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狩猎采集到沮丧农业
——《人类简史》读书笔记（3）
在青年史学家看来，所谓农业革命后智人生活比采集时代更幸福完全是“史上最大骗局”。
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后到大约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智人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至于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那要更为远久一些。
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大约80万年前，已有人种偶尔用火，到了大约30万年前，对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的祖先来说，用火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大部分智人生活在小部落里，每个部落小则数十人，最大不过数百人。
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彼此相熟，人们终其一生往往都和亲友相处在一起，几乎没什么孤单的时刻，也没什么隐私。
各个部落绝大多数时间完全各行其是、遗世独立。邻近部落偶尔会争夺资源，以至大打出手，但也有友好往来。例如，可能互相交换成员、交易奢侈品、一起打猎、一起庆祝宗教节日，甚至结成政治同盟，一起攻击或者防御危险敌人。
智人部落会随着季节变化、动物迁移、植物生长周期而不断迁移。一般来说，他们是在同一区域里来来回回迁移，其面积大约也就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
偶尔，智人会遇上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人口压力，或是碰上某个特别有魅力的首领，其部落也就可能走出自己原有的领域范围。而这种性质的迁移、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智人）扩张到全球的原始动力。
如果某个智人部落每40年“分家”一次，而新部落总是往东迁移100公里，那么经过大约1万年，他们就会从东非抵达中国。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某地的食物来源特别丰富，原本因为季节前来的部落也可能就此落脚，形成永久的聚落。最重要的是，在某些水产水禽丰富的海边或河边，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长期定居的渔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定居聚落，其时间要远早于农业革命。
定居与迁移，在智人的活动中往往交替出现，互为你我。例如，最早的渔村有可能出现在4.5万年前，它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带；同样可能的情况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智人开始了第一次跨海壮举，前往澳大利亚。
到了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上的狩猎采集智人大约有500万到800万人。他们有丰富多元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分成几千个不同的独立部落，也有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狩猎采集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各有特色、大不相同。
令笔者吃惊的是：“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
要在狩猎采集时代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到了农业和工业时代，人类开始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即使是低能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例如只要肯挑水或是当个生产线工人，就能活下来，并把自己那些平庸无奇的基因传下去。
狩猎采集者可不行。他们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世界。他们能够听到草丛中最细微的声响，知道里面是不是躲着一条蛇。他们会仔细观察树木的枝叶，找出果实、蜂窝和鸟巢。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他们不断以各种方式活动自己的身体，这让他们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就算现代人练习再多年的瑜伽、太极，也不可能像他们的身体一样敏捷、矫健。
就个体来说，狩猎采集的智人对周遭环境的了解，往往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更多，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数万年，而不是几千年（农业社会）或者几百年（工业社会）。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我们虽然已经处在工业化之后的环境，有了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拥有比前人更多物质资源和更长的寿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疏离、沮丧，而且压力重重。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背后的原因，需要深入研究我们狩猎采集者祖先的世界，因为，现代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开始形塑。
曾经的那个世界，其实还牢牢地刻记在我们智人的潜意识里！
整体而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今天的上班族来，要更舒适，更有意义。
在发达国家，人们平均每周要工时40～45小时，发展中国家则是60甚至80小时。但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即使是住在最贫瘠的地区（像是卡拉哈里沙漠），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3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6小时。那些生活在比卡拉哈里沙漠更肥沃地方的狩猎采集者，取得食物所需的时间更少。
这样的狩猎采集经济，提供给大多数人的生活，显然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
现在，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入工厂用同一台机器、同一种动作不停地操作，时间长达10小时，叫人心灵麻木（有些上班族早上5点钟就得出门，挤2小时公交，然后机械工作8小时）。等到晚上7、8点钟回家，还得再做饭、洗碗、洗衣服。
而在3万年前，智人采集者，可能是在早上太阳升起后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下半天，他们可以早早回到部落吃晚餐。接下来，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没错，他们有时候会碰上老虎或者蛇，不过，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农业污染。
最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没什么家务负担，也没有账单要付、房贷要还。
