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纪念日，开始贴这故事还是有点纪念意义的。　　这是一个85岁老人的自述。全书共32万字，文字很俗语，书名也很通俗叫《魂系蓝天》。书名虽然通俗，但老人很喜欢。他认为这四个最能体现他的一生。征得著者同意，将在天涯贴出20万字。虽然不知道有多少网友有耐心读完，但，读是读者的事，写是作者的事，当然了，往外贴就是胡扯的事了。　　　　　　　　老人85岁。　　　　老人隐姓埋名23年，本来打算今生永远隐姓埋名。　　　　老人结过三次婚，有不可抗力也有历史原因。　　　　老人37岁被捕入狱，被打成过右派。　　　　老人31岁赴朝作战，击落击伤美机各一驾。　　　　老人29岁第一次驾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两年后第二次参加国庆大典。　　　　老人26岁驾机误落解放区，从国军飞行员变成共军飞行员。　　　　老人23岁驾机对日作战，击落过5驾日本飞机。　　　　老人21岁赴美国空军深造。　　　　老人18岁考入黄埔军校。　　　　老人17岁在卢沟桥抵抗日寇。　　　　......　　　　老人照片：　　.cn/mediafile//F5800000.jpg　　www./sdsq//xinsrc_.jpg　　魂系蓝天　　--一个“民族英雄”的戏剧人生　　口述：王延洲 　　笔录：吴昌华：黄浦军校学员、当过右派，目前是山东陵县防疫站副主任医师，著有大型纪实《黄埔风云》、《周恩来于黄埔学校》。　　张中海：曾经诗人。目前除了码字就是钓鱼，颇具专业水准。　　　　　　一　黄海之滨　王延洲呱呱堕地　　　　求签算命　此神童命相不凡　　我叫王延洲，山东日照县（现改市）城东乡大孙家村人，生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农历庚申年十月初四）当时不兴公历，习惯称民国九年。这年是猴年，我属相猴。　　我祖父叫王志新，是清光绪六年的秀才，乡试及第，也光宗耀祖过，只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把他的功名之路断了，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我是王秀才的第四个孙子。　　祖父元配夫人夏氏，生一子取名宝聚，字星五，祖母中年夭折，祖父续弦秦氏。秦氏祖母生一子一女，子名宝仟，字世斋，一女只有乳名，没有大号，我叫她姑姑。宝仟就是我的父亲。　　宝聚是我的伯父，子承父业，从小饱读诗书，也想“学而优则仕”，只是生不逢时，清王朝被列强侵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家境日渐衰落。伯父为人忠厚，求耕求商，家庭尚算勉强度日。伯母时氏，生两个儿子，长子名延道，次子名延德，字仲懿。延德少小读书，然后外出从军，我的命运和延德兄有密切关系，是他将我介绍到北京去闯荡世界。伯父还生了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农村姑娘，长大以后，禀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生生儿育女，繁衍子孙后代而已。　　父亲宝仟，自幼读书，记性极好，诗词歌赋，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真是王家出了个神童。但王家命运不济，自起，家道开始衰败，到祖父这一辈，只能算破落子弟，经济上十分拮据，但生活习惯仍然保持大家风范，诗礼传家之风不减，仍然梦想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然后飞黄腾达，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乃是王氏家族的传统价值观。伯父家的大门两旁，“忠厚持家久，孝廉布四方”的门联是用金字镂刻的，多少个风吹雨打，仍然清晰可辨。　　父亲虽然聪慧伶俐，但经不住家道衰落，只好在１５岁时，受雇于附近城里一家商号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也为自己找个前途。父亲长大成人后，娶了邻村一位李秀才之女为妻。母亲出身书香门弟，但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和姐姐生活，嫁给我父亲后，生了长兄延安和我。从祖父那一族算起，我排行老四，大家也叫我四哥或四弟。　　母亲是小脚女人，从外公家就开始缠脚，直到出嫁。当时“三寸金莲”是妇道人家的规矩，如果是“大脚姑娘”，恐怕很难找到婆家。母亲走起路来有一番不同平常人的风采，碎步金莲，轻飘飘的。她当闺女时，是在偏僻的山村长到２０多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外婆家依山傍水，山青水秀，树木成荫，所以那里出美女，土生土长的女孩子，个个出落得像出水芙蓉，肤色白皙，头发漆黑，长得十分标致。我母亲是书香门弟出身，虽然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知书识礼，待人接物极有礼貌，不愧为大家之秀。我们家乡就在海边，许多渔民靠出海捕鱼为生，家境比一般种庄稼的农民要富裕。渔民出海打鱼，能接触到不少洋人，通过交换，渔民家有洋油灯，洋火，身上穿的也是士林丹布，比土纺土织布要细匀，那时候，能穿上一件洋布做的衣服，也是女人的时尚，常常赢来羡慕的目光。　　当我懂点事的时候，大约六、七岁，听母亲说，生我那天，离小雪只有十天了，但天气还是很热。这天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就像过的是夏天。那时生孩子，请接生婆帮忙，烧一锅开水消毒，脐带用剪刀剪，也没有听说患破伤风，但婴儿死亡率很高；新式接生是有钱人才办得起，将产妇送进教会办的医院接生，花的钱，庄稼人一年的收成都不够。猴年生的我，听父亲说，取名应有木、和、金、玉、豆、米、田、山、月、汇、什等部首的字为吉，我父亲按《家谱》是“宝”字辈，我这一代就是“延”字辈，取名原叫“延洲”，洲有水字部首，水能冲火，图个吉利。我的命按五行属火，用水克火，当然是顺理成章。生我那天傍晚，风雨交加，雷电鸣闪，家里人都非常惊奇，中秋都过了，怎么还有这种天气，后来，我父亲找相命先生给我算了卦，说我是金猴转世，将来天马行空，四海为家，命中注定福星高照，一凡风顺。但中年午火克置中金，遇小人作乱，虽能出官为事，恰似流水浮萍，婚姻不利，财富不稳，有牢狱之灾。晚年有贵人相助，福星天德高照，重返人间，善终长寿，逢凶化吉，名利双全。按照相命先生的推算，我是青年在天上，中年下地狱，晚年才回到人间。天堂、地狱、人间都经历过，可说大起大落，命运不凡。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回忆这个算命先生所说，句句属实，莫非他真有预知凶吉的本事，能看透一个人的终生，至今我仍然为之不解。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教我学会了走路。转眼间，我已三岁多了，又是母亲牵着我的手，到舅舅家去走亲戚。我记得那时母亲的手好白皙好柔软，当她用有力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时，幸福的感觉彻底淹没了我。也就是在这牵手之中，感到母亲早已将她无私，圣洁的母爱注入了我的生命，于是，我总能找出各种理由让母亲牵着我的手，尽管我早已学会走路。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一直内疚，没让母亲再牵我的手。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风和日丽，红叶满山，秋高气爽。当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一座小桥时，顽皮的我突发一个奇想，要母亲用一双手牵着我向前飞奔。谁知，正当我陶醉在奔跑的狂喜之中时，母亲一不小心，崴着脚了。望着母亲治疗时的痛苦神情，年幼的我似乎也感到了无比的痛苦。　　在舅父家住了一些日子，大表兄比我年长九岁，有一天他拿着一只小鸟引诱我出去玩，在一口水井周围转圈。三岁多一点的我，只顾追要小鸟，不顾一切结果失足坠入井内。在井内究竟呆了多长时间，以及后来是怎样被打捞出井的，我一概不知。只记得醒来之后，是躺在母亲的怀抱中。事后知道，井的旁边，一堆被烧过的纸灰，母亲为了驱邪，专门买了纸钱焚烧，以消灾免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的一次劫难，竟逃过了一死，只是摸了一下阎王老儿的鼻子。　　母亲经常对别人说，我是金猴转世，凡属猴的一般表现为争强好斗，从不示弱，而且成人后都老成世故，做事果敢坚定，有独立性，这话真的应验了，丝毫不差。我青年时敢闯青岛、北京，以后就进入黄埔军校，学飞行，走南闯北，都是我自己拿定主意，一旦思考成熟，就坚信一定能够成功。有时候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总是与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常常表现得过分激烈，过分挑剔。母亲批评我认死理，不服输。为这，我中年以后吃了大亏，但真是九死而不悔，虽然我坚持的意见终究证明是对的，可吃亏在眼前，这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我的性格开朗，对人热情，并且很关心别人，只要别人有所求，我总是千方百计满足别人的要求，让人家认为我讲义气，愿真心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小时候很招人喜爱，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生性快活，好动，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儿童多动症。只要早晨一睁开眼，就手脚不停，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和小伙伴们玩，我总能设计一套玩法，让大家跟着玩，我肯动脑筋。祖父有一次从城里买来一个自鸣钟，挂在中堂墙上，我天天听这座钟的滴答滴答声，多次想趁大人不在时，偷偷将钟打开，看看究竟它为什么会按时敲响，我对钟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机械转动装置惊叹不已，总想把它拆开再装上，弄个水落石出。要不，就会跟在大人后面，拉着大人的衣襟，不停地问这问那，似乎连宇宙从何处而来，也想问个明白。怪不得我对一些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如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十分入迷。有一次在赶集时，见一个拉洋片的。当时有人叫“西洋镜”，我就驻足不前，好奇心让我好容易说服三哥，从他的口袋中掏出几个铜钱买了一个号子，进去看了一回。镜中有山水风景，美女靓男，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真让我饱了眼福，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竟有如此风景名胜和俏丽佳人。生长在这个山村，如坐井观天，甚么都不知道。将来，还是要远走高飞，飘洋过海，去见见这个大千世界，也不枉此一生。这个想法，终于实现了，但饱含苦涩与辛酸，权衡利弊，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祖父的一生，也是很不平凡。他是清康乾盛世之后进入衰败的同治年代出生，童龄时因家道殷实，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所以，他发奋读四书五经，习做八股文，将来好考秀才，考举人，进京考状元，体制上给予他一条康庄大道，只要他努力，一般而立之年左右，就可以中进士，封官加爵，进入皇室系统的官场，靠俸禄养家，光耀祖宗门庭。听祖父说，他的黄金日子也就是青年时代。考秀才以后，列强入侵中国，德、日、俄、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仅进入东北三省，而且深入关内，进入山东威海、烟台、青岛等地，清王朝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对科举制度议者尤多，主张变法维新者均以废除科举为首要急务。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改变科举办法，废止八股。而应试举人失其取得出身之敲门砖，纷纷反对，我祖父也是积极反对者之一。没有多久，大概到了１９０５年，慈禧太后诏废科举制，兴办学堂。祖父失去功名进取之路，务农又外行，只好进城帮商家当帐房先生，靠一点秀才的知识，混碗饭吃以养家糊口。　　　　在我们大孙家村，祖父王志新是个性情刚直、态度严肃的人。他治家有方，满腹锦绣文章，但让人望而生畏。我自记事起，就蒙受祖父的偏爱，也许因为我小时候长得不惹人讨厌。