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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生活充满诸多怨恨的人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些饭都吃不饱的岁月，还好个人年龄段中尚未有过这种灰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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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与中国年的饥荒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University of Toledo
Guanzhong James Wen
Trinity College, Hartford
中国在1958&61的饥荒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悲惨又所知最少的事件，它发生于许多世界粮食问题专家甚至最为杰出的专家认为中国已经结束了饥荒循环的时候[1]。其持续时间达3年之久，导致了3000万非正常死亡和3300万出生的减少或推迟[2]，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一次饥荒导致了如此多人的死亡，悲剧的真相被中国当局成功地掩盖了差不多有20年。1980年以前官方的统计和报表中有可能泄露有关饥荒的数据都被消除，60和70年代海外学者很少真正了解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原因[3]，因此，并没有受到相对于其规模所应有的重视[4]，中国政府于1980年以后逐渐公开了相关的人口统计资料，Basil Ashton et al., Xizhe Peng, and Penny Kane 等对饥荒的人口统计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5]，大多数学者指出了很多原因，包括天灾、种植面积的减少、政府高额度的粮食征收、强制性集体化、农业资源对重工业的挪用、恶劣的管理以及激励机制的破坏[6]，阿玛蒂亚&＃8226；森则强调了饥荒可能由&政治的复杂性&引起，比如独立新闻媒体和民主机制的缺失[7]，Justin Yifu Lin最近提出饥荒主要是由于农民从集体中退出的权利被剥夺[8]。尽管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有关饥荒如何产生的关键问题仍然不清楚。
目前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饥荒实际上开始于1958年末，此时受灾的地区粮食供应依然充足，以上假说建立在粮食生产或食物供应（food availability，FAD）减少与饥荒的关系基础之上，但是，不能解释饥荒为什么会很快发生在大丰收以后，Peng 在以各省数据为基础的人口研究中写道：&1958年四川省人口发生大量死亡，已知的数据表明大丰收的确使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供应增加了，平均数的增加可能掩盖了局部地区的短缺或饥荒，但大量人口死亡与粮食产量相矛盾，死亡率突然增加的原因，是否造假或是由于其他未曾记录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9]&。Chris Bramall 也发现常规的解释不合理：&那一年（1958）死亡率增加的准确原因仍然不清楚，但是很明显由食品短缺并不是重要因素 [10]&。根据更新更可靠的资料，我们得以重新审查事件本身和饥荒发生的关键原因，我们发现饥荒发生的最关键原因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粮食减产或食品短缺，而是因为浪费，浪费起因于1958年共/产/主/义狂热所产生的公共食堂。我们尽管承认造成灾难程度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共食堂首先导致了、然后又极大地加重了饥荒。
我们将逐步讨论公共食堂是饥荒的根本原因，在第二部分我们先陈述饥荒中的主要事件，在第三部分我们将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审查饥荒的各种原因并将公共食堂以外的因素作为非关键因素排除，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证明公共食堂是导致饥荒的根本原因，在第五部分中作总结。
二．&危机的基本过程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浪费成为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大的饥荒的主要原因未免显得古怪，要了解这场灾难的古怪之处，就必须了解中国在1958年政治经济情况的特殊性，我们将对此作一简单的回顾。
1．&浮夸风&
