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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知堂散文精华（周作人），下载请留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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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9-08-21 23:39&&[第15版 09-03 20:42↓]
知堂散文如铁观音，入口微苦，细品甘甜，余辑录若干，与网友共享，以为谈资。1.谈日本文化书2.苦口甘口3.汉文学的传统4.记蔡孑民先生的事5.《书房一角》原序6.读书的经验7.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8.《晨报副刊》与孙伏园9.关于绍兴师爷10.过去的工作11.《男人和女人》12.谈文章13.关于近代散文14.小说的回忆15.大乘的启蒙书16.国语文的三类17.文学史的教训18.杂文的路19.梦20.风土志21.佛经22.医学23.博物24.国史25.外国语26.国文27.汉字28.《十堂笔谈》小引29.灯下读书论30.希腊之馀光31.结论32.外国语33.小说与读书34.文艺复兴之梦35.窃书的故事36.鲁迅的国学与西学37.鲁迅读古书38.再是东京39.中学读古诗的意见40.广思堂41.漫画与画谱42.德文书43.南江堂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另，我有电子版《知堂书话》，有需要网友请留email地址。
◎民 俗 风 物
故乡的野菜
济南道中（选录）
谈“目连戏”
水里的东西
村里的戏班子
日本的衣食住
北平的春天
中秋的月亮
关于祭神迎会
桑下丛谈（八则）
女人的禁忌
无生老母的信息
东昌坊故事
小孩的花草
秋虫的鸣声
园里的植物
鬼与清规戒律
窝窝头的历史
◎生 活 情 趣
北京的茶食
蔼理斯的话
生活之艺术
灯下读书论
南北的点心
◎追 怀 故 人
爱罗先珂君
偶感（选录）
与谢野先生纪念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关于范爱农
武者先生和我
岛崎藤村先生
记杜逢辰君的事
◎文 化 评 论
北大感旧录（选录）
山中杂信（选录）
小孩的委屈
国粹与欧化
贵族的与平民的
夏夜梦（选录）
妇女运动与常识
教训之无用
我们的敌人
抱犊谷通信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北沟沿通信
拥护《达生编》等
《论语》小记
家之上下四旁
汉文学的传统
中国的思想问题
道义之事功化
北大的支路
日本的人情美
谈日本文化书
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希腊之余光
发表于：09-08-21 23:40 []
谈日本文化书
1936年7月5日刊《自由评论》第32期
收入《瓜豆集》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
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 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年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ё，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板”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写)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的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
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
廿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发表于：09-08-21 23:40 []
1943年11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5期
收入《苦口甘口》
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来信，说自己爱好文学，想从这方面努力做下去，我看了当然也喜欢，但是要写回信却觉得颇难下笔，只好暂时放下，这一搁就会再也找不出来，终于失礼了。为什么呢？这正合于一句普通的成语，叫做“一言难尽”。对于青年之弄文学，假如我是反对的，或者完全赞成的，那么回信就不难写，只须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够了。但是我自己是曾经弄过一时文学的，怎么能反对人家，若是赞成却又不尽然，至少也总是很有条件的，说来话长，不能反复的写了一一寄去。可是老不回复人家也不是办法，虽然因年岁经验的差异，所说的话在青年听了多是落伍的旧话，在我总是诚意的，说了也已尽了诚意，总胜于不说，听不听别无关系，那是另一问题。现今在这里总答几句，希望对于列位或能少供参考之用。
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职业的，只是农工商这几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为学乃是他的事业，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达则为官，现在也还称公仆，穷则还是躬耕，或隐于市井，织屦卖艺，非工则商耳。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惟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惟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借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章先生自己是懂得医道的，所以他的意思以为学者最好也是看点医书，将来便以中医为职业，不但与治学不相妨，而且读书人去学习也很便利容易。章先生的教训我觉得很对，虽然现今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教学相长，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业，与民国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但是这在文学上却正可应用，所以引用在这里。中国出版不发达，没有作家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文学职业就压根儿没有，此其一。即使可以有此职业了，而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此其二。因此之故，中国现在有志于文学的最好还是先取票友的态度，为了兴趣而下手，仍当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决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戏不是好玩的事也。
