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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如何看“七七事变”：右翼杜撰阴谋教材信息混乱
　　警醒　　据新华社东京7月6日电(新华社记者冯武勇、刘秀玲)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77年，但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仍有诸多混乱认识乃至谬论，特别是安倍政权试图将歪曲的历史观灌输给下一代，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日本右翼分子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他们在“大东亚战争史观”的语境下杜撰、扩散各种“阴谋论”，将“七七事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靖国神社游就馆内放映的纪录片《我们不会忘记》描写：日，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日本不希望开战，但中国拒绝了日方的和平意愿。随后，中国境内对日恐怖活动不绝，各地发生虐杀日本侨民的事件。这部纪录片甚至不知羞耻地妄言：“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阴谋”。　　作为日本社会整体历史认识混乱的反映，日本学校教科书对于“七七事变”的记载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将责任归咎于中方。日本各公立学校采用最普遍的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描述：“日本控制满洲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北部。日，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武力冲突，成为日中全面战争的契机。”右翼势力编撰的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则写道：日本在义和团事件后，根据“条约”在周边驻军近5000人。1937年7月，卢沟桥附近，有人向日军开枪，于是交火。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决定增兵。8月，一名日军军官在遇害。于是，日本政府撤回“不扩大”方针，日中进入全面战争。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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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学者荣维木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必然性。步平、北冈伸一等中、日学者自2006年起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于2014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读者可以从双方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中了解历史。经授权，澎湃新闻摘选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方学者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前言中称，这场战争长达8年，与日方“早日结束事件的期待和焦虑”背道而驰，并“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中国学者荣维木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必然性。那么，一个明明已经平安归队的“失踪”士兵，缘何成为卢沟桥事变乃至全面战争的导火索？近卫文麿内阁“不扩大”事件的方针，为何没有阻止战况扩展？日本陆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媒体舆论的渲染，为何让事态愈发紧张？报告也给出了基于日方史料的说明。卢沟桥老照片中方报告：《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节选）作者：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日下午，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演习。19时30分开始夜间演习，其内容是：“从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引者注）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黄昏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22时40分左右，从日军演习阵地传出枪声，日军称一名士兵失踪。枪声过后不久，中日双方就日军失踪士兵问题进行交涉。日军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遭到中方拒绝。事实上，在中日交涉前半小时，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方仍坚持进宛平城调查。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至此，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地龙王庙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史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首先，事变中的日本驻屯军来自丰台，而丰台并非驻屯军的合法驻地。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使馆区和黄村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1902年，日本“清国驻屯军”（后称中国驻屯军）为1650人，至1936年增兵后达5000余人。因丰台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驻屯军不顾《辛丑条约》的限制，于1936年5月起在丰台强行建造兵营。不仅如此，当年发生两次丰台事件，驻屯军把第二十九军在当地的驻军全部赶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队正是由丰台派出的。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后来也承认：“我想（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其次，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杉山元甚至认为：“事变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一方面是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现地交涉，一方面是日本驻华总领事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交涉。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随后占领了天津，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演日方报告《日中战争——日本军的侵掠与中国的抗战》（节选）作者：波多野澄雄 庄司润一郎“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1937年7月发生的日中两国间的冲突事件，尽管引发了全面战争，但双方避免正式宣战，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这也是本次日中冲突的一个特征。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正式宣战要承受美国中立法的适用，因而可能招致与遭到经济制裁同样的后果。另外在日本，人们认为如果把“冲突”升级为“战争”，会为早日解决事态增加障碍。从要准备与原假想敌的苏联和美英进行对决的角度考虑，则必须避免日中纠纷的长期化。因此，日本在战争之初将此称为“北支事变”，在战火扩大后的1937年9月以后才正式改称为“支那事变”。