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灾害，哪里死人最多_中部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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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灾害，哪里死人最多收藏
反正我直到湖南不多，所以只致今日有些老人一说道老毛，还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家里还挂着“慈祥”的红太阳
找年会酒店上会小二,30分钟提供3-6套年会场地方案,免服务费,省钱30%-50%!
湖南在有他的时候也没捞到什么好处，甚至他对湖南的关照还远远不如湖北，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一帮湖南人铁了心要拥护他？就为了找个人来吹吹湖南也有开国皇帝这个原因吧？
广东当时也发生了大饥荒，番禺甚至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惨景，但是现在的珠三角一带最恭敬毛和邓了
邓还解释得过去，毕竟画了几个圈圈让广东大发展~~毛呢？？只能说还有一部分洗脑严重，大发展的失意者（没有得到比别人多的利益），比较怀念他
1.楼主在这个问题上，是湘人中难得的独立思考的人。2.除了明珠的解释外，“同乡情结”也是原因之一。3.不过，被毛整惨了的刘、彭、贺也是湖南人，但中国人历来崇尚强者，故而就有了“成王败寇”的惯常结论。4.湖南当年饿死的人也不少。不然，就不会有彭总探乡归来后引发龙颜震怒的“万言书”！
红太阳，照大地，一代伟人毛泽东，有功亦有过
谁人无过？
在专区里，信阳当属最惨的吧
毛时代，那是人们是有信仰、尊严、理想的，大多把信仰、尊严看的的比生命还重。而社会发展到现在。观念已经变为生命第一。为了生命、其他一切都要让道。 那时候死的人，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去评价也是不客观的。
我希望吧主能删了类似此贴的
好的话剧，坚决不能错过，价格也很重要！
能来删帖吗
讨论这种事情做什么
！ 比起以前
现在的躲猫猫 各种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更可怕
安徽的湖南人路过
湖南领袖向来没有对家乡的私心，从犯过大错的老毛，到刘，华，胡，朱，贺，这些整体都算清廉，对湖南都没有多少照顾。那些巨贪和私心极重的有几个地方人超多
当年全国上下一致打麻雀。打了几年导致麻雀稀少田里虫灾泛滥，粮食锐减也是一主要原因。
信阳事件，饿的人吃人
他早晚会被拉下神坛.解放后的皇帝!
800~1000万安徽
600万左右河南
200万左右(信阳地区占100万左右)山东
数百万(查不到具体数字)甘肃
好像你亲身经历过似的
当然我可没说没有饿死人情况
湖南这个习惯不好，毛子猪头都是臭的
别看毛是湖南的，反对他的也不少，彭就跟他闹翻了，湖南人向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奴性较少，将来造反的可能还是湖南人。湖南省在民国时期地位远高于中共国，实际上是被毛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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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1936年四川大饥荒: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_历史频道_新浪网
1936年四川大饥荒: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
& & 1936年，四川靖化县长于竹君疯了，他是被吓疯的！
& & 他每天都在断“人吃人”的惨案，当这些惨不忍睹、悖逆人伦的桩桩血案，最终竟演变为生活常态时，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凄厉夜晚，饱读诗书、倾心教化的于竹君终于精神崩溃了！
　　地里的玉米
&&& 烧成一片大火
& & 造成这人间惨剧的元凶，是从1930年起开始蔓延、至1936年进入高潮的川甘大饥荒。仅就四川地区而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约3700余万。
& & 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人大胆推断，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突破两亿大关！而爆发于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荒，仅是民国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
& & 1936年，四川旱灾进入高潮，土地龟裂，沟渠干涸，炎炎烈日下，连耐旱的玉米也叶卷黄枯，甚至发生自燃，烧成一片大火。这场大旱灾历时10月之久，别说粮食，连萝卜、南瓜、红薯等蔬菜杂粮也因长期亢旱缺水而无法生长。四川境内多数府县的粮食收成均在四成以下，重灾区大都不及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本是鱼米之乡的四川膏腴之土，竟成为一片赤地！
　　只为多活十天
　　抢吃观音土
& & 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甚至和牛马一起吃糟糠。当这些已算不得食物的果腹之物也吃光咽尽时，人们就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充干瘪的肚皮，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腹泻肠漏乃至鼻喷黑血，依然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剧毒植物，哪怕用清水冲洗十次，也毒性不减，人吃后头晕目眩。但饿疯了的人们却采挖不止，明知有毒，仍趋之若鹜。
& & 当毒草都被拔尽吃光时，人们开始瞄上了据说“数量管够”的白善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观音土。土是不能吃的，但饿得没招，土也得吃！
& & 为了糊弄自己的视觉，不少人将这白善泥磨成粉，掺和点树皮野草囫囵吞下，肚子是填饱了，却屙不出屎来，活活腹胀憋死！当时有种说法，吃白善泥，最多能挺十天，十天后必死，但不吃白善泥，今天就死！换言之，吃白善泥，意味能“缓死”十天，十天后，则暴毙而亡！
& & 然而，就是这令人致死的白善泥，居然也被饥民哄抢。四川荣昌、岳池等县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出了人命。涪陵县第三区百姓挖取白善泥，竟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掏空，导致山石崩坍，50多名挖土的饥民被滚落的岩石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而未死的同伴和后继者对此竟熟视无睹，继续在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挖泥吃泥。有人吃得太多太猛，突然两眼一翻，一头栽倒。
& & 某专员还发明了所谓的“白泥吃法”，并郑重其事地函告各地属下广为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将这种“全未含有营养质料”的白泥和粮食搭配而吃，“粮食须占六七成，其害较少”；一是在食后“须用谷草节或地黄瓜根，熬水服吃，助其消化”。这一吃法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粮食，谁会吃泥？
& & 饿疯了的灾民已饥不择食了。有人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蜂拥而上，双手疯狂地刨挖浸满酒浆的土泥，往嘴里填，往肚里咽，结果纷纷醉死，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 & 那时的饥民行走路上，形同鬼魅，见饥民的震惊场景：（他们）衣衫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当时形容这些枯槁饥民有一专用词汇：鹄面鸠形。
& &&饥饿的眼睛盯上了
　　自己的同类
& & 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 &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 &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 &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 &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人均灾款四分钱
　　省赈会主席下跪
