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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了一个女的才恢复，但是技能还能用，好像叫逍遥什么的，刚开始在游戏里的技能在现实世界用了出来但是不受控制，在游戏里能自己领悟技能求一本网游小说，主角是个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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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高士庆
总经理：樊国红
董秘：许轼
公司网址：.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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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那些人：政客和刺客
书名：晚清民国那些人
作者：耿立 著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内容简介
　　原以为晚清遗仆只充当忠义的填充物，原来进退间也有苍凉默然，原以为政客刺客代表了对立的立场，却忘了身份转换是人的属性，原以为流血是革命者高歌的唱词，却忽略了那调中暗藏的无奈，原以为历史如此不堪，却在茫然中透着人性与智性的微光&&《晚晴民国那些人》涉及了清末民初间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从政客慈禧到遗臣梁鼎芬，有刺客汪精卫也有革命者林觉民，谈学者王国维也谈文士章太炎，细处起笔，慈悲落墨，在幽微处，发掘出一段历史不为人细看的侧面。
　　作者简介
　　耿立：原名石耿立，1965年生，山东鄄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和学术著作，钟爱散文创作，散文作品连续七年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的"21世纪年度散文选"，是国内较有影响的青年散文家。
　　书摘正文：
　　序：你说，世界会好吗？
　　我觉得梁漱溟的眼睛，是最能表现出他的内心孤傲。他的眼睛是那么地射出冷凛的寒光，好像要刺穿你的污浊和卑微。他晚年的那副照片，最抓人的就是他的眼睛。
　　当看到友人冯友兰等一批御用文人起劲批判孔子的时候，人们让梁漱溟表态批孔子，梁漱溟是掷地有声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批孔子的事上，寸土不让。
　　当他触怒最高领袖，给最高领袖要雅量的时候，我们领略了他在精神上的坚贞与不屈服。当权利和压力使知识分子溃败使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他照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软骨，那软骨成了景深，愈加映出他的珍罕和独异。但我想的是，在粱济老人跳湖前，粱济老人问儿子梁漱溟这世界会好么，那时梁济老人的眼睛，是期待还是迷茫？是悲悯还是疑惑？
　　梁漱溟那时的眼睛也许充满的是期待，他脆声应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世界真的是这样么？按着人良善愿望的轨迹行进？百年来，把希望寄托于明天的乌托邦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出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剧，把未知的明天装扮成鲜花编野，充满歌声，这样的的话与许诺，有一种浪漫诗意的激情，最容易俘获人的内心。古老的土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直上，大家都相信明天一定有个天国能在这片土地上矗立，在辛亥革命后，好像一切的中国问题，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明天就像神话，于是巴黎大革命与俄国革命浪漫的激情和血与火就变得多么令人神往，天堂好像只是一步之遥。但顾准却这样说"这股力量之所以强有力，一方面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天国是在天上，正如虹霓在天上，大地怎可能矗立天堂？卡尔&波普说"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
　　是的，把希望寄寓明朝，有时是最大的瞒和骗，神话乌托邦，把唯美主义发展到极权这样的伤痛不可枚数。乌托邦的最大危害，就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政治乌托邦的人们，更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而不惜彻底砸烂和粉碎一个现存的旧世界。
　　这些伤痛在中国比别的国家感受更深，"政治艺术家如阿基米德大声疾呼，为了用杠杆把世界撬离它的中心点，要在社会世界之外找到一个他能够立足的地方。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并不存在，而且在任何一种重建过程期间，这个社会世界必须连续不断地运转。这就是在社会工程方面拥有更多经验之前，我们为什么必须一点一点地改革它的各项制度的简单原因。"
　　那些心怀政治野心的所谓的先知和导师，往往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与无知，甚至迷信，许诺给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堂，好像虹霓就在家门口。口中的承诺如街头的打把势卖野药的贩子，口吐白沫来回倒手几次，那些围观的人成了他们手中被劫持的人质和戏耍的对象，或者是那些鸟头先知逸兴忽来，把自己那些虚妄的不切实际和浪漫想法把这些人质做成实验样本，也许是斧钺交加，大卸八块，血肉模糊。正是这些鬼画符把人骗上通往天堂的火车，谁知到站却成了地狱的站牌。天堂和地狱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啊。当我听到有人替那些人辩解说：愿望是好的，我的头皮就发麻，那是多些的累累白骨啊，就这样一句愿望是好的，就对付了么？
　　黄金国离地狱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这在鲁迅的冷眼里是十分清晰的。鲁迅是不相信所谓的未来的黄金世界的，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看看鲁迅之后的苏联和中国，鲁迅所言不虚。当人们对所在的现实有了种种不满，是最容易被"未来""明天"所蛊惑。"乌托邦社会"也好，"大同世界"也罢，这些鲁迅称之为的"黄金世界"，真的是善良的人所愿望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绝对完美、绝对和谐的理想社会么，那真是历史发展的顶端、社会发展的终结、人生发展的极致么？。但尖锐如鲁迅却反问："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还会有将"叛徒"处"死刑"的事情发生。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这就是叛徒必然被处死的原因，今天如此，明天依然。"曾经阔气"、"正在阔气"与"未曾阔气"这三种人的屁股决定脑袋，利益会时时冲突，"正在阔气"的掌权者，也一定会把"未曾阔气"因而要求"革新"的人，视为叛徒，而将其处以死刑。这样，鲁迅看到明天所谓美好许诺的虚幻，故而"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是我们在鲁迅的眼睛里看出的冷漠，这冷漠是因了受伤而锤炼而成的，那里满含的是悲悯是苦难，虽然他的环境是非人的，他却愿意在这里，我想到了《布施度》里的话"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在浊世颠到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
　　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是啊，晚年的梁漱溟的眼睛也是到了这个境界，他是一个从天真的人走来的，当时他满含着改造社会的理想，相信人人都可成为圣人，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注于社会伦理的思考和建设，这是一个虔诚的孔门圣徒，但我想梁漱溟的早年的眼睛，那是一种良善的光，一种热切的光。
　　后来，也许是石子和梁木在他的眼睛里留下了阴翳。那种阴翳成了一种一种挑战，我觉得也成为了一种养料，于是我们看到了梁漱溟透出冷凛的光的眼睛，他冷冷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打量着世界会好么？
　　第一章：辫子门
　　冯骥才有小说《神鞭》，写的是满清垂在男人脑后辫子的故事，冯骥才说： 辫子在我们的民族中是个有特殊意味的东西。辫子的始末、辫子的经历、辫子的悲剧，都包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辫子本身也是一种象征，可以从中挖掘许多思想再寄寓其中。冯骥才说鲁迅先生就在这上边做过文章，冯骥才以小说的形式有意截取从清兵入关必须留辫子，到民国初年必须剪辫子这一段辫子史；在这反复的巨变中，我们民族曾体现出多么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执拗，适应性与不适性；从中看到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像一架沉重的大车，每每翻越一座大山或陡坡时，它要多么艰难地与压在自己身上的负荷抗争，而又决不甘心停滞不前。冯骥才说我们的顽固性与奋进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一个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鲁迅先生在《头发的故事》中有句这样的对话："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头发就是头发，一到了中国人的身上就有了道道。鲁迅在《回忆藤野先生》里写中国留学生把头上的辫子梳的油光可鉴，盘旋在脑后如富士山，但在外国人和新派人士眼里却是愚昧的象征，当时清廷为约束留日学生,就派遣学监到日本监视学生,这时就发生了陈独秀用剪刀剪掉学监姚昱的轰动事件，姚昱为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监,经常向清廷告密学生压制学生。陈独秀、邹容、张继等五人于夜晚潜入姚昱住室,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其辫子从辫根齐刷刷地被陈独秀剪去。当天夜里,他们便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辫"。
　　那时的留学生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被视之为"汉奸"。陈独秀等人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鲁迅当时正在日本，也应该知晓此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一定会告诉鲁迅的，也许这是鲁迅创作《头发的故事》诱因之一.人有毛发长在头顶或者人的其他部位，是自然和正常的现象，头发是自己脑袋上长的，自己有权处置，可以烫可以染，可黑可白，但是也许因为头发长在脑袋上的缘故，高踞头顶，稍有风吹草动，就引动观瞻，于是那脑袋的部位就成了做文章的空间，中国古代人把头发看得很重，地位与血液不相上下，因此有所谓"髡"刑，为五刑（墨、劓、宫、刖、髡）之一，把犯人的头发剃掉，算是给他一个沉重的惩罚。轻于"髡"刑的称为"耐"刑，内容是剃去受刑者的两鬓和胡须。剃去头发胡子，肉体上好像并不痛苦，但给予受刑者精神上重大的打击，使他元气大伤，并且使之显得非常之坏，与众不同。民俗学者江绍原在《发须爪》中说："至于发须呢，如我们曾说明，它们尤其是人身的精华，几乎与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占同样重要的地位。罪人饶他一死也可，他的毛发，却必须除尽——岂但光脸秃头可供众人的玩赏，主要的真正的目的，在伤他的魂，这似乎是换个法子取他的命&&它们的效果虽不得与枭首寸磔相提并论，然就动机而说，许同是古人穷凶极恶的心理的表现。"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
