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首先回答问题，喷文在后面，不喜者请无视~&/p&&p&&br&&/p&&p&毅宗当然抄没过获罪大臣和外戚的家产，然而也没有乱抄家的道理。&/p&&p&&br&&/p&&p&明代皇帝必然和大臣、勋贵、外戚、宦官、武将等等组成的统治集团一起治国，其中享有世袭爵位的勋贵和外戚更是皇室倚重的“自己人”。除了天顺和正德时期有边将石亨、江彬等人入掌兵权外，明中后期的京营、侍卫将军等部队都是由勋臣和外戚担任将领的，这恐怕也是保证皇权稳固的一大因素。&/p&&p&&br&&/p&&p&毅宗其人更是重视勋戚的作用。且看崇祯十七年的军政布局，北京方面以襄城伯李国祯为京营总督，并命表兄弟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召集勋戚家丁（《天问阁文集》、《崇祯遗录》等）；漕运重镇淮安以抚宁侯朱国弼镇守；南京方面以忻城伯赵之龙守备，并将惯例由文武提督分统的南京操江水师交由诚意伯刘孔昭一人统管。这又超出了前代的先例，可见毅宗对勋戚中比较干练的一些人是十分信任的。这样一来，毅宗当然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去没收勋戚的财产，只能对有罪之人下手，否则的话，岂不是要把自己的亲信都逼走？派去执行命令的官员想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命令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岂不是人心离散？&/p&&p&&br&&/p&&p&与此对应的是，毅宗做过劝捐的努力。早在崇祯九年，他就要武清侯李家、神宗的三位驸马及两大宦官拿钱借给兵、工二部。&/p&&p&&br&&/p&&p&《国榷》卷95崇祯九年九月丁巳条：&/p&&blockquote&谕兵部曰：今年饱飏，计来年复逞。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刻不容缓。连年多故，帑匮民穷。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诚铭四十万金，发关宁治备；借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十万金，发大同、西宁；令工部借太监田诏金十万治甲冑，借魏学颜金五万治营铺。俟事平帑裕偿之。如尚义乐助，从优奖叙。&/blockquote&&p&&br&&/p&&p&这件事后来引发了皇五子悼灵王朱慈焕离奇死亡的事件，很有名气，不过跟薛国观的关系倒不像《明史》所述那样戏剧化，详情以后有机会再叙。&/p&&p&&br&&/p&&p&等到了崇祯十七年二月，由于各地解送的钱粮已经断绝（赵士锦《甲申纪事》引倪元璐语），毅宗又要求勋戚、大宦官、官员等普遍捐饷。其成果按杨士聪的说法，筹集了二十万两银子。（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毅宗还派原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到江南去劝捐，并在江南各府各立在乡官员一人为劝输官。（《甲申纪事》）不过就像甲申年明廷的许多其它政策一样，由于时间已来不及，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p&&p&&br&&/p&&p&=====素质分隔线=====&/p&&p&&br&&/p&&p&之前曾经喷过 &a class=&member_mention& href=&///people/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 data-hash=&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 data-hovercard=&p$b$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泪痕春雨&/a&
&a href=&/p/&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s://&/span&&span class=&visible&&/p/28&/span&&span class=&invisible&&149730&/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 和 &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温体仁：明末三大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a& 。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见 &a href=&/p/&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s://&/span&&span class=&visible&&/p/28&/span&&span class=&invisible&&196067&/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 。（泪痕赠给我这个签名的来历，就在里面）&/p&&p&&br&&/p&&p&既然泪痕只顾着照我挑的错改文章，又不署我的名，毫无实质回应，本来就不想再帮他免费外审了。不料泪痕自己发昏，竟发明到大明首辅温文忠公头上去了，说他是什么“阉党余孽”。他老人家的名声，泪痕污蔑的起吗？于是本高人又来写喷文了。&/p&&p&&br&&/p&&p&&br&&/p&&img src=&/v2-f13a303f8df7a965a3f6_b.png& data-rawwidth=&1019& data-rawheight=&21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19& data-original=&/v2-f13a303f8df7a965a3f6_r.png&&&p&&br&&/p&&p&&br&&/p&&p&泪痕这货的行文习惯，就是一边冗长地重复一些前人早已说过的话，一边夹带自己的私货。到明史这里，一会儿胡说什么“东林阉党惺惺相惜”，一会儿又是“阉党更好”，可惜不管怎么编，就没有编对的时候，连确凿的历史公案都搞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泪痕也是非要把很简单的问题往晚明党争上面引，暗示好像“阉党余孽”更积极劝捐。笔者正好借此机会，讲讲&b&反东林和阉党绝非一回事，而具体政策的分歧更是多与派系无关。&/b&&/p&&p&&br&&/p&&p&&br&&/p&&img src=&/v2-1d343c4e6df2f2a06ebbb_b.png& data-rawwidth=&998& data-rawheight=&16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98& data-original=&/v2-1d343c4e6df2f2a06ebbb_r.png&&&p&&br&&/p&&p&&br&&/p&&p&泪痕说温体仁和薛国观都是阉党余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温体仁的早年仕历，究竟是不是阉党。他于万历二十六年入仕，一直安稳地做翰林官。温体仁的父亲、老秀才温子佐来到北京时，发现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赶紧跑回家了。温体仁也顺应父意，于万历四十四年自请调到南京，做掌管南京翰林院的闲差。三年后又以奉养父亲为名义辞官回家了。万历后期的党争，温体仁是没有参与的。&/p&&p&&br&&/p&&blockquote&再如京师……时元黄见端，叹曰：“此党锢之渐！”亟归。宗伯亦缘其意，力请南，以少詹馆留院者三年，入贺不见一客，辄还子舍，与弟卿并侍左右。（朱国桢《朱文肃公集》，《新宇温公暨配沈淑人神道碑》）&/blockquote&&p&&br&&/p&&p&天启二年，朝廷起用温体仁做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参与纂修实录，四年正月又给他礼部左侍郎的实职。温体仁本想给三代祖先拿了封赠官职的诰命就回家，他的会试房师、阁臣韩爌加以挽留，更推荐他做熹宗的日讲官，给皇帝讲课。可见在东林比较得势的天启前期，温体仁也并未被视为政敌，反而因房师做了阁臣的关系得到重视。不料这时温子佐去世，温体仁就回乡守丧，也因此完全没有卷入天启四年之后阉党刮起的政治风暴。&/p&&p&&br&&/p&&blockquote&年踰七十，丧沈淑人，目眚。宗伯方应詹府召，依依不忍去。寻回部治事，尚迟之未发。督以赴君命、邀亲恩，不可缓。既抵国门，请得三代封，又欲告归。蒲州相公，座师也，持不可，曰：“数年家居，才来即去，非大臣体。且讲员方缺，孰有能先者？”即题充曰讲官。方从容启沃，而公讣至，宗伯哀毁，上闻。诏以近臣有劳，给全丧，加祭一坛，仍赐宗伯路费、表里，乘驿归。（出处同上）&/blockquote&&p&&br&&/p&&p&温体仁和同乡另一位首辅朱国桢关系友好，和温体仁家世有关的文献多是朱国桢文集中留下来的。朱国桢在天启七年温体仁没起用之前就夸他“今左宗伯员峤温先生方负重望、需大拜”，还说“世运方隆，君子道长。一日宣召，举家事托之夫人而拨乱反正。”（同书《贺温员峤尊夫人严氏五十寿序》）明显是把自己和温体仁都归于“君子”之列，要“拨”阉党的“乱”而反正。朱国桢也是东林党人榜上有名的人物，倘若温体仁是阉党，他会这么贸然的说话么？他的智商又不是泪痕水平。&/p&&p&&br&&/p&&p&直到天启七年十月，毅宗才又起用温体仁。到第二年冬天，发生了著名的温体仁检举钱谦益科场案的事件，这件事的详情可以参看樊树志《晚明史》里的解说。之后御史毛九华拿出一本纪念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的生祠建成的诗集，上面有署名温体仁的诗，硬说这是温体仁是阉党余孽的证据。温体仁自然是当廷辩驳证据无效，而毅宗一眼就看出那诗集是几个杭州钱塘人编的，要求地方官追查真相。经过浙江巡抚调查发现，诗集是别人伪造的，与温体仁无关。这样，所谓“温体仁是阉党余孽”的说法就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考虑到之后温体仁和钱士升还有过不错的关系，所谓东林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过是松散的政治派系罢了。&/p&&p&&br&&/p&&blockquote&浙江巡抚张延登疏言：“御史毛九华纠礼部尚书温体仁颂珰诗册，经臣严查，制册者褚光誉、作诗者沈良史，皆自认无辞。是毛御史纠已有据，而温尚书诗复无干矣。”报闻。 （《崇祯长编》卷25崇祯二年八月甲戌条）&/blockquote&&p&&br&&/p&&p&有趣的是，当时诗集上还有另一个浙江官员王思任的名字。当时思任正在候补上林苑林衡署的官缺，因此事的关系，官缺被人抢走了。此时东林系人物张元佐、姚希孟暗示思任站出来揭发温体仁，说这样可以获得官职，思任笑道：“攻人官我，此兽行也。”终于没有当这个“污点证人”，等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天。（王思任自叙年谱）现在泪痕春雨时常污蔑古人以吸引眼球，把当年东林编出来的老谣吃进去又喷出来，这和他鄙视的东林人物的作为又有什么区别呢？恐怕又是另一种“兽行”了。&/p&&p&&br&&/p&&p&温体仁在崇祯朝的仕途经历充满了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这里面有被人造谣的遭遇，也有以流言、夸大之词攻击别人的事情，绝非志诚君子所为。但至少在“阉党余孽”这件事上，他堪称行的正坐得直，不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历经八九年政敌攻击而不倒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反东林者绝不只有阉党中人，反阉党者亦非只有东林人物，像早期弹劾魏忠贤的陆澄源就是最好的例子。晚明政局错综复杂，本就不是几个标签可以概括的。&/p&&p&&br&&/p&&p&同样，说薛国观是阉党，也完全没有实证。沈惟炳说他是阉党余孽的理由是“当崔魏窃权之日，正人削逐殆尽。国观如不入幕呈身，附干儿义子之列，谁肯容之？