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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场上我为王 《天天灌篮》战斗场景首曝天极网游戏频道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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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以“灌篮高手”这部青春热血动漫为背景的全新激情手游《天天灌篮》又爆新料!等待的过程是焦灼而激动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前瞻一下《天天灌篮》中的热血战斗场景秀吧!
　　卡牌灌篮别出心裁，战斗点燃心中圣火
　　《天天灌篮》一别与传统篮球类的动作游戏，将篮球的魅力与精神带到了卡牌游戏的世界，而激情似火的篮球比赛也带入了卡牌之间的战斗与PK。在激情似火的各具特色的篮球场地背景上，十位球员攻守联防，进攻、抢断、假动作??????一连串迷人而优雅的篮球战术动作让篮球这一激情的运动在卡牌的世界中获得重生，而怀揣梦想、激情似火的你，也不仅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记忆深处的热血、感动，更可以享受到一种别样的战斗热情!
　　体耐双修等级规则，一往无前胜者荣耀
　　《天天灌篮》的卡牌式的战斗不仅完美的重现了“灌篮高手”的篮球激情与热火，其中的等级制度和体力、耐力双属性更让玩家在激情的比赛后得到成长，让玩家愈战愈勇!同样，篮球的精神其实也就在于团队协作、胜者荣耀，在我们的热血手游《天天灌篮》中，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后，胜方球员都会获得一定经验值的加成，从而得到等级和属性(体力和耐力)的提升，让玩家在比赛、升级的过程中去回味、青春时代的青葱记忆，让玩家从胜利中获得运动类篮球游戏中所无法体会到的畅快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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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上高会战后，我军战斗力日渐增强，加之苏德战争爆发，英、美的制日行动亦较积极。美国宣布派军事代表团东来，同时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日军深恐我军乘机反攻，便孤注一掷，纠集南北战场之精锐部队，大举进犯湘北，企图占领长沙。
其具体部署如下：
第三十四师团守备南昌、谢埠、沙埠潭、万舍街，跨赣江，亘厚田街、八尺铺、石鼻街、安义、仁首街、滩溪及吴城、永修、甘木关一带地区。
第十四独立旅团守备德安、星子、九江、瑞昌一带地区。
第四十师团守备阳新、大冶、金牛镇、通山、南林桥、咸宁、白霓桥一带地区。
第六师团守备大沙坪、崇阳、蒲圻、临湘、岳阳一带地区。
第三、第四师团、第十三师团之一一六联队，第十八独立旅团之三个大队，由鄂中方面逐渐向岳阳集中。
第三十三师团之第二一四及第二一五联队，由武汉方面逐渐向岳阳集中。
第十四独立旅团之三个大队，由赣北方面逐渐向临湘、岳阳集中。
第四十师团，由鄂南方面逐渐向临湘、岳阳集中。
第六师团，逐渐向忠防、桃林、西塘移动。
独立炮兵两个联队和独立工兵两个联队，由武汉向临湘、岳阳集中。
海军陆战队乘军舰３０余艘，汽艇２００余只，由长江向洞庭湖集中。
在武汉另有飞机１００余架，支援步兵作战。
以上敌陆海空军，合计约１２万余人。敌还强征民夫１５万人，担任粮弹运输和修筑向长沙进犯之简易公路。
我方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计有第七十四军、新三军、第三挺进纵队、江西保安纵队、第七十二军、第七十八军、第四军、第七挺进纵队、第五十八军、第二十六挺进纵队、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九军，第二十六军、第十军等部队、具体部署如下：在赣北方面：预备第五师警备梁家渡、市汊街之线，江西保安纵队警备市汊街（不含），沿锦河南岸迄车前渡口之线及港口、南港周家、七里岗各据点。新三军警备祥符观、峦岗岭、奉新、靖安之线及西山万寿宫、赤田张、宋埠、干州各前进据点。第二挺进纵队警备望湖岗、上东坑之线及茅山、横峰山各前进据点。第七十四军集结新喻、分宜、彬江大桥一带，积极整训。第七十八军警备坳头坪、老塔下、火烧白、观者阁之线及潭坊、津口大桥河各据点。第七十二军集结三 都南北地区，积极整训，并以一部警备留嘴桥，周牌、东坑岭之线。
在鄂南方面：第二十军警备杨芳林、湾口及斗米山、雪壶岭、通城之线及堰市、铁柱湾各前进据点，其一三四师集结桃树港积极整训。第五十八军警备九岭、琉璃坳、保定关、黄岸市之线及赛公桥、北港各前进据点，其新十师集结上塔市积极整训。
在湘北方面：第四军警备新墙河南岸公田、杨林街、鹿角、磊石山之线及桃林、西塘各以东油港河东岸筻口、草鞋岭、大小桥岭各前进据点，其第五十九师集结关王桥积极整训。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警备归义、营田、湘阴之线，其第九十二师集结上杉市、安沙积极整训。第三十七军集结瓮江、蒲塘、长乐街、白沙桥、石门源一带地区积极整训。
在湘西方面：第九十九军第一九七师警备芦林潭、螃市、廖潭口、沅江、汉寿一带湖防。
军委会直辖归第九战区督训部队的部署：第二十六军集结浏阳、普迹市及金井一带地区积极整训。第十军集结衡山附近积极整训。
根据第九战区预定的“敌如以主力从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的反击作战计划，我军在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一带，构成纵深强固阵地，步步为营，抗击敌人。然后转用赣北、鄂南兵力，于杨林街、关王庙、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侧击，并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打击敌人。
同时加强外翼，对敌形成包围，断其后路，从而战胜来犯之敌。
这次会战，从１９４１年９月初开始，到１０月初结束，中经大云山战斗、捞刀河战斗、洞庭湖战斗，终于获得了第二 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下面将各次战斗经过分述如下。
大云山战斗
大云山横亘湘鄂边境，地势险要，为我军袭击敌人之隘，敌深感威胁，意欲攻占。
早在８月间，敌第六师团于武昌、岳阳之间来往频繁，扬言他去，以掩人耳目。９月３日，其师团长神田忽进驻西塘，翌日复至托坝视察。忠防、桃林等地敌军，亦各增至七八千人。６日中午，日军袭击我南山、雁岭、鸡婆岭阵地。７日清晨，敌第十三联队及第四十五联队，突然分两路来犯：一路自忠防经南山詹家桥直逼南冲；一路由西塘经尖山刘家冲向八百市急进。同时，１０架敌机狂炸八百市和杨林街。
我军第四军第一○二师，以“死守活打”方式与敌周旋，搏斗到中午，敌未得逞。午后，敌集中轻快部队，用大炮掩护，猛攻鸡婆岭、草鞋岭之线，激战久许，宋家坳阵地被突破。黄昏，百羊田、八百市、甘田一带均为敌军所占据，于是大云山阵地遂陷于敌军包围。８日晨，敌复自南冲来攻，企图合围，我军竭力苦战，不利，大云山制高点沦于敌手。
９日午夜，我军以第四军、第五十八军之新十师、新十一 师，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从各方面合力截击、侧击敌军，敌北溃，我乘胜追击，逼使敌军退据五龙桥、白羊田附近。
１０日清晨，我军新十师再次进攻，战至下午，克复大云山，并收复石塘冲、石壁桥，敌军退据石庙一线顽抗。茅冲、和尚庄、邓家桥一线敌人，经第五十九师、第一○二师各一 部猛力袭击，伤亡甚重。当晚，我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攻击队与第六挺进队第八、九、十支队，分途向大沙坪、羊楼山同、赵李桥、石城湾各地之敌进行夜袭，以牵制敌人，断其联络。
１１日拂晓，新十师、第五十九师、第一○二师、第六十 师等４个师合力会攻残敌。天亮后，新十师在八仙桥、五龙桥、石塘坳一线猛攻敌人，致使困守石塘坳之敌不得不向甘田撤退。旋与我第五十九师、第一○二师各一部遭遇于甘田附近。中午，敌大部溃退至西塘，一部被我包围于港口东南地区。随后，敌增援部队赶到，进行反扑，双方搏斗至晚，遂成对峙。
１２日，第五十六军长孙渡指挥新十师力攻甘田西南之敌，第四军军长欧震亲率所部扫荡困据在港口附近的敌人。敌人一再增援，且陆空协同猛烈反扑，双方搏斗十分激烈，伤亡甚重。１３日以后，港口、甘田、白羊田一带地区，敌我两军进行了数日拉锯战。
