要来的有意义的多。
这个就是激发孩子探索的欲望，激发孩子思考的能力，激发孩子归纳总结的技巧。比起那些死记硬背的孩子来讲，这样的孩子，或许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一定会赢在终点站上。
三、平衡教育资源
如果我们去过西部的边远山区，如果在哪里过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的学校真是不可比，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作为国家教育来讲，不可能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中国的孩子？这个要求 过分吗？只要一次公平的教育?甚至只是怀着同情心的公平，不行吗？
四、改变社会风气，净化大人的心灵
如果说到教育的根本，还是从社会上寻找，只有改变了社会的风气，净化了大人的思想，孩子们才能正常的生长。
五、少教多思，培养自立人格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要培养他自立，自强，自省的能力。如果按照现在的教育继续下去的话，最后，只能是戴着眼镜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那是多么的悲哀啊！
总之，中国的教育在不改变，最后没落的是中国自己。如果继续用陈腐的方式教育，最后只能是陈腐的人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中国失去的恐怕又会是一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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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探讨与文革上山下乡有关的那段历史，我们不是在争论挺毛，否毛，有悔，无悔，我们是想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找出毛，张当时的讲话，可以看出他们主要的是在想如何把“走资派”连锅端，然后换上他们放心的人。很显然他们都对红卫兵热衷于打派仗和争权夺利感到不爽，老人家在想着开九大，张在想着领导教育革命，大概他在想着九大后全面接管科教文，因此他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上山下乡是国务院周恩来在抓，张插不进手。我们现在说周力主老三届“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并不是为老人家开脱责任和没事找事的批周。想想看当时红卫兵被中央文革当成武器乱党乱军乱国，周恩来为了保陈毅等被红卫兵围困了三天三夜，在他那个立场和位置上他对红卫兵最想做的是什么？换位思考的去替老人家，周恩来，张春桥想一想，他们做的就是历史让他们做的。68-5-2国务院提出让老三届红卫兵“一锅端”“一片红”的都下乡，其口号之高度比起中央文革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68年5月老人家还是没有下决心对大，中学红卫兵“扫地出门”。办学习班，军管，派工宣队都试过了，直到68年7月清华红卫兵对工宣队开枪后老人家才对小将死了心。反正到了68年8月“黑帮”也都打倒了，相对应的是中央文革也被国务院派搞得七零八落，王，关，戚的跨台是周的杰作，此时还有三股力量坐右着国家的方向，文革派，军中形左实右派，温和派。接下来就是毛，林，周，康，陈，江，张，姚，黄，吴，叶，李，邱在九大排席次了。 文革最大功臣最早的中学老三届红卫兵没有一个进入接班序列，当然大学红卫兵也没有，这是周系统的胜利。反正“五七军事共产主义”的蓝图早已在那里，周系统顺势把上山下乡搞成极端彻底断了中央文革的“兵源”。老三届中学红卫兵充当了中央文革夺权的冲锋队，尽管他们和大学红卫兵在68-12-22动员中被一同提起，但是“所有制剪刀差”让他们去挣工分的结果就是落在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户口群体里，人家大学生再怎样被改造还是国家干部拿工资。至于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纯属解放后最大的“忽悠”，有人说那段最高指示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前提是老人家肯定同意那个口号的“创造”，张，姚的文风与思路最迎合老人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发生了的历史。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的讲话：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73)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最近不少省回去了，广东……广西明天开会后也要回去了，整个形势正象毛主席七、八月份估计的那样，是大好而不是小好。我们上海形势也是大好。。。。。。对于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功勋，现在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而不要单单的为过去的功劳所蒙蔽......一方面毛主席思想教育我们，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断腐蚀我们，不但是在过去，将来也还会继续腐蚀我们。有好多省解决问题，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中学生好多地方（不是全部）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可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念书也有好处，也有坏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然而他们的书越读越愚蠢，比如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走资派养得又肥又胖，而我们自己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font color="#-5-2国务院安办给中央的对老三届分派方案中说：《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当红卫兵把老人家，中央文革和周系都得罪了之后还能有怎样的命运？除非你能象陈小鲁那样有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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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浦江情》时开时关，绕道《上海知青网》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有点意思，转来稍加讨论：ZT选摘：知青研究亟待记录当事人口述史基层相关资料丰富；有大量了解知青情况的当事人日 10:05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457期作者：本报记者 郝欣 曾江& 知青研究呼唤青年学者加入& & & & “社会的发展，呼唤研究的推陈出新，现今对知青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把这一研究不断推向深入需要新的史料、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告诉记者，近年来，学界逐渐重视对知青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气象。对于知青研究而言，由于现在研究知青的学者多为知青当事人，其研究必然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推动知青研究的深入需要青年学者的加入，以全新的视角，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探讨这段历史。& 金大陆认为，现今知青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知青史料的开发还不够。他表示，既有史料的积累，又有问题构架的支撑，才会使我国的知青研究在原有基础上丰满起来、厚实起来。进而言之，也只有将知青史的底座打造得牢固、扎实，才能真正提升整个知青研究的水平。知青研究相关资料丰富但分散，需进一步整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刘琪告诉记者，5月19日起他与几位美国学者共同展开对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知青研究的调研工作，主要考察知青人口迁移的人数、插队落户情况以及知青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刘琪说，此次到黑河调研，搜集资料是一项重要工作，主要从档案和史料方面进行挖掘，通过档案对当地人口情况的记录，进行人口迁移的研究。&
