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同期文明成就比较
毕达哥拉斯学派比儒家先进得多!
古希腊学者们因抽象思维发达率先走向了一神论。当希腊人研究数时，已摆脱了类比思维，进到抽象思维阶段。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说：万物皆数，数是事物的原型，也构成宇宙的秩序。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如果想认识周围的世界，就必须找出事物中的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毕达哥拉斯关于“万物皆数”的观点己成为近、现代科学观念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从一定的层面上被“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所印证。
古希腊人天才地猜测出大地是球形的，这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极大突破，而中国人直到近代都没完成这个突破。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发现大地是个球体、晨星和昏星就是同一个星，是基于对几何现象、热力现象和月食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把地球看成是行星之一。他们发现月亮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的。他们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沿着圆形而运动，但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这就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摆脱了人类中心说的思想解放。
毕达哥拉斯不但把有形之物、音乐、灵魂归于数，而且把道德还原为数，甚至认为正义也是数的一种质的规定性。他认为1到9各个数字都包含着不同的哲学含义。“1”是同一、普遍性；“2”是分别、特殊。“1”和“2”的统一是“3”。所以，上帝既是“1”，又是“3”，统称为3位1体。三元或三角形成为一切稳定而完美的结构形式。这一数理思想成为了后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4代表正义，四平八稳，各方面都照顾到。数字5居中，是惟一把从1到9分为均等两半的数，成为公正的象征。所以，美国以五角星代表各州，把国防部办公大楼建设成五角大楼。由此可见，毕达哥拉斯学术对宪政的深远影响。
他从铁匠打铁时发出的具有节奏和起伏的声响中测出了不同音调的数的关系，并通过在琴弦上所作的实验证明：弦长成一定比例时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如1:2得八度音，2:3得五音，3:4得四度音。于是得出结论：音乐的和谐是由数的比例决定的。“和谐能够产生美感效果，和谐是由一定数的比例关系中派生出来的。”
他把这种数的比例关系推广到音乐、绘画、雕刻、建筑等各个方面，发现了美感比例关系即“黄金分割率”为1:0.618。
他认为上帝是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自然界是被数学的和谐法则所控制：“什么最聪慧？数字。什么最美？和谐。”
毕达哥拉斯的弟子阿尔基塔认为：人们一旦发现了正确的计数标准，就能够控制公民之间的冲突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和谐。因为在这一正确的计数标准下，人们就不会有过分的权益，平等就占居统治地位。也正是这一正确的计数标准的存在，人们订立契约才成为了可能，穷人从有财产的人那里得到东西，富人给穷人东西，彼此平等、相互信任(参见何柏生：《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这一种和谐平衡的思想对后来的梭伦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梭伦自称他的立法就是要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和均衡，双方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除此之外，罗马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契约成立、公平原则等都与这一思想不无关系。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把空间和几何学联系起来，认为几何学空间的性质具有同质性和质点性。空间中的要素，在城邦中是公民。作为“质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同质的、均等的（参见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公民必须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应当被赋予平等的权利，而不能因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受到歧视。毕达哥拉斯社团里有男有女，地位一律平等，社团成员的一切财产归公有。毕达哥拉斯曾对议会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他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必须建立法制才能实现和谐与秩序，拥护贤人政治。可见，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几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希腊的民主发展。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给后人提供了一种精确的量化的思考模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正义与理性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正是基于对数的精确计算。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往往缺少一个量化的标准，而只是笼统的说人们应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量的概念。
数学理性就是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寻求对于自然界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理性把握，它和逻辑理性、实验理性结合一起，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按逻辑学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推理应该从最初的公理开始，这种方法最初在几何学中采用。可以说，几何学的思维方式影响深远。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占据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一种平衡和互动的法则。柏拉图学园有一规定：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包括柏拉图，正是在数的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了“正义”理念。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是一个平方数；平方数是一个完美的和谐。一个数只要其部分保持均等，它就是一个平方数，一个国家只要因为部分间的均等而被区分出来，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维护这种平等。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是正当的比例关系，而比例就是数的组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无法量化为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倾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数学理性的萌芽。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希腊人所建立的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
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地圆形的……。神秘主义关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的学说，也是被纯粹数学所巩固起来的：因为数学的对象，例如数，如其是真实的话，必然是永恒的而不在时间之内。这种永恒的对象就可以被想象成为上帝的思想。因此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陈寅恪在哈佛谈中西文化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降，佛教输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与性理之学（Metaphysic），独有深造，史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的命运又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或成为权威，或成为亚圣。他们的政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的差异：前者主张法律政治、民主政治；后者主张伦理政治、君主政治。抨击暴政暴君则是二人的共同点，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
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３２２年）与孟轲（前３７２－２８９年）都是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古希腊，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奴隶制发生了危机。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大批自由民破产。赤贫化的自由民身怀利刃伺机进行革命，社会矛盾尖锐。除了内忧之外，外患直接地促成了城邦奴隶制的瓦解。
公元前３３８年，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南下扩张，喀罗尼亚一战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成为希腊各城邦的盟主。二年后，亚历山大（前３５６－３２３年）以武力镇压了各城邦的反叛，统一了希腊，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奴隶制帝国。此时的中国则处在战国中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争雄，宗法奴隶制瓦解，封建宗法制确立，并向大一统的方向演进。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亚里士多德与孟轲都大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论述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成为当时世界历史上的最大政治设计师。有趣的是，他们济世救民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并不能挽救处在衰败中的城邦国家，最终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代替；孟轲的仁政纲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政治上，他们二人在当时同为失败者。然而，这并没有缩小他们思想的重要性。历史并没有抛弃他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亚里士多德与孟轲的命运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长期被奉为权威；在中国，孟轲成为亚圣。本文不打算探讨这一变化的复杂原因，仅着眼于比较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特色，以展现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早期图景，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
一、法律政治与伦理政治
从政治体系上来说，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是法律政治，后者是伦理政治。（评：区别在于因为中国是氏族社会，希腊是城邦社会！）
伦理政治是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蒙上了伦理的保护层；道德法典成为政治的灵魂。具体地说，
１．孟子认为，国之本在家。五伦之中，父子之间血缘最亲。“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事亲，事之本也”。而五伦之一的君臣关系，则是父子关系的放大和延伸。君主为百姓的家长，为民父母。孟子明确地说：“为民父母，使民ｘ&＠①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本句中两个“为民父母”均指君主。孟子责难君主虽为民父母，却没有尽到保民的责任。
２．孟子认为，伦理政治的君主，应为道德的楷模，即“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循此，孟子还要求君主用仁义端正自己：“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正君即是道德的楷模。国有正君，国家即安定，统治秩序便井然有序。
３．在伦理政治中，以亲情为是非的标准，且孝道高于法律。在孟子的视野里，人子为了尽孝，可以背弃国家，蔑视法律。这就是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孝道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把“父子相隐”发展为“背法匿父”——孟子虚构了一个故事说明之：先王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视放弃王位如弃破鞋子，偷偷地背父逃到海外，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如果以“亲亲”为标准，那么君主该如何对待家族成员呢？孟子也有斩钉截铁的回答：“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第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可见，在伦理政治中，以“亲亲”为原则，必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结论已为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实践所反复证实。
所谓法律政治是以法律为政治的灵魂，即通常所言的与人治相对的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人治。那么，“优于”的道理何在？法治的准确内涵是什么？这都是必须要搞清的问题。具体地说：
１．亚里士多德指出，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兴作合乎正义。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平等。因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而把权力寄托给任何一个个人，万事以一人的命令为依归则不合正义。亚里士多德强调，命令永远不能成为通则。任何真实的政体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其无上的权威。可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理解，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还是以个人的意旨、命令为最高的权威。简言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内涵。
须顺便指出的是，说法律也须人来执行，便由此说，法治也是人治。这种理解没有把握法治的真实内涵，是一种误解。另一种误解是，一国有法律，便是法治。这种误解也抹煞了法律的至上性，造成了混乱。从有国家以来，没有法律的国家是罕见的，但从古代到近代，实行法治的国家并不多见。
２．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法治还意味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民所服从的法律又是良好的法律。就是说，人民服从恶法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法治；同样，邦国虽有良法，但人人各行其所愿，结果是人人各如其妄想。公民不守法，城邦必将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不应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立的奴役。法律无宁说是拯救。那么，法律的至上性，公民守法的必要性的根据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而制定出来的通则。“集体异人”总比个人为优良。并且，法律作为通则，本旨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为依归，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