另一个特征是，日本在整个日中战争期间曾无数次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和平工作”。（在中国称和平交涉或和谈，本文中的“工作”基本上都为和平交涉活动之意。——译者注）这也反映了其对早日结束事件的期待和焦虑。但是与希望早日结束的焦虑背道而驰的却是最终战斗超过了8年，比经正式宣战而开始的战争更为激烈，并迫使两国国民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给成为战场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在1937年的华北，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因这个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作为所谓“缓冲机构”而设置的，与冀东政权性质不同，所以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下简称驻屯军）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其亲日姿态并不信任。另一方面，驻屯军频繁进行夜间演习，这被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视为“挑衅行为”，从而过度地引发了冀察政权方面的警戒心理。7月7日傍晚，驻扎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侧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畔进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40分左右，日方两次受到来自左岸堤防阵地方向的枪击。中队长清水节郎传令将此事报告丰台的大队本部。大队长一木清直命令通过警备召集（所谓警备召集，是指为防备海上来敌、河面来敌以及地面来敌而进行的兵力召集，包括敌人已经来袭或有来袭之虞两种情况。——译者注）组成的500人的部队向宛平县城附近的一文字山出动。次晨3时半左右，由于到达一文字山的部队在龙王庙方向听到了枪声后，向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汇报了情况，于是牟田口下令开战。一木大队一方面于5时发出攻击令进入战斗状态，另一方面命令第八中队前进，以包围攻击堤防阵地的中国军队。前进中的第八中队与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一开始，一木就于5时半下达了总攻击令。此间，在两次枪击之后该中队一名士兵失踪，虽然不久便平安归队，但这一消息却拖延很久都没有向大队本部报告，成为导致此次事态发展紧迫的原因之一。战况扩展之要因在当地持续交战的过程中，7月8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代替正在疗养中的次长今井清向参谋总长做了汇报，为防止事件扩大以参谋总长名义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9日，以参谋次长的名义提出了禁止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驻扎、处分负责人、谢罪及取缔抗日团体等停战条件。停战交涉在北平特务机关与第二十九军代表之间进行。7月11日，第二十九军接受了（1）道歉和处分负责人，（2）不在宛平县城、龙王庙布军，（3）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11日晚8时，于当地缔结了协定。另一方面，近卫文麿内阁在7月8日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于此事件虽然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这个“不扩大”并不意味着限制动员派兵到华北。在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提议有必要从日本本土派遣3个师团，但因遭到其他阁僚的反对而取消。但是，7月10日在当地龙王庙再度发生冲突后，11日的内阁会议上，在采取不扩大、当地解决之方针的同时，还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实际上派兵被予以保留）。但在同日下午6时过后的派兵声明中，却断定“毫无疑问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并表示“放弃为不扩大事态的和平交涉”。近卫首相在11日晚召集舆论界、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指出：“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从而要求全面配合派兵。虽然近卫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他相信如果表现出将要派兵的强硬姿态，按理说“中国方面会屈服”，事件因此可以在短期内得以解决。总而言之，在决定派兵的同时公布此一决定，是无视与此同时在当地进行的为停战所做的努力之行为，这也使得其后的交涉工作变得困难。（注：作为天津特务机关人员出面与第二十九军进行停战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道：“正因为是日华双方为局部解决而努力的这样极其微妙的时期，这次朝议决定给我们当地日本方面代表的行动造成困难，同时也惹起中国方面的连锁反应，态度变得强硬，给双方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影响。”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みすず書房、頁。 ）中国的抗日气氛高涨也使得中国方面接受妥协的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小。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8日，通电全国，要求发动“抗日自卫战争”和国共合作。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鉴于对日抗战内外体制的筹备还未完成，暂时以事件的和平解决为重点。因此，在17日的庐山谈话（19日公布）中表明其决心，即尽管寄希望于以外交方式来解决，但如若到了无法解决的“最后关头”，则必须进行抗战。这期间，在天津为解决此次事件的努力仍在继续。7月19日，在当地军队之间，中国方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条件，签订了有关取缔排日言行的实施条款（停战细节协定）。驻屯军于21日，给东京陆军发电报称“二十九军全面接受我军的要求，正逐渐付诸实行”，以表达其慎重派兵的论点。在此前一天的20日，应陆军省部的要求，内阁会议同意派兵华北。但又根据驻屯军的意见和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当地形势考察报告，参谋本部再次搁置了派兵计划。但是，25、26日连续发生小冲突事件（廊坊、广安门事件），以此为契机，陆军决定实施已被延期的3个师团的调兵动员，并在27日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于是，驻屯军28日开始全面攻击，第二天基本控制了永定河以北的北平、天津地区。随后发生的通州事件，是在日本形成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舆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事态扩大至此，但其不扩大方针仍被坚持下来，参谋本部的派兵计划及作战范围都以只限定在北平、天津为基本方针。自7月底起，作战部部长石原、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一起向外务省和海军方面做工作，以寻求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停战要求的可能性。在陆、海、外三省共同定下的停战条件的基础上，又委托日本驻华纺织行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在上海与中国方面接触（船津工作）。船津于8月7日抵达上海开始进行接触，但因上海形势紧迫而未取得进展。为什么没能抑制住当地军队的行动？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注：在日本的研究者中，事件缘由偶然发生的枪击的论调为主流；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日军有计划的枪击论、阴谋论则较多。