刘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在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各地区小背景，进而到对具体知青个人的研究。& & 现有知青研究多为宏观研究，仍有许多研究空白亟须填补。刘小萌说，《中国知青史》第一版于1998年出版，距今已有15年时间，其间，国内外对知青的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知青史》是对知青的宏观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做专题性研究，如知青婚姻问题、知青与农民关系问题，以及知青的区域性研究等仍需新成果的出现。刘小萌说：对于知青研究而言，由于现在研究知青的学者多为知青当事人，其研究必然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推动知青研究的深入需要青年学者的加入，以全新的视角，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探讨这段历史。任何时代的当事人都受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不过马克思还是写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美国开国诸君还是写了《独立宣言》，老人家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老邓也还是主持把关定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过境迁，《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如何以“全新的视角”来评价呢？青年学者一定比当事人的研究者客观公正？金大陆认为，现今知青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知青史料的开发还不够。我很想深入开发知青史料，例如内蒙兵团成立的过程和有关的高层批示。我曾找人到军界去打听，北京军-区档案部门推到总参，最后的答案是保密，因为是军事机密。刘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刘说的很好，除了社会学，历史学的文献，档案，个人回忆录等等的搜集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研究老人家的心理，还应从医学角度研究他的精神症状。黄克诚，粟裕都感觉老人家有精神症状。 国外有“社会精神病学”，文革初我们的社会就病的不轻！刘小萌说，《中国知青史》第一版于1998年出版，距今已有15年时间，其间，国内外对知青的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高层的档案不解密。文革上山下乡的成因是极为复杂的，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模式是一个基础，老邓文革前就发明了“插队为主”，文革前他对兵团提出了“童男童女到那里安家”的长远模式。 现在好象一说“四个不满意”就是老邓终结上山下乡的功劳，换了别人也会终结，因为最终总会走不下去。文革上山下乡最大的关键是改变“四个面向”为“一锅端”，“一片红”的插队为主，最让人垢病的就是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编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提法在政治逻辑上完全不通。对比老人家在五七指示中要我们“三学一批”（学工，学农，学军，批资），68-12-22动员明显的是“大忽悠”，因为还扯上了到郊区挣“不闲之饭”的大妈和拿工资的大学生！ 事实上是专对老三届中学生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跨省插队为主的特意安排。说什么经济形势严峻城里没有工作可提供更是忽悠，64年以前刚刚遣返了2600万农民工回乡，到了文革初各地区经济好转需要招工，更何况每年都有工人退休。文革结束后的统计是上山下乡与招工进城的人数正好相等。 下乡知青1700万，招工进城镇的知青800万，招工进城镇的农民也在800万上下，还有大约200万工农兵大学生，其中一半是知青。特别是70年北京，天津70届的中学生全部留城分配，上海70年也改回“四个面向”，这都说明68-12-22动员提法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档案记录是最大的关键。如果要客观地对待历史，那就要客观地看待周恩来和张春桥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分野。文革后的“统一口径”是对周保护性肯定和对张盖棺性否定，这样做符合人心，我也赞同。但是在文革上山下乡问题上，真实的历史是自68年5月周力主老三届跨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插队为主决不动摇，张反对过早的上山下乡而提倡老三届回到课堂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与对我们好或不好无关，例如张明显的想在九大后主管思想文化和科教文体系。一直拖到68-12-22老人家才做出最后决定，那边厢周系统已在68年9月就紧锣密鼓的安排铁道部和各接收省份进行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准备工作了。现在的史学界改变了主观臆断了吗？下一代的研究生凭什么客观？对上山下乡成因的争论如果总是纠结在老人家身上就无法客观。老知青中对上山下乡的评价还是“红与黑”两大派，也就是“有悔”与“无悔”，就没有红黑相间的颜色？不能是紫色吗？再说了，如果你当年有选择不上山下乡的权力才有资格谈“有悔无悔”。从个人经验角度看待和评价上山下乡是很好的途径，也好操作，但很容易情绪化的互相传染，例如知青文学。就说最敏感的女知青受性侵吧，那本不是文革上山下乡的专利，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中央文件就提到有这类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一群天真烂漫的无知女学生一下子进入到没见过城里人唰牙的农民群体中，不出事才怪！就象美国航母上的女兵，白宫的实习生，领导身边的小秘，这都是人性使然，有强迫的，有被迫的，有半自愿的。。。。。。我看到网上一些80后在质疑知青文学中的这类写法，现在不下乡了，农民工进城了还不是有人破门入户干同样的事？当年延安就有老红军在投奔延安的女学生不就范之后开枪杀了人家。从整体的大历史看文革上山下乡最难，除了微观的个人经历，还应有宏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大势走向（如文革）的对照。文革上山下乡有其“个性”也有“群体性”。大历史中纵横交错齐头并进的各类历史事件就构成了“群体性”。说千道万，我最想看68-12-22幕后决策过程的解密，如果68-12-22决策只是无奈的“忽悠之举”，那后续的政策一定是乱七八糟，事实也是如此！从李庆霖告状“走后门”，到农民工告状知青招工回城是“下乡镀金”，再看老人家终止反后门和把“知青问题”提到政治局讨论以及陈永贵说一讨论知青问题就头大，这都说明文革“一锅端”上山下乡是很没谱的决策，最没谱的就是那个“农民再教育”的提法！搞到最后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按李先念的说法是他从来反对把学生整下去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理论，他的质疑是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还是农民党？因此他在68年把几个儿女都送去当兵又都上了工农兵大学，李家绝对无悔！“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但不是人人都有后门可走，历史的最大真实就在于此，所以要改革开放重开高考，所以才要搞市场经济，当然新的不平等还会出现，不是人人都能随心所欲的掌握社会资源。历史还在往前走，走不通了就会转向，革命想改造人性，人性能改造革命， 上山下乡如此，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使然，人类社会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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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给网兄的一个回帖转到这里作为资料保存在一个楼里便于查阅参考：原帖地址： &#187;
