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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传 上海话广播一、破获盗宝奇案(1) 第一章姑苏城外，新贵突然降临人世 “捕快头”黄炳泉为人机警，办案利落，屡有奇功。186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一个婴孩降临人世。相士用手指着婴孩说：“这位新贵天圆地方，华高日朗，眉有青彩，功挟三山，正与易书像传应合，不是一品当朝之貌又是什么？”大家齐声附和，一片热闹。黄炳泉则说：“家有千金，才是富；荣宗耀祖，才算贵，那就叫金荣吧！”金荣出世，天真无邪，却得了个“麻皮金荣”的绰号，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就多了一种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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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25)第15章趟进棺材第2部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争夺资源
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
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在蒋介石于1938年改组了特工后，它被叫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陈氏兄弟
但若从徐恩曾的叔叔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销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
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惟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
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
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
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
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
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
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困境。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惨暴的工作？
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
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
自然，陈立夫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值得怀疑。“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联合机构
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据陈立夫说：
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
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
戴笠的机构或工作组属于军委。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保护蒋先生，另一方面是执行蒋先生布置的任务。这逐渐朝着军事方向发展了。戴笠的人在军队单位和军事组织里并在一些军国主义的领土上工作。但是，这个机构也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他们的工作属次要地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在军队里替共产党或日本人工作的间谍。
三科负责国际情报，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情报。
这个神秘的、“没有名字”的“联合组织”的任务是协调各个科或局的活动，尤其是中统和戴笠的“特务处”之间的活动。协调是通过每周由陈立夫召集的“讨论战略大纲”的会议执行的。
设立这个联合组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两个局经常在办同样的案子。我们要通过联合组织把结果具体化使相互核对成为可能。当然，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因为两个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联合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两个局真正重要的人……这是一个私人关系问题。
该组织也许还审阅了一些个别机构的报告，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蒋介石同时向两个局的人布置任务的时候。
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陈氏兄弟对戴笠的秘密特务都瞧不起，认为他的人过分地依靠残暴和恐怖手段，针对敌人的运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确的判断力。陈立夫一般在大学生中为中统招收人员，而且常常雇用曾在苏联受过训的前共产党员做他的特务，理由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敌人的世界观。尽管戴笠后来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或由梅乐斯将军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学”调查技术，但他却永远无法摆脱其残暴无情的形象。用维森特的话来说，戴笠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国民党后期压制倾向的个人体现”，没有陈立夫那种精细微妙的耶稣会般的名声。
戴笠知道陈立夫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在他的局暂时与中统合并到了中央军委第二处后。戴笠从未饶恕陈立夫那时对他的“藐视”，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检查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多年一直怀恨在心。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邓文仪与南昌机场纵火
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
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扩充特务处
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
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
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公安部门训练科和侦察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做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许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而且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