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138~182頁）推断是由于二十九军士兵偶然发枪引起；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300~316頁）虽也持偶然发生的论点，但质疑事发当时日军的反应。） 当地也为进行局部解决付出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驻屯军（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未能抑制住当地军队行动的理由之一就是，在陆军内部存在所谓的“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作战部部长石原等“不扩大派”认为，与中国的战争恐怕无法避免长期化，消耗国力造成对苏备战的障碍，从而可能招致苏联的介入，因此他们主张局部解决。而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一击论”，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军一次打击，迫使国民政府转换抗日的姿态，一举解决日中问题。在陆军部内主张“一击论”者超过“不扩大派”，属于多数派。事件发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最初的几天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接触，也仅仅是南京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和中国外交部的几次交涉，处理事件的主导权掌握在陆军手中，外交当局则显得毫无力量。事件的“扩大”，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如前所述，无视当地的停战努力就早早地决定派兵、与之持同样论调的近卫首相和向“膺惩暴支”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近卫内阁也认为，与其抑制事态扩大，倒不如把这次事件视为打开陷入僵局的对华政策的好机会，在预测蒋介石政权会在短期内战败的基础上，容许大量派兵，使在当地解决事件的努力付之东流。其间，蒋介石在7月29日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认为当前的事态为“最后的关头”“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明确表明了抗战决心，将着手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与共产党携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掌握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权，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要求苏联对日参战（11月26日），将华北事态向国际联盟起诉（9月12日）等，以战争的“国际化”所带来的最后之胜利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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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全面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普遍说法是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而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它的演变过程既简单又复杂，许多节点至今争论不休。一、日本对华政策的争议。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所为，目的是控制东北。此后通过制造华北事件进而将华北变成军事缓冲区或者最终使华北独立，是其又一战略企图。这个企图在签订《何梅协定》、《溏沽协定》、《秦土协定》后基本达成了。此时的日本权力层存在着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这位原关东军中佐参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和扶持起满洲国（此人后来任16师团长，因与东条英机观点相左而被免职。他不是后来日本极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的父亲。他是兵库县人，父亲只是个商人，而石原慎太郎是日东东北石原世家）。此事令他与板垣征四郎成为日本一时的英雄。石原的观点是控制满洲阻挡苏联南下，利用满洲的资源壮大日本国力。通过稳固满洲和中国华北完成持久战的准备，保持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先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尔后再考虑与美国进行最终决战。扩大派以日本陆相杉山元为代表，主张立即发动对华全面战争，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大后方，进而向东南亚图谋，与美国争夺霸权。不扩大派与扩大派都有相当的头面人物和实力，双方陷入长久的争论中。二、中日华北驻军情况。日本驻屯军的历史可追溯到1900年，清军被八国联军联合打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允许诸国为保京师至海通道在华驻军。日本据此派兵驻扎在天津到北京沿铁路一线，这支日军部队就是中国驻屯军，只不过兵力不超过2000人。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任命原任第1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并设置了驻屯军步兵旅团（两个步兵联队，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此时的兵力为5700人。分别配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中国当时的华北的主要部队是第二十九军，五个师，十万余兵力（编制三万多，宋哲元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扩充兵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备司令，驻北平、保定地区，师部在西苑），第38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驻天津附近）、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第143师师长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驻察哈尔省和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未参加平津作战）、骑兵第9师 师长郑大章（驻南苑和固安、易县）及卫队旅旅长孙玉田。还有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驻黄寺及北苑）的两个旅。此时副军长秦德纯兼北平市长，副军长佟麟阁主要负责南苑军训团。&&七七事变时宋哲元“回乡修祖坟”，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临行前他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后组成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原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参加过长城抗战。三、引出全面战争的几次事件。第一件日军士兵失踪。&此事的过程目前基本清楚。日军在苑平城郊演习，有人放冷枪。日军中队长清水向丰台大队部报告，认为是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在集合中队点名时，发现二等兵志村菊次郎不在，因此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三小时后，这名士兵归队。但日军仍不依不饶，坚持是中国军队不法射击和掠走日军士兵，要进苑平城搜查，被守城的29军拒绝。日军丰台大队长一木清直向第五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报告，牟田即令一木率领第3大队开往卢沟桥。