　　杨绛先生有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记载了她被剃阴阳头的荒诞遭遇，女造反派用锋利的剃头推子，把她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而她戴着假发硬挤公共汽车却售票员一眼识破，赶下汽车，真发惹祸，假发也惹祸。
　　这脑袋上长出的纤维状的物质，有时长短黑白红绿，编辫子剪发剃光头，就有了某种意味的象征，成了一种符号，孔夫子云："微管夷吾，吾其披发左衽矣。"后来辜鸿铭又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古代确实是注重头发，而今人虽然随便剪发，但头发里也一样藏着文化，藏着历史，藏着哲学藏着审美，藏着反叛，冯骥才的小说《神鞭》由器悟道，说男人脑后垂着的纤维物质兴许就藏着一部中国历史，《神鞭》所写时代与《阿Q正传》相差不多，在未庄农民阿Q为剪不剪辫子，造不造反而犹疑苦恼时，辫子在傻二那里却成了神出鬼没、所向无敌的"神鞭"。因为"辫子功"连连击败日本武士等洋鬼子，大壮其国威民气，所以"义和团"把"神鞭"作为对抗八国联军的"国宝"而加以膜拜推崇。凭一条辫子要去对抗洋枪洋炮，其行状不免滑稽可笑；但荒诞不经的故事以及"神鞭"的失魂落魄，还是相当逼真地剖析了民族传统惰性积淀的根深蒂固。
　　其实如果没有辫子这档事，历史会少了许多血泪，少了许多的冲突，也少了许多的热闹，明末满人入关了，入主中原，不能任头发在脑袋上不管，非得兴"前剃后辫"的规矩不可，李白的那种"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只能是活在唐诗里，让清代的文人艳羡；老头皮犟不过斧钺，你的脖子应还是兵器硬？割头如割发，那可不是割韭菜，于是汉人脑袋后的辫子便拖定了。辫子虽小，意义却不可小觑。所以有鲁迅这样说："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但辫子也一样惹祸，当太平军兴的时候，鲁迅还是拿头发上说事，"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最后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辫子的存亡一样上升到吓人的高度；而现在头发终于属于个人 的事，有些男性艺术家常以辫子招摇，也是行为艺术的意境。
　　朝鲜的《李朝实录》。据说，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的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在当时，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当年宁死不留辫子的人，和后来宁死不剪辫子的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群人。所不同的，一个是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是二百多年以后罢了。面对油浸浸的大辫子，他们的选择是如此的不同啊。被制度化或者说格式化了的人生，怎么说都是一种悲剧吧，我想起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监狱不仅囚禁了其他犯人的肉体，也囚禁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已经成了监狱的一部分，和它融为一体了。在肖申克监狱待了半个世纪的布鲁克就是他们的代表，肖申克监狱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在这个由高高的围墙凶悍的狱警主宰的小天地里，布鲁克的大半生都在这生活着，习惯了不去希望，失去了希望的能力，甚至对自由产生了恐惧。所以当布鲁克获得假释能够出狱时，他却想以杀死狱友希武德的方式留下来。出狱后难以适应自由的世界，寝食难安，就像被投入了新的监狱。自由反到成了布鲁克的监狱！！这就是人的异化！
　　当音乐声飞扬于肖申克监狱上空时，所有的犯人都被美妙的音乐吸引了，"我想那是非笔墨可以形容的美境&&就像一只美丽的飞鸟，飞进了灰色的鸟笼，让这些围墙消失了，令铁窗中的所有犯人感到一刻的自由。"瑞德这段心灵独白，表明犯人们并没有彻底麻木到像肖申克监狱一样的程度，当音乐声响彻天空，犯人们心灵中压抑着的那点对自由的渴望就被唤醒了。相比之下，狱警和典狱长这时候表现出来的狰狞面目变得更加可恶，他们麻木的更厉害，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异化得和这座监狱一样冰冷。这就是环境塑造的结果。人性就是在这种非人道的规则控制的环境中慢慢失去其基本的良知的。
　　布鲁克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有一天，他不幸身陷大狱。在监狱里，他经历了最暴躁的阶段，最后，也像其他人那样开始学着适应监狱的生活。但是，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出狱的布鲁克在外面的自由世界里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苦苦挣扎与徘徊之后，他把自己吊死了。死之前，他在墙上刻下了字迹，告诉别人：制度之墙是不可逾越的。这让人想起当初监狱里一个黑人的话。那个叫瑞德的家伙告诉大家：布鲁克其实是不想走的，他最合适的出路就是老死在监狱里。这是因为：一个监狱里的布鲁克是有用的，甚至是体面的；而一个离开了监狱的布鲁克几乎一无是处。他，经历了漫长的四十年或者更多的岁月的打磨，已经被监狱里的生活给制度化了。而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早已经把人格式化了，人的脑袋后有个辫子，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我的老家山东是孔孟故土；鲁督周自齐特派宣传员于中华民国元年农历五月十七日（ 日）到所辖昌邑县宣传新政，劝导民众剪辫。第二天清晨即闻城隍庙钟声大震，群情激昂，有人鸣锣呼叫，有人喊"打"喊"杀"，而打杀的对象，竟然是"无辫之人"！从特派宣传员以下，殉难者二十七名。暴尸弃市，惨不忍睹。
　　打人杀人者为谁？是一群辫子痞子。虽然事后惩办了几个痞棍凶手，但是愚民群众的辫子却赖以长久保存下来。难道仅限于山东昌邑一地吗?非也。黄河流域、华北中原，从穷乡僻壤到名都大邑，"抗剪辫"之风比比皆是。看起来，一个格式化的人和民族一样，要是改变某些东西是多么困难啊，鲁迅说中国是一个连搬动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家。即使给了你身体的自由，那离灵魂的自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但我又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古装戏里看到，女人有时会自己剪发的，那就是剪下一缕作为爱情的信物送给她的爱人，这是女性表达刻骨铭心爱情的最好方式，比送手帕、鞋垫、领带之类都要震撼，这青丝是父母给的，而身体也是父母给的，我想这是一个暗示。
　　二人说章太炎先生狂，从不把人放在眼里，但他却单怕一人，这就是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清末时，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楚学报》，延聘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有一天，两人闲谈时，梁鼎芬说起维新派，问："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章太炎说："我就听说他想做素王，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帝王思想，人人都有，本不足怪，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这话在章太炎说来轻描淡写，在梁鼎芬听来却简直是十恶不赦，震得他张口结舌，许久才骇然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言！"当时就愤然作色，认定此人"心术不正"。而章太炎平时也毫不掩饰自己夷夏之防，排满论调，甚至对清朝历代皇帝直呼其名，更加让梁鼎芬难以忍受了。
　　《正学报》要出第一期，章太炎领命作文，洋洋洒洒，挥毫而就，不久一篇六万余言的《排满论》就抄呈于总办梁鼎芬面前。梁鼎芬不看则罢，一看怒不可遏，直气得一个劲大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急忙上轿，直奔总督衙门，要求将章太炎拿下治罪。幸好有人代为说情，而且章太炎也是张之洞自己请来的，所以张之洞只命梁鼎芬将章太炎即日逐出，理由是"时有欺君犯上之辞"。
　　梁鼎芬回去后将章太炎揪出，命轿夫将其按住，抽出短轿棍，狠狠打了一顿，扫地出门。此后，在一些辩论场合，口舌敌不过章太炎的人便总是掐准时机，在自己即将落败时立刻使出屡试不爽的撒手锏，喝一声"叫梁鼎芬来"，十有八九，章太炎会大惊失色，闭口噤声。
　　梁鼎芬，在晚清，是一卫道型的人，把忠君卫道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生是皇权的奴仆，死也是皇权的鬼奴仆，梁鼎芬生得头大身矮，须眉如戟，25岁便开早早地蓄须，满脸张扬大胡子，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若据其为人，则会认为其诗必多雄伟慷慨之辞，然词句却是婉约幽秀，如怨如慕，字字含情，句句蓄泪，笔端尽露婉约之风，清绝似不食人间烟火，人与文反差极大，有人形容为"其髯戟张，其言妩媚。"
　　曾读到梁鼎芬的书札，董桥说：因为是书信，不是面对面聊天，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界里，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于是格外机敏。
　　确实，梁鼎芬有雅兴，有一年冬，窗外雪飞如鹅羽，室内的梁鼎芬不禁想起了老友吴子修，于是，兴趣忽起，捉笔修书一封："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人说墨粉五彩，而信札氤氲的是静极而动，满纸的是情，是景，那一室枯寂怎禁得起那窗外的飞雪的逗引，足以让得信者，其身就道，慌忙中提一壶酒，携小童子，骑蹇驴，从两三里外，披斗篷，踏鹅羽，过小桥，到老友处，或围炉夜话或把酒赏梅，窗内有剪影，贴在窗棂，窗棂贴在雪天，宛然一幅飘逸的宋元的淡墨山水。
　　更妙的是梁鼎芬给缪荃孙的信中"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之句，想来得此书信的缪荃孙，也正在寒冬里如梁鼎芬一样枯寂静坐，忽得此信，展读"奉书"，真有"一室皆春气矣"的感觉！
　　而梁鼎芬的短笺："炖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这样的俏丽，使我想到我老家的羊头，在冬天，在汤锅，下面木柴噼啪，啃羊头满头油汗。
　　当然，诗意其表，骨子里梁鼎芬心存的是酬圣主，而其脑壳后的辫子也成了满清在梁鼎芬脑袋上昭示的圣物，恭之若神明。
　　有些事，对梁鼎芬来说，可以通达，大肚能容；而对辫子却不能一丝不敬。
　　人们说他的通达，常举他和龚夫人事。梁鼎芬是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文廷式是光绪十八年壬辰榜眼。梁鼎芬娶的龚姓才女有艳名，善倚声，是梁鼎芬乡试房师龚镇湘的侄女。他们婚后在京城的新居题名栖凤苑，小登科不到五六年中法战争爆发，梁鼎芬上奏章弹劾李鸿章卖国，清廷说他诬蔑重臣罚他降职五级，从七品翰林编修降到九品太常寺司乐。梁鼎芬一气辞官到镇江焦山海西庵闭门读书，把漂亮的夫人龚氏托给文廷式照顾，文廷式是个正常的男人，没过多久，他就与龚氏有染，上演了"朋友妻不客气"。后来，两人干脆回文的老家江西同居去了，梁鼎芬听说后只是一笑，竟由他们而去。
