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作者：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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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作者：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
　　这是一部故事情节精彩惊险的畅销小说。小说运用大量资料充分暴露了美国黑手党腐朽残暴的内幕。美国联邦调查局隐秘特工，本书的主人公约瑟夫·皮斯托尼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深入黑手党内部，为打击黑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章　班师奏捷
　　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个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闻记者，以及在审判室里只能站着的300多位听众。眼前的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对首批罪犯的首次审讯。这帮自作聪明的党徒现在已经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连连摇头，布比·塞拉萨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摇头，就连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玛苏罗也是如此。这些被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为真。勒菲蒂曾经对他的律师说：“他决不会跟我们作对。”在我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之前，他显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审判以前，有另外两名被告已经服罪。勒菲蒂关在监狱的牢房里，在进进出出的审判过程中，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事实。他对牢房的伙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非得找那个狗狼养的多尼算帐不可。” 　　由于我已经列入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之中，因此我每天24个小时都由联邦特工人员护卫。 　　在我走上证人席的前两天，那时我的真实姓名还没有暴露，我们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的情报，说这伙歹徒要袭击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担任美国方面的主诉是助理检查官巴巴拉·琼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诺家族①的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他当时是黑手党委员会②的头领，是最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我对巴巴拉说，我要亲自去见见卡斯特拉诺，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个人算帐，我要亲手把你干掉！”我还说，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况下才会那么干。她说：“能同谁谈，不能同谁谈，我无法告诉你。” 　　 　　①　甘比诺（Gambino，Carlo ）：年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脑，号称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国，在布鲁克林定居。其活动主要包括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绑架、贩运毒品，特别是通过对水上工会的控制，进行劳工勒索。1970年被控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严重的心脏病使审判和驱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脏病再次发作。 　　②　黑手党委员会（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统的人。该党于13世纪在西西里岛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黑手党残余分子从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国外，来到新的国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区和美国），就立即着手重建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了美国黑社会网中一个完整的组织，发展成了最庞大、最雄厚的一个犯罪辛迪加组织。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国的24个独立集团，叫作“家族”。在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的城市中，多数都只有一个“家族”；纽约市中有五个黑手党家族。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的首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主要起最高裁决机构的作用。每个家族的上层都有一个统管一切的“头领”，每个头领之下有一名副头领，是家族的第二负责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认为黑手党在美国犯罪社会组织中的势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旧式头领们正在逐渐消亡。另一个原因是，与外部隔绝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众正在逐步解体。这些人正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历来依凭的土壤，使它无法继续顺利发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谅解的态度。我也怕这么干会有损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 　　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经挤满了人群。这时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区曾经见过、但不知其名的一个叫布拿诺家族的副头领，正以手作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动作。到了审判间息期间，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在厅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审判庭上露面。 　　我打进黑手党内部，秘密地度过了6个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外界没有几个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现在，这一切终于在新闻媒介面前曝光了。 　　报纸上出现了醒目大标题，其中有几家还放在头版头条：“密探操纵匪徒达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内幕”；“操纵匪徒的英雄”；“联邦调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级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对严厉盘问”。《新闻周刊》还作了整版整版的报道，标题是：“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匪徒”。