日军在增兵卢沟桥的同时，还派遣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指派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进行交涉，要求29军撤出宛平城外，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清晨5时30分，日军发炮轰击宛平城，同时一木清直率领第3大队主力向铁路桥附近的中国守军扑去，另有一支日军向宛平城东门发动进攻。战争终于打响，事实是所谓的七七事变应当叫七八事变。关于放冷枪的问题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日本特工故意制造，二说是国军激进派士兵开枪，三说是地下党开枪制造事端，四说是苏联特务开的枪。总之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各有说法，至今是笔糊涂账。此时代理宋哲元主持军政事务的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冯治安和38师师长张自忠一方面促请宋哲元速回北平，一方面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110旅旅长何基沣据此下达三条命令：一、不准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虽然有石原莞尔少将等人坚持不扩大意见，但扩大派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阳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强烈主张扩大侵略。日本内阁做出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议。杉山元甚至认为：“事变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当天，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日，日军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开赴北平、天津。 “卢沟桥事变”走向扩大和升级“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均在庐山避暑，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远在重庆。蒋介石闻报后，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特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何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一方面把事变当作是日军为难宋哲元，另一方面预判的是日军要搞华北独立。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蒋介石日记）。 &&& 日本继续增兵华北，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十分渺茫。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前发生的征兆……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上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这位蒋介石的老怨家极少说蒋介石的好话，这次也说蒋介石“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蒋介石还下令补充29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29军。有了蒋介石的态度，宋哲元的腰杆也硬了起来。他在7月25日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制订作战计划。以赵登禹之132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之37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之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刘汝明之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同时下令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第二件“廊坊事件”。 日，日军借口修理电线的士兵受到中国驻军的攻击，向廊坊中国驻军226团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廊坊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又增调大批援军，双方展开至26日中午，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第三件“广安门事件”。7月26日，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广部大队）500余人乘26辆汽车开往广安门，伪称使馆卫队进城。29军赵登禹132师独立27旅679团刘汝珍部营长李延赞先开启城门，诱日军进入，进至一半时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此战共打死包括书记官佐藤茂等敌兵30余人，打伤80余人。后来通过交涉，城外的日军部队返回丰台，已经进入城内的日军分乘13辆汽车于27日凌晨2时进入东交民巷的日军兵营。(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46页)四、全面战争的展开。&&& 7月26日晚，广安门的战斗刚刚停止，日本驻屯军便于22时20分下达了攻击29军的作战命令。27日上午，日军精锐第5、第6、第10师团由日本本上进入平津战场。 当晚，日军开始向29军发起全线进攻。日军分别攻击了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的29军驻军。28日，日军20师团和驻屯旅团对29军军部所在的南苑地区发动进攻。28日，宋哲元正在会同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开会时，接到南苑传来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阵亡的噩耗！而对不利局势，为了让古都北平不遭受战火的蹂躏。29军决定撤退守军，退往保定。宋哲元命张自忠留守北平代理自己的职务，临别时张自忠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 张自忠留在北平使舆论哗然，不明底细的人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诋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 &&& 天津沦陷后，在日伪的威逼和舆论的指责之下，张自忠于8月6日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北平被日军正式占领。8月13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开辟南方战场，淞沪会战展开。五、中日全面战争的必然与偶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基于其扩张主义。早在1927年，日本《对华政策纲领》就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中日战争发生必然性的基本依据。就当时而言，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它的基本方针是进一步巩固满洲国和维护华北自治的局面，加紧备战。种种迹象表明，七七事变宛平日军士兵失踪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事件被日本扩大派充分利用，借机向中国华北增兵，从而挑起更大的战争。八一三上海战争发生后，日本开始调重兵参战，从而使战火烧向了中国南北。北平与上海之战中国军事上的失利，让日军发现了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和军事力量的不堪一击，对全面征服中国充满了信心。正因为此，从日本扩张战略上看，全面侵略中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就具体战争爆发点而然，又有偶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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