第二，弄文学也并不难，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说写文章的秘诀，是多读多作。现在即使说是新文学了，反正道理还是一样。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自然要先有文学而后乃成家，决不会有不写文学而可称文学家的，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学的人要紧的是学写文学作品，多读多作，此外并无别的方法。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家也是实力要紧，虚声是没有用的。我们举过去的例来说，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胡陈鲁刘诸公那时都是无名之士，只是埋头工作，也不求名声，也不管利害，每月发表力作的文章，结果有了一点成绩，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这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种气风或者也已改变，但是总值得称述的，总可以当作文人作家炼成之一模范。这有如一队兵卒，在同一目的下人自为战，经了好些苦斗，达成目的之后，肩了步枪回来，衣履破碎，依然是个兵卒，并不是千把总，却是经过战斗，练成老兵了，随时能跳起来上前线去。这个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对的，总之文学家所要的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多读多作未必一定成功，这还得尝试了来看。学画可以有课程，学满三四年之后便毕业了，即使不能算名画家，也总是画家之一，学书便不能如此，学文学也正是一样，不能说何时可以学会，也许半年，也许三年，也许终于不成。这一点要请弄文学的人预先了解，反正是票友，试试来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罢了，对于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的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因此中国文学的道德气是正当不过的，问题只是在于这道德观念的变迁，由人为的阶级的而进于自然的相互的关系，儒道思想之切磋与近代学术之发达都是同样的有力。别国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馀的只是辞句，虽是写的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对的一方面，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国的物事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学颓废派，写几句象征派的情诗，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在中国却是还未办到，要学人自己费力去张罗，未免辛苦，不过这辛苦也是值得，虽然书中未必有颜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粮总可得到不少，这于弄文学的人是比女人与酒更会有益的。前一代的老辈假如偷看了外国书来讲新文学，却不肯译出给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现今青年讲更新的文学，却只拿几本汉文的书来看，则不是自私而是自误了。末了再附赘两句老婆心的废话，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以上所说的话未免太冷一点，对于热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是这在我是没法子的事，因为我虽不能反对青年的弄文学，赞成也是附有条件的，上边说的便是条件之一部分。假如鸦片烟可以寓禁于征，那么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寓反对于条件罢。因为青年热心于文学，而我想劝止至少也是限制他们，这些话当然是不大咽得下去的，题目称曰苦口，即是这个意义。至于甘口，那恐怕只是题目上的配搭，本文中还未曾说到。据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卷三十，鼷字下所引云：
《玉篇》：鼷，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鸟兽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鼷，鼠之最小者，或谓之甘鼠，谓其口甘，为其所食者不知觉也。
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三十九引《本草纲目》鼷鼠条，亦如此说，和名阿末久知祢须美，汉字为甘口鼠，与中国相同。所谓甘口的典故即出于此。这在字面上正好与苦口作一对，但在事实上我只说了苦口便罢，甘口还是“恕不”了吧。或者怕得青年们的不高兴，在要收场的时候再说几句，——话虽如此，世间有《文坛登龙术》一书，可以参考，便讲授几条江湖诀，这也不是难事，不过那就是咬人不痛的把戏，何苦来呢。题目写作苦口甘口，而本文中只有苦口，甘口则单是提示出来，叫列位自己注意谨防，此乃是新式作文法之一，为鄙人所发明，近几年中只曾经用过两次者也。
（民国癸未二月十日，写于阴雨中）
发表于：09-08-21 23:41 []
汉文学的传统
1940年5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3期
收入《药堂杂文》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性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想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离娄下”有一节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末了的譬喻有点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样消极的。再说就是消极，只是觉得不能利人罢了，也不会如后世“酷儒莠书”那么至于损人吧。焦理堂著《易馀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遏”原作“逼”。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案《淮南子》“泰族训”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古人亦已言之，刘君却是说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章太炎先生著《菿汉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鸮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
用现在的话来说，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己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此种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国人分得一点，不能就独占了，以为了不得，但总之是差强人意的事，应该知道珍重的罢。我常自称是儒家，为朋友们所笑，实在我是佩服这种思想，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正好比空气与水，我觉得这比较昔人所说布帛菽粟还要近似。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什么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国是不会得绝的，因为孔子生于中国，中国人都与他同系统，容易发生同样的倾向，程度自然有深浅之不同，总之无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辈的忧虑实是杞忧。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说过的师爷化的酷儒与禅和子化的玄儒都起来，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运动，就是助长之一，结果是无益有损，至少苗则槁矣了。对于别国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样，只要是自发的，无论怎么慢慢的，总是在前进，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种流行，实际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复到原来状态，估计最少须得五十年工夫。
说到这里，我觉得上边好些不得要领的话现在可以结束起来了。汉文学里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在民间也未必没有，不过现在只就汉文的直接范围内说而已。这自然是很好的东西，希望他在现代也仍强健，成为文艺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时却并无一毫提倡的意思，因为我深知凡有助长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为人生的文学如被误解了，便会变为流氓的口气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态度，二者同样不成东西，可以为鉴。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题曰《女》，中引《庄子》天道篇数语，读了很觉得喜欢，因查原书具抄于此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此与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样。文人虽然比不得古圣先王，空言也是无补，但能如此用心，庶几无愧多少年读书作文耳。