　　我在《古春风楼琐记》里看到梁鼎芬的洒脱：后来，文廷式死了，龚氏生活拮据，逢年过节，便乘轮溯江武昌找梁要钱；梁也很知趣，便预备好一张银票三千两，放在怀里，等到太太轿到，他公服出迎，彼此行礼。
　　"花厅坐定，太太问：&老爷好。&
　　"老爷也回问：&太太好。&
　　"随把银票压在茶碗下，端茶送客，太太便把银票会心地收下，老爷便也恭送如仪。这种气度，真有他的！"
　　梁鼎芬名武昌之宅谓"食鱼斋"，用的是""的典故。他曾在宅中贴了一副自撰对联："零落雨中花，旧梦难寻栖凤宅；绸缪天下事，壮心销尽食鱼斋。"龚氏旧室曰："栖凤苑"。真可谓凤去楼空。从此联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往事不堪回首的落寞心情，梁鼎芬在两情关系上洒脱，但梁鼎芬对辫子却洒脱不起来。这要从他和端方的死说起，端方梁鼎芬意气相投，成为莫逆，端方任两湖总督，把梁鼎芬拉入官场，出任武昌知府。梁对端方感恩不尽。辛亥革命前，端方被朝廷派往四川，特命处理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
　　当四川因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端方率率兵前往成都准备弹压，行走途中，武昌枪声响了，形势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后，前方目的地成都此时已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的重庆也被革命党所占据，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据一位名叫陈文彬的士兵回忆说，他在随同端方进军成都时，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但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钱。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　在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的士兵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最后行馆中只剩下端方两兄弟。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之下，来向端方寻杀。端方说，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说，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端方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最后，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被割下来，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后来，南北和议成，端方无首灵柩也运抵武汉，准备下葬。的梁鼎芬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世载堂杂忆》有很好玩的描述，梁氏"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头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装束也。黎元洪时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驻武昌，闻之，一日坐都督府，饭后闲话，予亦在座，黎发言曰：&梁节庵（梁氏字星海，号节庵）终日戴风帽，怕人见其辫子，保护甚周，我预备在都督府请他过江宴会，将他辫子剪去，岂不甚善!&时兴国曹亚伯起立曰：&我一人愿了此勾当。&&&当夜，曹往汉口大旅社见梁曰：&先生太热，请去风帽，勿讲礼。&梁不应，后至者在梁后，揭去风帽，梁乃以两手紧掩辫发，又一人持剪动手，梁乃倒地，两手护发，以头触地板。又上二人各执其手，持剪者乃一剪而去其辫，再剪三剪，梁先生头上，已如牛山之濯濯矣。剪者呼啸而去，梁乃伏地号哭，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予亦门生之一，后至，见其坐拥风帽流泪。&&当夜梁即奔上火轮，乘船东去。"梁鼎芬回到上海，曾与湖南诗人王湘绮晤面，王氏于日记中写道，时有人问梁"截辫"事，"梁不欲答"，可见其隐痛之深。
　　梁氏与此次剪辫的谋主黎元洪实为故交，民国以前二人同在张之洞麾下，虽文武异途武昌一声枪响，各路豪杰乘时奋起，清廷顿成土崩瓦解之势，梁鼎芬给黎元洪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含泪带血："宋卿仁兄左右：鄙人客鄂十七年，屡与谈笑，知公抱有用之学，为有用之人，清苦简质，实所心敬，时于抱冰堂上指数将才，称公廉勇可倚，张文襄公深韪是言，以张统制资格在前，未及独当一面。文襄已矣，闻公时时追念，每为泣下&&宋卿忠孝人也，平日受父师之教，至于从军为军，官为大官，知有忠孝而已，何曾与彼党有一信纸往还，一人之交契，今日如此，非本心也&&天恩高厚，待宋卿不薄，今宋卿如此。张文襄公教忠教战，千辛万苦，成此一军，待宋卿不薄，今宋卿如此。更有一言，宋卿湖北人也，由前而观，天下人人皆曰，御侮强国者，湖北陆军也，由今而观，天下人人皆曰，今日背上殃民者，湖北陆军也，宋卿竟为之，念此安乎？&&今以湖北人杀湖北人，黄帝以来少见此事，宋卿创为之，念此安乎！武昌城内，旗人杀尽，闻某家子，手抱未周岁，不曾学话，亦杀之于菱湖旁，万国兵祸，无此惨状，宋卿知之乎？谓满洲为异种人，西洋各国独同种乎？何以于此则杀之唯恐不尽，于彼则待之唯恐不亲，媚人欺己，谄强凌弱，黄帝无此教，宋卿知之乎？&&嗟乎宋卿，忠孝人也，又豪杰士也，吾知宋卿此时必能率湖北子弟数千人来归朝廷以自白也，我皇上但有自责，不责宋卿也&&宋卿鉴吾此言，鉴吾此心，即请自致于湖北京官，达此忠忱于陛下，鼎芬亦必将宋卿平日忠爱与此回不得已之心，遍告于人人，宋卿岂无疑焉。如有不信，鄙人仅有一子，小名采胜，宋卿所知所见也，愿以此子送至武昌为质，奉劝宋卿速归，为大清国第一等忠臣，练兵强国，威名将略为天下冠，湖北声名为天下冠&&鼎芬久病不愈，痛念国势日蹙，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忽有此事，忧心如焚。又念与宋卿有十年之交，挥泪洒血，发此一电，泣告宋卿，如其信从鄙人，他日当扶病勉来武昌，同登奥略楼，拜张文襄祠，同宋卿饮酒赋诗，其许之乎？"
　　文章是梁鼎芬的当行，此电文写得动人心弦、惹人涕泪。但政治不是诗词歌赋，黎元洪不是梁鼎芬，他不会归服清廷。妄图以故交的资格，激发黎都督的"忠义之心"，使其速归，做"大清国第一等忠臣"。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表示，愿把儿子送到武昌作为人质。这样的信，让人想到高祖刘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其轻贱奚落儒生如此，而黎元洪遣人至汉口剪辫，有点奚落的意思在。
　　把辫子视为自己安身立命之物的梁鼎芬，为辫子哭泣，其实是一种固守的一种价值，辫子是满人奴役的象征，但梁鼎芬的坚守，也何尝不是一种值得我们敬仰的举止，有人奴役于身，更多的奴役于心，奴役于身的好处理掉，把辫子剪掉即可，但即使没有的辫子，没有了叩头跪拜，我们是否就拜托了奴役呢？
　　在给光绪修陵期间，梁鼎芬"南北奔驰，露宿风餐，不遑安处"。他把在梁各庄光绪帝停灵的暂安殿当成自己的宿舍，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天朝奠于梓宫前，风雨不改。那时，梁先生的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但每天每个工人都会在工地上看见他艰难地行走，他问长问短，每一个修陵细节都不放过。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了梁鼎芬的一件事：民国二年（1913年）冬，当时，按传统礼，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就是盖棺。在民国政府做官的许多前清人士都来易县梁各庄灵棚为前朝帝后致丧。
　　时任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很自觉，到了之后，就和手下们换上了清时衣冠。可有仍旧穿着民国礼服。梁鼎芬哭累了抬起头抹泪，一眼就看到有个奇装异服的人在人群中。他哆嗦着站起来，冲到那人面前，质问："你是哪国人？"
　　那人笑了笑："外交总长孙宝琦的便是，您不认识我了？"
　　梁鼎芬呸了一口："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你父亲孙诒经如果知道你这样，非得从棺材里爬出来不可！"孙宝琦尴尬地站在那，无言以对，这时梁鼎芬
　　怒吼起来"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要脸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光绪的崇陵建成后，梁鼎芬向宣统皇帝提出要种树，宣统拿不出钱来，梁鼎芬又跑到民国政府那里，政府实在没有钱。为此，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
　　他先是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两三百只陶瓷酒瓶运回西陵，到了冬天大雪纷飞时，他带着十几个人到崇陵宝城之上，将每个酒瓶都装满洁白的雪，然后塞好瓶口，封上红纸笺，上书"崇陵雪水"。
　　这些瓶子被他运回北京的住所，他写了一份公启，说明崇陵应栽树的理由。然后把北京城里的前清官员富绅的家庭住址打听清楚，之后，他就带着那份公启，领着人，用人力车载着雪水瓶，按照道路的远近和预定拜访人的先后次序，到他们的家中一一拜访。
　　然后就把此行之目的详细说一遍，并按照主人的财产劝其捐出多少钱来购买树种树秧，最后在簿子上记下对方捐资数额。
　　在梁鼎芬的卖雪水的努力下，崇陵绿化工程所需的资金终于落实，梁鼎芬以实际行动效忠了光绪皇帝。在崇陵种下第一棵树时，梁鼎芬还摄成图片，以志纪念。
　　拜谒皇陵是遗民们表达对先帝和先朝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而梁鼎芬不仅谒陵，更主动承担了守陵任务，这一守就是三年。在旧道德崩溃，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民初，梁氏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意，但梁鼎芬的高调曾引起人的非议，是说其人"好名""作伪"。
　　这时以遗老自命、先后谒崇陵11次的林琴南在一封书信中为梁氏辩护："梁节庵之为人，都下颇有谓之好名者。然节庵于我德宗皇帝奉移时，在梁格庄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数日，住在龟山对过小屋中，一人独居，近三四年，每日必诣陵下，且筹措万余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费。乃陵工告蒇，则奉其父母遗照于种树庐中，不携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即使为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眼中实未见其有此行伪到底者"。确实，这位古文大家的辩护是根植在道德的高地上说的，使人无法不得不正视梁鼎芬的爱故主不是虚的，当呼啦啦大厦倾，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责任，开始变色。但人各有性，那些在传统里得到的一些东西，已发酵成了一种在这些遗老们血液里喧哗的浓烈的道义，这是一种奶水的哺育，要舍弃是十分苦难的，也许，梁鼎芬在旷野中一人独自给光绪皇帝行礼的时候，祭奠的怕也是一种传统的失落吧。别人的物议是别人的事，也许是耳闻了关于自己"好名""作伪"的冷嘲，梁鼎芬留下了手书遗言："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文人留名，是要以文字作载体的，"勿留一字在世上"，这举止如卡夫卡，是对世间的拒绝还是绝望？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的前一个月，梁先生拖着又生出的一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人世，临死之顷，看着守护着自己的，梁鼎芬声细如丝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人心死尽，我辈不可死，尽一分算一分。"一个为时代潮流抛弃的人，他的"尽一分"在旁观者眼里，只能是悖谬可笑了。"我辈不可死"一语，这句话，有着怎样的文化担当？这是我思索的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也许梁鼎芬怕他们那一代人所代表的价值成了孤魂的鬼，但那时哪里有一股药汤能治这些所谓的文化托命人不死呢？
