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国要注意护照问题
　　　　邱哲死在17岁的暑假飞往日本的路上。　　　　由于就读高中与日本的开成高校有着友校关系，六月份的高考结束后，学校就组织了一次自发自愿自费的日本游学活动。高考发挥良好的邱哲在父亲大笔一挥下，也成功的背上行囊，独自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　　　　作为B市重点高中的特进班，邱哲的同班同学的家庭水平差距较大，其中既有金光闪闪的富二代，低调的红三代，也有来自贫寒家庭的学霸学神。于是到头来一统计，全班竟然只有邱哲一人申请参加了游学活动――学霸们表示没钱没时间，土豪们则纷纷定了飞往欧罗巴的机票。　　于是邱哲便只好跟着一帮不太熟悉的人一起出行。　　　　不过邱哲对他们不熟，同去的人里头认识他的还不少。　　作为特进班的一员，邱哲还在校运动会和各种文艺活动里频频露面，加上高挑的身材和漂亮的面孔，基本上同年级的没有人不认识他，堪称是风云人物。照他后座的潘克鹩阉捣ǎ褪恰阈∽泳褪墙准兜腥耍烊ト毡菊腋雒米尤缓蟊鸹乩戳耍獾美凑饫锔颐蔷赫纠淳拖∪钡淖试础！　　　　想到这儿，坐在机窗口边的邱哲不由的勾起了嘴角。他听着广播里的女声用着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前往日本东京，CA414号飞机，现在起航…’，便最后望了眼窗外家乡的土地，拉上了窗帘闭眼默默养神。　　只是他不知道，这一眼将会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了。　　　　邱哲死的挺平静，甚至他自己也没有太大感觉。他只记得他睡得迷迷糊糊的途中突然一阵颠簸，然后头一痛，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他再次清醒过来后，眼前站着一位穿着黑色和服，腰里别着把日本刀的男人。那人用着流利的日本语叽里咕噜的对他说了半天，邱哲却半个字字眼也听不懂，只好一个劲摇手。当他刚想用肢体语言比划出‘I don’t speak Japanese, can u speak English’的意思时，却被那人带着毫不留情的提刀在额头上盖了个戳。　　　　盖了戳转移阵营后，邱哲便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日文。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只可惜单程票已经包邮，亲你已经无法退款了。　　说到底还是出国不学外文惹的祸。　　飞机事故的原因邱哲怕是一辈子也搞不清楚了，但是他能弄清的却是当飞机失事之后，他们的坠落点已经是在日本海域内。于是将近有半个飞机的人遇上了死后引渡回国的问题。　　就像现实世界里有着大洲大陆海域国域之分，死后的世界也有着分明的界域划分。　　比如美洲和欧洲的人死后前往天堂或地狱，中国人闭眼后则去六道轮回转一圈，十八年后又是一条汉子，死在日本的人却是前往一个叫做尸魂界的地方。　　由于死后界里的信仰争夺以及力量体系不同的关系，再加上没有高科技来扫描ID认证国籍，死在异国他乡的人的灵魂往往永远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度。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域，死后把灵魂领回故土也是一件麻烦事儿，所以才有着苗疆代代相传的赶尸习俗来引渡死于异乡的族人回到家乡安息。　　　　而邱哲死于日本境内。　　他那一班飞机是国航的班次，有将近一班的人都是中国人。所以飞机失事后，中国阎罗殿的对外社交班子便立刻派了人来专门引渡这几百个中国人回国，而与此同时，日本当地的尸魂界驻现世公关部也派了他们的死神前来援助。可由于阎罗殿的人路途遥远来的慢了一步，就让邱哲先遇上了尸魂界的公务员。　　然后到这里邱哲就不得不吐槽日本公务员的低业务水准以及不人性化的管理措施了。　　据后来那个被记仇的邱哲各种暗整的死神阐述，他当时的确有问过你是不是中国人啊，可那时邱哲大人只一个劲摇手，于是他才把对方魂葬的，简直是非常无辜可怜。但是邱哲却暴躁的表示，你丫对一中国人用日文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人能听懂么？！　　于是在一系列不愉快不复杂的巧合下，邱哲被迫在南流魂街80区的更木区降落了。　　　　尸魂界除了领着公务员薪水的死神们住的静灵庭意外，其余的就是普通人死后住的流魂街。流魂街分四个街区，每个街区有80个分区，其治安好坏与区号大小成反比。　　而邱哲则不巧被安排进了最糟糕的第80区。　　其实这说是巧合也是必然，细究起来又是死于异国他乡导致的负面影响了。　　　　似乎每个文化都有向死去的人奉上钱财食物的习俗。这些东西到了西方成了冥河的渡船资，在东方则是给黑白无常的孝敬以及死后的零用钱，到了尸魂界则是你分区时的重要参考标准。死后带的钱财多的，分区委员会就会给你安排一个靠前的区号，钱少的则是往后排。其实这些在坟前被烧掉的物品不见得在尸魂界真的能派上用场，死神们也不能拿到丝毫好处，但遵守这样的规则也是有着一定理由的。　　这个规矩是因为日本常年战乱而设下的。旧时日本贫困，流亡武士很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亡命之徒，生前杀人无数，死了也是凶焰滔天，把整个流魂街闹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当时的总队长感念流魂街的普通百姓生存不易，便把流魂街划成了80个区，把闹得最欢的人全部赶到了最后面的区去，一是眼不见为净的意思，二来则有保护普通百姓的用意。此后这个习俗便被一代代保留了下来。　　只不过用肉眼去区分一个人生前是好是坏太过麻烦，为了简单操作，负责分区的人便把死者的供奉的数量当做评判标准，说来也有道理：好人死后自然有很多人会祭奠的，而恶人死后只有拍手称快的，怎会有供奉？　　　　作为家里独子并且品学兼优，邱哲父母亲友定然为他的意外离世而悲痛不已。只不过各国冥币没有开通兑换，在中国境内的他的坟前摆放的果品，焚化的冥币无法登记到在日本流魂街注册身份的他的户头上，在日本没有亲友的邱哲在本土收到的供奉数量显然为零，这个血淋淋的数字不得不把他划分到了最糟糕的更木区。　　所以说死在异国他乡的都要把遗骸运回故乡，因为不管活着死了，当地有人就好办事儿。　　　　但死于空难尸骨无存的他也不能通过把灵魂附在尸体上回乡安葬的法子回国了，邱哲看着周围一张张面向凶恶的脸孔，不得不开启了自己独自在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二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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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5000年来一直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我们在科技上的成就不及古希腊，在宗教方面的创造力不如，中国真正能引以为豪的是政治哲学，中国古人把凭什么得江山、靠什么守江山的问题，总结得那是&相当&深刻。