３．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实行法治还须明白：法律在某些境况、某些时候应该实行变革；变革而后获得进步。如果专守祖辈的旧制，以守旧安常为贵，这也未免荒唐。但是，变革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轻率的变革不是城邦的幸福。要是变革所获利益不大，不足以抵偿所遭受的损失，姑且沿袭旧制。变革是全面进行，还是局部进行，这种抉择也很重要。
（亚与孟是城邦政治与乡社政治的差别！说亚是倡导法治第一人就大错特错了，管子、子产、李悝都比他早得多。）
纵观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是倡导法治的第一人。其思想光芒在现代大放异彩。实行法治已是现代的潮流。我们也看到，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差异如此鲜明，那么，差异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深入研究的课题；深入阐述这个课题则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成果。本文只能提出一个概括的说明：差异的现实根源主要应归结为中国与古希腊的社会状况不同。
从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关系来看，雅典的农业规模很小，粮食不能自给（从梭伦开始就禁止出口粮食，只准出口油与酒），但工商业、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公元前６世纪的梭伦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起来，消除了所有制关系上的氏族制残余。梭伦按财产资格公民将分为４个等级，使工商业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奴隶主取得了同等地位。这样，如恩格斯所说的，“旧的血缘亲族关系的集团就开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了新的失败”。
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进一步打击了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势力。公民以地籍取代了族籍，完全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约束。对此，恩格斯评论说：“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作为改革的成果，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终于以工商业奴隶主与平民的联合力量，在战胜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政治思想既是雅典经济关系、民主政治的产物，又是这种社会状况的反映与理论升华。
古代的中国则是自然经济，农业发达。社会生活严重依赖于农业和土地。在夏、商、周三代，并没有独立意义的工商业，即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工商食官”，为国家、王室独家经营，设置工正、贾正这类官吏来管理工奴、商奴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便没有严格意义的商品经济。工、商作为一种劳动分工是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构成部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社会结构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代均为宗法奴隶制——以血缘氏族的形式来贯彻奴隶制的等级统治。等级地位按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确立。
此外，各等级的利益又依赖于整个氏族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总体力量。在统治方式上，宗族的大宗在京都为骨干，掌握国家政权。宗族的分支则被派往各地，各统治一块地方。特别是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使宗法奴隶制完善化。由于夏、商、周三代又各有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统治，从而形成浓厚的血缘宗族观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家一户的小私有制的发展，氏族贵族奴隶主受到严重打击，但实际上被瓦解的是奴隶制，而宗法制又与小私有制相结合，形成了宗法封建制。只要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摆脱对农业、土地的严重依赖，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特征的宗法制便始终具有生命力，必然会延续下去，并使整个社会面貌呈现简单而同一的色彩。家庭、家族、宗族、国家都是由小而大、自给自足的封闭实体。这样，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对于维护血缘亲族关系、稳定统治秩序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孟子的伦理政治即是其最典型的表现。
二、民主政治与君主政治
从政府形式而言，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主张民主政治；后者主张君主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平民执政优于少数贤良执政。因为多数合为一个整体时，人人贡献一分意见、一分思虑，往往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众人把分散的众美集合成一个整体，是“集体异人”；大泽水多不朽，小池水少易朽。多数平民执政也比少数贤良不易腐败；多数人的裁决胜过少数人。少数人容易因愤懑失去感情的平衡而损伤判断力。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平民担任公职合乎正义，而以财产条件限制平民担任公职是偏见。退一步说，如果不让平民分享政治权利，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大批人被排除于公职之外，就等于保留着许多敌人。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如果让个人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一人主治的缺陷还在于：如果庸儿世袭王位会危害邦国。不让庸儿继承，传贤而不私其子的美德是不易做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君主政体仅仅适合古代。那时由于贤哲稀少，并且君主往往是疆土的开拓者，或是解放者，因其功德取得了特权地位。
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民主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依平等原则以中庸之道组织之，兼顾富人和平民的利益。例如，出席公民大会，平民政体没有财产限制，寡头政体有较高的财产限制，而共和政体则有较少的财产限制；任用行政官员，抽签法为平民性质，遴选法属寡头性质，共和政体兼用二法——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执政官则由公民大会的议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寡头制只从部分富裕的公民中遴选）；共和制之下的公民是平等的，因而实行公民轮流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制度，即公民轮流担任公职。
讨论：亚里斯多德比中国诸子百家先进千万倍
中国的诸子百家主张人治——“圣人救世论”、“圣人独裁论”。在短期效率上，人治有时优于法治，但在整体绩效和长远公共利益（包括安全性、可预见性）上，法治一定优于人治。法治的真正推行，是宪政与宪法的统一，是法治信仰与法规实体的统一，是法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统一。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原因：
第一，法治是“众人之治”，可以集合众人的智慧和能力，而人治却难以做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集体的智慧胜过个人的智慧。在制定法律方面，“就多数而言，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的；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以简单的方式相互补充，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一个人了解这一部分，另一个人了解另一部分，集思广益，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因此，将众人的智慧成果转化为法律规则，用以治理国家，能较少发生错误；而法律正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见解比中国的诸子百家“圣人救世论”、“圣人独裁论”先进千万倍！
亚里士多德认为习惯法甚至优于成文法。群众对于音乐和诗人的作品的批评，常常较少数专家更为正确。“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席；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他还衡平的方法来解决具体案件的正义问题。由于法律规则针对是大多数案件，在独特的案件中成文的法律规则难以做到公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官可以背离法律字面的含义，而根据法律的正义精神来审理案件。可见，衡平法就是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
法治社会并不否认少数人的才智杰出，也不否认杰出者更有资格执掌公权力；法治社会强调人的智慧的运用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赞同古希腊民主制中的“陶片律”，他说：“对于邦人的特别富有资财，或朋从过多，或其它势力，凡是政治影响足以掀动社会的，就应用这个处分而把他驱逐出境，限令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如果城邦中出现一位才德特别优秀的人物，就不适宜用“陶片律”去放逐他了。这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抛弃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贤人政治观念。
第二，法治是“理智之治”，人治是“情感之治”。“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不会感情用事，没有偏见；法律具有规范明确性，不象人那样信口开河；应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于是，法律的这些属性中已经体现了它优于个人统治的理性、公正、普遍性的优点。
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难免有感情。……这就该让最好的人为统治者，但在这样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只应当被任命为法律的护卫者和服务者”，出现了“the
law should be king”（法律是王）的思想。这里的法律指的是“自然法”或“上帝之法”
人类的弱点正在于容易偏私，从而导致亲疏代替是非。成文的法律统治的好处正是通过公布这些通则，避免感情用事，徇私舞弊，这是法治最大的优点！孔子主张“父子相隐”，反对公布成文法；孟子更是邪恶，主张包庇孝杀人的父亲而“窃负而逃”，公然践踏法律。可以说，儒家的人治说是中华文化难以文明的根源！
第三，法治符合正义，人治不正义。因为“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即国家）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政治学》第168页）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平等的人应当大家互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一个人进行统治不合正义。这和儒家君主独裁的主张有天壤之别！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在法治社会，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政治权利，有法律可以遵行，统治者也不敢胡作非为、破坏法纪。所以，不易腐败。大泽水多难腐朽，小池水少易腐朽，多数平民执政比少数贤良不易腐败。而人治却难免偏私而不合于正义，从而腐败。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人性是不可信的。人尽管聪明睿智，却有感情，会产生不公道而使政治腐化。
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人于城邦生活中完成全德之实践时，是最良善的动物；但若是背离法律与正义，就会堕落成凶恶的动物。…失德的人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是最下流最残暴的野兽”。他在具体评论斯巴达王制的时候，明确表示了对王权的世袭原则的否定态度。他指出，如果庸儿世袭王位会危害邦国，每位新的国王应该经过选举产生。
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是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依归的。“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法律成了纯粹理性的载体，法律来源于正义，体现正义并以实现正义为根本目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够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
亚里士多德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体现社会自然秩序的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体现人类理性。他认为，自然法和物理的自然规律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则或定律；自然法源于人的本性，不依赖于立法权可在所有的政体中普遍适用，是社会的普遍原理即公道或公理。而人定法则是各国依特定的目的而订立的,
是具体的规章制度，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的样本，人定法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然法的具体化。
第四，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法治排斥对法律无休止的变革。“变革实在是一件应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若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政治学》，第81页)。“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就跟着削弱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一成不变。相反，法律可随条件的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他说：“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
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亚里士多德批评哲人说的话前后不一致，不如法律明确。而且个人精力有限。他说，个人日理万机事实上不可能，还是要依靠官僚统治，与其由统治者选择官僚，由官僚进行统治，还不如一开始法律就把一切都规定好了。针对部分人认为现在法律不完备需要人治，亚氏说：问题是由谁去完备，是一个人还是大家？要是众人去完备，这就是法治。
说西方文明是从1400年才领先中华文明的人,应该去读读世界历史,而不只是中国历史。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都有着比先秦诸子先进的多的思维.他们在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医学,农学,天文,几何,力学,美学,地理学等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成果.
