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的宜居地【西安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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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了大半辈子了,还不知道自己想居哪?更不知道哪里有适合我居住的地方?老家_____陕南_____大山沟_____穷的烧屁吃_____更可气的是, 学校离家几十里, 孩子上学都是问题.我并不是瞧不起我的老家,因为那里实在条件太差了,不仅仅只是挣不来钱的穷乡僻壤,本来山多地窄的地方, 到处都是坟丘.就是建座别墅也是被坟丘包围着.十年前,要不是走出大山_____今天我可能还是光棍一条.我也很留恋那里的山山水水好空气.但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我不得不来西安这个历史古城.这里的小钱比较好挣点,比在老家种田胜过百倍.现在想找个地方居住下来_____好难啊!老家真的是不考虑了,县城_____消费又高______还没挣钱之路.西安城_____能挣小钱_____但房价太大______经济实力无法接受!更主要的是,住在大城市,我们都是_____活体吸尘器!_____损体折寿!______呵呵______哪里有我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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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陈独秀在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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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江津》
《陈独秀在江津》钟法权阅读提示　　 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大山，历史人物在时间的长河里，常常成为人们探寻这座大山的路标，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被毛泽东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1927年被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先后5次入狱。1937年获释后辗转入川，客居江津，直至病逝。写陈独秀的书很多，该书中只是写了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人生困顿岁月，交叉写了急公好义的邓燮康一家人。　　 此书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中央党史办专家在审定后，对此书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一）陈独秀的到来，让重庆各大新闻媒体着实热闹了几天　　 1938年的盛夏，灼热的阳光煎烤着大地，长江上热浪滚滚，船舱里更是闷热难当。　　 从拥挤的船舱里走出一个人，他身着白色长衫，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年龄大约在60岁上下。从穿着和面相上看，与众不同且精神和气质过人，说话谈吐不凡。他就是当时名震中国几十年的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不再是呼风唤雨之人，犹如虎落平原，他风风火火的人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一个政治的弃儿。年龄上也没了优势，他老了，年近花甲，身体多病。身体上的衰老和意志上的衰退，都源于他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尤其是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牢狱之灾，让他身心疲惫，斗志衰退。闷热的天气，狭小的船舱，使他心绪烦躁，血压突突上升，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便从拥挤的船舱里走出来，径直向甲板走去。　　 小客轮的甲板十分窄小，两边护栏很低，船在长江里行走，受航道、浪水和弯道的影响，小船就如一片树叶，随着浪潮时上时下，忽左忽右。站在甲板上虽然凉快，但危险也大，在通常情况下，船老板是不允许乘客上甲板的。　　 阳光正毒，他汗流满面。凉爽的风从山谷中吹来，卷起了他的长衫，让他感受到了丝丝凉意。轮船从重庆到江津逆水而上，路程不远，却需大半天的时间。　　 陈独秀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被判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国民党政府才下令释放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陈独秀虽然受到了优厚的待遇，但毕竟在监狱，没有自由，他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出狱后不久，赶上南京沦陷，陈独秀又从南京逃难到武汉。不想国民党武汉保卫战失败，日下午，陈独秀从武汉乘坐重庆民生公司的“民本”号客轮抵达重庆。　　 陈独秀的到来，让重庆各大新闻媒体着实热闹了几天，陈独秀再也难得清静了。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陈独秀虽然是一个落魄之人，但影响犹在，在无数人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他在共产党里曾经的显赫地位，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炒作的热点。　　 一时间，重庆的名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二）陈独秀的文章像一颗颗重型的炸弹，搅得重庆上层难以安宁　　 陈独秀的文章像一颗颗重型的炸弹，搅得重庆上层难以安宁　　 陈独秀虽然嘴上说对政治没有兴趣，无心过问政治，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并没有让他心灰意冷，理想的火种，一遇适宜的气候，就会燃烧起来。他忘记了所有的磨难和痛苦，像战士冲锋陷阵，走到前台，发表自己的高见。　　 在重庆仅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应邀四处演讲，大报小刊四处发表文章，两线出击，左右开弓，既猛烈抨击重庆当局，又对抗日战略发表自己的观点。　　 日，重庆的天气异常闷热，人坐在树下不动都会满身大汗。刚来重庆不到20天的陈独秀，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民族野心》一文，他在文中愤怒地谴责“重庆”：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中饱私囊。士大夫和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思想洗礼的青年。所谓的“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的口号。　　 《民族野心》体现了陈独秀晚年政治观的裂变。由于此文语言激切，非但不被“重庆”当局所接受，也不被社会各界普遍认同。此文不仅对德意法西斯制度给予激烈否定，也对苏俄高度集权“政治”予以尖锐剖析和抨击。因为敏感，此文在以后数十年中，不被人们所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如日中天的德、意和苏俄国家发展走向和结局竟被他言中。他关于“民族精神”的思考以其超时代的深刻性和现实性，日益显出其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当然，这一切只能是后话。　　 5天之后，陈独秀在《青年向导》第三期上发表了《论游击队》。由于他对中国抗日态势掌握不准、战略战术研究不透，致使《论游击队》观点偏差，语言偏激，违背了中国抗日的力量现实。城市固然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农村却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占据广大农村，等于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梦想。游击队在抗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广大农村成为中国抗击日寇的大后方的作用不可忽视。《论游击队》的失误，很快让陈独秀得以反省，最终他自己否定了自己。　　 重庆是一个“火炉”，再加上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陈独秀的文章像一颗颗重型的炸弹，搅得重庆上层难以安宁。　　 陈独秀是一个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的人，他在重庆各大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评点时事。对此，重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早已心生厌烦，陈独秀却不管这些，照样对时事发表尖锐的评论。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评论时政，犹如一道亮光，让人们眼前一亮。就在人们希望更多看到独到见解的文章时，他却突然消失了。大学的演讲台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那观点鲜明评论时政的文章。　　 人们都在相互打听，他到哪里去了，延安，香港，还是重庆的周边……　　 陈独秀到了哪里？他到了江津。（三）安庆老乡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到他江津的家中居住　　 8月3日，陈独秀与潘兰珍搭乘小客轮逆流而上，奔江津而去。“江津是个好地方”。是新中国开国元帅聂荣臻为自己故乡的题词，这句话如今题刻在江津长江大桥上。只要进入江津，或者是出江津都能在江津长江大桥上看到这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江津，地处重庆上游，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奔向江津时，因鼎山转而向北，接着又因马骏岭掉头向东，再受阻于高家坪而扭头向南，最后向东北，环绕鼎山大半圈呈几字形，将美丽的江津环抱其中，江津因此而得名。无论是站在鼎山之巅眺望，还是从空中俯视，江津就如一颗明珠镶嵌在那有山有水的怀抱中。　　 美丽的江津，不仅是巴蜀经济重镇，还是军事重镇；不仅是历史文化重镇，还是名人辈出的重镇，曾经孕育了明朝著名辅相江渊，共和国元帅聂荣臻等无数英才。　　 重庆周边县很多，为什么陈独秀偏偏选择了江津？因为，江津离重庆不远，水路、陆路都要不了一天的路程，在江津避难的人群中，安徽人相对较多，当时国立九中（原安徽中学）已于半年前从安徽安庆迁到了江津县对岸的德感坝，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在国立安徽中学任过教，最重要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即邓初），已经在江津城中开业行医。　　 陈独秀从武汉到达重庆后，常到重庆购药的邓仲纯很快与陈独秀取得了联系，他先后几次到石板街的陈独秀临时居住地去看望，邀请陈独秀到他江津的家中居住。　　 邓仲纯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友情，他们都是安徽安庆怀宁人。