& &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相食”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 &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 &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 &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 &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 &&灾民抢粮
　　几十挺机枪横扫
& &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 &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 &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 &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 & 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
& & 至最后，饥民们开始集体抢劫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西南评论》有一篇文章《饥饿压迫下的四川》，登载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他们托儿挈女，喝下草纸灰烧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军队开枪打得尸横满街！
& & 当时还传闻：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其麾下官兵迅速包围操场，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以“造反者格杀勿论”之由，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二刘争川
　　大战之后有大灾
& & 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后定居辽宁。1936年川甘大饥荒时，雷观明七岁，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
& & 雷观明认为，四川大灾的内因很复杂，有天灾，更有人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川北、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水旱灾害、地震瘟疫，连绵不绝。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田颂尧、杨森等等，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尤其是‘二刘之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军阀混战，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 ”
& & 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饥荒熬到1937年下半年，天降久违的大雨，灾情才逐步缓解。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立了一块碑，碑文写道：“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
& & 此碑，现已不存于世。
& &（本文原标题: 1936年，把县长吓疯的川甘大饥荒）
(责编：don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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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网文[号··京公网安备号·甲测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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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中国大饥荒
　　诺贝尔奖得主、旅美华裔物理学家崔琦16岁时，被姐姐从河南宝丰县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活活饿死。凤凰卫视在采访中问崔琦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他说：
　　“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
　　崔琦说着，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录《七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
　　“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
一个政治机密。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在专业分析基础上推断：从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
亡1800万人，解放后3年时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了8年抗战!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证实这个数字，却含蓄地提到：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专家考证说，以年中
国人均摄入卡路里计算，中国饥荒程度超过80年代震惊全球的非洲大饥荒。对于2000万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无饭吃”这件事，一家日本通讯社称之为
“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则指出：“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蓝盾》杂志2006年第11期有篇沈
河的文章写到：日中午11时许，红军烈属、四十来岁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从包袱里取出一个长圆形的
白色纸灯笼和一支红蜡烛。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他从容地点燃蜡烛，置入纸灯笼中，提着灯笼走过广场。
　敏感的外国记者嗅出了味道，英国伦敦
《新快讯报》称，这个小个子男子显然是在用白日点灯的方式，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何明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妻子因此而失踪，不少乡亲因
饥饿而死亡。他一路讨饭，到专区和省城上访反映灾情，结果被3次收容，伺机逃脱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天安门沉默抗议，真是胆大包天!何明渊对找到他
的中央调查组平静地回答：
　　“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
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异地安居。像彭真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不乏严重错误和狂妄自
负，但他们面对人民偶尔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也让你意外和感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听了天安门白日点灯事件的汇报，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
　　“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调查，对家乡人痛切而坦诚地承认：
　　“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召集干部开会，动情地表示：
　　“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3年大饥荒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吴冷西事后赞叹，刘少奇敢于在党内大会上做这样公开总结具有“非常的胆略”。
　　在“大跃进”时，刘少奇曾经与毛泽东一样头脑发热。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文过饰非，不怕得罪人，对“人祸”的反省，使这个平日里长于组织、寡于言辞的党内二号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闪现。
　　党报“祸国殃民”
　　对于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该分担什么样的责任?