戴笠不喜欢被比做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做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同事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27)第7章仁川赌胜第1部麦克阿瑟的计划受到质疑阿尔法·鲍泽上校从加利福尼亚到日本的横越太平洋的飞行用了三天时间，他几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尽管如此，远东司令部参谋处的一辆汽车在机场迎接他，并把他火速送往第一大厦，这是陆战队的一位军官头一次听到关于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凌晨2时，鲍泽前往设在美国海军“麦金利山号”军舰上的一个战备指挥所，他又工作了几个小时，直到困得睡着了，“但就我而言……当时有无数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回答”。距离麦克阿瑟拟定的登陆日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他的参谋人员居然还回答不了鲍泽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退潮时滩涂底部是什么情况？能否通行？会不会陷住两栖登陆车辆？下次涨潮时，登陆艇会不会粘在底部浮不起来？高潮面距海堤顶有多高？2英尺还是20英尺？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鲍泽在一次很不舒服的睡眠之后，便着手搜集关于仁川港的确切情况，但他很失望。“陆军方面应该有这些情况，我们在仁川待了很多年。”幸运的是，陆军很快从运输队找来一位二级准尉，他曾经就在仁川码头工作。鲍泽说：“在我看来，这家伙就是一部活字典。”空军和海军这时也开始了空中侦察。这样，鲍泽在8月22日史密斯将军飞抵东京时，手头就有了一点点仁川的情况。史密斯先与鲍泽谈话，然后与海军上将多伊尔进行了一次长谈。史密斯说，多伊尔的反应是，“那里对登陆来说是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不能说不可以登陆。我对此不很高兴，但我们仍然着手工作”。麦克阿瑟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出难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既对麦克阿瑟无休止的增兵要求感到不快，也对一项看来是愈益难以置信的反攻方案不甚满意。麦克阿瑟在整个夏季都在不断地向五角大楼要求更多的部队，并终于以死缠烂打的方式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妥协让步。让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感到沮丧的是，麦克阿瑟对他们打算限制的东西进行了最为随心所欲的解释。其中一件事是8月10日（白宫做出的）决定，把陆军第3步兵师调给麦克阿瑟，该师是美国总预备队中所剩无几的部队之一——这些部队要留驻美国大陆，以便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柯林斯将军在转达这一命令时，对其中所包含的危险的程度提出了警告：在将该师从总预备队中抽出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接受其后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满足其他可能要求地面作战部队的能力进一步严重削弱，以及陆军为你战区训练补充部队的能力也进一步严重削弱。……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该师应作为你战区的预备队，因为根据你的报告，你打算在你所拟定的攻势中投入目前在你战区或正在途中的所有战斗预备队。我们还进一步认为，除非是出于最为紧迫的原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你打算允许这个师（该师抵达你战区时战斗力将十分低劣）有足够的时间训练，以达到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训练水平。在整个7月和8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整个做法日益不安，尤其是他们缺乏任何关于仁川登陆的确切情况，所知道的仅仅是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柯林斯和范登堡在7月13日和14日访问东京之后猜测，麦克阿瑟是故意守口如瓶，因为他担心华盛顿走漏了风声。甚至在这次访问之后，麦克阿瑟在极力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调给他陆战1师时，仍继续把盖子捂得很紧，他在一份电报中劝告华盛顿说，在一份电报中详述使用该部队的计划是“不明智的”。在7月24日的一次电传会议上，麦克阿瑟被追问是否仍然有可能在9月中旬登陆，麦克阿瑟回答说，他的机会“甚佳”——但他必须得到陆战1师。麦克阿瑟再次强调了保密问题。“陆军部的发言人丝毫不能透露我们的宏大战略。”他告诫华盛顿说。8月初，讨论麦克阿瑟战略的事传到了白宫。在8月10日的一次会议上，谢尔曼海军上将“很有把握地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很好地使用兵力，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同意他的两栖登陆计划”。迟至8月7日，五角大楼的G-3（作战处）还认为在1951年5月中旬以前登陆都将不能进行，因为“一直没有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朝鲜战役的计划”。然而G-3所没有认识到的是，麦克阿瑟并不打算让五角大楼了解他的战略计划。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说，在他把自己的打算大致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之后，华盛顿足足“沉默了三个星期”。华盛顿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他们受到冷落，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怒之下，决定再派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横跨太平洋。他们于8月19日启程，麦克阿瑟对这一消息勃然大怒。“他们到达以后马上可以看出，”他说，“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来商谈，不如说是来劝阻。”柯林斯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说法，正如第二年春天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东京之行是为了“了解作战计划究竟如何。坦率地说，我们是被蒙在鼓里。……”麦克阿瑟的“绝妙陈述”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他们在第一大厦六层的一间镶有墙板的会议室里开会，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高级军官们的聚会。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是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将军和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爱德华兹将军；代表海军的有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麦克阿瑟方面的人有阿尔蒙德将军、多伊尔·希基将军、克拉克·拉夫纳将军、埃德温·赖特将军。阿尔蒙德与陆战队的谢泼德将军和史密斯将军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这两位军官没有出席会议说明了这一点。实际登陆将由陆战队施行，这是本次行动中最危险和最复杂的部分，然而他们的代表仅仅是一位中校，他是作为多伊尔的情况介绍军官之一参加会议的。这一疏忽是微不足道的，谢泼德后来在日记中指出：“那些天里，陆战队在东京不是讨人喜欢的角色。”海军方面首先介绍情况，总共有8个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会议室，前后间隔为8分钟。他们没有谈及麦克阿瑟的宏伟战略规划，而是介绍局限于行动的直接保障问题。火炮支援军官阿利·卡普斯少校说：“我们列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和自然的不利条件——仁川样样俱全。”“如果开出一张关于两栖作战禁忌事项单子的话，”通信军官门罗·凯利中校说，“那你会得到一份仁川行动的真实写照。我们很多制订计划的人认为，如果仁川行动成功，我们将不得不改写教科书。”海军在仁川的主要问题是潮汐和地形。那里的潮水平均涨落差为20.7英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涨落差之一。但在预定入侵的那天，由于月相的关系，潮差将达32英尺左右。退潮时，几百年所积淤的泥滩向港外延伸达2英里多。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冲过通向陆地最佳通道——狭窄弯曲的“飞鱼峡”时，其速度每小时可达6海里。海军水雷专家说，飞鱼峡是布雷的天然场所，任何一艘船沉在那里都会阻塞这条航道。船只驶进海峡时，犹如驶入“死胡同”，在那里船只无法掉头。一艘动弹不得的船只将阻碍整个船队。第一次高潮将出现于早上6时59分；然而，两个小时以内潮水就会退去，致使攻击舰船将在泥泞的岸滩上搁浅，成为北朝鲜海岸炮兵的良好射击目标。它们将搁浅至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时间是晚上7时19分，即日落后半小时。因而两栖部队冲过海峡航道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还要压制并占领由重兵防守、瞰制全港的令人胆寒的月尾岛，并要运进足以供应全天使用的补给品。