邓仲纯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陈独秀与邓仲纯家有着世交，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对邓石如十分崇拜，自称是邓石如的弟子。他们两人算是上辈有交情，到了他们这一辈又成为至交。　　 邓仲纯每次到重庆，见陈独秀生活十分窘迫，总婉转地说：“重庆现在是陪都，内地人来的太多，物价也就高，你老兄靠写文章谋生，只怕是承受不起。”　　 陈独秀苦笑一下说：“不瞒老兄，我每日里捉襟见肘。”　　 邓仲纯直言相劝说：“江津离重庆很近，依山傍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轰炸之扰，又无白色的政治氛围，而且物价比重庆低廉，适宜我们外乡人居住。”　　 陈独秀听后并没有马上表态，因为他刚来重庆不久，还十分留恋重庆的生活，担心到乡村生活有诸多不便，于是说：“只怕县城里房子紧，租不到适合的地方。”　　 邓仲纯爽快地说：“你到江津就住我医院里，房子宽敞，你身体不好，我给你看病也方便，那里不少同乡也常讲到你。”　　 陈独秀听了此话，心里不由一热，问：“江津比重庆凉爽还是热？”　　 邓仲纯说：“江津是个小县城，人口少，相比较而言要比重庆凉爽。因为目标小，敌机空袭也少，江津白沙镇已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四）陈独秀从重庆启程到江津并没有给邓仲纯打电报　　 陈独秀听后马上来了兴趣，说：“重庆热得要命，敌机轰炸得厉害，让人安不下心来，这下好了，我就到江津。”邓仲纯高兴地说：“到江津就住我家里。”　　 陈独秀又担心地说：“江津倒是安静，可我患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重庆看起病来要方便得多。”　　 邓仲纯微笑着说：“你别看不起我，小病我是可以治的，得了大病，江津离重庆又不远，不到一百里，坐下水船，半天可到重庆。”　　 邓仲纯离开后，夫人潘兰珍就开始做陈独秀的思想工作，劝他离开重庆，到江津好好调理身体。　　 究竟到不到江津？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那个时候搬家虽然很简单，但毕竟拖家带口，江津也是人生地不熟，又与重庆相隔半天的路程，交通又不发达，办起事来很不方便。于是，陈独秀只好将此事拖了下来。　　 盛夏如此漫长。陈独秀、潘兰珍、陈松年和大姐玉容、大姐夫吴欣然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纳凉。陈独秀躺在竹床上，望着天上的星星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是继续住在重庆还是到江津去住，你们都说说。”　　 大姐和大姐夫吴欣然说：“重庆太乱了，敌机空袭得厉害，还是到江津去好，那里物价便宜，我也好把酱园开起来，在重庆会坐吃山空的。”吴欣然是著名的安庆大新桥“吴家顺酱园”的传人。　　 陈松年也说：“重庆特务太多，国共两党也斗得厉害，我们还是到江津吧！”　　 陈独秀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内心里他并不想离开重庆。只是因为在重庆生活便利，消息灵通。他看一家人都主张到江津安身，只好说：“那就去吧！江津那个地方安徽人多，我们就住到邓仲纯家，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和仲纯关系也好。”　　 日，轮船抵达江津通泰码头时，正是午后，烈日高悬，热浪翻滚。　　 当时处于战乱时期，陈独秀从重庆启程到江津并没有给邓仲纯打电报，担心麻烦他。船抵达江津通泰码头后，陈独秀叫了两个上船揽活的脚夫，挑上自己不多的行李，沿江津老街，一路走，一路打听，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邓仲纯临时开的私人诊所——延年医院兼住家。　　 医院大门旁边是一个非常简陋的门诊室，陈独秀走进诊室，问：“请问，邓仲纯先生在家吗？”　　 穿白大褂的年轻护士看了看陈独秀说：“邓大夫外出给人看病去了，您是他什么人？”　　 陈独秀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我是你们邓大夫的朋友，我叫陈独秀，从重庆来。”　　 护士一脸惊喜地说：“您就是陈先生，我们邓大夫常讲到您，说您如何了不得。”　　 陈独秀说：“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你看我现在与乡下人有什么区别？”护士激动地说：“先生不一样的，您坐，您坐。”　　 不一会，护士端来水，拿来毛巾，满脸喜色地让陈独秀和潘兰珍洗洗脸，凉快凉快。待陈独秀洗罢脸，茶水也泡好了，放到陈独秀坐的椅子前面，说：“陈先生你们先喝茶，我到后院去告诉邓太太。”　　 洗过脸，再喝上清茶，陈独秀觉得一下子凉爽了许多。（五）被人拒之门外的屈辱如当头一棒打在陈独秀的头上　　 潘兰珍付了脚夫的工钱，还掏出陈独秀的烟卷，给两个脚夫每人上了一根。脚夫并没有马上离去，他们点上烟，坐在石门槛上抽烟、纳凉。　　 他们手中烟抽完了，还不见那护士回来。　　 潘兰珍坐在陈独秀的一旁，一边与脚夫说话，了解江津风土人情，一边用手中的蒲扇给陈独秀扇风降温。好一会后，潘兰珍不解地问陈独秀：“邓太太该不会也不在家吧？”　　 陈独秀说：“怎么会呢，这么热，能到哪里去？八成在午睡。”　　 潘兰珍说：“在家最好，阿拉再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潘兰珍不免担心地说：“是不是邓太太不愿意见阿拉？”　　 陈独秀说：“这次来江津，是邓先生多次到重庆请我，我才来的，怎么会呢？”陈独秀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安，不由自主地向里面张望。只见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十分的幽暗，尽头是一个天井，阳光充足地暴晒着，空不见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诊室里的陈独秀夫妇开始坐立不安，在他们忐忑不安的时候，只见护士从幽深的过道中走了出来。　　 护士脸上的笑容像是被灼热的太阳烤干了，说话也是支支吾吾结结巴巴：“我家太太感冒发烧，她她……不便会客，说……让你们改日再来……”　　 陈独秀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我可是你家邓先生请来的，不是我自个要来的。”　　 世态炎凉让潘兰珍顿感屈辱，她小声说道：“你家邓先生没给你家太太讲吗？”　　 护士也很为难地说：“在家里太太说了算，太太说，家里房子不宽敞，让你们自己找地方先住下。”　　 被人拒之门外的屈辱如当头一棒打在陈独秀的头上，他压制不住胸膛里的怒气，愤然而起，说：“你告诉邓太太，我陈独秀不是那种寄人篱下没有骨头的人，即使找不到房子露宿街头，也不会来找他们。”　　 一番气话说完，陈独秀顿感天旋地转，再加上走出室外，烈日煎烤，他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好在潘兰珍扶的及时。面对炎热而又空旷的街道，他忧伤而郁闷，自言自语地说：“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我陈独秀落脚的地方吗？”　　 陈独秀不知所措地站在热浪滚滚的石板街上，一时不知道向东还是向西。　　 就在陈独秀茫然不知所向的时候，见多识广、人也厚道的两位脚夫，向陈独秀伸出了援助之手。　　 陈独秀被邓家太太推出门外的一幕，被两个脚夫亲眼目睹，看到一个外乡人投亲无门的无奈，他们心生同情。一个年岁稍长一些的脚夫说：“先生，听你们口音像是下江人（长江下游人），老街前面的鞍子街口，也有一个从重庆来的下江人，就住在我家隔壁。他的口音与您差不多，叫什么来着，小三，你记得么？”　　 那个叫小三的想了想说：“好像叫什么方什么远。”　　 陈独秀万分惊喜地问道：“是叫方孝远吗？”　　 小三说：“对头，就叫方孝远。”陈独秀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天无绝人之路也。”　　 方孝远不仅与陈独秀是同乡，他们两人还是同学与旧交。3个月前，陈独秀还在武汉与方孝远一起吃过饭。那时方孝远一家人因买不到进川船票而滞留武汉，是陈独秀找到包惠僧帮助方孝远一家人解决了船票。陈独秀到重庆后，不知道方孝远住在什么地方，那时逃难的人太多了，相互之间联系很不方便，哪曾想方孝远也会到江津临时安家。　　 陈独秀赶紧对脚夫说：“走，你们带我到方孝远家。”（六）方孝远的热情与坦诚，让陈独秀在炎热夏天如沐春风　　 江津并不大，七拐八弯用不到一根烟的工夫就到了方孝远租住的四牌坊街。　　 从白花花阳光下走进来的陈独秀令方孝远惊愕万分，他万万想不到能在江津见到陈独秀。陈独秀喜不自禁地笑着说：“哈哈，没想到在江津找到方兄。”　　 方孝远赶忙走上前，握住陈独秀的手说：“幸会，幸会，能在江津相见，我们缘分不浅啊！”赶紧叫内人，端茶备饭。　　 世态炎凉，遭人不见，让陈独秀在落魄中感到了人世的悲凉。方孝远的热情与坦诚，让陈独秀在炎热夏天如沐春风。　　 没有多长时间，方夫人将菜端上了桌子。方孝远站起来说：“陈先生、陈夫人，你们初来江津，到我家吃第一顿饭，按我们老家的规矩，怎么也得有八个菜，可是眼下处在战乱年代，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只好请你们包涵了，下午让内人到街上看一看，想法弄几个好菜。”　　 其实，方夫人已倾其所能，三素两荤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是很难得的了。多少人食不果腹，多少人因饥饿而死。　　 陈独秀很是感激地说：“方兄客气了，我陈独秀现在这个样子，不沦落到街上讨饭就不错了。”　　 按规矩，陈独秀与方孝远坐了上席，潘兰珍坐在陈独秀的右侧。陈独秀有高血压，不能喝酒，方孝远刚吃过饭只是象征性地陪吃，实际上五道菜就他们夫妇两人食用。陈独秀也许是在老朋友家里不用客气，也许是太饿了，吃得狼吞虎咽；潘兰珍虽然也饿了，吃得很拘谨，细嚼慢咽，菜也夹得少。　　 吃罢饭，陈独秀与方孝远坐在过堂口乘凉说话，方孝远向陈独秀介绍了有头有脸的安徽同乡在江津的情况。陈独秀对方孝远说：“方兄，江津你比我熟，麻烦你跑一趟，给找个住的地方。”　　 方孝远在江津住了多时，他知道哪里有多余房子可租住，他径直来到郭家公馆。郭家公馆的主人曹茂池正坐在门前的树下乘凉，见方孝远大热天找了过来，赶忙递烟，问：“方先生忙啥子？好长时间不见你。”　　 方孝远接了烟，擦过汗说：“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耍耍嘴皮，吃粉笔灰，教娃念书。”　　 曹茂池说：“中午也不休息，找我啥子事？”　　 方孝远说：“找你能有啥子事，还不是为租房，今天从重庆来了一位避难的老乡，没地方住，你给安排一下。”　　 曹茂池为难地说：“你看大门上挂了客满的牌子，只有一间客房空着，是留给一位朋友的，人家钱都付了。”　　 方孝远说：“曹老板，你看这样行不行，让我那朋友先住下，我再想法子。”　　 曹茂池说：“好说，好说，只是你要尽快把房子给找好，不然我那朋友来了不好交差。”　　 方孝远表态说：“说话算数，你尽管放心。”　　 在登记客人姓名时，方孝远一时不知道怎么办，陈独秀毕竟是名人，万一写到登记册上，走漏风声，陈独秀的安全就没了保障。不登记，警察局又有规定，方孝远只好说：“让客人来了自己登记吧！”　　 方孝远知道，眼下从内地涌入江津的难民越来越多，在江津城找一间像样的住房很难。方孝远怕生变故，于是赶紧回家去接陈独秀。　　 曹茂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当陈独秀站在他面前时，他感到眼前的人似乎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于是，曹茂池拿出登记册对方孝远说：“方先生，是不是请客人先登记。”（七）陈独秀跪在养母谢氏面前：“儿子无能不孝”　　 陈独秀从来不惧怕什么，他走上前，拿出笔，就在签字簿上写下了陈独秀三个大字。　　 曹茂池说话算话，在自己一家人住的二楼腾出了两间连在一起的房子。两间房都不大，中间只用一层不厚的木板隔开，陈独秀与潘兰珍住里头，摆上一张桌子写文章用；外面一间房，用做吃饭接待客人等。虽然拥挤，但毕竟有暂时安身之地。对此，陈独秀心存感激，萍水相逢之下，曹茂池的热心相帮，方孝远的鼎力相助，让他的心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只因为找到了好房子，当天晚上，陈独秀和方孝远都很高兴。方夫人倾其所能做了几道像样的菜，为陈独秀夫妇正式接风。方孝远一家人的热情，让陈独秀更加感受到了朋友的友爱，心中的悲凉烟消云散。　　 