还有第二点应当说，这便是文章。但是上边讲了些废话，弄得头重脚轻，这里只好不管，简单地说几句了事。汉文学是用汉字所写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国话虽然说是单音，假如一直从头用了别的字母写了，自然也不成问题，现在既是写了汉字，我想恐怕没法更换，还是要利用下去。《尚书》实在太是古奥了，不知怎的觉得与后世文体很有距离，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再看《诗》与《易》，《左传》与《孟子》，便可见有两路写法，就是现在所谓选学与桐城这两派的先祖，我们各人尽可以有赞成不赞成，总之这都不是偶然的，用时式话说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从前我在论八股文的一篇小文里曾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这里除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建立在汉字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做或不会做诗钟之类，可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势力，这会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改了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哪里去，而且变的一点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起来的，讲到结果则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盖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比从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要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题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不知道敏感的新诗人关于此点有否注意过，可惜一时无从查问。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我又恐怕这种意思近于阿芙蓉，虽然有治病的效力，乱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上边所说思想一层也并不是没有同样的危险。我近来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实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时也容易有危险气味，芥川氏有言，危险思想者，欲将常识施诸实行之思想是也，岂不信哉。
（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发表于：09-08-21 23:41 []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1940年4月1日刊《中国文艺》
收入《药味集》
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光绪辛丑至丙午我在江南水师学堂，这其间大约是癸卯罢，蔡先生回绍兴去办劝学所，有同学前辈封君传命，叫我回乡帮忙，因为不想休学，正在踌蹰，这时候蔡先生也已辞职，盖其时劝学所（或者叫作学务公所亦未可知）的所长月薪三十元，在乡间是最肥缺，早已有人设法来抢了去了。以后十二年倏忽过去，民国五年冬天蔡先生由欧洲回国，到故乡来，大家欢迎他，在花巷布业会馆讲演，我也去听，那时我在第五中学教书兼管教育会事，蔡先生来会一次，我往笔飞坊拜访，都不曾会见。不久蔡先生往北京，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六年春天写信见招，我于四月抵京，蔡先生来绍兴会馆见访，这才是初次的见面。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民国六年八月我改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仍暂兼了编纂员一年，自此以后至二十六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任职。民六至民八，北京大学文理科都在景山东街，我们上课馀暇常顺便至校长室，与蔡先生谈天，民八以后文科移在汉花园，虽然相距亦只一箭之遥，非是特别有事情就不多去了。还有一层，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谩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都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去云。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也就站开一点，不常去谈闲天，可是我觉得对于蔡先生的了解也还相当的可靠。民六的夏天，北京闹过公民团，接着是督军团，张勋作他们的首领，率领辫子兵入京，我去访蔡先生，这时已是六月末，我问他行止如何，蔡先生答说，只要不复辟，我是不走的。查旧日记，这是六月廿六日事，阅四日而复辟事起。这虽似一件小事，但是我很记得清楚，至今不忘，觉得他这种态度甚可佩服。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尽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
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毋庸细说，若撮举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该之，亦可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想，倒是真正之儒家也。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国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以上诸事，论者所见不同，本亦无妨，以我所见则悉合于事理，若在现今社会有所扞格，未克尽实行，此乃是别一问题，与是非盖无关者也。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解释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成于民国八九年顷，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诸公肯细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在这以前有《中国伦理学史》一卷，还是民国前用蔡振名义所著，近年商务印书馆又收入“中国文化丛书”中，虽是三十馀年前的小册子，至今却还没有比他更好的书，这最足以表现他的态度，我想正是他最重要的功绩。说到最近则是民国二十三年，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俞理初年谱》中有他的一篇跋文，也值得注意，其时蔡先生盖是六十八岁矣。起头便云：
余自十馀岁时，得俞先生之《癸卯类稿》及《存稿》而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