好官自我，稳坐四年。”（《崇祯长编》卷18崇祯二年二月丁亥）然而薛国观虽然立场不同东林，但还真没干过什么颂珰、建祠的事情。沈惟炳搞莫须有也就罢了，你泪痕身为现代人，怎么也搞起莫须有来了？莫非你的历史是跟南宋历史学家秦熺学的？&/p&&p&&br&&/p&&p&温体仁、薛国观是不是阉党余孽的问题解决了，所谓东林和阉党在劝捐问题上态度区别的问题就消解了一半，还有东林方面的另一半，就随便引一段东林人物的劝捐建议好了：&/p&&p&&br&&/p&&blockquote&《痛史》本《崇祯长编》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丁酉条：&br&左都御史李邦华疏陈生节之计：&br&一曰民间之蠲助。乡绅富民家以万金计者，输二百金，以次递加。五万金者，输千金。十万金者，输五千金。令各抚按核实以充数，优礼以为招。有罪者释之，无罪者旌之，朝廷不靳奖劝之典，绅民中必有起而赴义者。计臣宜立限取数回报，无致稽延可也。&/blockquote&&p&&br&&/p&&p&这位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点将录上号称病尉迟，是邹元标的学生，万历时期就被指为东林，还是朝廷大臣。其实这种威胁到明廷自己脆弱统治基础的政策到底能不能推行况且不论，左都御史上书的影响力总比那位武秀才李琎大些。这又作何解释呢？&/p&&p&&br&&/p&&p&其实就像我搜集的知乎上一些有关辽饷问题的答案（&a href=&/collection/& class=&internal&&不要给党争强行加戏&/a&）里说的一样，在这种政策上有钱士升、薛国观和李邦华之分，但根本没有东林、阉党之分。不同派系官僚有时是互相拆台的，也有些观点是没啥出入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可像泪痕一样，一会儿说东林不想抄阉党的家因为他们都是官僚，一会儿又说东林和阉党在劝捐问题上态度不同，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也真是不容易啊。 &a class=&member_mention& href=&///people/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 data-hash=&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 data-hovercard=&p$b$8b5f37db7ce6f41c4c3ab09bb30187b1&&@泪痕春雨&/a& ，你究竟要在晚明史上胡说到什么时候呢？&/p&
首先回答问题，喷文在后面，不喜者请无视~ 毅宗当然抄没过获罪大臣和外戚的家产，然而也没有乱抄家的道理。 明代皇帝必然和大臣、勋贵、外戚、宦官、武将等等组成的统治集团一起治国，其中享有世袭爵位的勋贵和外戚更是皇室倚重的“自己人”。除了天顺和正…
首先明确一点，崇祯登基时候才16岁，放现在也就高一新生，不要说明朝当时已经很糟糕了，就算是现在蒸蒸日上的我国，让一个16岁中学生去治理，而且拥有绝对的权力，还充满理想，信奉正义，锐意进取，极其勤政。现代社会的信息流动速度远远超过古代，对基层的掌控能力也远远不是古代能比的，恐怕连17年都撑不了。&br&&br&实际上崇祯什么都不做对当时的明朝就是最好的（除非崇祯天赋异禀），明明有富有经验，明白基层运转，知道治理国家方法的人在（内阁），还有监督内阁，控制百官的魏忠贤，却把他们都炒了，自己去折腾。明朝灭亡是必然的，但在崇祯17年就亡，崇祯肯定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br&崇祯想治理国家，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围观，围观内阁是怎么做的，地方是怎么运行的，魏忠贤是怎么整人的。同时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样学习10年，差不多26岁了，治理国家的知识也有了，正好毕业开始整顿国家。&br&------------------------------------------&br&PS:我说的围观不是屁事不做，而是国家大事决于内阁，培养自己选人的眼光，选贤用能，同时利用阉党制衡文官。&br&皇帝是血统继承的，而且长于深宫。这结果就是除了少数，大部分皇帝很可能没有治国才能，基层经验更是0。&br&能有效治理国家的只有在底层，在各部门混过，在官场历经升迁的内阁首辅。&br&各位扪心自问，如果上天突然决定由你来管理一个国家，又有谁有本事干得了？当年他也是地方一把手，在基层经历无数浮沉，深深明白官场黑暗，地方积弊，所以才有能力挽救时局。要换成一个热血澎湃的学生，现在早没了。
首先明确一点，崇祯登基时候才16岁，放现在也就高一新生，不要说明朝当时已经很糟糕了，就算是现在蒸蒸日上的我国，让一个16岁中学生去治理，而且拥有绝对的权力，还充满理想，信奉正义，锐意进取，极其勤政。现代社会的信息流动速度远远超过古代，对基层的…
1640，足够了，其实在李自成包围北京前一天都有机会。&br&清兵在北京城打了四次，都没有破城，而李自成两天就破城，历史在这里充满偶然&br&如果守城太监没有献城，北京能再坚守两天，吴三桂的几万人马就能开到，十余天后各路援军也能开到，怎么会有李自成的事情。&br&&br&就算围城前一天，弃城而走，微服跑到天津由塘沽坐船到南京，又是一个局面&br&&br&崇祯不是没钱，而是北方无钱，钱从南方过不来。清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入关在山东抢了个半月，抢了小两百万银子，绝大部分都是南方的槽银，只是没有办法安全运到北京&br&&br&清占了北京，满打满算也就不到20万人，当时光江南四镇就有小30万人，左营还有20万人，南方各省还有三十万地方军队，可惜弘光上台靠了四镇，而后面南明内耗太严重，让清朝各个击破，最后完全靠降军打了天下。&br&&br&崇祯时候，皇帝权威没问题，督师说杀就杀。可弘光靠四镇上台，军队就不听了皇权。到了后面的几个政权，连文臣都自有主张，哪有不败的道理&br&&br&就南明君臣这么烂，还和清打了十多年，如果崇祯到了南京，哪怕太子到南京，最不济也是南北朝，而且我想很大程度是把清赶回关外&br&&br&想想几十万军队，在清和李自成在河南山西陕西开打的一年时间，就在旁边看着，就实在是一声叹息
1640，足够了，其实在李自成包围北京前一天都有机会。 清兵在北京城打了四次，都没有破城，而李自成两天就破城，历史在这里充满偶然 如果守城太监没有献城，北京能再坚守两天，吴三桂的几万人马就能开到，十余天后各路援军也能开到，怎么会有李自成的事情。…
泻药.&br&本回答可能带有严重的感情偏向.不喜勿看.&br&我们先看为什么有人说:明亡于万历.&br&最早的出处是《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br&明史的怎么修出来的我就不想提了.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参考价值.&br&1.万历朝出现了万历三大征,而且间隔时间极短.三战全胜.尤其在朝鲜对日本作战.以少胜多.我们都知道战争其实就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对比.日本当时是经历200年战国,来到朝鲜的都是西日本最强的大名.可以说是百战之兵.明军能够在异国几百对手这说明在万历朝军力是不成问题的.&br&2.在说说万历朝的软实力.上面说的万历三大征耗费钱粮700万.我们都知道明朝其实是一个比较穷的政府.因为一直都不征收商税.农业税在开征辽饷之前也不算沉重.虽然700万对明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原因是什么?因为万历朝开征了矿税.得罪了士族豪商阶层.直接导致了他身后名声不好.当时的整个士族阶层都是不同意开征矿税的,因为这些士族阶层在本地都拥有庞大的产业,开征矿税,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万历派出去征税的太监经常被打死,而万历也不追究.继续改派就是.而征上来的税收都户部都不准入库.万历只能将这笔收入放入内库.这也是形成了万历敛财的一个理由,而三大征的开支基本都是从内库支出为什么没人说?或者是为什么刻意不说,这是有人在有意的抹黑万历皇帝.包过:满洲酋长,东林党.&br&3.下面在来说说明史所说,明亡于万历最重要的依据.万历怠政.传说万历20年不上朝.而且还酗酒吸毒.我们一条条来分析.首先明朝的统治机构与满清不同,不需要皇帝事必躬亲,而是形成了一个以文官内阁为中枢的集体统治团队.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团队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而满清修史用自己的皇帝独裁制来要求前朝皇帝不是很可笑吗?再者万历怠政的结果是什么?万历三大征全胜.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明朝末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国比较成系统的民主思想，尤其黄宗羲所言——君为天下之大害.思想家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杆.至于在政治开明,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著名的思想家.春秋,战国.唐宋.莫不如此.&br&万历怠政20年就怠出这么个结果?那我情愿每个皇帝都怠政.而且这么庞大的帝国皇帝20年不上朝他能安稳的当40多年的皇帝?而且定陵开启时,检验万历尸骨发现万历的小腿有问题,行动不便.&br&接下来说说万历同志的酗酒吸毒问题.万历酗酒明确的记载只有万历八年一次.而且那次还被张居正同志给整个半死.当然你也可以说万历下令史官篡改史书.只不过明朝的时候貌似还没有这个习惯.&br&在说说吸毒问题.史书上根本毫无记载.&br&而且我们想想一个人天天酗酒吸毒,不上朝能活50多岁?能当40多年的皇帝?&br&说句题外话,万历同志的个人生活作风其实也很不错的,一直与郑贵妃恩恩爱爱.跟某些从洗衣奴到蒙古公主都兼容并蓄的几乎如种马一般的千古一帝比比,简直是高下立判.&br&&br&就是这样一个人才辈出,文化繁荣,民间出现资本萌芽,民主主义萌芽的皇帝统治下的时代,怎么能得出明亡于万历的结论?是我们真的这么无知还是选择性失明或是故意抹黑,大家都自己想一想吧.&br&&br&上面我解释了明亡于万历的不成立.&br&我给出我的结论,明亡于崇祯,亡于袁崇焕,亡于吴三桂,忘于东林党.&br&&br&下面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说亡于这些人之手.&br&&br&1.亡于崇祯.崇祯这个人刚愎自用又没有受过皇室教育根本就不懂治国之道其实在于制衡.他登基之后.不断更换首辅，杀戮忠良，完全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政府体系,将魏忠贤一系阉党连根拔起,使东林党迅速做大,把持朝政.他个人虽然很俭省,但是这都是细枝末节,在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依旧不敢开征商税,矿税,只能加重农业税.更加刺激了底层流民加入农民军.&br&2.亡于袁崇焕.袁崇焕这个人就是个战术家,根本就不是战略家.指望他五年平辽.只能说崇祯同志太幼稚,没有知人之明.袁崇焕的昏招如下:擅杀毛文龙(导致辽南兵崩溃),私自和满清议和,坐观满人包围北京,最后被崇祯杀掉.咎由自取.之所以袁崇焕现在回受人推崇,主要问题出在明史.&br&3.亡于吴三桂.其实吴三桂的责任很小.当时的处境留给他的选择余地很小很小.但是也是他开山海关大门,放满清入关,入缅甸杀永历帝.现在说他是汉奸也不为过.&br&4.亡于东林党.与前三个人相比,明末党争才是真正断送大明王朝的元凶,党争起与嘉靖.但是嘉靖,隆庆.万历,都有强有力的首辅大臣,能够励精图治.所以国运一直也算不错.万历末期东林党崛起通过万历三大案.东林党掌握朝政.取消商税,矿税,关税.导致了政府财政一落千丈.天启还稍微知道制衡知道用魏忠贤去制衡东林党.使得大明王朝还不至于崩溃.直到崇祯上台.彻底搞垮阉党,东林党一党独大,崇祯几次想开征商税,矿税,关税都没有通过.导致战争成本几乎都转嫁到农民头上.加上天气问题与崇祯政府大裁员,直接导致了流民变为流寇,最终攻下了北京.所以无论什么时代,集体领导都优与个人独裁,相互制衡都优于一党独大.亘古不变.