　　三民国了，突然要剪掉辫子，平头百姓们觉得身体不完整了，有点对不起父母有违孝道。民国初年，城门口把守的官兵手里拿着剪刀，凡腰间垂有辫子，官兵迎上"咔嚓"一剪刀。老百姓只能躲在家中不敢外出，乡下人也不敢贸然入城，那时城内的排泄物多数让乡下的百姓挑走，百姓不敢进城了，没了乡下人挑粪，一时全城臭烘烘，蔬菜进不了城，粮食进不了城，一家开门七件事一下子陷入停顿，市民们叫苦不迭，被强行剪辫子的百姓，则如丧考妣般要求将断辫赎回，带到家中压于箱底，死后入葬时可陪葬图完尸。
　　在紫禁城城里，溥仪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也动了剪辫之意。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后来，博仪请了一位英国教师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厌恶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溥仪听后顿觉男人留辫子，实在奇丑无比，于是命剃头太监将他的辫子剪去，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皇上"另请别人。溥仪见他吓得那个样子，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了下来。他这一举动开了紫禁城的风气，城内原来还保留着的一千多条辫子，一夜之间就全没影了，充任伴读的"御弟"溥杰、"御侄"毓崇等，也都借口"奉旨"剪去了辫子。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剪辫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说："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
　　现在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一条黑色长辫，据说那就是溥仪剪下来的辫子。
　　皇帝剪辫子那是皇帝的事，作为遗老的辜鸿铭先生仍然至死不渝地在脑后垂着辫子，如一只特立独行的古怪的精灵，英国小说家毛姆于１９２０年游历中国，并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过辜鸿铭，当时辜鸿铭已经63岁，毛姆笔下的辜鸿铭是一个好挖苦人的老头，"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著一条灰色的细长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的瘦，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像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裸处扎了起来。"
　　辫子在毛姆的笔下，是辜鸿铭一个明显的特征。
　　毛姆说：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说，传统的帝制，和孔教严格的教条。当他谈到那些刚刚从国外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们用他们满是亵渎的双手在无情在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眼里充满了悲愤。在毛姆和辜鸿铭谈话时，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偎依在已到暮年的辜鸿铭的身旁。小女孩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毛姆。辜鸿铭告诉毛姆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老人把女儿揽在怀里，边与她轻声谈话边亲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刚刚长及脚裸，一条长长的辨子坠在脑后。小女孩是在辛亥革命的当天出生的。
　　"我想她的出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辜鸿铭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只花朵。"
　　毛姆说从他书桌的抽屉里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钱递给小女孩，打发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 ，他一边用手缕著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辫子在辜鸿铭这里是一个象征，是一种在西方文化挤压下的特立独行，没有被格式化的"个"，而不是"群"，他不愿意做"群"的伟大，他要做处士横议，现在人提起辜鸿铭，人们对他的保守主义的印象最直接的就是辫子和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有趣的段子，他的辫子在民国的时候不像当今，很多的艺术家的脑后垂着，那是艺术是个性，在民国初年，那是顽固，民国时代有三条辫子最为有名，一是张勋二是王国维三是辜鸿铭。
　　辜鸿铭是脚踏中西文化两条船的人，他的辫子，确实是不合时宜，但他不是靠辫子和文化贩子和汉奸在西方来浪得名声，他的辫子犹如阿拉法特的头巾，是一种文化图腾。辜鸿铭是13岁的时候，带着父亲"不剪辫，不进教堂"的嘱咐，随义父布朗前往英国留学的，辜鸿铭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21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在欧洲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并学会九种语言。
　　辜鸿铭，清末民初人，系南洋马来亚侨民后裔，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他的父亲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总管，操一口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橡胶园主布朗先生没有子女，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从小就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回英国时，把年仅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记着，我们是中国人!孩子，不论你周围的是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或俄国人、法国人，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自己是个中国人！"最后，他的父亲又反复叮嘱了两件事情：
　　1．不加入耶稣教；
　　2．不能剪掉头上的辫子。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教导下，辜鸿铭从谣方的经典文学名著入手，以"苦读"和"死记硬背"的办法，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语言。辜鸿铭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游学了多个国家，接受了广泛而系统的西方教育，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十余年的留学生活使辜鸿铭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此时，辜鸿铭父母己辞世，为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入"的遗命，1880年，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
　　但辜鸿铭却醉心于古老的中华文化，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也许是爱屋及乌，辜鸿铭对传统中国的文化情有独钟，不但忠君尊王，而且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乃至纳妾缠足都举手致敬。可以说是寡人有疾，辜鸿铭对小脚有一种特出的爱恋，辜鸿铭氏有一套的足下美学理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
　　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小脚的上佳者要符合七个字：瘦、小、尖、弯、委、软、正。缠足在中国起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学界说法上下差了千年。较可信的看法是，南唐后主令他的嫔妃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做新月状，尔后穿上素袜在六尺高的金莲台上歌舞，"回旋有凌波之态"。事见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女子缠足通常从四五岁开始，其做法非常残忍：先将脚拇趾以外的四趾弯屈在足底，以白棉布条裹紧，固定脚型；尔后穿上尖头鞋，在家人挟持下行走。夜晚以针线密缝裹脚布，不使松脱。这样裹至七八岁时，再弯曲趾骨，使之成为弓形，并加强裹缠力度，一天紧似一天，务使其最后只能靠趾端的大拇趾行走。小脚要缠到合格，验收标准是"小、瘦、尖、弯、香、软、正"。实际上许多女子在被野蛮裹缠的过程中弄得皮肉溃烂、脓血淋漓，是很常见的事。还有许多由于溃烂而失去了小趾。
　　就是这人为致残的畸形残肢，却一度成为中国文人如痴如醉的嗜好，以致形成了一门品味鉴赏小脚的特殊学问——莲学！例如，莲学探讨的品莲方法就多达几十种，诸如：嗅、吸、舐、咬、吞、食、搔、捏、捻、承、索、脱、剥、缠、洗、剪、磨、拭、涂、暖、拥、扶、悬、肩、排、推、玩、弄&&之类。喜莲文人达于疯魔时，竟会脱下美妓的三寸金莲鞋，当作酒杯盛酒传盏，更多的是将金莲鞋、裹腿之类跟脚有关的东西留作藏品把玩。
　　说到底，中国文人为何对小脚如此迷恋？原因恐怕来自性幻想和性虐待交织起来的潜意识。从《采菲录》《葑菲闲谈》之类"莲学著作"中，可发现专家们的一些独到见解：一是认为，纤足足底的凹隙合成孔洞，可作"非法出精"（插入阴_茎）的工具。二是认为，纤足并含女人全身之美："如肌肤白腻，眉儿之弯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圆，口角之小，唇色之红，私处之秘，兼而有之，而气息亦胜腋下胯下香味。"辜鸿铭说："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流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美观。"（《采菲录》）
