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智圣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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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在鲁南阳都县（治今山东沂南南）一个家学传承的官宦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卧龙的诸葛亮。
史书对诸葛亮降生的记载非常平淡。没有霭霭祥云，没有雷鸣电闪，没有紫气升腾，没有赤光照室，世上除了多一个生命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只有真龙天子的降生才伴有一系列祥瑞之象。诸葛亮不是真龙天子，“卧龙”，不过是后来人们送他的一个雅号。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诸葛亮的降生却是一件大事。
诸葛亮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在泰山郡任郡丞。据说，他们的祖上原先并不住在阳都县，而是住在诸县（治今山东诸城西南）。他们的祖先是秦末农民起义首领陈胜手下的将领葛婴，后来被陈胜杀害。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反秦之功，便将他的孙子封为诸县侯。从此，葛婴的后代便世代居住于此，并把地名和姓氏合在一起，以诸葛为姓。
诸葛氏是齐鲁地区的显赫大族，在西汉时曾出过大名鼎鼎的司隶校尉诸葛丰。到东汉初期，这支诸葛家族才从诸县迁到阳都，到了诸葛畦这一辈，已经在阳都定居近一个世纪了。
诸葛珪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的时期。他给大儿子取名诸葛瑾，希望他像美玉一样洁白，也希望朝廷政治能像玉一样洁净。如今，继一男二女之后，诸葛亮又来到这个世上。诸葛亮的名字也是诸葛珪起的，意在让这个孩子发扬家族光明正直的家风，也希望黑暗的朝政变得光明起来。
诸葛珪也知道，自己的希望一半可行，另一半却可能会落空。诸葛珪相信有自己严格的教育，有世代家风的熏陶，孩子们的成长不会使自己失望。但是，对于朝廷政治他就不敢说了，诸葛瑾的名字已经叫了七年了，朝政并没变得像玉一样洁净，现在，黑暗的朝政能变得清明吗？望着诸葛亮襁褓中那甜甜的笑脸，诸葛珪心中不禁感慨道：这个孩子生不逢时啊！
其实，岂止是诸葛亮生不逢时，诸葛珪也生活在东汉政治最糟糕的时期。从诸葛珪记事时起，他就常听大人讲宫中宦官和外戚轮流秉政的故事。
自从汉章帝刘炬（76-88年在位）以后，东汉朝中继位的皇帝都很幼小：和帝（89-105年在位）十岁继位，殇帝（106年在位）“诞育百余日”继位，安帝（107-125年在位）十三岁继位，顺帝（126-144年在位）十一岁继位，冲帝（145年在位）两岁继位，质帝（146年在位）8岁继位，桓帝（147-167年在位）十五岁继位。“襁褓皇帝”和“童年天子”虽然有最高首脑的名分和地位，但却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统治经验，因而不可能真正独立行使最高首脑的权力。真正的权力由皇帝的母后及娘舅家族掌握。这就出现了外戚秉政的现象。
然而，当小皇帝一天天长大以后，他们就希望从外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于是他们就依靠宫中与外戚不同的另一群人：他们虽出身卑微，却有着长期生长在宫禁中的经历；他们虽没有声望，却有着皇帝贴身的“殊荣”；他们虽没有社会地位，却在宫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难以计数的耳目；他们虽没有官位，却有专擅朝政的权力。这批人就是宦官，成长起来的皇帝就是靠着他们的力量把外戚扳倒。
诸葛珪所生活的时代，正赶上新一轮外戚反对宦官的斗争。这次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有士大夫集团的参加。
早在桓帝时期，郭泰、贾彪便被太学中万余名学生推为领袖，他们和李膺、陈蕃、王畅等互相赞誉褒扬，以致太学中盛传：“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当时被这种方式赞誉的除了李膺、陈蕃、王畅外，还有范滂、岑晊等人。他们痛恨宦官专擅朝政，以诛除宦官澄清政治为己任，因此也遭到宦官的报复。宦官们找了个借口，把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诬为“党人”，将他们罢官、逮捕、通缉，制造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灵帝继位时只有十二岁，是由外戚窦武和他的女儿窦太后策立的。窦武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小皇帝控制朝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撤消了党锢禁令，联合党人，企图把宦官势力打下去。不料，宦官们却事先知道了消息，他们抢在党人前面，又一次制造了“党锢之祸”，这一次对党人的镇压更加严厉，领袖人物入狱身亡，其他人则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搜捕通缉。被捕的百余名党人全部死于狱中，再加上在此之前已故者、被逼逃亡者、被流徙者，总共约有六七百人被牵连进来。此外，朝廷还下了一条严厉的禁令：党人永远不许为官。这条禁令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发出的，到诸葛亮出生这年，党人仍在被禁锢之中。
诸葛珪虽不是党人，但他的政治立场却是站在党人一边的。他痛恨宦官专权、误国、殃民，他不愿意与朝中恶势力同流合污。诸葛家族累世家学，社会地位很高。诸葛家族与朝中累世公卿的袁氏关系密切，按照其社会地位、政治关系，诸葛珪可以在朝中为官。但他觉得，在宦官把持下的朝中做官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因此，他只在泰山郡任郡丞，是郡一级行政长官郡守的副手。
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更是洒脱，他干脆断绝仕宦的念头，什么官也不做，却仍和被朝廷通缉的党人领袖刘表等人秘密往来。
尽管诸葛珪认为孩子们生不逢时，政治前途渺茫，但作为家学的传承者，他并未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他教孩子们学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管子》、《商君书》、《六韬》等诸子学说，更以自己的正直品格影响着孩子们。
比起同时代人，诸葛亮是个不幸中的幸运儿。
诸葛亮出生在具有丰厚文化土壤的齐鲁大地。
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西周初期，太公及其后代便在齐地实施“仁政”，周公的后代在鲁地实施“礼教”，从而为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儒学先圣孔子、孟子在这里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家学说曾在这里与儒家竞相争辉，产生过墨翟、孙武、慎到、田巴、邹衍、尹文等代表人物。
这里有推崇学术的优秀传统。许多大家族世代传承家学，累世通经、累世为官的不止一家。
这里有注重教育的优良风气。私学与官学并驾齐驱，孔子的私人办学和齐国的稷下之学是这两类教育形式的典型代表。
这里深厚的文化土壤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诸葛亮日后对儒法思想的融汇贯通，对传统政治军事思想的发展创新，都与齐鲁文化的熏陶有关。
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具有优秀家风的家族。
这是一个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家族。诸葛亮的祖先诸葛丰，不畏**，惩治外戚许章的事迹被史家记人史册，诸葛亮每读《汉书》，都能从祖先那里感受到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骨气。诸葛亮的父亲、叔叔同情党人，不与宦官为伍的充满正气的行为，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诸葛亮。叔叔诸葛玄，给他讲了许多党人的事迹。如党人领袖陈蕃，十五岁时曾独居一室。他父亲的朋友一次来到他家，见院内屋里脏乱不堪，便问：“你为什么不将屋子打扫干净来迎接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再比如，党人领袖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治今河南沁阳）县令。他在任贪残无道，甚至无故杀害孕妇。当他听说李膺准备惩治他时，便藏进张让家中。李膺知道后，便率领将吏将张朔从张让家中搜出，审讯后立即正法。这件事以后，“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又比如，党锢事件发生后，朝廷下令逮捕党人。党人领袖范滂听说县中正在为拘捕自己而为难时，便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表示宁可弃官不作，也要放范滂逃生。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他从容地诀别家人，然后慷慨就死。党人这些忧国忧时、心怀济世、嫉恶如仇、不畏**、舍生殉道、敢做敢当的品质，深深地震撼着诸葛亮那幼小的心灵。他从叔叔那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污蔑别人钩党不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国贼，而那些身背图谋大逆罪名的党人却是国家的忠良之臣。任何事情都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