　　1961年5月，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日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刘少奇给“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给了4字尖锐的评语——
　　“祸国殃民”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瞎指挥、放高产“卫星”等问题，刘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强化、放大了
党中央的决策错误，但人民日报的责任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传统的党报体制下，人民日报毕竟只是中央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但人
民日报人也不能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那份责任，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人民日报紧跟毛泽东和中央大跃进的部署，而且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施加政治压
力来促进高产，报上经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
　　吴冷西社长兼总编辑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在中直系统文教组检讨时只能承认：
　　“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吴冷西谈到人民公社宣传时说：
　“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
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
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
　　“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吴冷西特别提到人民日报在1958年经常以图表对比形式，对兴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钢铁生产等，列表评比，批评数目低的是“大跃进”劲头不足，给各地以极大压力。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回忆说：
　“《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
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
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很紧张，赶忙把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克林“文革”后反思：
　　“这已不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简直就是疯人办报!怎么就成了一伙疯人呢?
　“在党报的宣传史上，1958年是极不
寻常的一年。有同志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还觉得是诗一般浪漫的年代。当时的报纸宣传，当时的人的思想，真实与想像，
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于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作诗;是在报道现实，而又远离现实。”
　　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队伍曾经以实事求是自豪。来自《晋察冀日报》的李庄说过：
　　“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数据。”
　　这样一支具有好传统、好习惯的党报队伍，难道在1958年统统变成“睁眼瞎”了吗?其实，在总体的头脑发热背后，也不乏冷静的观察思考。
　　李克林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农村版报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顿不重样。我们评报时提了点不同意见，说这不可能，机关食堂也不能不重样，总编室一位同志批评说，你们不要给新生事物泼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节，住进河北
元氏县农村采访，吃了公共食堂的饭，看了大炼钢铁的“小土群”，问了庄稼收成情况，“思想忧虑起来”。当地炼出的是一堆炉渣似的铁不像铁的东西，叫做“烧
结铁”，不仅毫无用处，还毁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带了两块回来让报社同仁看，“反右倾”时恰成了她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来到家乡河南农村，接触了一些干部群众，这次的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公开的会上照样唱高调、反右倾、鼓干劲，但私下里听说有的县饿死了人。农民告诉她：
　　“浮夸太大了，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
　　河南老乡对她抱怨说：
　　“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有的人为了升官往上爬，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出来的，不得不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从河南回报社，李克林汇报了基层采访的见闻。一年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反右倾”，李克林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她当时痛苦不堪：
　　“从延安窑洞入党以来，我一直视党如家，‘事无不可对党言’。为什么现在却不能言了呢?党是真理的化身，为什么一句真话也不能说了呢?”