此时，临湘、岳阳地区已结集了数万敌军，并开始南运。
１７日晚，筻口之敌开始大举进犯，一场更大的战斗即将爆发。
新墙河战斗
当敌我激战于甘田、八百市之际，敌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二一五联队，独立第十四、十八旅团各３个大队，陆续分由鄂中、鄂南、赣北秘密集中临湘、岳阳。１７日晚，筻口附近之敌，突然以大炮轰击潼溪街，旋复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渡河。我第四军、第一○二师一部奋勇抗击。
１８日凌晨，敌军万余人，借大炮掩护，分途向小塘、四 六方、潼溪街、杉木桥等处强渡，我第四军奋力抵抗。上午，敌机数十架在我阵地上空大肆轰炸，第一线阵地全被摧毁，我军伤亡惨重。数万敌军以骑兵数千、战车数十辆为先导，蜂拥渡河。中午，窜达长湖一带。
１８日晚，敌主力窜至关王庙、大荆街，我第四军进行抗击，在消耗敌力后，按预定计划放开正面，主力转移至步仙桥、双石洞、洪源洞、向家洞一线，协同第二十军、第五十 八军对敌进行侧击、尾击。敌以为我军溃败，大军遂贸然深入。
汨罗江战斗
１９日晨，敌主力部队陆续分经杨林街、关王桥及长湖大荆街公路直趋汨罗江岸。
我第三十七军正在南岸严阵以待，北岸亦有我先头部队向前搜索。当天上午，敌前锋与我军于长乐街北遭遇，激战时许，敌被击毙甚众。接着敌骑兵、炮兵配合数千步兵三面来犯，我守军一连浴血阻击，因寡不敌众，伤亡殆尽，长乐街为敌所占。晚７时许，磨刀滩敌人开始强渡，守备在南岸的我军奋力阻击，激战通宵，敌未得逞。
２０日凌晨，敌以飞机、大炮掩护，再行强渡。上午７时许，敌我双方在伍公市、归义、河夹塘一线展开激烈战斗。当日上午９时许，蒋介石电令说：“我军决定确保长沙，并乘机打击、消耗敌人，第九战区努力固守湘江西岸及汨罗江南，保持主力于外翼，求敌侧背，反包围而消灭之。第三、第五、第六战区自２３日起，乘虚对敌发动全面游击，予敌严重打击，并积极攻袭荆（州）宜（昌）及襄（阳）化（光化）、京（山）钟（祥）、汉（口）宜（昌）、荆（州）当（阳）各路之敌，相机收复宜昌。”
我军于２０日击毙大量敌军，克复兴隆山、马头岭、鸭婆尖、狮形山、西山庙及五公市、新市等据点。２１日晚，敌增援反扑，我又猛烈阻击，敌仍不得逞。这时汨罗江上游的敌骑兵四处窜扰，于２１日上午７时许到达张家陂，并与从浯口渡河的敌人会合，继续南犯。
２２日，汨水正面之敌第三师团，因我军连日阻击，未敢大肆蠢动。然自张家陂、浯口南渡之敌，不断增加，并以第六师团向东、一部向南分途突进。黄昏时，向东之敌直沿公路已到达三各塘。向南急进之敌主力，于２２日中午陷我瓮江西之南阳庙、班君庙诸阵地。我军第一四○师则于栗山巷、大兴岭迎击敌军，激战两昼夜。
２３日拂晓，敌第六师团继续以主力攻击我喻家关、风源洞阵地；另以一股向我右翼大迂回。我第二十六军奋力将侧翼向右延伸至横洞，并对正面之敌予以迎头痛击。然敌后续部队仍不断经三各塘、更鼓台向南流窜。黄昏，石湾、南阳之敌大量增加，向大头岭进犯。我第一四○师决死拒敌，双方死伤甚重。晚９时许，敌骑兵扰袭金井东北及凤形山，我第十军预十师猛烈阻击，敌佯退，接着敌骑兵蜂拥而来，我军增援反攻，在金井市街与敌搏斗，歼敌甚众。然栗山巷、麻峰嘴却陷于敌手。
２４日午夜，第二十七军各师及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一 部，按预定计划转移至官懋石、双江口、神鼎山之线，敌始得大举南渡机会。上午９时许，敌以全力向我猛扑，进犯双江口及其以西地区。中午，敌我阵地犬牙交错，接着阴功桥阵地被敌突破，我军转守大桥、石门源以北地区，奋力阻击。
黄昏，麻峰嘴敌军窜到李家东侧。密岩山之敌亦窜至新开市。我军复转移至福临铺新阵地。同时，我右翼之胶甲桥、象鼻桥阵地及金井阵地，亦先后为敌占领。
２５日晨，敌军主力猛烈进犯荷塘桥、学士桥、福临铺一 线；其另一股步兵混合队，在铜盆寺南猛攻栗桥，我军奋力阻击，敌未得逞。中午，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一举攻占长乐街以北１公里处的赤马江、三里牌，击毁敌军汽车２０余辆，并击溃敌军坦克车队；第五十八军亦于大荆街附近重创敌军，击毁汽车１０余辆。
２６日中午，敌军以轻装部队２０００余人，由明月山向我迂回，我军转移至麻林桥、唐田铺、上杉市以南地区，对敌侧击。
捞刀河战斗
在日军逼近长沙时，薛岳决心聚重兵于主战场与敌决战，遂命第七十四军与第七十二军迅速西移，准备决战。第七十 九军与暂第二军亦经军委会命令集中长沙、株洲担任守备。
当我军开始移动时，敌机即追踪扰袭，但我军不顾空袭及疲劳，以一路纵队急行军，日夜奔驰。至２４日，第七十九 军一部已到达捞刀河南北岸及长沙东北部，进入既设阵地。２５日中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前锋，亦赶到黄花市附近，准备占领春华山至赤石河一线阵地，迎击敌军。与此同时，我第三十七军、第十军正在金井、福临铺、栗桥一线与敌主力激战；而敌之另一纵队，已乘虚进至沙市街、路口畲一带，其前锋已抢先占据春华山；我第五十七师仍奋勇攻击，敌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惨烈。
２６日晨，第五十七师全部进入阵地，第五十八师一个团亦赶来参战，两部合力猛攻，上午９时许，收复春华山。
当天上午７时许，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在大坝桥以南至赤石河间地区向麻林桥南犯之敌展开攻击；第五十八师在永安市至春华山间地区，向路口甇E南犯之敌展开攻击。
这时，我第三十七军、第十军自金井、福临铺之线逐渐转移；敌第四十师团第三十三联队一部、第六师团分途蜂拥南下，与我发生遭遇战。敌乘我第七十四军尚未集中之际突然扰击，我军奋勇还击，苦战至晚７时许，敌锋稍挫。第七 十四军利用夜袭，夺取要点，至２７日拂晓前，我军进至捞刀河以南地区。正继续进击时，敌主力部队以骑兵为先导，借２０余架飞机为掩护，自长（沙）平（江）公路向我猛扑，并以另一纵队攻击我大桥寨一线阵地。敌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我军沉着应战，与敌进行拉锯战。
中午，我第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李汉卿亲率军预备队及一个团，自春华山北向东出击。当时，敌后续部队参战者甚众，敌机轰炸亦甚猛烈，两军搏斗更是十分激烈，李汉卿及其部队１０００余人均以身殉国。第五十八师在永安市附近的阵地亦被敌突破，敌军乘隙南犯。
２８日清晨，敌第十三师团一骑兵支队，突进至东山附近，企图南下株洲。薛岳命令新三军新十二师一部于马鞍山、白田铺之线严阵以待，敌骑刚到，即遭痛击。接着，敌步兵、骑兵４０００余人在３２架敌机掩护下，自黄花市前来增援，并企图包围我军。我新十二师前仆后继，愈战愈勇，团长刘世炎身先士卒，率众冲锋，杀声震四野，顽敌为之丧胆。下午５时左右，敌势稍挫。
２９日子夜，第七十八军赵季平师从常德赶到岳麓山，清晨５时许，即渡湘江进入长沙城。这时，敌第四师团及第十 三师团一部，围攻长沙城郊。中午，敌势稍挫。薛岳令第七 十四军、第九十九军分途向永安市、朗木梨市及石子铺猛攻。第三十七军、第十军由浏阳河南岸攻敌侧背，合围聚歼顽敌：并命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二军、第四军、新三军等，向豺狗垅、路口余田、上杉市、麻林市、万家铺、新安铺之线急进，以防敌突围回窜。当敌第四师团攻击我长沙城郊时，其第三、第六、第三十三、第四十师团借大量飞机掩护，企图渡过浏阳河。我第七十四军、第三十七军、第十军早已转移于洞阳市、子埠港，沿浏阳河南岸渡头市、枫树河之线攻击敌人。２９日中午，敌大部被我包围于梅花、田心附近，恶战至晚７时许，双方伤亡惨重。３０日晨，我军再次猛攻，敌渐溃。中午，敌飞机１０余架，轮番轰炸我阵地，掩护其主力北退。
这时，长沙城郊之敌，经我第七十八军两个师在捞刀河及城东郊内外夹击，逐渐支持不住，加以后援断绝，便于１０月１日午后，在我军再次攻击下，无力抵抗，狼狈北遁。
１０月１日午后，长沙附近敌军既全部溃散，薛岳命令第七十八军向新市、长乐街跟踪追击，命令第七十二军经平江西北山地向杨林街截击；命令第五十八军迅速超越浯口由长乐街、关王桥截击；命令第四军、第二十军及第九十九军两个师，分别在金井、麻峰嘴、青山市、马鞍铺，自东向西截击；命令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清扫浏阳河、捞刀河两岸战场；命令鄂南指挥官王劲修亲率第四、第五、第六挺进纵队，于咸宁、蒲圻间截击；命令第六、第七挺进纵队于新墙、杨林街及忠防、杨林街间截击。
敌军自１０月１日遭我围追堵截后，伤亡惨重，欲夺取湘阴为抢运伤兵港口。３日拂晓，敌海军５００余人，借飞机３架作掩护，在湘阴城北箭毛嘴、马头山一带强行登陆，我军奋力阻击，敌伤亡甚众。上午９时许，敌机１２架再次飞来轰炸我阵地及湘阴城区，并放毒气，敌稍获进展。晚上７时许，我援军赶到，立即进行反攻，敌又放毒气，战斗十分惨烈。接着，我锡江口炮兵对敌猛轰，午夜遂形成对峙局面。及４日中午，敌增援部队赶到后，再次发动进攻。自长沙北溃的敌第四师团主力万余人，窜至湘阴东南周家桥一带后，亦向湘阴城猛烈攻击。