这是一个看重知识学问、讲求博学广闻的家族。诸葛家族累世经学，从诸葛亮的父亲、叔叔与汉末名士刘表、朝中公卿袁氏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名士之流。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自幼刻苦好学，年纪不大时便到京师游学，学习《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诸葛亮也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大约在诸葛亮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章氏因病去世了。章氏是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母亲，她不但支持长子诸葛瑾到京师洛阳去游学深造，学习儒家经典，还教诸葛亮认字，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母亲的去世，使诸葛亮感到失去了一位世界上最亲爱最慈祥的启蒙老师。哥哥诸葛瑾也中断了游学生涯回乡为母亲守孝。失去母爱是不幸的，但诸葛亮感到比自己更不幸的是弟弟诸葛均。他那幼小的年纪，正是需要母亲爱抚的时候啊！诸葛亮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他觉得应该以自己的兄长之爱，去减轻弟弟失去母爱的苦痛。不久以后，为了照顾家庭，抚育孤弱，诸葛珪又续弦娶妻，把孩子们的继母领进了家门。
新来的继母很爱孩子，诸葛亮兄弟们对继母也很尊敬。母亲的去世，虽使诸葛亮失去了启蒙老师，但诸葛瑾的还乡，又使诸葛亮有了可以请教学问的兄长。孝敬、友悌、切磋、求知，一个经过震荡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
然而，好景不长。
诸葛亮八岁那年，父亲诸葛珪又因病去世。清人张澍引《诸葛氏谱》说：“玄死时，瑾年十三，亮年八岁。”此说错误颇多，疑为“珪死时，瑾年十五，亮年八岁”。封建时代，父亲是一家之长，家中的顶梁柱。顶梁柱的崩折，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长子诸葛瑾已经十五岁，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八岁的诸葛亮、年幼的弟弟诸葛均以及尚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全部由叔父诸葛玄抚养。
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而社会的变化更是惊人。
早在诸葛亮四岁的时候，全国就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黄巾军主力很快遭到镇压，但黄巾军余部坚持斗争二十余年，给东汉朝廷以沉重打击。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东汉朝廷解除了党锢。党锢的解除，给了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他们关心政治、匡时济世、舍生殉道的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灵帝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力量，平定各地区的反抗，采纳了太常刘焉的建议，设立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州牧，一改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出任州牧者，多为朝廷重臣，掌握州中财、政、军大权，“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东汉朝廷本想通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加强中央的统治，但当黄巾起义的风暴过后，统治者惊奇地发现，欲恢复原来的秩序已根本不可能了。各地方豪强势力拥兵自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军阀集团。在中央朝廷，士大夫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地方豪强在中央的政治代表。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在此期间，外戚何进企图在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除掉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士大夫集团中的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的实力派又以讨伐国贼董卓的名义扩展自己势力。至汉献帝（189-220年在位）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
公孙度占据了辽东（今辽宁西部）。
公孙瓒占据了幽州（今河北北部）。
袁绍占据了冀、青、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了江淮地区。
曹操占据了兖州（今山东西南、河南中东部）。
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
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东南及江苏北部）。
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四川及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
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南部）。
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地区（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以上的格局表明，由中央朝廷统一号令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的时期，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期，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
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诸葛亮成为三国时期人才群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颗。
一千八百多年以前，齐鲁南部的阳都县（当时属徐州琅邪国）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发源于鲁沂山区的沂河，由于阳都县北面汶水的汇入，水量一下子加大了。奔腾的河水从阳都县的东面日夜不停地淌过，又在它的南面与发源于蒙山之阴的蒙河携起手来。西面是蒙山，北面有汶水，东面是沂河，南面是蒙河，阳都县就这样被山水环抱着，“烟水之胜，轶于江南”。
诸葛亮的家乡阳都是一块安定的绿洲。阳都所在的琅邪郡，当时隶属于徐州。黄巾初起时，青、徐地区的黄巾军没有来得及全面发动，所以徐州并不是主战场。这里黄巾军的力量损失较小，所以，就在诸葛亮失去父亲这一年的十月，青州、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朝廷的斗争。这时，任徐州刺史的是丹阳（治今安徽宣城）人陶谦。这个人是秀才出身，有文化，做过县令、幽州刺史，有政治经验，又参加过诸侯割据战争，懂得军事。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使他手下已拥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丹阳兵。所以，当徐州黄巾复起时，陶谦便把黄巾军拒之于徐州之外，使得徐州“州境晏然”。
其他地方可没有徐州那样的安定。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汉少帝即位，年十四岁。皇帝幼小，何太后临朝，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与后将军袁隗共辅朝政。何进秉政后，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袁隗的侄子袁绍劝何进利用手中掌握重兵之机诛除宦官。何进认为袁绍说得很对，便去请示何太后，想求得她的支持。不料何太后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怀疑何进此举欲专杀擅权。袁绍见除宦官之事久无进展，便为何进出主意，让他召集四方猛将及诸路豪杰进京，胁迫太后清除宦官。何进便召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牧董卓进京。董卓还未到达京城，京城的两派势力却先杀起来了。宦官发觉了何进的意图，先发制人，杀死了何进。袁绍又带兵进入宫中，见宦官就杀，甚至有些不是宦官的人，因为没有胡须，也被当作宦官杀死。
　　宫中的这场屠杀，为董卓顺利进京铺平了道路。外戚宦官两败俱伤，董卓进京渔翁得利。他进京后，废掉少帝，另立献帝，掌握了朝中大权。董卓性情粗暴，为人残忍，他手下的士兵也劫掠成性，毫无军纪。据史书记载，董卓进入洛阳后，“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有一次，董卓派军到阳城（治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逢社日，阳城百姓纷纷举行祭社活动。董卓军来到社下，将百姓们围住，男子全部杀死，割下人头回去请功，女子全部带走，作为战利品享受。残暴的董卓，把洛阳地区变成了宰割百姓的屠场。