这种观念放在当今中国同样适用.&br&&br&打字好累.终于把题主的问题回答玩了.&br&下面讲两个万历皇帝的小故事供大家笑笑.&br&1.万历皇帝有一次病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招了首辅诏告天下取消矿税,结果第二天万历皇帝身体好转,急急忙忙派人把旨意追回来.在追的过程中,万历皇帝表现的非常着急,因为没有这块税收他自己甚至过得不如普通的大户人家.所以即使万历皇帝知道这块税收并不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br&&br&2.万历皇帝一次要求国库提供十万两银子修宫殿,万历得到的回答是下不奉诏,意思是这次给你皇帝面子, 没有下次了!而万历就再也不向国库伸手了.&br&&br&啧啧啧,万历这皇帝当得真是窝囊.不能修圆明园,颐和园也就算了,不能下江南海选妹子也就算了,修膳下宫殿都不能有下次.唉&br&&br&另外现在有个说法是,满清崛起的一战,萨尔浒之战.此战之后,攻守转换,其实P话,萨尔浒明军伤亡50000左右,此时大明人口1亿左右,预备兵役270万左右.伤亡区区五万人就能让大明伤筋动骨?图样.&br&&br&另外在闲扯一句.如果不是万历挂了.熊廷弼不被整死.满清能不能出的了辽东都是个问题.&br&还有万历朝出了三个文进士,最后都左右了时局.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br&&br&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煽情的话来结束这篇回答.&br&&br&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天朝上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br&&br&突然想起.地瓜和马铃薯都是在明末清初才传入中国的.&br&&br&明朝盛世大家吃的是大米.不是那个吃糠喝稀啃地瓜的康乾盛世能比的.&br&&br&就是这样康乾盛世在人口大幅度超过明末并大肆卖官的情况下.GDP和耕地面积都没有超过明末.
泻药. 本回答可能带有严重的感情偏向.不喜勿看. 我们先看为什么有人说:明亡于万历. 最早的出处是《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史的怎么修出来的我就不想提了.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参考价值. 1.万历朝出现了万历三大征,而且间隔时间极短.…
&p&君主集权制确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皇帝该用誰作为基本盘，即“王与何人共天下”。秦以前的封建制度是“王与勋贵共天下”，结果很明显——春秋战国大乱世。诸侯国一旦有了实力必然尾大不掉，进而互相攻伐。秦废分封置郡县，确立君主绝对权力，但是没有基本盘，那么权力核心一旦出现赵高这样的权臣，皇帝就没有应对措施，所以二世而亡。以后的统治者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困扰：汉开始以同姓王作基本盘，结果导致七国之乱。削藩以后，以外戚与宦官作为基本盘，结果王莽篡汉。东汉基本延续了宦官外戚政治模式，然而东汉末年外戚何进与十常侍大火并，双双玩完，导致皇权没有了基本盘，皇帝是个什么下场，权臣的玩物啊，被董卓、王允、李傕郭汜，曹操轮番玩弄，最后被曹丕废掉。直到宋朝算是明确了“王与士大夫共天下”，文官治国并未好到哪去，一败于辽，二亡于金，再亡于蒙古。到了大明朝，君主集权总设计师朱元璋比较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卫所军屯制度，保障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文官体系负责国家事务同时保卫皇权（防武将）；锦衣卫作为皇帝亲军监察百官与藩王；各地藩王拥有一定军事指挥权，拱卫皇室。然而，英明神武的太祖不肖子孙太多。先是朱允文在俩傻缺鼓动下削藩，直接逼反朱棣。朱棣继位后，继续削藩，好了，皇权的基本盘扫除了。大明朝彻底是皇帝一人的大明朝，但是皇帝好累好吃力，只好违背祖训，重新启用宦官，东厂西厂，警察机构一添再添。然并卵啊，硬件缺失用软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嘉靖以后的皇帝基本就是在宦官和文官间搞制衡，万历皇帝干掉张居正后惨到自己躲起来不见百官。没有基本盘的皇帝真的很可怜。&/p&&p&当当当当，作死急先锋崇祯皇帝出场了，果然他一出手就干掉了自己的基本盘——魏忠贤。那么崇祯就一个人忙到死吧，正义的东林老爷们朝堂上扯皮，地方上反动宣，专职捞钱，兼职做官，做官只是融资手段而已。于是我大明朝的东林老爷有钱不发饷，崇祯皇帝发饷没有钱，朝廷没钱只好加征租税。哈哈，东林老爷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首先东林老爷们的地部分免税，其次东林老爷侵占的军屯田不交税，最后东林老爷们商铺的商业税也免了，那谁交税呀，当然是广大的中农与贫农啊，每次加税都要有一大批自耕农佃户变为流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拜闯王。于是流寇越剿越多，越多越剿，越剿越多，越多越剿，累死崇祯宝宝了……&/p&&p&明末想要续命，唯一的出路就是放权，仿汉末与清末——地方督抚自行募兵筹饷，剿灭农民军与满清。不过皇权衰落是必然的，汉末清末皇帝的地位历历在目，明朝即使真这么做了也就是延续五六十年的命。&/p&&p&做个傀儡皇帝还是慷慨赴死，也就是情节稍有不同吧&/p&&p&~~~~~~~~~~~~~~~~~~~~~~~~~分~~~割~~~线~~~~~~~~~~~~~~~~~~~~~~~~~~~~~&/p&&p&没想到自己随便扯了一通，乎友们给了这么多赞。今天补充说明一些：现今看来皇权可分为军事权，经济权和文化权三部分，因此皇权的基本盘即军事基本盘，经济基本盘，文化基本盘。对于中国来说，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经济基本盘就是地主和自耕农，文化基本盘汉确立儒家以后，几千年来没什么变化；所以中国皇权的争夺主要是军事权的争夺，我文中所说的基本盘主要指军事基本盘。魏忠贤只有锦衣卫这些警察机构，其实并不算皇权的基本盘，但明朝自削藩以后，早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盘，魏忠贤至少是忠于天启和崇祯的，否则年纪轻轻的崇祯不可能一句话就把他撤换掉，因此勉强算作基本盘，对付东林党。&/p&&p&其实明朝的灭亡原因很复杂，明末的局势不同于以往任何专制王朝，因为东南的商业参与了国际贸易，每年大量白银通过东南贸易流入中国。大明朝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竟然能实现银本位货币制，江南士绅实则是有功的。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江南士绅在事实上成为了大明朝的央行，能够影响银货价值比。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经济领域钱是无冕之王，加之我大明官俸实在微薄，百官们从江南士绅那里得到的好处远大于自己的俸禄，他们不维护崇祯而处处维护江南士绅也就不奇怪。崇祯临死前说“百官皆可杀”指的就是这个。&/p&&p&明末乱局的根本原因是君主制已跟不上时代发展，作为国家机器，利益、权力、责任三者不对等，作为绝对权力拥有者的皇帝对国家经济问题一筹莫展，仅靠封建伦理道德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才会出现“东林老爷有钱不发饷，崇祯皇帝发饷没有钱”的情况。彼时的中国其实已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没有满清，战乱个几十年也许中国就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但是历史没有假如，满清辫子军终究还是来了。满清的皇帝确实是出色的，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资本商业是皇权的天然敌人，闭关锁国，文字狱，士绅一体纳粮其实都是针对江南士绅的国际贸易。历史学家每每指责满清闭关锁国，倒行逆施导致中国落后，人家本来就是保大清不保中国的好么？开关贸易，中国是富强了，爱新觉罗们就得回东北那旮旯去了，你彪啊。&/p&&p&最后说一下满清的八旗军是最好的皇权基本盘，满族几百万人面对内地千万级的汉人他们必须自觉自愿地团结在以爱新觉罗正黄旗为核心的中央旗正确领导下，否则不光是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问题了，就冲他们入关干的缺德事，能不能活命都难说。&/p&&p&历史已经不可挽回，但我们应该继承历史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扩大胜利成果，避免悲剧重演。&/p&
君主集权制确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皇帝该用誰作为基本盘，即“王与何人共天下”。秦以前的封建制度是“王与勋贵共天下”，结果很明显——春秋战国大乱世。诸侯国一旦有了实力必然尾大不掉，进而互相攻伐。秦废分封置郡县，确立君主绝对权力，但是没有…
崇祯上台后是否解散了东西厂？——西厂：excuse me,我都挂了快100年了，又拉我起来鞭尸干嘛？ 东厂：曹公公提领的是空气吗？崇祯是中二，但离智障还有一点距离谢谢。&br&是否撤回了各地锦衣卫？——那崇祯准备逃跑时在天津是谁给他准备的船？&br&是否因此受到了文官集团的追捧？——我觉得一个动辄处死数十名地方大员，忠心耿耿如孙传庭都能随便下狱，忠勇豪迈如卢象升能活活逼死的君主，大概不会受到什么追捧。哦，1642年周延儒复相时，大规模启用复社新人时，一帮人倒是吹捧他尧舜复生，然而两年后他就上吊了。&br&是否默认了袁崇焕杀毛文龙只要五年平辽即可？——是的，虽然他很震惊，在袁上岛前崇祯给毛文龙的回复还是温言抚慰为主，他听到毛死后的反应是“帝骤闻，&b&意殊骇&/b&”，但最后选择相信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大话。&br&最后回到主题：崇祯是文官集团等了三百年才等来的糊涂蛋么？——&b&崇祯是糊涂蛋，但不是文官集团期望的糊涂蛋。&/b&崇祯在位时动辄就是一次性处死数十员官员，想下狱谁就下狱谁，这种凶狠的主是文官们期望的？明末文官群体整体来说确定能量很大兼道德低下，然而更近似于服从官僚体系本能的一群“乌合之众”，大部分人除了捞钱这个共性外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有政治理念（或者说假装有）的复社长年游离于主流政坛之上，朝堂上很难形成合力，因此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和皇权分庭抗礼的情况在明末是不存在的，崇祯本人的决断依然是朝廷的主导力量。而从他的个人表现来看，确实可以说他是糊涂蛋，他对朝廷人浮于事的情况其实了然于胸，然而他不是选择整顿朝纲，而是看似聪明的选了几个孤臣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袁崇焕、杨鹤、温体仁、杨嗣昌乃至最后的陈演，这些他选择的孤臣无不是以什么牛皮都敢吹，什么事都敢做赢得了他的信任。&b&后果就是他选择的几个孤臣为了圆自己吹的牛皮，不惜践踏既有的规则（袁崇焕为统一辽东军政杀毛文龙，杨嗣昌为求和逼死卢象升），而他们越是践踏既有规则，就越是人心惶惶，官僚体制运转的更加不灵，官僚体制运转的越不灵，崇祯就越期望再弄几个孤臣出来收拾局面&/b&，于是整个崇祯年间的上层建筑就陷在这个死循环里。造福一方也许只要一个名臣就够了，可要想在整体上力挽狂澜，非得要成派系的官僚集团才行，优秀的君主既能让这个集团为己所用又不至于大权旁落，指望弄几个“孔明”就能出来救世，那是只听了三国演义的政治水平，很不巧，思宗就是这个水平。哦，即使是孔明，面对蜀汉当时的困境，上的《出师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干嘛？——“亲贤臣，远小人”，你看，不还是把构建派系放到首位了。