这时，湘阴虽受敌围攻，且遭敌机狂炸，军民伤亡惨重，房屋大半被炸毁，但我守城官兵誓与县城共存亡，拼死力拒，搏斗至中午，敌未得逞。下午４时许，敌以飞机载伞兵数十 人降落于北城及八甲，扰我后方，北溃之敌亦分途向我猛攻。
此时，我守城官兵虽伤亡甚众，但仍奋力与敌人进行巷战，搏斗至７时许，守城官兵均以身殉国，湘阴遂为敌侵占。
４日晚９时许，薛岳申令：第四军应速由长乐街北渡，协同第五十八军自东向西截击；第二十军由伍公市、新市渡河追击敌军；第九十九军及第七十八军速分途向新市、归义、营田、湘阴之敌逼进。令下，各军积极行动。５日晚，各军均到达目的地。超越敌前第七十二军，也已赶到杨林街、黄岸市；第五十八军则早已在洪源洞及其以西地区严阵以待。于是狼狈北渡之敌主力，又遭我军截击。
６日子夜，第五十八军、新十军将主力部队分编为若干袭击队，并先编官兵多组，潜伏敌退路两侧，准备截击。凌晨３时，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北溃之敌前卫，敌猝不及防，乱成一团，我军乘势冲杀。各潜伏小组亦四起阻击，遂使敌军人马互相践踏，死伤甚众。天亮以后，敌一再增援反扑，并用飞机、大炮不断向我狂轰滥炸，以掩护其主力北逃。
我官兵亦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毙敌甚多，截获敌军用品、辎重无数。
此时，敌主力经我军一再截击，势如拉朽。而我第七十 二军又猛攻新墙、筻口，第四军亦赶至关王桥，协同第五十 八军继续向潼溪街追击。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五十八 军、第九十九军源源北渡汨水向北急进；各挺进纵队则四处破坏敌军交通，焚毁敌粮弹仓库，声势十分浩大。岳阳之敌惊恐万状，宣布特别戒严，纷纷转移重要物品，抢运粮食。
７日中午，薛岳指令各军追歼逃敌，并作了新的部署。８日，各军积极行动，分途向指定目标前进。９日，我第七十二 军越新墙河向忠防、临湘一线急进。第五十八军、第四军猛攻桃林、西塘之敌，敌负隅顽抗，我军攻击甚烈。
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率第二、第八两军逼近宜昌城，华中敌军便纷纷调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军各部位置亦重新调整，不再穷追溃败之敌。于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在１９４１年“双十节”前夕结束。
洞庭湖战斗
当敌军强渡新墙河之初，其舰艇亦同时在洞庭湖面蠢动，妄图乘隙窜入湘江，配合其陆军主力作战。
早在８月初，即有敌舰出没湖面，向我青山、华丰垸、增福垸、灵官嘴等地搜索。９月１６日，敌海军集中军舰２８艘、汽艇２００余只，加配飞机２４架，准备对我军攻击。
１８日子夜，敌军舰５艘，汽艇５０余只，浮游战车５辆，窜入石湖包，突然袭击我青山阵地，我守军一营奋力抵抗，敌未得逞。乃以一部绕至东湖及沈家湖，从侧面攻击我军，我军猛力迎击，敌稍却。接着又由下青山正面强行登陆。上午７时许，敌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投弹７００余枚，我军伤亡惨重。９时许，电话线被炸断，湖面满布敌舰艇，我军无法增援。
其时，新墙河南岸陆战正酣，敌水陆并进，企图南犯长沙。薛岳命第一九七师务必确保芦林潭、锡江口各要点，以固江防。
１９日中午，敌舰数十艘，经横岭湖进犯锡江口，我守军以战车防御炮猛轰，击沉敌舰２艘，毙敌数百人。接着又有敌舰数艘，窜入杨林寨湖，炮击锡江口左侧。另有敌舰１０余艘，驶入团林港，围攻我畎口阵地，均被我军击退。当晚，第一九七师星夜将通往湘江的各湖汊要口，以木筏、树木、乱石、沙土等物严密封锁。
２０日黎明，敌机开始轰炸锡江口、芦林潭，上午９时许，敌舰１０余艘再袭畎口，并炮击老龙潭、团竹寺。我军集中战车防御炮及轻重火器于各湖汊要口，予以反击。下午３时，我军击伤敌舰一艘。
２１日上午７时，敌舰７艘，汽艇１０余只，自青山来犯团竹寺，并企图援救受伤军舰，我集中迫击炮及战防炮猛攻敌舰，鏖战时许，击毁敌艇３只，毙敌百余人，受伤敌舰亦着火下沉，敌兵纷纷投水潜逃。我以轻重机枪扫射，毙其海军少佐以下人员二三百名。并缴获大炮２门及枪弹军用品无数，敌锋顿挫。中午，横岭湖面敌舰５艘，集中火力轰炸我芦林潭，掩护其陆军分乘汽艇１０余只及帆船８只登陆，我军一个排浴血抵抗，激战一小时之久，敌未得逞。乃另以汽艇１０余只绕至斗米嘴附近，同时猛攻锡江口，至此芦林潭四面受敌。
下午５时许，我守军牺牲殆荆为了确保江防之要点芦林潭，晚９时许，第一九七师李佐才团长亲率步兵两连和一个机枪排，乘夜反攻，敌军拼死顽抗，两军短兵相接，反复搏斗，激战达旦。至２２日凌晨，终于歼灭残敌，收复芦林潭。不久，敌机６架飞临我军阵地上空，与三四十艘敌舰配合再次猛攻我军阵地，我军勇猛阻击，敌几次强行登陆，均被击退。但我阵地工事几乎全被摧毁。下午３时许，敌再次增援猛扑，我守军一连，奋战整日，终因弹尽失守。
当日晚７时许，敌又集中步兵、炮兵７００多人，分乘２０余只汽艇，猛攻斗米嘴，并以一部分兵力进犯我锡江口、团竹寺。是时，恰逢我援军赶到，进行反击，遂将敌压至斗米嘴东北隅。２３日凌晨，横岭湖、东湖敌舰７艘，以大炮射击，阻我前进。敌机６架也再次飞临我阵地上空轰炸，我军伤亡甚众。中午，我空军大队飞临湖面上空，轰炸敌舰艇，敌焰稍敛。
２４日凌晨３时许，我军再度增援反攻芦林潭、斗米嘴，我野炮击毁敌炮１门，毙敌５０００余人。我步兵乘胜挺进，再将斗米嘴敌军压至东北一隅，芦林潭敌军亦动遥接着２０余艘敌艇赶到，敌机复来轰炸，我军无法前进，乃以一部据守斗米嘴，主力返回锡江口。２５日子夜，我军乘夜奇袭，毙敌甚众。中午，敌以４门大炮掩护其步兵进攻我锡江口阵地，我军奋起迎击。下午５时许，６架敌机凌空投弹，我军虽有伤亡，但阵地安然无恙。同时进犯灵官嘴、畎口之敌舰艇，亦为我炮兵击退。晚７时，１０余只敌艇再次来犯，我军顽强抵抗，激战通宵。２６日晨，敌乘晨雾弥漫，猛攻老鼠夹我军阵地，企图占据斗米嘴。经我军全力反击，敌又未得逞。
２７日中午，敌大小舰艇１０余艘，突然驶至虞公庙江面，对我阵地猛攻。２８日晨，敌舰再来侵犯，并施放毒气，企图进入湘江。
２９日下午５时，我军集中大炮开始反攻斗米嘴、芦林潭，全体官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敌军勇猛冲杀，敌伤亡惨重。
晚９时许，克复斗米嘴和芦林潭，残敌大放毒气，掩护其舰艇逃走。这次战役击沉敌汽艇２只，毙敌１００余人，缴获军用品及文件甚多。
３０早晨，敌艇４艘复由虞公庙江面南犯，经我炮兵还击，敌败北而逃。
１０月１日，长沙近郊之敌开始全面崩溃，洞庭湖之敌亦因之动摇，但仍然不时以飞机及汽艇四处骚扰，防我进击。５日，敌军大部经湘阴、营田北逃，湖上敌舰亦远遁。７日正午，我军遂全部收复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告捷。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Ｐ５５２—５５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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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举国抗战
& & 中国在东北的有组织的抵抗从１９３１年持续到１９３３年，直到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将军领导的军队最后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无数独立的游击队对侵略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这些游击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由地主和东北军老将领统率的；有的主要是由工人组成，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红缨枪”、“红胡子”帮会成员、武装的农民、东北传统的骑马边匪。日本人发动了许多次“剿匪战役”，但是，正如后来在中国一样，只不过杀害了一些无辜百姓而已。为了巩固其对农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集体屠杀和无比残酷的行政措施，如在一个地区烧掉所有的村庄，强迫居民集中到一个村庄，由一支驻军看守。