报道还指出了种种威胁：“黑手党对大胆渗透者寻求报复”；“欺蒙布拿诺家族的联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踪”。 　　审判前，新闻记者已经获悉：主要证人将是打入黑手党内部的一名联邦特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弄清这个人究竟是谁。审判一旦开庭，记者们老是想要接近我。我从没有和他们会见，也决不让他们对我拍照或摄像。审判要在下午5点结束。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我们不得不闲呆到八九点，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还得从狱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门。我们中午不能出楼房吃饭，晚上也不能出旅馆用餐。 　　第一次审判开始前，我们得到了黑手党要对我采取暗杀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头头们已经悬赏：凡能发现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们还四处散发我的照片。我们觉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联邦起诉人员请求法庭：让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证时隐蔽真实姓名而用当时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罗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这两个名字也为匪徒所熟悉。 　　执行法官罗伯特·W·斯维特是纽约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法官，对此请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权力期间，他写了如下报告：“……毫无疑问，这些特工过去、现在以及今后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在执行政府派遣的任务中同犯罪活动进行的斗争，如同作战在战争前线的战士一样，表现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争艺术。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一切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对住宅区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保护，以及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的以及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的情报。”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被告在宪法上有权面对指控者。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是受到了背叛。万无一失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真实姓名直到作证的第一天才暴露出来。这天我走进了审判室，举起了右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就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这才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六年来，我隐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间，天天撒谎，在谎言中过日子。我说谎话，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帮助美国政府消灭黑手党。尽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最终要走上证人席，面对辩护律师这一现实。当时你无时无刻不在说谎，现在谁能相信你会说真话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依赖的是谎言，现在一切都得靠事实说话了。 　　我在隐蔽的日子里，我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要考虑一下：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清白。钱一定要有帐可查，凡能记帐的我得记，凡不能记帐的我就记在头脑里。在陪审团面前，最终要凭我的证词。 　　就在这初次审判时，美国的助理检查官琼斯和露易斯·弗里赫两人不时地要我牢固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证据无论多少，陪审团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没有你的证实，我们便一无所获。” 　　日，我结束了我的秘密生涯。从那以后，我就紧张地投入审判和证词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忙得团团转。为了对黑手党成员进行起诉，为了对审判工作作好准备，美国检查官们不停地工作着。审判主要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密尔沃克、坦帕和冈萨斯等城市从事的讹诈勒索、赌场以及谋杀等罪恶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总部，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准备全国各地的其他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证词，但却需要我提供情报。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过去了，我和起诉人员一起，为在大型陪审团面前作证，为一切突如其来的审判作证。 　　纽约是黑手党几个主要家族的大本营。仅仅就这个城市有时同时对黑手党的审判多达五六处。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进行的这些审判名声大振，比如对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以及对全体黑手党的统治组织“黑手党委员会”一案的审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内部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对所有审判提供相关的情报，并且能全部作证。而且，我还要对6个城市的一二十个审判作证，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 　　联邦调查局起诉的案件最终将多达100件以上，这些案件也都要审判定罪。到了1987年，隐蔽特工、执勤特工、警察、美国检查官以及情报人员这支联合大军炸毁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心脏①黑手党局面的改变将会一蹶不振。每一个单个的黑手党家族的头领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死亡。我们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无一漏网。 　　 　　①　科萨·诺斯特拉（LaCosaNostra），意为“我们的事业”，是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绩毕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多年的隐蔽生涯和“直截了当”的调查，我们在1982年8月份就发动了审判攻势。当时我们既无暇、也无意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我们刺痛了黑手党，使他们处于难堪的境地。正因为如此，黑手党就像马蜂窝一样混乱一团。匪徒们在自相残杀。匪徒内部凡过去相信我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我们已确定了目标叫他必死无疑。