董卓进京的第二年春天，关东州郡纷纷起兵，组成了反对董卓的联盟，袁绍为联盟盟主。董卓敌不住联军的进攻，便一把火将洛阳宫阙烧毁，挟持汉献帝，带着所有珍宝退到关中长安（今陕西西安）。董卓退到长安的第三年，司徒王允联合董卓的义子吕布杀死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催、郭汜又兴兵讨伐王允、吕布，关中地区又燃起战火。
董卓退回长安后，关东联军并未乘胜追击，他们当中许多人本来就是以讨董卓为旗号而心怀鬼胎的。所以，董卓刚一退走，联军内部也为争夺地盘而厮杀起来。袁绍先从冀州刺史韩馥手中夺得冀州，接着又与屯兵幽州的公孙瓒展开了斗争。双方胜负未分之时，兖州刺史刘岱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难堪境地。袁绍的妻子住在兖州，袁绍与刘岱结好，意欲他保护妻子的平安。公孙瓒取得小胜后，便派部下范方至刘岱处，向他索要袁绍的妻子，并对范方说：“刘岱若不交出袁绍的妻子，你就带兵回来。等我打败袁绍，立刻出兵攻兖州。”刘岱听到公孙瓒的要求，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听说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程昱是个有识有谋之士，便把他请来，问他怎么办。程昱说：“袁绍离您近而公孙瓒离您远，如果绝交于近而结好于远，就像一个人的孩子落在水里，他不在近处呼人救援，而跑到千里之外请善于游泳的越人打捞一样。再说，公孙瓒绝非袁绍的对手，他虽小胜，最终必被袁绍打败。”咧岱这才没与袁绍绝交。
这件事说明刘岱本人的懦弱无能，也说明在诸割据势力中，兖州力量的薄弱。正因为如此，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夏，青州黄巾军攻打兖州，一战便杀死了刘岱。刘岱被杀后，兖州一时无主，这给了曹操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治今安徽亳县）人。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担任过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职。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自幼机警，有权术，博览群书，喜好兵法，行为放荡不羁。他自**游士林，在士人中口碑颇佳。黄巾起义后，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因讨伐黄巾有功，被提为济南国相。在关东联军讨董卓时，众人畏敌如虎，各自保存实力，只有曹操力排众议，向董卓发起进攻，虽然兵败受挫，却显示了他超人的胆略。在兖州牧刘岱被杀之前，曹操已任东郡太守。刘岱死后，兖州人士便把目光投向了曹操。经过部将陈宫与兖州士人的联络，曹操被推举领兖州牧。曹操领兖州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击青州黄巾军。在寿张（治今山东东平西南）一战，曹军受挫，部将鲍信战死。后曹操屡设计谋，终于战败黄巾军。曹操又乘胜追击，在济北（治今山东长清）迫降青州黄巾军，收得降兵三十余万。他选拔其中的强壮精锐，组成了一支“青州兵”，从此曹操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外界烽烟弥漫，徐州保境安民。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使得它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躲避战乱的人群。
然而，正是这种战乱中的安宁，孕育着一场给徐州地区带来巨大灾难的祸患。
曹操的父亲曹嵩，离任去官后，回到家乡谯县。董卓之乱后，战火屡起，谯县也不得安宁。曹嵩见徐州地区安宁，便到徐州的属郡琅邪避难。曹操领兖州牧后，便打算将父亲接到兖州，他命令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南）太守应劭前去迎接。徐州刺史陶谦见曹嵩离去，也不敢怠慢，派都尉张闽率二百骑兵护送。曹嵩巨富，此次迁移，仅装珍宝辎重的车就一百多辆。护送曹嵩的张闽早已看得眼睛发红了，他一路上都在琢磨怎样把这些财宝搞到手。出了华县（治今山东费县东北），眼看就要进入费县（治今山东费县西北），张闿感到，如果再不动手，等到接应的人马一到，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块肥肉从嘴边溜走了。他决定动手了。
这天，赶了一天路的曹嵩等人正要休息，就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并有人咚咚地砸门不止。曹嵩的儿子曹德想看看发生什么事，刚一开门，就被冲进来的张闽的士兵围住。曹德一面拼死搏斗，一面大喊有贼，结果寡不敌众，被乱兵杀死。曹嵩知道不妙，赶紧拉起身边的妾向后院逃去。正巧，后院的墙有个破洞，曹嵩体瘦，钻了过去。他的妾体胖，怎么也钻不过去，被追上来的士兵砍了数刀，当时毙命。藏在厕所里的曹嵩也被搜出来，作了张闽的刀下之鬼。可怜曹嵩一家数人，除了将一百多车辎重留在这个世界上之外，其余的全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张闿等人拿着财物，星夜奔往淮南。
应劭等人赶到后，见到的只是一片狼藉的尸体和血污。他深知曹操的性格，便放弃了泰山太守之职，投奔袁绍去了。
曹操闻讯，悲愤交加。他发誓一定要兴兵徐州，为父亲报仇。
初平四年，也就是曹嵩被杀当年的秋天，曹操开始攻打徐州。在攻下十余城后，打到彭城（治今江苏徐州）。陶谦率军试图阻止曹军，双方大战。结果陶谦不敌，退保郯县（治今山东郯城）。曹操在泗水边，杀害徐州男女数十万人，泗水拥塞，为之不流。接着，曹军又攻打郯县。郯县为当时徐州治所，防御坚固。曹操久攻不下，便转攻虑、睢陵、夏丘等地，所过之处，见人就杀，造成了一片鸡犬殆尽、墟邑无人的恐怖世界。徐州安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徐州的百姓人心惶惶，开始逃离这刀兵四起的战乱之地。
徐州局势突变，也给诸葛玄一家带来不小的震动。诸葛玄一直关注着徐州局势的变化。他很器重诸葛亮，认为他天姿聪颖，如果加以精雕细琢，必成大器。他要利用徐州的安定局势，让诸葛亮多学些知识。他为诸葛亮制定了学习计划，对他的学习进行了严格的督促和指导。徐州战火突起，打乱了诸葛玄的所有安排。他知道，曹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说不定哪一天家乡就会遭殃。为了侄儿后辈的安全，也为了他所喜爱的诸葛亮的发展，他想到了离开阳都。
到哪里去呢？正当诸葛玄考虑到何处合适时，接到了袁术的邀请，让他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去任太守。
袁术让诸葛玄任豫章太守，自有他自己的打算。袁术与他的堂兄袁绍不和，就在他请诸葛玄的前一年（192），扬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陈温病死，袁绍派袁遗兼任扬州刺史，不料遭到袁术的截杀。袁遗败走，被乱兵所杀。袁术任陈瑀为扬州刺史。第二年春天，袁术被曹操、袁绍打败，向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方向败退。而扬州刺史陈瑀竟派兵拒不让袁术人境。袁术便在淮北大集兵力，攻打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陈璃敌不住，弃城而逃。袁术攻下寿春，占据扬州。袁术占领淮南后，急需扩充地盘，扩大实力，邀请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便出于这种需要。
一来诸葛玄正想带领侄儿们离开战乱不已的徐州，二来诸葛玄也想借此机会干一番事业，所以他决定接受袁术的邀请，带领侄儿们前去赴任。
汉献帝初平四年，瑟瑟秋风扫动着地上的黄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好像是黄叶在诉说着离开树枝的悲伤。诸葛玄带着诸葛亮、诸葛均及两个未出嫁的侄女踏上了远道赴任的路途。十三岁的诸葛亮第一次远离故乡。虽然他早就知道大丈夫当志在四方这句话，虽然他从小就羡慕那些在他乡建功立业的好男儿，然而，这次毕竟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乡情最浓，少年诸葛亮要离乡背井，远去他乡，不知何时再回故土，心中难免泛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怅惘。
从阳都到豫章，由北到南，从今山东南部出发，经江苏、安徽到江西，沿途过淮水，渡长江，从鄱阳湖沿赣水上溯至南昌，行程约今八百公里。沿途步行、乘车、坐船，即使一切顺利，行程也需一月左右。古人云：“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诸葛亮在途中亲眼领略了祖国山川的辽阔壮丽，南北风土人情的差异，增长了许多见识。同时，沿途战火烽烟遗留下来的痕迹，兵荒马乱中人民逃难的情景，也使他少小的心灵朦胧地感受到了人世的艰辛。
诸葛玄一行先来到寿春见过袁术，然后去豫章任上。豫章地处江南，远离北方战乱中心，诸葛玄一上任，一面整顿政务，一面安顿家人，准备以此为基地，以图日后的发展。
然而，江南也有战争。
此时的江东地区，孙坚已在同刘表部将黄祖的交战中阵亡。他十七岁的儿子孙策将父亲埋葬后，结纳豪杰，积蓄力量，准备复仇。但此时孙策的力量尚不强，不得不依靠占据淮南的袁术。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孙策来到寿春，面见袁术，流着泪对他说：“想当初先父从长沙北上讨伐董卓，在南阳与您相会，共结盟好。然而大业未成，不幸遇难。我深感您对先父的旧恩，想继续与您盟好，希望您能体察我的诚意。”袁术望着这个英俊少年，心中暗暗称奇。他知道孙策的来意，是索要其父的部曲亲兵。他并没有给孙策一兵一卒，只是对他说：“我已经任用你舅舅吴景为丹阳太守，任你的堂兄孙贲为丹阳都尉。丹阳号为天下精兵处，你可到那里去招募队伍。”
孙策便往曲阿（治今江苏丹阳），从舅舅的辖地招募了几百人，后来又从袁术处要回父亲的亲兵一千多人，力量慢慢发展起来。
当时，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并非袁术，而是刘岱的弟弟刘繇。但袁术已经占据了扬州治所寿春，刘繇不敢与袁术硬抗，被吴景、孙贲迎到曲阿。但是，刘繇并不信任吴景、孙贲，认为他们既是袁术所任命，又是孙策的亲戚，害怕有朝一日被其吞并。所以，刘繇到达曲阿以后不久，便将吴景、孙贲二人赶到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并派樊能屯驻横江渡口，张英屯驻当利渡口，以抵御吴、孙二人的反攻。袁术知道消息后，立即组织力量反攻，争夺江东地区的战斗由此展开。