195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此前一年毛发动了反右运动，清洗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未能紧跟他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党员，受政治上成功的鼓舞，毛在日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加速经济发展的大跃进计划[11]，地方官员为了显示对毛的忠诚，就开始夸大粮食产量，从四川、河南、甘肃、安徽开始，其他省相继跟进[12]，全国各地方官员攀比新纪录，水稻产量每个月翻一番，到9月份已经上升到了每亩30吨 [13]，这个数字当然是数倍于水稻产量的生物学极限了，为了让人相信，人民日报竟然宣称高产水稻的茎干可以承受13个人睡在上面[14]，根据这种夸大的报告，中国的官员宣称1958年的夏粮增长了68%，小麦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15]，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亿7千5百万吨，比1957年总产量提高92%[16]，号称可以生产出应有尽有的粮食[17]，毛甚至认为中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需要而有余。8月8日，毛访问农村时对农民说：&[现在]你们已经生产了太多的粮食，播种面积可以减少[18]&。他决定工作的重点将由农业转到工业[19]，在毛的指示之下，各级地方官员将大量的农民派出寻找铁矿，在简陋的炉里炼钢以达到不切实际的全国钢产量目标，使得大量的青壮劳力离开土地[20]，在有的地方，由于劳力的缺乏，庄稼都没人收[21]。
2．人民公社
在浮夸风和相信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到来的乐观之中，农民公社运动到夏天全面启动，日，党号召全国农民成立人民公社，1个月之内，90.4%的家庭进入人民公社[22]，10月末，99.1%的农民成立了23600个人民公社，每公社平均有社员23000人[23]，所有的生产，包括土地、牲畜、在合作社时期社员的自留地和果园统统被集体化，有的公社甚至把社员私人的财物如厨具和家具也集体化了[24]，党告诉人民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人民可以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在老百姓的眼里的印象就是生活富裕、财产公有[25]。
3．公共食堂免费就餐
在平等主义的乐观之中，在毛和党的指导下，到1958年秋天成立了265万个公共食堂[26]，社员不再在自己家里吃饭，而在公共食堂就餐，党赞扬公共食堂解放了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不要做家务从而可以参与生产。到10月末，70-90%的农村人口进入了公共食堂[27]，私人的厨房被作为自私自利的象征在许多公社被废除了，农民收藏的食物被搜出来集体化了[28]，锅子被收集起来融化用来生产钢铁以完成生产定额。由于害怕被充公，许多农民在入社之前匆忙地吃掉了保藏的食物[29]。
由于认为食物可以无限地供应，公共食堂给社员提供免费食物，毛甚至走得更远，1958年他访问安徽公共食堂时指示不但可以免费就餐，还要提供衣物等生活必需品[30]，毛的指示很快就被四川、山东、河南和其他地区的公社干部遵照执行[31]。
为加强公共食堂，1958年秋末，公社不再分配粮食到家庭，所有的粮食产品直接进入公共食堂[32]，由于被剥夺了个人的食物供应，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食堂。由于当局完全控制食品供应，农民更容易受到高比例粮食征收的伤害。
4．饥荒的开始
公共食堂流行的标语是：&敞开胃口吃，为社/会/主/义努力工作(没有时间去找原文，抱歉）&开始时，&狂喜的农民大块吃肉，狂欢作乐，&为什么要节约呢，政府会给，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吗？[33]&&吃剩的食物随便丢掉，而且，大量的食物由于管理不善在储藏和加工的过程中被浪费[34]，由于过度的消费和浪费，食物很快被吃光，仅举一例：1958年秋天，&农民在20天里几乎把所有的谷子都吃完了，那本来可以供他们吃6个月的。[35]&1958年末，全国各地包括四川都出现了食物短缺现象，但是毛认为这是自私的地方官员逃避谷物征收的欺诈手段[36]，冬天四川、安徽和其他地方就饿死人了[37]，在安徽的某些县，农民靠吃芝麻叶代替粮食[38]，很多社员进城乞讨[39]，59年春天，饿死人的地方越来越多[40]，至少有10个省发生了饥荒[41]，河南信阳是一个公共食堂制度下饿死人的典型，从1959年开始，许多公共食堂出现食物短缺，59年2月，至少74个公共食堂粮食已尽，3月份开始就有人饿死[42]，后来的调查人员描述了事情发展过程，首先农民没有意识到饥荒即将来临，由于认为有&创纪录的高产&，他们认为粮食的短缺是暂时的，很快就可以从周边地区运过来，于是他们被动地等待，后来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饿毙者日益增多，农民束手无策，周边地区一样缺少粮食，老人及小孩首先饿死，饥荒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43]。