陈独秀在江津过一周后，感到小县城确实要比在重庆生活相对安静，物价便宜，再加上在江津安徽同乡较多，其中安徽九中在他们到来之前就迁到了江津。流落他乡的特殊乡情，使寂寞的陈独秀感受到了人间温暖。他提笔写信，让三儿子陈松年将留在重庆的母亲送到江津居住。他在信中给松年讲，来江津刚开始不太顺，吃了邓仲纯老婆的闭门羹。现在好了，有了临时住所，你们可以来江津了。　　 半个月之后，陈松年按照父亲的要求扶老携幼从重庆来到江津。　　 陈独秀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到码头去迎接，但他还是硬撑着从楼上来到楼下，站在郭家公馆的大门口等候。当时，已是太阳西下，气温依然很高，陈独秀因为身体虚弱，全身大汗淋漓。　　 三轮车在石条铺就的街道上奔走，哐哐当当地停在了郭家公馆门前。陈独秀将老母亲迎下车，叫一声娘后，满腔的热泪夺眶而出。　　 谢氏在陈独秀和潘兰珍的搀扶下走进郭家公馆，踩着吱吱响的楼梯登上了二楼，来到了他们临时居住的房间。进门之后，待谢氏刚刚坐下，陈独秀竟然一下跪在地上动情地说：“母亲，儿子无能不孝，让您一路受苦了。”　　 陈独秀猛然一跪，让谢氏百感交集，她清晰记得，儿子的跪拜十分有限，还是过继和退继的时候儿子跪拜过。几十年过去了，别说拜跪行礼，就是叫一声母亲也不多。陈独秀为了闹革命，不能与她朝夕相处，长年累月天各一方。忙着端茶倒水的潘兰珍见了，也赶忙放下手中的茶杯，同陈独秀一样跪在了养母谢氏面前，说：“母亲，受儿媳一拜。”　　 谢氏虽然双目失明，但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儿子儿媳的孝心，她用那双枯瘦的手一会儿摸摸陈独秀的头，一会儿又摸摸陈独秀的脸，颤抖着说：“儿啊，你受苦了，怎么瘦成这样了。”说完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一家人的悲欢离合，爱怨纠结全部化在悲喜的泪水之中。　　 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可相逢的地方却不是自己的故乡。家乡安庆早被日军占领，老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如今在他乡重逢更具一番别样亲情。　　 一家人老的老，少的少，没有经济来源，陈独秀本身身体多病，还要拖家带口，要照顾年迈多病的老母，还要担负一家人生计，日子过得越发窘迫艰难。好在有潘兰珍料理家务，一日三餐无论是喝粥度日，还是吃咸菜萝卜白菜充饥，生活还能维持。（八）陈独秀到江津后，能说心里话的主要是“四邓”　　 因战乱和天灾，粮价骤然猛涨，再加江津不少粮商为获取暴利，有意囤粮，灾民的不断涌入，粮食一时成为稀有之物，这一年江津发生了几起抢米风潮。一直靠他人资助和稿费生活的陈独秀，面对飞涨物价，愈发处于贫病交加的生活境地。在那段时间里，为了度日糊口，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典当铺，仅此也只是杯水车薪。营养不良，经济的压力，病痛的缠绕，使陈独秀更加老态，他脸色乌黑发青，双目浑浊无神，驼着背，趿着一双破鞋，无精打采地行走在那石板铺就的街道上。　　 好在邓仲纯不久就回到了江津，陈独秀被接到了延年医院。　　 在延年医院居住的最初日子里，陈独秀的生活是散漫的，闲静的，也是失意的。江津虽然离重庆不远，但各种消息闭塞，陈独秀也就处于政治漩涡之外。也许是政治上的不得意，陈独秀一改过去对政治的热爱，像江津无所事事的市民那样过着闲适的生活。对时事、政局缄口不言。每日里除了著学、临帖、编书、写文章，就是与江津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名流来往。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的名流，他们都把宴请陈独秀当做尊重他和抬高自己身价的方式，陈独秀也非常乐意被人邀请，一来可以解口头之馋、肠胃之饥，二来可以满足自己不受冷落的虚荣之心。可以看出，陈独秀也是一个俗人，他超脱不了世俗的生活环境。　　 那是江津的初秋，天气渐渐凉爽起来，陈独秀因为前一天晚上与邓仲纯吃饭、聊天，睡觉晚了些，起床时太阳都升得老高老高了，这时一个人敲开了陈独秀家的门，进屋后自报家门说：“陈先生，邓经理让我来请先生和夫人，今天到康庄别墅小坐。”　　 陈独秀看了看请柬，马上说：“谢谢你们邓经理，午饭前我和夫人一定到。”　　 邓经理就是邓燮康，他虽然年轻，在江津很有名望。自从与陈独秀在邓仲纯家见第一面后，他就对陈独秀由过去的敬仰之情又增添了一份同情。　　 邓燮康出生于大家族，邓家有着开明良好的家风，在白沙下坝邓氏祖屋的大门石柱上。镌刻着这样一句楹联：“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支肥。”此联是言简意赅的家风家训，不知何人所撰。至今镌刻在白沙下坝邓氏祖屋的大门石柱上，无论满清时代、民国时代，还是解放后，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没有被破坏。　　 在江津大西门外的长江边上，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邓燮康将别墅取名为“康庄”。康庄面向波涛滚滚的长江，背倚松竹茂密的鼎山，可谓占尽风水和风光。康庄是邓燮康与他的叔叔邓蟾秋共同修建的。　　 陈独秀辗转来到江津后，与之来往最多，能说心里话的主要是“四邓”。一个是延年医院院长邓仲纯，他是陈独秀早年在日本留学的至交和老乡；一个是国立九中的邓季宣，他和陈独秀既是同乡也是朋友；第三个是邓燮康，他是陈独秀的敬仰者和崇拜者；第四个是邓蟾秋，邓蟾秋一生好交结有识之士，特别是对大学问家更是高看一眼，陈独秀的才学和见识令邓蟾秋十分佩服。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二人怀着敬佩和同情之心，在生活上、经济上力所能及给予陈独秀帮助。（九）“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陈独秀在江津，也不是什么人都交，什么饭都吃，他依然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他之所以与邓氏一家人来往频繁，主要是他认为邓蟾秋和邓燮康叔侄两人，重德重义重知识，是江津有名的儒商，尤其对他们出资兴办聚奎中学和图书馆很是钦佩，再加上邓氏叔侄对他表达的不只是同情，而更多的是敬仰，又无政治企图，所以他愿意和他们来往。　　 坐在滑竿躺椅里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江边两岸的风景。当看着那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江水，他那不甘寂寞的心便心潮澎湃起来，回想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那些刻骨铭心的一幕一幕往事历历在目，那大革命的冲锋号角，仿佛又在耳边吹响，有千军万马喊着口号从他身边冲过，他激动得一下子从躺椅里坐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山、眼前的景、眼前的人，就如梦幻一般，他一时都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落魄到了这步田地，成为乡间一个百无一用的人。　　 在他黯然神伤的时候，只听轿夫既是羡慕又是嫉妒地说：“前面就是康庄了，多好的风水，如此宝地活该邓家发财。”　　 陈独秀欠欠身半坐起来，在前面鼎山脚下翠绿的坡地里，中西合璧的康庄别墅若隐若现，背靠山丘，前临长江，绝对是一个好地方。陈独秀见离康庄不远了，用手敲了一下扶手，说：“你们停下来吧！”　　 轿夫们很是麻利地将滑竿从肩上放了下来，一个年岁稍长一点的对陈独秀说：“还有一里地呢！”　　 陈独秀笑了笑说：“这里风景好，我们下来走走，你们在后面跟着，我要是走错了路你们就叫一声，把我送到康庄吧！”　　 年纪大的赶忙说：“听您的。”　　 康庄周围几里之内没有人家，康庄就像一艘孤帆停泊在蓝色的海洋之中。康庄地势好，站在大门外，能够看到沿长江边过往的行人。按照约定时间，邓燮康提前来到大门外等候，不一会，他就看到绿阴小道上走出4个人来，前面一个个子不高，穿着蓝布的长衫，一边走一边四周观看。　　 在一棵茂盛高大的樟树下，他们握手见面了。　　 陈独秀一边走一边欣赏道路两旁的风景，快到康庄，大门外两旁站了几个人，他们分别是邓蟾秋、邓季宣、邓仲纯，陈独秀见了分外高兴，连忙抱拳致意，嘴里重复说道：“太客气、太客气。”　　 陈独秀看门前波涛翻滚的长江，屋后如黛的青山，他感慨万千，借用李白《山中答俗人》诗赞叹道：“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邓燮康说：“这地方买下时间不长，修这栋房子，主要考虑有以下几点，一来因江津离重庆不远，日军每次轰炸重庆，常常殃及池鱼，住在江津城里总是没有安全感；二来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江津虽然好一点，但住在城里不仅热，还吵闹；三是康庄这个地方离江津不远不近，风景也好，房子建在丛林中，日军几乎看不到，相对安全，还十分凉爽。就这样，我与五叔蟾秋共同出资建了这栋所谓的别墅，取名就以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命名，五叔说好听又吉祥，欢迎各位先生以后多来康庄做客。”　　 陈独秀听后感慨地说：“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十）陈独秀在江津　　 时间一晃，陈独秀已在江津度过了大半年的时光，进入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几乎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发达城市相继沦陷，中国的经济愈发困难。　　 陈独秀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他没有经济收入，主要靠自己不多的稿费及北大和安徽同乡会救济，生活过得比较清苦。在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月，小户人家和穷人，最怕的不仅是缺粮，还怕出天灾人祸。　　 那是日，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陈独秀的嗣母谢氏溘然长逝，永远闭上她那双近乎失明的眼睛。　　 谢氏病逝，对陈独秀来说，不仅仅是感情上的悲痛，还有嗣母过逝后异乡安葬、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那时的陈独秀，主要靠他人捐助维持生活。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穷困，嗣母的突然病逝，对陈独秀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阴雨。　　 谢氏虽然只是陈独秀的嗣母，但他们母子情深。谢氏闭眼的时候，陈独秀守在床边，面对嗣母突然离去，站在床头的陈独秀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哀痛万分地呼唤着娘啊、娘啊！泪如雨下。　　 陈独秀那锥心之痛的悲伤，那至真至诚的眼泪，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伤心。　　 在陈独秀的悲泣中交织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内疚、自责和悔恨。　　 跪于嗣母谢氏的灵堂前，他那高昂的头颅低垂着，他那坚挺的脊梁弯曲着，他那坚如磐石的内心翻滚着，他那很少流泪的眼睛潸然着。嗣母谢氏是无私的，为了他一家人，她倾其所有家产；嗣母有着大爱之心，为了保护他的儿女，她不怕抄没家产，不怕受牵连，无怨无悔奉献自己的一切；嗣母谢氏的胸怀是博大的，她容忍了他的叛逆，包容了他干革命给她带来的灾难，她忍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羞辱和打击；嗣母谢氏的心肠是慈善的，对儿子不能光宗耀祖，她虽然埋怨过，失望过，甚至怨恨过，但她最终用善良的心原谅了他。　　 把拯救中国、把革命当作己任的陈独秀，此刻懊悔万分，在江津，他本想好好孝敬一下嗣母，可是这个时候，却正是他人生处于最低谷，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没有钱去租好房子、大房子；没有钱去支撑不断上涨的物价，买好吃的孝敬嗣母；没有钱去和生活抗争，他带着嗣母过着居无定所的流离生活，靠人捐助度日；没有钱去过体面的日子，只能过那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贫困生活，不但没能给嗣母脸上增添一丝的光彩，反而添了忧愁和羞辱。