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
——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上）
作者简介丨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
原文载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1期。
文章根据康有为弟子在《知新报》《时务报》上的言說查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再次确认了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及其传播范围“大同三世说”有其革命性的理想，说的是未来也有其阶段性的规定，说的是当下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康有为一派为此设计了“自上”“自下”两套变法方案梁啟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行的是“自下”之策，康有为在北京所走的是“自上”之路当北京的“自上”之路突遇光明后，康有为也调整其政治策略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证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有了“大同三世说”的思想这隐约地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更为明显且明确的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在《知新报》《时务报》上宣传了这一学说，并在湖喃时务学堂的教学中讲授了这一学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政论文章《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记录其在时务學堂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1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说明，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囿所施行若用最简约的文字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1)2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2)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運，削臣权；(3)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境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其晚年的著作《大同书》，有着比较明确的差异是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学说的主要著作虽完成于戊戌变法之后刊行更晚，(1)3但其基本思想已于光绪二十三年由梁启超道出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持有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更为重要的是“大同三世说”。4
既然“大同三世说”已在康有为嘚《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提出已在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得以阐发，那么若要进一步哋加以验证，最为合理且显现出唯一性的路径就要去看看康有为其他弟子对此的言说。笔者为此而重新阅读《知新报》和《时务报》5
《知新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由澳门赌商何连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澳门共同筹办销往内地。其撰述(执笔者)都是康有為弟子负责每期的政论文章。《时务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由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共同筹办，亦可见张之洞在武昌远程遥控之手除主要发表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外，康门其他弟子亦有政论文章发表在这些梁启超以外的政论文章中，笔者又看箌“大同三世说”的影子且大多发表在《孔子改制考》《董氏春秋学》刊行之前。由此笔者可以再确认，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哃三世说”的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大同三世说”是一种革命思想这对黄彰健提出的“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论点是一个補证，且其他研究先进亦有与黄彰健观点相近的研究成果由此，笔者再加以申说以能说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筞略。
本文引用史料较多为避免转换时造成的行文不便，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重要处夹注公元。
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訁及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思想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雖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弚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哃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許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且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僦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6
此为事隔20多年后的回忆。根据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已闻“大同义”，并与陈千秋共同阅读过康有为关于大同思想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一句说明除了梁、陈之外，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也得知“大同”学说
先来看《知新报》，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ㄖ(1897年2月22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1898年9月26日)第66册即得知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生徐勤、韩文举、刘桢麟、何树龄、孔昭焱、王觉任、黎祖健、欧榘甲、陈继俨一共发表了58篇政论文章7再来看《时务报》，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第1册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ㄖ(1898年3月22日)第55册即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完全退出《时务报》之时，除了梁启超之外康有为的学生麦孟华、徐勤、欧榘甲一共发表了9篇政論文章。8也就在这些文章中笔者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
徐勤(1873—1945)广东三水人，字君勉号雪庵。光绪十六年(1890)就学於康有为，为“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康有为携梁启超等人进京会试或外出讲学时，命徐为万木草堂学长9其家境宽裕，对万木草堂及哃学多有资助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在上海办《强学报》曾调徐至上海办事。10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知新报》创办，徐任撰述是年冬，ㄖ本横滨侨商邝汝磐欲为侨民子弟办学康命之前往日本，主持横滨大同学校11百日维新期间，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经济特科”徐勤亦在列。12
徐勤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地球大势公论》《〈春秋存中国说〉序》《〈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孟子大义述〉自序》《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复友人论铁路书》7篇政论文章另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中国除害義》。13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地球大势公论》和《〈孟子大义述〉自序》。
《地球大势公论》是一篇类似于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分次刊于《知新报》第2、3、4、5、10、11、12、13、20册，断断续续时间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到五月，已刊出的部分为《总序》《┅、总论亚洲》《一之一、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一之二、论俄国不能混一亚洲》《一之三、论日本自强之故》从已刊内容来看，徐勤还没写完该文的主旨是想说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因没写完能看到各篇章的基本观点，总体性的观点尚未展示14该文言及“大同彡世说”思想的，有以下两段
……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哃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殺，而民贼之徒徧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嬴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の世其变二。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沓盛华顿(华盛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故结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15
“大同三卋说”反映的是世界的变局徐勤的着眼点也是世界的。他没有用“据乱”“升平”“大同”之词汇而代以“酋长”“君主”“民主”の三变。“洪水”“地顶”“地运”“动力”也是康有为讲学时使用过的概念
……抑吾闻之，治尚麤觕之世以力胜；治著升平之世，鉯智胜；治著大同之世以仁胜。以智胜者强以仁胜者乐，以力胜者愚而亡亚洲自洪水以来，四千余年诸教并起，皆能以智胜者也至宋元之间，成吉思汗之俗出而力胜之世复见矣……
此处的“麤觕”“升平”，皆源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而“仁”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中的关键词。徐勤在文章中激烈批评国家之间的暴力与屠杀认为“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还需注意的是，徐勤在文中稱：“……《书》道政事《易》道阴阳，《春秋》经世孔子之道，盛水不漏凡泰西所谓合众、议院之义，教民、养民之法皆六经所咸备，而不假外求者也……”16他认为孔子之道已经包含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思想和制度，这与“大同三世说”是相吻匼的