汉献帝兴平二年，即诸葛玄到达豫章的第三年，孙策接受了袁术的派遣，向刘繇发起了进攻。他至历阳，打败了把守在长江对岸的樊能、张英二人，接着又攻下刘繇建于牛渚的营地，夺得大量的粮谷和武器装备。然后又攻下秣陵（治今江苏江宁南）、湖熟（治今江苏江宁东南）、江乘（治今江苏句容北）三县，兵锋直指曲阿。
刘繇组织兵力，与孙策在曲阿决战，被孙策打败，逃到丹徒（治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离曲阿并不远，仍有被孙策攻击的危险。若想开辟新天地，刘繇必须选择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刘繇想到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去。他的谋士许劭认为不妥，说：“会稽是个富庶的地方，孙策决不会把这个地方让给人。再说，那个地方濒临大海，如果孙策打来，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刘繇问道：“依先生之见，到何处去好呢？”“不如去豫章。”许劭分析道：“豫章北连豫州，西接荆州，如果到那里去，招募兵马，收合吏民，北与曹操通气，西与刘表相闻。如果袁术敢进攻我们，曹操、刘表必然会出兵援助。”刘繇认为许劭说得对，便决定向豫章进发。
刘繇的南下豫章，决定了已在豫章的诸葛玄必然受到攻击的命运。从派别分野角度看，诸葛玄属于袁术一派，而刘繇是袁术的对立面，他决不会让诸葛玄在豫章稳坐太守宝座的。早在刘繇南下豫章前，东汉朝廷就派一个名叫朱皓的人担任豫章太守。但那时诸葛玄已至豫章上任，想做太守就得把诸葛玄赶下台。然而朱皓除了一纸委任诏书之外两手空空，只得求助于刘繇，刘繇也正想把袁术势力逐出豫章，便借给朱皓一些兵。朱皓领兵攻打诸葛玄，诸葛玄敌不住，退保西城（在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西）。
诸葛玄在西城，朱皓在豫章郡城，二人长期对峙，一直到刘繇来时始终如此。刘繇溯江西上，驻扎于彭泽（治今江西湖口东）。他听说诸葛玄还在西城，便派丹阳人笮融率军帮助朱皓攻打诸葛玄。这个笮融是个反覆无常的人，刘繇委派他时，谋士许劭就说：“笮融是个不讲信义的人，而朱皓又以诚信待人，应该让朱皓提防着笮融点儿。”果然，笮融来到豫章，没有帮助朱皓打诸葛玄，而是杀掉朱皓，代领豫章郡事。刘繇大怒，进讨笮融，经过反复较量，才将笮融除掉。
在笮融、朱皓、刘繇等人自相攻伐时，诸葛玄在干什么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称：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有的人根据这个记载推断，诸葛玄在笮融、朱皓、刘繇等人互相攻伐时，甚至在此以前，就离开了豫章，带着侄儿们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而裴松之注引的《献帝春秋》，则出现了不同的记载：
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按照这个记载，则诸葛玄一直到建安二年（197）还呆在西城。《献帝春秋》所说可信程度怎样？我们还是先看看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吧。
《献帝春秋》的作者是三国吴国人袁哗，是袁迪的孙子。袁迪在世时，与陆瑁的关系很好。陆氏与诸葛氏的关系又很密切。因此，袁迪很可能了解诸葛瑾家族的事情，他很可能又将听来的东西告诉了袁晔。姚振宗评价《献帝春秋》说：
晔祖迪与张纮过江，当在献帝初年，下至吴亡，凡九十余年。晔生长于吴，所作多传闻异词，其人或未尝入晋。
卢弼对《献帝春秋》的评价是：
袁氏书虽不经，颇资异闻，《通鉴》亦采之。
既是传闻异词，免不了有不实之处，然而它记载的是相隔仅九十余年的传闻，所以必有参考价值。
关于诸葛玄任豫章太守及以后的情况，陈寿的《三国志》与袁晔的《献帝春秋》有两个地方似乎存在着矛盾。
第一，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三国志》说是袁术任命的，《献帝春秋》说是刘表任命的。
第二，诸葛玄是朱皓一来即投奔了刘表，还是一直在豫章呆到建安二年，《三国志》与《献帝春秋》的说法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三国志》的记载是应该相信的，但遗憾的是《三国志》的记载太简略了。而当我们把《献帝春秋》作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异说传闻去分析时，就会发现《献帝春秋》中所传递的某些信息，不但与《三国志》不矛盾，而且还能对其进行一些细节上的补充。
诸葛玄任豫章太守确实是袁术所任命的，但《献帝春秋》根据什么传闻说成是刘表所任命呢？这里就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诸葛玄的立场发生了一个大转变，由袁术集团转到了刘表集团。这个转变，大约就发生在刘繇攻破笮融前后。
有两件事可以作为上述信息的佐证。
第一件事是袁术称帝野心的暴露。《后汉书·袁术传》记载：
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众莫敢对。
众人不回答，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赞成的态度。这件事袁术的许多部下及同盟者都知道，诸葛玄也一定听说了。无论是从家学、家风角度，还是从士人的普遍心理反应上，诸葛玄都会对这种僭越企图深恶痛绝。此时，正值笮融、朱皓、刘繇互相攻伐，诸葛玄非常清楚，无论是谁胜，都会把他当作袁术的势力加以逐除。是继续依附袁术和他们作对，还是脱离袁术以求新的发展，诸葛玄毅然选择了后者。
第二件事是刘繇停止了攻打诸葛玄。刘繇是兴平二年（195）打败笮融的，建安三年（198）刘繇病死时，手下还有士众万余人。刘繇并非没有力量攻打诸葛玄，然而从兴平二年到建安二年诸葛玄被反民所杀，刘繇与诸葛玄竟相安共处两年多。我们知道，刘繇与袁术是政敌，与刘表是盟友。所以只有诸葛玄公开宣布脱离袁术归附刘表，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诸葛玄既然脱离袁术，就不会再说自己豫章太守之职是袁术所署，而是称刘表所任。所以刘表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之说不无依据。《献帝春秋》作为传闻异词，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一开始就说成刘表所署固然错误，但它传递的诸葛玄背袁归刘的信息却可能是正确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玄与刘表有旧，“往依之”，这是历史事实。抛弃豫章，带领侄子侄女前往荆州固然是“往依之”，然而，自己留在豫章，派人护送侄子侄女到荆州，并致归附之意，难道不也是“往依之”吗？
想当初，诸葛玄被朱皓所攻，退守西城，他据城与之对峙，也没有离开豫章。笮融、朱皓、刘繇打得那样热闹，他也没有离开豫章。现在脱离了袁术，不再作为刘繇的敌人而被攻击，他为什么要离开豫章呢？将侄子侄女送到荆州，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安定的栖息之地，自己留在豫章，又避免了全家寄人篱下的窘境，会使刘表待子侄们更好，使子侄们更安全。
更重要的是，诸葛玄留在豫章，还有发展的余地。当时豫章北有袁、曹雄据，东有孙策拓土，西有刘表稳坐，而惟一的发展方向就是南方。留在豫章，就可以西以刘表为援，伺机向南发展。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诸葛玄在兴平二年背袁归刘后，派人护送侄子侄女们到达荆州，而自己仍留在西城。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于初平四年（193）到达豫章后，不久就被朱皓的军队赶到西城，他算是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性。紧接着，他和姐弟们又从南到北，由西城北上至荆州襄阳（治今湖北襄樊），这次行程又有约今六百公里。到达荆州后，意味着流离生活的结束。这时他已是十五岁的少年。
三年辗转流离的生活，两次长途跋涉的艰辛，战火烽烟的弥漫，给少年诸葛亮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使他由此萌生了报效国家、拯救时弊的宏愿。
从此，诸葛亮开始了他人生历程的第二篇章。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姊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着《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
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耕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着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姊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着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安全。然而，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反对。事实上，襄阳地区的大族名人，除了一些与刘表合作外，多数是持不合作不反对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荆州地区的稳定，与刘表的拥州自保并未发生冲突。
自从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后，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载“自中平（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