曾经总结自己得江山的经验说，他虽然治国不如、出谋策划不如、带兵打仗不如，但由于他能够有效使用这三个&人杰&，所以能得天下。则对自己守江山的诀窍作了生动说明，他说，国以人为本，庶人者水也，君者舟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从这两位史上明君的政治经验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打江山靠得人才，守江山靠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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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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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中国人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有信仰的民族之一。邓晓芒于日在武汉大学一篇叫《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的演讲中说：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这里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超越的东西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比如我相信明天会出太阳，或者是简单相信某人某事。
　　经过这种限定，这是中国人当前需要面对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关注了这个问题，就是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关于信仰、崇高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但是九十年代的那场讨论最终并没有结果，它本来是想通过这种讨论恢复我们的信仰，至少是唤起大家的一种警惕或是一种希望。但是，经过几年的讨论以后，我们看到现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信仰失落的情况愈演愈烈，延续至今。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义和信仰的承担者，但是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信仰失落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行为失范，没有任何底线，学术造假变本加厉，日益沉沦，甚至于有人喊出了&渴望堕落&的口号。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没有信仰追求。我相信人是信仰活物，中国人也有信仰追求。我甚至说&天人合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信仰追求。 但事实是，&天人合一&的路太难了。 &天人合一&提供了天堂，却没有提供去天堂的路。
　　于是，不少先知先觉者纷纷&毁墙找路&。但更多人，无法在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精神家园，就开始利用甚至玩弄中国文化。 很多人成了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不少人把鲁迅看成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他是诋毁中国文化的推手。
　　这实在误解了鲁迅。鲁迅是一位深懂中国文化，因而才对中国人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子。王富仁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据钱理群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学究气地研究死书本，而是考察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活传统。他不研究中国文化本来是什么，而深究至今活跃在国民性中的深层积淀。鲁迅发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儒、道、释，他们不过在利用儒、道、释罢了。鲁迅更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因缺少&诚&和&爱&，所以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
　　连&天命&、&天意&等，在鲁迅看来，也不过是供中国人利用的偶像。鲁迅的深刻处就在于，看出中国文化中不可言说之&天&，遭逢狡狯诡诈之&人&，这个不说话的&天&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于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忙&;而道家的归隐无为，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闲&。而中国文化的要旨，就是&不撄人心&，即不扰动人的灵魂，好让人安于被统治。 在中国文化的大戏台上，唱的人不信，听的人也未必信。 大家不过都在一个舞台上起劲地表演罢了。
　　于是，&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就成了中国人的特点。 说得难听，却是实情。 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难走进信仰的一群人。
　　利用信仰还是破碎自己？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走进信仰?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已成功地&熏陶&了中国人利用而不信奉真理的习气。中国文化最美丽的部分越来越难以起作用，而最丑陋的部分却作为&潜规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对精神绝望的人，就会疯狂地爱上物质。吞噬了天道的文化就再也无法在自身内部撑开真理领空。