作为儿子，他欠嗣母太多太多，他不知道嗣母到了天国能否瞑目，能否心安。　　 陈独秀的眼泪像一个涌个不停的泉眼，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看到陈独秀流过眼泪，无论是人格遭受了屈辱，还是革命遭受了挫折；无论是寄人篱下，还是深陷狱中，他的那双眼睛一向冒着火光，全都是对当权政治黑暗的仇恨。（十一）小城里的人，不一定都认得陈独秀，但紧跟陈独秀后面的是江津有钱的乡绅和有脸面的人物　　 在桃树刚刚打苞，枯黄的草刚刚抬头发芽的三月，春潮涌动的江津小城，突然一下子热闹起来。那天上午，大雾刚刚散尽的江津，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地在城里炸响，刺鼻的硝烟在小城顿时替代了散尽的大雾。一开始，江津城里的人们还以为是日军飞机又来轰炸，都紧张地四散奔逃，瞬间才发现是久违了的鞭炮声，才又回到了街上。在一片哭泣声、鞭炮声、唢呐声中，送葬队伍在不宽的街面上缓缓移动。　　 江津小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热闹了，无论是丧事还是喜事，于小城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人们走出房屋，在热闹的悲痛氛围中感受别样的新鲜。　　 陈独秀，这位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代风气的先行者，今天按照丧事风俗，头缠白帕，身披麻衣，双手托着拙劣画师画就的嗣母谢氏的画像，满面悲容，慢慢地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头。紧跟其后的是与陈独秀相同打扮的儿孙、儿媳、夫人潘兰珍，大姐一家人，和前来参加送葬的亲朋好友。　　 小城里的人，不一定都认得陈独秀，但紧跟陈独秀后面的是江津有钱的乡绅和有脸面的人物，像江津县长黄鹏基、江津富绅邓蟾秋、银行家邓燮康、江津知名人士龚农瞻、江津名流曹茂池、江津县立中学校长施民瞻，以及从外省迁居到江津的安徽同乡会会长凌铁庵、佛学家和教育家欧阳竟无、陈独秀革命理想坚定追随者高语罕和苏鸿怡等人，个个臂缠青纱，随送殡队伍缓缓而行。　　 走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陈独秀心情是悲痛的，也是沉重而复杂的。面对长长送殡人群，繁琐的送殡仪式，隆重的送殡气氛，让满城的人们感受到了陈独秀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他那内疚的心随着哀乐的敲打才有了一丝安慰；有时他的脸色又如霜冻一般，望着街道两旁的人们那呆滞、复杂、凄怆的目光，他又深感不安和歉意，因为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此时正是国难当头，人民遭受日军侵略而深陷苦难的时候，他却为了尽孝，为了母亲而大操大办丧事，他心里很不踏实，甚至痛恨自己。　　 这天，陈独秀在为嗣母守完“三七”回来的路上，他望着满山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对跟在身后的松年说：“江津是个好地方，可它不是我们的故乡啊！战事结束后，我们回安庆时，一定要把你祖母的遗骨带回去，与你爷爷葬到一起，要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她就成了孤魂野鬼，我心里是不会安宁的。”　　 春天的风裹带着醉人的芳香扑鼻而来，也许是花粉味太浓了，立在田埂上的陈独秀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默默站了好一会说：“这流落他乡的日子哪天才是个头啊！”　　 陈松年望了一眼父亲说：“这些日子您越发的瘦了，您有高血压，心脏又不好，不要想那么多，您目前这个样子，忧国忧民也没用的，身体最重要，日本人早晚要完蛋，抗战一结束我们就回老家，把奶奶一起迁回去，我们一家人过团团圆圆的生活。”“但愿这黑暗的日子早一天结束。”陈独秀仰望着天空说。（十二）识字教本　　 陈独秀到江津临时居住，基本上不写评论时政方面的文章，一门心思研究文字学，只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小学识字教本》的撰写。他写这本书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5年老虎桥模范监狱的生活，陈独秀没有虚度。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字学，留下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撰写，耗时9年直到他逝世。　　 陈独秀无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始终没有放弃撰写《小学识字教本》。除了以字谋生，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救国的道路上遭遇坎坷时，不肯让宝贵的时光白白东流，决意以自己满腹经纶，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情。　　 在老虎桥模范监狱，陈独秀享受了较好的待遇，一个人住一间牢房。起初，有专门的看守监视，不准读书看报，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亲友探监，他仿佛被装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盒，丧失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向好斗善斗的陈独秀，岂能容忍如此野蛮的监禁。他以绝食争取一个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陈独秀的抗争，终于赢得了国民党政府的“优待”，监狱破例为他设置了两个大书架，并搬来许多经史子集之类书籍供他阅读。另外，还配置了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供他写作之用。　　 有了书，陈独秀就可以借梯上楼，实现自己的心愿。　　 陈独秀在狱中埋头编撰《小学识字教本》，在他看来，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及其注解，很难形成系统的文字科学。他认为，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他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纠正前人的谬误，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建立一个科学的文字学体系。　　 在失去自由、充满绝望、与世隔绝的囚牢之中，陈独秀以超然的定力，平心静气，醉心于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如醉如痴进入一种忘我境界。在那小小的牢房里，虽然没有花园，没有小桥流水，但对于沉迷于文字王国的陈独秀来说，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此时的陈独秀，在强制的现实中，实现了本性的回归，做成一个地道的书生。　　 在狱中的陈独秀没有丧失书生意气，为一个字，一个人，一件事，他半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退让，不给人以情面，只求坚持真理。　　 在狱中度过5个春秋的陈独秀，初步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的上半部。这是一部文字学巨著，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像数七字，像鸟兽虫鱼八十二字，像人身体六十三字，像人动作六十七字，像宫室城郭四十字，像服饰二十五字，像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十章，五百四十五个字。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陈独秀编撰《小学识字教本》，以极其科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明每个字的来源及其演化，对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文字学进行了梳理，在芜杂的各家学说之中，理出了一个科学的体系。　　 他将上篇寄与陈钟凡，征求意见。陈钟凡收到陈独秀的信后，为陈独秀在逆境和苦难中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文字著作感到高兴和欣慰，他虽然还没有见到全书，但他认为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之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有价值之著作。　　 在编译馆任编译的台静农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用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变得体系可循。尤其认为下一代儿童若循此学习，当省许多脑力。（十三）寄人篱下　　 陈独秀很想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可现实总是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　　 现实的残酷，让陈独秀越发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他从气愤中缓过神来，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窄了，越来越难走了，而且只有一条路，另谋生路。　　 血压不断攀升，他头昏脑胀，晃悠悠地站起来，定了定神，给妻子擦了擦眼泪，接过短褂，穿上并系好扣子，望了望天空，硬是没有让眼泪流出来，坚定地对妻子说：“走，我们进屋。”　　 走进屋，潘兰珍划亮火柴，点燃煤油灯，漆黑一团的房子有了一丝光亮。潘兰珍一边收拾衣服，一边流泪痛斥说：“先生，阿拉就是流落街头，也不住这个地方，就是讨饭，也要还上她家的房租和生活费，阿拉绝不能看她的白眼，受她的窝囊气。”　　 陈独秀在沉默中已经下定决心，这个地方坚决不住了，要不然会被邓太太活活气死。他先将被子捆好，然后掀开床头的席子，从里面拿出几张毛钱来，那是他们仅有的零花钱。他将钱在手里抖了抖说：“无钱难倒英雄汉啊！走，我们不在这里苟且偷生。”　　 于是，潘兰珍背着大包小包，陈独秀扛着铺盖，朝着医院大门走去。月光下，两人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像两片落叶在院子里随风飘荡。　　 在即将走出大门时，他们与出诊回来的邓仲纯迎面相撞。邓仲纯见他们大包小包又是行李铺盖就明白了几分，赶紧迎上前说道：“仲甫，大黑天的，往哪儿去？是不是我那堂客又耍二百五了，把你们得罪了？”　　 陈独秀默默站在那儿，潘兰珍泪如雨下地说道：“是阿拉得罪了你堂客，人穷志不穷，先生，阿拉走。”　　 潘兰珍见陈独秀站在门口不动，便用手从后面推了一下。也许用劲大了些，也许是天气太热，陈独秀血压太高，或者身体太虚弱，他竟然一下子摔倒在地，铺盖滚到一旁。邓仲纯赶忙上前一步去拉扶，潘兰珍也同时迎上去，边拉边说：“先生，侬这是怎么了，侬醒醒……侬要是死了，阿拉也不活了。”　　 过了一会，陈独秀睁开双眼，说：“这是哪呀？”　　 邓仲纯将陈独秀扶起来坐在铺盖上，三人一时无语。邓仲纯心疼地说：“仲甫啊！你这是何苦呢！你血压那么高，需要静养，天气热，哪能生这大的气，这样搞下去非出人命不可。”　　 陈独秀还是一言不发，潘兰珍说：“还不是被侬家堂客给气成这样的。”　　 邓仲纯很内疚地说：“我那婆娘不懂事，你是知道的，为了你，我不知道说她多少回了，每说一回，她都表示改，保证对陈先生好。可她就是没修养，目光又短，只看眼前的一点小利。