文中分认识人权与认识时代两项，列举俞氏思想公平通达处，而于主张男女平等尤为注重，此与《伦理学史》所说正是一致，可知非是偶然。我最爱重汉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这三位，尝称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曾以语亡友玄同，颇表赞可，蔡先生在其书中盖亦有同意也。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虚妄，李卓吾与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色是有常识，唯理而复有情，其实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般多已枯竭，遂以偶有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为正人君子所齿，李君乃至以笔舌之祸杀身，俞君幸而隐没不彰，至今始为人表而出之，若蔡先生自己因人多知其名者，遂不免有时被骂，世俗声影之谈盖亦是当然，唯不佞对于知不知略有自信，亦自当称心而言，原不期待听者之必以我为是也。
我与蔡先生平常不大通问，故手头别无什么遗迹可以借用，只有民国廿三年春间承其寄示和我茶字韵打油诗三首，其二是和自寿诗，均从略，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别有风趣，今录于下方：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蔡先生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处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报载蔡先生于三月五日以脑溢血卒于九龙，因写此小文以为纪念。
（廿九年三月六日）
发表于：09-08-21 23:42 []
《书房一角》原序
1940年2月26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橱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敬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前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出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
（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发表于：09-08-22 14:35 []
读书的经验
新光抄（一)
1940年2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地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弗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哪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发表于：09-08-22 14:36 []
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
1949年7月4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生：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依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如用旧时新闻记者的常用笔调来说，这里便有些又是拍马屁，有些又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
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不能说懂得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精义，虽然普通的文献看过一点，相信从来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的道德法律是代表当时特权阶级的利益的。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有一个时间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更变。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之下知道的很少，只从毛主席的二三著作和美国人斯诺等人的书中略有所闻，但到了今年，天津北平先后解放，继之以南京上海，这才直接得到闻见，这才确实的有了了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对的，可是所更要知道的是事实如何。人民共见共闻的解放军的纪律，是极好的。老实的说，这诚然是好，可是也正是当然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作风如何，这是一般人所更为关心的事情。就华北华东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民国以来，揭橥过好些主义理论，一直都只是招牌与广告，不兑现的支票，到了现在居然有实行的，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奇迹，在我向来相信道义之须事功化的人，自然更不能不表示佩服。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新的转变，自然难以一言包括尽了，现在只就普通一般所共见共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有批评制度，学习精神，有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大都引用张治中氏的话)，都是中国从来所无的新的趋向，大抵是举世皆知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乃是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的确不容易估计，至少与打倒封建独裁的武力相比不在其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关于这方面，只在这里诚实的表示一点佩服的敬意，不再赘说，因为这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外边说过的人也已不少了。
我因为是不懂政治经济的，所说的话便只是这一点粗浅的，却是真实的话，要表明我的意思，所以不复踌躇的写了出来。但或者有人说，某人也来说这些话么，我想这种批评原是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关于自己须说明几句，因为关于我的有些思想与行为，恐怕先生也不大明白。人家批评我，在抗战前说是有闲消极，在战后则是附逆与敌合作。关于自己的事情应当严格批评，坦白承认错误，但是我现在还须得先来叙述事实缘由，这里便多少有点像是辩解，可是诚实的说，决不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其间显示出来的错误，我都承认。我的思想因为涉猎妇女问题与性心理的关系，受倍倍耳、卡本德、蔼理思等人的影响，关于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归结到共产的社会，这个意见一直是如此。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代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的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前后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据，借了古人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对于旧礼教的意见，我与李卓吾差不多是一致的，虽然他所用以打破儒教的独裁之器具是佛教的禅，我们在这时代自然是用别的器具，即是科学。礼教吃人都有历史的事实根据，一条条写在书上的，这二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原是为代表家长的利益而建立的，它的主要的纲领便是男子中心的三纲主义。为家长的男子是他们宇宙的中心，妻子都是他的所有，子女应该竭尽其能力供给他，必要时可以变卖作奴婢、顶凶或娼妓，病时割肉煎汤，生气时杀死勿论。