　　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再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
　　偶像不是因为本来没有神而试图证明有神才产生的，而是正因为有神却力图以假神代替真神而产生的。偶像不是显明没有神，恰恰显明确实有神。这就像假币从来不会去仿造从来不存在的钱币一样。
　　实现不了的&天人合一&梦想，就变为诅咒和包袱。它不再具有真正凝聚力，只会使人变成一粒粒自私自利的&肥己&沙子。
　　鲁迅在一篇叫《沙》的杂文中写道，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的沙&到处推销的是自我中心哲学，受这种哲学影响的人，总想利用信仰，而不是走入信仰。而走入信仰的关键，是人放下自己，开始以真理为中心。信仰是为信靠、仰望和跟随真理而舍己、献身，不是为自己而利用真理。
　　我还是以湖为例来加以说明。湖，有两种跟无限打交道的方式：一种是在封闭状态下，不断向天空凝望，让自己完全静下来，风平浪静的湖面就会映出蓝天白云，它不需要离开自己到空中找蓝天，而要回到自己里面找蓝天;第二种方式是完全开放自己，甚至破碎自己，向大海流淌，就像洞庭湖水沿着长江而流，最后在大海的怀抱里拥抱无限。
　　在此比喻中，湖指的是人心，而蓝天或大海所代表的无限指的是天道或上帝。信仰不是信自己，而是信天道或上帝。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之路，一开始走的是第一条路，而不是第二条路。
　　梁漱溟称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道德代宗教&，本质上是&依自不依他&。这起初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却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上来就过于相信人性的光明美好，及人依靠自己升华和超越的能力了。
　　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的不安
　　有没有第二种可能?我相信有。正如前面提到的，钱穆批评西方文化把&天&和&人&隔开来讲，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缺点，我却认为这正是转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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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谁是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中国人？
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有时候，一些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很冷门的书，却可能有着颠覆世界观、冲击既有常识这样的效果。《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也是前两年才开始注意到这本书的，之前并没听说过它。它的作者是无名氏，就是说不知道谁写了这本书。作者的国别是伊儿汗国［］。伊儿汗国即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领土包括今天伊朗、伊拉克，以及部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属于西亚和中亚的地区。一个伊儿汗国人，写了这本非常薄的小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它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吗？让我先从解题讲起。 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起来可厉害了。今天国际上研究蒙古史、元朝史的学者，常常会拿他们和马可·波罗比较。马可·波罗谁不熟悉？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都是从他名下传出来的。比如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猜，说不定意大利面就是马可·波罗把我们的面条带过去才出现的；反过来意大利人会说，是马可·波罗把意大利面带到中国，才有了中国的拉面。总之马可·波罗的事迹人人皆知，他作为一个威尼斯商人从西方跋涉万里到了中国，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见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并且在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比如杭州。而拉班·扫马和马克这两位老兄，则被认为是逆向的马可·波罗。他们走了一条和马可·波罗恰好相反的路线，从元大都出发一直走到欧洲，不仅去了意大利，还到了法国，以及当时还属于英国领地的加斯科涅（今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见了英格兰国王。 于是很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拉班·扫马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被确认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许之前已经另有中国人到过欧洲，但是在13世纪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可以证明这一点，直到拉班·扫马这个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被载入史册。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位拉班·扫马，为什么我们不称赞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东方的马可·波罗”？在解答这个疑问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渊源。 这本书的译者是朱炳旭，该中文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原文其实是叙利亚文。原文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但应该就是拉班·扫马的同代人。