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靠着狩猎采集，智人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智人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他们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并且身高普遍超过后来农业时代的农人。他们的平均寿命虽然只有30～40岁，但这主要是因为儿童普遍早夭造成。只要能够活过危机四伏而意外频现的生命早期，狩猎采集者大多能够活到60岁，甚至超过80岁。
狩猎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营养不良或是疾病困扰，秘诀就在于他们的饮食多样化。这其实很合理，毕竟这正是人类在先前数十万年间的正常饮食，人体早就完全适应了。
近现代人类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大都依靠单一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一来，必然会缺少人体所必需的其他营养成分，例如某些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有养生专家建议，人们每天的食谱种类应该超过20种。看来，这不是“妄言”，而是有史学依据的。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
农业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但一传布开来便势不可挡。
农业革命是从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小麦与山羊的驯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其他动植物的驯化时间还要更晚些，但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动植物的浪潮已经结束。
农业革命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我们智人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这包括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从今天过去2000年里，古代和近现代人类再没有驯化出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
可以说，现代人类仍然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从地区来看，农业并不是起源于单一地区再传布到世界各地，相反，农业是在不同地区起源并独自发展，再远播四方的。
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中东人种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了栽培马铃薯和驯养骆马，中国人最早驯化了稻米、小米和猪，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则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粱和小麦。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于是决定干脆自己种。
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在从事农业。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革命只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非？其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
真菌太难捉摸，巨兽又太过凶猛，满眼的植物能够食用的少之又少，因此，在智人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因为这几个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便成为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青年史学家下面的叙述和评论很有意思。
有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是由人类脑力进步所推动，是人类的一次大跃进。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
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相比，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无质量的生活。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并进而产生了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
农民智人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的“进步”，最后却是在这些农民身上加上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狩猎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我们智人的祖先为什么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
其实，从远古至今，人类（智人）一直不断地重蹈覆辙，原因都相同：我们事先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所带来的结果。
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也就再不用担心荒年了。孩子也永远不用饿着入睡”。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的状况。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确实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预期的幸福并没有出现。因为，人们没想到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来的小麦需要供养更多小孩；而且，这些远古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孩子的免疫系统会下降，并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播的温床。当然，他们同样也没有预见到，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实际上使自己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让他们更意外的是，丰收年粮仓满满，却引来盗贼和敌人，这迫使他们得筑起高墙、严加警戒。
如此一来，南辕北辙，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智人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
这里的部分原因在于，所有的改变都是点点滴滴的累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等到农业社会成形，人们已经不记得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村落人口增长，人们就已经再无回头路。等到人类（智人）真正发现问题时（其实未必能发现），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就算今天，仍然如此。“人们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