祖父在县城里谋生，每次回到家中，首先抱抱我这个孙子才感到满意，也许是他从抱抱孙子逗逗乐中来排遣工作中的劳累。所以我也愿意依偎在他老人家怀中，这就是祖孙自然情份的天性吧！记得我４岁开始，祖父就教我背诵唐诗，什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孟浩然的五言千家诗。另外，《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朱伯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古代传统家书的名章名句，祖父都不厌其烦地教我死记硬背，像《朱子家训》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历来被士大夫家族尊为“治家之经”的名言警句，我硬是死记于心，倒背如流，当然不懂它的含义，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反复记忆，也能背诵，一字不漏。懂得它的意思，那是到十三岁以后，才顿开茅塞，知其所以然。这些格言，以后在人生旅途中，随伴我直到古稀之年，都受用不尽，常常引以为戒。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著名的五言诗，几乎是老少皆知，传诵极广，祖父未曾讲过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写这首诗的背景与来历。而使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天气很炎热，祖父从城里回到家中，看样子异常高兴，将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缠，令我与他扛着锄头直奔菜园。我的童心未泯，深感莫名其妙。祖父就开口讲：禾，就是庄稼，这些青菜作为禾苗，应该精心栽培，青菜地里有草，对杂草必须铲除，青菜或禾苗才能长得好。祖父一面讲解，一面动手锄草，并把草拿起来给我看，要我记住禾苗与杂草的区别。因为天气炎热，大汗淋漓，背心都湿透了，祖父就解释“汗滴禾下土”这句诗的体会。祖父总是用实际例子解释深奥的道理，让我感到人生哲理的无穷魅力。当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饭粒，就严肃地让我将饭粒拾起来吃进口里，要求极严、绝不马虎。并且当场解释说，碗里的饭来之不易，都是经过人们辛苦的劳动，用汗水换来的，不可浪费或轻易抛弃一粒米、一粒麦子。勤俭持家，才是庄稼人的习惯，祖父对我的教导，令我永生不忘。　　当时的家庭，人口多，除小的不能劳动外，不论男女老少各尽所能，都得参加劳动，男耕女织，大家动手，日子过得尚称红火。祖传家风是：克勤克俭、半耕半读。王氏家谱中明确提出“家约”与“家禁”两种，“家约”类似于约法三章，如“明继立”，明确规定家产家业继承人；“端心术”即端正心态，以诫为本；“重本业”，以经商为业者务本业，以务农为业者从事农耕。“隆师傅”，要求尊敬师傅，包括学生尊敬老师，学徒尊敬师傅等多项“家约”，而“家禁”则有“禁卖坟茔山地，禁卖养生田园，禁争讼，禁赌博，禁拳棒法术，禁溺女，禁悔婚，禁犯上凌下，禁拖欠粮饷、禁嫖娼纳妾等”“十禁”。王姓先祖之所以在今日中国大姓血统中繁衍人丁最多，家族代代兴旺，是与祖宗订下的“家约”，“家禁”的认真执行有密切关系。先人一再劝导王姓族人，一再禁戒族众。前者即是宗规家范，后者即是戒约，家禁。合而言之，就是通过宗族这种昔日中国的特有社团组织来劝善惩恶，使子孙保持家族血统纯正的手段。可惜，王氏家谱中的“家约”“家禁”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完全形同虚设，结果赌博变卖田产，弄得我小时候就一贫如洗，几乎成了雇农。　　祖父遵从“家禁”，不溺女，但对女儿们的教育，只能在家学，不让入私塾读书，在传统的封建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祖父认为女孩子学学针线活，初识几个大字就行了，不必耗费钱财去读书，也可能是家境日趋衰落，经济上供女子读书确实无能为力。所以，我的姑姑，我的姐妹皆未上过学，她们当然不是目不识丁，但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箩筐。当时祖父不是重男轻女，而是世风使然。　　从祖父的藏书中，我到了十五岁才知道他是一位极为用功的读书人。祖父年轻时，家道尚称富裕，当时己有石印版书，而大部分是木刻版线装书。他考秀才前，读的书有“四书”、“五经”、“四书”有朱熹的《集注》、《五经》用后人注疏，惟《春秋》一书，清制用《左传》本文，而参以《公羊》、《　梁》。还有张之洞著《劝学篇》，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兵书战策》、《诸子百家》、《说文解字》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大同书》等等。另外，有《三国志》、《水浒》、《西厢记》、《三言二拍》这一类历史小说。可见，我祖父是一个嗜书如命的小知识分子，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孟子、诸葛亮、康有为、梁启超，最恨的是慈禧太后，李莲英。他经常说：清朝以妇人得天下，以妇人掌权失天下。泱泱大国，人才辈出，岂容一个妇人管理朝政，这样哪有不亡国之理？果然，在他一生当中，亲自经历了慈禧的上台和下台，惨痛的教训，更加坚定他的看法没有错：女人误国。祖父对康有为可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听父亲说，祖父认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称他为“康圣人”。慈禧太后说康是“妖孽”、是“反贼”，这说明统治阶级怕民间造反，怕动摇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正如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从广西金田起义，一直打到北京，要不是曾国藩、左宗棠组织湘军“平乱”，清王朝几乎垮台。东风西渐，洋人凭“船坚炮利”侵略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山东与辽宁，山东被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瓜分，辽宁的大连、旅顺口被俄国沙皇势力侵占。清王朝割地赔款，列强趁势扩张文化侵略，基督教、天主教在各地修教堂，传教布道，与当地官绅勾结侵占民间土地，还办洋学堂。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一个地签订，以致各地群众通过红灯会、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组织、高举“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的旗帜，抗议教会拐买儿童，强征土地，欺压群众，先后出现“扬州教案”、“芜湖教案”、“武穴教案”和“徐州教案”，结果都是列强兵临城下，清政府不得不判处民众徒刑，赔款结案。我祖父说，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生逢其时。故康有为一听到德国派兵占领胶州湾后，拍着巴掌喜形于色地说：“外祸亟，吾策行矣。”，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公车上书，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的变法建议，清政府以“士人干政”不予支持，但深得光绪帝的嘉许。以后“百日维新”，康有为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明显支持康有为变法，闹到以后兵谏逼宫，迫使慈禧实施“戊戌政变”，结果慈禧太后于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再出训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通缉康有为，２８日清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祖父为康有为变法失败而深表同情。晚年，康有为隐居青岛，筑“天游园”于崂山，终于死于青岛寓所。康有为将居室定名为“天游园”，其寓意在他晚年常用的一方印章中说得非常明白：“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海，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祖父晚年遍寻康有为著作，家中藏有康氏的《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新学伪经考》、《康南海先生诗集》等多种版本线装书，可惜“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付之一炬。听说康有为于１９１７年和张勋策划清帝复辟，旋告失败。此人褒贬毁誉，实令后人为之感叹，我成年后到青岛学徒，所谓“爱屋及乌”，专门去“天游园”看过，当年祖父崇拜的偶像康有为的崂山之居“天游园”仍然保存完好，但人去楼空，主人不再。　　我听父亲说，我们日照历史上出过翰林，当然科举中进士才能有资格当翰林，诸城的丁耀亢，清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为顺天拔贡，曾任八旗学馆教习，容城教谕。善诗文，著有《丁野鹤先生诗词稿》、祖父藏书中有此书一册，可惜，这些书我父亲不看，我更没有缘份，诗礼传家已名存实亡。　　我们日照出了个丁惟汾，也是远近闻名的大人物。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学法律。次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被推为山东主盟人，与蒋衍生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１９０７年回国，任山东政法专门学校校长。我的一位远房表兄，曾托人见丁惟汾，介绍入学。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元老，１９１２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丁被推举为山东党部理事，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回到家乡。筹安会成立后，他潜赴上海，与十七省国会议员通电讨袁。以后他当过中央宣传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著有《毛诗韵律》、《尔雅识名》等。１９４９年去了台湾，丁惟汾死于１９５４年，听说他的后人曾多次来大陆，想把他的骨灰运回日照安葬，叶落归根。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事也就烟消云散，没有人再提及。　　日照这个海边的小城，祖祖辈辈出海捕鱼为业，大部分群众则是在家种地，靠种庄稼过日子。丘陵地多，土壤贫瘠缺肥，种庄稼要施肥才能成长，因此，农闲时就积肥，农忙时抢收抢种，农民一年四季忙得没有休闲日子，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前，这里的贫、雇农占９０％，地主、富农仅占１０％，两极分化严重。村子里，凡是有钱人都住深宅大院，车马成群；而贫雇农则用土坯、石块建筑简易平房，过着贫穷的日子。据父亲说，明末清初，农民领袖张献忠，李自成打着“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向明万历皇朝发起冲击，农民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天启二年，明熹宗朱由校刚接皇位一年（１６２２年），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举行起义，群众争相追随，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竞以上西天云”，起义军很快占领郓城、邹县、滕县、峄山等县城，官绅吓得卷起铺盖弃家逃命。那时候，朝政腐败，盗贼可忧，饥荒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咱县西北边的诸城县举人陈其猷晋京会试，依据亲身见闻绘了一幅《饥民图》，上疏朝廷，在序中说：“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呜呼，臣饥人矣。饥之情、饥之味皆其习见而亲尝者，犹且以渐远渐隔而忘之。乃欲九天之上，万里之遥，以从来未见之情形，冀其不告而知、无因而痛，不其难乎？”