&#187; 有关“68-12-21之前发生了什么”的新“碎片网兄文中提到：“陈于1967年获得做合同工一年的机会。期满后，待业半年，又在1968年获得进上棉十一厂当临时工的机会，三年后转为正式工。。。。。。”看来68年上海并不是没有工作分配给老三届中学生，至少可以按“四个面向”分配一部分老三届。 68-12-22动员后上海“一片红”的上山下乡，40年后为什么学界一定要说当时经济崩溃无工作可分配给学生呢？68-12-22动员是在年底，真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在1969年，而1969年的经济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83;1969年&&&&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1.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在工业中，轻工业增长25.2％，重工业增长43.9％。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097亿吨，比上年增长0.9％；棉花207.9万吨，比上年下降11.9％；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00.83亿元，比上年猛增77.6％；新增固定资产106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2.7％，是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职工总数（包括计划外用工)比上年增加165万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进出口贸易107亿元（折合40.3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财政收入526.8亿元，增加165.5亿元；财政支出525.9亿元，增加166.1亿元，收支相抵，收大于支9000万元。1969年是最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期，老三届外加69届大都在这一年全部走人（斗批走），但是官方的资料说1969年仅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职工总数（包括计划外用工)比上年增加165万人， 如果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呢？还有乡镇企业呢？还有入伍的呢？69年招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不可能是知青吧？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不可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按68-12-22动员就不对路了，老人家说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按此逻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不太必要了，至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必要！为什么？没说。但是周恩来系统在68-5-2报告中说了：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一面要让老三届中学生（就是最早的红卫兵）全都下去，一面又从农村招工进城， 再看70年的经济情况：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83;1970年&&&&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3996亿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油料，377.2万吨；钢，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纱205.2万吨，比上年增加24.7万吨；铁路货运量68132万吨，比上年增加1.4765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111.72亿元；建成投产项目235个；新增固定资产20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进出口贸易总额112.9亿元，比上年增加5.9亿元；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比上年增加136.1亿元；财政支出649.4亿元，比上年增加123.5亿元；收大于支13.5亿元。70年没提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人数，但是我们看到了70年的工业产值还是比69年增加30%。 我们知道70年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了。如按文革之初的原计划搞教改和重开高中，那么就会在69-70年这两年把老三届全部安排留城，当然一部分去国营农场也很自然，那样的话69届，70届以后的初中毕业生就会进高中。 如按正常进程初中，高中，大学重开后就理顺了教育体系，在此之后每年进不了大学的中学生再按“四个面向”分配难道不行吗？关键就看你抓革命的同时是否还促生产了。问题就在于68年全国还在武斗不止，因此很多工厂停工，这并不是说工厂不需要招工。 所以说68年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要首先终止武斗才能提高工业生产总值，才能招工进厂。但是老三届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这批红卫兵能诚心坐下来大联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能！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早看透了，因此他在68年老人家“”后就主持制定了国务院68-5-2对老三届中学生的分配方案， 那就是统统“远走低飞”。周方案无疑是在文革乱局中最能挽救国家的，一是铲除了红卫兵的根基，二是斩断了中央文革的“爪牙”。而此时中央文革也尝到了从红卫兵分化出来的“西纠”和“联动”的厉害，特别是68-7-28清华的大学红卫兵反了天，什么“中央学习班”，什么工宣队都不放在眼里，中央文革也不想保红卫兵了，反正刘邓司令部被粉碎了。接下来就是68年10月给刘少奇盖棺定性，68-12-22把红卫兵交给山乡的老农和边疆兵团的军人管教起来，然后就是69年夏开九大，王洪文那批工人造反派取代了学生红卫兵入阁当了接班人。老三届红卫兵知青 = 跨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插队为主40多年后再来争论有悔无悔有意义吗？40多年前周恩来看透了如果把老三届留在城里肯定只能抓革命不能促生产。文革中周说过支持把红卫兵留在城里搞教育革命的话吗？文革中上山下乡是高层三种力量（毛，周，中央文革）拧成一股绳把我们“扫地出门”，文革中上山下乡是炮打司令部的胜利苦果，是教育革命的彻底失败，是“五七指示”的空想异化， 是中央文革的有得有失，是周恩来的“顺水推舟”，是我们这一代逃不脱的宿命，也是人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决斗，最终的结果没有赢家，这是人性决定的！