在夜间登陆的部队也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上陆部队要建立一个滩头，运进补给品，并建立防御阵地以顶住北朝鲜人的反击，直至下次早潮的到来。海军不愿意让部队在市中心登陆，因为每一处码头、仓库和建筑物都可能成为北朝鲜人的抵抗据点。由于必须用重炮猛轰月尾岛，因此在战术上将无法造成突然性。主要登陆地点月尾岛上的绿海滩，是一条200码长的沙滩和石滩相间地段。大陆上的红海滩和蓝海滩位于城区的两端，相距4英里，被沉闷无趣的工业区和码头隔开，港口前沿是一些颓圮的码头和一道高高的海堤。退潮时，红海滩看上去是一条1 000英尺长的黏状、半流质的泥滩。陆战队史学家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写道，其稠度“恰如凝固的巧克力软糖，但味道却大相径庭”。在城区的另一端，蓝海滩前面是4 500码长的泥滩，海堤高达14英尺。几个月以后，甚至阿尔蒙德将军也认为，仁川是“我们能够进行两栖攻击的最为糟糕的地方”。但正因为它是最糟糕的地方，在军事上也可能是最好的地方，如果麦克阿瑟能够把看来是不利的条件化为对他有利的条件的话。将指挥海军的多伊尔指出，把船只驶进狭窄的航道是十分危险的。谢尔曼嗤之以鼻，说：“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一艘船开到那里。”“你说起话来就好像是范瑞加特一样！”麦克阿瑟颇为赞许地说。柯林斯将军在海军介绍情况之后的发言中，对第8集团军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能力表示担忧。会议之前，柯林斯曾匆匆走访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沃克“为堵住他千疮百孔的防线上的漏洞而忙得焦头烂额，无从考虑今后突围的事”。此外，由于陆战1旅将从沃克的部队中抽出并配属给反攻部队，他的兵力也将被削弱。柯林斯警告说，如果第8集团军不能向北进攻，这对入侵仁川的部队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他提议以群山作为替代地点。这个海港位于仁川以南100英里，没有仁川那些不利的自然条件，接近北朝鲜人民军穿过论山和大田的补给线，更为靠近第8集团军的战线，因此会使联合国军的两支部队更容易会师。谢尔曼表示同意。他请求麦克阿瑟忘掉仁川，进攻群山。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一边抽他的烟斗，一边听海军参谋人员、柯林斯和谢尔曼发言。他们的发言结束后，麦克阿瑟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屋子里的很多人以前都曾领略过麦克阿瑟的滔滔辩才，他们知道他酷爱夸张做作。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不为之所动。麦克阿瑟对这段吊胃口颇为欣赏。他后来写道：“阿尔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着。如果真有那么一次沉默可称得上是耐人寻味的话，那么此刻便是。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好像他在许多年以前那样告诉我：‘道格，军事会议产生胆怯心理和失败主义。’”接下来，麦克阿瑟讲了45分钟，刚开始时语气平缓，然后逐步“以娴熟的技巧突出重点”。柯林斯后来写道：“即便排除明显的戏剧性效果，这是一次对他决心铤而走险、登陆仁川的观点的绝妙陈述。”屋子里除了麦克阿瑟的声音以外静默无声，一缕缕的香烟烟雾在依墙而挂的巨大的军用地图前面飘悬缭绕。麦克阿瑟讲话时不用讲稿，但会上无人质疑他根据记忆所讲述的事情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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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全传26第(11)章都是女人惹祸(3)弃旧人迎新人
海上花列传(1)序言前言
《海上花列传》共六十四回，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原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实为清末韩邦庆所作。　　韩邦庆（），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其父韩宗文曾任刑部主事，素负文誉。韩邦庆幼年随父居住京师，后南归考取秀才，但屡次考举人不第。曾任幕僚，终因性格不合而至上海为《申报》馆撰述文稿。189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而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就在《海上奇书》上连载。当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问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问者所喜，故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刊物先是半月一期，后改月刊，每期刊《海上花列传》两回，每回配精美插图两幅；坚持了八个月，共出十五期，终于停刊。此后，小说仍继续创作，在刊物停办后的十个月左右完成全书。小说出版不久，韩邦庆病逝，年仅三十九岁。另著有《太仙漫稿》十二篇，采用《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但不落前人窠臼，声明“征实者十一，构虚者十之九”《太仙漫稿·例言》），说“鬼”而不信鬼，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　　据清末民初的资料记载，韩邦庆为人淡于功名，潇洒绝俗。虽然家境寒素而从不视钱如命；弹琴赋诗，自恰自得；尤其擅长围棋，与好友揪抨对坐，气宇闲雅，一派名士风度。唯少年时即染上鸦片瘾，又耽迷女色，出入沪上青楼，将所得笔资尽情挥霍，虽然因此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却为他的小说撰述创造了条件。　　上海开埠以后，华界和租界为牟利而不禁声色，致使妓院或变相的妓院林立，民风颓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燮就以一百零八首《沁园春》词描写上海妓院，名为《苦海航乐府》，在暴露妓院黑暗的同时，警醒世人。这种宗旨和形式，便成为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而真正写出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当首推《海上花列传》。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他曾精辟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说：“《海上花列传U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洒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二十八回以后）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日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这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取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近，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小说之主要情节线索，已大备于此。据作者的跋语称，六十四回以后的“腹稿”已成，但终未成文。　　据清末民初人称，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而将真实姓名隐去，如齐韵叟为沈仲该，史天然为李木斋，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苏，黎鸿篆为胡雪岩，小柳儿为杨猴子，等等；唯不为赵朴斋讳。据说赵朴斋系作者朋友，发达时曾借钱给作者，久而厌弃，故作者写小说以讥之。尽管作者在《例言》中开宗明义即声明“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而上述传闻仍不胜而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曾驳其虚妄，但如传闻不虚，则此书又开后来的“黑幕小说”风气之先矣！　　小说虽为妓女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近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例言》。