& & 然而游击队继续发展壮大。为了同自由中国的发展相适应，他们也在政治上采取统一战线的做法，实行统一指挥。在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６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由前东北军组成的“抗日联军”、地主谢文通（译音）领导其佃农抗日的“自卫军”、“铁血军”和“救国军”全都合并于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他的职务于１９３７年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确认。这支联军拥有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共达十五万之多，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东北人、朝鲜人、侨居东北抗日的白俄，甚至还有从日军投奔过来的人。最近，它分成１２个军，其中的一个军，即第２军，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它的弹药给养，一 部分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部分是由友好的“满洲国”军队秘密提供的。这些抗日军队依靠人民的同情和自己７年抗击数十万日军的经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它们都设有政治部，许多从城市逃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 & 抗日联军的基本政策很简单，就是：收复失地、帮助中国军队抗日、没收日本人和伪政权人员的财产资助抗日活动。
& & 根据卢沟桥事变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决定，这１２个军分别在４个战区作战。在这４个战区内，日军占领了大部分领土。第１战区由第１军军长杨靖宇管辖，包括辽宁省东部。第２战区包括哈尔滨以东的吉林省地区，由第４军军长李延禄管辖。吉林南部是第３战区，由第５军军长周保宗管辖。第３军军长赵尚志负责黑龙江省北部的第４战区。
& & 赵侗在北京周围的游击活动，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以前领导的一支东北游击队目前在辽宁东部活动。它没有参加抗日联军，但同它保持合作。今天，它由赵侗的妻子领导。由于它采取的孤立政策，这支部队的人数和影响大大减少。
& & 日本作者伊藤在东京的《世界导报》上写道：“根据官方的战报，在东北事变以后的３年内，日军和义勇军作战共１，８５０次。如果我们把报纸上报道的材料收集起来，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８年战斗的次数一定会超过以前３年的战斗总数。”
& & 东北义勇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在妥协的年代里，他们高举斗争的火炬，鼓舞了一代英雄的青年。在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东北义勇军最先实行统一战线，并巩固了这种做法。中国抗战的流行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 & 日本人试图对东北实行铁的统治。他们让整个村庄的居民以自己的生命担保没有义勇军的活动。农村地区建筑了许多公路、铁路和堡垒。日本驻军达４００，０００人。“剿匪战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甚至亲日的出版物也不得不承认，居民们是坚决爱国的，日本的权力中心不断遭到大无畏的中国人的严重打击。
& & 米切尔在１９３８年８月份《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东北人把中国其他地方叫做‘关内’。关内战争对东北的每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懂得汉语的外国人在乡下旅行时，农民、商人、劳动人民、各个阶层的人士一见面，就询问关内战况。……当地人民明白，必须把自己称作满洲国的臣民。
& & 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是完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奇怪得很，我们在中国内地听到的那种团结精神同样传播到了东北中华儿女的身上。”
& & 米切尔还谈到，日军承认１９３７年在东北的“剿匪”行动中死伤１，３００人。任何了解日本军事数学（请参阅范士柏的《日本的间谍》）的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军的死伤人数将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倍。
& & 还有一位作者在１２月份《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在沈阳，日军的冬季补给品、军服等等被人放火烧掉，这无疑会影响满洲国实行的羊毛禁运政策。……”东北人民群众也在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 & 到１９３８年年底，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性事件。
& & 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和辽宁，同那里的义勇军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开进东北失地。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和平原，响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坚强不屈的战士们欢笑着，奔向对方。１１月１４日，成立了冀热辽边区战区。
& & 根据１９３９年初重庆中央政府发表的一项命令，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四省的省政府正式恢复建制。它们在日本入侵后曾一度中止活动。虽然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两股游击队铁流在边界（现在这个边界已不复存在）的汇合毕竟为此奠定了基矗内蒙古田中奏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臭名远扬的秘密文件中，日本一直把东北和内蒙古视为必须首先夺取的一块基地，然后才能进一步在亚洲大陆实现其野心。事实上，日本用武力占领东北几省后，便立即把它的触角伸向内蒙古的草原，正如同希特勒德国的魔爪慢慢伸向富饶的乌克兰一样。１９３１年东北事变后，１９３３年就轮到热河。接着，日本人就于１９３５年吞并了察哈尔南部６县而成立了所谓“自治的”蒙古走廊。１９３６年，日本人的“蚕食”遭到当头一棒，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大败日蒙“自治”政府的军队，使全中国为之振奋。
& & 当中国管辖的内蒙古终于开始进行抵抗的时候，外蒙古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日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阻挠着它建立一个蒙古帝国的美梦。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它的边界已经受到同苏联签定的互助条约的保护，不受侵犯。当日军于１９３５年进犯它的领土时，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在贝尔湖教训了他们一顿，对此，他们是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 & 这样一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就只能去征服内蒙古了。早在战争初期，日军就打到了平绥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进展。马占山的骑兵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消灭驻军，收复一座座城镇。这位机智灵活、骁勇善战的将军在东北就曾使日本人大伤脑筋。