抛开文革，红卫兵和“一锅端”，就按毛，周最好的愿望来假设他们当初并非心怀二意而是一心一意的想让我们这一代去建“共产村”，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日这一天，鲜花盛开,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安布里奇,现在被称为老经济村的地方,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片祥和、幸福、和谐的气氛，是的，那个时候这个村庄就叫“Harmony Society---和谐社会”，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的和谐社社会是这个村庄的升级版。这天晚上，800名社员聚集在议事厅，祷告和畅谈，刚刚得到的消息，美国国会需要对关税法案进行表决，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国会认为“和谐公社”的社长乔治安普必须参加，就在几年前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专门就“和谐公社”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向美国人民发出号召：“向和谐社会进军，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尽管这批从德国过来的新教徒所宣扬的基督教文化与主流的基督教文化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一切证据表明，乔治安普所代表的农工结合的模式，显示了“和谐社会无比的优越性”，仅仅经过4年时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和谐公社，就迅速建成了美国本土最成功的社区，而在美国其它地区，刚刚建国的美国正在经经历一场是否接受工业革命和欧洲先进技术的争论而停滞不前，声明鹊起的和谐社会人人洋溢在自豪和虔诚之中。是政府,也是公社就在不久前，英国企业家欧文在印地安那州处理完最后一美元的财产，灰溜溜地回到了英国。四年前，作为追随“和谐社会”的小弟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和谐社会&社长和村民手中买下了“和谐社会”在印地安那经营多年的“和谐二村”，开始小弟弟欧文的更加激进的“和谐3.0版”尝试：打破私有制、打破宗教、打破家庭。欧文接受和谐二村后，用自己募集来的钱和追随他的精英，通过了村社的宪法和精神独立宣言，确定了反私有制、反宗教、反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共产主义理念，建立起一个夜夜笙歌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该模式包括：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在二千多英亩农地，十八英亩果园, 以及面粉厂, 纺织厂, 工具厂，医院和商店里劳动；建立学校、幼儿园以解决小孩的入学和养育问题；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生活按需分配，孩子归大家共同抚养；最让人羡慕的是实行共夫共妻制度，只要双方愿意就是夫妻，双方不爽，可以道一声珍重随时投入别人的怀抱。然而，这种爽死了的制度由于懒人大量出现和逐渐固定下来的稳定家庭而使欧文迅速花光了英国董事会所有人的钱，欧文回国的时候，有无勇气跟当初的和谐三村老大哥当初卖给他地的乔治安普道别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乔治安普，这个和谐三村的领头人还是迅速地知道了二村的破产。和谐三村是乔治安普带领他800追随者的第三次创业，遥想24年的今天，他们漂洋过海建立的第一个村庄就在五大湖艾利湖的附近，一片荒芜中大家面临的饥饿和安全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24年过去，乔治安普成功地以基督再世的预言稳定了军心，和谐三村实行禁欲主义，男女甚至夫妻也分开重新组成兄弟姊妹般的家庭，这里没有贪污、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腐败、孩子轮流照料，大家一心工作。由于没有家庭拖累和夫妻无聊的时间浪费，和谐三村经济效率极高，每天大家工作10到12个小时，晚上一起畅谈理想；大家选择最有能耐的人担任领导和商人，和谐社会迅速美名远播。1825年到1828年，来自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团络绎不绝，乔治安普，原先是说率领大家打破地球末日，迎接耶稣拯救，现在看来，不用拯救，这就是天堂。这一天，远在德国家乡后来也改信和谐三村村民们信的基督教路德派的卡尔马克思，正在德国过他6周岁的生日，乔治安普似乎证明了马克思后来也不曾想到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和谐共处?田园共产主义男女分离的社员公寓村民的自豪还在持续。在此后的几年，使用了蒸汽机新技术的和谐三村继续在美国保持领先地位，村民们开设的纺织厂、农场、工厂、酒厂等声名远播，村里的“和谐公社牌产品”无数次在纽约、华盛顿获得质量金奖。与中国的华西村一样，和谐三村，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板，他们勤劳而节俭，他们开放又包容，显示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工业文明未到达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和谐三村潜在的危机恰恰就在于给大家带来希望和光明、领导大家走向致富道路的领导人身上。1834年，乔治安普的养子去世，乔治安普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面对着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外来人口新理念的冲击，与毛泽东一样，晚年的乔治安普在疾病和痛苦中选择了封闭。和谐三村慢慢地完全变成一个封闭的王国。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能促使共产主义社会欣欣向荣，由于禁欲和没有夫妻，大部分村民已经50多岁了，巨大的财产使大家非常纠结：是按照村民合约不带走一分钱移民村外，还是终老村里由共产主义养老终身？随着乔治安普预料中的耶稣复活日的到来，希望一次一次落空后，1/3的村民最终选择了离开，离开的时候愤怒的村民在黑板上写下的投诉今天依稀可见，与今天的微博抱怨中国的社会不公如出一辙。乔治安普是一个意志坚定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坚信耶稣拯救的到来，1847年，90岁的乔治安普去世，留下一个个难解的题。一张床,一本圣经,一个椅子,这是村民全部的私产故事并没有结束，还仅仅进行到不到一半。继任者锐意改革，引进外来劳力、对外开放、多元投资、成立投资公司，古老的村庄又一次焕发生机。乔治安普后面的三代领导人殚精竭虑，使得和谐三村的“国有资产”不断升值。再也没有人有力气叛逃，因为大家都老了，诱人的养老金在等着大家，耶稣是否拯救已经像21世纪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否到来一样成为一个不重要的事情。然而，和谐三村留下的巨额公社资产随着大多数人的去世而越来越变得棘手。1885年，在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去世的第三年，马克思没有预料的情况在和谐三村出现了：LENCE，和谐三村的第三代领导人，写了一份遗嘱：“如果最后一位村民去世之前，耶稣还没有到来，村民的几百万美金的资产，将捐给宾州，以偿还州政府数量可观的债务”。有些人痛苦于人活着没钱花，和谐三村的剩余村民却担心于人死了钱没花完。LENCE的遗嘱与季羡林死后将自己的字画捐给北大一样糊涂,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部的权利这样做，在他们捐款之前，没有仔细衡量产权关系。几十年前签订的共产主义合约村民虽然没剩几个了，然而村里面没有户口的外聘劳务工还很多，他们难道没有权益？合约村民还有很多外村的亲戚，他们也眼红于共产主义的巨大财富。于是，后面的多年，仅剩的几个老人一边去世，一边看着旷日之久的法律纠纷上演。1916年，终于尘埃落定，原来村里工作的的音乐教师和音乐指导获得收益权，剩下的六英亩不动产归宾州政府，然而这个时候，最后一个没有后代的村民们早已去世多年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谐三村法律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却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而在最早尝试并取得过巨大成功的美国,再也没人进行这类的尝试。