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妓女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夜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既不美化妓女，像在此之前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那样把妓院写成“唯妓女能识落魄才子，唯才子能识风尘佳人”的理想国，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像后此的“狭邪小说”那样以揭露妓家之丑恶为目的，“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近于无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是以平静自然的笔调，平和冲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人生，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叙来。这一艺术风格可见出《红楼梦》的影响。例如，沈小红的泼辣蛮横，水性杨花；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舒适而又年轻幼稚；李漱芳对陶玉甫的真心相爱；雏妓李流芳的天真无暇和一片憨态；黄翠凤的刚烈、干练和狡诈；周双玉的骄盈和果敢；陆秀宝的放荡；姚文君的英武：均各具特征，呼之欲出。其他如嫖客、老鸨、相帮、娘姨、大姐各色人等之性格，均各各有别。在小说《例言》中作者写道：“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日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日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日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三条中有两条涉及人物的塑造，可见作者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视塑造人物为小说成败的关键，因此，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与作者在理论上对小说特征的正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在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描绘了清末上海滩的世态人生的一个侧面：一批用钱买了花翎顶戴的老爷、少爷和腰缠万贯的纨西子弟，躺在妓女的怀抱里，一边抽鸦片，一面等官做。他们挥金如土，在“千金买笑”的同时又常常“千金买恼”甚至“千金买罪”受。而那些老鸨、妓女却放出手腕，玩之于股掌之上，“斩客”毫不手软，动辄数千上万；而那些封建旧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作艳诗，尽管作者对他们的“高雅”和“风流”多有溢美，而令读者感受到的仍是一股庸俗、腐朽、没落之气。从此我们不难发现，晚清皇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命运正从这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身上体现出来，而作者在客观描写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据《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记载：“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问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此语颇可见韩邦庆艺术上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他之前，小说《何典》已用吴语方言，但它是用吴语方言作典故；而《海上花列传》则是人物的对话全部用吴语。这一尝试，增加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使人物的对话以及对话时活生生的表情、神态，跃然纸上；在懂得吴语的读者读来，真是如闻其声，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闭目一想，冥然心会，其效果又是其他书面语所难以达到的。然而，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唯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不尽解也”（《谭瀛室笔记》），因此，此后虽有《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一批吴语方言小说的崛起，从而打破了官话和北京方言一统小说舞台的局面，终因后继乏人而堰旗息鼓。　　小说的结构也颇具特色。作者自称，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问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所谓“穿插藏问”之法，就是将小说的几段情节在时间上同时发展，而在叙述时分拆开来。这段情节尚未叙完，那段情节又已开始，“劈空而来，使读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例言》）。作者通过用“穿插藏闪”之法处理情节布局，达到了环环相扣、悬念迭起的效果，从而解决了报刊“连载小说”如何吸引住读者的一个难题，给后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全本系石印本，题名“花也怜侬海上花列传”。作序的时间是“光绪甲午（1894）孟春”。全书出版后，各种缩印复制本以《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绘图海上花列传》等名目问世。据《晚清戏曲小说目》称，清末至少有六种缩印复制版本。至于以后的排印本，则错误较多。此次标点，即以全书初印本为底本，原书明显错别字则径改，不出校记。　　标点者限于水平，错误不当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觉园　愚谷　　　　　　　　　　　　　　　　　　　　　　　　1994年2月　　　　　　　　　　　　　　　　　　叙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侬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诙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閟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花也怜侬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例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上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要勿）”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着囗音眼、嗄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问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间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问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问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
回复 suo忧 :卢小嘉扣押黄金荣，法国政府怎么不干涉，黄金荣当时可是法租界督察长。打狗也得看主人，法国政府要是干涉，卢永祥区区一个二流军阀敢与之对抗？！
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33)第19章密码战争第2部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雅德类在重庆
从昆明通往重庆的班机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定，戴笠的特工人员为这两人在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高辛烷燃料的飞机上安排了座位，飞向战时国统区的首都重庆。在重庆，他又与戴笠其他的特工人员碰头，然后雅德类和凌又驱车沿着一条两旁塞满了人力车的窄道，穿过城的西门，来到一座有四层楼面，俯视着代表城市北界的“小河”的单元楼房前。雅德类住进了该楼第三层一个带有客厅、办公室及全西式厕所和卫生间的套房里。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1938年12月，雅德类搬进了一座盖着瓦顶，用从庙宇的废墟偷来的石块建造的公馆。
到这公馆来，得走一条从河边大道分叉出来的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在臭气冲天的竹棚贫民窟里走上半英里。到头后，再爬上台阶，通往装有狮子的石拱门，来到一座破败的佛庙，然后是一座石墙，上面有用木桩横锁住的木制大门。门上写着中国字，意思是快乐之家。你拽一根绳子摇铃，一个中国警卫从门缝里张望，然后取下木桩。这时你再爬上台阶，来到一座有石墙的花园，里面有棕榈树掩映、篱笆遮挡的石头茶桌。再穿过一汪泉水，水面上的牌楼写着“密泉”。然后，再爬40个台阶，便来到了这所公馆的入口处。