崇祯上台后是否解散了东西厂？——西厂：excuse me,我都挂了快100年了，又拉我起来鞭尸干嘛？ 东厂：曹公公提领的是空气吗？崇祯是中二，但离智障还有一点距离谢谢。 是否撤回了各地锦衣卫？——那崇祯准备逃跑时在天津是谁给他准备的船？ 是否因此受到了文…
谢谢邀请.&br&首先确定这个问题的核心,满清灭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假命题,&br&满清根本就没有灭亡明朝.攻下北京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队,&br&最后勒死永历帝的是吴三桂,&br&&br&再来看问题的细节,&br&我们分解开来讨论这些细节.&br&&br&当时的局势是大顺政权李自成占据中原大部分和北京,在盛京已经称帝建国的清朝满族势力,在长江以南的明朝残留实力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br&其中李自成的势力最强,满清次之,南明再次之.&br&而势力最强的李自成与势力第二的满清之间隔着个吴三桂,根本无法成为一方势力的吴三桂,就成为平衡天枰的关键砝码.&br&&br&吴三桂得知崇祯上吊后的,第一时间因为不是悲伤难过,而是思考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避免与南方如日中天的李自成大军对抗,为了避免部队占线过长,吴三桂命令部队收缩集中,裹挟着官民大致10万人左右,北撤山海关.扼守辽东走廊,控制关内与东北的交通要道.&br&&br&而更北方的满清,迅速占领了吴三桂走后的地盘,当时多尔衮的如意算盘应该是趁着关内大乱,举兵伐明趁火打劫.趁明朝自顾不暇,能捞多少好处就捞多少好处.满清没有想到的是明朝居然被李自成攻陷了北京,真是幸福来得太快没有准备.多尔衮同志本着趁你要你命的原则,马上决定扩大趁火打劫的规模.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大顺军站稳脚跟之前,迅速出兵.多尔衮同志之所有没有更大的野心,比如占领华北地区或者干脆取代明朝,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立国不久的清朝具有如此实力,与土地千里,人口千万的明朝相比,满清偏居辽东,人口不满百万,它与明朝的战争就想老鼠与大象的战争.老鼠能吞掉大象吗?多尔衮同志不相信.多尔衮同志迅速发动群众,国内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参军,短短几天就统领满清全部家底,倾国而来.时间就是胜利啊,赶紧趁关内的汉人新王朝建立之前多去攻城略地,抢占人口.&br&&br&至于后来人说,当时清朝就是立志要灭亡明朝,一统天下.我觉得,这种计划肯定会吓多尔衮好几跳.&br&&br&而多尔衮同志率领的趁火打劫大军的前进道路上横着正在紧张思考如何保全自己的吴三桂同志.&br&多尔衮同志明白如果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纠缠,自己趁火打劫的计划就是泡汤,所以多尔衮同志听从了降臣原明朝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避开山海关,计划在蓟州,密云之间挖开长城,攻入关内抢劫.于是清军朝着山海关以西进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历史送给了多尔衮同志一个巨大的机遇: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br&&br&居然是吴三桂同志之间敞开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吴三桂脑子秀逗了么?&br&根据后来有关于吴三桂献关投降的最权威记载是&明史&:“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br&&br&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点,吴三桂起初答应投降大顺政权,并且已经带兵走上归降之路了.看到大势已去,实力又远逊于李自成农民军的吴三桂投降了新朝大顺,是很自然的选择.&br&&br&第二点,它将吴三桂降而复叛的原因归结在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了,举着白旗走到滦州的吴三桂,见到了一位从北京逃脱的家人,知道爱妾被抢后,夺妻之恨让吴三桂勃然大怒,率军掉头反攻三海关,全军为崇祯帝戴孝,以明朝残余自居,走上了与李自成决一死战的道路.&br&&br&虽然吴三桂同志老婆被抢后非常愤怒,但是也没有变成莽夫,他知道光依靠自己那点人马是打不过李自成的,所以他主动与多尔衮联系,他的如意算盘是借助满清的力量来抵抗农民军,在求援信中吴三桂坦言要复兴大明,请清朝出兵相助.更为了得到满清的相助夸下海口,事成之后报答满清财富,更不惜割让土地.&br&&br&李自成同志在北京登基称帝后,酒池肉林,纵容士兵打出烧杀抢掠,生活作风腐化的一塌糊涂.但是获悉吴三桂叛变,意识到情况严重,一面以吴三桂老爹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麻痹敌方.一面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他很快亲率50万大军,直奔三海关.李自成的举动直接促使吴三桂向满清由借兵变成了投降.&br&&br&吴三桂同志没有料到李自成同志当上皇帝后还如此艰苦朴素,如此重视自己,带着明朝太子朱慈烺等来亲征自己,在封建伦理上,依然以明臣自居的吴三桂是很难抵抗这样的阵势.在大顺军猛烈的进攻下吴部大败完全被压制在长城一条线上,局势危在旦夕.&br&&br&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能奋力抓住满清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清朝同意出兵但是需要吴三桂先接受满清平西王的封号,也就是说满清不打算把吴三桂看着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而是要收编他成为满清的奴才.&br&&br&吴三桂在这个过程中肯定经过了一盘挣扎,但是历史留给他选择的余地很小,时间还非常有限,手中没有砝码的吴三桂慌忙向多尔衮称臣,生存的渴望压倒了一切.明朝最后的名将成为了满清平西王.&br&&br&再说正面战场,吴军与农民军激战正酣,清军骑兵的突然加入,打的农民军措手不及,大顺农民军一溃千里,残部逃回北京,北京人心惶惶,李自成匆忙称帝,全军退回陕西,就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命运.&br&&br&后人分析起义军禁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腐蚀,日趋骄奢淫逸,导致军心涣散,而且华北长期战乱,而起义军游荡成性,缺乏根据地和物质储备,支撑不起一个新王朝.这些原因大大的消耗了大顺军的实力,逼走了李自成,这个结果在客观上又大大的帮助了清朝.多尔衮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北京,李自成没有使用上的明朝降官,帮助满清在关内迅速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了统治.&br&&br&上面主要分析了清朝为何迅速崛起占领北京统治华北,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题主的第二个问题点,江南.&br&&br&其实明朝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在政治设施的完备性上做的很好,留都南京.如果崇祯帝处理得当,南明的结局不至于如此凄惨.&br&&br&题主也提到了,明朝不是南宋,不是偏安政权.按理说南明的实力应该更加强劲.可是事实却不是如此.&br&&br&首先南宋虽然是偏安政权,但是并不存在皇位归属问题.而这一点确实南明的死结.我的看法是这一点所带来的危害几乎比清军还要大.&br&由于崇祯上吊后太子当时并未按照祖制在南京监国,导致了崇祯一死,太子和崇祯亲子全部被俘,皇位只能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制来传承.当时包过第一人选福王,史可法等人支持的桂王,以及东林党支持的潞王.三王和他们的支持者争相斗争,好不热闹,全然不顾北方的形式.给了清朝巨大的时间在华北站稳脚跟扫荡大顺农民军.&br&&br&最终福王争取到了南京政权主要武装力量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的支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登基称帝,史称弘光帝.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br&&br&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天下大势,&br&大顺已被清朝击溃，李自成先后丢失北京和西安，退往湖北。1645年（弘光元年）三月，多尔衮将军事重心东移，命多铎移师南征。此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暴发太子案，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史可法时在扬州虽有督师之名，却实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中，清军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br&&br&此时淮河以南的地区也已经沦陷,自古守江必守淮,淮河流域的丢失,对于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因为长江是天然的运输线。如果战线就在长江边上，那么北方和南方都可以靠长江运兵运物资，长江天险为双方共有，南方可没什么优势。而一旦南方能守住淮河，那么长江就是南方政权独占的运输线，在运输靠脚力畜力的年代，可以利用船运，那么在后勤方面就是天大的优势了。 &br&还有一点，在江淮地区没有建立巩固统治的情况下，北方军一旦过长江深入，就是陷入背靠长江，无路可退的绝地。打赢还好说，打不赢的话江北也有敌人，前有强敌后无退路，那就只能跳江了。而一旦江淮被北方占领，则千里长江防线，北方可从任意一点突破，即使一次失败也可及时退回江北，无所损失。反过来南方军则会非常头大，因为战线太长，完全不可能守住整条防线。一个疏忽，一个失败，或者某个关键地方的守军叛变投降，北方军立刻就是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态势了。&br&&br&四月二十五，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率老百姓抗击清兵。后扬州城池破，清军屠城，扬州百姓死难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是明末第一惨案。随后，清军渡过长江，克京口镇江。弘光帝出奔芜湖。五月十五众大臣献南京投降清兵；五月二十二弘光帝被掳获，送往北京处死，弘光帝在位仅一年，即覆灭.&br&&br&南京失陷后，又有杭州的潞王朱常淓（1645年）、应天的威宗太子王之明（1645年）、抚州的益王朱慈炲（1645年）、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1645年）等监国政权先后建立，不过是昙花，数天就告结束。&br&&br&&br&后面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了.南明各路诸侯相互不团结搞内部斗争,没有将本来就有限的力量全部投入到抗清的战争中,清军南下过程中遇到的抵抗一般都是老百姓自发抵抗,嘉定三屠,江阴举成战亡,等等,真是悲恸天下.&br&&br&南明陆续丢失了,浙江,安徽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大部,南明只剩下广西,贵州,云南,福建,广东.后面虽然凭借农民军的加入收复了湖南湖北的一部分,但是又陷入新的内斗.不久又从新丢失.