& & 在百灵庙大捷的傅作义将军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离开内蒙古开赴山西去保卫太原。他英勇保卫太原的精神，甚至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现在，他回来了。他的军队包围了日军的单薄的防线。来自边区以及陕北、陇东、宁夏南部以前苏区的八路军和与它有联系的游击队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参加这次战役的，不仅有中国战士，而且有大批蒙古军队，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日军的训练。在日军包头阵地以西几英里处，驻扎着马鸿逵将军的半土耳其式的骑兵。
& & 在介绍徐州战役的时候，我们曾指出，马占山的骑兵在敌后对日军的不断袭击，拖住了大批日军，延缓了他们进攻的速度。自那时以来，这种袭击从未间断过。这些勇敢的骑兵闯入包头和归化，夺取了日军的补给品和大炮，使日本在内蒙古的先头部队长期以来无法进一步前进，只能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地位。如果日本人能用现有的兵力继续往前打，他们该多么高兴。下面两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西南不远的地方就是陕北及其中心城市延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所在地，它是一切进步事物的象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仇恨的。通过宁夏往西去，就可以攻打来自苏联的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干线。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日本人死死守着铁路线，没有前进一步。
& & 在我们离开内蒙古草原以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必须指出。经常向中国方面投诚的，不仅有“满洲国”的伪军，而且有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蒙古军队。这种投诚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达到高潮：张家口附近的１０，０００名蒙古骑兵反正，他们杀死日本军队，骑着马向西投奔马占山。日本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略不仅没有成功，而且也未能用蒙古人打中国人。蒙古人在过去中国军阀统治时代，无疑遭受民族压迫，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一度听信了日本人的花言巧语。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实生活教育了内蒙古的部族、公主、喇嘛、平民百姓，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的民族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强权政治中的马前卒，每个人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军人的奴隶。与此同时，在陕甘宁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代表机构中，一批蒙古族人体会到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将作为中华民族民主联合体的平等成员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们还看到，正是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这个未来的美景开始逐步形成。
& & 山西省位于绥远以南、日军侵略内蒙的西线。我们在以上章节中已经谈到在战争的头１８个月山西省进行的广泛斗争。山西的高原有着丰富的矿藏，是控制华北平原的咽喉，早为日本人所垂涎，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及。正是在这里，中央军、省军和八路军共同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表明它不善于山地作战，对付不了游击战。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省份：那里的地租一年达７５％，利息达１００％，典型的金融机构是当铺，主要的财源是鸦片；军队吃得坏、装备差，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内地省级军队中亦属下乘。这次战争爆发后，山西农民仍然一见中国军队来了，纷纷逃走，正像他们听到日军进村，赶快逃跑一样。而今天，军民关系则发生了变化。
& & 太原陷落后，在山西统治了２０年的阎锡山将军认识到，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阻止日军巩固其地位。他批准在临汾开办了一所军政大学，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讲授抗战的政治理论，八路军的将领们则担任游击战术教官。学生们、政工人员和军官纷纷到这所学校进修。与此同时，向所有的县长发出了通告，要求那些没有能力积极领导民众抗日的县长立即辞职。还公布条倒，规定了山西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本是早就应该做的事。这些条例一方面号召民众同军队合作，另一方面明确禁止无偿征调、强行拉壮丁和强制驻扎民房。
& & 临汾失守后，在山西省活动的军队并没有向黄河对岸撤退，而是沿山西省西部边界迂回到敌后，在日军侧翼建立阵地。山西最初分为７个游击区，后来增加到９个。我们已经介绍了晋东北、五台山政府所在地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留在晋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多次进攻，阻挡了敌人在潼关渡黄河。在晋西北，贺龙领导的八路军１２０师，在友军的配合下，挡住了敌人西犯陕西的行动。
& & 在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４月间，日军多次企图进攻西安，都遭到粉碎性打击，未能得逞。今天，“被征服的”山西不是日军的堡垒，而是中国人的堡垒。在太原失陷一年半后，日军只控制了山西省１０％的领土，而且局限在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
& & 太行山区
& &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大学教授杨秀峰和他的学生游击队在晋豫边区太行山的活动情况。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已经发展为拥有几万人的队伍，同八路军和万福麟领导的东北军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万福麟的部队以前驻扎在冀南。太行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控制着豫北平汉铁路线整个地段和道清铁路线一带的丰富煤矿，中英合办的重要企业一度设在那里。游击队的任务是骚扰敌人的交通线和他们对这个矿区的开发。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好。对铁路的破坏是由工人游击队中的熟练铁路工人进行的。煤矿工人不仅拒绝为敌人服务，而且效法井陉煤矿工人的做法，在矿井的巷道里同敌人捉迷藏。太行山对晋豫边区的重要性犹如五台山对晋察冀边区。游击队从这个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向河南平原进行突然袭击，等敌人强大的惩罚队一来，它又退回山里。在这里储存武器和补给品，万无一失。政治上，太行山也是一个中心。从各个方面来说，它都是中国军队未来总反攻的基地之一。
& & 河南到处都是游击队。这个干旱多尘的省份是中国的中心。中国的文明是从这里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这里也是古代中国和亚洲通商孔道的交汇点，从北方的冻土带４到草木茂盛的南方，从撒马尔罕的圆丘到碧波荡漾的太平洋，都必经这里。省里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回民。这里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本世纪初作为西欧的生意人来这里做买卖的。