雅德类被告知，这座公馆本属于重庆市市长，“他在我来到之前很快被神秘地挤了出去”。这座公馆居高临下，俯视着长江和雅德类着陆的机场，距离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使馆只不过几百码远。这座官邸俗称“神仙洞”，下面有一个从岩石里凿出来的洞穴，据说古时候和尚们在那里藏匿他们的年轻姑娘。现在它是一座防空掩蔽所。
这座房子包括20间装有松木地板、家具简陋的房间。里面没有洗澡间、电炉或壁炉，仅在地下室里有用来做饭的木炭炉。雅德类的卧室在房子东侧顶层，里面灯光昏暗，肥大的四川老鼠到处肆虐。
仅在几天前，一只老鼠把我们一个警卫的新生婴儿咬死了。孩子的母亲措手不及，那老鼠扯下了小孩的一个睾丸。尽管在我的坚持下设下了各种逮鼠器，老鼠还是在阁楼里到处乱窜，没有一个夜晚我没被跑到身上来的一两只老鼠弄醒。虽然我让人把我住的地方的所有的洞都堵住了，还是有我无法发现的洞口。
对雅德类来说，时光仿佛停滞不前。整个12月份，在“一支警卫和佣人队伍”包围中的雅德类，尽量每天在密码上花几个小时，但他主要在等待从长沙来的一批学生，好全面开始破译工程。
在这段空隙里，雅德类竭力想引起军统的联络官们对将东莨菪碱和异巴比妥纳用作“真血清”的兴趣，但却毫无结果。尽管这些东西通过了西北大学罪犯侦察局的检验，但在美国仍为非法用品。他在戴笠的副手曾将军那里的运气倒更好一些。曾被雅德类燃烧笔的示范迷住了，命令化学人员在这所重庆公馆花园里僻角上的一个作坊中生产这些东西。
虽然武汉沦陷，长江中游失控，但这个“中国黑室”却大为兴旺起来。温毓庆领导的侦察台从长沙向西转移到了桂林和贵阳，最终转移到了昆明。魏大铭继续派遣军统人员参与这项侦察电台的工作，但他把邱沈钧手下30人的一批学员调出来，和雅德类一起，到设立在接待过这位美国密码家的神仙洞里的“秘密演译训练班”工作。
自然，同时还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密码单位。原来的杭州警察学校的训练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武昌，武汉沦陷后，它便与临澧训练班合并了。一个武汉独立培训班在高级指挥的支持下成立，每届有100个学员。其毕业生不是分配到军统的密码电台就是分到其他地区性的台站工作。1940年，这个培训单位转移到了遵义，在魏大铭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还有，在浙江中部的金华还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通讯机构，培训戴笠家乡江山来的电台和密码人员。这些来自江山的老乡说的是几乎让人完全无法听懂的方言，他们被编入由密码专家竺笠民领导的密码处，或是进入由毛万里教授的“译电人员训练班”，然后被分配到军统电讯处当密码员，或到敌后“独立电台”去工作。这些电台员和密码员通常把他们的情报直接送到重庆，而不与本行中其他局的人员接触。
不管怎样，雅德类的班子在整个1939年里不断扩张。那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培训，重庆的黑室截收了发往日本军队的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报通讯。其中约有两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终，雅德类和魏大铭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
在这些成绩面前，雅德类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而且工资也太低。他开始想家，时而大量喝酒，时而滴酒不沾。他开始想办法挣钱，打算要么把钱送到美国，要么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娅的开支。与此同时，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大卫·白锐特上校获悉了关于雅德类在战时首都活动的小道消息。战争部G-2的负责人E·R·W·麦克勃上校证实了这些消息，但他告诫白锐特，在接触雅德类时要谨慎，因为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侦收部门，来破译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密码。而雅德类同样地谨慎，因为戴笠警告他别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搭档。
白锐特和雅德类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日。雅德类告诉这位美国武官，他准备在中国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黑室。他也谈了向美国战争部秘密提供日本军事动向的可能性。白锐特从麦克勃上校那儿得到了谨慎的批准后，在3月8日又与雅德类见了面。雅德类答应提供关于破译日本密码的全部技术信息，以换取每年6000美元的报酬支付给艾德娜·冉瑟娅，冉瑟娅扣下2000美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再转交给雅德类。
虽然雅德类把他写给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码的备忘录交给了另一位美国武官威廉·马叶少校，战争部还是拒绝了这位侨居国外的密码专家的提议。那时，美国的情报官员已经肯定，而且后来也得到证实，戴笠是知道这些秘密会面的。事实上，马叶少校应戴笠本人邀请来面谈雅德类的工作。当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国提供破译密码的结果时，马叶少校对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开始之前，雅德类表示想离开中国。由于健康状况日下，加上为了他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遭毁而沮丧，雅德类决定回家了。瘦了40磅并因空袭而缺乏睡眠的雅德类于7月13日离开重庆，他没有想到美国的信号情报局已经开始在翻译日本最机密的外交密码“紫码”上有了突破，而且戴笠也已经开始实现他集通讯情报于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而雅德类在这个新的机构里已经没有太多用场了。
雅德类回到了华盛顿，与艾德娜·冉瑟娅团聚，并在信号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加入了加拿大监察站的密码分析家的工作。他在那里呆得不长，后来他又回到华盛顿，在13街和H街之间的拐角上开了家叫“贺德”（Le Rideau）的法国餐馆，接着又当了物价管理局的一名配给执行员。1945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CrowsAre Black Everywhere），是关于一个女记者在重庆的历险记。12年之后，又出了一本叫《一个扑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畅销书。他在日去世，并作为荣誉军人被礼葬于艾灵顿国家公墓。
雅德类给戴笠带来了密码术，但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那些从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先进设备和全面的技术。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暂告失败。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密码战争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日，一个叫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魏和温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类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
在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他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做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一张由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随之导致出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个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
在重庆仍有雅德类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做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黄金荣全传28第(12)章银子要比磨盘大(2)徒弟绑架师父