&br&&br&1661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永历帝，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帝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七月，李定国在真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br&&br&永历帝死.王朝诸王全灭.再也无法使用明朝朱家的名号来发动大规模的反清复明活动,永历帝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br&&br&1683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39]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全国最后一支明朝残余抗清势力覆灭。&br&&br&至此,满清的趁火打劫之旅结束,取得了比预计战果大无数倍的成果.&br&&br&现在可以回答题主最后一个问题.官员和将领、军队，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力挽狂潮的人物？&br&&br&明亡在北京的官员有几万人,殉节的只有30人.可见当时人心并不向明,都准备投降大顺,而大顺大杀明臣,导致官员几乎全部降清.而江南士族领袖钱谦益,清顺治二年乙酉，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五月十五日，钱谦益不仅腆颜迎降而且连发也剃了。须臾，刚髡辫而入矣。” 而其时与钱谦益交好的河南巡抚越其杰和河南参政兵备道袁枢俱誓不仕清相继郁郁绝食而卒。作为士族领袖无耻到如何程度.其气节自然是没有的.&br&&br&军队.李定国,孙可望等不错的将军,都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而且以当时南明的军事实力本来就根本不是清朝的对手.&br&&br&而这所有一切的原因,我认为最大的责任在崇祯.正是由于他自己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木有在李自成围攻北京之前率先迁都南京,也没有按照祖制安排太子在南京监国.这直接导致了崇祯死后,太子被俘,皇位空缺,各地军阀诸侯争夺.无法保证团结一致.&br&&br&历史无法假设,如果崇祯帝能迁都南京或者留下太子在南京监国,放弃淮河以北,让大顺与满清去争夺华北控制权,消耗双方的力量,在偏安江南,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待机行事.最差的结果也是无论大顺与满清谁胜都可与之划江而治,最好的结果当然是大顺与满清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br&&br&可惜崇祯没有做到.后人无不扼腕叹息.&br&&br&顺带说一句,其实崇祯即位时面临的情况与世宗嘉靖皇帝,神宗万历皇帝面临的情况差不多.可是与两位祖先比起来,崇祯就查的太远太远.&br&&br&写了一下午,还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邀请. 首先确定这个问题的核心,满清灭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假命题, 满清根本就没有灭亡明朝.攻下北京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队, 最后勒死永历帝的是吴三桂, 再来看问题的细节, 我们分解开来讨论这些细节. 当时的局势是大顺政权李自成占据中原大部分和北京,…
崇祯执政了十五年，十五年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可以改变太多太多了，举不胜举。&br&&br&随便举几个例子，先来点阴损的：马上秘密种植鸦片，反复提炼加工成海洛因之后全部到关外低价叫卖，对没有毒品知识的满洲人来说，这可是宝贝啊，见识一下什么叫极乐世界……还什么取天下，回家躺着High是正经……或者直接把这玩意包装一下，以壮阳药的方式送给努尔哈赤啥的……&br&&br&太阴太毒，不用，用点光明正大的。&br&&br&熟记黑火药和冶炼钢铁的正确化学比例，中国古人对黑火药的比例一直是个大概，没有精确过。真正精确的是洋人，只要有正确精确的比例，火药威力增大几十倍。钢铁就没法说了……&br&开海禁，全面通商，反正葡萄牙人荷兰人早就嚷嚷了，取消农业税和人头税，开征商业税和海关税，将清末赫德的贡献挪到明朝，财源滚滚来。从台湾和澳门叫来荷兰人，购买枪支组织新式军队……&br&不晓得几多办法……
崇祯执政了十五年，十五年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可以改变太多太多了，举不胜举。 随便举几个例子，先来点阴损的：马上秘密种植鸦片，反复提炼加工成海洛因之后全部到关外低价叫卖，对没有毒品知识的满洲人来说，这可是宝贝啊，见识一下什么叫极乐世界……还…
谢邀，&br&这题太大，真不好答。一般认为，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北京占皇宫、朱由检殉国即可被视作明国覆灭；而后来的南明，未必能被认为是明朝的苟延，或者说存在争议。我个人认为，清只不过是【取代】了明而成为中国的新王朝，而直接【灭亡】明朝的是谁，还真不太好说。&br&明亡的原因很复杂，有说明亡于万历的，有说明亡于启、崇二朝，还有说明亡于正德；有说亡于税多，有说亡于天灾，有说亡于东林……总而言之，明朝倾颓的趋势早已不可逆转，女真人的起兵不过是在将倾的大厦上加蠹了一个孔洞而已；而借着农民军的契机，满洲人正好得以进入中原，成为下一代的王朝统治者。&br&女真人起事对明亡最大的推进之一，就是加速了明朝的内耗。一是加大了边防军费，二是促进了文官内斗；显而易见，在经过了万历末期及天启两朝的混乱之后，国帑的空虚和官员的相互倾轧对于这个尾大不掉的王朝是致命的。除此之外，天灾和流民四起，整个明朝的从内部已经撑不住了；因此当满清从外叩关，防线一触即溃，清军得以数次入塞，长驱无阻。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在天启之后出现一个如仁宣二宗的英明君主或武宗、世宗这样的铁腕人物，在皇权被相权极度压缩的明晚期，可能也没有办法掉转明朝这艘驶向冰山的船头。要知道，最终直接逼死皇帝、灭亡了明朝的是农民军——也是内部因素。&br&如果没有女真人，我想，应该还会有蒙古人，或是日本人，西洋人来入主中原；又或者，农民军会成立又一个新王朝——大顺，就像当年朱元璋做过的那样。而碰巧，历史选择了女真人，选择了由女真人成立的满清帝国；而我们则只好在今天来讨论“满清是如何灭亡明朝”这个话题。&br&以上个人拙见，请诸位批评。&br&======&br&&br&另，有朋友提到如果朱由检能够南迁，或许可以再撑一段时间，让农民军和满清互相消耗，以待机会再起；又或者，如朱由检是如世宗那般的铁腕，明朝未必这么快衰亡。&br&关于这两点，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br&&br&首先，关于南迁一事，朱由检并非未考虑过南迁。&br&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办登基仪式，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此时李自成已经控制了华北、西北大部分地区，而满清也已叩兵山海关。&br&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向朱由检提出南迁，重返南京。对此，朱由检说：&br&“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br&堂堂一个皇帝，竟奈何不了朝臣的异见。可见，此时朱由检已经对整个政治体系完全失去控制了。&br&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整个山西落入大顺军手里。李明睿再次向朱由检提出南迁动议，朱由检表示同意，并向朝臣表明心迹。然而，以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首的群臣却指李明睿南迁之说为“邪说”，并说：&br&“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br&在皇帝已明确表示同意李明睿南迁建议的情况下，竟有人敢指李明睿的建议为“邪说”，并提出要杀李明睿，谁给了光时亨这么大的胆子？&br&是内阁首辅陈演。&br&很显然，在崇祯时期，内阁已经可以公开顶撞皇帝了，甚至可以表露杀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由检哪怕自己想走，又怎么可能走成？&br&但是，李明睿真的是出于对国家社稷的考量，才提出南迁的吗？&br&未必。&br&正如同光时亨的背后是内阁首辅陈演，李明睿的背后也有人：&br&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br&南迁这件事，是李邦华和李明睿商议的。南迁意味着放弃整个中国北方，将其让给农民军和满清；好处是可以让千疮百孔的明王朝得以喘息，等农民军和满清互相角力、耗尽元气之后，再反扑回去。很显然，和陈演相比，李邦华的考量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只可惜李邦华也仅仅将南迁动议作为一张牌打了出去，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扛不过陈演之后，李邦华也不再提南迁一事；而朱由检自己，大概也是碍于内阁的力量，只好说：&br&“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心已定，毋复多言！”&br&话虽这么说，朱由检自己想走吗？&br&肯定想走。&br&他之前都偷偷和李明睿说了，南迁这件事他也想了很久。甲申年二月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攻陷了整个山西，进逼直隶。一旦农民军打进直隶，自己和整个明朝离死期也就不远了。而南迁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国祚延长，自己也能够多活几年；朱由检时年三十四岁，去南京偏安几年，或者十几年、几十年，等国力复甦了，自己还是有气力再反攻回去的。况且，南迁之事宋已有之，赵构也是打着暂时喘息、尔后反攻的主意离开汴梁前往开封的。——虽然直到最后，南宋王师也未能完成北定中原的豪愿。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来，朱由检南迁的动议也是无比正确的，因为至少江南富庶，人口、资金相对充裕；且政局相较北方更为稳定，有利于暂且喘息一段时间。&br&但是，南迁对于朱由检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动议。&br&“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br&所以，“国君死社稷”这句话，朱由检嘴上说着，心里也是在滴血的。&br&如果能活，谁愿意去死呢？&br&哪怕是皇帝，也不希望自己最终散发被面，舌长三尺地在树上吊死以后，整整悬尸三日。&br&毕竟皇帝是国家的面子，死也想死得体面些。&br&&br&可是崇祯的朝臣们却不这么想。&br&整个崇祯朝，有“崇祯五十相”之说，也就是说朱由检十七年来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简直堪比战后的日本换相。如此频繁地更换首辅，一方面是朱由检用人不信、寡断优柔，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末党争甚烈，文官间相互倾轧，互相排挤，此起彼伏。如此频繁的更换班子，导致各种政策无法延续，也使得上下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忙着给自己找后路，谁还会去想国家大事？&br&前面已经说了，朱由检对于整个明朝的政治体系已经完全失控。崇祯朝的政治把柄一直掌握在内阁的手中，从最初的韩爌开始到最后的陈演，无一不是这样。朱由检对于国家的完全控制，至多也就是最初的几年，到了后来，权力便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内阁手里。