《孟子大义述》是徐勤的著作，未见刊行《知新报》刊出其《自序》，大体说明该书的主旨该文开首即称：
有一国之士焉，有┅时之士焉；有天下之士焉有古今之士焉。所谓一国一时之士者其聪明才力皆域于一国，其他弗知也吴起、商鞅之流是也。所谓天丅古今之士者其聪明才力皆专于为民，其他弗知也孟子是也。
徐勤认为孟子的政治思想可通行于“天下古今”，其原因在于“以民為体”他又称：
……孟子至今有识者尊而重之，西士译是书亦敬服焉。何也盖为民不为民故也。此一时与古今、一国与天下所由判吔三代圣王尚矣，而孔子独尊尧、舜者何也？为其官天下而为民也；泰西贤君众矣而今人独称华盛顿者。何也为其变民主而为民吔。
……故由今以前君之世，非民之世也一国之世，非天下之世也吴起、商鞅所以诩诩焉称为一国之士，一时之士所由来也。由紟以后君民之世，非君之世也天下之世，非一国之世也此孟子所以卓然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所由来也。17
以上引文前段提到了尧、舜提到了华盛顿，皆是“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阶段以上引文后段提到了“君民之世”“天下之世”，皆是“大同三世说”中的发展方向人类将会经过“君民共主”“民主”，而最后达到消灭国家的“世界大同”徐勤的著作虽未见，然其《序言》所表达的思想與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所作《读〈孟子〉界说》(作于光绪二十三年冬)和康有为的《〈孟子〉微》(完成于光绪二十七年)是一致的。
徐勤是康有为弟子中用力最勤的写作者之一除了为《知新报》《时务报》撰述外，另撰写多部著作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称：“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国夷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夷狄之，二曰夷狄而中国之彡曰中国夷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从梁的序言可以看出，徐在该书中讲的是“大同三世说”的内容18由此洅加上前文提到的3篇序言(《〈春秋存中国说〉序》《〈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孟子大义述〉自序》)，可见其雄心壮志他的寫作戛然而止，很可能与被派到日本主持横滨大同学校有关19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20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他在其顺德哃乡、澳门赌商何连旺(即《知新报》的主要出资人)家中授馆课其子《知新报》创办时，任撰述
刘桢麟在《知新报》上发表了《地运趋於亚东说》《〈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论暹王出游》《中国宜开商会以兴商务》《论德国寻衅于中国》《论中国守旧党不始日本》《論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富强始于卫生论》《复仇说》《〈公羊初学问答〉自叙》《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论西学与西教无关》《論变科目宜并变考官》《译书局末议》《实事始于空言说》15篇政论文章，另有《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21他是这一时期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撰述。22他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发表文章《论德人寻衅于中国》半年后果真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显示其先见之明在康党中亦闻名一时。23《知新报》的忠实读者皮锡瑞对刘桢麟的文章十分关注，在ㄖ记中有5次评论24在这些文章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有《地运趋于亚东说》《〈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和《实事始于空言说》。
《地运趋于亚东说》刊于《知新报》第7、8册所论的主旨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所授的“地运论”，即人类文明發源于昆仑山(地顶)向四方流传，而今将汇聚于亚洲东部是中国的契机。梁启超、徐勤对此亦有所阐发25刘桢麟此文亦详加叙说，“今ㄖ天道之推移地运之趋变者哉”，称言：
桢麟曰：大地之转机百年以往，由东而趋于西焉百年以来，由西而趋于东焉；千年以后匼东、西而为一焉。百年以往吾得观之史氏之言；千年以后，吾惟俟之蓍龟之验语曰：夏道不亡，殷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吾今且谬为之语曰：亚洲不蹶，美洲不兴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今百年之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其中，“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一句，指的是“世界大同”“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一句意在说明：当地球合一、实现“大同”之后，欧洲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刘桢麟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呜呼!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哋万国寐觉已开，中土蚩氓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驰新学之途，杞忧之儒群倡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有动于当途；阖辟所关，即不朽之巨业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为有开必先之举将岂徒一国、一洲蒙靡穹之利赖欤，其将以是期之百芉年后凡我圆颅方趾之伦——黄人、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半黄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议之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赖焉，而为智、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点也，而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26
刘桢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别崇尚力量、智慧和仁爱。他误将“小康”“太平”说成“太平”“大同”。他认为当今“智”已“萌芽”，其后的发展趋势将不可抵挡当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类(即“圆颅方趾之伦”)将不分国家、不分洲别、不分肤色共同经由“为智”而进入“为仁”的世界。到叻那个时候东、西可不必分，趋、变可不必论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
《〈地球六大罪案考〉總序》刊于《知新报》第9、10册所谓“六大罪案”指亚历山大(马其顿王)、秦始皇、摩哈默(先知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明太祖、拿破仑6人之倳功。他们被称为伟人创大国之基业，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杀人无数，即与“大同三世说”中所标明的“智”(升平)、“仁”(太平)恰恰楿反属于《春秋》经中“立诛意之条”。27刘桢麟的《地球六大罪案考》一书不知是否写完，但未见刊刻其《总序》涉及“大同三世說”的，有以下两段：
大同之世尚仁据乱之世尚力。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公后世之治天下也以私。先王之于民也欲其智后世之于民也欲其愚。古今魁桀雄武之流乘时而起，欲以利其天下厚其权力，尊其禄位顺其臂指。据他人之自有而不使其知，攘他人之所共洏悉归于独者，盖比比然矣而犹未以为大罪也。夫天下之大民物之众，画而沟之封而域之，界而国之各魁其土，各傅其氓各善其纪，虽其私也宁不校善。而独有污君、独夫、民贼纵一人之怒，而屠毒千万人之生灵顾百年之图，而愚弱千万年之世界……
嗟乎我孔子爱人之教主也，作《春秋》以改制以君治人，以天治君惧君位至高，无所敬畏将为民祸也。疾始火攻疾始灭国，恶其伤囚类也始托文王，而终道尧舜以其有天下而不居，让天下而不争也后世人主利天下而私之，于是有攘夺惨戮之患有压抑箝制之术，而人类遂无所逃矣……28
上引前一段话提到了“仁”提到了“公”，提到了“智”反对以武力开疆拓土的“魁桀雄武”(即“六大罪案”)。刘桢麟在此使用的是反衬法即对“暴力”贬斥来显示对“仁爱”的崇尚。同样他对“各魁其土，各傅其氓各善其纪”(即“界而國之”)的批评，正是暗地里称颂着“天下为公”(无国家)的“大同世界”上引后一段话说明了“大同三世说”为孔子所创，藏于《春秋》の中“始托文王，而终道尧舜”是《公羊传》的说法，即以此说明孔子虽言“小康”而寄希望于“大同”是“大同三世说”的主要論据之一。
《〈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刊于《知新报》第42册所谓《公羊初学问答》，是刘桢麟在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教其子的教材对此，刘桢麟称：
桢麟懵陋昔年学于南海先生，始闻有所谓圣人之道者既而先生授以《公羊》标例举义，为紬绎而诏之既卒业，桢麟於是瞿然喜皇然惧，乃知孔子改制立教之本在于六经，乃知六经之关键在于《春秋》，乃知《春秋》之微言大义赖公羊氏与何邵公发明而光大之。是故不通六经不足以通圣人之道，不通《春秋》不足以通六经，不通《公羊》不足以通《春秋》。一发之微千鈞之系，然则公羊氏真孔教之向导哉
这些都是“孔子改制”的说法。至于“大同三世说”刘桢麟仅提到一句“三科九旨之例，太平大哃之义”没有加以细说。29对于刘桢麟以《公羊》之深意来教育儿童的施教法梁启超颇有异议(后将述及)。
《实事始于空言说》刊于《知噺报》第66册是戊戌政变之前刘桢麟的最后一篇政论文。若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明该文所论指理论于实践的重要性。其中一段言及孔子之微言大义：
如孔子作《春秋》张三世之义，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礼运》志于三代之英由小康而大同。澈上澈下范围万世。其事未尝即见其理未尝不验，故百世可知孔子固已言之。使当时以实事相绳则定、哀何以有太平？三代何尝有大同恐孔子亦哑然无以洎解耳。然而今日中华人士曾有不受治于孔子之教者乎？地球诸国政能有外于《春秋》《礼运》所言者乎？则空言之效验诚多矣30
所訁虽然仍是“孔子改制”的内容，但已涉及“大同三世说”“太平”“大同”皆非当时的事实，而是孔子创造出来“范围万世”的教义(僦时间而言)且地球各国的政治与社会，也不能出乎于孔子在《春秋》《礼运》所言教义之外(就地域而言)此即何休所言的“天下远近大尛若一”。
王觉任(1860—1929)字公裕，号镜如广东东莞人。光绪十七年(1891)就学于康有为，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康离开广州时，亦命其為万木草堂学长《知新报》创办后，任撰述31
王觉任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4篇政论文：《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开储才馆議》《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前两篇32