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安定富庶，有这样一件事可印证：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卫将军董承回洛阳整修被董卓焚坏的宫室，准备迎献帝返京。当时朝廷经济凋弊，财力俱缺，太仆赵岐便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址，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董承立即派遣赵岐前往荆州。赵岐见到刘表，传达朝廷旨意，刘表立即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从赵岐对荆州的评述，以及刘表在助修宫室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荆州的富足。
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安定富庶的荆州对于欲避战乱之人具有磁石吸铁般的力量。仅关中地区，遭遇荒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十万余家，其他地区的流民进入荆州者当也不在少数。在大批流民当中，有很多是当世的知名士人和学者。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依附的士人“安慰赈赡，皆得资全”。
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前来荆州客居的知名士人和学者不计其数，这里略举数例，以窥其大概。
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梁鹄。梁鹄是当时着名的书法家，师承于灵帝时的师宜官。师宜官的书法堪称当世之冠，梁鹄在书法上卓有成就，“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
河内温县（治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芝。司马芝是曹魏名臣，以忠亮刚正着称。他在任职于曹魏政权以前，在荆州居十多年，“躬耕守节”。
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人隗禧。隗禧自幼好学，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的着名学者，与同时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苏林、乐详等人并称儒宗。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徐庶、石广元。二人到荆州后，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密切。徐庶先为刘备谋士，后入魏为御史中丞。石广元后仕魏历任郡太守、典农校尉。
京兆人杜畿。杜畿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他在未客居荆州前，曾任过县令、府丞，政绩颇佳。后来，在曹魏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治绩“常为天下最”。
山阳高平（治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王粲。王粲是三国曹魏着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着名于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邯郸淳。邯郸淳在当时也以文学着称，史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是一位学问广博之人。
颍川人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他是汉末着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荆州客居时，与当地学林领袖庞德公关系甚密，并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后来在蜀国任丞相府长史的向朗、任劝学从事的尹默及蜀中着名学者李仁，都是他的学生。
汝南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人和洽。和洽在汉末，不受征辟，避乱入荆州。后来，和洽仕曹魏，先后任丞相掾属、侍中、光禄勋，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为曹魏重臣。
颍川人杜袭。杜袭出身颍川名族，他的曾祖杜安，自幼出名，十三岁人太学，号为神童。杜袭的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党人领袖杜根。杜袭后来仕曹魏，曾与和洽、王粲共任侍中，深受曹操重视。
颍川人繁钦、赵俨。二人与杜袭同郡，在荆州时与杜袭“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后来，赵俨仕曹魏，与同郡人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朝廷，号曰“辛、陈、杜、赵”。
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人裴潜。裴潜家“世为着姓”，其父裴茂，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裴潜在荆州时就被善于知人的傅巽所称道，后果为曹魏中书令，名德俱显。
平原般县（治今山东乐陵西南）人祢衡。祢衡少有辩才，精通音乐，长于词赋，但为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兴平年间（194-195）到荆州避难，往来于刘表与曹操之间。
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闽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害害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
襄阳城南约二里的地方，有一所“学业堂”。每天，人们都能在这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都能看到莘莘学子们研习探讨的情景。这是一所刘表倡办的官学，来此就读者，或者是鸿生大儒，或者是州郡官吏的子弟。
这一天，学业堂里来了个新生，这个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眉宇间透出一股超凡逸群的灵气，言谈举止则带出少年的英豪风度。
这个新学生，就是刚人荆州不久的诸葛亮。
这所学业堂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诸葛亮来此学习，是他的叔叔诸葛玄苦心安排的结果。
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立住了脚跟，为向南发展找到了依托。送子侄们前往荆州，也为他们安排了稳定的栖身之地。但诸葛玄仍为他们能否在荆州长久驻足而牵肠挂肚，最让诸葛玄关心的就是诸葛亮。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诸葛亮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他从诸葛亮八岁的时候便承担了抚养他的义务，他太了解诸葛亮了。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如果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将来必定会成为经邦纬世之才。然而，偏偏赶上这乱世。流离辗转的生活，几乎使他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现在，他又要离开自己远去荆州，谁来关照他的学业呢？如果因离开自己而使他中断学业，又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呢？一定要让他继续学习！于是，诸葛玄便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恳切地请求他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士；二则刘表不忘旧交。所以，他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业堂。
诸葛亮一行到达荆州以后的头两年，诸葛玄抽空来过襄阳几次，一来拜谒老友，二来看看侄子侄女。在此期间，诸葛玄又对侄子侄女们的生活做了进一步安排，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襄阳着姓蒯祺，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
诸葛玄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他的良苦用心。
蒯家是襄阳地区最有势力的着姓之一。蒯家居住荆州中庐（治今湖北南漳东北），据说是汉朝辩士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其紧密，刘表在荆州创局面立稳脚跟，蒯良、蒯越兄弟出了很大力气。特别是蒯越，“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帮助刘表平定了荆州，做了章陵太守。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做了房陵太守。