这些内容，见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卷三○，《列传二》。明祟祯十七年（1644年）也就是大顺元年五月，阖邑绅衿百姓，捕杀大顺政权日照县令王良翰，推原明朝知县孟佳士管理县事，见于康熙五十四年《日照县志》卷一○，《兵火》。当时民谣：“迎闯王，不纳粮”。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官逼民反”，农民连续四年干旱，地里颗粒无收，才出现人食人的现象。自明末闹了一次农民战争后，乡里并未太平，到了清朝，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年至1864年），又爆发了反对清朝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率众两万多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武装起义，号称天王，战争一直打到湖南、河南、山东而北京。185３年占武昌，3月占南京，定都称天京，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力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太平救世歌说：“敬拜上帝，谨守天条，各安常业，弃邪归正，修身行善。”1853年10月太平军打下天津，分兵来山东，直至高唐、茌平、曹县等地。清朝派曾国藩组成湘军剿天太平天国，战火燃烧数年，涉及18个省，是历代农民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全面冲击了封建统治制度，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老百姓也饱受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苦。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德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沿海港湾，深入内地掠夺路矿资源和权益，并不断瓜分中国领土。日照县自从英、美帝国主义派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来布道传教后，先后建起了几座教堂，并说服群众入教。同时，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开始在日照县办学堂，开慈善医院。早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长老会就在登州创办了文会馆女校，潍县教区先后办学80余所，青岛教区办学40余所，当时叫文德女中、附小和幼稚园。在青州还办广德书院，吸收青年入教会者入学，学习内容有神学、教学、外语；这些都是私塾缺乏的课程。由于教会勾结地方官绅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学校，强征民工劳役，甚至暗中收买儿童，激起群众公愤，纷纷参加义和拳，大刀会，秘密结社，流行于胶东、鲁西南各县，设坛练拳，以“保家卫身，防御盗贼”为号召，吸引群众参加。1899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山东义和团首先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1900年八国联军组成两千余人的侵略军，在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的带领下，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义和团沿途阻击，迫使侵略军停滞于廊坊。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加上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下令庆亲王奕匡力、北洋大臣李鸿章向侵略者乞和，签订了《辛丑条约》，义和团又举起“扫清灭洋”旗帜，继续斗争。日照县就在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中艰难度日，农民饥饿难熬，被迫闯关东，流离失所，因此，王氏家族老祖宗留下的田产家业，经过兵荒马乱的年代，几乎难保，加上人丁兴旺，分家分产，日子就越过越穷。　　1926年，祖父病危，我仍处于未启蒙之状态。据说，他老人家终其一生，凡不近人情之事，他绝对不为。祖父这一漫长而艰辛的一生，经历了战祸、天灾、个人前途也渺茫无望，既然不能齐国治天下，也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罢了。祖父治家严教有方，确有纲举目张之功。他坚持祖传家教，终生过着俭朴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我这幼小心灵，由衷佩服。祖父就在我6岁时因病逝世，终年59岁。大树轰然倒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二　世代务农　种庄稼艰难度日　　　　母爱似海　教子女识字做人　　祖父仙逝，一家人沉浸在悲哀之中。祖母未经世面，也没有了主心骨。全家老少十几口人，担子就落在伯父身上。伯父是位有头脑的人，而且为人处世，颇讲礼尚往来。红白喜事，免不了大讲排场，出殡安葬，和尚念经，全家人披麻戴孝，办丧事做得很体面。都说伯父是个孝子，为祖父做了七天道场，院子里扎彩，烧纸钱，做斋事，请来一班鼓乐，昼夜不停奏哀乐，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前来吊唁，送挽联，请洒，前后直忙了半个多月。　　事情过去后，伯父接过这管家的差事，每天油盐柴米、农事安排，使他力不从心，弄得焦头烂额，还落得一些人的埋怨。祖父病中吃药请郎中、三天一服中药，而且都少不了贵重药材，如丹参、当归等，光这一笔钱就花了大洋上百元，办丧事又花了两百多元，本来就很困难的家庭，亏空了一大笔账，日子真是雪上加霜，告贷无门，只好勤俭省吃，节约还债。一天，祖母与伯父、父亲在祖母房中商量了半天，结果达成协议，第二天传达各房，伯父出面说：“我这个不孝之子，真是无颜见王家列祖列宗。我没有本事，养活不了这一大家人。现在只得分家，以后各奔前程，日子过好过坏全凭自己，也免得受大家庭的束缚，减少纷争，祖宗留下的遗产一是房屋，二是田产，三是生产工具。房屋两房人分，各得堂屋三间，东屋属于我，西屋归宝仟弟。田产共七亩，好坏搭配，各分三亩半。农具大件共有，小件平摊。”伯父说完，大家哑口无言，陷入沉重的怅惘之中。祖父尸骨未寒，维持了两代人的大家庭，一夜之间解体了，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姊妹，以后要各自为炊，如同路人，这种心情谁也好受不了。父亲板着脸一言不发，内心之痛苦可以想见。他在城里帮人家做生意，分这三亩地，今后全靠小脚女人去张罗，这怎么玩得转呢？孩子又小不懂事，也对农活帮不上忙，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辞工回家务农，虽可缓解劳力紧张，但城里的这份差事总能挣点现钱，要不买盐的钱得拿鸡蛋去换，可想日子并不好过。　　祖母由两兄弟轮流抚养，一家住一个月。父亲决定不辞工，农忙时回家帮忙。延安三哥长我三岁，已就读私塾三年。家中里里外外的生产生活担子，就落在了小脚母亲的肩上。里打外开的家务琐事，其繁重情况，可想而知。我像终日脱缰的野马，又像野外的猴子，不是爬树，就是上墙抓猫捉鸟，穿的鞋子一个月一双还不够，衣服更是要一天一换，不然脏得无法上床。皮肉经常被撕烂，虽然遭受破皮流血之痛苦，但总也未改痛中之乐。母亲终日任劳任怨，忍气吞声，有时被我的顽皮捣蛋气得连饭也不吃，但我未曾挨过母亲一次打。母亲只是吓唬我或解说几句就了事。长大以后，想到我的淘气和调皮，就深感愧对母亲。　　岁月的飞逝，忘不了童年的点点滴滴。回想起来，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父亲为了增加收入，单身一人在城里帮老板照顾生意，很少回来。家务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肩上，里里外外都得她应付。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年纪都不大，在家里也帮不上甚么忙，有时候还要添乱子。春种秋收的大忙季节，天不亮母亲就下地干活，中午太阳毒，回家午休，晚上要忙到太阳落土，夜幕降临才收工，就这样，六口之家只能温饱，谈不上小康。农忙季节，父亲有时候回来干几天活，忙得腰酸背痛，干一天要躺在床上歇两天，毕竟不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是半耕半商的半城里人了。　　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她父亲、姐姐的教育与薰陶，也是知书达礼，从她的言传身教之中，我从小就听到许多押韵而且好记的谚语。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蕴含着智慧和哲理的谚语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可以说，我几乎是伴着母亲的谚语成长起来的。回忆小时候，我冥顽不灵，每遇一事，母亲都用她的谚语对我进行现身说教。例如“吃喝净，少生病”，“饭前便后常洗手，污秽疾病难进口”，让我从小就讲卫生，慢慢成了习惯。母亲对季节的转换，天气的变化，常用“白露身勿露，寒露脚勿露”，“人强人欺病，人弱病欺人”，“不怕穿得迟，就怕脱得早”，“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等等，及时对我叮咛。而在培养孩子的道德情操，教会人们如何待人接物方面，母亲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生子，不知父母恩。”“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宁可身冷，不可心冷；宁可人穷，不可志穷。”“少小不戒口，老大路难走”等等。教会我不说坏话，不说假话，为人要正直诚实的道理。而对于我每次出门，要看天气，叮咛着“狗洗澡，雷雨到”、“星星眨眼，离雨不远”、“无雨满天光，有雨四方亮”她总是能用适当的谚语讲明客观规律与深奥道理，谚语易懂易记，终身受用。今天想来，母亲对我从小就谆谆教导，潜移默化，对我今后做人处世，给予明确指点。　　人常说：“母爱似海”，母亲的爱，如春天飘洒的小雨，如青石中流出的甘泉，滋润万物，细微周到。母亲虽无高深文化，但她总喜欢一边为我纳鞋底，一边督促我死记硬背谚语，自我学会走路，就穿母亲做的布鞋，为了我一双爱动的赤脚，母亲常常在夜里熬红了双眼，直至我以后离家去青岛谋生，还穿着母亲做的布鞋。深感走到天涯海角，也离不开母亲的视线，母亲的呵护。夏天蚊子多，母亲总是在乘凉时在我身边不停地用扇子赶走蚊子，嘴里还轻轻地哼着动听的童谣。　　有一年正值秋天，忽听身后有人喊我的乳名，回头一望，是母亲用大襟褂兜着金黄的新鲜玉米，那粒粒金黄的玉米闪耀着光芒，就像母亲闪亮的汗珠，这是我们家种的“金皇后”优良品种，如今总算有了收获，不容易啊！农民辛辛苦苦种庄稼，这玉米来之不易啊！当天，母亲将玉米棒子煮了几个，让大家尝尝新。我吃着母亲用汗水浇灌得来的玉米，那个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至今我仍然感到记忆犹新。以后，天南地北的跑，山珍海味不知吃过多少，但总没有母亲种的玉米棒子那么好吃。再说，分家以后，一切靠自己动手，自食其力，颗粒粮食都舍不得浪费，吃自己种的粮食，分外香甜可口，这就是劳动带来的喜悦。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中，我已长大成人。在青岛学生意的我，偶尔也会想起童年的往事，却没有想起母亲牵手走过的岁月。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我的心突然被震动了，有一种想回家让母亲再牵一次手的冲动。终于，那年夏天，我回家了。母亲正在仅有的二分地里抢收麦子。我和母亲彼此久久地凝视着，母亲高兴地说：“你长高了！”。而我也发现，母亲苍老了许多，鬓角已斑白，额头上的皱纹也多了几道，母亲以她的衰老，作为儿子成长的代价，但母亲并不感到失去了什么，她盼望子女成长起来。我拉着母亲的手，轻声说：“娘，我们回家吧！”母亲显得有些惊异，而后很高兴地同我走进家门。　　依然是当年的小桥，依然是当年的母子。母亲的手一如当年一样温暖有力，但却不再白皙、柔软。她的手黝黑而略显粗糙，有的地方还有一道道裂口，手掌中结满厚厚的茧。我拉着母亲的手，触摸着她那嶙峋的瘦骨，仿佛触摸到她这将近半辈子的沧桑。　　这是我１０岁以前的童年回忆。由于家庭生活清苦，很少吃到荤腥。有一天，父亲笑着从外边提一条羊腿进家，说煮煮，喝顿羊肉汤。母亲马上喜形于色，急忙接过羊腿进厨房去了。的确，穷人家的孩子，三月不知肉味是常事，每年只有过年过节，才有一顿肉吃，这还是平常年景。