陈先生是大人，不和小人一般见识。走，先回去，住下再说，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有你们住的地方？”　　 潘兰珍依然生气地说：“找不到住的地方，阿拉住到庙里去。”　　 邓仲纯劝着说：“陈太太，你就不要硬撑面子了，陈先生的身体是经不起折腾的。走吧！现在跟我回去。”　　 在黑暗的世界里，他们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的脚下本来就没有了路，他们想踩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可是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陈独秀在邓仲纯的搀扶下身不由己地又回到了“延年医院”的后院。（十四）要用善良之心待落难之人，而且是落难的不平凡之人　　 陈独秀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整日昏沉沉的，看书写字都受到了影响，只能听从邓仲纯的安排，或躺或坐地静养。由于心情不舒畅，情绪也就一直不好。再加上受医疗条件限制，他只能喝邓仲纯配制的中药，可是疗效并不十分理想，他的高血压也就很难降下来。　　 看陈独秀病得不轻，邓仲纯的内人也很内疚；可过不几日，又好了伤疤忘了疼。邓夫人与陈太太依然不对脾气，磕磕碰碰之事不断发生。邓仲纯在他们两个中间耐心地调和，背地里劝自己的女人要大度包容，要用善良之心待落难之人，而且是落难的不平凡之人。　　 又一次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陈独秀去意已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　　 可是不住“延年医院”他又能到哪里去住？残酷的现实让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人生地不熟，没有亲戚可以投靠，也没钱去住旅馆，对此他十分苦闷。　　 最终陈独秀带着潘兰珍，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还是由邓仲纯出面，在距“延年医院”不足100米的小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3个月的房租。　　 3个月是短暂的，对于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陈独秀夫妇却是漫长的。他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依靠微薄的稿费和朋友的资助，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要交房租，要买柴米油盐，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生活，使他越发念想邓仲纯的好来。　　 陈独秀对居住之地要求较高。他不愿意寄人篱下，在与邓燮康和邓蟾秋交往过程中，常常流露出生活的不如意。邓燮康得知陈独秀的苦楚后，与邓仲纯协商，将陈独秀接到康庄暂住时日。陈独秀到康庄吃过几次饭，对康庄的风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　　 康庄背靠鼎山，前临长江。陈独秀茶余饭后，常在康庄橘林幽深的小径上行走。面对青山绿水，林海波涛，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吟咏李白的《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在那残阳如血、清风徐徐的傍晚，邓蟾秋和邓燮康陪陈独秀在园子里散步。陈独秀兴致勃勃再吟《山中答俗人》，咏毕，对他俩深情地说道：“得此佳景，平生足矣。”陈独秀感慨万分地说：“在烽火岁月，你们能有此地，真有眼光啊！”　　 康庄的日子是美好的，但却是短暂的。康庄房屋并不多，当时还借出了几间给逃难江津的名人居住，陈独秀临时住的一间，是邓家有人外出临时腾出。现在邓家人回来了，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中意的康庄，在邓仲纯的千般劝说下，他又回到了不想回去的延年医院。　　 不回延年医院他又能到哪里去呢？　　 何地才是安心静养的地方，一时成为陈独秀生活中最紧迫的事情。为此，他接二连三给台静农写信，以期得到良好的建议。　　 他在给静农的信中说，血压一直居高不下，需要一个极安静、极凉爽的修养之地。借住的房屋最好不朝西，面朝南。要是住在聚奎中学最好能远离操场，以防吵闹。（十五）退避山舍　　 从内心尊重并怜悯着陈独秀的邓燮康、邓蟾秋一直关心着这个落魄的大知识分子。邓家叔侄见陈独秀执意要搬出延年医院，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叔侄的共同努力，费了很大功夫，才在离县城三十余里的施家大院找到了一处住所。施家大院又名延陵别墅，位于鹤山坪上坪的山坳里，距麻柳场三华里，距石墙院四里多路程。　　 1939年6月初，一个盛夏的清晨，为躲避烈日，陈独秀和潘兰珍收拾好行李，在邓燮康的陪送下，早早踏上了通往施家大院的路。他们雇了两顶轿子和一个脚夫，陈独秀和邓燮康各坐一顶，潘兰珍和挑夫步行跟在后面。邓燮康要租三顶，三人各坐一顶。陈独秀不好意思让邓燮康多花钱，说潘兰珍年轻，走几十里路没有关系。由于他们走得早，上午十点多钟的光景就来到了离县城不远的施家大院。　　 施家大院是江津大户人家施怀清的房子，施怀清当时任江津县立中学校长。邓燮康知道施家富裕，房子多，就找到了他。施校长听说陈独秀没有住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愿意提供帮助。　　 那是搬到施家大院的第二天，陈独秀一觉醒来，太阳就要落山了。在他洗完脸的时候，潘兰珍从室外满脸灰土地走了进来，喜气洋洋地对陈独秀说：“侬去看看，阿拉用石头砖块垒了一个灶台，侬去看看。”　　 陈独秀走出屋，来到走廊的尽头，只见一个高约两尺的灶台立在两面靠墙的墙角，灶台上的泥巴抹得十分均匀，灶膛里还有几根干柴正在熊熊燃烧。　　 在施家大院自给自足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没过多长时间，陈独秀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施家大院的孩子太多，吵吵闹闹没完没了，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更无法专心致志修改《小学识字教本》，还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如此不理想的居住环境，使陈独秀越发感到生活的艰难，可是又无处诉说。他只好给台静农写信，也许那样才能把满肚子苦水倒出一些，有些许好受。静农兄如握：　　弟移来鹤山坪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轰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来信望仍寄旧居，其中有友人留守，函件可转达也。　　 此祝大安弟独秀手启六月六日（1939）　　 正当陈独秀苦闷发愁的时候，前清进士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邀他到石墙院去住。　　 鹤山坪地理偏僻，属于丘陵与山间接壤之地。当地流传这样一句民谣：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因为偏僻，人烟稀少，那高挺的山嘴，宛如仙鹤挺立，鹤山坪因此而得名。　　 据说，在过去石墙院是本地的大庄园，在江津非常有名。当时建造石墙院时，正是杨鲁丞官运亨通、家业兴旺之时，为建石墙院，杨鲁丞委托朋友从重庆请了当时最有名的风水师，选中了鹤山坪这块风水宝地，又在江津请了最好的建筑师和石匠兴建了这座冬暖夏凉的“杨氏山庄”。石墙院建成后，一时成为五举乡和麻柳乡人炫耀富贵的标志。杨鲁丞进士的后辈，大多在外读书，谋取功名，在外地为官。杨鲁丞死后，杨庆馀的父亲守着石墙院这份祖业，因无力支撑庞大的家业开支，只能看着院落一年年破败。　　 陈独秀与潘兰珍登上鹤山坪，回身向后一看，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十六）黑石山小住　　 在鹤山坪山嘴上长着一棵茂盛的大树，杨庆馀主动介绍说，这棵黄桷树有几百年了，枝繁叶茂，夏天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当时，陈独秀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从黄桷树下向前走20余米，就看到了石墙院，白墙黑瓦，松涛竹园，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　　 面对此景，陈独秀由衷地赞美说：“此地乃是好地方，风景独特，幽静安谧，隔绝一隅。在此地居住，定悠闲自得，是潜心著书的好地方，正合了我的心意，难觅栖身之地啊！”　　 杨庆馀顺着话说：“陈先生真是好眼力，您要是看这地方好，就请先生到石墙院来住。”　　 最终，在杨庆馀的一再邀请下，陈独秀同意搬到鹤山坪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定下搬家日子后，杨庆馀带领几名挑夫帮他搬了过来。　　 陈独秀刚开始很喜欢这个地方，宽大的院落，开阔的视野，独家独院的安静环境，仿佛就是世外桃源。杨家由于中道衰落，偌大的院落已凋敝得不成样子。陈独秀夫人带领杨家佣人将院内外打扫一新，栽花、植树。潘兰珍在院墙的一角开垦出了几块菜地，种上了瓜果葱蒜。陈独秀在著述之余，感受石墙院的安静生活，享受劳动果实的甜美。　　 石墙院大门外的山嘴上那棵又高又大的黄桷树，树阴如冠，由于没有阻挡，风可四面八方而来，是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夏日晚饭后，害怕炎热的陈独秀就会来到黄桷树下乘凉。由于附近村民不多，到黄桷树下乘凉的人也就那么几个，在一起闲谈久了也就比较随便。陈独秀是安徽人，南方口音较重，他要是说话快了，或者说一些文绉绉的话，乡民们听起来就比较费劲，对他讲的话也是似懂非懂。时间久了，有些胆大调皮的乡民便有意打岔，笑话迭出，坐在树下的人常常开怀大笑。　　 陈独秀在偏僻的石墙院住下后，深感此地不仅有利调养病体，还可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静下心来整理文稿，了却杨家人的夙愿，完成自己的著书。　　 1939年的夏天出奇的闷热，陈独秀所住的房子没有吊顶，瓦片经过太阳一天的暴晒，室内就如蒸笼一般，到了晚上也是酷热难当。再加上陈独秀身体不好，血压居高不下，在盛夏的日子里，他时常感到度日艰难。　　 邓蟾秋和邓燮康一直惦记着陈独秀，想方设法帮助他，尽力在生活上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当他们得知陈独秀在石墙院因高温而苦恼无奈的时候，再一次向陈独秀伸出了友爱之手，亲自找到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商量陈独秀到黑石山疗养一事。邓缡仙是邓石泉第六子，邓蟾秋的胞弟，邓燮康的嗣父。三人一拍即合，当即邀请陈独秀来黑石山小住。　　 黑石山因石黑而得名，这里风景秀丽，樟树参天，成为夏天避暑的好地方。因为聚奎中学建在黑石山，黑石山又因聚奎中学的名气而声名大振，美丽的校舍与独特的风景交相辉映。陈独秀住到黑石山后，由于睡眠好、吃得好、心情好，不断攀升的血压得到缓解。整日读读书、写写文章、看看景色、会会朋友很是惬意逍遥。（十七）聚奎讲学　　 新学年开始了，陈独秀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的邀请，在鹤年堂那座中西合璧的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　　 那已是九月初，黑石山吹拂着初秋的凉意。陈独秀穿上许久未穿的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衣着虽然简朴，但很得体，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流行装着。经过在黑石山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恢复，体态虽然还很清瘦，颧骨还明显突出，两眼却十分有神，下巴上留着几根山羊胡子，不失先生的风骨。