这是父为子纲，已经够受了，但是说到夫为妻纲更是要不得，儿女只是他的财产牲畜，妻妾则是财产牲畜又兼是器具，于同样随意处分之外，还加上一种出于珍惜妒忌之意的残虐行为，是这一纲上所特有的。主父死了，妻妾和车马衣服一起的埋入坟墓里，因为他死后还要用的，此其一。遇到战乱的时候，主父也即是后世的官绅士人，第一希望妻妾赶快上吊投河，因为这是他所使用的，不愿意再给别人拿去，他又不能保护，所以死了干净，而且又于他有光荣，等到太平时候他可以回来，一面仍旧迎取三妻四妾，一面又可钉匾造牌坊，旌表节烈，给他家门增加名誉，此其二。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道德在社会上继续占着势力，宋朝以后更加盛大，以至于今。我在这里对于夫纲特别多说了好些话，并不一定是着重妇女问题，事实乃是因为君为臣纲这一项正是由此而出，所以有先加说明之必要。专制君主制度在世界上到处有过，君尊臣卑一样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世间一般君臣关系即使至不平等，也只是主奴的关系，役使生死可以惟命，如是而已，中国的君臣关系则是以男女为规范，所谓臣妾，处士处女，都是对举，诗文中以男女比喻君臣者往往多有，其最明显最普通的联系则是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份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自有其义分，惟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惟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虽然也并不想故意的破坏它。
还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于董仲舒的话，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觉得古人只知道讲空话、唱高调，全不实行，这个毛病很大，所以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这也受着颜习斋的影响，却也是由我的实感上发生的。我冗长的说这些话，是想说明一点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有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再就事实来说一下。我于民国六年到北京大学，至二十六年已经满二十年了，北大定例凡继续服务满五年者可以休假一年，我未曾利用过，这时想告假休息，手续刚在办，卢沟桥事件就发生了。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有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一共有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北大将年老的教授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其时年只五十四）共四人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照管北大校产，十一月中北大校长蒋梦麟又给我一个电报，加以嘱托。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职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宪兵队长谈判，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还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勘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
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在沦陷的前后，我的思想文字的方面可以有两件事来证明，前后并没有什么转变。其一，在抗战前我曾写了几篇《日本管窥》，在《国闻周刊》上发表，未了的第四篇管窥登在二十六年七月初的那一期上，是该刊战前最后的一期了。这里边我说明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我们从文化上如文学美术等等去找钥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钥匙虽然可以应用在文化问题上，但是如用以解说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时便要碰了壁，无论如何是开不通的了。现在须得改从宗教入手，去观察日本民间的神道教，这与外来的儒佛两教不同，完全是一种神灵附身的狂信，出会的神舆，常常不照路线乱走乱撞，在中国民间是绝对见不到的。这种感情冲动往往超过了理性制裁，无可理喻的发动起来，可以看作对内对外的乱暴行动之说明。二十九年冬天，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要求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建国二千六百年祭，没有法子拒绝，我写了一篇《日本之再认识》给它，这文有印本，读者可以知道里边还是那个结论，说要了解国民性，如从文化下手没有结果，必须从其固有的宗教入门，才有希望。这可以代表我对于日本所说的言论。其二，关于对于中国的言论，在沦陷中写了不少，可以其中一篇《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代表。这是在三十一年冬天所写的，其时兴亚院新民会等正热心于替中国人建立一个中心思想，不用说那是想用大东亚新秩序做中心的，我的文章便是对此而发。照例引用了些孔孟的话，高调禹稷的作风，我说明中国早已自有其中心思想，此思想并不单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提倡，乃是上自圣贤，下至匹夫匹妇，无不心中共有，所以既然无法消除，也是无须注入的，这本于民族求生意志，个人要能生存，也要大家一起生存，圣人加上一个名称曰仁，老百姓不认识这字，意思却是先天的懂得的。中国民族平时很是和平，很肯吃苦，但是假如到了民族生存的紧要关头，那也就不能让步了。这里的理论有些自己知道是浅薄空泛，但其重要的不是学理而是作用。到了次年九月，日本军部统制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开会，由会员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反动的老作家问题，其演说词中有云：
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馀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建设大东亚之思想表示敌对。彼为诸君及吾辈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彼为大东亚地域中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云云。
原文见该会机关报《文学报国》第三号，三十三年五月上海出版之《杂志》中载有全译。他这里还没有说出姓名，经我直接去信质问，片冈来信承认所说残馀敌人即是指我（原信送在南京高等法院，现存有誊本)，其第三节中云：
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全文，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议席上，作了那样的演说。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哪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总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至于此外文章也还写了些，但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不再赘说了。
本来竭力想写的简单，实在已经太噜嗦了。虽然有些地方为的要说明，也有不得已的，要请原谅。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希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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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副刊》与孙伏园