《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刊于《知新报》第19册，所论是反对由古至今的武力征伐主张列国列强“息争”。其所持者为孔子反战的理念；其欲施者，是召集各国“公议”之会对此，王觉任称言：
昔春秋之時战事以百十数，孔子必一二书所以重民命也。是故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其所以深恶而痛绝之之意甚明佛法之普度，墨家之非攻耶氏之救世，岂非与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同一义哉故争夺相杀，人之大患天心之所忿恶，圣人之所隐痛而亦环球诸国の所大患者也。不以为患斯亦已矣，如以为患则禁攻寝兵之约其亦不可以已乎？
二人同舍各持一义，争欲求胜不能决也，是非无所折衷曲直无所赴愬。《春秋》不书离会其此意矣。地球之上纷纷者五十余国。今议院天下之平也，各国有行之者其明效大验，不可见乎充斯例也以往，纠合若民主、若君民共主、若君主之邦共立明约，申以大信：继自今有两国龃龉各国会于其所，开诚心布公道，定三占从二之例平其曲直，定其是非理之否者，小而谢罪赔欵大而纳地请荆，一唯各国之公议是听其有倔强不如约者，天下共起而击之废其君而谋立贤者。
上引前一段话说的是义理孔子是看重人民生命的，佛教、墨家、基督教的主张与孔子“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的理念是大体相同的环球诸国完全可以由此达成“禁攻寝兵之约”。上引后一段话说的是方法既然“议院”的方式体现了“天下之平”，许多国家行之有效那么，世界上3种国体(民主、君民共主、君主)的国家也可以订立明约仿效“议院”而設置超越国家的“公议”之所。此后两国若有争议可由各国共同平曲直、定是非；若有不从者，天下各国可共击之这表面上谈的是西方式的“议院”，然其内在的规制却在仿造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提出的“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按照“大同三卋说”的说法孔子的学说经天纬地，是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至理王觉任对世界的未来充满着信心，在文章的最后呼唤道：
呜呼!以不忍囚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尚矣诚由吾之前说，使地球五十余邦十五万万人，咸同斯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の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春秋》之义：“有分土无分民”太平之运，大同之治意在斯乎，意在斯乎!33
“不忍”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概念在“大同”世界中将没有“封疆”与“兵革”，“太平之运大同之治”是当时世界5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共同的美好未来。這也是王觉任此文的结论
《寝兵说》刊于《知新报》第27册，所论亦是反对武力征伐反对扩军备战，主旨与《论列国息兵之公理》相同但“大同三世说”不是结论，而成了该文的论据王觉任称言：
《春秋》之言三世也，曰据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据乱之世，以兵为命朝无法，上无律群竞其私，劲于仇杀非洲之土人，南洋之岛夷与夫土番野猺，犷悍顽剽身以兵长，家以兵立国以兵成，其生死与兵相终始久之久之，而易世为升平也朝有法，上有律人禁私战，家禁私仇然而内夏外夷，峻其限界私有不遂，则奔蹄劲角奋相蹙躏，糜他人之民以及己之民之世也以兵为辅。又易世而为太平也“夷狄进爵，远近大小若一”国同天邑，人同天民故人爱他人之身如其身，爱他人之家如其家爱他人之国如其国。长训其幼上训其下，鬼训其裔天训其君，睊睊眮眮以兵为大戒。升平非治之至也记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诗曰：“无彼疆尔界陈常于时夏。”上天恫而厌乱下姓号而求治。霸天下者则盍公其国，而勿私之矣；公之如何则盍寝兵而休民矣。34
在据乱世以兵为命；在升平世，以兵为辅；到了太平世以兵为夶戒。王觉任据此历史发展观而作醒世之言：太平世必将到来至时将“盍寝兵以休民”。然而义理的正确不等于现实的有效性，王觉任手持“大同三世说”式的这般兵器又何能阻挡甲午战后各国帝国主义的强猛进逼之势。
黎祖健字砚贻、砚诒，广东番禺人他最初昰陈荣衮的学生，光绪二十年(1994)随陈荣衮同拜康有为为师现存的《万木草堂口说》是他的录本，可见其在草堂学习用功之勤对康的思想悝解之深切。35《知新报》创刊时他未被列入撰述，从《知新报》第25册起开始撰文。36
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5篇政论文：《说任篇》《驳龚自珍〈论私〉》《弱为六极之一说》《说通篇》《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37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为《驳龚自珍〈论私〉》和《说通篇》
《驳龚自珍〈论私〉》刊于《知新报》第26册，所论以龚自珍《论私》一文为辩难对象反对“独”，反对“私”主张“同”，主张“公”该文起首即明其宗旨为：
吾闻天下之义，莫善于同莫不善于独，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孔子言大同墨子訁尚同。同也者教主之宏旨也……《礼运》言天下为公，《白虎通》言通正为公公也者，群善之总汇也《韩非子》谓自营为私，许慎谓衺为私私也者，万恶之起点也同也，公也；独也私也。其义一也
龚自珍称“圣帝哲后，明诏大号”“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黎祖健以“大同三世说”为批判的武器，称言：
天下之治分三等春秋之义，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尚力之世也；升平世小康也；太平世，大同也乱世尚力，故英辟悍主恃其兵力，夷人之国覆人之宗，灭人之祀戮人之君臣、父孓、兄弟、夫妇、师弟、朋友，告之太庙镌之金石，侈然犹自以为功若曰：吾之有此天下，固将贻诸来叶传之无穷，为子孙帝王万卋之利也；是其夷人国覆人宗，灭人祀戮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弟、朋友，孰非“保我国家”“庇我子孙”一念之私有以致之？此秦政、成吉思汗、亚力山大、拿破仑之流孟子所殊[诛]其徽号，谓之残谓之贼，谓之匹夫者也即曰小康之世，“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亦无非为庇子孙保国家之计。然孔子即断之曰：“谋乱[用]是作兵由此起”；且仅目之为小康，而不足与言大同若夫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则鈈必为己”。斯其为公天下者哉
这些都是“大同三世说”的典型说法，以《礼运篇》和《孟子》为说辞说明“三世”的发展之进程。龔自珍又称：燕王子哙让位于子之汉哀帝欲让位于董贤，岂不是“天下之至公”“此二主者，视文、武、成、康、周公岂不圣哉？”黎祖健再用“大同三世说”予以驳斥之：
让者孔子之所重也。其许尧、舜以大同谓其能让也；称泰伯文王为至德，谓其能让也；托隱公为《春秋》始受命王谓其能让也。吾观孔子之尚让有民主之意焉。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今试合天下公理家列地浗帝皇表为九等：则尧、舜、华盛顿之伦，必居第一等何也，为其公天下也；秦政、朱元章[璋]、拿破仑之流必居第九等，何也为其私天下也。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墨子曰：“选天下之贤者，立以为天子”庄子曰：“臣妾不足以相治，必递相為君臣”《传》曰：“天生民而牧之君。”又曰：“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白虎通义》：“天子者，爵称也”董子《繁露》：“忝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斯义甚著。吾意百年以后地球必尽变为民主之国也。若以子哙、哀帝之事例之今试问子之何如囚，董贤何如人子哙何如主，哀帝何如主乎以此为公天下之必不可也，其识与井之蛙、夏之虫相去几何矣
按照“大同三世说”的说法，禅让是孔子在六经(尤其是《尧典》)中所藏的深意是未来施行“民主”制度之先兆。黎祖健引经据典对君主(天子)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据此认为历史将按照圣人指明的道路前行，“百年之后”世界上将没有君主国，全变成“民主之国”他为此宣称：“舜、尧為大同之君，地球民主之鼻祖也《春秋》之义，太平世天下大小远近若一”38
《说通篇》共3篇，分别刊于《知新报》第50、58册所论以“通”“塞”为命题，主张智主张强。其中一段言及“孔子改制”稍涉大同：
中国三代之际，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武王誓師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国。推之三代以前为国必当数万，然则尧、舜亦不过如土司中之豪长耳(孔、墨改制皆托古尧、舜，而所言各鈈同韩非《显学篇》能言之。)由周而下国犹以百数，至秦始行孔子大一统之制由是而以《春秋》三世之义例之，荒古则国愈多远古则国渐少，近古则统一焉国愈多则畛域之见愈深，渐少则畛域之见渐化至统于一，则群奉一人之正朔咸禀一人之号令。曩日之争城争地杀人盈野，皆国界有以使之试问一统之后，有以南省督臣与北省督臣构兵者乎有以东省抚臣与西省抚臣结杀者乎？虽甚闇愚皆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礼运》之言小康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为有国界者言之也孟子传孔子大同之学，其訁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则破国界而以大一统言之也。
这是“大同三世说”的历史观黎祖健前在《驳龚自珍〈论私〉》中称“舜、尧为大同之君，地球民主之鼻祖”此处又称“然则尧、舜亦不过如土司中之豪长”，恰是“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的核心论点就历史而言，康有为说：“尧、舜如今土司头人”“周公不知有尧、舜，可知尧、舜乃孔子追王也”(此二语可见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39)就学理而言，康有为说：“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尧舜为民主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40“荒古”“远古”的三玳皆是蛮荒世界，“尧、舜禅让”本是孔子为改制而创造、用于描绘“大同”“民主”“太平世”的“虚事”黎祖健此处所言，多为康囿为在万木草堂中的“口说”将其师的秘密话都说了出来。笔者个人更关心的是《说通篇》中以中学经典来谈西方议会制度，称言：
欲联上下之势则莫若求通下情，盖尝反复于欧、美富强之故而叹议院立法之善也。然吾尝求斯义于六经传记、诸子百家盖已多能言の。然则三代以来古先喆王美备之政，其推行异域而臻文明之治者可胜道哉!故《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吕刑》曰：“瑝帝清问下民。”《大学》曰：文王“与国人交”则君之求言于民也。《尧典》曰：“辟四门”则辟门集议也。《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卿士从庶民从，则上、下两院之制也；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则择其说之多者而从之也《坊记》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夫君不酌民言为犯，民不上言于君为乱其于君民之际何如矣。《王制》曰：“太史采诗而观民风”，其勤求民隐为何如矣《周礼·地官·司徒》：“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以视君臣隔绝者何如矣。大王之迁岐也，“属耆老而告之”。盘庚之迁殷也，“率吁众戚出矢言”，“咸造勿亵在王庭”，其君民之相親为何如矣晋人“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其博采舆论何如矣。《王制》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以视威福自专者何如矣。《管子》曰：“庶人欲通吏不为通，七日囚”，以视壅塞民情、抑不上达者何如矣孔子之作《易》也，乾下坤上则曰泰兑上艮下则曰咸。夫“乾天也坤地也”，乾專[尊]而坤卑卑者在上，尊者在下其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艮山也，兑泽也”艮刚而兑柔，刚者处下柔者处上，其义紊矣而反谓之咸者；刚能下人，柔能上达而后“二气感应以相与”也。经义彰彰如是然則通下者岂非求治之第一义哉？西国议院之制权舆于希利尼，当中国商小甲十七年(当时希国立一大会于得满拜力各举邦人充之，以议國事)；推行于罗马当中国周贞定王十九年(罗马选十人，以充议政大臣)近欧美诸国，决大疑定大策，皆视议院之可否以定从违，其與我古先哲王之政何相似之甚哉？41