很可能拉班·扫马本人写过一个西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和一路见闻，用的是波斯文，然后伊儿汗国的那位作者将日记撮要翻译出来，删掉了很多内容，但也补充了一些资料，最后完成了这部叙利亚文的底本。后来这本书失传很久，直到1887年3月，叙利亚文的手抄本才被重新发现，又慢慢被翻译为各种语言。中译本以前就有过一个，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的，但那是节译本，内容不全。朱炳旭翻译的是一个比较全的中译本。 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早在忽必烈时代就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国人从北京出发到达了欧洲，见过罗马教皇，也见过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那为什么如此风光的一个大人物，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呢？这要从他的名字说起。 可能很多读者首先都会产生这个疑问：拉班·扫马怎么会是中国人呢？听名字就不像中国人嘛。可是，他的的确确是出生在北京的人，也在北京长大，他的家跟普通的北京人家没什么分别。但他为什么会有一个看起来很怪的名字呢？那是因为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汉人。根据这本书译者序里的说法，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畏兀儿人和我们今天说的维吾尔人发音非常近似，但两者不是一回事。畏兀儿人其实是回鹘人［］。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马克是拉班·扫马的徒弟，有人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回鹘人，但译者倾向于认为拉班·扫马是畏兀儿人，马克则很可能是蒙古人。但译者的说法还有待考证，因为也有其他学者指出，马克是汪古人［］。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名称，在今天听来会觉得很混乱。这些外族后来有的彻底被汉化进来，也有的迁移到别的地方。比如汪古人里的一部分后来随着乃蛮部［］西迁，进入哈萨克斯坦，成为今天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一个部族。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就必须给大家介绍一个近来的学术背景。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到底什么叫作中国，或者到底什么叫作中国人。这个问题往往会牵涉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知。举个例子，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近年大谈新清史，这主要是由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率先提出的概念。这些美国汉学家认为中国过去对清史的研究在材料的掌握上面缺乏全面，太过关注汉文档案，忽略了满文档案，而满文档案里的很多信息是汉文档案无法覆盖的。而他们根据满文档案研究了清帝国在蒙古、西藏、新疆的统治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就是清帝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汉人王朝。我们当然也知道它不是，但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清朝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王朝，美国汉学家则指出，其实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帝国。那么在这种结论下，今天中国从清朝那里继承下来的版图，还能够被看作传统上的汉人传承吗？这其中牵涉了太多的问题。 又比如最近一两年很多人开始注意到，日本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杉山正明等人，他们提出元朝也是一次外族对中国的入侵。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把金、辽、契丹、西夏等当成北方蛮夷，以宋为正统，那么到了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这些王朝是游牧民族或所谓的外族建立起来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怎么算呢？ 这些学术界出现的挑战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向来把岳飞定位为忠臣，因为他坚决抗金。但今天金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把岳飞和金人之间定义为民族矛盾，就似乎和我们所谓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悖论和冲突。所以说，种种这些发问都会冲击我们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认识。 回头再看拉班·扫马，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所属的那个部族，能不能被视为中国人？ 国际上有名的蒙元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教授有一本著作《九州四海风雅同》，其中提到，元朝把人分为四大民族，但其中的色目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元朝为统治需要设定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包含的人种非常繁杂，其中就有汪古人。“汪古原为辽金时代居住阴山（大青山）以北之突厥语部族，为金朝扼守边墙因而得名。其人系以唐代回鹘为主体，以后又吸收沙陀及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融合而成。其文化成分‘是以北方草原文化形式为主体，融合汉族文化和西方国家其他民族文化’。汪古人多信奉景教，但因地处草原与农业地区边缘，与中原往来较密。其中原有汉文士人之存在……”就是说元朝的汪古人里出现不少士人。