现代中国人有几个能赶的上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辩能力的?
他们的哲学研究的是思维的本质,形式和内容,什么叫客观存在,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如何定义人,宗教的意义,物质的属性和构成.
这时候的老子孔子还在玩文字游戏呢.
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
这是自然语言的正常表达吗? 和伯拉图的文字叙述之逻辑清晰内容之广泛深刻根本就没得比.
当孔子“有教无类“广施教育的时候,伯拉图办的“学院“也在教授数学,哲学,政治,医学等,比孔子的“仁,中庸,礼,乐“,“三纲五常“等主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常识“(黑格尔对孔先生的评语)要客观的多。
古罗马也很辉煌,其石质和水泥建筑也好于秦砖汉瓦,人家的军车公路,也比秦汉时的车和土路平整的多。
罗马人将自己的文字传播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
秦始皇统一文字于汉字,却比罗马字母文字相差太远,这才埋下了东西方两中文明在后两千年“殊路不同归“的命运。
罗马之后欧洲进入骑士时期,后来又是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文艺复兴,工业革(和)命,近代科技文明。欧洲是一步一个脚印,以思维意识的逐步提高为基础,有一个清晰的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古希拉文明的哲学思辨奠定了一个文明的坚实的思想基础，罗马的实践将这种文明思想通过拉丁文字传播到了欧洲个个角落。然而古罗马帝王的残暴使人民不堪其苦,于是民间的宗教兴起,以神权来平衡王权,最后结束了古罗马的统治。
此后教皇或神权膨胀,欧洲逐步进入了中世纪的宗教黑暗,虽然它为欧洲带来了一种宗教形式,同时也通过穿教而普及了拉丁文字,这才又埋下了下一波文艺复兴的种子。
文艺复兴通过对人(和)权的呼唤和人的尊严的觉醒作为和神权抗争,平衡了宗教的绝对精神控制。
随后才有思想自由的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工业革(和)命,此时期欧洲的科学发现蓬勃发展,直到现在的高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
欧洲文明的这个发展过程一环扣一环,有一清晰的发展痕迹,从古希拉哲学思想基础---&王权---&神权---&人(和)权---&思想自由和科学---&高科技社会.如果说一个社会有一个从累积到发展的过程,那么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典型的这种累积和发展的过程,这个累积就是人类的思想认识累积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思想意识从萌芽到普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绝对离不开文字做为有效载体的决定作用。
而中国呢,秦后是汉,唐.....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中国人在频繁地更换不同姓名的皇帝,而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始终停滞在先秦的水平上没再进步一寸(如果没有后退的话)。
这种轮回式的朝代替更,不是由于思想意识的提升引发的,而是自然灾害和统治者荒淫无道民不聊生,迫不得已所至.直至今天的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宝塔式的封建统治结构。
古希腊人两千年前就提出了用“共和“这种代表制的民主形式取代市民直接民主,而中国人现在连什么是“共和“都不知道尽管他们自称是“共和“,就象他们自称是“共产““社会主义“而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意义一样。
回看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思想意识的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是停滞的,是固化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形态没有任何突破,周而复始,一轮又一轮.
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没有突破,而这绝对是由于作为思想的唯一载体的汉字所至。
汉字没有提供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进步的有效功能,甚至连文字的普及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进展。
1949统计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有近90%的文盲,而中国古代个朝代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清末,当两种分别独立发展了两千年的文明首度见面时,中华文明已经堕落到不堪一击的悲惨状况,中国人的思维意识落后欧洲不止千年。
中国男人留着辩子,女人裹着小脚,中国的知识分子满口的之乎者也,言必孔孟之道或是皇帝诏曰,什么科学技术,哲学,政治这些邪门歪道听听都是罪过,想更是大逆不道。
科技上,中国人能够说的出口的掰着手指头也就能算尽的不过是所谓的“四大发明“. 这些发明无一例外的都是非理论的和非抽象的。
我们发明了磁铁,我们没有发现磁场? 因为磁场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而铁盘子上放一个磁勺子,它的运动指向是可眼观的。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以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贡献,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阿基米德两千多年前就阐述了浮力定理,和扛杆原理。
中国人有创造力,郑和的船造的挺大,可是就是没听说中国有人发明过浮力定律,曹植称象也是个传说,而且他称完象也没总结出个一般性的浮力定律出来。
中国的割圆术据说早于欧洲,可是中国人再手巧也格不出圆周的极限来,祖冲之最后也没给出圆周率的一般表达形式. 历史上,
中国人是用手创造了中华文明, 而不是用脑,
因为我们的脑子里缺东西,这个东西就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是语音为基础的文字的特点和产物,以图形为基础的汉字不产这东西。
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是先进民族在环境生活或某历史阶段的特征总和。其文明的实力表现在支配性实力，有基本资源控制如土地面积人口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还有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某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
爱琴海文明的古希腊时代于公元前800年至前146年，传承着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
华夏文明在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持续发展着辉煌的商周文化。
那么不妨以前770年至前220年做为桥段（正好也是希腊编年史开始到马其顿战败），对照下东西两大文明的异同点和落差。
对照的项目如下：
哲学，宗教，文字，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史学，历法，数学，科技，建筑，工程，冶炼，制造，经济，农业，商业，面积，人口，城市，军事，战力，航运，社会，制度等等规模和高度，尽量以史载和出土考证为主。
先说哲学：
东周时期的哲学有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
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颜子，子思子，曾子，老子，庄子，列子，杨朱，墨子，胡非子，随巢子，邹衍，公孙龙，邓析，惠施，桓团等
代表作品有《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孝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墨子》《我子》《田俅子》《尹佚》等等
古希腊有米利都派，爱利亚派，原子唯物派
代表人物有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麦里梭，普罗泰戈拉，德谟克利特，留基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代表作品有《论自然》《泰阿泰德篇》《普罗泰戈拉篇》《宇宙大系统》《宇宙小系统》《巴门尼德》《实在论》。
对比下来，古希腊学者的确博广并哲远，哲学流派和哲学著作略逊于东周各大家。
希腊有些片言记录就类似“止，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如果楚昭王也算是哲学家的话。
所以我觉得哲学流派和哲学著作上都逊于东周各大家。曾有网友杨威利的红茶馆质疑过，觉得古希腊哲学不止这些。
也是，但若从实物中剔除推古之作的话，那或许结果就更难说了。
第二，说下这两大文明的宗教
古希腊众所周知，那时期的信仰是奥林匹斯神话，是多神崇拜。
华夏那时的信仰是巫教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崇拜，也是多神崇拜。
这些其神话倒是很有利于文学艺术发展了。
希腊后期全盘依返了犹太－基督的东正教，也说明了古希腊文明里源本宗教的脆弱。
神庙虽多，但事务祭司等规模差异上或许和东方有差异。
华夏文明虽然后期也接受了释家，
但原有的巫教和祖先和道家信仰依然盛行。
希腊的基督东正类比华夏的释，
而其奥林匹斯神话就远不如华夏的巫道阴阳了，单从宗教的角度而言。
所以，宗教文化上古希腊也逊于同期的华夏。
第三，说下文字：
文字就像城市一样，
是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
希腊本土也出现过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在米诺斯时期曾有三种书写系统，但在迈锡尼时期却消亡了。
犹如荷马所说的故事里，古希腊没有文字了，这个我也很纳闷。
直至公元前700多年，也正是本帖所有对比的时段里，希腊刚开始使用陶文。
这种陶字母不是古希腊人原生的，而是外来的西亚闪米特的腓尼基文字。
华夏文明的文明就无需多说了，
陶文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各国竹木帛文，直至秦始皇委派李斯的“书同文”的小篆和隶书，
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认为，在这时段里
就古希腊和华夏两大文明的文字使用，华夏文明是全胜的。