他背部微驼，背着双手，行走缓慢，但步伐从容，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显得很为慈祥。　　 他在给学生作报告时，语调平和，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他讲话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派学者风度，让人很难把他和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联系起来，不知底细的学生们都以为陈独秀就是一个有着大学问的私塾老师。　　 他侃侃而谈，像摆家常龙门阵一样给学生们作报告。整个报告时间不长，也就四十多分钟。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谈起，劝导青年人要珍惜光阴，勤奋学习，为中华民族复兴作贡献。结合抗日战争，他说：“一个民族落后分裂，就会遭到外来的入侵，东洋鬼子之所以敢打中国，就是在于中国科技落后，军阀割据，人心不团结。现在，只要我们中华民族一致对外，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遭受多么大的牺牲和损失，我们都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陈独秀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　　 时间一晃又是深秋，风中飘动着枯黄的树叶，那些昔日枝繁叶茂的大树小树全裸露在秋日的阳光之下。　　 石墙院的房子又高又大，空荡荡的，秋天格外阴冷，在屋里坐久了，全身发凉。陈独秀只好经常将椅子搬到室外，坐在避风的墙角下晒太阳。要是阴天，他简直就没有地方可待，因此他就为冬天发愁起来。　　 进入冬季，天气一天冷似一天。石墙院的房子又高又大，泥土地面，阴暗潮湿。因年久失修，四处透风，再加之鹤山坪山高，每当西北风刮起，室内寒气逼人。进入三九寒冬，晚上洗脚未倒的水盆，早晨起来水成冰块。没有厚棉衣御寒的陈独秀要么守着火盆取暖，要么躲在被子里御寒。　　 那是一个刮着西北风的上午，陈独秀因为怕冷，上午十点还缩在被窝里，这时突然有人来报，说请先生下山，有重要客人相见。　　 陈独秀心里一热，赶紧让潘兰珍给自己找出平常很少穿的棉袍，刷过牙，洗了脸，才到室外询问来人。　　 来人是县府的办事员，姓李，三十多岁，长得很精干，他说：“黄县长说是白先生。”　　 陈独秀听后，就想与自己要好的朋友中并没有白先生，于是很警惕地问：“年岁多大？”　　 李办事员说：“我也没见，反正来头不小，不然黄县长不会让我马上上山来叫，而且还请了滑竿来。”　　 陈独秀边系围巾边自言自语地说：“会是谁呢？谁呢？哎呀！我这脑瓜，哦，一定是柏文蔚，南方人口音不准，白和柏没有分清，这个老柏在寒冬里能够想起我来，让我真感动啊！”（十八）柏文蔚的慷慨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进了江津县城，按照黄县长的安排，李办事员直接将陈独秀领到了天祥饭馆。当时江津还不发达，天祥是最好的一家饭馆，一共两层，楼下多是一些散客，二楼是包间。陈独秀走下滑竿，迈上台阶，他没想到柏文蔚竟快步迎了出来。他们快有两年没见面了，今日在江津相见，倍感亲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柏文蔚要比陈独秀年长几岁，看上去却比陈独秀年轻得多。柏文蔚年龄最长，职务最高，坐在首席，陈独秀坐在右边第一个，黄县长坐在柏文蔚的左边，其余人员依次而坐。　　 柏文蔚说：“今天，请陈先生吃饭我柏文蔚出钱。县里财政紧，现在又处于抗日的关键时刻，我们在这里吃饭喝酒让县里出钱，容易让人说三道四。”　　 黄县长说：“没事的，这点钱县里还是负担得起。”　　 柏文蔚慷慨地说：“你付得起，也不能让你掏腰包。这顿饭是我请仲甫先生。仲甫先生和我是同乡，是我辛亥革命的老朋友，他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者，是新文化运动发起者、旗手和主帅，一生五次入狱，为革命受尽了磨难。轰轰烈烈闹革命，落得今天这个凄凉晚景，老夫为之心痛。对于他目前的处境，老夫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在生存环境上为仲甫先生解决问题，但老夫今天要尽点心。”他让随行人员从箱子里拿出一件东西，对陈独秀说：“眼下是三九寒冬，我知道你没有钱添置过冬棉衣，把我刚买的灰鼠皮袍送给你，聊表老朋友的一点心意。”　　 陈独秀感慨万千地说：“感谢柏将军雪中送炭。”　　 酒是茅台酒，是柏文蔚带来的。陈独秀很想喝点茅台酒，那沁人心脾的酒香，让他难以自持。服务员为他斟酒时，他也就没有拒绝，每次举杯时，他还是很有克制地只用嘴唇沾一点，表表意思。柏文蔚知道他患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喝酒时也不劝他。为表感谢之情，陈独秀在回敬柏文蔚时，还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柏文蔚喝到动情处说：“本来我是要到山上看望老弟的，可是我想你山上什么都没有，兄弟俩总不能大眼瞪小眼，把你从山上请下来，一为叙叙旧，二为给你改善一下生活。前线战事吃紧，我是绕道江津，下午就得动身，今天一聚，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生存环境艰苦，还望多保重。”　　 陈独秀说：“因为血压居高不降，常耳鸣头晕，吃邓仲纯先生开的药，总不见效。过了年，我打算到重庆去看看病。”　　 柏文蔚关心地说：“地处江津，邓先生能有什么好药呢？你应该到重庆看看，我给你准备了点钱，不多，住一两个月院还是够的。”　　 陈独秀感激地说：“又让你破费了。”　　 柏文蔚说：“兄弟俩就别说这些了，老哥力量有限，只能帮这些，多请见谅。”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柏文蔚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因担负要事，吃完饭后，就坐船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去了。　　 从江面上越过的寒风，如一把把冰刀扎在人的脸上、身上，冰冷刺骨。码头上停着两条船，都不大，一条是军用船，另一条是民生公司的。柏文蔚坐军用船，陈独秀在码头上与柏文蔚告别时，柏文蔚一连说了三声保重，并说一定要熬到抗日战争胜利。陈独秀一个劲地点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寒冷，他全身冻了个透凉，嘴也冻麻木了，咬着牙，才没有让上下牙打架。（十九）秋风落叶　　 柏文蔚登船后，陈独秀坚持没有马上离去，而是迎着寒风，望着船一点点远去，才转过身对潘兰珍说：“江边太冷了，我们走吧！”黄县长送完柏文蔚，从船上下来，追上行走缓慢的陈独秀夫妇，说：“小李，还是你把陈先生送回去。”　　 天太冷了，陈独秀都没有谢一声就直接上了滑竿。潘兰珍拿出灰鼠皮袍盖在他身上，冷到极点的陈独秀没有说什么，很配合地将冻僵了的双手插进了灰鼠皮袍的袖口。也就一会儿工夫，手便开始暖和起来，几近凝固了的血液像开冻的江河，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柏文蔚对自己的种种好处来。　　 在寒冷的冬天里，远避深山的陈独秀就像掉进冰窖里，每时都处于孤独和寒冷之中。在寂寞无聊的日子里，他渴望着有人来到鹤山坪，看望他这个被人遗忘的老朽，给他带来外面的消息，以消除心中的苦闷。　　 西南的冬天，有大半的时间难见太阳，潮湿的雾在城市和乡村弥漫，阴冷日子让人感到彻骨寒冷。　　 隐居偏僻乡村的陈独秀，俨然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山野书生。他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这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别说像农夫一样上山砍柴背柴，就是到屋前屋后捡柴火也很困难。因为身体不好，写文章也不像过去来得快，再加上邮寄、刊用需要时间，稿费也少，甚至杯水车薪，维持生活都很困难。这样一来，在整个冬天里，由于没有钱买炭生火取暖，陈独秀的日子就越发难熬，为了抵御寒冷，他有一大半的时间是窝在被子里度过的。　　 1940年的春天来到了，陈独秀进入62岁，整个冬天让他心烦意乱，无规则的睡眠，让他到了夜晚都无法入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难以入眠。睡眠不好，使他血压连连攀升，头昏耳鸣，吃药也不太管用。面对病痛的折磨，失意透顶的生活，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自己病了将近10个月，一直没有写作，心里非常烦闷。看病的医药费，靠在编译馆提前支用稿费维持。因病不想拖累好友，对素无交往者，绝不受赐。　　 日，陈独秀在妻子潘兰珍陪伴下，从江津坐轮船前往重庆。长江两岸的山林大都枯黄了，只有田野里的麦苗一片翠绿，给人们带来生机和希望；淡淡的清风，夹带着春天里特有的芳香。邓蟾秋、邓仲纯等好友到码头为他送行。陈独秀夫妇乘坐的船是邓蟾秋的民生公司的，邓蟾秋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不但不收费，还交代下属好生照顾。邓燮康在重庆也做好了接站准备。　　 随着一声笛鸣，船缓缓驶离江边。因为是下水船，船行至航道上，速度一下子快了起来。这是陈独秀到江津临时安家后第一次回重庆。　　 日，陈独秀到达重庆。重庆这个繁华的山城，由于连续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与他刚来时相比，显得更加破败，满街随处可以看到流浪的灾民和乞丐。　　 在朝天门码头下船后，因为有章士钊帮忙联系医院，陈独秀在邓燮康、何之瑜等人的陪护下径直住进了下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安排他住进了二号病室。　　 陈独秀住进医院后，各方人士都到医院看望他。当时周恩来、董必武与朱蕴山等人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得知陈独秀住院后，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到医院看望最多的人，是那些在北大读书工作过的北大校友。章士钊既是他的北大校友，又是他早期革命的战友，再加上他是民主人士，因此到医院看望的次数就多一些。（二十）重庆的过客　　 在重庆宽仁医院，陈独秀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主治医生对何之瑜说，陈先生的病很重，心梗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3年。当时，陈独秀血压已经很高了，在那个年代，宽仁医院这样有名的西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其他医院只能爱莫能助了。　　 陈独秀在医院只住了1个多星期，待高血压稍微稳定、耳不再轰鸣之后，他决定出院。因为在医院医疗费用昂贵。陈独秀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微薄的稿费和朋友的资助，长期住在医院里他根本难以承受。　　 办完出院手续，陈独秀在重庆又逗留了几天，章士钊等故友和知名人士轮流做东宴请他，有的以极高的规格在家里设宴款待，有的则在饭店里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餐馆，对陈独秀来说，都是礼遇和好生活。　　 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却是短暂的，他毕竟只是重庆的过客，他临时的家在江津，他必须回到江津那偏僻落后的石墙院。　　 从重庆到江津是逆水，由于轮船马力小，走得慢，陈独秀从清晨坐到下午3点才到。下船之后，在他的老朋友邓仲纯的再三邀请下，他住进了延年医院观察病情。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　　 渝市住院不易久居，弟于昨日午后三时回抵江津，乘船八小时，病情并未增剧，想已稍稍获减。