我在隐蔽期间熟悉的十几个匪徒已经被暗杀，至少那两个特别因为和我有联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贿赂的警察已经自杀。 　　对我来说还有作证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尔沃克市，我在作证指控密尔沃克黑手党头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时候，一位辩护律师问我：我在隐蔽期间，我和我一家实际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师都表示反对回答。美国地方法官泰伦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强行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我说：“阁下，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官说，他对我可以不屑一顾。不过，在和律师们协商以后，他作出了决定：匪徒认为我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这样我才回答说：“加利弗尼亚。”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户名属于严密保护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外透露。联邦调查局在整个房子里安装了特别警报装置，电线直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我的真实姓名一在报界公布以后，一位检查官朋友就传递消息说：新泽西州有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现在属于吉诺维斯家族①，跑到该家族的头领法特·托尼·萨莱诺那里对他说，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个地方我还有亲戚。因此，他们可能以那样的线索对我袭击。 　　 　　①　吉诺维斯（Genovese，Vito，）：又名唐·维托恩。20世纪30-5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杀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从事对美国的毒品走私，一面资助法西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纽约谋杀数名对手，逐步重建他在纽约市的势力，成为该地区黑帮的实际盟主。1958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贩运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囚犯医疗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电话，她们都哭了。我父亲不敢出门，早上也不敢驾车。 　　联邦调查局想再次迁移我的家庭，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我不想度过我的余生了，这帮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无止境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会发现我吗？我采取了正常的保护措施。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有人尾随着我。我旅游，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名字的信用卡。我尽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任何人都有不测。他们要是发现我，一定会跟我算帐。对我袭击的家伙得胜过我。 　　第一次审判案件的时候，我43岁。我有6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经历和渐渐长大的女儿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我希望以自己已经从事的自豪的工作来逐步消除。但是，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自己，始终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才会了解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业；我为审判案子起了促进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对我表示祝贺，对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现在还是那个乔·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内部以前的乔·皮斯托尼一样。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人品未变，价值未变。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饮酒，还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还是原配，我们的婚姻幸福如初，我们的孩子还是同样的活泼可爱。我毫不费力地放弃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无论如何，也无论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打进去的时候是乔·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还是乔·皮斯托尼，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　　第二章　发端
　　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外执行公务。我们一直在追捕一名抢劫银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约有1个月，其间有好几次差点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杰克·奥罗克得到秘密报告说，那家伙将要在靠近华盛顿的某个公寓停留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提醒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派两辆车。我们赶到那地方去，停了下来，就看到那家伙正在下楼梯。 　　这是一个黑人大汉，生得魁梧而又墩实，身高6英尺4，体重225磅。他已经干了一连串的抢劫银行和旅馆的活动，还打死了一名职员。 　　这儿是一个黑人住区的中心地带。那家伙一看到我们就从小巷溜走了。我纵身跳下了车，紧紧追随；我的同事驾车在街区四周行驶，以截断他的逃路。我们翻越了篱笆，奔跑在小巷里，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闹。我没有掏枪，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做。后来到了另一条小巷，我终于赶上了他，把他逮住。接着就拳打起来。一会儿他压倒我，一会儿我压倒他，接来揍去，互相咬住对方不放，打得双方都崩溃了。群众围在一旁，袖手观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设法从背后腰间掏出了手铐，将一只套在手上，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时眼花缭乱。这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把他的手反扭过来，将一只手铐铐住了他。 　　其他的车子已经开来，我们抓住了他。 　　我们押着他往车上走，他对我说：“你恐怕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 　　“没错，因为那样殴斗的方式只有两种人才那么干，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家伙原来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佩戴的勋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战绩。