&br&这与朱由检优柔寡断的性格固然有关，但即便是换了武宗、世宗那样的牛人，在朱由检的内外环境下，也未必能够斗得过这帮大臣。&br&朱由检十七岁继位，其时正当其皇兄朱由校陡薨。朱由检为淑女所出，在皇子当中地位并不算高。天启二年十二岁时被册信王，如果不是朱由校突然去世，也将会赴外就藩。换句话说，朱由检从小未受重视，成长环境也是万历和天启两朝，其时内廷、外廷混乱不堪，漫说是读书了，可能连生活条件也是一般。加之从未被视作是皇位继承人，因此，如果说内廷荒怠了对朱由检的培养导致其后来在位庸碌，也是说得通的。&br&或许有人会说，世宗朱厚熜也未被当做太子培养，照样能够十三岁发动大礼议，干掉了里外一把抓的杨廷和。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厚熜是兴王府世子，虽然出生时并非皇子，但对于王府世子的教养也不可小觑。加之朱厚熜成长在正德年间，可算是一个太平盛世，这样的环境比朱由检的环境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br&朱由检突然继位，虽然已是可以当事的十七岁年纪，但奈何他身边的朝臣，无论是从天启朝带下来的老臣，还是后来提拔上来的新臣，年纪都要比他大得多。他们对于朝政的掌控力度以及在朝所拥有的能量，是朱由检本人难以想象的。哪怕换做朱厚熜，在经历了朱由检儿时那样的环境之后，恐怕也未必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斗过那一群五六十岁的老人精；更不要说朱由检了。况且，在正、嘉年时，皇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经历了万历的荒怠和天启的宦官专权之后，皇权的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说嘉靖年的时候朱厚熜大礼议的成功是有张璁等人协助皇权行使权威的话，那么到了崇祯年，根本不会有人协助皇权——因为在那个时候，阉党专权已被铲除，阉党与东林党人以及清流之间角力的平衡已被打破，没有了阉党这一支力量，整个政局就变成了东林党和清流之间的博弈。&br&皇权？谁还他妈的管皇权？&br&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张璁等朝臣相助的朱厚熜，面对杨廷和的时候，就是个屁。&br&而整个崇祯朝，没有一个朝臣帮助朱由检；而直到最后，朱由检也不得不屈从于朝臣的意志。&br&这皇帝当得，实在是太憋屈了。&br&因此，当我们翻开《明季北略》，翻到崇祯十七年甲申这一节的时候，满眼皆是&br&&blockquote&……&br&“初四 帝星落”&br&“初七贼陷大同”&br&“初八宣府陷”&br&“初九阳和陷”&br&“十一颁罪己诏”&br&“十二昌平陷”&br&“十三城门设炮”&br&“十四孝陵夜哭”&br&“十五居庸关陷”&br&“十六报贼焚十二陵”&br&“十七贼围京”&br&“十八日申刻外城陷”&br&“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br&“三月十九日帝崩煤山”&br&“李自成入北京内城”&br&“内臣献太子”&br&……&/blockquote&也怪不得南明野哭了。 &br&&br&顺带一提，李自成入北京之后，陈演向刘宗敏献银四万两；后其家仆告发曰其家窖藏白银仍有数万。农民军掘之果然，对陈演施以大刑。后又献黄金数百两、珍珠数斛方得解脱。四月十二日，吴三桂引多尔衮军入关，农民军败退，李自成撤离北京前将陈演等人斩首。&br&李邦华在李自成攻入内城后自缢。&br&李明睿在明亡后南奔，事吴三桂，家中蓄妓多人，康熙十年去世。&br&陈演、李邦华和李明睿三个人，恰巧也代表了明亡前后的三种典型形象：&br&多面玲珑的政客、忠烈殉节的士人和流离彷徨的文人。&br&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有机会，下次再答。
谢邀， 这题太大，真不好答。一般认为，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北京占皇宫、朱由检殉国即可被视作明国覆灭；而后来的南明，未必能被认为是明朝的苟延，或者说存在争议。我个人认为，清只不过是【取代】了明而成为中国的新王朝，而直接【灭亡】明朝的是谁，还真不…
&b&&u&我认为明朝的兴衰是不可逆的，具体到转折点，我认为是在库银用光后全国范围内首次出现的严重灾荒。&/u&&/b&&br&&br&《全球通史》有一段关于中国王朝兴衰的解释，原文在最下方，大体意思如下：&br&&u&王朝第一阶段&/u&：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导致人口增长与生产规模扩大，使得百姓收入增加、国库充实。&br&&u&王朝第二阶段&/u&：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br&&u&王朝第三阶段&/u&：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的成分 - 自耕农的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越来越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越多，政府的岁入越少，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也会日益增加。&b&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b&&b&岁入下降&/b&，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br&&br&以上是大视角的分析。&br&&br&从民众角度看：&br&王朝第一阶段： 旧地主被破坏，新地主（除了几个新王侯）尚未形成，大部分农民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积极性高，偶尔闹个小灾荒朝廷由于国库充盈也可减免当年的税赋甚至给灾区农民补助，农民们在灾荒年间得以保存自己的土地继续积极耕作。&br&王朝第二阶段：“好战”的皇帝出现。驱除鞑虏，大兴土木，万国来朝，国库能花的钱都花完了。灾荒年到来，国家因财政困难无法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救助。灾区人民因灾荒吃不饱饭交不上税，只能去找当地有能力减免他们税赋的人帮忙，比如政府人员的亲信。这些“有能力”减免农民税赋的地方关系户当然不会无偿帮忙，一般的条件是“你把你的土地卖给我吧，这样你今年就有钱把土地税交上去了，而且我以后还是会把这块土地租给你，你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干活，只要你给我每年按时交租金就行”。卖了地的农民就这样失去了自由身，那些拿到农民土地再租给农民的人就成了地主。&br&王朝第三个阶段：为了填补各种原因造成的财政亏空，政府不得不提高赋税，结果是更多的农民交不起税不得不将土地卖给地主，地主在地方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少地主逐渐开始有能力用钱买通地方官员让政府少报/瞒报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与人口，开启了大规模无休止的腐败。而政府由于收不到税，只能继续提高已有赋税-&更多农民因交不起税向地主寻求帮助-&地主得到更多土地-&腐败加剧-&。。。。。。（N次恶性循环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基本都是以农民争取耕种土地为目的进行的。如：天王的”天朝田亩制度“，太祖的”打土豪分田地“）&br&&br&这三个阶段加在一起的周期大概是200-300年。&br&&br&&b&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朝代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汉，唐，明，清）&/b&&br&&br&汉&br&1.开国休养生息，国库充盈 “文景之治”&br&2.好战的皇帝（汉武）出现，基本掏光了国库。&br&3.地主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自由身 -&黄巾起义&br&另：汉朝之所以延续了400多年，是由于中间“奸臣”王莽的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把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使得许多农民重新获得了之前被地主买走土地，也因此得罪了利益集团。东汉实际上算是重新进行了一次“三个阶段”&br&另，黄巾军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展，本质还是由于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产生的。&br&wiki上对黄巾起义的社会背景描述：&br&&i&“&b&东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开始大量显示出来。&/b&政治上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b&经济上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地不断壮大&/b&，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也不断发展，&b&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b&，人民负担沉重，苦难日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i&&br&&br&唐&br&1.开国休养生息，国库充盈 “贞观之治”&br&2.好战的皇帝（玄宗，或是太宗+玄宗）出现，基本掏光了国库。&br&3.地主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自由身 -&黄巢之乱&br&&br&清&br&1.开国休养生息，国库充盈 “康乾盛世”&br&2.好战的皇帝（乾隆）出现，基本掏光了国库。&br&3.地主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自由身 -&太平天国&br&另：清朝在太平天国后没有灭亡是因为正好赶上西方入侵从而成功的将广大人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传化为人民与侵略者的矛盾（义和团）。&br&&br&具体到明朝：&br&1.开国休养生息，国库充盈 “洪武之治”&br&2.好战的皇帝（永乐）出现，基本掏光了国库 （靖难之役，迁都北京，五征漠北，六下西洋，永乐大典，南征安南）&br&3.地主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自由身 -&李闯&br&关于明朝的第三阶段，知乎上已经有篇非常精彩的文章：&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如果张居正改革不被反攻倒算，明朝能撑得过1644么？&/a&感谢作者提供的信息与思路。&br&&br&另：科技/文化发展与朝廷衰落并无直接联系。历史保存下来的许多中国的科技成果/文学作品都是由地主阶级创造的，而地主阶级一般是在王朝中后期行程规模的（东林党）。