遇有大旱，地里颗粒无收，不要说吃肉，就连饭也吃不上。有一年大旱，庄稼都干枯死了，日照的地方官还是征粮，一粒不能少。结果穷人联合起来“抗捐抗税”，差点闹大了。片刻工夫，母亲已将羊腿煮熟放进面盆里，准备拆肉。母亲叫我和三哥过去帮助干活。我俩围了上去，母亲撕一块热喷喷的羊肉填在我嘴里，又撕一块填在三哥嘴里，像喂小鸟一样，尽到母亲哺乳之责，而她自己却舍不得尝尝羊肉的鲜味。算来七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吃过的山珍海味都忘了，惟独那次母亲喂给我嘴里的那块羊肉，其鲜其嫩，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最令我难忘的一次饭，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患麻疹，乡里人叫“出痘子”。发烧、咳嗽、头疼，难受极了。我几天茶饭不思，心里恶食，吃一点都想吐。母亲在我床边日夜服伺，心痛地问我想吃什么，我不知怎么脱口而出：“我想吃大米饭。”可就这“大米饭”三个字难倒了母亲。原来，家里只剩下半缸地瓜干和少量玉米面，哪里还有大米。母亲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把曾经装过大米的缸彻底清扫一遍，终于扫了半碗稻子，然后用碓窝舂成米。不小心，母亲的手被碰掉了一块皮，鲜血直冒，她按了一把老墙土才止住血。当母亲用受伤的手把热气腾腾，稻香扑鼻的一碗大米饭端在我床前时，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串串泪珠滴落在碗里，怎么也咽不下去。我这时才真心感到世界上，只有母亲才最无私，只有母亲才是最伟大的人，她们对子女的奉献不计报酬，她们对子女的赡养是尽心尽责的。我想，世界上做儿女的人，应该知恩图报，不要忘记报答慈母的恩情。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含着泪花哄我：“四喜（我的乳名），乖，吃了饭病就好了。”然后，用调羹把饭一勺一勺地喂在我的嘴里。写到这里，我仍然止不住地掉眼泪！这顿饭虽说没有吃出什么滋味来，但母亲的温馨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子里。尤其我是猴年生的人，生性好动，为此，不知给母亲增添了多少麻烦与恼怒，她爱子越深，恨我不争气，爱与恨交织，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身心和精力。但，不孝之子，又拿什么作回报呢？想起来我就痛心疾首，赧颜愧对母亲的恩情。我小时候顽皮，母亲对我穿的衣服，几乎每天都要脱下来缝补和洗涤，她极爱面子。经常对我说：“笑破不笑补”，如果我的衣服脏了不换，她就会生气。为的是怕我在外面给她丢脸。我经常想保持干净，但忘性大，一出门就与孩子们爬树登墙，衣服哪有干净的，夏天是一天一换，有时是一天换两次。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多少往事多已淡忘，惟独母亲对我的关心所付出的劳累代价，我将永不可能忘怀。“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父母恩深终有别，老来回想童年的母亲，真是百感交集，悔当初未能尽孝道，如今想尽孝道，母亲却已魂归道山，想尽孝也不可能了。　　母亲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悉尊祖训。对祖父祖母克尽孝道，千依百顺，即使有错不在自己，总是主动承担责任，讨公婆欢心。对子女一视同仁，没有偏爱，认理不认人，也决不重男轻女。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争执，闹到母亲面前，母亲总是责备兄姐，认为兄长姐姐应该爱护弟妹，一切要让着点，谁叫你是兄长姐姐呢？有时候我故意撒娇，弄得母亲也很为难。如果我和邻居孩子打架，母亲总是光批评我，不管事情对错，先要我认错，甚至带着我向邻居家长主动捡讨，认错赔不是，母亲认为邻里和睦相处是大事，孩子们打架闹事不能偏袒自己的孩子，以息事宁人，既便是自己有理，也只能回家慢慢讲理，决不能在外人面前护短。　　母亲出身秀才之家，外公对母亲从小就教育她如何做人。因此，母亲对人对事，处理极有分寸，拿现在的话语说，就是很懂得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母亲没有上过私塾，但《朱子家训》、《颜氏家训》、《增广贤文》中的一些道理她都懂。母亲最忌恨说谎话，有一次，我不小心摔破一个饭碗，我怕大人批评，就说是猫上桌打翻在地，哪晓得三哥向母亲告了密，那天晚上，母亲极其严肃地对我说：“四喜儿，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摔碗事小，说谎事大，你今后要注意。”母亲点明了，我不好抵赖，只得承认是自己的错。母亲又说：“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你说谎骗得过我，但你能骗过老天爷吗？”从这以后，凡是我做错事，知道老天爷都知道，只能如实说出，不敢再讲谎话。有时候讲谎话总不能自圆其说，经不起推敲，到头来落得个里外不是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诚实是我的做人第一信条，从不说谎。但在那说谎成了风气的年代，诚实反而吃亏，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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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谈谈我父亲。我父亲很聪明，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之下，也是知书达理的人。但他生不逢时，传统的孔孟之道没有兴趣学，洋学堂的国文，算术、历史、外语，他又学不进去。祖父家产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要想读书，确实供不起。于是，父亲１６岁起，就进城给商家帮工，当学徒，三年出师，学做买卖站柜台，店员这碗饭也不好吃，要对老板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对老板娘要献殷勤，多卖力气做事，讨她的欢心。对师兄师弟要尊敬，和气生财。尤其不能得罪顾客，对顾客怠慢，是要受处分的，搞不好就被炒“鱿鱼”。父亲脾气也不好，经常与人顶牛。出徒以后，接连换了好几家老板。后来才知道，父亲每月领到工钱，就悄悄邀几位师兄弟去赌博，他想赢点钱贴补家用，哪晓得他这个新手是人家放长线钓的鱼，赌场上不认爹娘，赢了不能走，输了要想再赢回来，也不想走，往往在赌桌上几天几夜地拼杀，有时也赢了些钱，父亲就买些点心回来，让大家高兴。母亲问起店里的生意，他说得天花乱坠，面对赌博的事，他从不提及，一来怕祖父呵斥，二来怕母亲埋怨。但纸里包不住火。一天，家里来了几位陌生人，一问才知道是父亲的朋友，原来他们是来要赌债的，父亲没有回来。陌生人态度蛮横，母亲胆小，怕出事，答应半个月内还清欠帐。陌生人走了，父亲突然失踪，不知去向。这下，可难坏了体弱的母亲，这真是雪上加霜，哭天无路。本来，如果父亲守本分，在城里当店员，贴补家用，地里的活不用他管，日子不算富裕，但不用忧虑吃不饱的问题。父亲在城里染上恶习，屡教不改，母亲知道后，不是没有劝过，母亲说：“人非圣贤，焉能无过？你只要戒赌，改过向善，一刀两断，将来还是会过好日子的。”父亲那里听得进去，真是山河易改，本性难移。好不上三个月，旧病复发，又上赌场上去了。欠赌债两百多块现大洋，砸锅卖铁也还不起，逼债的三天两头上门，父亲又不知去向，母亲只好拿出田契，卖田还赌债，将祖父遗留的三亩多地，卖得仅剩二分坟茔地，才息事宁人。父亲躲债远走他乡，以为一走了之，哪知道自己躲起来了，家里却遭了殃。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赌徒都是城里的黑社会人物，依仗教堂洋神父的庇护，在城里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父亲哪是他们的对手！卖田还债，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当他悄悄回家，以为这一债劫已躲过，重新做人。结果是“恶人难斗地头蛇”，家产卖光，落得个“败家子”的名声，让父亲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来。父母亲为此事天天吵架。但日子还要过。父亲在城里找工作很难，只好在家里干点农活，没有土地，就等于没有了依靠，来年连饭也吃不上了，这日子真不好过。有好心人劝我父亲说：“你的两个儿子都已十多岁了，可给老财主家放牛放羊，一来减少口粮，二来可挣钱贴补家用。”父亲的脾气谁都知道，他是宁折不弯的人。他说：“我再穷也得让孩子继续读书，我这一代完了，不能再误了孩子们的前程。”　　　　家境明显衰败了，右训云：“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如今方寸土也没有了，今后日子怎么过呢？眼看存粮快吃尽，来年不耕地，收成无望，就差点没拾起棍子去要饭。父亲说，“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原打算靠亲朋借贷，艰苦度日，结果父亲又进城去当店员去了，这回他痛改前非，不再涉足赌场，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父亲变成了一个好人，知道家里穷，省吃俭用，每月拿到的工钱如数交给母亲，以供家庭开支。穷，不是好事，但穷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锻炼人的求生本能。东房是伯父一家人，二哥延德已在北京冯玉祥的部队当军官，寄来的照片，一身戎装，英俊威武，着实令我羡慕不已，我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二哥一样，当军官，出人头地，成为英雄。二哥那时还未结婚，媒婆踏破门槛，三天两头有人说媒提亲，伯父母婉言相谢，他们不敢为二哥主婚，说现在外头都兴自由恋爱，父母包办婚姻不时兴了。他们不打算为儿子找对象，怕的是将来儿子不答应。伯父一家日子过得比我家好，伯父半耕半商，经济不困难。有时还接济我们一些钱粮，帮助度过困难。尤其是过年过节，伯父总是提前送来米面、油、肉、鱼、兄弟感情很好，能做到互相照顾。后来，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伯父也帮助点，赎回了一亩多地，勉强靠庄稼糊口，不再缺粮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父母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我和三哥身上，将来有出息，决不会当农民，要像二哥一样，到外面混个一官半职，或经商发财，光宗耀祖。我从１０岁就暗下决心，冲出大孙家村，远走高飞，混不出个人样，决不回来。但事与愿违，当我真的回乡时，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穷困潦倒，不堪回首，这个我在以后还要详细记叙，暂且不提。　　　　父亲在城里当店员，接触了不少洋教堂的传教士，这些外国人唆使教徒欺压老百姓，经常激起群众公愤。１８９８年烟台、青岛传来消息，说去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德国传教士在当地倚仗官府征用民地，大兴土木，补偿不多，激起群众反抗，要求神父公平合理补偿损失，德国神父不但不体察被征地农民疾苦，反而唆使教民滋扰闹事，张家庄乡民雷协身等看不过去，遂起杀心，夜间击杀德国传教士两人，引起“巨野教案”，济宁、寿张、单县、武城各县群众和农民在大刀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袭击洋教堂，殴打德国传教人员。１１月４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舰队强占胶州湾，青岛、日照等地群众怕教民报复，先后有数千人从城内迁往乡下躲避，父亲那年才２０多岁，对洋人欺压百姓愤愤不平，悄悄加入了义和拳秘密民间结社，设坛练拳并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号召，专门对付教民的横行霸道，口号是“扶清灭洋”，但不久，义和拳就改名义和团，迷信刀枪不入，结果被洋人用洋枪打死打伤不少。祖父反对练拳，也不让父亲继续练武，但父亲仇视洋人，甚至不用外国货，以示抗议他们在中国的侵略。　　十年前，以鸟引我失足落井的表兄忽然来我家做客，虽然不断见面，但对他这次的来临，我特别高兴，因为他这次来我家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这新鲜玩意儿在农村成为极为稀罕的“洋马”，我们这一带多驴少马，所以农民通称自行车为“洋驴”。我已１３岁，个子不矮，心想，机会难得，我绝不能轻易放过学骑“洋驴”的机会。许多儿童对自行车不吃草、跑得快、又听话极为感兴趣，就像我小时候对钟表情有独钟一样，这自行车也使我入迷。表兄刚下车，也未经他同意，就接过这“洋驴”下了晒麦场。赶它推它都不听使唤，每次想骑上去，总是歪歪斜斜一头栽倒在地，右小腿被碰伤，青一块紫一块，心想：这“洋驴”还咬人？难道是罗成的马认主人吗？学骑车，没人帮忙，试了数次都不成功，真有点痛恨自己笨。表兄发现他的爱物不见了，急忙跑来晒麦场，见我大出洋相，笑得前仰后合。在他的教导下，我很快学会了溜圈，然后他在后面扶着，我骑上车往前蹬，经过一天的反复练习上下车，稳住龙头，很快就会放单骑上路了。第二天，我在同学张继琇的鼓励下，推着自行车在乡村道路上试骑，虽然歪斜不稳，东倒西歪，但慢慢地也就平稳上路了，刚刚骑了不到半华里，临近村头的大池塘时，突然窜出一帮看热闹的小孩子，我担心撞着他们，但就是忘了如何刹车，车疾速绕过又跳又蹦的孩子们，由于心慌和不熟悉车的性能，“洋驴”再也不听使唤了，勇往直前，“咚”的一声，连人带车直冲进池塘里。我挣扎了十多分钟才爬起来，幸亏池水不深，可也喝了几口水。有人帮我爬上了岸，捞出了自行车。当时，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是可想而知的。有个过路的小青年对我开玩笑地说：“伙计，你这‘洋驴’早上没喝水吧？要不，怎么渴得跑到池塘里来喝水呢？”直说得在场人哈哈大笑，把我羞得脸像关公。我浑身湿淋淋地推着自行车回家，惹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这可急坏了表兄，他急忙查看车子是否损坏，轮胎还有气没有，刹车灵不灵，结果还好，没有撞坏。由此，我的一生，也像这次骑“洋驴”一样，学得快，跑得远，跌得重，七十多年的经历，不就是如此吗？　　[未完待续]