大锅饭的美国祖父公社音乐学校乔治安普，从德国出发，以奋斗开始，高峰时是喜剧，悲情收场，身后还留下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经历百年，令人回味。他所引领的“和谐社会”的尝试经历101年，比中国共产当的党史还长，然而如今的和谐村却早已平静得不能再平静：走在幽静的小路旁边两百年的门廊、黑锈的大门、斑驳的树皮、早已经成为陈列的消防栓，这些都是岁月的皱纹，美丽而不苍老。物事人非，却还充满深情地、静静地看着世事的变迁。走过树影斑驳的绿茵、安静的小路，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屋檐、甚至每一个路边的铁索链和消防栓，一不小心就存在了将近200多年。200多年来，它启示着除了我还有谁？树影婆娑，象在回答，每一寸建筑似乎都会说话，都也急于告诉我200年来的故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社区,历史总是相似，历史也总是不同。公社也有博物馆当虔诚已成往事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经政府分配在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在孩子上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日复信原文：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4月26日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③③胡锦昌、张学军主编，《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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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翻了不少毛，周身边人的回忆，也查了当时碰头会成员的记述（如吴法宪），还有专家学者的文革专论，但是居然没有一人在述及文革时提到上山下乡。一般而言，文革的专论都是围绕着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写的，如毛，刘之间，毛，林之间，周，邓与“四人帮”之间，华，叶与“四人帮”之间等等。但是上山下乡是个例外，因为文革到了68年底在中央高层没人反对上山下乡，也就是说在上山下乡方向上把老三届“一锅端”的“扫地出门&在中央高层各派中达到空前的一致。北京，天津在68年夏就开始行动，上海晚了一拍但也不得不紧跟上来，因为大局已定。早在66年6-7月，老人家还想搞教育革命，对那段历史看张春桥文选最能得到老人家的真实心态，因为张那时是老人家的知音，老人家有很多对张的谈话都由张传到上海，例如：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主席在去年七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 & 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 这说明66年7月停课后老人家真是想搞一场教育革命，他还是考虑要依靠知识分子搞专业教改。张春桥肯定从老人家那里得到”真传&, 他对教育革命的评价和期待非常惊人：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张春桥 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天啊! 搞好教育革命比打江山和建国等所有功勋都大？！ 但是说不定这就是老人家所认为的。培养红色接班人嘛！接下来张春桥就在南方对抗周恩来主张红卫兵上山下乡的计划了：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话张春桥 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下面的谈话是张春桥最明显的一次对抗周恩来上山下乡计划的讲话：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看看！内幕掀开一角，67年12月5日报上有消息要求上山下乡，张说北京要送人去内蒙，新疆，还要中央文革去开会，那个北京要中央文革开会讨论的人是谁？非周恩来莫属！那次会议中央文革拒绝出席，也不表态。张要求上海抓复课，最重要的是他说“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 最后他说“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 换言之， 张要留着红卫兵搞教育革命搞阶级斗争”。早在67年5月张就说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张说的就是毛想要的，但是现实不以毛的意志为转移，红卫兵如脱缰的野马，两派恶斗引发“全面内战”，根本无可能搞教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策略就是只能顺守不可逆取，他的滑铁卢是“二月逆流”使得国务院全盘输给中央文革只剩下他一个光杆总理，江青又手把“伍豪”材料当成周的紧箍咒。周的“顺守”一是暗中支持“西纠”和“联动”骂江青“不要太狂了”，在中央文革解散联动后周干的最漂亮的反击是借外事系统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激起老人家的愤怒搞掉了中央文革的王关戚。 在上山下乡方面，张说他很保守也很右倾，这也是真的，周在这方面比张左的多了，他对老人家“投其所好”但是顺便夹带了文革前邓小平“插队为主”的上山下乡路线。 你张春桥能依据老人家教育革命的“令箭”操纵红卫兵，我周恩来也有老人家“与工农相结合”的“令箭”打发红卫兵，反正文革中大家都有“令箭”！“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呵呵！周恩来“釜底抽薪”要把中央文革依赖打天下的红卫兵都扫地出门，又给中央文革带上“阻力甚大”的帽子，他把老三届跨省面向边疆农村的计划报告往老人家那里一交，再推说城里无工作可安排，请主席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周不说一句支持教育革命的话，这边厢在北京，天津加快上山下乡的准备，那边厢就看你上海搞教育革命的笑话了。大势发展的结果中了周恩来的套，老人家采纳了周计划。在68-7-28清华老蒯一派杀工宣队之后， 毛接见五大领袖时姚文元改口说他倾向“斗批走”，那次张在上海没出席接见，历史让我们错过了张的表态。但是自那以后张，姚和上海革委会也扛不住了，上海也不得不在68年7月以后开始组织上山下乡。毛，周，中央文革一致行动了，周只管调火车，怎样在报上编瞎话那是姚文元的专利，周不操那个心，让老人家和姚去切磋“最新最高指示”，周又赢了一个回合， 当然他还是先把小鲁藏进军队，至于老帅们和李先念把子女都送进军队他只当没看见，自己的亲属带头下乡就行，反正。。。。。。再看一遍67年底张的讲话：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哈哈！周恩来就是要分散中央文革的目标，他和中央文革斗法，城楼失火，殃及小鱼，平均16岁的69届也因老三届造反而被席卷而去！16岁远离家乡跨省奔赴边疆，“再教育”是什么？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保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是“妈妈我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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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界提出研讨上山下乡要搞点心理学，其实最大的心理学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揣侧人心。我们都知道所有母亲心中第一位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心理自古以来颠扑不灭。文革就是老人家的孩子，而教育革命和与工农相结合又是老人家的“孙子”。搞文革老人家用了特殊谋略和手段，连周恩来都被埋在鼓里。如果说文革初期周恩来还有诚心支持文革的话， 在“二月逆流”被镇压后周恩来就看明白了。在那以后周就与中央文革打太极，关键时刻也背后来一手。如果去看周恩来档案，我们会发现只有到了68年8月后周恩来的日志上才能看到他摆脱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恶梦，因为在那时老人家在教育革命和与工农相结合的两个&孙子“之间偏向了后者。 周恩来成功的促使&四个面向”变为“插队为主”无论从“自圆其说”到“自圆他说”都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定各方面取得了主动。 中央文革搞极左的文革，周搞更左的“一锅端”“一片红”拆中央文革的台。 68-12-22之后红卫兵运动嘎然停止，各派重新洗牌，九大召开。与红卫兵同龄的林立果等少壮派开始新一轮的“造反”，这一次是对准老人家的，而周恩来是“坐山观虎斗”，只是到了林彪跑了才忙了一阵，最后还痛哭了一场。。。。。。