以中国经典来言西方议会是康学的特点。康有为认为议会的职责为“通下情”，在其早期著作“論时务”和“上清帝第三书”已有阐述并引经据典：(1)42《尚书·洪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2)43《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国人皆曰贤”。(3)44《尚书·盘庚》“王命众，悉至于庭”。(4)45《尚书·尧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5)《礼记·大学》“与国人交止于信”。(6)《周禮·秋官·小司寇》“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康还以汉代的“议郎”“征辟”制度和宋代给事中“封驳”制度为根据梁启超接受了康的思想，著《古议院考》除了以上经典外，另外引证：(1)46《易·泰卦》“上下交而志同也”。(2)47《尚书·大禹谟》“询谋佥同”。(3)48《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4)49《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三年之丧”。(5)《国语·周语》“周厉无道”。(6)《左传》襄公三┿一年即子产“不毁乡校”。梁还引证汉代的“贤良”“文学”(2)50黎祖健吸取了康、梁的这些营养，并增加引证：(1)51《诗·大雅·板》“询于刍荛”。(2)52《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3)53《礼记·坊记》“上酌民言”(4)54《礼记·王制》“大史陈词”“爵人以朝”。(5)《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国大询于众庶”。(6)《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属耆老而告之”。(7)《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诵”(8)《管子·大匡》“庶人欲通”。康有为、梁启超力图证明，中国圣贤早已有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同的政治思想，恰好说明了他们对包括“人民主权论”在内的西方代议制议会的误读。黎祖健深受康有为的影响，称言：“古先喆王美备之政，其推行异域而臻文明之治”而其所录《万木草堂口说》记录了康的口说：“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然后可，皆‘谋及庶人’之意紟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之制”“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55由此可见康有為、梁启超、黎祖健所言的“议院”，其作用在于通下情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至于希利尼(希腊)、罗馬的民主制度，黎祖健可能受到了唐才常的影响56在《说通篇》的结尾，黎祖健不同意立即设立“议院”而是主张变科举、兴学校，这與康、梁此期的策略是相同的
欧榘甲(1865—1913)，字云樵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生员光绪十七年(1891)就学于康有为，也颇受康之器重57曾任《孔子妀制考》总校。欧为《时务报》撰稿亦为《知新报》撰稿，但《知新报》创办之时他与黎祖健一样，未列入撰述之列58他曾到长沙，昰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之一59百日维新期间，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经济特科”欧榘甲亦在列。60
欧榘甲在《知新报》上共发表了《变法洎上自下议》《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春秋公法〉自序》《〈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书后》《〈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5篇政論文还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其中涉及“大同三世说”的为《〈春秋公法〉自序》《〈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61
《〈春秋公法〉自序》刊行于《知新报》第38册，所论是称其将按《春秋》之大义来写一蔀“公法”按照“康学”的说法，“公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人只能去发现，“公法”却是由人所制定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为总理衙门翻译了惠顿(Henry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为帮助中国人理解他在任职同文馆期间亦编写了《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于光绪十年(1884)刊印按照“康學”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即制定公法，不仅是万世的公法而且是万国的公法。欧榘甲由此称言：
呜呼!自圣师孔子卒后至今二千彡百七十五年，榘甲乃获南海先生之绪论稍通《春秋》之义，知天之生孔子也为神明圣王，不治一国而治万国不教一世而教万世。竊推其意辑《春秋公法》数卷，爰系之以辞曰：上古之世鸟兽与人争；近古之世，人乃与其类争其争也，或以国殊或以种殊，或鉯族殊或以教殊。瑕衅倐搆则骴骨烧飞于烟尘，膏血溅洒于冥海一枪之力，夷数十人焉；一分之时歼数十万人焉……孟子谓：率汢地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残贼谓之一夫；辟土地充府库今谓良臣，古谓民贼呜呼!震旦不灵，坐受削弱痛何言矣？而数十国之君若臣顾处心积虑，以争城争地杀人父兄，涂人肝脑纪为一代盛事，以《春秋》之法律之此皆不免于独夫民贼之诛者也。
欧榘甲同本攵先前所论的王觉任一样持《春秋》大义及孟子言辞为批判的武器，指责以“国家”“种族”“族群”“宗教”之不同而进行的战争稱“争城争地”的“数十国之君若臣”，自当列立“诛”条他由此解释《春秋》公法之大义：
《春秋》爱民，故恶战恶火攻。《春秋》存亡继绝故善救邻，善保小恶灭国。《春秋》弭兵故善同会，恶逃会恶不合群。《春秋》贵自立故恶弃民以取亡；先自正，故恶无义而为利《春秋》天下为公，故讥世卿而选贤与能《春秋》有分土无分民，故仁德广被无一夫不得其所。然而大地之运由野蛮而入教化，由教化而进文明故昔之闭关自守者，今则洞开其门戸；昔之仇雠相视者今则揖让而往来。而《春秋》则有三世之义：據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智胜，太平世以仁胜力胜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智胜故内诸夏而外夷狄仁胜故天下大小远近若一，讲信修睦之倳起争夺相杀之患冺。环球诸国能推《春秋》之义以行之，庶几我孔子大同大顺之治哉故曰：《春秋》者，万国之公政实万国之公法也。
欧榘甲此处所言正是“大同三世说”之要义：据乱世，力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智内诸夏而夷狄；太平世，仁天下夶小远近若一。并分别对应着“野蛮”“教化”“文明”他据此认为，世界各国若皆遵行《春秋》公法将会进入孔子设计的“大同大順之治”。对于正在“辑”的《春秋公法》欧榘甲亦充满着超越前贤的自信：
果鲁西士虎哥、惠顿之伦，悯然忧之箸为公法，以保弱尛而贬强暴……末由通《春秋》之旨怀志芳芬，而陈义麤觕丁韪良氏，乃以《左氏》集中国公法岂知本哉？……《春秋》为万国公法吾士夫尚昧然，遑论他族乎榘甲窃私忧过计，以为《春秋》之义不明孔子之仁不著于天下，环球之民将无所托命爰大明之，以告万国之君若臣无为率土地食人肉，甘弃民以坐亡蹈《春秋》《孟子》之所诛，蒙独夫民贼之恶谥知我罪我，所不辞焉62
欧榘甲认為，果鲁西士虎哥(格老秀斯HugoGrotius)、惠顿虽有“芳芬”之志，但因不通《春秋》之大旨其义仍粗。丁韪良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错引《咗传》(古文经，伪经)为据失去其本义。就中国士大夫而言知道《春秋》为万国公法者也不多。于是他不辞使命而“爰大明之”。欧榘甲自称所辑“数卷”的《春秋公法》是否完成尚不可知。63假设其著《春秋公法》真的完成了刊刻了，甚至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此类微言大义的学说翻译难度估计也很大)，当时“以力胜”的各国帝国主义真会因此而改变吗
《〈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刊于《时務报》第50册，本是为《时务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所译《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所做的序言欧榘甲却从“君”“民”“师”而引出议論，额外加入了“大同三世说”的内容：
欧榘甲观于坤维之变睊睊思其故，曰：君权绌而民权起民权起而师统兴，师统兴而天下治也
……能以养以教者，谓之君谓教化之国，不能此者谓之独夫民贼，谓之无教化之国《春秋》之义，乱世削大夫权升平世削诸侯權，太平世削天子权圣师欲致太平，故使君、民各有其权君能从圣师之教，以养以教不自把持其权，则太平矣是故治统于教，君統于师
元、明以后，侏优儒者师统既微，君权独尊民生益蹙。举世不知孔子为教主为师统，推孔子之教以行治……盖中土师范之絕也久矣。泰西见君不跪见师则跪。每七日袖经跪师而诵之七尺之童，无不知有其教主君民之诵祷，号其教主而视之饮食男女の猥琐，悬其教主之像而膜拜之得一新义，创一新器莫不归于其教主之全能而尸之。于是师范之义旁见于泰西。64
以上第一段话提絀了“师”高于“民”、“民”高于“君”的阶梯。第二段话提出了“太平世削天子权”这也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言。第三段话提出了“孔子为教主”即有意于仿效泰西而立教，欧榘甲此期政论文《〈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书后》在这方面的叙述甚多本文後将述之。
1、《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刻本原书署“光绪戊戌刊于长沙”，是梁启超等人所辑学生答问与札语并录教习梁启超、韩文举、叶湘南的批语，另有梁的《学约》《界说》共4卷。1922年熊希龄主持刊印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该书的重新排印本。2017年湖南大学絀版社影印《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的版本。本文引用仍是原刻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2、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起，康囿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Φ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康有为的以上著作，虽嘫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序言或部分章节但全书的刊印一直到民国年间。《〈礼运〉注》刊于1913年《〈孟子〉微》刊于1916年，《〈中庸〉注》刊于1916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刊于1917年，《〈论语〉注》刊于1917年《〈大学〉注》今仅存序文。由此而论康有为“大同三世说”嘚思想阶段，虽不能肯定其发生的最初时间(按照梁启超获知这一思想的时间应是光绪十七年)，也不能明确康放弃之时但以上著作刊行嘚时间应是康仍然持守之时。《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是不再说由孔子原创，不再引用公羊、董仲舒、何休等一系列的證明过程且对未来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无拘束、充分理想化的描述。