　　据此说来，女子缠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性交中使男子感觉阴道更紧，臀部更觉肥大性感。博古通今的辜鸿铭对小脚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士人的看法。他的辩说虽然在理，但这种亵玩的态度让人不敢苟同,对于男人来讲，女人就是玩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他丈夫的玩偶，可是她要是跟中国以前的女人相比，她会觉得生活在天堂里，根本不用愤而出走。
　　辜鸿铭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康有为送辜鸿铭的"知足常乐"横幅换得了知音的感觉，而辜鸿铭的妻子正是这样符合这样的审美标准：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常是无聊时，辜就让淑姑脱掉鞋子，把味道不好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他右手执笔，左手抚弄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娶缠足的夫人淑姑不到一年，又遇上了一段奇缘。日本姑娘吉田贞子寻找来中国经商的父母不 遇而沦落在武昌妓馆当帮佣。在青楼见到贞子，楚楚动人的日本姑娘的不幸遭遇引起了辜鸿铭侧隐之心，慨然以二百两白银为之赎身。又因为贞子离乡背井，无所依靠，便收留贞子到家安顿，以便打听贞子父母的消息。
　　贞子寻找父母没有着落，而在辜家，这位乖巧、恬静又温存的日本女子深受辜鸿铭夫妇的喜爱。大度的淑姑一手撮合，辜鸿铭纳贞子为妾。一妻一妾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家庭。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体现了中国唐宋文化的传统美德，与贞子十分相得。以至无贞子相伴便无法安眠。
　　辜鸿铭得意地说："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二佳人，一可催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辜鸿铭对淑姑和贞子十分体贴，有一段辜鸿铭赔礼认错的逸事被传为佳话。一次，贞子因思念父母，心情不好，几天都独自关在房里。辜鸿铭急了，一大早就准备了贞子喜欢吃的点心和洗脸水，侯在贞子房门外。贞子起来，打开房门，见辜鸿铭毕恭毕敬地立在房门外，吃了一惊："老爷，这么早，你在做什么？"辜鸿铭连忙递上选脸的毛巾，满脸堆笑地说："夫人，前几天都是我的错，请你能原谅我。"这样的家庭关系，自然是和睦融洽的了。
　　辜鸿铭立论："妾者，立女也。男人在外奔波，应该有个女子立于其旁，供累时休息扶手之用。"
　　有西方妇女对其诘难："一夫可以多妻，那么女子累时，为什么不可将手靠男士？"
　　辜鸿铭用诙谐的语言嘲讽："你见过小茶壶配4个茶杯，那有1个小茶杯配4个茶壶的。其理自明。"
　　辜鸿铭不仅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了。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地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 "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贞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哀伤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把这五个字作为他给这位爱妾一生的评价，并为贞子深情地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这首悼亡诗这样写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两年后，辜鸿铭均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贞子。"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儿女将生前一直相伴着他的那缕吉田贞子的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辜鸿铭认为"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的国家之花"，把妇女确定在一个很高的价值定位上。通过对中西方的理想女性进行比较，辜鸿铭得出"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辜鸿铭还概括出中国理想女性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即"端庄、温柔、幽闲"，这是其他民族的女性难以媲美的。辜鸿铭高度评价了妇女的价值，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辜鸿铭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与那些蔑视女性的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辜鸿铭在论及中国古代妇女对待纳妾制度的态度这一问题上，却是很值得分析和研究的。他认为，在纳妾问题上，中国妇女表现出绝对的"无私无我"心态"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此外，他还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理想妇女，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没有自我的活着。最著名的就是"壶一杯众"的理论："一把茶壶配四只杯子，难道有谁见过一只茶杯配有四把茶壶的。"辜鸿铭认为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理想、完美的女性，而正是这种"无我"的姿态可以保护自己免于伤害，正是中国妇女这种绝对的无我，使得她们在看到丈夫带别的女人进家门的时候，可能不受到伤害。从这里可以看出，辜鸿铭是认同纳妾制的，而且还非常肯定中国妇女对此制度的态度，即所谓的"无我心态"。我们从上述辜鸿铭就中国妇女对纳妾制所采取的态度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把中国妇女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扩大到了对待纳妾制的"无我"心态，并对此态度大加渲染、扩大、完美化，虽然好像是在赞扬中国妇女的那种"无我"心态，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则体现出他对纳妾制的无比拥护及对中国妇女"无我"牺牲精神之吹捧的文化保守心态。正像辜鸿铭所说："在中国，正是妇女的那种无我，使她的丈夫能够，或允许丈夫纳妾，同时她却没有受伤害的感觉"。
　　辜鸿铭身上有浓重的阿Q的因子，精神胜利法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悠久最顽固的传统，这种DNA一代代无穷复制，也许中国的文化生态太过残酷，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路都试遍了，都是如阮籍穷途而返，但最后在在扭曲的心里找出了一条路，是一种生存的反应能力。
　　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
　　我们在辜鸿铭身上看出了刻意雕琢，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这里面就有了矫情和做作，但正因为作，这恰恰是文人可以着力的地带，也是他们显示精神的空隙处。
　　辜鸿铭是个深情的人。
　　20世纪初，辜鸿铭在中国文化衰落、中国人的精神遭到践踏的时候坚定地站出来，他对中国文明极力褒奖，试图在中国人遭受耻辱的年代恢复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在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中国文化精神辩护以争其存在的合法性。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的文化经典《论语》翻译成外语，介绍给世赛的第一人，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历尽寒暑，勘破玄黄，而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知放言，肆元忌惮。"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辜鸿铭是一个有着精神大境界的人，是一种关怀中国文化在末世命运的精神大境界，他体现另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辜鸿铭不是充当小丑弄臣或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角色，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江湖客，他一手握住西方文化思想的盾牌捍卫自己，一手又操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利剑朝自己发动攻击，自己的矛想捅穿自己的盾；自己的盾想打折自己的矛。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同两个中国人通过信，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汉学家艾恺这样评价："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辜鸿铭精通英语等近十多门外语，偏要固执地称赞汉语是世界第一优秀语言，而钱玄同这位国语大师，却力挺"废灭汉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辜鸿铭不但要同西方文化列强厮杀，而且还要与坚持全盘西化的假洋鬼子斗争。他精神负荷之重，身体处境之艰难，和阿拉法特确有一拼。这两个人一位用头巾、一位用辫子作为精神图腾，"强聒而力持"本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辜鸿铭应该像阿拉法特那般获得本民族和人民的铭记。
　　辜鸿铭，本明汤生，字行世，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岛。父亲是南洋华侨，母亲是葡萄牙人。祖辈是福建同安的华侨世家，台湾名门辜显荣、辜振甫与辜鸿铭同出一宗，他们的先祖就是这座岛上的头人—辜礼欢。1870年，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的第三十个年头，13岁的辜鸿铭带着父亲"不剪辫，不进教堂"的嘱咐，随义父布朗前往英国留学。布朗是辜鸿铭父亲辜紫云的老板加好友，他十分喜爱这个留着小辫又天真活泼的孩子。辜鸿铭是中国自费留学欧洲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出洋留学最小的人。三年后，由容闳率领的首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才刚刚从中国的海港起程。
　　20岁那年，辜鸿铭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经过从头到脚的西学打造和西方风扑浪捣的辜鸿铭，最后却爬上了以批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抨击西方拜物教而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海岛上。
　　把辜鸿铭引向这条道路的是一代大师卡莱尔。
　　"&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