　　另一位农业记者宋(王争)1959年下放甘肃“大跃进”先进县——武山县劳动期间，发现了与报上宣传迥异的悲惨现实：
　　“参观1958年我们报上宣扬过的引水上山的东梁渠，从匆匆而过的大汽车上，我们看到倒在山边的尸体。我怎么也没法把伟大的水利工程和这凄惨的景象连在一起来想，只觉得自己脑子发木，思维几乎停止了活动。
　　“进村20来天，发觉群众中浮肿病流行，我们下放干部之中也开始有人浮肿，我也浮肿了。当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都含糊其词，连省卫生厅派下来了解情况的专家，在公开场合也说‘弄不清病因’。私下里，我们才听说与营养不良和疲劳有关。“
　　宋(王争)同样体会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倾’运动压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报记者不能正视现实，不但不能说，而且不敢想，真是有点哀莫大于心死。”
　　就在总编辑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记者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以新闻史上罕见的集体虚假报道，把至少两千多万人民推向死亡。
　虽然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也尝到了“大跃
进”的苦头，吃过“瓜菜代”，有人得过浮肿，但毕竟可以享受干部供给和居民食品供应，没有听说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跃进宣传是抱着“诗一般
浪漫”的善意，对那些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人民日报也负有永远的罪责和愧疚。
　　两种党性观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毕竟还存在着直面现实的思想火种。
　　当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传到人民日报时，据老记者金凤回忆，当时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轮训，听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5分钟，不，10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七千人大会”的反省，只是党史上的昙花一现。后来，连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胆判断的刘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杀身之祸。但他提出的疑问至今还在拷问着党报体制：
　　为什么《人民日报》竟然一度会“祸国殃民”?
　　为什么“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对于党报的党性，在秘书“笔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第二种声音，即主张既要自上而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帮助修正党的政策主张。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大声呼唤共产主义幽灵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启蒙主义的立场。他把“党见”与作为“国民总意”的“舆论”区别开来，在《答汪叔潜》中写道：
　　“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对党的媒体服务对象把“党和人民”并列，对党的媒体功能则是“耳目喉舌”并举：
　　“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
　　“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
　　“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报》的1942年改版循着前一种“传声筒”和“驯服工具”的思路进行，《人民日报》1956年邓拓主持的改版则体现了后一种思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一些对苏联和中国党来说都是耳目一新的观点：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面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的编辑
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
讨论中逐渐得到正确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
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
补充和修正。”
　　党中央肯定人民日报改版经验的124号文件甚至发出这样的告示：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
　　党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恰恰是想放开讨论，鼓励党内外更多的人贡献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清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刘建明提出：这是一种“民主开放的党性”，试图“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另一种党性则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国社党、林彪和‘四人帮’
之类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则只为党派少数领袖集团从事错误的舆论活动，制造各种谎言，冒充人民的声音;同时，实施严格的控制，重大的事情不让人民知
道，经常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敢于说真话的记者，禁止发表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以维护少数领袖集团的专制统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所体现的党内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维，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打断。
　1956年《人民日报》“一般地可以不
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声犹在耳，“大跃进”一来就变成全党“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而且连人民日报自己也认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点什么。党报作
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职责发生功能障碍，“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已经不可能通过党报渠道反映出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精心设计的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传政策与考察政策、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呼声的巧妙平衡，在现实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显然，问题的症结要从人民日报以外去寻找。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大跃进”时期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变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会议批判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的错误，明确规定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当好党委的助手。
　　这是一个与庐山会议同样严重的信号。不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会被打成“反党”，现在从监察委员会到党报，党内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得到彻底破坏。而且，没有资料表明这种政治倒退受到过任何有力的抵制和质疑。
　　中华民族的列车只能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中疯狂前进，没有刹车，没有方位标识，眼睁睁地驶向一个毁灭性的深渊，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跃进”和大饥荒。
　以数千万人的惨死为代价，1962年的
“七千人大会”本可以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可惜的是，7000名党内精英开会将近1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只是围绕“大跃进”具体做
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进行讨论，未能深入触及党内民主机制被破坏和如何修复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虽然饮恨退居二线，但他粗暴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很快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卷土重来。
　　尽管人民日报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全党的责难，但全党也没有作出努力，对党报管理体制作出任何修正。秘书班子出身的吴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气、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议如何从根子上克服刘少奇所批评的人民日报的缺点错误，以避免党报下一次的荒唐和耻辱。
原题：《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第三章：大饥荒》&&&&&
作者：祝华新，原人民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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