多年一线经验大师亲自传授，小班教学，生产实验环境，3月学习=2年工作经验;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38)第9章悠悠行动第2部举措失当的绝妙一击举措失当的“绝妙一击”麦克阿瑟在北朝鲜军队撤退时，决定把他的一半部队撤出战斗，不论怎么说，这在美国军事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大错之一。这一错误足以使他的指挥功绩黯然失色。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礼貌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共事的将军们在他们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中，对这一失算大都支吾其词。劳顿·柯林斯将军写道：“在一次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再去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尽管第10军的行动被证明是毫无必要的，但第10军仍然不折不扣地按照麦克阿瑟的想法进行了迂回，即迂回至第8集团军的东侧。元山和兴南是重要港口，封锁港口的水雷最后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柯林斯就是这样写的，但他也承认，正当第8集团军追击北朝鲜人时，第10军从仁川港撤退，给后勤工作造成了混乱。柯林斯毕竟是陆军的元老，他是以和风细雨、隔靴搔痒的方式批评麦克阿瑟的：要十分肯定地估计在西部战线停止追击北朝鲜人的后果是不可能的。穷追猛打溃退的部队是一个军事常识，然而攻陷汉城以后却未能这样做。只有第10军的位置有利于追击，可以与在东线勇猛突击的韩国军队一起作战。柯林斯这番委婉曲折说法的言外之意是，简单的军事常识要求麦克阿瑟允许第10军追击北朝鲜人民军并将其消灭之，但是麦克阿瑟如此醉心于他“战略上的绝妙一击”，以致他居然会在东京以自己的想入非非左右朝鲜战场上的现实。他错过了在10月份赢得战争的机会，现在他又错上加错，决定让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独立的部队进行作战，都向东京的远东战区司令部汇报。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以后，麦克阿瑟的一些高级参谋人员对陆军史学家们说，他们认为，在仁川登陆结束以后，第10军就应并归第8集团军。这些人中包括副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少将、计划处长爱德华·赖特准将、后勤处长乔治·埃伯利少将。但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些不同意见只字未提。阿尔蒙德将军也是如此，他写道：“但是应该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自始至终都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决断，不需要他人指点。”麦克阿瑟僭用职权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就急欲马上结束战争。10月17日，他设定了一条新的目标线，比9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他在9月27日提出的目标线向前推进了50至100英里。这条新战线大概是从西海岸的宣川至长津水库西北的平原，然后向东经丰山至日本海沿岸的城津。这条东北走向的弧形新战线几乎与北朝鲜的边境线平行，相距45英里。联合国军的所有部队都可自由前进至这一新的目标线，但是非韩国军队却不能越过这一战线采取行动，“除非是奉”麦克阿瑟的“直接命令”。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单独的部队行动。在华盛顿，紧张不安的参谋人员注意到，这两支部队将被崎岖陡峭的太白山脉高达7 400英尺的险峰峻岭隔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各自的指挥部之间，而不是战地指挥官之间进行。麦克阿瑟新的作战命令，也许还符合关于限制非韩国军队在最北部边境地区采取行动的这一指示的字面意义，但它却破坏了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在朝鲜狭窄的“腰部”以北的平定任务应由韩国军队进行。柯林斯将军后来写道：“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超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而下达命令。即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不记得我们这样做过——我们也没有表示反对。”三天以后，麦克阿瑟更为无所顾忌地僭用职权。10月20日，他命令“有关各部”“竭尽全力”迅速夺取新的目标线，并“为继续迅速推进至北朝鲜边境做好准备”。麦克阿瑟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模棱两可的措辞：“有关各部”是指他包括美国人和韩国人在内的全部军队呢，还是仅仅指被授权接近边境的韩国军队呢？其言外之意是，美军现在可不受约束地进至鸭绿江。尽管如此，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却对此保持沉默。麦克阿瑟的新攻势进展迅速。到10月23日，第8集团军和韩国部队已抵达鸭绿江以南60英里与之平行的清川江。清川江流域以北有一条窄窄的山脉，蜿蜒曲折地通向鸭绿江。该山脉距鸭绿江的最近点俯瞰着巨大的细湖水电站大坝和水库，水库分岔在沿江两岸陡峭的山峰间，形成无数峡湾状的河谷。如果联合国军要控制鸭绿江渡口，就必须首先控制这一分水岭。为达此目的，联合国军必须占领位于三个大河谷的南部入口处的三个村庄——泰川、云山和温井。联合国军的进展如此神速，北朝鲜人民军的败退是如此彻底，以致麦克阿瑟于10月24日发布了另一个命令，实际上把鸭绿江本身作为他新的——他也希望是最终的——目标线。他解除了美军向前推进的最后限制，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被“授权在需要使用任何以及所有的地面部队……作为控制整个北朝鲜之必需”。此时此刻，参谋长联席会议踌躇不前了。他们在同一天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提醒麦克阿瑟注意他们9月27日的训令，即只有韩国军队可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或在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作战。尽管他们相信麦克阿瑟有“正当理由”发布新的命令，但他们要求了解这些命令的情况，因为他的行动是“此间所关心的事”。麦克阿瑟不准备让华盛顿干预他的进攻。他回答说，他的命令是基于“军事的需要”，因为韩国军队单独作战不够强大，不足以夺取北朝鲜；此外，韩国军队的指挥官往往感情用事，而且不甚可靠。麦克阿瑟接着又使用了令人茫然、不合逻辑的语言支持他的论点：他并未违反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命令，这一命令中关于非韩国军队不得接近鸭绿江的部分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麦克阿瑟继续说，这一命令本身明确指出，它的指令“可能需要修改，因而不能认为是最终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许会奇怪地发现，这一命令的受令者，而不是发布者，会首先修改命令。）麦克阿瑟为了进一步替自己辩解，引用了国防部长马歇尔9月29日发给他的电报，即他“可以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感觉不受约束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当然，马歇尔实际上是打算用这封仅供麦克阿瑟个人阅知的电报诱使麦克阿瑟尽可能不事声张地越过三八线，以回避美国在联合国中那些胆小怕事的支持者；其后发布的有关非韩国军队不得进入极北地区的指令则是措辞清晰。接着，麦克阿瑟采取了“要么相信我，要么拉倒”的态度。他很清楚9月27日命令的目的和意向。但是，任何其他的替代方针都可能导致“战术上的危险”。麦克阿瑟几乎是以一种事后想起的方式补充说：“全部议题都已在我威克岛的会议中讨论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质疑麦克阿瑟，然而，麦克阿瑟那番至少在柯林斯将军看来是明摆着不诚实的、颇费心机的解释，引起了麦克阿瑟在军界的上司们的警觉。在柯林斯看来，这一事件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然违抗军令。六个月后，柯林斯在参院作证时说：我认为，这是很多迹象之一，它确凿无疑地表明，麦克阿瑟将军没有遵循……基本的政策。……这使我们愈益担心，就像这次他不与我们商量就违反了一项政策一样，他也许会在其他一些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上重蹈覆辙。在同一星期，麦克阿瑟以更为间接的方式，又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置之不理。这件事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警告引起的。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人也许会派兵越过鸭绿江，以保护向“满洲”提供大量电力的细湖水电站。国务院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要麦克阿瑟让联合国安理会放心，他不打算骚扰细湖。