庞德公是襄阳本地人，家住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拒不出山人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到过。庞德公虽然隐居不仕，但在当地却很有名气。刘表听说他的名气，便亲自前去迎请，不料遭到拒绝。刘表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什么呢？”庞德公回答：“如今世人都给子孙留下危险，我却给子孙留下安全。我所留者虽然与众不同，但不能说我没给子孙留下什么。”后来，庞德公又携妻率子进入鹿门山采药，使鹿门成为与隆中齐名的隐居代名词。清朝初年，阮函曾作《答鹿门与隆中孰优》，文中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意思是说，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相，与庞德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蒯氏是刘表集团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庞德公是在野逸民的领袖人物。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使他在荆州进有政治力量支持，退有在野名士的提携。
优越条件所起的作用总是因人而异。它对于庸人是惰性的温床，对天才却是腾飞的翅膀。毫无疑问，诸葛玄的苦心安排，为诸葛亮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叔父的这番苦心，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在成长的路上迅跑着。
二姐是庞德公的儿媳，诸葛亮与庞德公自然也是亲戚。出于亲情，出于对庞德公的尊敬，也出于向庞德公请教学问的需要，诸葛亮常常到庞家拜访。每次进入鹿门，诸葛亮总是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恭恭敬敬地施以晚辈进见之礼。晚辈的拜见，晚辈的恭敬，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所以，开始庞德公对这位年青人的恭敬并不加制止。过了不久，庞德公便很快发现，诸葛亮不仅具有一般青年人的恭敬举止，还具有一般青年人所没有的聪慧素质和深刻思想。他的言谈话语中，还表露出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这是一块未经锻造的浑金，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庞德公觉得自己很爱与这位年青人交谈，不论谈时势，还是谈学问，不论谈志向，还是谈情趣，他都不觉得与这个后生晚辈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在庞德公的家里，诸葛亮认识了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阳翟（治今河南禹县）人。建安元年（196），庞德公派他十八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去见司马徽。经过一番交谈，司马徽叹道：“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下来。
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但他知道刘表心胸狭隘，所以藏锋匿芒，处处谨慎。当有人问他某某人怎样时，司马徽不论其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后来，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他说：“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君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这位颍川来的名士，还真有名士风度。别人丢了一只猪，前来他家妄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他。后来，妄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词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向他借蚕吐丝用的蔟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蔟箔借给他。别人对司马徽的行为不理解，便问他：“一般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在别人急需而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现在你和别人都急需，你为什么还如此呢？”司马徽说：“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
总之，司马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只知读书不谙世事的书生。难怪刘表听说司马徽是个奇士，见到后却大失所望，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实，司马徽的谨慎与怪异，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应付刘表和了解新环境，而对于熟人和老朋友，司马徽则是另一种表现。
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正赶上庞德公过沔水那边去祀扫先人墓地。按照一般情况，主人不在家，客人应打道回府。然而司马徽却像主人一样，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
“大螋。”司马徽这样称呼庞德公的妻子，因为他比庞德公小十岁。
“哟，是贤弟呀！”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打招呼。
“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
只听庞德公的妻子痛快地答了一声，便开始烧火做饭，忙碌起来。不一会，庞德公回来了，司马徽起身相迎，二人就座，开始叙谈起来。这情景，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了，真要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了。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关系如此亲密，作为庞家的亲戚、常客，诸葛亮自然很快地与司马徽相识了。
通过庞德公和司马徽，诸葛亮又认识了庞统。庞统字士元，是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不像诸葛亮那样英俊聪慧，而是给人一种朴钝的感觉，所以很少有人认识到他内心的灵秀。只有庞德公认为庞统不凡，在他十八岁那年，派他到颍川去见司马徽。经过交谈，司马徽也认为庞统大非常人，将来可以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庞统与庞德公、司马徽关系如此，与诸葛亮相识也是十分自然的。
能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认识渊博精深的学者，对诸葛亮的学问精进是难能可贵的条件。他知道这一切与叔父的努力有关，他从心里感激叔父。然而他更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叔父，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像个如饥似渴的孩子。
建安二年（197）春正月，料峭的寒风阵阵袭来，令人有刺骨之感。然而，使诸葛亮更加战栗不安的不是这阵阵寒风，而是从豫章西城传来的坏消息：叔父诸葛玄在一次城民反叛中被害了。噩耗传来，诸葛亮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诸葛亮的母亲去世时，诸葛亮的心情是悲痛的。但那时他毕竟是个六岁的小孩，感情世界单纯，易于平复。父亲去世时，八岁的诸葛亮确有天塌地陷之感，但叔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责任，使诸葛亮感到生活中又有了擎天柱。从那时起，诸葛亮一直在叔父的关怀下成长。他想起了在家乡时叔父对他在学业上的督导，在流离中叔父对他在生活上的关照，在去荆州前叔父对他开辟新生活的鼓励，在到荆州后叔父对他们新生活的苦心安排。
从八岁到十七岁，九年了。这九年里，叔父与他在家庭关系上是叔侄，在感情世界里却是父子。
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到了这件事，纷纷来安慰他。师友们的劝慰，使诸葛亮渐渐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毕竟不是只知道悲痛的八岁孩子，而是一个有学识、有阅历、有思想的十七岁的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诸葛亮的这句话，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日子全靠自己了。
怎样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是不能回去了。诸葛亮不愿意回到家乡，不仅是因为家乡依然战乱不已，也不仅是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叔叔的夙愿。他知道叔叔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乱纷纷的家乡更适合于学习和发展。
为了能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决意留在荆州。然而，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呢？凭着叔叔与刘表的关系，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捞个一官半职。然而，诸葛亮不愿意这样，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详述。为了学有所成，诸葛亮要留在荆州；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人仕刘表政权。他想请庞德公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突然心头一亮，还用得着找他吗？像他那样躬耕隐居不是很好吗？！