　　　　能够拜读还是胡扯兄的长篇帖子，并有个板凳坐，开兴：）　　
　　我的命按五行属火，用水克火，当然是顺理成章。生我那天傍晚，风雨交加，雷电鸣闪，家里人都非常惊奇，中秋都过了，怎么还有这种天气，后来，我父亲找相命先生给我算了卦，说我是金猴转世，将来天马行空，四海为家，命中注定福星高照，一凡风顺。但中年午火克置中金，遇小人作乱，虽能出官为事，恰似流水浮萍，婚姻不利，财富不稳，有牢狱之灾。晚年有贵人相助，福星天德高照，重返人间，善终长寿，逢凶化吉，名利双全。按照相命先生的推算，我是青年在天上，中年下地狱，晚年才回到人间。天堂、地狱、人间都经历过，可说大起大落，命运不凡。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回忆这个算命先生所说，句句属实，莫非他真有预知凶吉的本事，能看透一个人的终生，至今我仍然为之不解。　　----------------　　这一段应该是“伪科学”，还望“司马方舟”‘的扇子们千万别砸。本来帖子就会越来越长，而且会很长，要是把这帖子砸水了，到时候打开就更耽误功夫。　　为了让更多的网友看过了“芙蓉姐姐”的照片之后耐着性子看看这老故事，您读了要是觉得还行就把它翻上去。
　　顶了再看.
　　　　挖塞，躺在了鸦片床上，享受：）　　靠，不是还是胡扯兄的原创，瞎忙乎，白起劲：（　　
　　你一点也不会瞎忙。这种文章编是编不出来的。读下去你会发现：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德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沿海港湾，深入内地掠夺路矿资源和权益，并不断瓜分中国领土。日照县自从英、美帝国主义派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来布道传教后，先后建起了几座教堂，并说服群众入教。同时，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开始在日照县办学堂，开慈善医院。早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长老会就在登州创办了文会馆女校，潍县教区先后办学80余所，青岛教区办学40余所，当时叫文德女中、附小和幼稚园。在青州还办广德书院，吸收青年入教会者入学，学习内容有神学、教学、外语；这些都是私塾缺乏的课程。由于教会勾结地方官绅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学校，强征民工劳役，甚至暗中收买儿童，激起群众公愤，纷纷参加义和拳，大刀会，秘密结社，流行于胶东、鲁西南各县，设坛练拳，以“保家卫身，防御盗贼”为号召，吸引群众参加。1899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山东义和团首先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1900年八国联军组成两千余人的侵略军，在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的带领下，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义和团沿途阻击，迫使侵略军停滞于廊坊。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加上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下令庆亲王奕匡力、北洋大臣李鸿章向侵略者乞和，签订了《辛丑条约》，义和团又举起“扫清灭洋”旗帜，继续斗争。日照县就在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中艰难度日，农民饥饿难熬，被迫闯关东，流离失所，因此，王氏家族老祖宗留下的田产家业，经过兵荒马乱的年代，几乎难保，加上人丁兴旺，分家分产，日子就越过越穷。　　　　————————————————————————————　　这一段是老人自己回忆的吗？年份、教堂数量写的这么清楚？　　自传就自传，从自己的眼界写，用不着加官样内容。
　　官样内容？这种观点是官方的吗？　　书稿根据老人口述记录整理。老人为什么要持这种观点，不清楚。
　　有笔录者的加工吧　　　　口述就是口述,解释性的文字完全可以注释的形式来做.
　　[今天贴到抗日为止]　　三　启蒙开窍　进私塾子曰诗云　　　　天生顽童　打群架众拥称王　　我刚刚进入八岁，浑身是劲，有时梦中飞上了天而且在天空中遨游，那个美滋滋的味道，令人销魂落魄。早上起床后，就到外面去玩耍，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外面玩，无忧无虑，野性大。１９２８年春，我在父亲的带领下，进入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从此像小鸟一样，被关进了笼子。启蒙老师是本家的三伯父。一进学门就觉得老师很威严，带有杀气。启蒙的学生第一次进学堂，老师首先约法三章，宣布学堂规矩。如不准迟到早退，不准上课时交头接耳讲话，不准打架斗殴，不准违反作息制度，不准上课时打瞌睡，不准随意上厕所，如入厕应课余时间……。如果违犯将受到怎样的处罚，有口头呵责、打戒尺、罚站、写检讨等，直至开除回家。野惯了的我，一下子被这些清规戒律给镇住了，只好像马套上了笼头，想调皮捣蛋也无能为力了，慢慢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吧！　　　　对老师，我望而生畏。平常遇见，好似遇到老虎，又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心里极为害怕。上学的路上，见到几个同龄孩子去后庄上洋学堂，觉得他们是那样自由自在，而自己进的这所私塾，恰似坐牢。听洋学堂的学生说，他们学的东西，活泼又好记，有什么国文、算术、历史、外语，尽是讲的一些时髦而新鲜的内容，如什么革命军、孙中山、苏俄列宁、民国、共和等等，听不懂，但很刺激。而我们私塾上课，天天要你死记硬背子曰诗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中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正如陆游在《秋日郊后》一诗中所说：“授罢村书闭门睡”，村书就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启蒙读物，无非教孩子识字而已。读这些启蒙课本，枯燥无味，如同嚼蜡，因为老师不讲解内容，只要求学生倒背如流，能背下来一字不差，就是好学生。我背诵《三字经》时，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方法，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就这么记：“人之初，狗打秋”，“性本善，狗也厌”、“性相近，狗相亲”，“习相远，狗想玩”，用谐音加强记忆，同学们几乎都会这一套。老师一开口就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要求学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读书如唱歌，一字三叹，有板有眼，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师教书时，也是摇头晃脑，拖腔拖调，抑扬顿挫，就像死了人读祭文。我由于在背诵方面有特异功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如此学习，只是学唱，至于唱的是什么内容，学生一概不管，也不求解释。因此，两年私塾学下来，除了“三、百、千”外，又学着背诵《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弟子规》、《名贤集》、《唐诗三百首》和《诗经》。　　　　我念书没有感到任何压力，可以说是轻松愉快地读了几年。有些同学觉得读书很吃力，老师点名背诵课文，他总是记不全。我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他们没有看书吗？不是，一天到晚就背那么几段诗文，怎么就记不住呢？怪不得他们要挨戒尺打。所以，我念书等于学唱歌，全把它当儿戏。一有机会，我就跑到洋学堂那里去凑热闹，我特别喜欢学堂里打篮球，为了抢一个球，十几个人争得汗流浃背，真有意思。还有，洋学堂里有女学生，穿裙子，真好看。我经常去洋学堂，觉得洋学堂生气勃勃，不像私塾这么死气沉沉。九岁那年，我就大胆向父亲提出要上洋学堂，母亲倒是同情我的要求，从旁也劝父亲。可是，父亲绝不允许，他说：“洋学堂是误人子弟，洋学堂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的，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拿不出这么多学费！”父亲对外国人有反感，尤其是去年济南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的“五卅惨案”，接着奉系军阀张作霖由北京返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张学良于１２月２９日通电易帜，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反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吹到日照这个小县城，一时群众抵制日货，废除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闹得沸沸扬扬。洋学堂是教会办的，父亲仇视洋人，当然不让我进洋学堂。在父亲的压力下，我仍然没有放弃上洋学堂的想法，只要有空，我就向洋学堂的学生学习算术，用石块在地面上演算应用四则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竟学会了加减乘除法，虽然不够精确，但比起在家中用珠算记账有关的事，一点也难不倒我。后来，我用笔算，父亲用珠算，我总能胜过他，既快且准，不用复核。父亲对我的本事甚觉惊奇。在私塾的同学中，我的笔算技巧也是出名的，老学究对我的算学也是望尘莫及，觉得这十个阿拉伯数字神奇无比，什么都能算出来，真是有奇巧。　　　　１９３１年，我十一岁，私塾换了老师，由一个叫孙书田的秀才教我们。开始学《四书》、《五经》，反复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以后，书中尽是“之乎也者”这一套，更使我不得其门而入，真是有点“望书兴叹”。《诗经》中学“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我总是把“夭夭”（ｙāｏ ｙāｏ）念成“喔喔”（ōō），老师就指出念错了，要重背，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挨过戒尺打手心。我长大了，对古书不感兴趣，所以没有用心读书，当然就记不清字的读音。经常认字认偏旁，结果闹很多笑话。我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记吃不记打”。