他遣送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谁也想不到他是从越南回来的退役军人。他成了个海洛因吸毒者，银行抢劫犯。在这次较量以后他蹲了大约三年的牢房。出狱后，他继续重操旧业。我们设法逮捕他的时候，他跳出来对我们开枪射击。我的一个兄弟用短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一个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辈是来自意大利。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那儿长大，然后到了新泽西。我父亲在一家丝绸厂工作，同时还开了几爿酒吧。他在62岁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主要还是打篮球，当后卫，当前锋。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跃能力很好，足以当上全州的第二队队员。我到军校里待了一年，篮球更是经常打，后来靠篮球奖学金进了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当一名职业选手还不够条件。篮球只不过为我上大学铺了一条路。我学的是社会科学。我想当一名高级中学的篮球教练。大学读了两年我就辍了学，结了婚。那时我20岁。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过去在校经常抽时间外出干活一样，我在工地上做工，开推土机，在丝绸厂干活，在酒吧里当招待，还开拖拉机拖车。我的妻子是个护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学校，想获得大学文凭。不过我不再打篮球了。我妻子已经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没时间去打篮球。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当护士，好支持我把大学读完。 　　我的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不过，我小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当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朋友要去参加地方警察部门的一次考试，还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说，我想把大学的最后一年读完。可他说什么也要叫我去应试。结果在笔试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实际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对警察队长说，我想在警察部门工作，但是我在大学还有一个学期，我想读完，好拿到文凭。我问他可不可以约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学毕业。他说，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签约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不能保证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门的工作，把大学读完。 　　我获得了大学文凭，在一所中学里教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学。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了两个孩子。 　　我有个朋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要雇佣平民作一些调查工作。一方面调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基地设施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也调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地方范围的犯罪活动。调查涉及的类型很广：同性恋、赌场、盗窃、吸毒以及像从事破坏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军情报局特工经常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紧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想着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必须要有3年的实施法律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大学文凭，你才能当得上。 　　我对海军情报局很感兴趣，因为你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就行。我通过了一些必要的考试，就当上了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费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有些工作还作了分类。我的任务是调查吸毒、盗窃这一类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报工作。我审案件，在军事法庭上提供证词。 　　我在那里的工作满足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具备实施法律经验的要求。我通过了笔试、口试以及体力测试，于日宣了誓，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里待了14个星期，学习法律、学习在联邦调查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情况，学习接待人员、实施各种调查的常规程序和技术。我接受各种训练：自身防卫的技术，追车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术，局里使用的各种类型轻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军情报局里，我喜欢街头工作，处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欢搞情报调查。到了联邦调查局以后，我还是想干街头工作。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都得从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城市杰克逊维尔，执行日常公务。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作为一名特工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个从乔治亚州监狱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绑架罪，还打死了两个人。他越过州界线逃到了佛罗里达。我的同事还从一个知情者那里获悉，这个逃犯正要到达这一带，此刻正驾着车，准备作案。 　　我们布置了几辆车在这一地带设防，盯着他驾车而过，立即尾随，乘他在作案地点下手时就开车过去。可是，车子行驶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弯，上了公路以后就开到边道上，想摆脱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的同事在驾车，朝那辆车边开过去，迫使对方在路边停下来。逃犯的车子正好停在右边，也就是靠我这一边，我的车门和他的驾驶室门正好相对。 　　我和逃犯同时跳下了车，彼此面面相对，相隔大约5英尺。他在掏枪。我初次上阵，没有经验，还没有掏枪。那家伙把枪对准了我，扣动扳机。“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两次都没有发火，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逃犯放下了枪，拔腿就跑，我立即追过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车，在后面边跑边叫：“对他开枪！” 　　在动用武器上，我们有严格的防卫界限。