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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电玩推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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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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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未获西方主流医学界承认 保护中医需靠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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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中医还需依靠国家的力量
　　记者 夏瑾文并摄
梅栋理介绍梅氏中医馆的“桥梁作用”。
　　中医在英国的发展现状，引起了大家的反思(详见本报1月19日4版《英国中医发展现状调查》)。令英国大多数优秀中医师觉得委屈的是，虽然很多英国人都在看中医、学中医，但中医却仍然得不到英国乃至西方主流医学界的承认。
　　“我们中国是承认西医、尊重西医的，但在英国，中医生却不被认为是‘医生’，没有医生资格，不能开处方药，医生学历也不被承认。”汤淑兰先后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是正统科班出身的中医师，现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妇科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在英国20多年间，用中医治好了无数英国病人，但是她的学历在英国却是一张废纸，她的病人也称呼她为“淑兰”而不是“汤医生”。
　　英国许多民间中医机构，例如ATCM(英国中医药学会)、FTCMP(英国中医师学会)、CMC(英国中医管理委员会)、ACMP(中医执业医师学会)等都一直在呼吁和推动英国政府进行中医资格立法，以保护中医师的“医生”资格，给予中医师使用中成药和与西医一样自行开药(包括禁用中药)的资格。
　　曾经身为英国卫生部中医立法工作小组成员的梅栋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在推行草药立法，限制中成药进口后，由于没有一种中成药在英国注册，英国政府受到了来自病人和诊所的双重压力。“因为大家都担心再买不到中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连政府内部也有人在担心，因为他们也是中医诊所的病人。于是英国卫生部决定，进行中医资格立法。如果中医诊所的医生能够得到行医资格，那么他们就有权为病人开中药，即使这些中药没有注册。”
　　为此，英国卫生部成立了中医资格立法工作小组，共20人左右，梅栋理是其中之一。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认为，中医资格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他们之前设计的草药立法，“使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所以，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的律师当场指出，即使中医资格立法得到通过，欧盟也不会同意中医师的开药权。
　　英国保守党执政后，在中医资格立法方面与工党积极态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态度明确，那就是，不给任何中医师医生资格，除非能够证明中医对公共健康构成真正的危险。
　　“现在为了立法，需要证明中医和中药很危险，而这并非实情。如果编造故事和案例，用证明中医和中药危险来换取立法通过，这只能取得反面效果。”梅栋理对记者说。
　　身为英国中医药协会学术会长的汤淑兰，对立法背后牵扯到的种种利害关系心知肚明。她指出，中医资格立法主要是受到西药公司的抵抗。由于存在利害关系，怕被中医抢了生意，西药公司的老板对英国议会和政府进行游说，阻止中医通过立法获得“医生”身份。她认为，“只有中国生产中药的药厂与英国西药药厂合作，生产中西结合的中成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除了利益冲突外，海外中医师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其实还是因为中医没有在西方世界得到承认，没有像西医一样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以英国为例，如何更好地在海外推广中医，让中医获得全世界的承认和尊重呢？
　　汤淑兰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在英国开展中医科研。汤淑兰认为，目前中医科研在国外几乎是空白的，这其实不利于中医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认为中医能治病，但却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而中国也没有在这方面提供证据。让西方承认中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与外国科研机构合作，在国外开展大型科研项目，通过展示中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中医更好地推广到全世界。
　　“就像屠呦呦研发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其实中医中对青蒿素可以治疗疟疾早有记载，屠呦呦把古典记载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加上团队中有日本人有爱尔兰人，将这个成果推向了世界，所以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像青蒿素能治疗疟疾这样的中医理论实在太多了，例如板蓝根能抗病毒，可以治疗病毒性感冒。西医没有抗病毒药，只有抗菌素，所以只能治疗细菌感染，对病毒性感染却治不好，他们对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烧也用抗菌素进行治疗，以至于几个月都治不好，还造成了病毒后综合征、慢性疲劳等新的疾病。同样的，还有促排卵的方法，提高精子、卵子质量的方法等等，都是西医束手无策而中医却可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科研，通过实验，让西方认识到中医的伟大，承认中医的科学性，让中医打开他们的眼界，才能让中医在海外得以推广。”
　　二是在海外开办综合性大型中医院。“英国现在有许多资质非常好的中医师，把这些好中医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在综合性大型中医医院，分科室诊室看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个分散的小诊所，这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各国有影响力的患者。据我所知，许多世界级的明星都有不孕症，也知道中医可以治疗，但是很难到中国去治。”
　　三是成立规模大质量高的规范性中医学校。汤淑兰开办的“英国淑兰中医学院”现被南京中医药大学指定为“中国-英国中医中心”，该学院的招生只面向外国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汤淑兰表示，“中国-英国中医中心”不仅可以承担中医教学的任务，还可以作为科研基地，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未来不仅是中医在英国的中心。
　　第四是搭建桥梁，创建中西医交流的集散地。“例如在治疗中风方面，西医完全是束手无策的，而中医的效果却很显著，在精神抑郁问题方面，中医同样表现出了领先性和优越性。未来通过‘中国-英国中医中心’，将英国中风患者、精神抑郁患者送到中国环境优美的地方进行疗养和诊治，可以让英国患者充分体验到中医乃至中国医疗的优越性。”
　　在梅栋理看来，中医不是与西医完全独立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应该是融合贯通的。所以，他们在英国医疗系统有很多合作，西医医院会把病人推荐到他们这里，他们也会把病人送去西医医院。
　　梅栋理认为，发展中医的关键就是搭建桥梁，加强沟通，更好地“融入”。他说，“当有足够多的西医站出来发出声音，支持中医的价值和重要性时，那么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再次考虑中医资格立法。中医不应该孤立自己，也不应该把自己视为西医的替代品，而应该促进双方的交流合作。”梅栋理的诊所已经为300多名西医提供了中医培训，这些西医也给他们推荐病人，双方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循环。
　　梅栋理说：“英国医疗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加强合作。英国卫生系统为治疗痴呆、不育症、心脏病等各种疾病，每年花费数十亿英镑，却收效甚微，而中医治疗这些疾病有很好的疗效。这些西方医疗的劣势，如果能用中医帮助他们，那么，中医就能深得人心。英国政府就会重视中医，就会为中医立法建立坚实基础。”
　　汤淑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习主席新年贺词和多次讲座中都提到支持中医在海外的发展，这让我们很有信心。与2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也大大增强了，有祖国做强大的后盾，海外中医一定可以开始一个新的航程，开辟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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