当时村子里的情况是普遍贫穷，能上得起学的，就很不错了。私塾先生教书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背诵课文。凡背得好的，在学生的课文上方奖个小红贴，背不好的，就打手板，错一字，打一板，不论学生年龄大小，一律以戒尺打手心侍候。　　　　私塾，是不分上课下课的，一坐一上午，下午照旧，除了中午吃饭外，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老师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似睡非睡。千万别以为老师在打瞌睡，谁有一点动静，他一清二楚。谁调皮捣蛋，就叫谁站起来背课文，内容由他指定，背不出就板着面孔打板子，毫不留情面。新老师新办法，我出事就出在这上面。老师准备了两把戒尺，一把放在他的讲台上，一把立在教室的门口，谁要上厕所，必须提着戒尺，方便完后带回来，下一个才能出去，反正一次不能去两个人，就是急得尿裤子也得忍着，凭戒尺上厕所，好像现在的通行证。　　　　有一次，我拿着戒尺上厕所后，觉得又饥又渴，想到我家房后的杏子熟了，黄橙橙的，真想吃几个解解馋。上学前还摘了几个尝尝，酸甜可口。想着想着，嘴里直流涎水，便一溜小跑回到家，爬上树就边摘杏子边吃起来。也许是吃多了，觉得有点苦涩，不想再吃了。猛然间头脑里一闪：“不好！”戒尺还在厕所里等着我呢！急忙从树上跳下来，撒腿就跑，边跑边想：学屋里一定乱透了，没有戒尺，他们上不了厕所，岂能不向老师告状？这是严重犯规，起码要挨十大板。越想越怕，拼命跑到厕所，拾起戒尺就向学校跑。连累带怕，头晕眼花，额头“咣”地撞到门角，啥也不知道了。后来听同学们说，老师见我满脸是血，也大吃一惊，于是，他找了一把水烟丝，给我敷在伤口上，说是能立马止血消炎。躲过了一顿打，从此在家休息养伤。父亲见我猴里猴气，伤快痊愈时，在我眼眉中留下了一个永远去不掉的伤疤，一些老人戏谑我说：“孩童记吃不记打，几年读书留块疤”。这次意外事故，让我在家养伤，父亲的思想也开了窍，民国成立，清王朝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了紫禁城，南方孙中山闹革命，袁世凯下台，日本鬼子侵略东三省，这一系列变化，使他对孔孟之道产生了怀疑，八股文救不了中国，读四书五经有啥用？真是误人子弟。我向父亲诉苦，要求转学，上洋学堂，父亲不再坚持过去的意见，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从此不再去私塾上学，而是经常到洋学堂去听课，与洋学生交朋友，学了一些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如算术、历史、外语等。　　　　后庄洋学堂在小孙家村，据说是北洋政府段祺瑞下令全国开办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天津有个北洋大学，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专业，是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天津北洋西学堂而发展起来的，日照县就有三个地主家的儿子在那里上学，以后还出国留学。小孙家村的洋学堂当然是为有钱人办的，但也不排斥穷人家的孩子，只要交够学费，学校一视同仁对待。我家穷，上不起洋学堂，只好望“洋”兴叹。　　　　在洋学堂隔壁有个乡公所，穿黑制服的乡丁天天在操扬上练操，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看的次数多了，将他们操练的动作也学会了不少。我就在本村召集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欢聚一堂，开始对他们实施操练，孩子们越聚越多，先仅编一个班，后来发展到三个班，三十多个人，分成南军北军对抗，以石子为武器，对抗战多选在晚饭后的月光下进行。司令由我当，南军、北军的军长由我任命。一到夜晚，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聚集在村东头晒场上狂呼乱叫，恰似一窝蜂，吵闹嬉耍到深更半夜仍不愿回家，只有在家长三番五次催促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大家。天天晚上闹，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因此，有一些孩子的家长不客气地找上门来，埋怨我带头带坏了，要母亲严加管教，不许再胡闹。这无意中给母亲又添了许多烦恼。虽然如此遭到大人的反对，但小伙伴们的狂欢有增无减，而且经常对反对的人背后搞些恶作剧，不是掀掉柴草堆，就是半夜扔石头砸屋顶，闹得大人对我们翻白眼骂我们是群小土匪。那时，听说山东胶东、鲁南有土匪头子刘黑七和朱信斋的部队，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小孩子哭闹，大人就说：“刘黑七来了！”小孩子吓得马上就不哭了。有时候把打败的人称“日本鬼子”，用柳条五花大绑押着游街示众。孩子们都恨日本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最大的敌人，父亲带头抵制日货，凡东洋货不管好坏，一概不买。　　　　从开始上私塾起，我认识了不少字，读书、写信、写个字据，甚至过春节写对联，我都敢应付。洋学堂的老师同情我的遭遇，希望我靠自学增长知识。洋学堂的学生夸我“虚心好学”，将来定有出息。我也深知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钱上学，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我真的大脑开了窍，借洋学堂的书晚上点上灯勤奋苦读，学而不厌，我仿照《三字经》上说的：“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为了节省灯油，我经常借香头之明看《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等中国古典小说，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对《隋唐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那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敬为图腾，一举一动加以仿效，怨自己生不逢时，否则，希望能够追随他闯荡江湖，仗义行侠，打抱不平，杀富济贫。私塾上了六年，《四书》、《五经》都学过。但只能背诵，不会应用。有些内容，是成人后再温故而知新，略有心得体会，而读史读小说，则入迷忘我，有时连吃饭都忘了，父母亲见我勤学苦读，暗自高兴，但他们哪知道我不是读圣贤书，而是读的“淫秽”之书。　　　　家庭经济境况日趋衰败，洋学堂上不起，私塾还是要上的。开始知道将来要出人头地，要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当然要超过祖父，父亲更不在话下，我的偶像是二哥延德，冲出日照，放眼全国，甚至想到外国去留洋，一鸣惊人。延德兄来信提起广东革命政府办了一个黄埔军校，第一期山东考取了项传远、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刁步云、王▲、李殿春、于洛东、冷相佑九人，广饶、诸诚就有六人，现在都当了官。不过，到广东去是秘密的，当时北方政府不准许革命党活动，考黄埔军校是要冒杀头的风险的事，一般家长不要孩子冒此风险。　　我在私塾读了六年书，成绩都很好，属于上等。穿着上比不过同学们，补丁衣服虽旧，但清洁卫生，冬天棉鞋虽破，仍阻止不了我冰上溜滑和雪中取乐。勇敢，不怕事。瞎闹方面，每每冠军非我莫属。母亲要我到野外拾柴挖菜，我更是不放过这个机会，与同龄孩子们玩叠罗汉，见阎王。有时候到土地庙内，将土地爷爷和小鬼搬弄出来，玩够了，再把他们搬回去恢复原位。玩得开心，中午该回家吃饭了，可篮子还是空空的，被母亲骂几句万事大吉。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到关帝庙中作乱，把周仓手中的大刀给玩断了，大家商量，谁也不说，不准走漏风声。本来以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谁知第二天村长发现了，他怒气冲冲跑到私塾向老师发了一通脾气。怨他教的学生胡作非为，天不怕，地不怕，都敢玩到神灵的头上，真是作孽，是罪过。老师受到批评，岂能轻饶学生？在审问中，他宣布：“谁干的站出来，否则，每人五十大板，一个也不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承认。我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是小说中宣扬的豪侠精神。于是，我主动站出去，承认是我领头干的。老师把老花镜一摘，怒发冲冠，左手颤抖地在桌上一拍，大声吼道：“又是你，还有许多老账没有算，今天一并算清！”我心想，好家伙，今天这顿揍，非打得皮开肉绽不可。最后，老师见我勇于认错，气就消了一半，结果只打了五板子，火辣辣的，真有些疼，但我强忍着，表现出英雄气概，同学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事后，我纳闷，是谁走漏了消息？村长怎么知道的？我将那天参加的人逐一排队，而且都发过誓，谁也不会当“叛徒”，这事准出在关公托梦报告了村长。于是，我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非将关帝爷的头拧下来不可。传说，关帝庙每到夜深人静时，就能听到“你看我好不好”的声音在喊叫，神秘而使人毛骨悚然，没有人敢单独进这破庙。村东头有个叫“孙大胆”的单身汉，天不怕地不怕，每次在别人家赌博回来，必经此关帝庙。我和三个小伙伴躲在庙后草丛中，等“孙大胆”临近时，我直起嗓子高声唱道：“你看我好不好”，声音哀怨而阴森恐惧，孙大胆吓得魂不附体，撒丫子就跑，边跑边喊：“有鬼，有鬼，救命啊！”从此，他再也不敢自称“孙大胆”，人们却给他起了个绰号“孙小胆”。　　村里每逢正月十五夜，就有好事的人“请姑姑”， 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村里一些胆子大的未嫁姑娘自告奋勇参加，在法师的一番咒语和反复唸叨下，姑娘们席地而坐，眼睛微闭，口中念念有词，到半夜子时，姑娘们会忘乎所以地手持筷子左右摇晃。据说，当姑娘们进入沉迷状态时，她们的动作不由自己，意识完全丧失，类似进入天堂，不醒人事，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催眠术，暗示成份大，姑娘们从众心理主使，陷入求睡求醒状况，这就叫“请姑姑”。我和几个胆大包天的孩子，瞒着大人悄悄来到这里，翻墙入院，在暗处将窗户纸捅了一个小洞，用眼向里窥视。大家看够了，恶作剧就开始了。将事先准备的“两响”点燃，“轰”地一声，吓得那些姑娘们如梦初醒，乱作一团。主事人大喊“倒霉”，准是有人发坏。我们这时早已翻墙出院，逃之夭夭。第二天，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把矛头对着我，一致认为这是我干的坏事，将来要遭天打五雷劈，得罪神灵，岂有好下场？果然，几十年后，报应就临头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间未到。　　逢时作戏，过年过节，村里办花灯，踩高跷，跑旱船，玩狮子，耍龙灯，放鞭炮，扭秧歌，盘杠子，扔石锁，抬杠箱，打太平鼓，唱五莲戏，真是全村出动，彻夜狂欢，达旦方休。张祜作诗：“千门开锁万户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着词声。”　　形容元宵灯节一点不为过。我当然学会了踩高跷，学扑蝴蝶，翻跟斗时也吃过不少苦，两腿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裤子也撕破，母亲见我玩得鼻青脸肿，气得直掉泪，仍不肯戳我一指头，这就是慈母的爱。踩高跷练得运用自如，行走如飞，不过始终未能参加演出，原因是我是新手，轮不上我。　　清明前后，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万物生长，空气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有扫墓的习俗。每逢清明节，王氏族人要到祠堂扫墓祭祖，烧纸钱挂在祖先的坟头上，以示挂墓。我们孩子欢天喜地，跑前跑后，中午少不了吃一餐寒食，大饱口福。清明前后，家家插柳植树，已蔚然成风。孩子们则放风筝，我自制“大八卦”和“蜈蚣”两种风筝，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我的风筝飞得最高，蓝天翱翔，得心应手。我从会放风筝起，就梦想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像风筝一样，鹰击长空，多么潇洒自豪！这个梦想后来得以成真，也许应了老天爷的那句话：心诚则灵，梦想成真。