& & 在军事上，河南是中国的大战常多少世纪以来，敌对的两军在河南平原摆开阵势，进行历史性大决战。居民饱尝内战之苦。他们历来有强大的自卫组织，光“红缨枪”就有１，５００，０００人。内战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有６００，０００枝枪流散民间。
& & 来自豫北的一个传教士向我讲述了日军占领后那里的情况：“居民们遭到屠杀掠夺以及日军的各种暴行。但是，当日军没收他们的粮食种子去喂日军炮兵的澳大利亚大马时，老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这些种子决定着他们明年的口粮埃‘他们奸淫妇女，拿种子喂牲口，’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农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了，日军每天都遭到袭击。在公路上，日军的运输车辆遭到伏击而被摧毁。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就烧毁整个村庄，杀死所有的居民。但这也无济于事。政治特务又到造反的农民中做工作。现在，游击运动遍及全剩”多少世纪以来，河南匪患连年不息。本世纪内战频仍，使土匪人数大增。日本人来后，把这些土匪收罗起来，组成部队，对其头目授以军衔。日本人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可以为他们效忠的中国军队。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的佛朗哥”。然而，他们的美梦破灭了，华北的一位英国作家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有许多事实表明，这些部队并不可靠。现政权（指北平伪政府）创建的一些准军事组织中，有一支部队提供了一个例子。公安部直接领导的反共第一军军长李复和８月初在北平视察部队返回时，在豫北的绥德镇被杀。袭击他的是参加他的军队的游击队。这种事情是很难防范的。……“日本人原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北平访问时，日本人正式承认了他的地位，他得意洋洋地进入豫北。在当地他以‘东方的佛朗哥’闻名。据说，一位意大利军官到河南，观看了李复和部队的演习，印象很深，给了他以上的绰号。”
& & 在河南，像在别处一样，汉奸逐渐消灭，而中国人民的抵抗则不断发展和加强。在“日占区”，“被日本人承认”就意味着死亡。在今天的中国，当佛朗哥的荣耀是长不了的，不管他是昂首阔步在占领区，还是阴谋策划于重庆；不管他处于河南，还是飞向河内；不管他的名字是李复和，还是汪精卫。
& & 在黄河北岸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个游击区是重新建立起来的鲁西行政区。这里的游击队开始时同豫北差不多，但是，不久就大大加强，因为津浦铁路工会的工人战斗队和来自边区的大批政治组织者加入了它的行列。虽然日本人在名义上控制了全省，可是，省政府在沈鸿烈的领导下仍然存在。
& & 据可靠消息，目前在黄河以北敌后活动的中国军队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超过６００，０００人。较大的正规军是八路军，有１００，０００人；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军队在晋西和绥远有７０，０００左右；卫立煌领导的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５０，０００中央军活动在晋南；还有河南和东北军的几个师在太行山。在战争爆发以后发展起来的几支新军队中，最大的是边区的１００，０００游击队。这些数字不包括小股游击队和地方自卫武装，而只是指由中央指挥和控制的部队，不过，他们也可以分散成小股部队，以便进行游击战。
& & 这些军事力量粉碎了日伪政府企图在占领区确立其统治的阴谋。他们把日军的控制限制在铁路沿线极不牢固的阵地上。为了保持这些据点，日军在华北投入了１１个师、３００，０００兵力，每年耗费帝国巨额钱财，但却除了抢劫一点东西外，什么也捞不回来。在军事上，日本不能动用这些兵力来对中国或者苏联发动新进攻，反而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整体进攻力量。
& & 豫东黄河以南陇海铁路沿线的游击队是在徐州失守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在日军到来之前，这个地区已经做了大量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它的中心城市归德陷落后，这个地区的民兵于５月２３日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一日，在夏邑县长张某的领导下，他们袭击了日军，使两辆坦克报废。６月１日，虞城的蔡县长收复了被２００名日军占领的县城。这些胜利以及其他一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促进在敌后建立新部队的工作。
& & 当时正值夏初，庄稼在地里长得很高，掩护了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的飞机发现不了。他们到处发动突然袭击。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不得不采取老办法，在他们只有少量军队把守的村镇城墙上安放橡皮“哨兵”和橡皮“大炮”。这些玩艺儿起初挺蒙人的，后来一个游击队员吃惊地发现一只狗拖了一门似乎很重的大炮，走近一看，原来是假的。另一个游击队员壮着胆子，用针戳了“哨兵”一下，便撒气了。这些鬼把戏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再加上日本兵绑架妇女引起群众强烈的愤慨，豫东人民纷纷起来造反。到９月底，有２０个县被收复了。“人民自卫军”发展到１００，０００人，建立了司令部，并得到省政府的承认。这支军队的主要成员是地方民团，并有正规军人担任教官。
& & １９３８年冬季，中央总司令部开始在河南，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派遣大批正规军到敌后活动。在河南的这块平原地带，一望无际，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坦克可以畅行无阻。最初派军队到这里渗透以及后来的活动受到极大的妨碍。不过，在河南，游击战也不断发展。到１９３９年４月份，游击队和正规军加在一起，已有足够的兵力收复省会开封的火车站，甚至一度打到开封城里。
& & 更加靠东的皖豫边区，地形完全不同。这里是个山区，主要是大别山脉。汉口会战中的最大战役是在这里打的。包括新四军在内的游击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份的大战中以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炸毁山上的公路，在那里是很难进行修复工作的，不间断地袭击敌人的岗哨和交通线。他们科学地拦截伏击敌人的运输车队。他们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计划。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去年冬初，最北部的新四军一下子夺得了１２０辆卡车。
& & 皖北之所以成为敌后有效的抗日地区，不光是得地理之便。这方面的功劳应大部分归之于组织群众的运动。这项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已经开始，敌人来了以后，进一步加快了速度。
& & 这项工作是由李宗仁将军的群众动员委员会开始的。李宗仁当时是第５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安徽省主席。在介绍台儿庄大捷的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这些委员会在保持徐州人民和鲁南前线的士气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在安徽也形成了这种自信和自力更生的气氛。