5．1959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饥荒在1959年进一步恶化，大跃进的经济狂热和公社制度的不合理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显示出在粮食生产上的破坏效应，由于缺少种子、设备和牲畜1959年的收成还不及1958年，所有者害怕被充公而大量屠宰牲畜也是牲畜缺少的原因之一[44]，中央计划委员会相信&高产&仍将继续，将播种面积减少了9%[45]，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了15%。更糟糕的是，政府的征购增加了6百万吨，总征收量占产量的28%，而1956年和57年分别是14.9%和17.4%[46]，同时，谷物的出口却达到历史性的416万吨，比去年增加44%，是57年的2.2倍，分配给农业的资源急剧减少，使得留给农民的粮食更加减少，59-60年冬天农村的饥荒变得极其严重，饥荒严重程度的真相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只有到许多年后的现在，我们才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纪录，其中一条是：&59年冬，甘肃和山东广泛地发生了饥荒，可吃到的东西已经吃完了后，有的人只能吃他们自己孩子的尸体&&山东省有1/3的农民死于饥饿，许多村庄人口死绝[47]&。
6．激进政策的结束
尽管粮食问题已经极其恶化，起初毛仍然坚持公共食堂必需保留。59年党的会议上，毛清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他批评了政府的激进政策，因此，保留公共食堂成为了更加敏感的政治问题，在许多文件中党将公共食堂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而极力证明其正当性，将要取消公共食堂的人攻击为敌人[48]。
1960年末，毛的激进政策已经非常明显地失败了，通过高层一系列的紧急磋商，毛最终屈服了，在1961年年中农民被允许决定公共食堂的去留，毫无疑问，大多数的农民立即选择了关闭公共食堂[49]，于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没有时间去查会议名称，抱歉）要求放弃大跃进的激进政策，工作的重点由钢铁生产转移至农业。增加了粮食进口、减少了政府的征收。尽管公社的民称被保留，账目和生产的管理下降到了规模更小的生产队，约25户一个生产队，工分系统得到恢复，社员将按劳取酬，自留地被归还，62年粮食生产开始增长，饥荒结束人口恢复正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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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的真相[转载]
在**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共产党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逼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11舒适套房
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
18小院别墅
确实我们80后不知道
18小院别墅
政策失误，导致闹饥荒。
16风情洋房
这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200万人。
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为18.37%
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为13.07%
以下是引用
在 15:48:03的发言：
政策失误，导致闹饥荒。
10普通套房
那曰子我经历了，过春节只能吃一碗清水萝卜叶汤，饥饿难忍。
10普通套房
以下是引用
在 20:28:47的发言：
那曰子我经历了，过春节只能吃一碗清水萝卜叶汤，饥饿难忍。
来,给你摆三桌补补先,&
10普通套房
以下是引用
在 18:46:06的发言：
这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200万人。
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为18.37%
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为13.07%
3200万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的高知劳动力,一年得创造多少财富啊.....
被饿死....可能是最悲哀的事儿,突然想起葛优演的&甲方乙方&那个被投放在乡下饿得吃生鸡的大老板......
16风情洋房
关键是我们还躲躲藏藏，不希望人们知道。
16风情洋房
看看我们的人民日报
10普通套房
还是我妈老汉能干,没遭饿死!
17豪华洋房
以下是引用
在 21:20:04的发言：
还是我妈老汉能干,没遭饿死!
纵然广厦千万间，不知我的是哪间！~
听说过地撒
15个性洋房
对现实生活充满诸多怨恨的人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些饭都吃不饱的岁月。
15个性洋房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党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19花园别墅
以下是引用
在 21:05:43的发言：
看看我们的人民日报
看现在的GDP，有相似的味道。
10普通套房
看来管理员还没上班!估计此帖的生命力很低!这么详细的数据难得阿.留言纪念!当局政府敢主动公布这些数据不.最后,我们还是感谢邓大爷让中国人真正得到解放!