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21日“授权”麦克阿瑟按国务院的要求行事——这在军语中是要他照此行动的委婉说法。麦克阿瑟拒绝了。他并不打算轰炸细湖，但是在他使自己确信这个水电站没有被共产党用于制造军火之前，他是不希望听联合国调遣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继续就此事敦促麦克阿瑟。这样，麦克阿瑟又一次巧妙地把上司的指令置于不顾，并侥幸得以成功。“班师回国”美国军队在夏季和初秋恢复了战斗力。眼下胜利在望，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说的“裁军热”到处可见。陆军部与麦克阿瑟谈到了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10月25日，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说，它取消了原定10月和11月运往远东的部队，省下了1.7万名军士。麦克阿瑟没有反对。在远东部队中，沃克将军仅仅在几周前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现在他又告诉麦克阿瑟说，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主管驻日后勤司令部的沃尔特·怀布尔少将告诉他在旧金山的同事取消任何未付款的地面武器弹药的订货，并且卸下所有仍在港口的军火船上的货物。第10军内部则在传阅一份拟议中的文件，它提出只让美国第3步兵师留驻朝鲜，其余部队统统回国。第1骑兵师的部队最为乐观，他们甚至在议论感恩节时在东京戴着他们最中意的黄围巾举行阅兵式的事。其中一些部队居然开始刀枪入库，准备回国了。当管理人员在朝鲜的陆军消费合作社分发圣诞节礼物价格单的时候，很多部队都把它们扔了，他们打算在东京采办年货。然而，局部地区的不安定继续存在，陆战1师就碰到一次。该师在元山进行未遇抵抗的登陆后，向内地推进到距高州35英里远的地方时，糊里糊涂地与重新整编成游击队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遭遇。尽管该师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最终使这些散兵游勇就范，陆战队却遭受了几乎与它在仁川及其附近地区伤亡相等的损失。尽管还有零星的抵抗——主要是在朝鲜东部，即靠近苏联的“满洲”以南地区——但进展仍十分顺利。经麦克阿瑟批准，两路大军在几乎毫无实际联系的情况下竞相北进。每支部队的目标都是尽快和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而不必顾及其他部队的情况，或是由于战线的间隙而造成的危险。“万事如意，非常之好。”沃尔顿·沃克将军10月25日在他的指挥部对记者们说。韩国第6师进展最快。它沿着清川江流域的主干急速北进，没有遇到重大抵抗，扫荡了一个又一个城镇。10月26日早上，第7营的侦察排进入了正对着鸭绿江的楚山镇。美军顾问哈里·弗莱明少校与侦察排在一起。从河岸边的一个峭壁上，弗莱明和韩国部队能看到北朝鲜人民军士兵们正在经过一座小桥逃往“满洲”。他们架起了一挺机枪，设置的弹着点不至于落在中国境内，然后开枪打倒了若干北朝鲜人。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侦察后，侦察排回到了主力部队。这样，这个侦察排成了第8集团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抵达鸭绿江边的部队。10月中旬的形势如下：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西部地区迅猛攻击，韩国师则横扫东海岸；国际社会一致希望迅速取胜，实现和平；但人们一直疑虑重重地注视着北方。苏联人是否会接受一个卫星国的毁灭？中国人是否会在一个敌对国家大兵压境时无所作为？第7师在利原登陆使联合国军一下子跃进至中国边境附近。在中国人看来，这一行动毫无疑问地预示着为突破鸭绿江做准备。麦克阿瑟调遣第10军时的愚蠢做法，已经使他失去了迅速取胜的机会。现在秋去冬来，可他的部队却深陷于很快就要为严寒和冰雪笼罩的亚洲的崇山峻岭之中。杜鲁门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认为，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并且制订计划以实现他们觉得已然到手的和平，此其时也。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40)第10章威岛会谈第2部杜鲁门的担忧
杜鲁门的担忧尽管杜鲁门当时坚持自己的策略，但他后来向艾奇逊承认说，他在准备威克岛之行时内心颇为不安。他“意识到事情有可能搞糟”，并且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陷阱”的危险。艾奇逊请求不参加会见。“我说过，我对自己的职责有自知之明，即与世界强权打交道。尽管麦克阿瑟似乎也常常像是一个强权者，但我认为不应予以认可。”艾奇逊说。国务卿认为这次晤面策划有欠妥当，私下会谈是：一种对国家元首们很是要命的东西。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首——他是日本和朝鲜的天皇老子。……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
展开更多杜鲁门的担忧尽管杜鲁门当时坚持自己的策略，但他后来向艾奇逊承认说，他在准备威克岛之行时内心颇为不安。他“意识到事情有可能搞糟”，并且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陷阱”的危险。艾奇逊请求不参加会见。“我说过，我对自己的职责有自知之明，即与世界强权打交道。尽管麦克阿瑟似乎也常常像是一个强权者，但我认为不应予以认可。”艾奇逊说。国务卿认为这次晤面策划有欠妥当，私下会谈是：一种对国家元首们很是要命的东西。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首——他是日本和朝鲜的天皇老子。……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人们不知道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总统可以告诉你们他认为谈了些什么，另一个家伙也颇有把握地说谈了另外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无法搞清的。……马歇尔将军也不愿参加会见。由于麦克阿瑟离开了远东战区司令部，五角大楼应留有某位决策人物，以应付军事上的紧急情况。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另一个原因是“马歇尔将军对麦克阿瑟将军很不感兴趣……而麦克阿瑟也这样看待马歇尔”。由于飞往太平洋中部涉及时差问题，杜鲁门便分几步飞往威克岛。他在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停下过夜，然后飞往夏威夷。按照总统的要求，海军在那里为他安排了轻松的活动。他当天晚上离开夏威夷，进行飞往威克岛的最后2 300英里的航程，这时，他的随员和新闻界人士已增至满满三飞机（记者名单上有38人）。《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把总统和麦克阿瑟比作“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地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并察言观色”。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十分生气。在起自东京的八小时飞行中，他焦虑不安地在“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中踱来踱去。他认为整个出行“极为令人厌恶”，并琢磨怎样对付“杜鲁门那易于暴怒的脾气和偏见”。由于有三小时的时差，他差不多是在当地时间午夜降落在威克岛，而东京时间是9时。接待规格之高有违礼节：泛美航空公司在当地的经理出于好意，把他的带游廊的平房让给了他认为是来自东京一行人中地位最高的成员——麦克阿瑟和穆乔。使穆乔暗暗自喜的是，这种安排使惠特尼将军“勃然大怒”，他不愿意让他的偶像与另一个人共享一个洗澡间。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不停地抽他的烟斗，直至凌晨2时惠特尼来劝他上床睡觉。六年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必须与一位上司在会议桌两边面面相对。此番前景并不令人愉快。晤面的时间和场景使这种对峙的戏剧性有增无减。“独立号”在拂晓前飞临威克岛上空，在笼罩着海面的一块巨大黑色雷云前从容不迫地盘旋了几圈。麦克阿瑟冲了淋浴，刮了胡子，用过早餐后，已在机场的简易房屋里等了总统半个小时。杜鲁门俯视着机下荒芜的海滩上堆放着的破烂的日本坦克和登陆艇，它们是1941年12月那场战斗的残迹。当时，寡不敌众的海军陆战队被击败而投降，这是美国第一次把领土丢失给了一个外国入侵者。麦克阿瑟坐着一辆破旧的1948年造的雪佛兰轿车驶向“独立号”座机。当他走近飞机时，杜鲁门也走下扶梯。总统注意到，将军“衬衣扣子未扣好，戴着一顶显然已经用了20年的油迹斑斑的普通军帽”。（尽管是在热带气候，但杜鲁门仍然与往常一样，穿着得体，衣冠楚楚。）