这楼是给网中人的回帖，转过来当作资料保存：对于文革上山下乡的“经济说”给与质疑的海内外研究者文献已看到一些，这些文献也都有数据支持。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官方的统计说6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了165万。 目前官方对文革上山下乡的解释有2010年许珍芳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用工业体制不完善的经济说来解释文革“一锅端”上山下乡，是一篇对当前“城市化”运动的应景文章，文章的立论肯定有其道理，文中提到的薛暮桥在文革刚结束知青大回城中提出多种经营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史实，但是对文革上山下乡的政治因素几乎没有提到，这是最大的缺失。2011年中央党史界的知青问题专家张化（2008年她因故临时取消了在上海知青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又写了一篇文章，还没与她在1993年的那篇力作对照，粗看一下文中有几点很重要：对照阅读：张化2011年新文节选：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之所以演变成政治运动，直接的原因是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1967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领导机关。这一阶段，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七、八、九三个月。<font color="#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加》，要求&全国各地大学、小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大中小学在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当然，这时的&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招考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积压在校的大量毕业生，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也影响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过，这时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虽然&急待解决&，但在社会动乱未止，许多地区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能够反映这种情况的例子是，<font color="#ff年10月上旬，北京出现了一些中学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举动，但在全国，这一事件并未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到1968年，解决毕业生分配问题已经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不止是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这一年，在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上乡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和接受安置条件基本具备了。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百分之十；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百分之四点二，只相当于1966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新招工人的。这样，文件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便以上山下乡这一形式悄然消失了。　　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严重扭曲，演变成与这场内乱相联系的政治运动。还应注意，在1968年爆发的数以千万计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问题，其性质已经远远超出劳动就业的范畴，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当时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张化新文有些新意，新就新在从官方的资料在“经济说”之外又强调了“政治说”，也就是上山下乡最大的结果是结束了红卫兵运动。张文说的很明白，<font color="#67年10月上旬，北京出现了一些中学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举动，但在全国，这一事件并未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font color="#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如果我们能把67年11月-12月张春桥的讲话对照起来看就看出名堂来了。文革上山下乡的“政治说”常常被误导为反修防修与工农相结合，事实上&政治说”的解释中没有提到67-68年周系与中央文革在红卫兵运动方面的激烈暗斗。说白了周力主的老三届“一锅端”就是要结束红卫兵运动，从1967年周就把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口号喊的震天响， 张春桥看出来了，他说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上海能安排90%的学生，还说上海没几个人愿意上山下乡。周在68年5月国务院报告中指名道姓的“老三届”就是红卫兵的“学名”，并对张造成的“阻力很大”，进行了反击！ 周恩来赢在变“四个面向”为“一锅端”，让老人家和张要留住红卫兵搞教育革命的计划变为泡影。事实上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在那种打死老师两派武斗的形势下完全无法操作，周恩来是以毛之道治中央文革之身，与工农结合是毛之道，红卫兵是江张姚中央文革之身（是中央文革的拳头）。 最妙的是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歪论”，如果这是周恩来的杰作更说明了他的老道！如果这是毛不得不屈从周方案和姚切磋出来的“异化理论”也是周的胜利，张从此闭嘴，红卫兵风流云散！接下来周又在九大之后暗中同情林，陈的生产力论，林死后周大哭一场，他不愿当第二号人物直接与毛的文革路线对抗，旋即在陈毅，贺龙追悼会上捕捉战机把老邓等老家伙请回来。。。。。。张化说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这就回到历史事实上来了，现在可反推一下，如果67年大，中学红卫兵都老老实实的回到校园搞教改而使得大学，高中恢复招生，那还会有“一锅端”吗？至少我们69届可以上高中了吧？只要红卫兵“立地成佛”，经济立马好转，到处都会需要招工。“四个面向”总可以吧？张春桥67年12月说上海可安排90%的老三届应该不是瞎说，但是在三市一省跨省面向边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纲领下谁都没话讲了。 “一锅端”的不正常就表现在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不要自圆其说的把一个国家连续三年的所有大学，高中，初中和整整一届事实上小学水平的69届中学生统统移民出城，换来了暂时的社会安定，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林彪事出，老李上书后上山下乡走进死胡同，老人家只能落泪自掏腰包，更说明了他的无奈。在周恩来的杰作之下，老人家威信日落！再加上他又不得不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搞平衡，又整出来个比“农民再教育”更离谱的“走前门的也有坏人”的最高指示，社会风气更加混乱，一代人没受教育，而“再教育”成为无校园，无师资，无教材的放任自流，谁不想走后门谁就变成了“王白旦”！ 纵使文革上山下乡的原因是由经济说，战备说，教育说，政治说等各种因素合成，但是对老三届中学生改“四个面向”为&一锅端“无疑是出自周恩来终结红卫兵运动的政治斗争结果，周运用老人家提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传统理论上纲上线把“插队为主”拔高的“两最”，而且决不让自己亲属给对手留下话柄。文革就是毛，周的“二人转”！我们只是跑龙套的。物极必反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只是“跟着走”。现在我们还没到当年毛，周把我们“一锅端”那个年龄， 对毛，对周的谜信在我们之中不同政治立场的老知青大有人在，我们是否先把毛，周看作普通的人并用人性的基本原则来看待他们？1968年毛的最大利益是在彻底消灭刘少奇司令部后安定团结开九大，而周最大的利益是终结红卫兵运动！他们两人较力和平衡的结果就是周支持毛的文革和九大人事安排，毛支持周的“一锅端”上山下乡解散红卫兵。九大后中央文革解散，就是毛用“四人帮”制肘周恩来为其没完没了的文革打工的另一篇章了。周表面温顺但从来没有放弃“顺守”，我非常理解周恩来，我们的命运早就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命中注定，因为中国人在向西方人学习时捞受老师的欺负，后来孙中山选择投靠第二国际联俄联共，中国先进知识份子集体左转，因为欧文的“共产村”和老马的共产革命都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契合，因此才有了“五七指示”和追求极端纯洁正统无产阶级理想和组织系统的文革。最终人性改造了文革，周恩来力挽狂澜用“插队为主”一举粉碎了人性恶大泛滥的红卫兵运动，是也？非也？对照67年间张春桥反对用上山下乡干扰“教育革命”的谈话，68年张春桥就不再提及和反对上山下乡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主席在去年七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 & 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张春桥 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话张春桥 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在我制作世界电子历史年表期间对上山下乡问题又突击了一下，制作了一个上山下乡分页，和网兄，应兄等网友也经过了互动切磋，到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当然对文革上山下乡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关于新的收获之一是对老人家在文革中对教育革命的期望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过去争论过教育革命和文革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教育革命（例如废除高考）是文革前的既定方针，而红卫兵的出现和刘邓派工作组的“镇压”以及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而引起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并不在意料之中。如果毛的文革只是对刘的不满和想把他拿下来也不必弄出那样大的动静，完全可以象解放以来拿掉高饶，反右，搞掉彭黄张周，彭罗陆杨那样开一次会就解决问题。不同点在于文革一开始就停课搞教育革命，而60年代中学生和50年代的青少年大不一样，最早的红卫兵都是通天的高干子弟，他们直接卷入了高层的政治斗争。本来设计好搞半年的教育革命由于红卫兵杀入社会而搞成天下大乱，刘邓本能的派出工作组稳定局面却让老人家认为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势力庞大必须彻底打乱重来，因此搞了8次接见红卫兵，一乱到底！当刘邓陶被打倒，“二月逆流”被击退使得元老派溃不成军，老人家的文革取得战果，教育革命又被重提，张春桥<font color="#8b.11.19说：“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我个人认为张代表了毛的想法，他们对教育革命的期待极大，因为他们要改变的是世界历史的走向。但是大，中学的学生已是目空一切的自成组织的红卫兵了，中央文革挑动两派红卫兵的内战连老人家派的工宣队都敢杀，还有的红卫兵敢直接骂江青。68年老人家在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此时老人家面对两难，周恩来打出老人家与工农相结合的大旗力主老三届“一锅端”上山下乡，周在68年5月提出的以“插队为主”改变“四个面向”有很明显的解散红卫兵的用意，尽管当时的经济滑坡，但还没到必须把老三届全部送到农村才能挽救国民经济的地步。周恩来在67年底就支持红卫兵自发的上山下乡，当时北京日报也有报道和鼓动，但是张春桥不买账，他在1967年12月对上海革委会的讲话很有来头和深意：张春桥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张这段话曝露了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上山下乡决策上的斗争，同时披露了早在67年底“四个面向&一词还没出现时周恩来就在策动大规模上山下乡。 换言之，周恩来对于红卫兵能干成什么正经事已完全失去耐心，而张春桥还要抓住红卫兵“把文革进行到底”， 而张氏的文革就是教育革命。党史界知青学专家张化说：“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严重扭曲，演变成与这场内乱相联系的政治运动。还应注意，在1968年爆发的数以千万计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问题，其性质已经远远超出劳动就业的范畴，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当时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周在68年5月提出了专门针对老三届的“一锅端”插队为主，为什么不能“四个面向”，经济崩溃说不足以解释，69年国家全民所有制招工165万。70年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了工作。“公平说”好象有道理，但也有漏洞，68年春大批中央和军队的子女都当兵去了，并无公平可言。周恩来急于对中央文革“釜底抽薪”，也就是尽快终结红卫兵运动。而老人家不急，他不是说了：“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如果不是红卫兵反了天杀了老人家派去的工宣队，如果学生们都回到校园老老实实搞教改，如果大学，高中，初中都恢复招生，还会有“一锅端”吗？这几百万学生吃饭国家养的起，越南的军火国家供的起，亚非拉的援助国家也送的起。 问题是红卫兵不给老人家和张春桥争气，他们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打得你死我活，办学习班也不听，派工宣队也不灵，军管也没用，就是不搞教育革命！最后老人家不得不采纳周方案“一锅端”，还特意一反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传统说法搞出来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说辞来造成无穷后患。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不是说周错了张对了而是说文革上山下乡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张化语）”。因此周的“一锅端”方案的实质就是对文革由乱到治的一个牺牲红卫兵一代的非正常手段。 