&您好，回帖前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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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见闻录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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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张广友口述大饥荒见闻录
你家饿死几口？讲述的谁饿死了？死的人他都数了？
人类史的最大惨案
这么“悲惨”的社会竟然还能万众一心，奇迹！绝对奇迹！
讲诉的人，一定是，对社会不满。一定当年是，地富反坏右，其中一份子。
[转帖]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6965 次点击22 个回复诗源 于
16:39: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作者:彭劲秀 　　在1958年发疯似的大跃进中，虚报浮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杨伊文先生《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披露：“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山药亩产 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毛泽东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毛泽东再次提出：“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仅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求科学家积极参与进来，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拿出切实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他自己也亲自开动脑筋，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二是“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三是“援外”。　　在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然而，半年时间，饥荒开始袭击中国大地。三年时间，饥饿夺去数以千万计中国百姓的生命”！　　饥荒之年，由于吃不到粮食，人们饥饿难耐，饥不择食，只好以麸糠、野菜、草根、树皮等充饥。这些都是荒年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足为奇。本文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灾荒之年，而是亘古罕见的三年大饥荒；所说饥民的“奇吃”，不是普通的草根、树皮之类，而都是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作为人，不得不吃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谓之“奇吃”。把这些“奇吃”记载、归纳起来，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惨烈、沉重的历史，是亲历者和幸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人吃观音土（白泥）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任何营养成份，连动物都不吃。人吃了只有饱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只得用竹签、树枝或手指头掏，大半天掏出不来，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胀死。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吃相凶恶》中说：“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莫言又说：“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　　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吃煤块　　据莫言披露：“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　　人吃老鼠、蜥蜴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麼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跡，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　　1959年下半年之后，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饥饿煎熬，一批体弱有病的人最先毙命。人们开始本能的挣扎求生，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人啃床帮（床板的边框）　　在大饥荒年代，由于饥饿，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有位农妇说：“啥不能吃？就椽（盖房用的木头）不能吃。”虽然没有听说有吃屋上木料的记载，但却有啃床帮（床板的边框）的实例。据仝小改（黄河滩）《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中朱登振讲述：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 依袍(人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人吃大雁屎　　仝小改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当笔者说到饥荒年间，有人吃大雁屎时，六十八岁、原籍河南偃师县的赵桂香说：“大雁屎，我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大雁是吃麦青的，屎拉在河滩上，我们去捡回来，洗一下，烧汤喝。就大雁屎，后来还没有了，抢着拾呢。”　　人吃牛屎、马粪　　今年六十岁，生活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的牛俊香回忆说：“我记得生产队的牛跑脱了，吃了队里的谷，拉出来的屎里面还有没有消化的谷粒。我妹子那时才三岁，就在牛粪里面找谷粒吃，捡一颗吃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后来一个大些的男娃娃也来捡着吃，就打我妹子，不让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为那牛屎里的谷颗颗，两个娃娃抢着吃呢。”
真实的历史不在教科书里！真实的现实不在新闻联播里！国家的真正栋梁也不一定是自诩的中流砥柱！
好像影视剧从没涉及这方面
岳首系列干拌砂浆搅拌站，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高。
五毛死全家 下一次饥荒全家死 说出来就是要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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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洋硕发自：河南信阳 最后更新： 10:53:30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标签农民粮食大饥荒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吴永宽讲述粮食关纪念碑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洋硕/图）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谁跟你讲理？”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SH主义”、“反对大Y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WS记处S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L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SW改组了光山XW，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DW在发给河南SW和ZDZY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这期间，信阳的8位XWS记被捕，除了光山县WSJ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MZD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AQ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呵呵，没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很快就会经历了，造谣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唉，那是中国人的一场大劫难。可还有那么多人不是痛定思痛，而是找客观理由掩盖。总骂日本人不正视历史，可咱们自己造的灾难都不正视历史。
看着这样采访报道，真的要落泪啊！更加缅怀铁骨铮铮的彭德怀，刘少奇，那才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大豪杰！而那些将彭德怀、刘少奇迫害致死的人们，可曾有过忏悔和道歉？
那些冥顽不化的鼓吹文革专制的人们，他们的良心何在？他们的良知何在？
向那些真正为国为民说真话的伟人、普通人致敬！
向凤凰视频致敬！
亡！农民苦！兴，农民苦！历朝历代农民受剥削最厉害，特别是本朝前期！工人和城里人是上等人，农民变成他们的农奴！
中国有太多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坏人变老了！
历史总是会说实话的，没人能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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