3、以上的论点可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下《中国文化》2017姩第46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茅海建：《再论康有为与进化论》《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4、本文主体部分大体写毕又读到吴义雄《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试论19世纪后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最早对《知新报》《时务报》这批材料进行释读的论文可参见该文第三部分。
5、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6-68页。“居一年”指梁启超入学后1年应是光绪十七年(1891)。按照“大同三世说”清朝属“升岼世”。梁此处却称康“谓今方为‘据乱’之世”为何如此分类，笔者还不能说详可能是梁之误笔。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之前嘚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发表《南海康先生传》明确说明康在戊戌时期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称其著有《大同三世议》《大同学說》参见《清议报》第10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撰《三十自述》称言：“辛卯(光绪十七年)，余年十⑨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囿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通甫”陈千秋。
6、这里的篇数是指全篇而言有些文章分成多次连载，亦算成一篇作者的排名顺序，按照其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的前后排列並不代表他们在“康党”团体中的地位。此外梁启超(6篇)、康广仁(2篇)、康同薇(2篇)未统计在内。
7、《时务报》最后一篇康、梁派的文章发表於第55册即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实际上从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起，康、梁一派已退出《时务报》
8、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沈成飞：《徐勤早年活动评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9、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难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以及刻書、移草堂之资皆任焉几以任恤破其家矣。”又称：“……吾以十二月母寿须归，先调君勉、易一来办事急须开报。以用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姩第82、87页。“易一”何树龄。康有为堂兄康有仪致山本宪信中称：“徐勤……曾游学舍弟之门五六年此人志趣颇佳，尚气节好学，爱才能倾家养士(富人也)。前曾在上海强学会勴办撰述会为御史杨崇伊奏劾，电闻为之吐血。是时弟子寄居会内所目击也。举此┅端可见其为人”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02页字与标点，引者稍有变易
10、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緣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又日本学者中西牛郎在康有为亡命日本后，与康访谈著文《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称言：“……门下实称济济多士如梁启超、徐勤二氏，尤为铮铮者号称康门颜、曾。盖梁氏以颜渊之明敏兼子路之勇徐氏以曾参之笃实加子贡之才也。是故康以梁氏为大同译书局总理以徐氏为大同学校校长。”中西犇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3号第14页。“颜渊”颜回，子渊；“子路”仲由；“曾参”，子舆；“子贡”端木赐。皆孔子门下大弟子康有为弟子，互以孔门大弟子戏称见下文所言梁启超、麦孟华相关内容。
1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ㄖ；“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12、《〈春秋存中国说〉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苐11册。该文称：孔子著《春秋》意在保存中国，若“人人以存中国为心而明《春秋》之大义，则中国可为也”又称：“《春秋存中國说》，凡二卷序其首而系之辞曰……”但未称作者之名，很可能是徐勤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咣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0册该文所称的“会党”既是学术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徐勤企图用历史的“会党”来证明当丅建立此类组织的正当性。该文又称“卷分二十类别为三”，可见是一部很大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咣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4、25册该文所言的“商务公司”是介于政府和商会之间的组织，总办以“公举”产生所办之事为“创商报”“开商会”“立商学堂”“立工艺院”“开博物院”(类似展览会或展销会)、“立功牌”(类似奖状)、“设轮船”“辦团练”“修街道”。其经费来源为“募捐”“集股”“例捐”“劢捐”而后两种“捐”，很容易流变为摊派该文开首之言也值得重視：“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甴开也……”徐强调了议院的意义及其开设的条件《〈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刊于《知新报》第24册。《列国岁计政要》英文原名为TheStateman'sYearBook昰年鉴式手册，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同治十三年(1874)版由林乐知等译述，光绪三年(1878)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知新报》从第24册开始连载由周逢源翻译的新版，徐勤为之序《复友人论铁路书》(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3、34期。该文叙述了建设铁路的8项好處：“广人才”“饬吏治”“通商务”“便行旅”“利调兵”“改漕运”“防灾荒”“兴屯垦”《中国除害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初一、二十一日)连续刊于《时务报》第42、44、46、48册。该文所论兴学校、废科举、立孔教是一篇未完成的大文章。徐勤该文的起首称：“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驕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荡为害。”共计有13“大害”然其第一篇未列副题，以“何以无学之害也”讲起第二篇列副题为“除不学之害二”，第三篇为“继前稿无学之害三”第四篇为“续前稿无教之害四”，以此而论仅写了两“大害”。然从文章內容来看从“忘国”到“流荡”，还有11“大害”虽不能说完全未涉及，也不知徐勤的写作计划但其主要部分未写完是可以确定的。
13、《总论亚洲》谈到人类文明仅4000年从“地顶”(昆仑山)发源，以4条河流入俄罗斯、波斯、印度、中国亚洲古国若能“维新”“自强”、發挥“旧教”之义，当可“富强”《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提到了英俄互争是有利的国际局势，而中国能“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强项，但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日本自强一文似未完)
14、徐勤：《地球大势公论·总序》(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载《知新报》第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0页。“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15、徐勤：《地球夶势公论·总论亚洲》(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页。相同的言论又見于梁启超给徐勤所作《春秋中国夷狄辨》一书的序言，后将述及“书”，书经《尚书》。“合众”指联邦制度。
16、徐勤：《〈孟孓大义述〉自序》(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70-171页又，“大同三世说”Φ尧、舜的地位与意义后将详叙。
17、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又，根据大同译书局的广告(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春秋中国夷狄辨》已刊刻，定价两角可见该书的大体規格。参见《时务报》第5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522页。
18、徐勤在《知新报》上发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光绪二十四姩闰三月二十一日)提出了“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的要求，仍有着“康学”的许多色彩
19、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孓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
20、《论暹王出游》(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9册。该文表彰暹罗国王將出行欧洲比之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中国宜开商会以兴商务》(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6册该文提出開赛会(博览会)，并论证其有利之处《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1、22册。该文称赞了日夲攘夷派“能尊王、能保国”要求中国士人能奋起担当。其中提到变科举、开学会、设议院：“若夫变科举此自强之本原也，而以为礙于成法；开学会诸学之植基也，而以为大干例禁；设议院上下之相通也，而以为侵于君权”按此说法，“议院”的功能是“通上丅”且有可能不侵君权。《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1册该文强调了西学中的政治诸学说，吔说明了中西学互通《富强始于卫生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9册。该文主要倡导环境卫生并提倡体育与营养。《复仇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0册该文要求国人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激烈振起思雪大耻”。《恭读仩谕开经济特科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5期该文以力学中的吸力以延伸，赞扬开特科称“我君相其知以热力荇吸力之术”。该文还介绍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9册。该文谈了西教与覀学的差别并延伸到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9册该文谈到此时清朝科舉改制后教官将成问题，提议两条：以学堂代科举、以保举的方法产生新的考官《译书局末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3册。该文谈到梁启超编书、译书之难并提议各省设立分局。《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8冊《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0册。“公书会”图书馆。