&br&&br&--------------------------------&br&以下摘自《全球通史》：&br&&i&“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i&&br&&i&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i&&br&&i&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i&&br&&i&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i&&br&&i&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i&&br&&i&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i&&br&&i&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i&&br&&i&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i&&br&&i&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i&&br&&i&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i&&br&&i&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i&&br&&i&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i&&br&&i&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i&&br&&i&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i&&br&&i&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i&&br&&i&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i&&br&&i&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i&&br&&i&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i&&br&&i&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i&&br&&i&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i&
我认为明朝的兴衰是不可逆的，具体到转折点，我认为是在库银用光后全国范围内首次出现的严重灾荒。 《全球通史》有一段关于中国王朝兴衰的解释，原文在最下方，大体意思如下： 王朝第一阶段：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导致人口增长与生产规模扩大，使得百姓收入增…
转一篇文章，正巧最近在看相关资料。&br&&br&&a href=&///?target=http%3A///p/&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北京城被破时崇祯究竟有多少银子&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刘海会一起学明史的时候看了电视剧《江山风雨情》。剧中说北京城破之际崇祯是非常贫穷的，国库干涸，内宫的珍宝都被充了军费。我们都是笃信不疑。而一次在书店翻看晁中辰写的《崇祯大传》时说崇祯时一个非常喜欢敛财的皇帝，北京被破时有内帑千万余两。感觉2个说法差距很大，所以想查一些文章看看。先看到了这些：发现这据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然后其他就非常复杂。一次有幸搜索到了下面这篇文章，其中比较多引用的是黄仁宇的作品，觉得非常好，希望能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br&&br&&b&一、前言&/b&&br&&br&崇祯内帑，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很多历史论坛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出来大吵一番。辩论双方都掌握了不少证据，都认为自己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就是说服不了对方，争论来去，最终不了了之，继续各持己见。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让看的人很是不甘。&br&&br&本文试图对“崇祯内帑”进行全面分析，主要参考了黄仁宇有关明代经济史的著作、《明史研究论丛》、梁方仲的明代经济论文等等我所能搜集到的所有相关资料和相关讨论的帖子。&br&&br&本文除了希望对传说中崇祯内帑真伪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外，最重要的是希望提出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分析方法，用这种分析方法得出来的判断，既能够符合现有的大多数史料，又能够解释史料中相悖的地方（当然，该存疑的还得存疑）。这种方法能够大致涵盖不同人的不同考虑，而且从来源人、来源数据去分析史料的准确性，并且可以任意提出疑问，绝不回避不利自己推论的资料。&br&&br&只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方法上，才能得出有相当程度可信的判断。因为可靠的史料和分析都能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如果未来出现新的证据，更可以将之融入进来，为进一步证实判断或者推翻判断做好准备，直到最终结论的出现。&br&&br&&b&二、分析思路&/b&&br&&br&崇祯内帑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明朝末年崇祯的内帑是否有如传言中的多？如果没有，又是否如崇祯自己所说的内库全然空虚？或者崇祯内帑虽然有一些，但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br&&br&对此，我们从两方面进行分析。&br&&br&第一方面，我们不妨假设，崇祯内库如果有相当数量的白银，比如说是上千万两，那么这些白银必定有来源，也一定会有去向。这笔白银决不会凭空而来，又凭空消失。我们只要从白银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追踪，多多少少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br&&br&有关崇祯内帑的主要来源，大致可能是以下几点或者综合作用：&br&1、明代历朝皇帝遗留，尤其是万历皇帝遗留;&br&2、魏忠贤抄没的家产；&br&3、崇祯当政时搜刮；&br&&br&有关崇祯内帑的主要去向，大致可能是以下几点或者综合作用：&br&1、李自成取得并运往陕西&br&2、清军接管&br&&br&第二方面，关于崇祯内帑，不少当事人都有过记载，我们可以对当事人及其记载进行分析，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是否有了解崇祯内帑的背景？他们是否亲眼所见？他们的说法是否可以成为可靠的证据？以此来做一个基本判断。&br&&br&&b&三、来源与去向&/b&&br&&br&我们首先对崇祯内帑可能的来源做出分析。&br&&br&来看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来源于万历皇帝的遗留。&br&&br&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一般来说，皇帝的私人收入主要来自于每年一百万两的金花银，但每年需要从金花银中额定支出大约二十万两给京师的武将作为俸禄，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皇室开销。皇帝真正到手的银子并不多。&br&&br&当然，万历初期，是张居正当政的十年，当时国内国外政治稳定，没有军事行动，国库充盈，明政府就有上千万两白银的库存，于是贪婪的万历皇帝从户部将国库资金调为己用，使自己的个人岁收入接近一百万两白银，并且派遣大量宦官下到地方直接收取矿税，使得个人岁收入再增加二十万两白银。&br&&br&万历皇帝当政四十多年，可以想象其收藏之丰。&br&&br&然而，万历皇帝虽然在国家事务的使用上十分吝啬，但对于自己的开销却非常浪费。史料表明，万历皇帝为自己的陵墓修筑，为自己的宠幸所花费的金额，为公主们的婚礼开支都非常巨大。&br&&br&最终，万历皇帝留给子孙后代的，只有大概700万两白银。&br&&br&正如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所写：当他（万历皇帝）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r/& 在《明史》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br&&br&显然，光宗和熹宗对于聚敛财富并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万历的巨额存留在交到崇祯手中之前，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br&&br&更何况天启皇帝时期，魏忠贤可能盗窃了万历皇帝剩下来的最后财产，《崇祯遗录》说其于“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br&&br&由此可见，所谓崇祯内帑，绝不可能来自万历皇帝的遗留。&br&&br&那么，崇祯的巨额内帑是否可能得自于魏忠贤抄没的家产呢？有关这点，历史并无记载，崇祯皇帝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个数字。&br&&br&只有《明史樊维城传》一句提到，（魏）“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br&&br&仔细计算起来，数倍崇祯初年的九边之饷，定是千万两白银之巨。&br&&br&但樊维城的说法是否可靠呢？为什么其他的大臣并没有提及这个数字呢？为什么从没看见廷议时在讨论边饷危机时打这笔钱的主意呢？&br&&br&何况熹宗时期，内帑已经开始补贴明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朝臣们都盯着这笔钱，魏忠贤能从中盗取多少呢？&br&&br&魏忠贤是红极一时的宦官，无疑他也是贪官，但他的贪污有多大规模，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他的家产超过上千万两白银。&br&&br&当然，此点尚需存疑，我们以下再进行详细分析。&br&&br&崇祯内帑来源的最后一个可能性，是崇祯当政时期搜刮的吗？&br&&br&这一点似乎可以和万历皇帝来做个对比。&br&&br&皇帝的私人收入只有金花银，金花银要给京中的武将发工资，所剩下来的不多。我们知道，万历皇帝是个贪婪的皇帝，他敛财的办法一是从国库拨款，二是派宦官去征税。这两点虽然非常成功，但也饱受批评，万历皇帝的这类行为都如实写在了史书中。&br&&br&同理，崇祯虽然可以采用万历的敛财办法，却逃不过历史的记载。&br&&br&崇祯时期不比万历时期的国家环境，万历初期国家政治稳定，没有外部军事行动，加上张居正的改革，积累了大量财富，还可以任由万历的胡闹。而崇祯继位之初，国家早就财政破产，收支严重不平衡，户部焦头烂额，面对建州的咄咄必然，接踵而来的流寇、大灾荒，从来不得一刻安定。崇祯手头上一点内帑，也不知道多少人打主意，得不断的拨出去应付紧急情况下的军事开销，以防止敌人兵临城下。&br&&br&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崇祯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敛财，还能把所有历史记录都改写，瞒过天下人吗？即便是至尊无上的皇帝，也是做不到的。&br&&br&崇祯时期，三饷征收最高时期岁收入达2100万两白银，按理崇祯应该比祖先更有机会获得其中的财富。但2100万两只是纸面上的预算，实际征收到的或许不到60%，黄仁宇分析认为是明政府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却没有藏富于民，大量利润被官吏和土绅瓜分，农民仍然只有温饱。而明末政府的加税政策，一方面将农民逼到了绝路上，一方面也触犯了官吏和土绅阶层的利益，总之收税受到阻挠和抵制，其时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对此也无计可施。何况相对无底洞般的军事支出，三饷都解决不了问题，崇祯也没有机会来据为己有。