士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已仕或未仕的读书人……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视之为士人”。他们和我们传统汉人一样参加科举，也能用汉字写得一手好文章。而拉班·扫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汪古人，基本上是半汉化的汪古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了西方，会被认为是一个中国人。 在元朝，有相当一部分汪古人作为色目人中的一种，融进了中原，是协助蒙古帝国统治整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因为包括唐兀、畏兀儿、汪古等在内的色目人有一个特点，他们长期处在游牧民族与汉人之间，接受的文化来源非常多样，懂得多种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也非常复杂，于是擅长管理社会，便进入官场帮助缺乏定居生活经验的蒙古人进行统治。这些色目人在元朝时已经遍布中国，比如其中一批人就去了广西，后来广西很多姓白的人即是他们的后代。像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就是，我们没有人会认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同样的，对拉班·扫马也应该用这种角度来分析。 拉班·扫马作为一个色目人，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民族组成相当复杂，和今天非常汉化的北京很不一样。现在有些老一辈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街头的骆驼队，北京怎么会有骆驼呢？那是因为从山西过来的商队都使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而中国原本是没有骆驼的，它们是从西域或者更远的地方被带进来的，可见中国北方很早就成为一个民族混杂、文化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元朝达到了鼎盛。 而在外国人眼中，无论元朝的蒙古人，还是金朝人、西夏人或者辽人，都是中国人。举例为证，香港有个航空公司叫国泰航空，英文是CathayPacific，其中的Cathay直译过来就是“契丹”，是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呼［］。比如俄语里面直到今天都仍然用“契丹”（Kitan）来代表中国。因为在外国人眼里，当时占据整个华北的契丹，当然就是中国。 在萧启庆教授的另一本学术文集《内北国而外中国》里，有一篇文章叫作《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中提到色目文化当中包括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南亚文化，但它对中原文化并未产生长远影响。例如在1267年，有一位来自伊利汗国（也就是伊儿汗国）的天文地理学家给元朝朝廷敬献了一个地球仪，并带来地球三分为陆七分为水的概念，“可见元代回回专家确将广博之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中原。但这些地理知识在中原却未产生广泛影响，……关于蒙古帝国西部，《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列不过一串地名而已，可见元人对西北所知不多。民间记载亦少新义。显然，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未因蒙元世界帝国的统治而有所改变”。又说：“当时回教世界科技水平领先欧洲，中原所受外来科技影响主要来自回教世界……但是，这些影响颇为零碎而肤浅。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虽采用回回天文仪器，却未吸收近东天文学的数学与几何学基础。”通过萧教授讲的这些现象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以汉人为主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拉班·扫马的事迹在欧洲文献里有很多记载，可是向来重视历史的中国，元史里面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拉班·扫马当作自己人，外界却都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主讲 梁文道） ［1］ 伊儿汗国，又称伊尔汗国或伊利汗国，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西征后建立，范围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居民民族成分复杂，主要讲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部分崇奉基督教。建都于帖必力思（今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与元朝关系一直很密切。 ［1］ 罗香林（），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 ［1］ 788年，回纥可汗请唐改称回纥为回鹃，元明时称畏兀儿。回纥是中国北方古代民族铁勒诸部的一支，后回纥汗国统一铁勒诸部，回纥逐渐成为铁勒诸部的统称。 ［2］ 汪古部，金、元时期阴山以北的一个部族。 ［3］ 乃蛮部属古代突厥部落。后乃蛮部被推翻，大部分乃蛮人跟随其王子屈出律西迁至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并与当地的其他突厥语部落融合，后成为哈萨克民族的主要部落之一。 ［1］ 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契丹”作为中国通名的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经成为北中国主要各族（契丹、汉人、女真、渤海等）的通称。在俄语、蒙古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都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 摘自凤凰书品新书《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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