1949年5月作
署名王寿遐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现在每一张报纸，都有一个副刊；副刊上虽无国家大事的记载，但也不能不随时代有所变迁。讲到变迁，我们不得不振作起本来不大有的历史癖来，先做一点考据的工作，也是四十年来北京文化运动史中的一个小插曲。副刊的开山祖师是孙伏园，无论从前报纸上有无这一类的东西，副刊这名称总之是由他开始，所以即使不说开山祖师，也总是起首老店了。他本名孙福源，于民六秋天进北大图书馆，在李守常部下当助理，每月拿不能兑现的中交票十六元，实际只能作八块钱用。他凭了这点收入做学费，一面在学校里读书，与成舍我的情形很是相像，或者还是同班也说不定。那时《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起来了，北大文科里有几个学生起来响应，办了一个《新潮》月刊，孙伏园因为很能办事，加入了新潮社，成了干部之一人。不久五四运动发生，要争取新闻的报道，一个新潮社员进了某报社，名字记不清楚，大概是《国民新报》之类，他便被拉去做个帮手，及至这报停办，随即转入了离某会馆不远的《晨报》社，这大抵是民八民九之交的事吧。他在《晨报》上担任第五版的编辑，地位是一版的大半，不立名目，原是杂俎的性质，有什么可用的材料便用，当初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主张，只是拉来的稿多是北大等各校的人所写的，多少有一点新的气象。《晨报》本来是研究系所办的，大家对于研究系并无什么好感，不过那时梁启超健在，很是开通明敏，在他领导下的研究系遇着了新文化运动便准备接受，《时事新报》较为迟疑，《晨报》则立即决定了。而且那里还有一个人，这也是很有关系，他就是蒲伯英，在前清原是一位太史公，叫做蒲殿俊，清末是四川的代表，参加川省的铁路风潮，是大大的有名的人物，可是他却很有新思想，《晨报》的革新有大半是他的助力。他主张扩充第五版，印成独立的一张，报纸半幅对折，成为四版，每版四段，可以容纳万把字，特别定名为副刊(报头题字又写作“晨报副镌”，大概也是他的手笔)，因为觉得附录副张的名称都不好，似乎有轻重高下之分，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新名字。孙伏园自己当初也不曾料到，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即在那时开始了。
《晨报副刊》的发刊大约是民国十年的事。它的特色第一是花样新鲜。据说这也是蒲伯英的提议，每星期日的副刊一定要改换一点面目，弄得较为轻松点热闹点。这便使得鲁迅起手写《阿Q正传》，七天一次，以巴人的笔名发表在上边，当时谁也不晓得教育部的周科长会得写小说，所以有许多人都疑心是蒲伯英的手笔，因为他恰巧正是四川人。“晨副”的编者有一种选稿的本领，只要有号召兴奋的作用，他会不计利害的断然采用，这虽然有点近于所谓噱头，不过其效力的确是很可观的。有一回，北大的林教授（当然不是真姓林，这只是马玉山式的拼写法而已，下仿此）寄了好些情书给班里的一位华小姐，这小姐大怒之下写了一封长信，原原本本的揭穿了，送给副刊去。编者一看知道是上好资料，次日发表出来，结果除林教授即被学校革职不算外，还乱轰轰的闹了好几天，许多中年青年大为激昂，群起声讨，副刊上不愁缺稿，自然又增加了不少的读者。此外如爱情定则讨论，青年必读书等，都是很好的题目，有如演猴儿戏的只镗镗的敲几下小锣，任凭猴羊狗接续演出，一点不费气力，而铜钱哗啦哗啦的进来，这种本事实在是值得佩服的。
国民党的《民国日报》有副刊《觉语》，研究系的《时事新报》有副刊《学灯》，也都是很有名的。我这里不想来比较三者的优劣，这问题于我是毫无趣味，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说的只是这一句，在纸面热闹这一点上面总是要算“晨副”最是出色的了。其次《晨报副刊》的特色是短小精悍。当然第五版的“杂俎”栏因为地面的关系，本来多是小篇，这也是一个原因，可是此外还有重要的来源，即是所谓“随感录”的统系。最初是《新青年》上开辟“随感录”一栏，专登简短的批评，那里边的论文固然很有力量，可是最有效力，也最为读者所欢迎的，却是这“随感录”及“通信”。民八的春天《每月评论》刊行，也有“随感录”，还是《新青年》的那一班人执笔，但更是短小了，也更是辛辣。这周刊只出了半年便被禁止，《新青年》又未能定期出版，就是准期也是月刊，写稿到刊出至少总要个把月，未免有点气闷，如能在日报上就登出来，岂不是最快意的事么。移了“随感录”来放在副刊上面，这是偶然的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文章的有点辛辣气是会得替定期刊物多找到些读者的。同时也有些人读过英法系的随笔，多少受到些影响，非意识地写出同倾向的文章，里边一样含有由中国的时代与环境出来的辛辣气，但外表总是稍有不同了。这两种成分都出现在副刊上，当时也未惹人注意，后来稍为分化，通称为杂文与小品文，成为分类学上的名词，其实原来是无甚区别的。孙伏园虽是“晨副”的开创功臣，可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他也终于有一天卷了铺盖走出了《晨报》社了。据孙伏园方面的传说是，副刊上曾登载了几则某地方的民间故事，报馆里很不以为然，以为于人心世道有关，此后不得登载。假如是蒲伯英主政，当然不会得如此，但是其时的干部是福建人，话就不大讲得通，孙伏园和他们经过一番争论，只好悄悄的跑了出来。《晨报副刊》自然还是存在，后来还请徐诗哲编辑过，大吹大擂的闹过一阵子，好坏如何可以不问，总之孙伏园已经走开，我们所说的事也就告一段落了。不过段落尽管是一段落，还有一点馀波须得一说，这就是“晨副”与《语丝》周刊的关系。《语丝》发刊于民十五的秋天，正是孙伏园离开“晨副”之后的若干日。《语丝》的发刊本来没有一定的目的，只是平常喜欢写点随感录式的文章，随时在副刊上发表的人们，现在没有了发表的地方，有如叫化子没蛇弄了，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发起自办一个刊物，以便自由登载，这样看来《语丝》的产生全是偶然的，假如“晨副”上可以继续揭载略于世道人心有妨的民间故事，则《语丝》也就不出了。《语丝》上的文章大抵还是“晨副”上写过文章的人所作，就是形式也有点相像，不同的只是报纸半幅四折，成为八版，每版上下两段而已。有人承认《语丝》的影响要比《每周评论》为大（其实我觉得还是《每周评论》更有力量，假如影响不大，那就因为它的生命太短了)，却不知道它本是“晨副”的代用品，有如买不到雅片烟膏而用吗啡，毒虽有大小，而在吸用之人则原是一种意思也。
我们讲副刊之今昔，只说到《晨报副刊》与孙伏园，这只是昔的一部分，若真是要切实的讲来，以后自民十五至解放前还有整整的廿三个年头，即使我见闻真广，记忆真好，也没有法子在二三百字中把它说得清楚的。何况我本来就很有点茫然，文章写到四分之三的时候便想只讲到那里为止，将今的部分按下不提，因为现今的事情是大家都看得很明白的，所以不说也可以吧。我这里只想说一句话，过去《晨报副刊》上“随感录”的那一股辛辣味，在独裁政权未崩溃前，所有报纸的副刊上已极少看见，足见反动政权的文网日益严密了。这或者可以说是最明了的一种今昔之感。一九四九年四月一号的《论语》的编辑随笔中云：“日子愈过愈难，文章亦愈写愈难。想说的话固多，能写的话太少。”末了希望同人惠稿，“下笔留神，免伤和气。”老牌幽默的刊物尚且发出悲鸣，彼日之时势可知，我们回望孙伏园的副刊时代，真可以说是羲皇以上了。
发表于：09-08-22 14:37 []
关于绍兴师爷
1949年4月5日刊《自由论坛晚报》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人有所议论，不问对人对事，大抵喜欢断章取义，歪曲事理，普通多说是“绍兴师爷”的作风。这话不好算说错了，却也并不能算是对。我们首先得明了，绍兴师爷的作风原系实在，但这不是地域性，乃是属于职业性的。这事说来话长，现在只好说得简单点。一口说是绍兴师爷，其中也很有分别，例如刑名钱谷书启朱墨，性质等级大不相同，刑名钱谷今称司法与财政，书启乃是秘书，朱墨则是书记之流，只在告示什么上面点一点钩一钩，写一个草书遵字，已经够不上有什么作风的了。至于师爷的出身也有讲究，虽然一样是读书不成即是屡试不第的秀才或文童，其间还有个区分，刑名最是地位高，责任重，事情难，须要文理较通，较有能力的人才可担任，钱谷书启也有一点专长，却已在其次。普通所谓绍兴师爷，大抵以刑名师爷为代表，别的几种是不在其内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不第秀才（或文童，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秀才文童的本领并无多大不同，有的秀才还比文童更是不通的）改业的司法佐治员，这便规定了他的性格，有如儒医一般，可以说是申韩业的儒生。我们这里要强调他的儒生的身份，因为这一点与其特别的作风是大有关系的。