&br&&br&因此上，可以推断“巨额崇祯内帑”似乎有些来历不明。&br&&br&接下来，我们看看崇祯内帑的去向。&br&&br&最早将崇祯内帑“真相”曝光的是在李自成入京时期。几位曾经的明朝官员，在大顺军占领北京城后沦为阶下囚，他们听闻到一些消息，有大量白银从北京运送到了陕西，而这些白银来自于崇祯库藏，是万历时期遗留下来的。&br&&br&抛开这个传言不论，这上千万两白银最后到哪里去了呢？一种可能性是运到了李自成的根据地——陕西，另一种可能性是被追击的清军截获。&br&&br&如果事实是第一种可能，那么这些白银只有从北京运出的传言，却从此没有了下文。或者被李自成藏了起来，或者被抛入了黄河，总之上千万两白银就此了无音讯。&br&&br&李自成于1644年3月攻占了北京城，42天后清军接管了北京城，随后清军一路追击，大顺军节节败退，不时遭遇到已征服地区的叛乱，1645年初李自成竟然丢失了陕西。&br&&br&这么短的时间内，李自成还是把千万两白银从北京运到陕西，藏好，保密工作做得至今还无人知晓，也太神奇了。&br&&br&至于抛入黄河，似乎过于牵强，溃军之下，岂有如此军纪，执行的士兵怎会如此老实？&br&&br&如果事实是第二种可能，也不无道理。清军确实有过接受李自成弃金的纪录，但没有上千万两白银。&br&&br&而且李自成除了可能获得崇祯内帑外，他大肆搜刮北京城的收益也很多，没有证据表明李自成的弃金一定都来自于崇祯内帑。&br&&br&如果清军从大顺军处截获了大量白银，清方似乎没有隐瞒真相的必要，来源于贼而用于民，怎么也说得过去。&br&&br&此外，也没有听说过曾经投降李自成又投降清军的明臣对这笔巨额资金提出任何建议，按理说既然在监狱里的明臣都可以收到崇祯内帑消息，已经归降的大顺的明臣更应该知道李自成运金的情况，上千批马或者骡组成运输队伍，速度一定快不了，只要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这笔对任何一方势力都极为重要的财富就可以落入清方之手，怎么会没听到过任何讨论或者建议呢？&br&&br&因此上，可以看到“巨额崇祯内帑”又有些去向不明。&br&&br&总的来说，崇祯内帑如果有上千万两的白银，这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关注的对象，无论来源和去向情况都非常不明，直接的证据非常少。&br&&br&&b&四、证据和记录&/b&&br&&br&&i&1、《康熙实录》的记载&/i&&br&&br&康熙帝曾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br&&br&这段记载来自《康熙实录》。康熙帝虽不是亲眼所见，但他消息来源应该还是可靠的。这段记录提供了两点重要的信息，一是内帑遗金起码有二百万金，而是内帑遗金来源于万历年间。&br&从记载的真实性分析，李自成迅速占领了北京，接收了崇祯内帑，在山海关战役之前，战事一直都很顺利，根本不会打算放弃北京城，也不用急于转移财产。尤其是相对搜刮北京的财富、讨伐吴三桂、称帝建制这些重要的工作来说，将大笔资源投入到运输资金上完全没有必要。而山海关战役之后，大顺军惨败，面对清兵的尾随追击，才有了携款潜逃的念头，只不过那个时候，能逃命尚且不易，在中途将携带巨额金银丢下，也是合情合理的。&br&&br&不过，以上记载并没有告诉我们，崇祯内帑的全部数量有多少？大顺军到底搜刮了多少，丢失了多少，带走了多少？&br&&br&总的来说，这个数字是满足“崇祯内帑确实有一定的数量，但绝没有上千万两白银这么多”这个推断的。&br&&br&&i&2、《甲申纪事》的记载&/i&&br&&br&《甲申纪事》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br&&br&《甲申纪事》又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br&&br&《甲申纪事》是赵士锦所写。崇祯十七年（1644年），赵士锦以工部员外郎的官衔管理节慎库，节慎库为工部矿银的收入仓库，主要提供宫廷使用。&br&&br&1644年，农民军攻占北京后，赵士锦不降被俘，不久逃回江南，并写了这部《甲申纪事》。&br&&br&和赵士锦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提到：“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br&&br&这段内容差不多，放在一起分析。&br&&br&赵士锦和杨士聪的记载是支持“内帑有千万两白银”之结论的。他们都是朝廷官员，赵士锦更任工部库存官员，可算专业人士，事发当时他们又在北京城，这个说法确实非常权威。&br&&br&然而仔细考究起来，他们当时虽在京城，却被大顺军囚禁，无法亲眼目睹。他们的记载，尤其最重要的部分，都是道听途说来的。&br&&br&他们虽是朝廷官员，但事先显然对崇祯内帑毫不知情，其实岂止他们一无所知，明末所有的朝廷官员都不清楚，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之前，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崇祯内帑的数量，任何廷议没有提过，任何请发内帑的奏章也没提过内帑总量有多少。&br&&br&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三千万两白银的说法才为天下所知。这其中是不是有蹊跷呢？为什么文中记载李自成运往陕西的白银来自于内帑而不是来自于大顺从京城官员富豪那里敲诈勒索来的金银呢？&br&关于以上疑点，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李自成掠金来自于崇祯内帑的说法，是大顺军自己造的谣。&br&&br&大顺军在北京城的劫掠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无论传入人耳，还是记载于史书，都是不妥的。但将之传播为崇祯巨额内帑，则是一举两得。明末三饷早已臭名昭著，而今又发现崇祯收藏的大量财富，更让人痛恨明政府，为大顺王朝的顺利统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此，明人也产生了怀疑，并且予以澄清。&br&&br&谈迁就针对以上疑点做出了这种解释，《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br&&br&《恸余杂记》也支持谈迁的说法：“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br&&br&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br&不管事实是不是李自成造的谣，这个可能性不能轻易排除，何况，“天下闻而惑之”，可见当时这个说法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br&&br&另外，反对“内帑有千万两白银”之说法的，也有很多记录，权威性并不亚于《甲申纪事》。特录如下：&br&《平寇志》：“（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br&&br&《崇祯遗录》记载，时任锦衣卫佥事的王世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br&&br&因此上，对于《甲申纪事》的说法，我们是需要抱着怀疑态度的。&br&&br&&i&3、《明季北略》的记载&/i&&br&&br&这个记载没什么好说的，文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br&&br&《明季北略》的记载：“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br&&br&随后，计六奇又写道：“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br&&br&虽然作者在书中否认了传言，但没想到传言却因为这本书而传得更加广泛了，很多人毫不犹豫地引用了前面那段话，却从来没有打算读完后面几句（惭愧的是，我曾经也是这样引用的）。&br&&br&这段记载反映了“三千七百万”的说法在明末清初已经盛传开来，今天的人都这么容易相信，当时的人或者更容易相信吧，加上以讹传讹，很多所谓言之凿凿的记载说不定也是这样听来的。&br&&br&&b&五、疑点和释疑&/b&&br&&br&&i&1、崇祯皇帝的内帑收支是否无证可查呢？&/i&&br&&br&在明清史的记载中，不少大贪官，比如刘瑾、和绅等人抄没时候的家产，相当于国家一年甚至多年的收入，身为皇帝，不是比他们更有条件搜刮到这些资金吗？&br&&br&然而，皇帝之收入毕竟不同官员之收入。&br&&br&其一，凡贪官之搜刮，无非是以权势牺牲国家利益交换到个人利益，但对于皇帝来说，国家利益才是他最大的利益，皇帝本身没有任何理由出卖自己的最终利益。&br&其二，皇帝有的是正当理由来收取税金以提供自己的个人开销，并无必要走隐秘的渠道。&br&其三，皇帝个人收入的执行只有通过文官系统和宦官系统来运作，如果走文官系统来收取税金，必然受到文官的严重阻挠，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毫无理由的提高国家税率，何况这样的操作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br&&br&如果走宦官系统，虽然可以避免收入数字的公开，但宦官系统同样以公开的名目征收税金，因为恣意扰民，又影响了正常的税收，同样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而且也根本无法隐瞒。&br&&br&&i&2、魏忠贤家产的简略分析&/i&&br&&br&魏忠贤抄没的家产涉及到崇祯内帑的数量，却又没有直接证据，这个疑点我们只好通过明代中后期被抄没的权臣家产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比较。&br&&br&这里选择的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冯保、严嵩、严世蕃、刘瑾。&br&&br&明神宗初期的张居正也是权臣，抄家后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在此稍前，张居正的盟友冯保抄没家产折合大约白银百万余两。&br&&br&而继续往前追溯，世宗时期的严嵩，被抄没的家产为“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万两，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严世蕃的家产，“追赃二百万两”。&br&&br&从以上几位权臣家产来看，魏忠贤的家产在百万两左右应该比较可信。&br&&br&惟有更之前，武宗时期的刘瑾，抄没家产十分惊人，有三组数字，第一组是说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　第二组是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第三组是“金银累数百万”。&br&即使采信第二组数字，魏忠贤的家产也有可能达到上千万两白银。&br&&br&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手头上的资料推翻第一组和第二组数字。&br&&br&中国的白银在元朝时期就大量流向中亚，明初时期国内白银存量非常少。黄仁宇书中提到，彭信威引用一份十七世纪的资料指出，一直到明朝灭亡，民众手上仅有250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还包括银器和银首饰，实际在流通领域中的大概为60%。&br&&br&这明末全国的25000万两白银，其中有10000万两大概是由海外流入。当然，国内也有产银，不过产量极低，平均每年5、6万两。&br&&br&海外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美洲和日本，秘鲁银矿开采于1550年代，墨西哥银矿略晚，日本于1540年大量开发，但繁盛是在1567年明廷开海禁之后。&br&&br&而刘瑾被抄家的时间，是在1510年。当时明代全国仅有15000万两白银，处于流通领域的仅为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