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这里山峦起伏，山谷幽深。众山峦之中，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山村也因山得名，称为隆中。隆中山起伏盘旋，势若蟠龙。另一座大旗山与之隔谷相望，它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像只卧虎。这里林木茂密，修竹叠翠，泉水潺潺，池塘清澈，是修身养性、静心读书的好地方。在当时，隆中虽属南阳邓县管辖，但它远离战乱纷扰的南阳郡治，靠近安定富庶的襄阳，所以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这里隐居下来。
隆中不仅有清秀的山水，而且有适于耕种的良田。宋代大诗人苏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
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万树桑柘美”，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果。清幽的环境，给诸葛亮一个轻松、宁谧的心境，他除了平时参加田间的耕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自然是一种学习。伴着草屋稻草的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诸葛亮在隆中期间都读了些什么书？历史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他日后的一些言行中，可以推想出一些大概情况。
他读过儒家着作。诸葛亮上表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时说：“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又说：“《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他在《便宜十六策·治人》中说：“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在《便宜十六策·察疑》中说：“《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诗经》、《尚书》、《礼记》、《春秋》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诸葛亮在许多处加以引用，可见他对儒家着作之熟。
他读过法家着作。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病危，临终遗诏给刘禅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诏书中所说《申子》、《韩非子》、《管子》均为法家着作。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为他抄写法家着作，认为从这些书中可汲取治国方略。可见诸葛亮对法家着作是早有研究的。
他读过兵家着作。上述诸葛亮为刘禅所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兵家着作，乃后人托名太公吕尚所撰。此外，诸葛亮在军事论述中，多次讲到孙武、孙膑之谋或其着作。诸葛亮于兵家书研习最深，在其军事论着中，有不少重要见解是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转化而来的。至于其着名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生。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军事思想中详论。
　　他读过道家着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着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着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着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至弓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伉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人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着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人们实在是误解了诸葛亮。诗以言志，这对创作者和歌唱者都是适用的。诸葛亮高唱《梁父吟》，不是在思念家乡，而是在抒发积郁心中的豪情壮志，在以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晏子春秋》记载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春秋时候，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他们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人，或率兵征战，开疆扩土，有功于国；或临危不惧，保驾护主，有恩于君。由于受到恩宠，这三人便挟功恃勇，粗暴野蛮，目无礼法。有一次，晏婴从他们身边走过，向他们表示敬意，不料他们既不起身，也不抬头。更有甚者，他们在齐景公面前也以功臣自居，不讲君臣之礼。他们自恃功高，目无君主，破坏朝仪，已成为国家的祸患。
相国晏婴很忧虑，便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服从君臣道义，对下讲究长幼伦常，对内可用来禁止**，对外可以威慑强敌。国君认为他们于国有用，臣下佩服他们的勇敢，所以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如今，我们朝中的三位勇士，是不是这样呢？”齐景公感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他养的三位勇士并非如此。晏婴见景公不语，便接着说：“如今，国君所蓄养的勇士，上不讲君臣道义，下不讲长幼礼仪，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慑敌。他们是国家的隐患，不如将他们除掉。”这正中景公下怀，他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心存顾虑，说：“这三个人很厉害，明打打不过，暗杀杀不了，怎么办？”晏子说：“这些人只知道靠勇力击敌，完全可以智取。”
于是，晏婴请景公派人给三位勇士送去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按照功劳大小分吃。
公孙接首先站出来，说：“我公孙接跟随主公狩猎，见一只猛虎向主公扑来，危急时刻，是我用拳脚将猛虎打死，保护了主公的安全。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独享一个桃子。”说完，便随手拿起一个。
田开疆也不示弱，嚷道：“我奉命征讨敌国，用手中的兵器多次打退敌人。像我这样的功劳，也不能与别人同吃一个桃子。”说完，也伸手拿起一个。
古冶子见桃子全被他们拿走，便高声说道：“我跟随主公渡黄河时，有一只大鼋咬住了驾车的马，将马拖入河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会游泳，便潜到水底行走，向上走了一百步，又向下走了九里，才追上那只大鼋，将它杀死。当我左手抓住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的头从水中一跃而出时，岸上的人都惊呼是河神出现，仔细一看，才知是我提着大鼋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怎能没桃可吃？你们还不快把桃放回去！”
古冶子这一番充满夸张的表功，使公孙接、田开疆自惭形秽，说：“我们勇敢比不上您，功劳没有您高，拿了桃子不相谦让，这是贪的表现。知道己贪而不去死，就是缺乏勇气。”说完，二人将桃子放回，自杀而死。
古冶子见二人自杀，也非常羞愧，说：“他们俩人都死了，而我却活着，这是不仁；出言使别人感到羞耻，却还夸耀自己的名声，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行为而又不敢去死，这是不勇。我认为他们俩应该分吃一个桃。难道我独吃一桃就应该吗？”说完也没动那两个桃子，自杀身亡。
对于这件事，一些人说晏婴气量狭小，只因三勇士对其无礼便设计将他们陷害，更有甚者，说晏子阴险残忍，善耍政治手腕。就连流传已久的《梁父吟》，也对三勇士有同情感，说他们是被谗言而死。诸葛亮虽然也时时吟唱此歌，但心中却有另一番理解。在他心目中，晏婴绝不是排斥异己，专会陷害人的政客，而是一位善于治国，品行高尚的贤相。诸葛亮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他很熟习其中关于晏婴的记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对于这样一位生活节俭、责己修行、犯颜直谏、励精图治的贤相，司马迁是心慕已久的。他甚至说：假令晏婴还活在世上，自己当他的仆人，为其执鞭驾车也甘之如饴。诸葛亮的思想感情与司马迁是相同的。在司马迁心中，管仲和晏婴是一类人，所以他把二人列传并列在一卷中。他说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诸葛亮也常常把自己比作齐国的管仲。司马迁说晏婴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贤相，诸葛亮怎能同意把晏婴说成是谗言害人的阴谋家呢？