现代语是知识阶级，俗语叫作读书人，古文则云士大夫，这里写作儒生，反正都是一件东西，主要的特质是受过国学的熏陶，会得做八股的，——这一项已足够造成一个道地的师爷，申韩的法家成分实在只是附加的一点，有如馄饨上面的一撮椒粉而已。我们不免又要词费，关于八股来说明几句。这所谓八股，当然不是正式的时文，乃是指自唐宋，以至清朝千馀年来养成的应制的本领，不论律诗经义以及策论，都能依照题目，说得圆到，那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有人做过一篇时文，以“何必读书”为题，便用了子路的口气，发挥反对读书的道理，把古圣先王的经训说得一钱不值。及至做“野哉由也”的题目，又将子路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仲由先生虽然性如烈火，因为这是在替老夫子说话（有如太监之传旨申饬），也奈何他不得。学生写《汉高祖论》，根据史书敷陈他的豁达大度，固然可以及格，假如做翻案文章，开首说，“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以后略叙杀功臣的事，简要的结束，更可以得到先生的浓圈密点。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这三派都只是一条路，古来的御史，翰林，师爷也本是一种人，其作风正是一样，虽然穷达略有不同。绍兴师爷现已不复开馆授徒，可是他的作风还是一时不会断绝，则是由于国粹之流泽孔长也。
发表于：09-08-22 14:37 []
过去的工作
1945年9月3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我写文章，算自前清光绪乙巳起手，于今已四十年，这里可以分作前后两节来看。前二十年喜欢讲文学，多翻译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兰及俄国为主，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卖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虽然本来还是从文学转过来的，可是总有些不同，谈文学须是文人，现在只以一个凡人的立场也可以来谈，所以就比较自由得多了。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国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可是这事知与行都不容易，我虽然觉得对于希腊仿佛也有甚么负债，但总还努力不够，不能做出一点功绩来。在过去时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懒与拙，才译出了一册海罗达思的《拟曲》，又译了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注释却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续写，毛估一下总还有十五万字，这也时时想起来，是一件未完的心愿，有如欠着一笔陈年债，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老话，终是非偿还不可的。除了为做注释的参考用以外无甚用处的书籍，如汤卜生的《希腊鸟类名汇》之类，站在书架上，差不多是一种无言的催促，我可是还未能决心来继续写下去。近两年内所写杂文中，只有一篇《希腊之馀光》，算是略为点缀，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
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为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也正是实在的事。我们谈日本文化，多从文学艺术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结论，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他的应用范围也有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缺点。文化研究的结论有如一把钥匙，比得不好一点，正如夜行人所用的万应钥，能够开一切的锁，这才有用，假如这结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那么这里显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这可以代表贤哲，而不曾包括英雄与无赖在里边，总之是不能解释全部国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不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此即是《管窥之四》的要点。一面我提出推测的意见，以为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与宗教无缘，所以结果只好干脆断念，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对于本国的事自然更是关心，这与注意别国事情，当作学问去讲者有点不同，所以不会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为难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放弃，虽然目的与倾向的变动或是有的。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学救国，总之相信文学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本，从清末起以至在《民报》及《新青年》上写文章始终是这样，这或者不算怎么错，但是后来也有转变了。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
严格的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倒坏了，这自然是对的，但这里普通所说的封建并不是指那个，实在只是中国上下存在的专制独裁体制，在理论上是三纲，事实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圣与专横。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为君两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为道家儒家所支持，发达得很早，但至秦汉之后君权偏重，后者渐占势力，儒家的不肖子孙热心仕进，竭力为之鼓吹，推波助澜，不但君为臣纲是天经地义，父与夫的权威也同样抬高，本来相对的关系变为绝对，伦理大见歪曲，于是在国与家里历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一面又因为考试取士，千馀年来文人养成了一套油腔滑调，能够胡说乱道，似是而非，却也说的圆到，仿佛很有道理，这便是八股策论的做法，拿来给强权帮忙，吠影吠声的闹上几百年，不但社会人生实受其害，就是书本上也充满了这种乌烟瘴气，至今人心还为所熏染，犹有馀毒，未能清除。近代始有李卓吾、黄梨州、俞理初等人出来，加以纠正，至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所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民国成立已三十馀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固有的民为贵，为人民子媳妻女说话的思想，绝未见发达，至可惋惜。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就是明清以来的陈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来的果报，因考试热中而起的预兆占卜，根据多妻制的贞节观念，在现今新式士大夫中间还是弥漫着，成为他们的意见与趣味的基本，与金圣叹所诃斥的秀才并无两样。照这样情形，大家虽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从何处化起之感，结果还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关心中国前途者宜无不知于惧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但是启蒙纠缪，文字之力亦终有所限，故知与行须当并重。中国现在要紧的有两件事，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只可惜我们此刻也只能写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谈谈而已，于世间不能发生一点影响，所可能者但在自励，勿学士大夫之专工趋避，徒知说话耳。