& & 全省的中学毕业生都予以登记注册，从中抽调了２，０００人加以培训，然后担任村长、小学校长和民兵指挥官三种职务，像广西实行的那种制度一样。另有１，０００人编入群众动员小组，每个小组吸收１５岁到２０岁的男女青年参加，人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动员委员会发布的总指示的范围内，这项工作的具体部署由各单位以多数票民主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则以军事纪律保证其严格贯彻执行。小组成员月薪１２元，以此保证其饮食和其他一切开销。
& & 合肥陷落后，这些小组遭受严重挫折，一些小组成员被敌人的骑兵抓住杀害了。但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一些青年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自动地拿起武器，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
& & 在凤阳附近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该城沦陷后的几个星期内就组织了一支３，０００名“红缨枪”的队伍。在合肥附近活动的另一个小组的成员把自己的月薪从１２元减少到３．５０元，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武器，一有时机，就拿起枪杀敌。和县是美国巴纳号舰被击沉后的幸存者最初避难的地方，在那里，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的一个学生跟他的同乡们一起组织了一支部队，用４０条旧式火枪击退了首次出现在该地的一批日军侦察兵。在六安，一位２５岁的从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组织了一支“男青年联合服务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该城，发展成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从长江到大别山，转战该省各地。
& & 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组织的“女子服务队”跟随这个男青年服务队到敌后，去村里做宣传工作。
& & 像其他以人民群众为主进行斗争的地方一样，在安徽省，统一战线也是很强大的。旧式正规军、新四军和许多游击队组织合作得很好。
& & 中国青年非常佩服的３个人的名字同安徽的抗日斗争联系在一起。
& & 章乃器先生是上海爱国的银行家，他是战前由于进行抗日活动而被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现在是安徽省的财政专员，负责筹措游击战经费。
& & 胡兰畦女士是一位进步的青年作家，她在留学德国时，曾被捕入狱，熟悉纳粹监狱的内幕。她现在领导着一批上海女工。她们象丁玲在西北领导的一批人一样，把宣传、戏剧和流动学校结合在一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这部著作中，讲到这支队伍如何宣传军民合作。
& & 我在汉口见到胡兰畦时，她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
& & 她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她满怀感情地向我描绘了她们初期工作的情况。当那些姑娘们第一次远远望见长江彼岸的抗日游击队员时，由于没有渡船，过不了江，她们便隔着广阔的江面，使劲地给他们唱歌。现在，她们同游击队员战斗在一起，什么江河也分不开他们了。
& & 最后是方超尘（译音）老人。他是中国青年崇拜的英雄。
& & 他虽然已经７２岁高龄，却领导着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他在满清时代曾得过功名，辛亥革命时曾在皖北指挥过一支起义的军队。日本侵华前，他早已退休了。凤阳和定远的人民无人不知道他，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一声号召，人们便纷纷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他对他们说：“我们会使用武器，我们熟悉这里的山川河流。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当亡国奴呢？”当４，０００多人参加他的队伍后，方先生领导他们对重要的铁路枢纽蚌埠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支游击队还在其他地方多次同日军交火，重创敌人，有一次它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
& & 在汉口沦陷以前，方先生的家属住在该城的一个难民营里。政府打算特别照顾一下他们，但这位老将军甚至连给军属的一点微薄的补助都不要。他的战士吃的和装备都很差，受伤以后，得不到治疗。他看到，必须让政府给游击队的抵抗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便特地去汉口提出要求。当政府给他的家属补助时，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钱用来给我们的游击队员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打仗补给品。”
& & 这就是凤阳和定远的游击队的白发斑斑的老领导人、安徽伟大的老人的精神。
& & 江苏这个沿海省份包括上海和南京，它一直延伸到徐州。
& & 除了许多铁路沿线的城市外，全省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 & 苏北的整个地区为陇海路的东段所横贯，直到海边的海城。这一地区自徐州失守后，由６０，０００正规军防守。苏南是顾祝同将军领导的第３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一带活动的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对沦陷的首都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构成经常的威胁。
& & 韩德勤将军是保卫徐州的主力向西撤退后留下来的师长之一，现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府设在阜宁。李明扬将军是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的组织者，他也留下来与人民群众一起在正规军离开后坚持斗争。
& & 苏北一小股正规军的活动不亚于苏南的新四军，他们不断骚扰日军。但直到今年年初。双方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因为敌人忙于别处的战事。新四军仍然面临敌人的“扫荡战”，苏北的中国军队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一次战役，那次战役发生在１９３９年２月和３月期间。日军占领了海州，在这个地区横扫了一阵子，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便把主力转移到别处。中国军队立即打回来，收复了失去的一切地盘，经这么一折腾，这个地区今天的形势满不错。４月１４日，日本人宣布说，苏北的游击队得到八路军的增援。八路军的部队活动于山东，这是千真万确的。至于它是否进入江苏，那还是个疑问。不过，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倒是证明了一件事。当日本人发现一支军队善于运用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时，便把它称之为八路军。江苏的游击队显然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 & 上海地区
& & 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的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戴笠将军的“忠勇救国军”控制的。这支部队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它是由青红帮组成的。青红帮是中国两个最大的秘密帮会，以前在上海市政界颇为有名。战争爆发后，青红帮坚决抗日。虽然他们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的飞枪队摧毁了许多警惕性不高的日本据点。他们的人还单独地进入上海市，暗杀伪政府官员、间谍和汉奸。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高明的，他们自己的人很少被抓祝尽管如此，他们也牺牲了百把人。今天在上海，如果有人到“大道”政府任职或者参与敌人的阴谋，必然招致杀身之祸。在这个敌人占领的城市中，汉奸受到惩罚的速度比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还要快。