《华盛顿邮报》记者爱德华·福利亚德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给总统敬礼，尽管他们握了握手。“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杜鲁门笑了笑说。“我希望，”麦克阿瑟回答道，“下次见面不要再隔这么久。”这时，冉冉升起的旭日把天空染得色彩缤纷，二人攀上老掉牙的雪佛兰汽车，因为车后门卡住了，他们只好从前排爬到后座。200多名机场工人——关岛人、菲律宾人和马绍尔群岛人——鼓掌欢呼。在一辆载有4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引导下，他们驱车前往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活动房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没有其他人参加会面。紧追不舍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的仅仅是将军坐在一张藤椅上，总统坐在一张柳条椅上的场面。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幕只字未提，他后来对惠特尼说，那次会面是一次“相对来说不很重要的谈话”。他对惠特尼说，当他对他给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的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误解表示遗憾时，杜鲁门把话岔开说：“噢，别再想那件事了。”杜鲁门对这件事的记述也是寥寥数笔。根据杜鲁门应国务院的要求在第二年4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麦克阿瑟向总统保证说，朝鲜战争已获胜利，日本已准备签署和约，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发表的声明。……将军说他对给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1948年政客们让他当了一次“傻瓜”（他的原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向总统保证说，他毫无政治野心。他再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们将在1951年1月调一师人去欧洲。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走出小屋时，炎炎赤日已高悬中天。吱嘎作响的雪佛兰轿车把他们拉到一座矮小的粉红色建筑前。这座珊瑚敷墙的建筑是民用航空局的办事处。徐徐微风中飘荡着一只风袋，而不是美国国旗。双方的随行人员差异甚大。簇拥着杜鲁门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麦克阿瑟一方的人只有穆乔、考特尼·惠特尼和他的副官劳伦斯·邦克上校。上午7时36分，会议在坦率的幽默气氛中开始。杜鲁门对威克岛袭人的酷暑也不得不退让三分，他建议说：“这不是穿外套的天气。”然后脱掉了他的西服上衣，其他人也如此效仿。一位服务员在每位与会者面前放了一碗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拿出一只他那著名的玉米芯烟斗，然后问道：“您不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我不介意，”不抽烟的杜鲁门说，“我想我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多地受到烟气的熏染。”麦克阿瑟的助手邦克上校把纸和铅笔放到桌上，并开始草草记录。但查尔斯·罗斯（按惠特尼的话说，是“焦急不安地”）反对这样做，他说，双方都不要做记录。这是惠特尼的记述，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布雷德利将军第二年5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和另外两位助手公开地做了记录。麦克阿瑟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他问过罗斯：“谁负责公共关系？是否要有速记员记录？可我希望自己动手记录。但他对我说，不许记录，而且没有速记员在场。”在大部分与会者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人在记录。长期给杰塞普大使当私人秘书的维尔尼斯·安德逊随同前来做一些临时速记工作。安德逊小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政府职业女性，生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她跟随杰塞普辗转奔走于世界各国的京城都府。她身手不凡。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在一架手提打字机上匆匆打出外交信函和公报，并且可以在难以执笔写字的颠簸飞行中记下口述。要人显贵可以使维尔尼斯·安德逊印象极深，但并不能使她感到敬畏。她参加过外长们的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欧洲和亚洲的最高级会议。由于杰塞普在国务院中担任消防队员式的差事，她也总是整装待发。她到威克岛没有特定的任务，但经验告诉她不要远离事件发生地，所以她自然而然地跟着人群走进这所煤渣空心砖砌成的小屋，在主会议室旁边的一个接待室坐了下来。强劲有力的风从大会议室吹进安德逊小姐的小屋，使两屋之间的百叶板门微微开启。她听见了人们说话的内容，便“自动地”开始速记，她知道，她很有可能被指派去协助杰塞普准备一份正式报告。“我当时手边居然连一本正式的记录本都没有。幸好还有一叠横格纸，我就马上记录起来。”人们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是否知道安德逊小姐在场一事有不同的记述。查尔斯·墨菲和迪安·腊斯克对此表示惊讶。墨菲说：“我们都不知道她在记录。”惠特尼在回忆录中说，那位速记员“藏在门后”，能够“记下她仅仅透过门缝可以听见的和通过钥匙孔可以看见的东西”。他认为，安德逊的记录“残缺不全得令人悲叹”。穆乔大使不这么认为。“她的在场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门是敞开的，至少在会议桌一面就座的所有人一直都可以看见她。”穆乔大概是指杜鲁门坐的那一边，因为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看见她。穆乔还记起惠特尼开会时在屋里“踱来踱去”，并且很有把握地认为惠特尼能够发现安德逊小姐。但是，这些细节却在第二年春天引起了严重的争执（见第十二章）。安德逊小姐记录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出自麦克阿瑟之口，因为他说得最多，他的表现甚至使那些到威克岛来时就准备讨厌他的人感到眼花缭乱。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信心十足。弗兰克·佩斯在几分钟后就确信，他“的确是一位军事天才”。在麦克阿瑟看来，整个朝鲜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最后解决的收尾部分。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小规模的抵抗仍然在南方，麦克阿瑟估计只有1.5万人左右。“我们用不着去摧毁他们，冬天将会摧毁他们。”在北朝鲜，敌军继续进行“拼死一战”，他们只有10万人左右，“是作为预备队而训练的，在训练水平、接受指挥和装备方面都很差，但是他们很顽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消灭，他们仅仅是为面子而战。东方人宁死也不能失去面子”。麦克阿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只把第10军留在朝鲜。他将尽力在明年初举行选举，并且一旦情况许可，就尽快结束对朝鲜北方的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会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会失败。”麦克阿瑟将给朝鲜人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短小精悍的”海军和空军。这支力量“不但会确保朝鲜，而且……也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南进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这种威慑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将军说道。麦克阿瑟强调说：“枪炮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朝鲜“陷于瘫痪已经很长时间了”，少量的重建资金“就能使用很久”。他认为，“在3到5年里使用10亿美元足以弥补损失”。麦克阿瑟指出，不管怎么讲，“用泥巴和竹子盖的房子，如果被摧毁的话，可以在两周内重新盖好”。然后杜鲁门就下一个议题问道：“中国人或者苏联人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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