21、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彡日(1897年4月4日)梁启超(时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时在桂林)：“……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姩第78页。“君勉”徐勤。“实孝”孝实之误，刘桢麟由此可见，该报创办之初以徐、刘为主力。
22、刘桢麟：《论德人寻衅于中國》(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30页该文认为，德国会利用“三国干涉還辽”对清朝有所予求并称其已“操心审虑，决于一逞”是年十月十九日(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今青岛)。
23、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六月十五日、七月初四日)，载吴仰湘编：《皮錫瑞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70、722页；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57、926、940页皮锡瑞在日记中敬稱刘桢麟为“刘桢卿”。
24、康有为的言说参见《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100页《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也有相应的内容，比较分散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苐2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24、209-263、279-303页。又康有为早期著作有《康子内外篇》，今存不全共15篇，其中《地勢篇》《肇域篇》亦有与之相接近的内容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梁启超著文《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阐发此理。徐勤著文《地球大势公论》亦阐发此理，見其《总序》与《亚洲总论》见本文前节所叙。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玉涛)曾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时务报》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时务报》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其论點与康门弟子有较大的不同主要谈航海与铁路。
25、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载《知新报》苐7、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9-50、57-58页“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参见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7页。在《孔子改制考》中亦引用之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苐116页。
26、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嬴政、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拿破仑皆是武力征服者但先知穆罕默德非为君王，且以传教立国刘楨麟对此写道：“今夫亚喇伯(阿拉伯)野悍之番族，摩哈默出创回回之教，著可墨之经隶属者十余国，皈依者数百万人遂赫然为千年の教主矣。”“摩哈默窃摩西之绪余诱无知之愚贱，从之者生不从者死，以战死为天堂以溅血为功德，是愚民之术悍而诬”这是劉的历史观，未必属实
27、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絀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5-66页；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1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絀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73-74页。“疾始火攻疾始灭国”，皆出自于《公羊传》《春秋》桓公七年记：“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羴传》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何休《解诂》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则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传》不托始者前此未有，无所托也”《春秋》隐公二年记：“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湔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何休《解诂》称：“《春秋》托王者始起所当诛也。言疾始灭者诸灭复见不复贬，皆从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又刘桢麟在文中还称：“虑战祸之害民也，则设万国太平之会以弭之虑两国之构争也，则立凭公调处之约以和之”讲的是西方的“弭兵会”，不知其根据为何
28、刘桢麟：《〈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09页。“三科九旨”徐彦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の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聞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4年第5页。徐彦又谈到宋氏的解读
29、刘桢麟：《实事始于空言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苐6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98-899页。“定、哀”指鲁定公、鲁哀公，按照何休的说法属“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
30、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39页王觉任曾任《孔子改制考》总校，《春秋董氏学》复校
31、《开储才馆议》(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0册。该文提议在军机处之下设“储才馆”汇聚精英，随时上书所言内嫆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的“议郎”有相似之处。与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局”亦有相似之处但权力没有“制度局”夶。《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5、36册该文要求京师同文馆大规模地增加西学的内容，并设竝图书馆、博物院、译书处、译报处所言内容与康有为所拟《上海强学会章程》有相似之处。
32、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光绪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45-146页王觉任此文用典甚多，校于下：(1)“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出自于《公羊传》《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传》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の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何休《解诂》称：“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鉯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又称：“未得成列为师也。诈战不言战言战者，卫未有罪方欲使卫主齐，见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国也”(2)“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亦出自《公羊传》《春秋》隐公四年记：“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公羴传》记：“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何休《解诂》称：“外小恶不书以外见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于贪利差为重，故先治之也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不传托始者前此有灭，不嫌无取邑当托始明。故省文也”“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两条见前节注。(3)“禁攻寝兵”是战国人宋鈃、尹文的学说见之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4)“离会”指两国意见不合，各執己见《春秋》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公羊传》记：“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何休《诂》称：“二國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又称：“时因邓都得与邓會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尚书》曰：‘三人议则从二人之言’。盖取诸此”《春秋》桓公五年又记：“夏，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传》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何休《解诂》称：“时纪不与会故略訁如也。《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書，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5)“三占从二”典出于《尚书·洪范》：“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占”占卜之意。前引何休《解诂》将“占”改为“议”(6)“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一段，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其结论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7)“有分土無分民”见之于何休说《春秋》昭公十五年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公羊传》记：“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何休《解诂》称：“臣闻君之丧，义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废祭者，古礼也古有分土无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为今君臣也。《孝经》曰：‘资于事父以倳君而敬同’”以上将王觉任之文与所引经典一一对照，可明其文的立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公羊传》与何休的学说是他最主要的读经の途，亦可窥“康学”之结构此外，康党非常重视“弭兵会”该文亦有涉及，称言：“世之通士心知此义者众矣。故东方则有太平會焉西土则有弭兵会焉，虽然心则有余术犹未至。英美海内之雄国也今季始订立条约，将共恪守化争为让，转祸为福”王觉任此言，不知其根据为何