诸葛亮是肯定晏婴的。他反复吟唱这首流传已久的，《梁父吟》，就是在缅怀晏婴为国除乱的功绩。对古人的缅怀，出于对今世的感慨。
　　从诸葛亮记事起，就不记得朝廷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权威。他记得在他八岁那年，朝廷在郡县之上设置州牧，从此出现许多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军阀。他记得大人们曾经讲过宦官张让、赵忠之流是怎样像对待孩子一样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他记得董卓进京后，就像扔掉旧鞋子一样将少帝拉下皇位。他记得董卓在受到各路兵马讨伐时，就像带走洛阳宫中的珍宝一样，将献帝劫持到长安。他记得各路军阀并不是真正想讨贼伐逆，而是打着勤王的旗号，为扩大自己实力而互相吞并。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袁术，这位东汉末党人的领袖，叔叔的好友，自从杀了扬州刺史陈璃自领州牧以来，野心急剧膨胀。他不顾下属的反对，公然在淮南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建立年号，称起皇帝来了。由于众叛亲离，袁术不得已归帝号于他的堂兄袁绍。袁绍虽未公开称帝，但内心里却十分向往。在诸葛亮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都是春秋齐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式的人物，他们倚仗着占有的地盘，自恃手中的实力，目无朝廷君主，致使天下分崩，王纲颓坏。值此天下危难之际，诸葛亮立志做新时期的晏婴，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们一一除掉，使王纲重振，汉室复兴。诸葛亮正是以吟唱《梁父吟》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宏愿。几百年以后，南朝刘宋人裴松之在读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
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显然，裴松之是理解诸葛亮的知音！
有志者立志长。自从诸葛亮立下兴复汉室的志向以后，就将毕生精力、心血、智慧、努力全部贡献于此。高远之志长存，不渝之志如矢，诸葛亮志向之长、之坚，是由于其根植于文化、历史、现实的土壤之中。
诸葛亮的家乡是孔孟儒家的发祥地，他的家族诸葛氏是世代传经的书香门第，因此，诸葛亮受儒家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儒家讲究大一统，《春秋公羊传》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时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儒家讲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仁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下之民归心”。怎样才能达到呢？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从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隆季兴之功”等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儒家思想对其政治理想追求的影响。
东汉较之前代，在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崇尚节义蔚然成风，另一个是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日趋加深。东汉社会的崇尚节义之风，首先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清初人顾炎武曾概括当时的风气说：“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末党人的活动，又把这种崇尚节义之风推向高潮。桓帝、灵帝之时，“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在宦官势力对党人实行镇压，党人处于生死关头之际，却仍“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自以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以来，至东汉末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观念不断地在封建士人中间巩固。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曾指出：“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这种情况到东汉末仍是如此，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皇甫嵩应诏被征。皇甫嵩是东汉末人，因镇压黄巾起义而显名，被赐爵封侯，威震天下。一个叫阎忠的人对他说：“将军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然而却侍奉不明之庸主，将何以求安？”皇甫嵩说：“我夙夜在公，心不忘忠，有何不安？”阎忠说：“不然，将军难道不知汉朝韩信之事吗？如今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皇甫嵩虽然认为阎忠所说有理，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后来，皇甫嵩果然受到谗害，受诏入朝险些死于非命。范晔说，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
再一件事是前面已提到的袁术在淮南称帝后，下属阎象坚决反对。袁术召张范，张范称病不往。就连一直追随他的孙策也与他闹翻。袁术众叛亲离，又被曹操攻打，支持不住，投奔部曲陈简，陈简也加以拒绝，最后忧郁而死。
还有一件事就是曹操不称帝。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据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部下劝其代汉称帝，他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当孙权上表劝曹操称帝时，曹操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意，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在封建士人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东汉盛行的崇尚节义的风气，党人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忠君思想的政治准则，正统观念的道德规范，都会对诸葛亮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影响。
如果说诸葛亮政治理想的确立，儒家熏陶是文化基础，忠君思想正统观念是社会历史基础，那么救民于水火则是现实基础。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不要说亲历那些灾难，只要看看史书上的记载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初，卓以牛辅子壻，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
后数月，关东诸州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
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讫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
不用再多引了，仅此几例，已足见战争中死人之多。诗人们满腔悲愤地描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诗人笔下，美丽的中原大地简直成了阴风潇潇的鬼域。尸横遍野导致瘟疫流行，百姓流亡造成土地荒芜，而这一切又产生了更令人恐怖的饥荒。当人们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吃尽而仍不能填饱肚子时，便开始吃人。初平三年（192），吕布杀死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催又攻打吕布。李催在长安放兵杀掠，长安地区的男女老少被杀悉尽，死者狼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兴平元年（194），“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在长安地区，由于缺粮，“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兴平二年，“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曹操手下有一个叫王忠的部将，是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投归曹操前当过亭长。他在家乡就因战乱少粮，“饥乏啖人”。军粮紧缺时，曹操部属程昱在供给曹军的军粮中，曾杂以人肉干。
对于这一幕幕人间悲剧，诸葛亮既曾耳闻，也有目睹。曹操两次洗劫徐州，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尸塞，就发生在诸葛亮的家乡。他自幼离乡背井，同徐州的浩劫不无关系。袁术军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