& & 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３日，上海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忠勇救国军”竟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使全市为之大惊。在上海西郊和浦东，激烈的游击战经常不断。为了对付游击队，日军出动数千人的兵力，还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持，但上海市民可以看到的唯一结果是，卡车源源不断地把日军伤兵运进市内。每次战役后，日军都声称彻底消灭了狡猾的敌人。但几周以后，又必须发动新的扫荡，如此周而复始。
& & 在抗战的过程中，爱国武装力量和汉奸的部队发生过小规模的“内战”，浦东就是这样一些发生“内战”的地方之一。
& & 浦东的一支汉奸武装力量的司令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的佛朗哥”，如同河南的李复和一样，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愿望而已，并非已成为事实。
& & 想当浦东头目的徐洪发过去曾经是一个土匪。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由于武装抢劫被判处１２年徒刑。大赦获释后，他参加了上海附近的一支游击队，后来当了一支由以前的歹徒恶棍组成的部队的头目。当他拥有１，０００人时，他便同日本人狼狈为奸，以一个独立的军阀自居，谋求权位和财富。当他获得伪“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后，便向这一地区的所有游击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服从他的指挥。
& & 当他的最后通牒被拒绝后，他便领着日军去打游击队的司令部，为日本的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皇军机械化部队的支援下，他发动了围剿他以前的同伴的战役。结果是彻底失败了。这个“佛朗哥”的伪军各自逃生，他本人受了重伤。
& & 今天，浦东的大部分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正规的行政机关照常办公，游击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 & 广州沦陷以后，游击队就立即在华南活动起来。在日军登陆以前，民团就拥有３００，０００人和许多枪支，从它们的队伍中发展游击队是不困难的。负责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如蔡廷锴，他领导１９路军于１９３２年进行了英勇的上海保卫战。各行各业的爱国志士，从老军阀李福麟的部下到新四军的密使，都致力于发展华南的游击抗日活动。
& & 东江县很快就收复了。入侵的日军曾从大亚湾登陆，通过这里向广州进攻。１９２３年在这里曾组织了第一批农会，并建立了第一批中华苏维埃。对那些革命的峥嵘岁月，人民群众记忆犹新。日军同新建立的游击队多次交火以后认为，保持这条通向大海的交通线太困难了。所以他们撤到广州，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西江（珠江）直接得到增援和补给品。从那时以后，他们满足于在海军的支援下沿着江岸向西谨慎地稳步扩展。强大的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使他们甚至不可能巩固对广九铁路全线的控制。广东的游击队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北方和长江下游一带抗日根据地那样大的规模，是因为日军并不打算占领整个剩他们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工事较强的小范围内。他们的舰队控制了水路，没有必要再依靠陆上交通线，因为后者容易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因此，对广东的反攻必须由正规军和空军进行，他们在袭击敌人的舰只和水上运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 & 对敌占区游击队活动的简单介绍到此结束。但我们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日军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面临着多么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在他们早已认为取得公认的军事优势的地方也寸步难行啊！
& & （选自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Ｐ２７２—２９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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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 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 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 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 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 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 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 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 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 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 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 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 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 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玻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 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选自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Ｐ８１８—８４１，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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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强汉者，其远必诛！”
何时再能听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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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同仇敌忾，共同杀倭，战斗力可以想见；
现在洋鬼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