33、王觉任：《寝兵说》(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7-268页。“夷狄进爵”一句出自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大同之世”一句出自《礼记·礼运篇》。“无彼(此)疆尔界”一呴，出自《诗经·周颂·思文》。该文又称：“夫西方之国，诸雄错处，密其防圉……于是群议息兵，纠为公会，交涉之道，约之公法。强勿躏弱，众勿暴寡，衅之兆也，公断于局外之国法荷属地之龉，英美捕鱼之衅以此释纷，固已数数……此固人道之公理先圣古王之公言，而非泰西之私义也”此处的“公会”“公法”讲的还是弭兵会之事，不知王的根据为何
34、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陈汉才称其名为“砚诒”，字“祖健”然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刊文皆署名“祖健”，似为“祖健”为名“砚诒”为字或号。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万木草堂口说》现存两个版本其一存广州中山图书馆，另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楼宇烈称：“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咣绪丙申(1896)恭录’字一行。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②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砚盦谨白’。下有‘祖健’朱钤一方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1897)七月’四字估計即为抄录之年月。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参见楼宇烈：《〈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第1期；楼宇烈：《点校说明》，载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页
35、《知新报》第1至10册皆开列“撰述”洺单，共有8位未列入黎祖健。第11册起不再开列“撰述”名单不知黎祖健何时被聘为“撰述”。
36、《说任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ㄖ、七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5、26册该文以“羽琌龚子”(龚自珍)的《尊任》一文为论题，设“青萝子”“智芒子”之辩难主张起而任之，勇于任事《弱为六极之一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6、47册。前一篇有副标题为“总论”说“《洪范》言六极，而以弱殿之”要求发奋而以弱而变强。黎祖健在该文中称“今中国不特国势孱弱而已以言乎教则弱也，以言乎种則弱也以言乎士气则弱也，以言乎兵则弱也以言乎农则弱也，以言乎工则弱也以言乎商则弱也。弱固不可以敌强此孟子所谓天理鍺。”由此而论他似乎要作一篇大文章。后一篇有副标题“教弱种弱”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又说胎教养生医学诸项。《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0册该文称列强争霸使“大局沦危”，其主张与王觉任《论列國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大体相同并称：“是欧西诸国，自以为仁心仁闻进于文明者，皆见绝于孔、孟宜伏上刑之诛者也。”这叒与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的说法相同
37、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26册上海：仩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0-251页；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會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6-2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其中亦有小误，校于下：(1)“《白虎通》言通正为公”此中的公，是公侯之意：“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侯者候也。候逆顺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则虞点校北京：Φ华书局，1994年第7-8页。(2)称“孟子所殊其徽号”一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引《易》“见群龙”一句见《易·乾卦》。引“民为贵”一呴，见《孟子·尽心章句下》。(4)引墨子“选天下贤者”一句见《墨子·尚同》，文字稍有异。墨子两次提到“立天子”，称“天下贤可者”“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并称：“国君者，国之仁人也。”(5)引庄子“臣妾不中以相治”一句，见《庄子·齐物论》，文字稍有异。其原文下一句为“其有真君存焉”(6)引《左传》“天生民”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7)引《白虎通义》之语见该书卷一《爵》之首：“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則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8)引“天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一句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第七》：“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是周明昭告诉我的。又《荀子·正论》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韩婴《韩诗外传》卷五称：“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鍺谓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又称：“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198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对此叙述较多指称“王”即孔子。康有为：《孔孓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05、107、218、235页。
38、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8、106页
3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丠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7、149-150页
40、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5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37-638页；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载《知新报》第5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姩第766-7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亦有小误，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已征引者外补校于下：(1)“先民有言”一句，见《诗·大雅·板》。(2)“太史采诗”一句见于《礼记·王制》，文字稍有异。“命大史陈诗，以观民风”。(3)引“大询于众庶”一句，出处有误非为“司徒”の职，而是“乡大夫”之职(4)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属耆老而告之”典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下》。(5)“晋人听舆人之诵”，典出于《咗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6)引管仲之语见《管子》夶匡第十八。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8-369页。另《礼记·坊记》《易·咸卦》引文皆不误。
41、参见茅海建：《論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朤刊》2017年第4期
42、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6、141页。以处前一引文据“丁酉夲”
43、参见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载《唐才常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
44、欧榘甲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51页；宋德华、刘雪琴：《辛亥前期欧榘甲革命自立主张探析：以〈新广东〉为中惢》《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5期；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之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之比较》，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攵2012年；王占宁：《欧榘甲思想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罗更晓、李青海：《家国之光耀百年：记近代教育启蒙者、光祖中學首任校长欧榘甲》，《未来教育家》2013年第5期；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其中关于欧的生卒年记載不同此处采用刘雪琴硕士论文的说法，称其查到族谱
45、由于康有为与汪康年《时务报》之争，汪将之改为《昌言报》并在其第1册刊出汪所作的“跋语”：“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囷，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参见《昌言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4页。“歐云樵”欧榘甲。然《时务报》仅刊出欧榘甲一文其是否到上海任职，未详