　　"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
　　卡莱尔欣赏中国的科举制，讥讽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认为像中国那样筛选最聪明的人来统治、管理国家，是全人类最可宝贵的尝试。
　　爱默生，这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批判，更是一挂堵在辜鸿铭的耳朵眼上"噼里啪啦"的大鞭炮。
　　"神甫蜕化成一个空架子，律师蜕变成一部法典，机匠蜕变成一台机器，总之，人蜕变成物件，各式各样的物件。"看着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扬起明晃晃的大刀朝西方社会劈下去，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向东方文明静默地跪下叩首辜鸿铭也在丝毫不敢懈怠地反复掂量。
　　1880年前后，辜鸿铭结束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游学生涯，揣着爱丁堡大学和德国某大学土木工程学的文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一年，他的福建同乡严复，才在左宗棠等洋务大老的安排下，刚刚踏上英伦三岛，开始留学生涯。
　　辜鸿铭是语言天才。他除精通英、德、法、意、日语外，还通晓拉丁、希腊两门古语。少年出洋，操一口好英语的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辜鸿铭的外语本事，使他成为一张具有国际影响的名嘴，在他的孜孜努力下，西方人开始接触真正的儒道精神，明白了人们尊崇"孔圣"的缘由。精湛的外语技艺，也使他有机缘进入以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声播天下的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府。
　　章太炎当年曾有话：汤生嘛，英文行，国学不能。
　　可辜鸿铭天性逞强，绝不肯在国学上逊色。这位因读过洋毛子书而不好找先生的国学迷，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身为总督大人的张之洞不但教辜鸿铭如何行师道之礼，帮他物色一流先生，而且还亲自教他如何查《康熙字典》和《解读论语》。
　　在张大人的幕府里，辜鸿铭不但搂住了几堆白花花的银子，还开始了认识地道的儒家学问。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钻探，以及在幕府中与同僚的互相切磋，辜鸿铭的国学根基渐渐夯实。通过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辜鸿铭发现，养育浸淫他的中华文明，即便不比西方高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洋鬼子们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说短道长！
　　当年，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之后，一些对中国现状不满的年轻人，片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落后现状。辜鸿铭十多年的留洋经历，使他既能够了解西方世界的真正面貌，也能远距离的审视中华民族的短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有资格评价东西方文化在这个星球上各自所占的分量。
　　辜鸿铭说："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而他们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把一切都看小了。"
　　国人自甲午海战之后，就已将自己的民族自信当口喷嚏一般"哈欠"了出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偷瞄一眼人家的脸色，生怕再使自己缝缝补补几十回、好不容易盖住自己一张大脸的"面子"破损个凤毛麟角—一个中国人随地扔纸屑的事情，都会光荣地晋升为洞察华夏民族的劣根性的大窗口。四
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地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攻击，他反唇相讥："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颇让人费解的是，辜鸿铭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然比理性的抗议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为这个东方的文化辫帅腾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传，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访辜鸿铭后，说此话一点儿也不假，期间，尽管他受到了抢白、奚落。
辜鸿铭认为："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今天美国生活水平比德国高，就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爱尔兰土豆欠收，大不列颠贸易萧条，可能会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能由此就评判说他们已变得不文明。"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叫嚣着要中国拆毁大沽炮台时，他声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强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能—除非抢。"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来戳着统治者的鼻尖骂。庚子年间，辜鸿铭写诗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鼓劲："来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缸；来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他公开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国人也应被当作人类对待&&有人说，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标本。也有人说辜鸿铭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欢中，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还有人说辜鸿铭是西学泰斗、国学大师。但辜鸿铭却说自己是中国两个好人中的一个。他说："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清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人就是有原则，讲气节。"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你的双手纤细温柔后来你爱上了我你的声音变得苦涩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你的双手僵硬干涸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因为爱使你变得不再可爱这首诗是辜鸿铭送给前来拜访他的英国作家毛姆的。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最后，他写下这首狎妓诗。并没有过度诠释或是强加新意的意思，只是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到辜鸿铭如果不这么爱着国家，也许他将是一个完美而高尚的绅士，然而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份过于痴怨的纠结，使得他完全乱了步伐和阵脚。他因为太爱而变得太不可爱。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走完了他73年人生之路。据同年9月16日出版的《申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各色人当中，包括郊区的农民，北京总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看来辜鸿铭不是北京、更不是中国剪辫子最晚的人。在近代，中国文明遭受了外来的沉重打击，中国人身心因此遭受了大波折，总是以一种抵抗的态度对外，抵抗的态度便是弱者向强者仰视的目光，即使语气强硬甚至态度蛮横也不过是弱者的声嘶力竭；在西方的审视中，声嘶力竭的情态便有城里人所常见的乡下人的神经质，为了维护自己土气的尊严而把自己变成了地道的小丑。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检讨自己文明的落后中也纷纷丧失了自信，甚至乡愿的自省也乡愿化了，先秦老子那种超然大度的情态、庄子纵横宇宙的心胸，孔子谆谆教导世界的从容，几乎没有踪迹了（"天柱移乎，哲人萎乎"）。中国如果在世界还有她巍峨、壮丽、神秘的影子，那是因为她古代的光荣和辽阔大地，可惜这份遗产被抽着鸦片烟的面黄肌瘦的子孙守着，除了引来觊觎的目光，已没有了当初汉唐时代"夷狄"高山仰止的钦敬。但在不经意处，却有哲人的声音传来，激荡在欧洲，声音是如此阳刚而自信，态度是如此豁达而朗阔，初衷是如此悲悯而仁慈，宛如一曲悲凉的哀歌使经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黯然泪下，欧洲人抬头观望，竟然是一个中国人，哲人的故乡依然有不同凡响者，他是谁？--辜鸿铭。像一切高瞻远瞩的哲人一样，他必须能超越时代地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可正因为远见却容易被同代人误解，近代中国人对自己和对自己文明的误解或没有比通过对辜鸿铭的误解更能显示出来的例子了。甚至像胡适之这样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也因学识眼光的局限而狭隘地误解了辜鸿铭，而当代研究辜鸿铭的学者也往往拿调侃的口气称辜鸿铭为"文化怪杰"，现代国人何时能从评头品足的琐碎中挣脱出来，"直入菩提"--去理解一个伟大的心灵呢。"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之外，还要补上一条，而且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与国人的讪笑相反，辜鸿铭以宗教家的口吻由衷地赞美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我们也可以以辜鸿铭先生的看法来思考国人对辜鸿铭的误解，为什么耽搁了对自己哲人的理解，看不到辜鸿铭深沉、博大、淳朴与灵敏呢，因为中国人在激烈的历史情境中丧失了他们祖先的许多高贵品质。民国以后，当皇帝也剪了头时，蓄辫的也还有，其中有位辜鸿铭，在这方面还要做处士横议，至死不渝，在封建遗老中，算是最怪的一位了。辜鸿铭之古怪——如不合潮流、守旧僵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大约与常人常情别于三途：一，身世浪漫传奇；二，思想、情感、行为的守旧执一；三，逆境中有一套精神胜利法。先说第一桩。若是沐礼教世泽在传统中熏过来的人，要做孤臣遗老也还不怪，辜鸿铭却在格外。他是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其母为西洋人，从十岁起即去英国受系统教育，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游学欧洲，在巴黎、莱比锡等处大学获得十余项学位，可说西化透彻。