因为是自己的本国，关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常是忧过于惧，虽炳烛著书，未能尽其什一之意，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我们虽生于东方，印度与亚剌伯的文字文化竟无力顾及，但能少少涉猎希腊日本的事情，亦只浅尝而止，昔日所言终未能实践其半，关于中国徒有隐忧，不特力不从心，亦且言不尽意，回顾过去的努力不过如此，其用处又复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惟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则其魄力度量须过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辈凡人能否学到几分，殆是大大的疑问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发表于：09-08-22 16:43 []
《男人与女人》
1945年8月1日刊《风雨谈》第21期
收入《立春以前》
《男人与女人》是一部游记的名称。德国有名的性学者希耳失菲耳特博士于一九三一年旅行东方，作学术讲演，回国后把考察所得记录下来，结果就是这部游记。我所有的是格林的英译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那时著者已经逃往美洲做难民去了，因为在两年前柏林的研究所被一班如醉如痴的青年所毁，书籍资料焚烧净尽。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京报》上载有“焚性书”的纪事，说德国的学生将所有图书尽搬到柏林大学，定于五月十日焚烧，并高歌欢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妇女兮，今已予以保护兮”。青年一时的迷妄本是可以原恕的，如《路加福音》上所记的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所可惜的是学术上的损失。我因此想到，希博士这次旅行的收获自然也在内，如游记中所说日本友人所赠的枕绘本，爪哇土王所赠的雕像，当亦已被焚毁了吧。——且说这部游记共分为四部分，即远东、南洋、印度、近东，是也。第一分中所记是关于日本与中国的事情，其中自第十二至二十九各节都说的是中国，今抄述几段出来，我觉得都很有意义，不愧为他山之石，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十七节记述在南京与当时的卫生部长刘博士的谈话，有一段云：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如何，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的办法。我答说，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制止它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够防止花柳病。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的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者，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人所常有的为了几块银圆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者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学的方面之若干改革。
二十五节说到多妻制度，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云：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其中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妾，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馀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
关于鸦片也时常说及，二十八节云：
鸦片在中国每年的使用量，以人口摊派，每人有三十一公厘(案约合一钱弱)之多，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厘以至三十公厘。德国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计为每人十分之一公厘，美国所用鸦片颇多，其位置在中国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厘又十分之三公厘。
第四分九十八节中叙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烟的情形，说到第一次欧战后麻醉品服用的增加，有一节云：
凡鸦片，吗啡，科加因等麻醉药品，供全世界人口作医疗之用，每年总数只需六千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现今中国一处使用四千五百万公斤，印度一千万公斤，合众国四百万公斤，埃及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共五百万公斤，云云。
二十四节中说中国旅馆的吵闹，他的经验很有意思，里边又与赌博有关系，可以抄译在这里：
中国旅馆在整夜里像是一个蜜蜂排衙的蜂房。差不多从各个房间里发出打麻将的人们的高声的谈话，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几张的骨牌碰在一起，哗喇哗喇的响，反复不已。索要茶水，怪声报告房间号数。书寓的姑娘以及他种妓女，叫来，遣走，另换别人，一个客人时常叫上十几回，随后才留下一个住宿。女人们唱歌，弹琵琶。房门猛关，砰訇作响。按铃呼唤，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仆役也那么兴高采烈。不懂中国情形的人见了，一定会得猜疑有什么旅馆革命将要勃发了吧。我接二连三地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
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许多不快之感。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老绅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重，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样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作的中间，忽然吐起狂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
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不大相同的。还有一层，妇女问题复杂难解决，有些地方与社会问题有关连，在性学者看去这自然也很是关心的。但是这样一来，使我们读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难的问题一个个来提出在面前，结果有点弄得无可如何，岂不是读书自找苦吃，真是何苦来呢。幸而此一十八节文章中并非全是说的丧气的话，有地方也颇有光明，如十四节中竭力非难外国的霸道，后边批评中国云：
在中国的现代青年拿去与别国的相比，有许多方面都比较的少受传统的障碍。第一，他们没有宗教上的成见。在欧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来没有宗教，也一点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坚守着从前孔夫子以及别的先哲所定下来的习惯法，但并不对了他们(案即孔夫子及别的一班人)祷告，只是专心于保存面子。他们看重在此地与此时的实在，并不在于幻想的时与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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