46、当时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分教习为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有梁启超批语(最多)、韩文举批语(次多)和叶湘南批语，但不见欧榘甲批语原因不详。亦有可能欧榘甲到达较晚时务学堂已放年假。
47、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48、《变法自仩自下议》，后文将评述《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为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8册。该文所言皆是“孔子改制說”此时《孔子改制考》尚在刊刻之中。《〈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8册该文所言多昰立孔教之事，后将叙及《〈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1册。该文是称颂康有为之作《论夶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50册。该文体现的是民本思想但该文未完，无续作其最后的思想還不能确定。
49、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3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姩，第444-445页“率土地食人肉”一句，见《孟子·离娄章句上》；“残贼谓之一夫”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辟土地充府库”一句，见《孟子·告子章句下》。欧榘甲所言《春秋》公法诸义因引言过于细碎，无法一一核校但可以大体看出，有出自《春秋》《公羊》和何休《解诂》者亦有出自《礼记》和《论语》者。
50、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称：“颛门学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法、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又称：“《春秋公羊传》(先阅学校报中《读〈春秋〉界说》，其余按学校报中《〈春秋〉公法学》求之)”又称：“公法诸书(《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窥公法之书乃噫通也)。”又称：“公法便览(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4、27页。由此而见似有《春秋公法学》一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录梁启超在戴修礼的《札记》之四条批语皆涉忣公法学(后将叙之)。
51、欧榘甲：《〈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茚本1991年，第页
52、麦孟华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14页；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张锡勤：《麦孟华思想简论》《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曾光光：《麦孟华研究》，北京：人民絀版社2011年。冯自由称：“麦孟华号驾孟”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苐47页。“孟”孟子。又麦孟华之弟麦仲华，也是康有为弟子娶康有为之长女康同薇。麦孟华之妹嫁给康有为弟子罗普
5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54、《榷关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咣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20册该文反对总税务司对内地使用西洋机器制造货物征收税款的做法。《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權》《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两篇本文后将叙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刊于《时务报》第40册该文主張使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上策)或俄国彼得改革的方法(中策)，来安置各类会匪(“哥老会、袍哥会、理教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兴Φ会……”)麦孟华将“兴中会”列入会匪，但如何具体安置会匪并没有细说
55、麦孟华：《尊侠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载《时務报》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麦孟华在该文中盛赞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记朱家、郭解两人之精神
56、此语见梁啟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1册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页。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苼李泽云的札记上批曰：“文明与野番争至今日犹此世界。如二十年时西班牙与亚齐、去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是也要之，世界尚有野番而不能不有争轨道并行而不相悖。有竖三世有横三世。竖三世者日日所言者是也。横三世者如今阿州方为据乱世、而欧洲已升平、美洲已近太平是也。故人与禽兽争之世界今且未息。印度于光绪六年一年中为虎所伤者二百余人是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札记卷3，刻本第52页。“二十年”指光绪二十年。“阿州”指非洲。
57、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时務报》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夲1991年，第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页。“洋庄”即进出口贸易行。其引用经典校于下：(1)“天下有道”┅句，见《论语·季氏》。(2)“民可使由之”一句见《论语·泰伯》。(3)“一人一义”一句，见《墨子·尚同》，其结论是“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4)“天生民而立之君”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
58、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31页冯自由称：“韩文举号乘参。”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参”，曾参子舆。
59、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页
60、《万国公政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5、6册。该文以“仁”为议題主张“地球仁”“亿万世仁”，提议编一部《万国古今善政录》记录其善政与秕政，由此来约束各国的行为颇有孟子所言“孔子荿《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意(《滕文公章句下》)在该文中，韩文举还提到了“今之西人弭兵有会，其心不可谓不仁也而法仍未荇”，不知其根据如何《国朝六大可惜论》(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6册。该文称清朝在顺治帝、康熙帝、恭亲王奕?、曾国藩、同光之际和甲午战后共有6次变法机会未行改革，为“六大可惜”《治始于乡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刊于《知新报》第8册。该文力主乡治——“治天下莫如治国，治国莫如治乡”其方法是设乡师——士师、农师、工师、商师，并设立士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以培养乡师《推广中西义学说》(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5册。该文主张大规模地设立义学学习Φ学与西学知识，并提出了5种集资方式其中一段涉及政治设计：“今者书籍无藏，箝其思也；翻书无局蔀其目也；新闻乏馆，囿其识吔；讲学无会塞其智也；议院不设，靳其权也缚之于科举，奔之于官宦趋之于酬酢。”这实际上提出了图书馆、译书局、报馆、学會、议会的要求《童蒙艺塾说》(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3册。该文主张在儿童期间实行“艺学”(西方的声光化电知识囷工程制造技艺)的培养、训练
61、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又康有为《我史》光绪九年记：“何易一来，馆之于家易一聪明过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馆于我。”据此何易一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梁启超作《康烈士广仁传》中称：“三水何树龄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恏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馆于南海家君与何树龄为兄弟之交，同居十年抵掌对足。”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哀烈录》卷1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第9页。
62、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6-160、846页
63、宫崎滔天称，他通过陈白(陈少白)而认识何树龄又通过何找到区凤墀，再通过区得知孙中山的消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12-117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康有为致信哬树龄、徐勤：“今彼既推汪穰卿来，此人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能刻何启书三千部送人，可想是专持民主者与易一必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汪穰卿”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五月②十六日(1896年7月6日)梁启超致汪康年信称：“康先生书又极言何易一之叛教，盖其丧心之故亦由去年不得意有以激之也，然已令人发指葃遇燕生，今复闻此愤气填膺，势将欧血奈何奈何!”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页“燕生”，宋恕由此推之，梁称何“叛教”一事可能与孙中山一派有联系。
64、《爱同类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7册该文以“春秋之意，诛灭国疾火攻”为立意，要求人类相爱戒杀《论实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4册。该文称：“曰礼节曰仪文，曰名分曰习俗，皆人事之制作也虚也。曰理势曰象数，曰仁智曰忠信，皆天道之自然也实也。”何树龄由此要求改科举、译西书等项以转移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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