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我的三哥延安已满１６岁，书不念了，在家游手好闲不是办法，经父亲多方找门路，托关系，给三哥在城里找到一家商号当学徒。从此，家里只有母亲和我，父亲与三哥在城里吃住，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来都捎带好吃的食品。所以，我总是日也盼，夜也盼，估计他快要回来时，就在门前眺望，盼望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三哥不在家，我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子汉，挑水、打柴等重活我抢着干，怕累着操劳过度的母亲。我还在私塾上学，三哥一走，我开始懂事了，平常放学回家，就帮助母亲种菜园、喂鸡喂羊，猴性有所收敛，也不常去村头召集小伙伴们玩耍，知道日子维艰，要帮大人干活了。第二年，即１９３４年，我也辍学了，这年赶上青黄不接，我就帮助母亲挖野菜，拾柴禾，干些杂活。而对真正的农活，如耕地种麦收庄稼，还得靠父亲。这年秋天，地里收成少，大旱虫灾，使村里的男女老少少吃缺粮，有的户开始逃荒，下关东投亲访友；有的户锁上大门，全家上日照、青岛谋生度饥荒；年青人则外出参加军队当兵吃粮，找个出路。村子里的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东北伪“满州国”改为“帝国”，溥仪为傀儡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农村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不但不减免田赋，反而增加盐税，房屋捐，兵匪劣绅沆瀣一气，欺压农民，诸诚有佃农枪杀地主之事传来，农村要求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自卫抗捐。二哥延德来信说去年（１９３３年）蒋介石派兵对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冯玉祥离军赴泰山隐居，群龙无首，军心不稳。反正国难当头，天灾人祸，农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感到为了求生存，要立志学本领，好为将来谋生创造条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也十五岁了，才知道学点东西。我白天外出拾草砍柴，用刀在土地上当笔演算试题，既节省了纸笔墨砚，又可以同样得到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环境逼人上进，贫穷生活的现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增添了多少莫名其妙的哀怨与惆怅，生活的担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几年前的童心一去不复返，开始咀嚼这人生和苦果，虽然我才刚刚进入花季的年龄。　　　　我十五岁时（１９３５年），道听途说红军北上长征到了延安，延安是我三哥的大名，因此记得很清楚。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要是能去延安参加红军，也许是一条出路。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工农的先锋组织，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山东这块土地上，还没有这个组织吧！我也搞不清楚。我二哥延德从１６岁就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当兵干起，在部队叫王仲懿，也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子。他追随抗日名将方振武将军。组织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从连、营长一直升为团长，方振武就是拉出王仲懿一个团的兵力从介休北上。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８日，方振武在宣化府举行了向张家口进军的誓师大会。会上，方振武将军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演说，越说越激动：“我方振武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打过张勋的辫子军，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不是孬种！今天去打日本鬼子，也决不当孬种！”说到这里，他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上“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八个血字。这时，台下我二哥仲懿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山河！”，至今，我还记得二哥给我讲的那段光荣历史。二哥和西北军佟麟阁、宣侠文、吉鸿昌、张光荣都认识。半个世纪过去了，真正抗日的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都成了烈士，我那时一心想找二哥。去杀日本鬼子，去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　　[未完待续]
　　最新快报：　　老人从抗美援朝时期就申请入党，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党员前科还是觉悟不高，反正总也入不上。上个月底，在省领导的关怀下，终于得偿所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拜托;明知道我不是喜欢读书的人;还写的这么长;谁有工夫看完哪.........　　
　　高高高高高高!!!!!!&
　　插队　　　　北洋大臣李鸿章向侵略者乞和，签订了《辛丑条约》，　　----------------------------------　　==轻起衅端，还要古稀之人来收场。不知道忠勇的僧王等能不能担当此任，只怕虐杀巴夏理是内行的，签约是不会的，取义也未必舍得。就只剩下一张嘴。　　
　　上个月底，在省领导的关怀下，终于得偿所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呵呵，俺们山东省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啊，没有一点专业背景的这不也出任司 法 部长了么？　　
　　历史有时在瞎搞。
　　顶　　司马方舟的扇子们不要看,呵呵
　　下文？
　　等我下了车就接着贴。在京津塘高速大巴上。太颠了。
　　四　为家分忧　离故乡北上青岛　　　　进店学徒　看老板纸醉金迷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我满１５岁，父亲认为我长大了，家庭贫穷，不能在家继续游手好闲，过着寄生生活。私塾不再去，洋学堂又上不起。形势逼人，看样子，我非走三哥延安的道路不可，去当学徒，去城里谋生，去独立生活。母亲为我流过多次眼泪。她不忍再将我送出去，好让我在她身边，干农活时有个帮手。再说，我也是个大人了，农村中的重活，脏活我理应承担，不能再让母亲去操劳。但劳力多，土地少，不出去，在家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在家真是走投无路，只有外出一条路可走。我下了决心，一定冲出这个大孙家村，去见见世界，闯荡江湖，谋求发展。看看母亲慈祥而憔悴的面孔，心里难受极了。我一走，家里只有妹妹一人照料母亲，大劳力全走了，家里农活的担子全压在她一人身上，我有些于心不忍。“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虽穷，房也破旧不堪，但毕竟是自己的家，“穷家难舍”，无可奈何。临走之前，母亲沉默不语，为我准备行装，心事重重。我从呱呱堕地，十六年来从未离开过这个家，不管日子过得如何，家总是温暖的，像是一个港湾，航船靠停在此，就可避免暴风雨的袭击。家对我来说，是眷恋难舍的，尤其是母亲，她过分操劳，未老先衰，令人痛心。临走的前两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不禁件件往事澎湃涌上心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禁不住泪水湿透了枕巾，像断线的珍珠，滴滴落下。母亲最知道儿子的心事，她反而安慰我说：“四喜，长大了，不要哭。为了前途，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放心去吧！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家来。”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宽慰我，壮我的胆。其实，母亲内心的痛苦，是不难推测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我的母亲。　　　　根据父亲的安排，我去青岛。父亲在几年前就到青岛谋生去了，在长记轮船行里是个老雇员了。他捎信回家，要我单身赴青岛找他。村里的同学，邻里伙伴为我送行。他们说：“你的造化比我们强，能乘轮船过海，将看到火车以及我们看不到的大世界。”他们对我表示极为羡慕，大家都认为：有出息的都远走高飞；没有出息的，才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一辈子也出不了头。　　　　我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养育我的母亲。　　　　第一次坐轮船赴青岛，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好奇。我坐统舱，在最底层，没有铺位，席地而坐；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轮船在黄海破浪前进，海天一线，一望无涯。海鸥在船尾遨翔，轮机声轰鸣，有时汹涌的浪涛激起水花飞溅拍击船舷，大自然的神奇威力与航行的轮船较量着智慧，但人的意志主宰着海洋，我第一次领略了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威力。　　　　父亲在码头接我，帮我拿行李。没有走多久，就来到他的住地。父亲终日托人为我寻找工作。我想到铁工厂去学手艺，父亲坚决反对，他说：“当工人生活艰苦劳累不说，一年四季穿不上一件干净衣服。”父亲想让我走他的老路，在商业、服务业找个工作，不会下大力。　　　　我为了谋生，一切听其自然，任凭父亲去张罗。父亲上班去后，我一人留在宿舍闲着愁得慌闷得慌，自己出门还顾虑重重，走不远就回头，深怕找不到家。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乍到青岛，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处处都新鲜有趣。刚来几天，半夜三更在睡梦中常听到恰似牛叫的声音，牛吼且长，不知为何物所鸣，待问明，始知是德国人制造，安装在海底的天气预报警报器，甚觉奇特。还有，城市的喧嚣声。汽笛声不时传到耳里，那种嘈杂声是农村永远也听不到的。　　　　父亲给我找到了一份差事，那就是给一家商号当学徒。我从小就知道在城里的商家店铺当学徒，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父亲就是榜样。据说，在商店当小伙计，出师以前，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技术，完全是当佣人。其日常工作是为老板提尿壶、扫地、擦桌椅，为老板盛饭、沏茶、剩余时间就是站柜台，晚上要等到关门后大家都睡了，自己才能入睡，早晨则要比别人先起床，抢着干活，以博得掌柜的信任与欢心。说白了，阿谀奉迎，看主子脸色，甘当奴才，这是我一生中最恨的，最瞧不起的小人，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混碗饭吃，只好忍气吞声，来充当这个极不顺心的角色。　　给人当差，真是“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一切唯唯诺诺，装得既勤劳又任劳任怨的样子，深怕出半点差错。学徒期间，没有工钱，只管饭。年终如果干得好，可获得一点赏钱，用红包包着，给你的时候，要双手接过，再三道谢。每年腊月二十八日，老板会在晚上摆一桌丰盛的酒席，凡是被邀请坐上席的师傅，就意味着被炒鱿鱼，来年另请高就，这是规矩，谁都怕坐上席。　　虽然很累，但伙食确实不错。