第四说下文学创作（诗歌寓言故事散文）：
因荷马和赫西奥德年代有疑，其作品待定。
在古典时期古希腊有著名的《神谱》和《伊索寓言》，
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等（区别于5楼的哲学项）
还有梭伦，琴歌，萨福等诗人的作品流传
而同时期的华夏
最著名的是《诗经》收录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这就可比拟古希腊诗歌了。
另外屈原著有闻名的《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还有《远游》《天问》《卜居》《渔父》《招魂》《大招》等，这大家都熟篇数就不列了。
宋玉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微咏赋》等等
还有诸子百家的《伊尹说》27篇，《鬻子说》19篇，《周考》76篇，《青史子》57篇等等小说家的作品故事。
至于《春秋左氏传》《吕氏春秋》这些既是史书又是诸哲散文的杂家代表著作等，算不算就无所谓了。
第五说下艺术（雕塑绘画书法等区别于文学的美术作品）：
古希腊艺术创作多是借助于神话宗教需要，主要体现在青铜雕塑和黑红陶画上。
期间产生了许多名家，最杰出的代表是著名雕塑家弥隆和菲狄亚斯，画家宙克西斯等。
这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雕像《掷铁饼者》《雅典娜和马耳叙阿斯》《驾车人》《波塞冬》《鲁多维奇宝座浮雕》《里切亚青铜雕像》等。
而华夏文明的艺术多创作多是借助于巫文化和祭祀需要，还有生活实用艺术需要。
主要是体现在青铜器镶嵌错金银鎏金等装饰工艺，还有陶俑木俑，玉雕木雕根雕等等。
这期间代表作品仅楚地出土的艺术品国宝就不计其数，这就不例举了。
武士俑陶马俑舞伶俑等等，以秦陵的兵马俑最盛名。
还有漆妆画壁画帛画，主要作品有《二十八宿图》《人物御龙图》《龙凤引魂升仙图》等，
另外还有三晋秦燕齐楚的五系玺印篆刻艺术。
从艺术角度而言，求实求像，这其实不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一种模拟目标。
古代雕塑相对容易，因为雕塑本身就是立体的，无论是华夏的秦兵马俑还是希腊神像等。
而在摄影器材发明之前，古代绘画要求实求象的话，就需要在平面上有一定的透视技巧了。
华夏和古希腊的绘画作品，几乎都没有发展到透视技巧。
西方艺术多以写实求像为技深；东方艺术是以求意为主的浪漫型美术特色而技广，
只是因为艺术无上下，所以我觉得两者是难分仲伯的。
第六说下音乐：
音乐作为六艺之一，在礼乐中国尤显辉煌。
春秋时代各国宫廷都建有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活动中，最早期有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近百种，还建立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而后产生乐律计算法“三分损益律”，标志着音乐艺术发展程度加深新突破，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
各国宫廷多有杰出音乐家，并有大司乐和乐正等官职，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著名的有晋国师旷齐国师开，卫国师涓师襄师曹，郑国师文师悝师触师蠲，鲁国师挚师阳师已，奴隶出身的师乙等等，另外还有俞伯牙和高渐离。
公孙尼子作有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现存有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情篇乐言篇乐象篇乐化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师乙篇11篇。
另外还有《管子&地员篇》与《吕氏春秋&音律篇》等音律著作。
乐歌集有《诗经》《九歌》《下里》《巴人》《阳阿》《露》等，还有十大名曲之一的《高山流水》。
而《荀子&成相篇》是一种唱诵文体，“成相”说唱音乐的鼻祖。
当时还有收集民歌的制度，就是“采风”，民间歌唱家有韩娥、王豹、绵驹和秦青等。
还有大规模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乐器主要有筝，笛，筑瑟钟，篪竿，枹鼓，钟，鼓，竿，篪，参差，瑟等等，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乐器学乐律学的杰出成就。包括有编钟、编磬、鼓、琴、瑟、笙、排箫、篪等多种乐器一百二十四件。其中成套编钟显示当时乐器设计制作的高度水准及其乐律学体系的严谨与精密。整套编钟在音律设计上，每钟具有一钟二音三度音程的乐学形态，其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之广，在中心音域约占三个八度的范围中，十二个半音齐备，可旋宫转调，基本音列为七声音阶，尤为重要的是，钟体铜铸铭文两千八百多字构成了一部先秦乐律学著作，它与编钟实际音响同为先秦钟律以及传统乐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古希腊音乐诗歌艺术在斯巴达获得发展，
著名的有泰尔潘德罗斯、提尔泰奥斯、阿尔基洛科斯、阿尔克曼、伊比科斯和斯特西科罗斯。
古希腊传统的乐器主要是阿夫罗斯管，和两河流域的里拉琴。
泰尔潘德罗斯改进了基萨拉把弦增至七根，后提摩忒乌斯将7弦基萨拉增至11弦，最后后增至20弦。
在德尔斐开展音乐比赛“奉祀阿波罗的皮托竞技”，是带器乐伴奏歌唱比赛，还有基萨拉和阿夫洛斯的独奏比赛。有说是萨卡达斯在该比赛演奏了《皮托大曲》，开创了器乐独奏和标题音乐的先例。
在12楼说的诗歌里，也有独唱抒情的音乐诗歌学派，其代表人物有阿尔凯奥斯、萨福和阿那克里翁等，可惜音乐失传。
古希腊音乐流传至今的第一手资料极为有限，残存乐谱不到10件。
在音乐领域，东周华夏也胜于古希腊。
第七说下戏剧
中国古代戏剧，
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
在东周时期各国豪门都备有倡伶，但终究是萌芽期。
那时从娱神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凝聚仪式诗乐歌舞俳优唱叙的艺术百戏，并多次受到正乐，禁戏与罪优的禁毁坎坷。我对此也不太了解，只知道楚国的优孟，是中国戏剧的开山鼻祖。
而希腊古典时期，也是由祭祀仪式演变戏剧的，泰斯庇斯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早的演员。
悲剧“山羊之歌”是用诗体写成，有单部剧和三联剧的不同形式，
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悲剧的形成和演出都和音乐有密切关系，在烘托情节气氛，表达思想情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主要作品有《俄瑞斯忒亚》三联剧《乞援人》《波斯人》《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俄底浦斯王》《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
古希腊喜剧的基础是酒神节上庆贺丰收的狂欢歌舞，阿里斯托芬作品以讽刺手段夸张表演和锋利台词，揭露社会现象。主要作品有《巴比伦人》《云》《鸟》《骑士》《阿卡奈人》等。
亚里斯多德将古希腊戏剧的特点归纳于三一律：即时间的一致，地点的一致和表演的一致；
和六大元素：分别为情节，角色，思想，语言，音乐，景观。
戏剧随着雅典的强盛而逐渐成古希腊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度酒神节的重要内容就是盛大的戏剧比赛，而每个城邦都建有剧院。
在戏剧发展方面，古希腊是胜于华夏东周时期的。
第八说下舞蹈艺术：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春秋战国舞蹈兴盛是时代需要也是社会生活需要，有宫廷和民间，分文舞和武舞，武舞执干戚，文舞持羽龠。
宫廷乐舞表现场面要大要豪华得多，当时各贵族都养舞人以供欣赏娱乐。在《招魂》《大招》里都有叙述；有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由舞者执羽而舞；还有大型舞《大武》的武舞歌颂功绩的；有说楚灵王战危时居然还躬执羽绂鼓舞自若。
随着礼崩乐坏，舞诗三百民间乐舞超过的雅乐。有《诗经&陈风》描述的陈国歌舞传承至今；还有大姬遗风的《挑花篮》舞；《九歌》还是大型古神话歌舞，描绘了着丽服持香草的南方巫舞，舞蹈女伎多为细腰长裙细长袖影响着后世。
长沙战国楚墓出土舞蹈纹漆奁表现了贵族家舞伎的严格训练，楚随墓的彩绘鸳鸯形漆木盒表现鹿形人的舞姿，河南信阳楚墓的锦瑟乐舞彩绘图残片上有长袖舞人和巫舞，成都与河南汲县两铜壶都有采桑舞图，洛阳韩墓出土有玉雕舞女佩饰，山西长治出土有独舞陶俑，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线刻乐舞图，晋宁滇王墓出土的贮贝器盖上刻有执羽群舞。
战国时代著名舞蹈家有旋娟与提嫫，据《拾遗记》载其表演舞蹈有三《萦尘》《集羽》《旋怀》，最出名的还有善响屐舞的西施。
古希腊人也是以舞蹈表现情感并与神对话。
在索福克勒斯时代舞蹈舞台和谐统一，使舞蹈获得在合唱里的地位，可能是戏剧发展重情节而对肢体要求不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各地有过卡特克罗斯舞，潘特扎利斯舞，马烈威兹欧提斯舞，希鲁托斯舞，纳克索斯双人舞，佐纳拉狄克舞，卓密克舞，大卡拉马提亚诺斯舞，格拉撒雷舞。
但后因为教权统治，宫廷娱乐性舞蹈被加以禁止，只有世俗性质的民间舞蹈仍独立于宗教舞蹈之外而发展。所以希腊舞蹈在那些华篇雅章中不多见，只有从瓶画里可见那一时的舞姿，作为动态艺术的古希腊舞蹈不可复现了。
显而易见，在舞蹈艺术发展方面，
华夏东周时期的，还是强于同期古希腊的~~~~
第九说下体育竞技：
古典时代，呵呵还没有哪个国家民族能无视体育竞技的。
然后最闻名的，就是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从公元前776年到被罗马皇帝禁止，一共举办293届。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由最初的短跑比赛，逐步发展成赛跑赛车赛马摔跤拳击掷铁饼投标枪等众多项目。各城邦都极重视，且隆重又平等公平，有战事也得休战和平，橄榄叶和桂冠赋予获胜者以极大的荣誉，克洛斯成为奥运会第一位优胜者。
另外古希腊还把这从敬献奥林匹斯神的活动，发挥衍生到各文化领域，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军事政治等方面，
这些使这竞技产生许多意义，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显著标志。
而华夏文明的东周时期也是体育的发展时期，既有祭礼需要也有求强需要。
宫廷贵族有射礼投壶驭御等比赛，下层还有技击剑道蹴鞠角力捶丸骑术体操投石逾高举鼎武舞等项目。《吴子》和《六韬》：逾高超远，三踊于幕庭。
秦国练投石超距，晋魏犨距跃三百曲踊三百，楚国有龙舟竞渡并以猎求士选勇，吴越训深水渡等等。记得有秦武王死于举重受伤，有楚王子死于扑熊失误。
古典时代各地都举国尚武，
但就意义影响而言，古希腊的竞技运动是略胜于东周列国的~~~~~
第十说下棋弈娱技：
中国可以说是棋弈牌等文体娱乐的发明大国，