老人家说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68-12-22动员所要解决的最主要矛盾就是要终结被异化的红卫兵运动结束文革开九大，“一锅端”成因的所有这个说那个说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次要矛盾。 如果67年底和68年初决策上山下乡的碰头会记录解密， 很可能我们会看到周力主对老三届“一锅端”，而张反对。现在官方对上山下乡的说法是搞错了但属于计划经济框框所限可以理解，主要解释是“经济困难说”和“反修防修政治说”。 我个人的猜测认为有一点被忽略了，那就是周恩来和张春桥之间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斗争。上山下乡对周，张来说在当时是事关红卫兵运动的问题，张还在考虑是否让红卫兵制度化而取代共青团，而周是对红卫兵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十年每一年的毕业生分配情况可有不同，但仅在1968年对老三届中学生来说“一锅端”就是周恩来策动的以非正常手段终结红卫兵运动和结束文革的胜利。如果我的猜测不错，那对于68-12-22动员的背后决策如何解密呢？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上下几代）都对文革上山下乡的形式和后果给予了否定，争论主要在发起者的动机上。如果现在披露出来“一锅端”是周恩来搞的而张反对就会让人们哭笑不得，张反对上山下乡和江反对走后门一样都是政治搏弈，因此还是让老人家一人扛着发动文革上山下乡的名声吧。批《海瑞罢官》，停课搞教育革命，红卫兵运动， 文革，“一锅端”上山下乡，反正老人家是始作俑者，大家把气出在他身上也没话说。但是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如果“一锅端”是政治派系争斗的产物，那从国家层面的历史教训何在？百姓子女的命运，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都无助的被党派恶斗所左右，前门关上了，后门虚掩着，一个声音高叫着，好人来吧，给你自由！
山风 最后编辑于
以下是引用古道游侠在 16:16:00的发言：12&#183;21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肯定和终止红卫兵运动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原因。至于张与周的争论则是属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小将们都下去了，张春桥就失去了可兴风作浪的社会力量，所以他以后在云南扶植了一个知青典型，再后来又搞了个“白卷英雄”都是有用意的。教育革命确实是“文革”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根本目的。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早期的红卫兵运动恰恰是对此目的的干扰和反动。他们用针对“黑五类”的红色恐怖来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用煽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仇恨来保“走资派”。当然，以后的造反派红卫兵比他们走得更远，一大批开国元勋以“走资派”的罪名死于他们之手。在“文革”深入的过程中，两派红卫兵打得不可开交。“走资派”被打倒后，红卫兵领袖想取而代之，毛泽东当然不干，于是被一锅端也就不可避免了。古班这段话说得精辟！红卫兵运动是建国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最大不同的特色，也是解放后第一次群众自发后被利用的大规模“造反”行动。如果回顾文革的初始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从5月16日通知发出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文化大革命在刘邓工作组领导下并没有出现“大乱”，文革真正乱起来就是从老三届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开始，很快老人家发现和“收编”了红卫兵（见他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然后就在8月5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就是8月18日接见红卫兵，8月19日红卫兵要冲击故宫砸“四旧”，8月24日老舍投湖。。。。。。建国以来党内高层闭门搞路线斗争和人事更迭的模式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用群众运动搞党内斗争就是从毛泽东借用和掀起红卫兵运动开始，他被刘邓派工作组彻底激怒！本来嘛，你要拿掉刘就象在庐山拿掉老彭那样开会嘛。 看来毛对516后在党内控制下的文革是否能拿掉刘也没有把握，他的文革本打算到年底，但半年时间显然不行，老刘老邓的工作组很厉害，他们的一线比二线更有各省党委的支持，老人家急眼了！胡来了！ 不惜抓住学生“义和团”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从周恩来档案在红八月的13天记载就可看出历史的必然走向和我们的宿命：<font color="#月18日　陪毛泽东、林彪参加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陪毛泽东首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林彪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周恩来讲话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在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所以，不断革命不容易。十九日、二十日，继续和范文同会谈。　　　△晚，得知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接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　　8月22日　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　　8月23日　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泽东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又到林彪处谈话。　　　8月24日　参加中央碰头会〔注〕。　　〔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此处“中央碰头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8月26日　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红卫兵联络总站是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　　△在电话中指示即将由济南启程去处理青岛市大专院校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一事的谭启龙：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几天后，鉴于山东省委已很难开展工作，又电话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两派双方的工作。　　8月27日　晚十一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注〕代表，强调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等要害部门绝对不能冲击，要求他们及所属红卫兵协助解放军，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并指示总参等部门的领导担任联络员，向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交通、通讯、宣传等设备。　　〔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八月二十七日，又称第一司令部（一司）；九月五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