同样，一个阶级斗争谬论、一个计划经济错误，一惹上身便难以摆脱，它们至今仍然在很深的层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我们的制度变迁，而许多决策者也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在农业时代，人类（智人）的空间缩小，但时间却变长了。一般来说，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虑下周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象预测着“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因此，“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虽然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来应付今天、下周甚至下个月，但他们还是得担心明年和后年的问题。
之所以要担心未来，除了有生产季节周期的因素，还得面对农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村落拥有的农作物或家禽家畜物种十分有限，一旦遇上旱灾、洪水和瘟疫就容易灾情惨重。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维生，还几乎全部征收抢光了农民的粮食，只留给他们勉强糊口的数量。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剩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剩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
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挑水耕田。
201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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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简介：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原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人口困局》作者、新浪微博头条文章作者。__作者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其学术论文主要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等（核心）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__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__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是作者“制度困局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已完成（待出版）。__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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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狩猎-采集者的觅食行为有时候遵从一种被称为Lévy步法（Lévy walk）的模式，这是一种随机步行模式，由占多数的较短步长和偶尔的长距离旅行组成。为了确定Lévy步法是否也能描述人类的觅食行为，David A. Raichlen及其同事观察了坦桑尼亚的狩猎-采集者Hadza人。
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狩猎-采集者的觅食行为有时候遵从一种被称为L&vy步法（L&vy walk）的模式，这是一种随机步行模式，由占多数的较短步长和偶尔的长距离旅行组成。许多动物以L&vy步法的模式觅食，这有助于找到不均匀分布的资源，而不用预先了解资源分布的模式。为了确定L&vy步法是否也能描述人类的觅食行为，David A. Raichlen及其同事观察了坦桑尼亚的狩猎-采集者Hadza人。这组作者让44名Hadza人带上GPS装置，在旱季和雨季追踪了来自两个营地的这些人的342次觅食的运动，既监测了Hadza男性，也监测了女性，其中男性主要负责猎取猎物，而女性主要负责采集植物。
这组作者报告说，L&vy步法步长分布能够最好地描述42%的觅食轮次，L&vy步法的步长被定义为在停下或者转弯超过40度之前走过的距离。这些结果提示某些人类在认知和记忆都比其他动物有优势的情况下，当搜寻未知分布的混杂资源的时候，仍然遵循同样的觅食模式。这组作者说，超扩散觅食可能让早期的人族探索得更远，而且可能解释城市环境下的人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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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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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狩猎、采集业生产方式
贵州过去森林密布，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各民族都有狩猎的习俗，狩猎的对象有熊、虎、豹、野猪等大动物及许多小的飞禽走兽。由于狩猎需要，民间土法熬硝十分普遍。硝是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将火硝、硫磺、木炭按一定比例配制，便得到各种炸药。民间熬硝的方法是，从潮湿阴暗处刮来烂泥，加水搅拌，滤去残渣，将脏水倒入大锅内煎熬，水干即得硝。房前屋后的脏土不够熬硝，人们还进山洞采土熬硝。在惠水县境内有一块清同治元年（公元１８６２年）立的石碑，名为“定番州正堂禁采坟峒土硝告示”，即禁止人们到有棺材的山洞里挖土熬硝，以免引起争端和械斗，影响地方安宁。说明人们为了得到火硝，连埋葬死人的岩洞都不放过。另一方面也说明火硝的需要量是比较大的。清咸同年间贵州苗族起义，苗民便以“火枪利”著称，甚至比清军的火药枪还要先进，有“苗人出入，皆佩刀枪”之说，民间的火药枪是比较多的，其主要作用就是打猎。
水城苗族射弩 (杨光泉摄)
瑶麓瑶族打猎舞 （黄海摄）
民间的狩猎方式多种多样，当围捕大野兽时，一般以村寨为单位统一行动，行动灵活的男子均要参加，分工明确，有负责追的，有负责堵的。外出的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以捕到猎物为止，有三五天的，也有十天半月的。有些时候，虽然捕到了野兽，因为离家太远，天气过热，猎物只能就地煮食。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往往空喜欢一场。捕获的猎物，在分配原则上是“见者有份”，村寨之外的人参与了，也可参加平分，猎狗也有一份。而小的狩猎行为如捕鸟等，一般则个人带猎狗单独行动。
狩猎的方法很多，一般有围猎、安套、设陷阱等。围猎，即放猎狗寻找猎物，猎物受惊后围追，直至捕获；或事先设石屋、石圈等，经围追使猎物进入石屋、石圈而捕获；或猎物围追入水田、泥潭中，猎物无法行走而被捕。安套，即在野兽常走之地安上棕绳活套，野兽被套后并被吊起，无法挣脱。设陷阱，即在野兽出没之地，挖一米见方两米来深的深坑，面上以树枝、草皮等照原样铺好，或在面上设诱饵，野兽经过或抢食时，陷入陷阱无法逃脱。在捕鸟时，一般都是设套或设诱雀，苗族还熬制粘膏来捕咯鸟。
由于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在春、夏、秋三季，人们可以从自然林中采集到种类繁多的各种植物的嫩芽、果实，以及各种菌类。如椿树上长的椿芽，地上长的蕨菜、竹笋和名目繁多的野菜，还有猕猴桃、刺藜、红籽、栗子等。菌类也很多，比较有名的是鸡纵菌，在清代有关贵州的文献中多有记载。由于动植物资源的丰富，一些民族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生产则粗放经营，刀耕火种。贵州的
瑶族就比较典型，赶山吃饭，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才定居下来，许多农业生产知识，也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才逐渐学会并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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