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张，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两个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之也不敢出口。　　 陈独秀住在延年医院，无非一天测几次血压，在护士的监督下按时服药。邓蟾秋得知陈独秀回到了江津，及时赶来看望，并在江津聚和餐馆摆了一桌，把邓仲纯等友人请来作陪。因为都是知己，说话也就随便，大多是陈独秀谈重庆的所见所闻，话题主要是抗日战争形势，当时国军正在长沙与日军对峙，陈独秀对其结果较为悲观。　　 长沙保卫战的结局并不像陈独秀预感的那样，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先后指挥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前两次保卫战虽然都以丢掉城池而失败，但长沙保卫战薛岳独创神奇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批日军，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火”。以至后来几年，日寇都再不敢向长沙发起进攻。　　 陈独秀在江津，也被人请来请去，今天邓蟾秋请了，明天邓仲纯请，陈独秀本是无事之人，寂寞是他的天敌，他也乐意与老朋友坐在一起侃侃大山。　　 春天来了，满山满坡的杏花、梨花、桃花竞相绽放。石墙院就像一艘古老的木船，行走在花的海洋之中。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陈独秀与潘兰珍又回到了石墙院。　　 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陈独秀心情也分外惬意，他每天写写文章，看看书，四处走一走，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陈独秀在江津，虽然几次搬家，但修改编撰《小学识字教本》上篇和下篇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停下来，并始终潜心他的文字学研究。在石墙院虽然清苦，却不像监狱那样让人寂寞，当时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就设在江津下游的白沙镇，他的许多学生及友人都在该校任教，无论是进行学术交流，还是与友人话旧，他都不像在狱中那样感到时光难熬。（二一）陈独秀交往的两类人群　　 陈独秀在江津的晚年，夕阳并不耀眼，虽然自由，但经济很不宽裕，常常捉襟见肘，处于贫病交加、生活凄凉的境地。因为他不是国家的公务员，每月没有固定薪水；他不是手工业者，挣不到糊口的饭钱；他住在农村，却不是农民，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田地；他是知识分子，因为身份特殊，他不可能站到三尺讲台上，以教书维持生活；他更不是地主，没有田产，没有租可收，不能坐享其成。　　 在生活上，他主要依靠亲友的接济，以及“北大同学会”的定期资助。但是，陈独秀在困苦的生活之中，始终坚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做人原则，始终坚守一条底线，凡是与日本人关系暧昧、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官僚和共产党叛徒的钱他都一概坚决不要。张国焘就曾经几次托人送钱给他，他都坚决不要；不是知交朋友的施舍他也不要。平时即使是收了朋友的钱物，他也总是以书法、金石篆刻或撰写碑文回报他人的馈赠，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格的平等。　　 在江津，与陈独秀来往密切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他的故交，像邓仲纯、台静农等等，他们之间不仅相互交往多，感情深厚，而且是同乡，加之他们的父辈就相互建立了较深的情谊。就拿台静农来说，陈独秀对台静农的文才和书法十分赏识。台静农携一家老小入川避难时，为躲避日军空袭，国立编译馆已由重庆迁到江津白沙镇，馆长是著名的化学家陈可忠。从1939年7月开始，台静农在编译馆先任编译，后升任编审。陈独秀与台静农交往多，除了良好的朋友关系，他更多的是期望在台静农的帮助下，由编译馆将《小学识字教本》印刷出版，在为教育救国做点有益的事情的同时，也为自己挣一点薄酬维持生计。　　 在陈独秀交往的第二类人群中，大多是一些当地的乡绅，像邓燮康、邓蟾秋、龚农瞻、曹茂池等等，当然来往最多的还是邓燮康、邓蟾秋。乡绅们乐见陈独秀，大都是羡慕他的学识和名望，而陈独秀愿意与他们来往，除了安慰寂寞的心灵，还可以解决无盐无油的清淡生活。　　 陈独秀经历复杂，人际交往鱼龙混杂，由于他的身份是文人，他交往的人中间，也就有一大半是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大都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像胡适、蔡元培等都与陈独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当他政治失意避难江津时，虽然不能与他们谋面，但他们都在内心里相互关注着。　　 就在陈独秀潜心修改他的《小学识字教本》时，一个文化相知的老朋友突然逝去的噩耗向他袭来。日，陈独秀的好朋友——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　　 陈独秀对蔡元培病逝非常悲痛，他们两人相互赏识，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陈独秀几次入狱，蔡元培为了营救他，四处奔走呼号。蔡元培于他的恩情，他一直铭记于心。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对蔡元培的逝世，非常悲痛，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陈独秀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他的亲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被蒋介石杀害，无数的共产党人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他内心为此常常汩汩流血，这也是他对蒋介石仇恨的根由。（二二）用晚年心血铸成《小学识字教本》　　 天气越来越暖和，陈独秀也加快了对《小学识字教本》的修改和校对。他计划在进入夏天之前，将《小学识字教本》交给台静农。出版《小学识字教本》对陈独秀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此书耗费了他大量心血，一旦出版，也算是对中国文化做了一点贡献，不枉费一生；另外还可以挣一笔稿费，有了这笔稿费，一来可以解当前买药治病的燃眉之急，二来可以用作日后回到上海的安家费。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一个山野文人，他只能靠写字挣钱。对于钱，他很需要也很在乎，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尚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　　 从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除了谈出书一事，更多的则是关心稿费，因为稿费是他唯一的收入，稿费是他得以生活下去的保证。　　 为了按计划完成《小学识字教本》，陈独秀近乎玩命地熬夜加班，他不顾敌机轰炸，不顾血压攀升，不顾耳鸣头痛，一切为了书稿校对。有时他边看稿边吃饭，一碗饭要吃几个小时，潘兰珍要给他热好几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小学识字教本》终于大功告成。　　 连续熬夜加班，陈独秀的病更加严重。他在信中说左耳轰鸣，右边脑子时时阵痛，可见他血压之高、病情之重。为了将《小学识字教本》尽快完稿，他不顾日趋加重的病痛，奋力一搏。1940年6月，经过多日熬夜加班，他终于将《小学识字教本》上卷正式交给了台静农。起初，他满怀希望，能在台静农的大力帮助下速抄速印，能在当年的秋季开课前正式出版发行。　　 台静农是一个重情重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深知《小学识字教本》出版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巨大价值，也知道出版《小学识字教本》对经济十分困难的陈独秀是一个最及时的帮助，因为他知道陈独秀有着不为三斗米折腰的品性，花自己的稿费陈独秀才会心安理得。因此，他竭尽全力为陈独秀促成此事。经台静农的游说疏通，编译馆已明确应允接受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并且分两次预支了一万元稿费。　　 陈独秀自从将《小学识字教本》交付给台静农后，就时刻惦记着，因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书不印刷出来，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厄运，或遭敌机轰炸而毁，或因其他原因而失。陈独秀最担心的还是遭受敌机轰炸，为此，书稿一天不正式出版，他的心就一天难以安宁。《小学识字教本》是用他晚年心血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学识字教本》与他的生命同样重要。　　 人间世事无常，落难人命运多舛。晚年的陈独秀，人生跌进了低谷，身体多病不说，就连出书也不顺畅，他的《小学识字教本》突然节外生枝，不仅难以尽快刻印，即铅印、石印都越来越渺茫无期。满怀希望的陈独秀，面对有书出不来的现实，他在着急上火的同时，更多的是无奈和绝望。绝望之中，陈独秀还在尽力地挽救，他希望将自己的稿费退回一半作为印刷费，如此之愿望，对陈独秀来说也可能是南柯一梦。（二三）书稿和印章被小偷洗劫一空　　 在七月的火热天，陈独秀应邓燮康的邀请，到了康庄别墅。那是令他流连忘返的好地方，他常常站在前坡眺望远景，看排山倒海的滔滔江水，听那一往无前气势磅礴的声音，赏万树桃花，看遍地橘林，他会怡然自得，陶醉万分地击掌迎风咏诵李白的《山中答俗人》诗句：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他念过很多遍了，他总是念不够。吟毕他还会加上一句：“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邓燮康就站在陈独秀的身后，听到他的赞赏，邓燮康就会说：“先生看这哪儿好呢？”陈独秀兴趣高涨地说：“此地就如人的额头，地势开阔，前有滔滔长江，后有鼎山松竹，南北风透畅，是人住的好地方，前坡同样也是一块好阴地。适宜人住的好地脉，又是阴界好去处，像如此阴阳兼得的好地方不多啊！”　　 邓燮康刚开始买下这块地方时，也找阴阳先生看了，那先生只说是一块人财两旺的地方。当时阴阳先生要十块大洋，邓燮康不解，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那阴阳先生说，这块地方你要是能守60年，我保证值1万块大洋。邓燮康听了也没有多想，因为当时手上也宽裕，日本人对江津城轰炸得又厉害，为了图个吉利，就按阴阳先生说的，及时买下了这块好地方，花钱修建了康庄别墅。　　 头几次，陈独秀只说这地方好，邓燮康还只以为是对此地的风景赞美，没想到此地还真应验了阴阳先生的说法。邓燮康是一个慷慨之人，也是一个善良之人。两年之后，陈独秀客死江津，他毫不犹豫地将陈独秀生前无数次赞美的宝地奉献出来，作为陈独秀的安息之地。　　 在康庄过了些时日，陈独秀于8月2日太阳西沉的时候回到了石墙院。陈独秀因为天热，没有进屋，潘兰珍提着包袱走进室内，一看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衣服被扔得七零八落。其实，陈独秀穷得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一个旧皮箱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及几年来辛辛苦苦写下的文字学手稿和杨鹏升赠他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玉印章。唯独书稿和印章这几件陈独秀最珍贵的东西被小偷洗劫一空。　　 