但他愿意回来寻根、做事，而且一回来就扎根不走了，不能不说他对中国有特别的感情和认识。爱国爱到骨子里去，在他，爱中国的一切，从典章制度、哲学艺术，直到官员的朝服、女人的裹脚布。由西化到中化，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因濡染之深罢，与一般的留洋学生不同，他偏爱同洋人"较劲"。据说，有一回在英国乘巴士，遇见一帮趾高气扬的洋佬，洋佬露出瞧他不起的架势。辜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辜氏回国后，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头发也皈依了辫子，娶中国式的一妻一妾，先为总督张之洞幕僚，后为清廷外务部官员，再后为北大教授。一九一六年蔡元培长北大，聘辜氏讲英国文学。在北大这块园地，拖着辫子讲英国诗，是殊难想象的奇观，但也正见出蔡元培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了不起处。蔡氏当年的声明说："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校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蔡氏的道理可能还在于：如果容量太小的话，排斥异己，今天有排斥这个的理由，那么明天便有排斥那个的理由，学术的封闭也便假"理由"而行。辜鸿铭对此大概有知遇之感，所以当"五四"运动起来时，他便要和蔡元培同进退。其实蔡是革命党，辜氏倒也敢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存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了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一九二八年，辜鸿铭在风雨飘摇中死去，他的信念、希望只能殉葬了事，被人渐忘。不过，由于他的译笔，《论语》《中庸》被介绍到西方去，加上他的西文著作的影响，名声在国外似也不小，连托尔斯泰、勃兰兑斯都很看重的。在这一方面（东西文化交流）应承认他有功劳，像他那样的中西文造诣，世上真是不多。他死后，有位外国作家勃特夫人曾对他的英文诗大加赞赏，感慨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续说辜鸿铭与辫子比较一下辜鸿铭的拖辫子与赵秀才式的"盘放党"，可能前者要好一点儿。好处在直率、不虚伪。至于他在各方面反对变革，倡言守旧，则不免多为强词夺理。像他为纳妾辩护时的理由——"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若别人说"一个碗里放两个调羹准得磕碰"又如何呢？至于颂国粹、骂，似乎迂阔，其实多在怪僻、多在自以为是，与人逆着来。他书写苏东坡的句子给搞复辟的张勋：荷叶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指官帽子，傲霜枝当然是指两人同气相求的辫子了。爱辫子是个象征，爱清廷他以为即是爱国，其实他爱的是自己的理解，爱自己所喜欢的价值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其言其行，无不表现其爱的情结之深。不过不如此也便不是辜鸿铭。承认这"怪"有它供参照的意义，不如此亦不成其为历史——历史总不是一种声音构成的。比如他抨击一知半解食洋不化的陋习，讲过一则挺"损"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中国沿海及内地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国内医生个个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援，重金礼聘一位名叫"鬼放得狗屎"的专家渡海东来，考察一番。鬼放得狗屎先生到了中国，马不停蹄游走，详细观察，最后提出一份报告说："贵国所流行的疫症，其实并不疑难，只是狗放屁所引起的。因为狗这种东西体性偏凉，不能乱吃杂七杂八的食物。在我们欧美各国，狗所吃乃是专家调配处理的狗食，所以全都健康强壮。而贵国狗所吃的却是不经选择的残渣剩菜，长久下来，消化不良，五脏六腑中郁结的秽气又不能下通，积变为毒，由其口出，这便是引起瘟疫的毒气了！总而言之，贵国的瘟疫百病，皆是由于&狗屁不通&所引起的。"此外这老头儿还有许多指弹时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言论。《读书》某期上有篇《怪文人辜鸿铭》，记了不少，可以复按。该文还提到有位温源宁先生概括辜氏的狂怪为天生要反潮流，跟时尚拗，所以便闹成一个很矛盾的形象："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心理结构？不过假如我们听到有人说"我是公仆，但一切都要我说了算"时，也并不一定很奇怪罢。这个问题可以留给社会心理学家或历史心理学家来研究。精神胜利法关于精神胜利法，也许是辜鸿铭现象中更值得研究的部分。与阿Q不一样，阿Q善以柔克刚，被人打了，便说反正"儿子打老子"，圆圈画不圆，便说"孙子才画得圆"。辜氏另一路。第一，在遇到中西比较这种问题时，强调精神，不强调物质，总是说我们的精神文明好，西方讲物质文明出了问题（至于西方有无精神文明他不管）。不论如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第二，他有自己的是非观，同别人的是非观拧着，利用事物都有长短的特点，专以此之长制彼之短。第三，除了讲自己的一面之理外，对问题不大认真讨论，常常出之以幽默来搅和，所以多少能以智取胜，不像阿Q那般"我们先前阔多了"的拙论。你看，他主张纳妾，别人反问他为何女人不可以多招夫，他只答：当然不可，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哪里见过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问题似乎便解决了。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他说："听说你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十九世纪之今日吗？它已经是古董了！"辜鸿铭反问他：数学家教人加减乘除，数千年前是三三得九，数千年后还是三三得九，难道还会三三得八吗？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啦，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个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有的难题，让他一幽默，避实就虚，似乎就"化解"了。老辜两片嘴，有东方朔遗风。所以他虽然越活越背时，却还不乏良好感觉，比阿Q强，端赖于精神胜利法每说起辜鸿铭，人们的眼皮底下就立马沉沉地甩过来一根花白的长辫子。一个大男人扎一根麻花辫，在如今人们会赞叹道："啊，看！艺术家！"但在民国初期，人们无论何时看见他，都会由此辫子而对这个"死性"不改，所谓作惯"奴隶"的老顽固剜上几眼。
　　于是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政治旗帜；也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秉性符号；还有人说辫子是他思想的标识。
　　在民国初期，中国有三条背负沉重名声的大辫子，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噩梦；一条七抹八拐缠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最终结结实实地系上了个死疙瘩；还有一条则是一根牢实的绳索，牵扯两头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他们三人在全国乃至宣统皇帝都将发辫"喀嚓"一声了事之后，依旧蓄留发辫，宣称效忠清室。张勋、王国维、辜鸿铭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尺度，辜鸿铭在之于民族陷入"失语"的困窘之时，拾起颈后凉飕飕、像蛇一般好坏难以分辨的"大辫子"，以此为通话工具，向着茫然无所知的时代喊破喉咙。张勋、王国维是在前清的养生池里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土鳖"，他们一根筋走到黑情有可原。但作为从远洋潜上民族浅滩的"海龟"辜鸿铭，竟然死心塌地的与时代过不去，就让人有点生疑了。于是有人断言，辜鸿铭蓄辫，是他叛逆的个性使然。他喜欢标新立异，以跟众人对立为快。大家藐视的，他拥护；别人接受的，他反对。如果大家现在提倡留辫，那带头剪辫子的不是别人，肯定是辜鸿铭&&还有人认为，辜鸿铭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完全是为了寻求"另类"，故意炒作自己，以达到惹人耳目，好使自己出名。无数张乐呵呵地咧到耳朵根上的大嘴，往外喷洒着热乎乎的口水，打湿了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进入历史的关键字眼，原本明朗的花成了一团墨渣子。在张勋和王国维被口口相传地物化为两根朝代祭台上的大猪腿之后，辜鸿铭要么被扣上前朝"遗老"的大帽子，一个妄想用几根国学的豆芽菜炒出一桌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满汉全席的衰老头；要么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庸俗之辈，辜鸿铭的名声只能在这两极之间做弹跳运动。人们总能轻易地对人下定义，用句型"他\她是一个&&的人"将人无限丰富和矛盾的生命性框死，这极大程度上地造成了人们心目中"人"的缺失，只有大写的符号、空洞的表述、幼稚且一相情愿的判断，对"人"的思考的能力还在蹒跚学步。"历史凝聚而延传下来，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指向，积淀为主体在生活、实践中非自觉、非理性的精神现象或行为过程和状态"，国人大都有着一颗"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对各色人等品头论足的风气在魏晋时期就勃然大旺，但是，如果所有对"人"的意义的讨论和读解仅仅是像电子词典一般，输上个人名就弹出来一堆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大话"，那么人们将永远够不着"人"的那两道撇捺。真正了解辜鸿铭及那段历史的人知道，辜鸿铭不仅是因为耷拉在他后背上的那条辫子才让西方人记住的。辜鸿铭在西方文化地位的奠定，绝不是靠当文化汉奸。相反，正是他那条不合时宜的发辫，使他在国人面前失去了他本应该得到的名声。这位把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传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辫子，使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直被世人误解，被由他人单向书写的历史错怪。
　　郭嵩焘：一生怀抱未曾开