可能是因为相对重谋略重数学，所以象棋围棋五子棋麻将骨牌纸牌多出自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广泛流传的，除围棋外的还有六博，弹棋和塞棋等象棋类。
《左传&襄公》：“弈者举棋不定”
《潜确居类书》：“足下燕居，则斗象棋，亦战国之事也”
《楚辞&招魂》：“蓖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说苑》：“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
这类记载和出土文物有许多，不一一叙述了。
古希腊那时主要是以源古埃及的跳棋为下棋娱乐。
而另是一种叫“德维亚棋”掷骰子走棋的，但是否在那时期的这我也不知道。
所以在棋弈文化上，春秋战国胜于古希腊~~~这没什么争议。
第十一说下教育发展：
教育是强国之本，无论是东周华夏还是古希腊，教育发展都很兴盛。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原先就有官学，例如《诗‧鲁颂‧泮水》记载：鲁僖公立泮宫，齐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
但因为原贵族学校不符合新兴地主士阶级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就进入官学衰废，私学兴起，文化下移的新时期。东周统治阶层为巩固地位而招贤纳士，出现养士之风，士阶层产生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私学产生发展的过程。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郑国邓析办私学讲《竹刑》专授诉讼；《列子‧仲尼》记有郑国伯丰子开办私学；还有鲁国少正卯办私学；而儒墨两家的私学，是当时的“显学”。
孔子私学创办儒家学派的第一所私学，颜渊曾点季路等是最早的学生，逐渐成大规模的教学团体。主张“有教无类”，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培养从政人才用来弥补世袭制。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科目是诗书礼乐，通过办私学把贵族垄断的推广到平民中去。要求学生以礼约己，重视树立道德信念并予以感情陶冶与意志锻炼。孔子私学历时四十多年，弟子三千人。
孟子私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重视人的内在能力培养，主张发挥天性。
荀子私学强调化性起伪，许多经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多是源于荀派。荀子私学要求严格，因而培育出李斯韩非等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
儒家学派总结教育思想和经验，撰写了《学记》《大学》《中庸》阐述教育作用学制体系和教学原则方法等理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教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墨家学派，成员多数来自社会下层或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家私学里生产劳动科技知识等是主要科目。主要有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三学派，是有着严格纪律的政治团体学派。
道家私学主要有两派，有以宋钘尹文接予环渊等为代表稷下黄老学派，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
法家学派，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三百多人，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学生，商鞅是李悝的学生。
诸子百家都有师从教学，这就不详细叙述了。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发展，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可随处课学生可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广泛联系，各家相互抗相互补充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古希腊则是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主张国家控制教育，都把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各城邦教育都带有阶级性，对象限定在统治阶级内部。
其教育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多利亚人城邦教育和以雅典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城邦教育。
斯巴达是国家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制度教育；
而雅典则是为国家造就适合需要的公民，即和谐教育概念。
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都很重视教育对于维护巩固奴隶主统治政治的作用，并把教育工作看成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雅典教育是指引约束管教，除了培养德育美育体育方面，在智育方面兼顾个性与公民性的双重要求，并出现了“智者运动”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意识逐步增强，由名流创办的文化学校应运而生，其主要授课内容有文法修辞学逻辑学天文地理等，智者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亚里士多德将教育划分为实用教育和灵魂教育，前者以生存目的技术教育，后者则以合理行为为目的德行教育。启发式教育法是古希腊的思维特征，苏格拉底的观点就是著名的“精神产婆术”。
个人观点，如两文明的教学规模和教育结果暂且不论。
古希腊的教育多自上而下；而春秋战国的教育由自上而下，发展成自下而上。在这方面，华夏略胜~~~~~~即使忽略鲁国泮宫齐国稷下学宫等等。
第十二说下史载和纪元：
目前中国明确最早记载的纪元是从前841 年即共和元年开始的
春秋战国虽然不是史学灿烂的时期，但由于各国都设史官多可相互完善。
纪年除了周王年号还有各国年号，以此无论是史载还是出土金文上对算，基本很精准。
史载成册的有：
《尚书》战国公文总集，孔子编撰（自尧开始记录）；
《春秋》编年体春秋史，孔子据《鲁春秋》修订（前770年~前476年）；
《左传》编年体，左丘明（前722年前453年）；
《公羊传》战国齐公羊高作，（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
《榖梁春秋》战国时鲁榖梁俶作；
《国语》最早国别史著作；
《世本》传为战国时赵国史官作；
《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
另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待考～～～
目前西方推算出最早纪元是从前776 年即奥林匹克竞技的开始
该时期后成为希腊史学的巅峰时期：
《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作；
《远征记》，色诺芬作；
《伯罗尼撒战争史》续编，色诺芬作；
《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作。
在历史记载上，很明显还是华夏东周更完善，远胜于古希腊（如果古希腊把这每几十年描绘都算是史学的话）。呵呵这也是西方史载上最吃亏的~~~~
第十三，说下天文和历法：
春秋战国因为有发展农业生产和政治需要，都很重视天文历法研究。
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精确的天象观测记载，是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哈雷慧星记录和太阳黑子日珥等记录；并很早发明历法，有叫阴历黄历夏历农历等至今然在沿用。
这时期出现了许多天文学家，周室有苌弘，鲁国有梓慎，晋国有卜偃，郑国有摆灶，宋国有子韦，齐国有甘德，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夫，皆掌天文，各论图验。
甘德是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所著的《天文星占》8卷是世界最早的恒星表，《岁星经》建立行星会合周期的推算法（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还提及日食月食是天体相互掩食的现象。
石申夫著有《浑天图》一卷《天文占》八卷和《石氏星经簿赞》一卷，对四分历岁星纪年行星运动天象观测和占星理论等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还是黄赤交角数据的最早测定者，最早发现日冕，最早彗星分类。
后人将他们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
古希腊在天文学上也成绩巨大，理论体系很完整，
柏拉图学派，提出同心球宇宙构思；
泰利都学派，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世界上第一张全地图，晚于中国是西方最早使用日晷的，并把球体概念首次引入天文领域（中国称天圆地方说）。
爱奥尼亚学派，泰勒斯对太阳直径进行了测量计算，还预测过一次日食。
亚历山大学派，阿里斯塔克是首位提倡日心说，传有提及太阳月球体积和接地距离的论著。
埃拉托色尼测出地球周长直径，通过观察太阳高度测量黄道倾角。
阿里斯提尔和提莫恰里斯晚于中国甘石也编制过星表。
还有希帕库斯和著名的托勒密，因为同贾逵和张衡 等等同期，所以不在此列了。
历法是天文学的分支学科，天文历法是我国四大发达的自然学科之一，在十六世纪前一直是领先的。
第十四，说下数学：
中国数学起源早期生产活动为古代六艺之一，十位数进制是中国对世界数学做的伟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修建军事和水利工程涉及大量几何知识，包括立体几何的体积计算，早具备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算筹算版等计算工具已经很普遍。东周文献中已有乘法口诀“九九表”并在湖南秦墓出土。
《老子》载有把数看做是万物的本源。
墨子的墨家逻辑标志著作就是《墨经》，所讨论的“形学”就是数学理论研究几何概念最初尝试体现，包括《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对光学力学逻辑学和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都试图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具备平行线直线三点共线等几何定义，并有了圆心等距点成圆的定义，还有正方形或矩形的定义和关于点线面体的说明以及关系。逻辑以“类”为推理的核心概念，以“类以合类”为基本方法论基础，以“推类”为主导推理范式。墨家学派是东方逻辑学的奠基人，但没有形成形式逻辑的演绎系统．