邓燮康得知陈独秀住的房子被盗的消息后，立即赶到石墙院安慰他，无非说些失财免灾、因祸得福的宽心话。这些道理陈独秀比谁都懂，可是让谁碰上了心里都不舒服，要是万一与窃贼遭遇了，窃贼会不会谋财害命呢？这是谁也无法保证的。　　 邓燮康下山后，立即与叔叔邓蟾秋联系，讲了陈独秀的房子被窃的前前后后，提出让陈独秀到白沙和聚奎中学休养一段时间，邓蟾秋爽快地答应了，并让邓燮康通知陈独秀让他稍做准备。　　 3天后的一个清晨，陈独秀和他的夫人潘兰珍坐上滑竿，带着少量的换洗衣服，第二次踏上了通往白沙镇的石板路。这一次陈独秀在白沙镇和黑石山住了整整一个月，因为耳鸣的缘故，他听从邓仲纯的建议，九月初来到了延年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和治病。　　 新学期就要开学了，陈独秀在聚奎中学的短暂休养也随之结束。他回到了石墙院，清冷的环境又让他陷入了精神痛苦的深渊。（二四）“抛”，成为陈独秀人生书写的最后一个字　　 转眼到了1942年5月，鹤山坪石墙院四周山花烂漫，醉人的芳香，暖和的天气，让陈独秀精神好了许多。　　 5月13日，对于陈独秀来说，是一个喜中藏凶的日子。　　 这天早晨，陈独秀早早起了床。因为精神好转，他饶有兴趣地拿起毛笔对《小学识字教本》下半部“抛”字进行修订，然后又写了一个条幅，吃罢早饭出门散步。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抛”字，成为他人生书写的最后一个字。　　 五月的江津已经热了，陈独秀仰望着这棵枝繁叶茂的黄桷树心里想，一个人还赶不上一棵树，眼前的黄桷树就活了几百年，经受了多少风雨，遭受了多少意想不到的折难，却依然屹立。正当他出神仰望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位许久不曾相见的老朋友包惠僧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为了招待老朋友，按照陈独秀的吩咐，潘兰珍到附近的小镇割回两斤猪肉。陈独秀将包惠僧领到自家的菜园里，观赏自己种的青菜，并摘下四季豆和番茄。　　 午餐时，菜不多，有荤有素，一盘四季豆烧肉，一碗西红柿鸡蛋汤。陈独秀胃口大开，高兴地对包惠僧说：“你尝尝这四季豆、番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包惠僧夹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只因平时很难吃上肉，客人又是老朋友，陈独秀也没有什么顾忌，多吃了些肉和四季豆，肠胃病复发。到了深夜，食物作梗，上吐下泻，肚如响鼓，疼得他在床上打滚。半夜时分，陈独秀强撑着从床上探出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一夜难以入眠，导致病情一下子加重。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郎中诊为“嗝食”，遂以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独秀服下。过后不长时间，陈独秀方感腹中稍适。但此后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　　 从13日到17日，陈独秀一连病了四天。这天早晨，陈独秀略感病情减轻，早起一人入厕，因身体过于虚弱，再加之连日睡眠不好，导致血压居高不下，人还没有蹲下，只觉天旋地转，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去，见其嘴唇发乌，四肢僵硬，冷汗如注。潘兰珍吓得手脚无措，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杨家人闻声赶至，几人一起将陈独秀抬回屋放到床上。一小时后，他才慢慢苏醒过来，依然冷汗淋漓，始而周身发冷，旋又发烧。数次反复，延至18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已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没想到周、曾两位名医因医务繁忙不能前来，但他们怀着对陈独秀的尊重，还是认真拟定了治疗方案，并赠送了相应药品。　　 邓仲纯得知消息，再一次立即从江津延年医院赶到山上，竭尽全力救治。这一次邓仲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见一丝效果。　　 此时的陈独秀已是病入膏肓，身上的主要器官，就如一部老化了的发动机，到处是毛病。邓仲纯使出十八般武艺也不见任何疗效，这一次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一天，邓仲纯给陈独秀打了平血针后，陈独秀出现了回光返照迹象，他较为清醒地单独把潘兰珍叫到床前，苦笑着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二五）最后的告别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我陈独秀为革命奋斗一生，没想到最后一贫如洗，只是让你跟我受罪了，我心不甘，也对不住你啊！”　　 潘兰珍的泪水像打开了的闸门，泣不成声地说：“别说了，别说了。我潘兰珍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子，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成人。先生能收留我，与先生朝夕相伴，侍奉先生，此生足矣……”“我走后，有三件事你要按我说的去办：第一，我去后，将我埋在‘康庄’东侧的山坡上，燮康早已答应，不必扶灵柩还乡，吾无颜见家乡父老矣……第二，从南京出狱后，我再无心问政，只钻文字，积文稿半箱，叫松年好生保存，将来或许能传之后世。第三，我去后，你就不要为我苦守了，要生活自立，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不必操守封建之礼，那是害人之谈……此三条，你要切记办到……”　　 潘兰珍此时肝胆俱裂，泪水涟涟，哪里还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话来。陈独秀的遗言诀别，就如晴空霹雳，她根本承受不了，只有撕心裂肺的哭泣。　　 说完这番最后的独白，陈独秀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轻松，心里荡漾着无限的慰藉。真可谓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再想，什么也不再忧虑，什么也不再惭愧和遗憾。他伸出手，一遍遍地为潘兰珍擦去泪水，可她的泪水像流不尽似的，反而越擦越多。　　 他了结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与他没了关系；可她，依然将要面对痛苦和人生的磨难，面对失去丈夫、没了靠山的生活。　　 送信的人找到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时，他正在看《中央日报》，一则关于日军实施“五一”大扫荡、大屠杀的消息让他既气又恨。正当他扔掉手中的报纸时，突然有人推门进来，处在气头上的陈松年，本想训斥几句，没想到来人告知了陈独秀病重的消息。　　 陈松年昨天才从鹤山坪回到江津九中，学校有好几件事等着他处理。回家还不到一天，没想父亲的病出现这么大的反常，大清早就派人来叫。百事孝为先，他火急火燎赶到鹤山坪石墙院，父亲已完全不省人事，只有微弱的呼吸还预示着生命的存在。　　 到了后半夜，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屋顶的瓦片。昏迷将近十小时的陈独秀，也许是被雨声敲醒了，也许是得到了上天的感应，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第一句话是：“松年，松年来了吗？”“我在这儿。”陈松年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眼眶里溢满泪水说：“您说，我听着。”　　 陈独秀费力地张开嘴说：“年儿，我，我……就要走了……延年、乔年，早先我而去……”他的话仿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随着喘息声带出来，每吐出一个字，就像用了千钧之力。“他们可都是父亲的希望，却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我与蒋不共戴天，他杀了大钊、秋白、亦农……都被他们杀了，为父一身追求民主、自由没能如愿，愧对江东父老矣……虽至死，心不甘矣……”　　 陈独秀的声音越来越弱，房子里的人都紧张起来，没想到陈独突然睁开紧闭的双眼说：“打、打败日本人后，你、你把我们都带回、带……安庆，那是我最终可以安息的地方……”　　 这一天是日，陈独秀怀着满腹的惆怅、带着未圆的梦想，于当日晚九时四十分与世长辞。（二六）入土为安　　 日，陈松年在邓燮康、邓仲纯、邓蟾秋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系列的送葬准备工作。按照当地风俗，陈独秀灵柩本应停够七天，考虑当时天气炎热，害怕停尸时间过长，导致尸体腐烂。经过时间的测算，认定6月1日是一个适宜下葬的黄道吉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6月1日为陈独秀举行葬礼。　　 不知是人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天，还是上天为失去陈独秀这么一个忧国忧民的儿子而悲伤，早晨还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送葬出发的时候，天空下起了纷飞的细雨。　　 陈松年走在灵柩的前面，他头缠白布，身穿麻衣，双手抱着父亲的遗像，时不时抽出手来，擦拭泪水、雨水。不知是乡下的画师水平太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陈独秀的遗像不但不像他本人，而且十分呆滞，没有一点精气神，活像一个前清遗老。　　 紧跟陈松年的是潘兰珍。送葬的人群中，唯有她哭号着，处于极度悲伤之中的她几乎难以站立，靠两个比较壮实的妇女搀扶才得以慢慢前行。　　 八个壮汉抬着灵柩紧跟其后，他们威武雄壮地喊着号子：“嗬呀嗟嗟，嗬嗟嗟来，嗬儿嗬嗨，嗨嗨……”　　 跟在灵柩后面的是陈独秀生前的好友，像邓燮康一家，邓蟾秋，邓仲纯夫妇及女儿，包括他在江津的学生和安徽同乡。送葬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戴着青纱，胸前挂着白花，眼里噙着泪花，低着头默默地走着。　　 走下鹤山坪，长长的队伍沿着长江边的一条石板路顺江而下，在茂密的橘林中缓缓穿行。送葬队伍的后面紧跟着响器班，他们吹着唢呐，敲着沉闷的鼓点，“呜里呜，喇里喇，咚里咚……”音乐低回，令人心碎。当送葬的队伍经过路口或者村落时，悲泣声就会吸引很多人观看，他们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老人们目光呆滞，小孩子们不明就里只是觉得热闹。　　 但是，只要念了几年书、稍见过世面的人，一旦从送葬的人群中得知是为陈独秀下葬，都摘下头上的斗笠，默默低下头，为这个了不起的陈先生送行，不少人甚至加入到送葬的队伍，以表达他们对陈先生的敬仰。　　 按照当地的风俗，太阳落山之前，要完成下葬事宜。太阳偏西时，送葬队伍到了康庄的山坡前。墓靠鼎山，前临长江，与长江相隔不到百米。这块宝地是陈独秀生前数次驻足的地方，邓燮康以慷慨的胸怀，满足了陈独秀死后下葬康庄的最大心愿。　　 随着一锹一锹的黄土落下，棺木不见了，金井被填平了，黄土一点一点堆了起来。陈独秀的人生，随着坟墓的形成，一切将成为过去、化为历史。　　 灵魂是要升天的，在阴曹地府里也要过体面的生活。六十四个“火炮包”被点燃，随着一声声巨响，一缕缕青烟缓缓升空，向着遥远的天国飘去，升高的青烟聚集到了一起，铺就了一条通向天堂的路。死去的人将在亲人的祈祷下，走向没有烦恼、纷争、苦难的天堂。青烟还在升高，它担负着神圣的使命，引领陈独秀的灵魂通向天堂。　　 世上本没有路，沿着这条梦幻的路，一样有鲜花、美景，有人间该有的一切。（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时代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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