　　一晚清时期悲剧人物实多，而一生襟抱未曾开，吞噬古老文化胆汁，如饮鸩者，怕只有郭嵩焘一人耳。郭嵩焘之悲，有说其书生意气，身陷官场而不知通达权变，对上司不知趋迎不谙潜规则，知世界大势却没有料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偏狭，以至被骂为明教罪人，也许是因他的性耿直而罹祸，也许是他识见过人而不免眼高于顶恃才傲物，而世人皆愈杀？是也非也？郭嵩焘只是想为故国开一条生路耳，他只是一个梦醒者，呐喊着，只是几声的叫喊，却被打杀之诬蔑之。最后抑郁而终，多次差点招致被戮尸剖棺。郭嵩焘之悲是一个早醒者之悲，在郭嵩焘身上，人们不难想到鲁迅铁屋子的隐喻。关于"铁屋子"的寓言，断文识字读过几年书的人都知道，鲁迅说：假设有一个铁屋子，是万难打破的，里面有一些沉睡中的人，将要窒息而死去，但因为是在熟睡之中，即使死去也是毫无痛苦的。几个稍微苏醒的人起来大喊，把沉睡的人吵醒，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你倒觉得这样更对得起他们吗？现在是，将要窒息而死去的人因为几个稍微苏醒的人起来大喊，不遵守规矩，而群起殴之，那些呐喊者就成了悲剧的主角，或者鼻青脸肿，或者回到哑然无声。这黑暗的"铁屋子"里隐藏着什么?是愚昧，欺骗、是麻木、暴虐，凶残，是因循，是被阻断的声音。李欧梵说："少数清醒者开始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所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地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验之郭嵩焘，可以说李欧梵不幸而言中，1875年2月，"马嘉理案"发生，中英两国大开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郭嵩涛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谢罪。这出使的消息立即引起舆论大哗，处在虚骄之气的国民，张口闭口对看不惯的洋人说：不！当时的大清国里，很多人还沉睡在铁屋里梦幻里，还是一种"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便喜"的偏狭，有人当时送郭嵩焘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以"霸蛮"之气著称郭嵩焘的家乡湖南人士，把郭嵩焘的接受"出使番邦"，看成是湘人共同的耻辱。湖南乡试诸生正要考试，于是集会，商议捣毁郭嵩焘住宅。当时就在长沙城内玉泉山就贴出上面的讽骂郭嵩焘的对联，李慈铭在日记中曾记载"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教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毁其家。"面对这些愚氓式的爱国，我想到徐贲曾分析过爱国的式样："国民爱国"和"公民爱国"对于"国民爱国"来说,"国家"是一个由疆域、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原初因素形成的单一总体。这样的国家连同它的政府成为国民爱国的"自然"对象。这里的"自然"可以是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也可以是由于没有其它可选择对象而不得不然的那种自然而然。这是你的祖国,它的一切,包括可能是很糟糕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构成一个你不能不接受的认同对象。当你的被动"接受"被转化为更有主体意识的"爱"时,你认同对象中原本不能接受的部分,也变得能够接受了。公民爱国则不同。对公民爱国来说,单单"国家"不足以提供"爱"的意义和内容。"国家"和"政府"是分开的两个不同对象。"爱"不是盲目被动的,爱需要理由，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达。日，郭嵩焘出发了，这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 作为立国两百年的大清国，可以说有夷夏分野而无外交，有的只是到天朝上国的朝拜进贡，领赏受封；现在要改变原先的规矩，与各国互派时节，这不是屈身下节，变乱祖宗之法？尽管北京城也已经有外国的使团驻扎多年，大清国依然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岂知就在这时，云南边境却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理被中国边民杀掉的事。"马嘉理案"之后，大清国的心理如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这时也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而第一个承受这"屈辱"使命的就是郭嵩焘。已是人生暮年的郭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他在英吉利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郭嵩焘到底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说出了什么？一趟出使，使他跌入万劫不复，死后还被慈禧剥夺了入史的资格。从郭嵩焘的遭遇，我们知道在一个自我放大的氛围中，太清醒者，只有孤独与孤愤，一个产生孤愤的时代，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太肮脏和龌龊，是那些逼仄的社会的逼压，把一个孤独的灵魂压成了孤愤与异端。但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没有人承认异端的权力，只能是遭受更大的不行而已。但这也恰恰显示出郭嵩焘异端的思想的光彩和魅力。这是他的价值，也是他的对历史的冲击力。
二其实郭嵩焘是不好写的，，我曾踌躇许久，把初稿写出，朋友看后，都感到不到位，好像缺些什么？缺什么呢？我思索。这是一个被骂做汉奸的人，在当今汉奸还是网络时代评价一个人的狂躁的时代，要写出郭嵩焘时代的反叛者，他的独异之异，他的超越世俗价值羁绊的"救中国而非救大清"的超拔，会收到什么效果？我阅读郭嵩焘的史料，对照网络风传的汉奸的条件，把郭嵩焘放到现在，也难逃"汉奸"的帽子。郭嵩焘是一个"箭垛式"人物，生前和身后都有很多的人放冷箭。我们看去，一个郭嵩焘一个蜂窝，满是孔洞。一个思想超拔的人，在所有的平庸的时代都是无法寄身的，何况满清末世的专制，那就更无法容身了。郭嵩焘和左宗棠是同时代人，都是湖湘人的杰出的代表，论事功他不及左宗棠，虽然李鸿章奏请朝廷给郭嵩焘赐谥立传时说郭嵩焘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拔起寒乡多有推挽佐助之功，研治礼记而"郁然为礼家大师"，然而他只是参赞了由别人主导的所谓"中兴伟业"而已。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历史的影响上，我以为郭嵩焘像暗夜里的烛光，会越来越璀璨，不说比曾国藩左宗棠光彩，但也绝不会比他们更弱。郭嵩焘出生的这一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所谓的清代的"盛世"。但这样的盛世，却是一个偏狭的自大国度，那是一个愚民政策大行其道的时代。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难以产生，稍有出现就会被消灭于萌芽状态。龚自珍曾叹:朝无才相,野无才盗,巷无才偷.朝无才相不可怕.可怕的是野无才盗,巷无才偷,整个社会的基础的土壤坏了.在郭嵩焘出生前的两年，即1816，英国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被嘉庆皇帝坚拒，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怎能与"天朝上国""互通有无"？沉睡的中国，依然是在铁屋子里酣睡，那鼾声很均匀。那个时代，任何偏离儒家的意识形态都是被掐灭绞杀的，各种思想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不许有民间的声音，如果有声音，那就是声音的一致性：儒家的思想。稍有出格，轻则革职，重则打杀。整个国家被强制地推行一种东西，他们不知道世界的大势，他们只知道摧残异端，当时的当政者就像后人说的那样："所有的当政者都是无知（社会学）的，如果他们是有知的话，那么他们就必定是黑心肝的或纯粹投机的"。但是仅仅被嘉庆皇帝拒绝的二十年后，"英夷"竟呼啸着"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凭借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打败了脑袋后垂着一条猪尾巴辫子的中国。危机重重的中国瞩目着湖湘文化，应该说在晚清，是湖湘文化大放异彩的时候，这里面的翘楚当推曾左，而曾左的出山，都有赖于一个背后的推手，这推手是郭嵩焘，人们常说因缘聚会，我觉得，因缘这个词是可堪玩味的，她不单单是指男女的缘聚缘落，更是关乎一个人生存的升腾和堕落，是和命运攸关的词。人和人的交往时讲究因缘的，所谓的同声相求气味相投，我们的世间，走过成千上万的人，一个跟着一个的匆匆过客，各人是各人，都是独立的，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各人有各人的思想，也许一辈子就没有交集，也没有谁碰到谁碰倒谁谁撞到谁谁撞倒谁？但是因缘来了，一句谈锋，一个顾盼哈欠，两个人呢，彷如春行雷动，一个把另一个激发了，所谓心地开明，道在目前。郭嵩焘对左宗棠和曾国藩可做如是观。郭嵩焘与左宗棠是从小时结交的友人，苟全生命与乱世，未出山时候的郭嵩焘和左宗棠为避战乱，相约躲到家乡的东山，好像是那个时代的谢安石一样，当时两人还约定以后"为山居结邻"，老了以后还要结庐在一起。1835年，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奔赴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准备举人应试，在"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岳麓书院读书时，郭嵩焘结识才子刘蓉，通过刘蓉认识曾国藩，把臂交谈，一见倾心。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同居在长沙的一间客栈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常常是一个话头，放胆剧谈，一聊就是一两个月。这次相遇、聚谈成为三个人毕生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数十年后三人还不停地念叨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美好岁月。郭嵩焘说当时"怦怦然觉理解之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临死的时候还做诗"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都千古，辜负江湖老病身"。曾国藩说从此后"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科场征逐多年后，郭嵩焘终于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成为同榜进士，且李鸿章成了郭嵩焘一生知己，无论外人怎样评价抨击郭嵩焘，李鸿章总是站在郭嵩焘身边。然而时也命也？郭嵩焘与曾、左、李不但情投手足，在曾、左、李事业起步的初期都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但晚年闲居田园，郭嵩焘看到曾、左、李几个飞黄腾达，声名显赫，曾自豪地说曾、左、李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郭与曾、左少年订交，日后都成为亲家关系，血缘开始融合，然而命运好像独独对郭嵩焘过于苛刻，终其一生仕途官场未能一展身手，郭嵩焘在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踉跄而行走得并不顺坦。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在落寞失意中，郭嵩焘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他顺道上海。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还结识了王韬等人。此次上海之行，如同电光火花一般，一下子击中了郭嵩焘，改变了郭嵩焘，使他的价值观发生了逆转。
　　从此，开了天眼的郭嵩焘发现，船坚炮利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方，而不是仅仅引进几艘军舰几门大炮。是上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