受到墨家及诸子各家的思想方法影响，湖北出土《筭数书》的“合分术”也是由假说出发，然后逻辑推导、实际验证的推类逻辑方法。
《许商算术》《杜忠算术》以失传，依其汇编的《周髀》记载了勾股定理和开平方法，并用于天文观测和计算。当时已把推类方法抽象化和格式化.既有理论假设又有实际操作和数学处理，其言数之理，言无之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在言之成理的逻辑形式中，已具有演绎推理的发达形态。
“盈不足”给出两次假设算法在中世纪欧洲称为“双设法”；代数主要有一次方程组解法，开平方，开立方，一般二次方程解法等；方程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引入了负数及其加减法运算法则，直到现在的线性方程组解法仍在讲授。
数学在古希腊古被视为哲学起点，产生众多伟大数学家发展出数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从泰勒斯发展初等几何学奠定基础开始，在雅典时期主要有毕达哥拉斯，也像老子一样提倡数为万物之源说，并是希腊最先证明勾股定理和发现无理数根号2。
古希腊数学最高成就体现在马其顿时期的欧几里得不朽著作《几何原本》13卷，虽然其原稿失传但在MSL大学的西翁修订本得以流传，后世有所增补共有15卷。该书把前人的数学成果用公理化方法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即从若干个简单的公理出发，以严密的演绎逻辑推导出467个定理，从而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几何原本》为古希腊科学和后世西方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至今依然被一代代学子们学习着。其影响超过了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各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
阿基米德研究出求球面积体积、弓形面积以及抛物线螺线所围面积的方法。还用圆锥曲线的方法解了一元二次方程。
据说伊拉托瑟尼也算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还有阿波罗尼所著《圆锥曲线》也是一部杰出的数学著作。用平面截圆锥体而得到各种二次曲线,椭圆、抛物线、双曲线是由他命名的。随着《圆锥曲线学》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古希腊数学进入了黑暗时期。
后期不计的还有希帕卡斯汇集希腊几何学成就所编制的正弦表，和承先秦数学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世界科学名著《九章算术》。
中国和古希腊的数学成都辉煌，既有系统理论又有丰硕成果。中国强于应用和持续发展，古希腊强于理论和体系引导。总的来说也难分仲伯，就像比较几何和代数哪个更难解一样。因为就该时期限定范围里的复杂体系创新理论而言，古希腊略胜。
第十六说下物理发现：
物理是研究物质结构，物质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也是人类活动的需要。仔细看下，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在这方面的发现发展还是很相似的。
中国有最早的时空观，《管子&宙合》篇把时间称为宙，空间称为合。墨家把空间称为宇，把时间称为久。
在物质观上墨子认为物质是由不可分割的微粒“端”组成的。而战国的惠施是物质无限可分论的最旱提出者。&&&
《考工记》载有的力学知识有关于惯性，滚动摩擦，论箭的空气动力，有关力的测量，斜面受力分析等的科学知识。
后史载公输般利用空气动力学发明了飞鸢，还有其他许多实用型发明我打算留到制造业再说。
《墨经》对力学现象进行概括并进行推理论证，关于时空观念运动学知识力的概念，力系平衡的论述，以及斜面、滑轮及其应用等等，例如关于杠杆理论的探讨说明。&&&&
《墨经》经下光学八条最为系统，其内容涉及影子生成的道理，本影和半影，由物体与光源的相对位置确定影子的大小，光的直线传播实验，光的反射性和平面镜成像，凹面镜成像，凸面镜成像，小孔成像等，比古希腊欧几里德《反射光学》要早。这是我国最早的光学著作，也是世界古代科技史上难得的各较全面的光学著作。
后史载，公输般利用空气动力学发明了飞鸢，还有其他许多实用型发明我打算留到制造业再说。
《乐律说》载周朝就制定了有科学根据的乐律，即各音之间有频率的简单整数比关系有一定的音程，是物理声学史重要组成部分。《墨子&备穴篇》记述利用空气柱的共鸣作侦听。《庄子&徐无鬼》发现基音共振现象能够用“音律同矣”来解释。
中国发现磁石很早的，《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载有磁现象和静电现象。《韩非子&有度篇》有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就是后来指南针发明。战国时期以磁体指南性指向的叫司南，秦国用磁石建造宫门以查藏利。
还有利用浮力称量的记载，燕昭王令衡官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
中国在用漏壶刻漏计时，比古希腊水钟更早，并以日影测法校正，存世最早的在汉初茂陵有出土。
古希腊的留基伯，认为万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物质组成的，和墨子的“端”说一样。
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呵呵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
爱奥里亚学派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而原子论者认为热感是物质流引起，认为火是最轻和光滑的原子。
泰勒斯叙述活铁矿有吸铁能力，苏格拉底描述过磁化现象。泰利斯还叙述过摩擦琥珀可使之吸引轻物体，这比中国的玳瑁吸和琥珀拾芥记载要早。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声和音阶的研究使他们指出了各个音程之间的算术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热是先于物质元素的基原性质，还提出过光折射问题，并认识到声音由空气运动产生，并发现管长一倍，振动周期长一倍的规律。
阿基米德厉害，发明水螺旋推进，投石器等机械，并确立了杠杆定律，其著作《论浮体》确定流体静力学的浮力定律，还提出过斜面滑轮等力学的规律。
柏拉图学派已认识到光的直线传播和光反射时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欧几里德在《反射光学》中研究了反射现象，并把这个定律用于平面镜和球面镜的成像上，发现了凹面镜的聚焦作用，并假定其焦点在球心或球心与镜面之间。
泰西比乌斯发明了水钟，和中国早期铜壶滴漏有一拼，还发明了床弩等（留着以后论军事再说）。
在物理发现发明上，墨子和阿基米德，鲁班和泰西比乌斯都是领头的。但就比较而言，也是我遇上争议最大的一项，目前暂保守的认为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呵呵在物理发现发明上半斤八两。
第十五，说下医学：
传统医学是指在现代医学之前，已经独立发展起来的多种医疗知识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对此的定义是：利用基于植物、动物、矿物的药物、精神疗法、肢体疗法，和实践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方法来进行治疗、诊断和防止疾病或者维持健康的医学。
古巴比伦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都有自己传统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上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周礼》载有医学已分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的分科，复方产生于战国早中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专职医生，比如医缓，医和，长桑君，子阳、子豹、子越等等，最有名的当属扁鹊秦越子。史记战国策汉书艺文志里都载扁鹊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脉诊理论，其“四诊法”望闻问切，能熟练运用针刺法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治疗方法。还分类为带下医（妇科）耳目痹医（五官科）小儿医等等，还精于外科手术应用药物麻醉进行手术。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并有信医不信巫的戒律。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理论典籍，编於战国时期，总结了前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是我国现存成书最早的医学典籍，也是最早的养生宝典，还是最早的生命百科全书，是研究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的各9卷，还收载的成方13首中，就有10种中成药，并有丸散酒丹等剂型。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秦汉时期，现行本为历代本草书中集辑。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并对各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药物配合应用以及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通过大量治疗实践发现许多特效药物，都以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得到了证实。
帛书《五十二病方》以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书体例相同。所载多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并有汉初墓帛书文物出土。
《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托名秦越人撰，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
该时期人体解剖学，是用解剖学发现做非解剖解释，还用非解剖的概念比附于解剖。主要对脏腑解剖，为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临床实践起了指导作用。以“八尺之士其死可剖而量之”的方法，相比希伯克拉底的借助动物解剖推知人体，更直观可信切合实际。