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能天天有肉吃，就算天天过年了。开始几天，狼吞虎咽，恨不得一盘子菜全吃进肚里，但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被人瞧不起的，吃饭要装斯文，细嚼慢咽，只有等师傅们吃完后，我才能多吃几口，以解馋，不多久，饭量也少了，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后来竟和大家没有区别，脸也变白变嫩了，开始融入城市人的圈子里，不再像乡巴佬。　　老板给我一辆旧自行车，为的是教我跟着伙计们上街熟悉地形地貌、关系户门牌号码、马路名称及各大银行、邮局、电报局、码头、钱庄、字号、洋行、招商局、海关、火车站、汽车站等单位，以便日后能传送信件，送收货物，报关纳税等业务活动得以独立完成。几年前在家乡学自行车吃过苦头，今天居然能派上用场，着实高兴，老板也很满意。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前行，技术熟练，很少出事故，而且速度快，办完事就返回。老板、老师傅都认为我办事利索，从不偷懒，印象是既机伶又老实，是一块好料，将来能打磨成器。　　由于我勤快，老板要我跑外勤，比起站柜台当然自由多了。本来不安心这种工作的思想有了转变，觉得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人生阅历，广泛接触社会，增加知识与才干，以求进一步发展。半年后，业务熟悉了，可以独立完成任务了，我就开始在完成公干的余暇时间，对青岛的风景名胜观光游览，崂山、栈桥、海水浴场、八大关都去过，就连当年德国人修建的炮台和地下隧道，也没有放过，感到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修建防御工事，其境确够惊险。如今一片荒凉，大有人去楼空，明日黄花的味道。　　夏季炎热，有时借故偷偷去海水浴场洗澡，明知违规，还是要去。有一次，晚饭后，一位比我大的伙伴邀我去理发。理发过后，对我悄声说：“我领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去开开眼界。”我出于好奇心，很高兴地跟着他信步走去。一进门，就感到像进了世外桃源，楼上楼下装修得富丽堂皇，无数的彩绸玻璃镜框内是如画的美女照片，房间内有八仙桌、雕龙镂凤的大床，无数打扮妖艳的女人与男人打情骂俏，公开地拉拉扯扯，像闹市又像旅馆，隔壁传出琴声和狂欢的笑声。随地都有瓜子皮和水果皮，这样男女混杂的地方，我是第一次看到。在小说中看过的什么青楼，也许就是这样，但我不敢肯定。我的伙伴看来是常客，只顾与那些姑娘们说说笑笑，全然忘却还有我这个毛头孩子的存在，我被一个女子用那娇嫩的手摸了一下脸蛋，羞得我脸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一举动又引得众姑娘哄堂大笑，我实在羞得无地自容，只得慌慌张张夺路而逃。事后才知道是被伙伴带入烟花红楼，这个妓院叫东海楼，初次涉足妓院，在我的人生履历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过去在家乡，经常听说“洋货”。凡带“洋”的如洋火、洋油、洋酒、洋烟、洋车……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在青岛市面上，洋货充斥商店。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洋货”都是外国人弄来赚中国人的钱的。青岛市从一个小小的渔港发展成一个城市，海滨有德国人，日本人修建的欧式别墅；外国人修建的海港、铁路、码头、无轨电车、发电厂、纱厂，几乎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洋人在青岛有别墅、汽车，他们高人一等，横行霸道，而中国人多半从事苦力劳动，码头上的搬运工，纱厂的女工，都是起早贪黑，为生活而奔忙，反而吃不饱，住的是窝棚似的小房子。而外国人和那些达官贵人、奸商劣绅，则出入有车，每天在茶楼酒肆吃喝玩乐。不但吃山珍海味，而且还逛妓院抽鸦片烟，住的公馆深楼大院，门卫森严，正如杜甫的诗中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的家在日照农村，我从小就与贫穷结了缘。初来乍到这个繁华的都市，被眼前的光怪陆离的景色弄得眼花缭乱。当我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开始深思：人间有贫富两个阶级的人，我当然是穷人，自然站在富人的对立面，我不再羡慕老板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滋生了敌对意识，仇视外国人，更恨中国的达官显贵。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人用皮鞭抽打一个人力车夫，周围有人围观，敢怒不敢言。人力车夫不但不反抗，反而百般求饶，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哪里去了？我心中愤愤不平，又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我骑自行车顺坡道急速下行，有个日本小女孩背着书包横行马路，我确实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撞得她四脚朝天，滚出几尺远。我慌慌张张扶起车骑上就溜了，头也不敢回。这女孩伤势如何，我不得而知。日本女孩不是日本侵略者，如把对侵略者的愤懑发泄在无辜的孩子身上显然不妥，但在当时年轻偏激的思维下，心里没有太多的内疚。　　1936年春，二哥延德（仲懿）由北平返日照探亲路过青岛，专程来商家见我。仲懿兄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服役。一见面，就给我一个良好而令人崇敬的印象。只见他身着灰色戎装，披武装带，悬挂佩剑，脚蹬马靴，明晃晃的马刺，领章金光闪闪，白手套，威风凛凛，神气十足。老板见来贵客，十分殷勤招待，使我也脸上增光；师傅们都以我有这么一位当官的哥哥引以为荣，认为我在这里决不会干长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将来定会被兄长提携，去升官发财，岂能在这里当店员伙计。　　二哥是从父亲那里过来的，知道我们父子在青岛谋生不容易，但他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只是好言相劝，将来等机会，一定把我救出牢笼，另谋出路。一宿未眠，第二天一早，二哥返日照老家去了。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内心起伏的波浪经久不息，本来就不安于现状的我，被二哥这一来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此下决心脱离这个苦海，对学做生意，当店员不感兴趣，因此，我一心想从军，千方百计找门路改变我的生活。一年来我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技艺，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这种想法不敢流露，更不敢让父亲知道。即便求父亲，他也绝对不会答应的。父亲一辈子干店员，深感找份像样的工作不容易，他的观点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吃粮当兵，顾不了家口，还要冒生命危险，干这个不划算。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对老板和师傅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工作也不那么积极认真，终日借口跑业务外出，一玩就是一天。终于，193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老板炒了我的鱿鱼，我既不够资格在这天的盛宴上坐上席，也没有领到红包，而是打着铺盖卷走人，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我不后悔。父亲怒气冲冲，认为我学坏了，不可救药，不想再为我去找份工作，而是让我回老家种地当农民。在父亲眼里，我是彻底完了，处境不亚于当年他赌博输得卖田地还赌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争气，暗自庆幸脱离了这个伺候人的鬼差事。一年来，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懂得世间有富人穷人的差别，也知道金钱的诱惑力和洋鬼子的霸道，这些都是我在六年的私塾中没有学到的知识。　　离开青岛，心中不是滋味，一想到要见母亲，心里又高兴，归心似箭。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被老板炒鱿鱼而失业回家，当然没有什么光彩。但母亲还是那么热情地欢迎游子归来，邻里乡亲父老、同学伙伴们川流不息地登门造访，打听外面世界的新闻，都说我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细皮嫩肉的，亲昵地称我为“青岛客”，这是一种尊称。　　我在家闲来无事，翻阅一些从祖父那一代就留下来的线装书和我在私塾里读过的《四书》、《五经》，在《论语》一书中，忽然发现一个书签。上面有秀才老师写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１０个字。老师书法流畅，刚劲苍遒，确实是令人敬佩的。这书签的来历，让我回忆起那是我十二岁时，放年假前，老师为鼓励学生们学习，自费买红纸裁成短小纸条，根据学生情况，赠送的格言警句，每个学生都有份。我把它当“座右铭”时刻记住，以起到警钟激励的作用。今天翻了出来，又勾起了我的反思。我都十六岁了，我已成人。我有什么收获？我能自食其力吗？我能养活父母吗？我学习上有进步吗？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第一次睡在温暖的床上，彻夜难眠，开始自省。《千字文》中有“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我应该有个奋斗目标，应该确立远大的理想，向英雄伟人学习。当时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二哥王仲懿，伟人当然是孙中山、蒋介石、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巨人了。　　我瞒着父母，偷偷给远在北平的二哥写信，强烈要求他帮我找出路，当兵也行。为了这个目的，我甚至找伯父从旁帮忙，千方百计请他在信中美言几句，施加压力。　　回家后，我不再找童年的伙伴们去玩耍，俨然是大人，除了帮助母亲种菜园、干农活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我找洋学堂的老师补习国文、算术、外语、历史，并借来课文逐一学习，做试题，记笔记，这些知识，在私塾时没有学过，仅仅能背诵“子曰诗云”，现在想来，太偏了太枯燥无味了，怪不得洋学堂时兴了，私塾里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我们邻近一个村的私塾先生，放弃教书，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去了，都认为这位私塾先生是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他的父母和妻子则认为儿子读圣贤书，知书达理，为什么还去“犯上作乱”呢？“犯上”是“十恶不赦”的重刑，有朝一日，儿子会诛连他父母和妻子的，因此这一家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不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革命党胜利了，日照的丁惟汾原来被北洋政府通缉在案，如今是同盟会山东省的召集人。北伐成功后，丁惟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官比省长还大。袁世凯当皇帝83天，不也垮台了么。今日政治变幻无常，谁知道今后的局势如何发展。反正，上北平去找王仲懿，这是我惟一的出路。　　没有等多久，二哥终于来信了。信中说二十九军准备招收一部分学生，见信速来云云。我拿着伯父转给我的这封信，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奔走相告，让乡亲和同学分享我的喜悦，许多相处极好的同学在喜悦之后，希望我到了北平，不要忘记家乡的伙伴们，给他们也找一条出路。甚至托父母登门求情，帮助他们的孩子在外面找份工作。我则积极准备行装，恨不得插翅飞到北平。母亲知道后，反而愁上加愁。几天来默默无语，流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