古希腊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四元素论：一切物体都由火风水土四元素组成，元素平衡就是健康，呵呵这和中国五行说有类似。有说是纪恩培多克勒提出的，也有说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
古希腊的医疗方式多采取放血法。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以其名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著作是医学界都应阅读思考的必备书，也是研究古希腊传统医学的重要典籍。其“四体液理论”是一种病理学说，也是气质体质理论，其珍贵不在于那些治疗技术心得，而在于关于生命的思考。可能是受印度波斯的三体液论影响，其提出体液学说是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组成，这体液的配合差别导致人体质差别。认为医师所医治的不是病而是人，主张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等影响。重视卫生饮食疗法，重视药物治疗，尤其注意对症治疗和预后，他对骨骼关节肌肉等也很有研究。
古希腊传统医学分为库尼多斯派及科斯派。库尼多斯派重诊断，但建基于众多对人体错误假设上而无法判断，而科斯派即希波克拉底派则以普通诊断法及被动疗法诊症，因重视照顾病人及预后而非诊断，故也能有效地治疗疾病及改进临床实习成效。体液学说等现在悉已证误，也因其消极治疗法倍受批评，以至有称希氏疗法为“将亡的沉思”。但希波克拉底的医道规范，被后世界医协大会用为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世界医学会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
马其顿时期的希罗菲卢斯注意到解剖学，但因为希腊视人体解剖为禁忌，故妨碍了对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和古希腊都开始放弃迷信探寻真理，后期还有张仲景和盖伦等医学家，但因时期限制就不叙述了。随着国际现代医学的发展，古希腊古罗马等各自的传统医学都已几乎消亡，然而中国传统医学以其特色仍具生命力存在着系统传承。
此项争议，我所面对的反方里还有职业医生，呵呵所以更能确定了即使是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传统医学，相对古希腊传统医学而言，华夏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十八，说下水利工程：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水利工程建设活跃，涌现出了孙叔敖郑国李冰史禄等大批优秀的水利技术人才，以其规模大成效显著设计合理技术先进，在我国水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并泽被后世至今仍在发挥着社会经济效益。《论语&泰伯》《国语&周语下》《周礼&职方氏》《诗&小雅&黍苗》《史记&河渠书》，《管子&度地》《淮南子》《水经注》等都有大量明确记载。
巢肥运河（楚国）
楚庄王因问鼎中原而命孙叔敖开凿，和荆汉运河一起是史载记录最早的中国运河
荆汉运河（楚国）
又称扬水和子胥渎，楚庄王时激沮水作渠沟通江汉，后楚灵王时自章华台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后伍子胥率吴师疏浚此运道以入。
期思雩娄灌区（楚国）
后称百里不求天灌区，是楚庄王命孙叔敖主持兴建在史河开凿引清河和堪河形成干支式的灌溉体系，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
芍陂（楚国）
后称安丰塘，由孙叔敖或子思所建，引淠入白芍亭东成湖，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现代经整治灌溉面积四万多公顷，是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
古江南河（吴国）
阖闾时期在太湖地区开凿水出吴都平门西北行穿巢湖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长江而抵广陵。
百尺渎（吴国）
以都南开凿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和古江南河一起是江南运河的前身。
菏水（吴国）
又名深沟，夫差时期于山东定陶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
邗沟（吴国）
又名渠水 韩江 中渎水 山阳渎 淮扬运河 里运河，夫差北上争霸筑邗城开通，南起扬州南北至淮安北。
漳水十二渠（魏国）
又名西门豹渠，由西门豹治邺修筑十二个渠首引水，是多首制引水工程的创始，有引灌洗碱泄洪作用还易于清淤修护，反映出当时农田灌溉事业的进步。
鸿沟水系（魏国）
用了20多年的时间建成了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鸿沟水系。
郑国渠（秦国）
现称泾惠渠，十多年的工程建设，流经今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地，干渠横跨冶峪水清峪水浊峪水漆沮水最终流入洛水，无坝取水全部自流灌溉几万顷土，足见其设计之精妙。
都江堰（秦国）
由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使用至今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
又称湘桂运河也称兴安运河，这个逾期了不算。
唯古希腊文明的灌溉农业不甚发达，在水利工程上未能晋级
无对比资格，忽略~~~
第十九项，说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
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西亚，中南美洲，东亚的中国。
中国以北方粟黍南方水稻为主，最早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还有独特的种桑养蚕；西亚以小麦大麦为主，最早饲养绵羊山羊；中南美洲以马铃薯玉米为主，饲养羊驼。因而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以农立国，各政权都努力督促组织制定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重农抑商的基本经济政策。相对的成熟技术和完备管理是中国古代经济特征，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春秋时期原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开始瓦解，战国时期被废除，商鞅变法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在1100楼前第18项有叙述），马克思认为中国政府权威之所以如此大就是因为早期农业修建水利工程需要统一的中央政权的需要。还表现在如齐国管仲改革生产，秦国奖励耕战，楚吴越等对南方耕地的开发。
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的学术流派是农家又称农家流，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农家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7篇，《尹都尉》17篇，《赵氏》17篇等等，虽已佚但其思想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孟子&滕文公上》对载有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代表人物有楚国许行，而使陈相陈辛兄弟弃儒学农。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已有铁锄铁铲铁锹臿铚镰耒耜犁等农具，还普遍使用桔槔来灌溉农田，并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铁犁牛耕成为传统的耕作方式，铁器和蓄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器传到珠江流域，牛耕马耕在长江流域广泛使用。
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水稻荞麦；有大豆毛黄豆白菜萝卜；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还有独特的养蚕种桑缫丝。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华南还可能是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的开始。
畜牧品种资源丰富，西戎北狄不说，单说华夏列国就有最早饲养猪鸡鸭马，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诗经&周南&汉广》《韩非子&外储篇》《淮南子&修务训》都有驯养马的记载，还有发明蹄铁和装削技术。《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猪的选育，利用微生物用粗饲料堆制发酵饲料，现今世界许多著名猪种几乎都含有中国培育的结果。战国时期还开始养鸭养鹅，发明掌握人工孵化，肥育技术，人工止卵和强制换羽的技术。在相畜学说方面，有卫国宁戚著《相牛经》，有《吕氏春秋&恃君览&观表篇》，赵国王良和九方皋的相马流派，最有名是伯乐的《相马经》奠定了我国相畜学的基础。《周易》《礼记》都有记载阉割术发明这项畜牧科技发展史上的大事，《周礼&夏官》有“颁马攻特”说是最早的马阉割术记载，并载有针灸治疗等兽医学的独特体系。哥本哈根农牧学院埃尔文斯教授认为：“中国高度文明在很多方面走在欧洲文化的前头，其兽医器械的发现，说明中国兽医器械的制造对欧洲同类器械制造的影响是深远的。
传统农业的成就是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精耕细作的生产经验，荒地开垦土地农田面积大量增加，，政府收入增多构成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高粮生产维持发展大量人口基数，新品种引进并推广，农产品商品化的密集型经济，形成特色经济区域。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农业类型的多元交汇。
相比较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富足，使社会也更倾向一种平安的治理方式。
古希腊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农耕发展受其自然地理限制，地中海气候和地貌条件形成独特的地中海式农业地域类型。该时期希腊的铁制农具也已使用，荷马史诗还提及过业已懂得施肥和人工灌溉。
古希腊的农业以小园艺种植业为主体，做为基本经济的农业只在不多的区域才能发展。《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叙述着其主要种植小麦大麦玉米水稻和高粱等粮食作物，但只靠自身产出的种类和数量都很有限的农业作物，是无法自给自足的。
在这种粮食产量不足的农业特征下，使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加工业能够很好的发展。肉类和乳类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营养来源，畜牧业和农业并举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希腊所饲养的有牛驴和绵羊山羊，市场还以牡牛来做为计算价格。
园圃种植业的生产也很发达，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葡萄橄榄无花果柑橘和蔬菜等，主要有橄榄栽培和葡萄酿酒，另外还有梨子石榴苹果等，种植经济作物比较多主要用于出口。
奴隶制城邦兴旺时期始大量进口谷物，如那时雅典的粮食基本要进口，自己只以种植油橄榄和葡萄加工成橄榄油和葡萄酒大宗出口以换取粮食。所以古希腊必须靠对外贸易来，大量生产适合自己地区生产的商品（或者是经济农作物，手工产品或者奴隶）对外进行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农耕商业渔猎畜牧抢劫是合法也合乎道德的五种经济生产方式。
希腊农业种植业始终依赖商业且从来没有取得在中国文明中那样的统治地位。
那时中国生产就是密集型，希腊是开放型的呵呵。对照在农业种植业畜牧业这项，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春秋战国都远胜于同期古希腊。
第十九项，说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
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西亚，中南美洲，东亚的中国。
中国以北方粟黍南方水稻为主，最早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还有独特的种桑养蚕；西亚以小麦大麦为主，最早饲养绵羊山羊；中南美洲以马铃薯玉米为主，饲养羊驼。因而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以农立国，各政权都努力督促组织制定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重农抑商的基本经济政策。相对的成熟技术和完备管理是中国古代经济特征，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春秋时期原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开始瓦解，战国时期被废除，商鞅变法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在1100楼前第18项有叙述），马克思认为中国政府权威之所以如此大就是因为早期农业修建水利工程需要统一的中央政权的需要。还表现在如齐国管仲改革生产，秦国奖励耕战，楚吴越等对南方耕地的开发。
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的学术流派是农家又称农家流，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农家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7篇，《尹都尉》17篇，《赵氏》17篇等等，虽已佚但其思想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孟子&滕文公上》对载有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代表人物有楚国许行，而使陈相陈辛兄弟弃儒学农。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已有铁锄铁铲铁锹臿铚镰耒耜犁等农具，还普遍使用桔槔来灌溉农田，并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铁犁牛耕成为传统的耕作方式，铁器和蓄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器传到珠江流域，牛耕马耕在长江流域广泛使用。
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水稻荞麦；有大豆毛黄豆白菜萝卜；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还有独特的养蚕种桑缫丝。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华南还可能是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的开始。
畜牧品种资源丰富，西戎北狄不说，单说华夏列国就有最早饲养猪鸡鸭马，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诗经&周南&汉广》《韩非子&外储篇》《淮南子&修务训》都有驯养马的记载，还有发明蹄铁和装削技术。《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猪的选育，利用微生物用粗饲料堆制发酵饲料，现今世界许多著名猪种几乎都含有中国培育的结果。战国时期还开始养鸭养鹅，发明掌握人工孵化，肥育技术，人工止卵和强制换羽的技术。在相畜学说方面，有卫国宁戚著《相牛经》，有《吕氏春秋&恃君览&观表篇》，赵国王良和九方皋的相马流派，最有名是伯乐的《相马经》奠定了我国相畜学的基础。《周易》《礼记》都有记载阉割术发明这项畜牧科技发展史上的大事，《周礼&夏官》有“颁马攻特”说是最早的马阉割术记载，并载有针灸治疗等兽医学的独特体系。哥本哈根农牧学院埃尔文斯教授认为：“中国高度文明在很多方面走在欧洲文化的前头，其兽医器械的发现，说明中国兽医器械的制造对欧洲同类器械制造的影响是深远的。
传统农业的成就是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精耕细作的生产经验，荒地开垦土地农田面积大量增加，，政府收入增多构成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高粮生产维持发展大量人口基数，新品种引进并推广，农产品商品化的密集型经济，形成特色经济区域。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农业类型的多元交汇。
相比较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富足，使社会也更倾向一种平安的治理方式。
古希腊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农耕发展受其自然地理限制，地中海气候和地貌条件形成独特的地中海式农业地域类型。该时期希腊的铁制农具也已使用，荷马史诗还提及过业已懂得施肥和人工灌溉。
古希腊的农业以小园艺种植业为主体，做为基本经济的农业只在不多的区域才能发展。《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叙述着其主要种植小麦大麦玉米水稻和高粱等粮食作物，但只靠自身产出的种类和数量都很有限的农业作物，是无法自给自足的。
在这种粮食产量不足的农业特征下，使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加工业能够很好的发展。肉类和乳类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营养来源，畜牧业和农业并举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希腊所饲养的有牛驴和绵羊山羊，市场还以牡牛来做为计算价格。
园圃种植业的生产也很发达，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葡萄橄榄无花果柑橘和蔬菜等，主要有橄榄栽培和葡萄酿酒，另外还有梨子石榴苹果等，种植经济作物比较多主要用于出口。
奴隶制城邦兴旺时期始大量进口谷物，如那时雅典的粮食基本要进口，自己只以种植油橄榄和葡萄加工成橄榄油和葡萄酒大宗出口以换取粮食。所以古希腊必须靠对外贸易来，大量生产适合自己地区生产的商品（或者是经济农作物，手工产品或者奴隶）对外进行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农耕商业渔猎畜牧抢劫是合法也合乎道德的五种经济生产方式。
希腊农业种植业始终依赖商业且从来没有取得在中国文明中那样的统治地位。
那时中国生产就是密集型，希腊是开放型的呵呵。对照在农业种植业畜牧业这项，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春秋战国都远胜于同期古希腊。
中国和希腊罗马谁更伟大？
“希腊罗马”这个词本身很模糊。我想作者的本意是指古希腊和罗马。虽然中国人往往分不清，但这两个地区的差别是很大的，粗略的说，比中国与日本的差别还大。两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都完全不同。详细的说：罗马认是拉丁人的一支，操拉丁语，希腊人多是自北方入侵的阿开亚人，不过雅典人自称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他们都操希腊语；罗马人是纯粹的农耕民族，希腊人尽管大多数也都是农耕者，但少数，如雅典，商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象斯巴达这样完全不从事生产的怪物；在军事上，早期罗马与希腊相似，都是城邦公民兵体制，兵农合一（斯巴达例外），但自马略时代起变为雇佣兵制度，罗马早期海军作用不如希腊突出，也就并不强大；罗马早期采用共和国制度，后期实行元首制度（罗马的元老院首席公民、大祭司、大元帅跟中国的皇帝有些不一样，限于篇幅，不加论述了），希腊则独裁者制度、民主制、少数人专制都有；在文化上，希腊人追求自由、完美、中庸，罗马人强调实用；希腊始终是一个内斗不休的松散的文化与种族联合体，罗马则活跃在征服战争中，最终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国。总的说来，希腊对人类的贡献有民主制度、建筑艺术与技术、文学、艺术、演说、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航海技术等，罗马的贡献有军事制度、法学、建筑技术、文学等，欧洲有一句话：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我认为，即使在人类历史上，这句话也并不过分。
希腊城邦出现在前１０世纪前，阿开亚人征服并毁灭古老的爱琴文明之后。希腊文明则诞生于前八世纪，以《何马史诗》的出现为标志。希腊在前五世纪击败波斯帝国之后进入全胜，但在不到一百年之后，这个盛世就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标志结束了。之后希腊依旧内斗不休，在前四世纪中期被马其顿征服，后又被罗马征服。结束了它的历史。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直接起源，被世代欧洲人传诵。
罗马国家形成于前五世纪，以王政时代结束，共和国开始为标志。罗马在它建立之前就不断的与周围拉丁人和其他民族斗争，并逐渐扩张。共和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