开枪警告都不允许，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枪。开枪就要打死人。不过我还不打算朝那个家伙开枪。我心里火冒冒的，让他白白地对我开了枪。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我抓住了他，用手铐在他头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铐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来。他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开枪？” 　　“这事儿真是有点不称心。”我说。那家伙把我吓了个半死，与其说我恼怒他，倒不如说是气我自己，因为我在跳下车的时候没有带枪。不过，在那逃犯当时惊慌中晃动枪之前，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要对他开枪。 　　在杰克逊维尔，我担当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处理工作。罪行是赌博和抢劫银行。我开始扩大线索。我感到自己有个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从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报。 　　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对于靠自己的机灵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鲁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们。你要向知情者承诺：你会保护他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决不会完全相信他们，他们也决不会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站在法律一边，而他们不是。 　　我不想袒护任何人，如果你在社会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会使你的调查能力受到阻碍。 　　我调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妇女，因为我审理过许多妓女案。这些案件关于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作娼的问题，因此审案要依照联邦政府的麦恩法案①。妓女是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一些老鸨。她们因为妓女没赚到足够的钱或别的什么原因就打她们或用炭棍烫她们。 　　 　　①　麦恩法案（Mann Act）：美国1910年6月在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做不道德的勾当。
　　有时候，我设法说服妓女，要她们摆脱老鸨的控制。我没有劝说过叫她们别当妓女，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态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我只是想劝劝你该怎么选择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劝说了有些妓女从老鸨手里逃了出去，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还得到她们当中的一些知情者，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个知情者叫布朗·苏佳，我同她谈话，劝她至少要从邋遢的里弄里搬出去，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安全地带。她的公寓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我问我妻子，我们有没有什么用旧的坛坛罐罐给她。妻子说道，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工作开始的这些年，家里还负担着三个孩子。 　　我和同事与杰克逊维尔的警察缉捕队①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间有许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为他们互不可少。特工之间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发生在高一层人士之间，人们正期望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①　警察缉捕队（vice squad）：又译作风化纠察队，是美国取缔卖淫、赌博等的警察组织。
　　我们曾为缉捕队的警察做些好事，但并没有得到上面授权，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停止。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户晓。我特别不想招人耳目，因为我作为特工上岗还是第一年。在第一年里，你还是在实习阶段，随时会毫无理由就受到解雇。 　　这个地区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里，妓女蜂拥而至。高级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厅里周旋，拉的是公务人员。 　　旅馆的人都认识缉捕队的警察，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来这儿转转。但是人们都不认识我。为了帮助他们理出地方案件的头绪，我要装扮成公务人员，让娼妓拉我，把我带到房间去。地方警察总要跟着我们，在门外稍等几分钟，等到交易过去他们就进门，采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个孩子，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干这样的差使还是个新手，这些缉捕队的警察喜欢和我开开小玩笑，查查我的证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个娼妓进了房。我给过了钱，等他们破门而入。什么动静也没有。她开始脱衣服了。她说：“过来，宝贝，你不打算脱衣服吗？”我支支吾吾。门口什么事也没有。她已经一丝不挂，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让她解我的衣钮扣和拉链，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这不是联邦人员的业务，我的工作是在这儿的前线。 　　门上有道过梁。我听到格格的笑声。他们把一个伙计举起来，让他从过梁上看。他对我表现的窘况简直笑翻了天。 　　接着他们进房搜查。 　　我们开始打听有关在房间里强行抢劫的事。老鸨们往往躲在房间里。嫖客一进房间，他们就动手抢劫。 　　有个娼妓同老鸨合伙，用这样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带进房间。这一次我知道警察会做我的后盾，因为这是严肃认真的事。 　　我说，我想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老鸨不在那里面。接着我就进了浴室，老鸨也不在那儿。我和娼妓又回到了房间，把钱给了她。她非常紧张。我明白了，老鸨就在房间里。 　　我突然想到，他就躲在浴室里淋浴帘子的后面。帘子是拉开的，拖到了浴盆的一端。我并没有移动帘子，而是看着浴盆的角落处。我对那女人说：“你为什么不脱衣服？我只是想再洗洗手。” 　　老鸨往往身上带有枪。可是我如果掏出枪，那女人就吓得尖叫，谁知道那家伙会使出什么花招来？因此，我只好要惊动惊动一下他。 　　我走进了浴室，把水槽的水龙头扭开，然后一个转身把淋浴帘子呼啦一声掀开。老鸨正站在里面，手里拿着自动手枪。我猛击他的臂膀，扼了他的手腕，他的枪落了地。他想反抗，但已经无能为力了。在一片骚动中，警察来到了屋里。我把这个花花公子交给了他们就走了。 　　过了七八个月以后，我被调任到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那里的办公桌上积压了一大堆申请工作的报告。对于政府分配工作的人，要作些背景调查。新到办公室的人照例分到一个班里，劈头盖脑地去处理那些求职报告。我一下子就陷入到这种毫无生气的气氛之中。我问特工的头头，也就是办公室主任，我能不能在处理好这些报告以后去干刑事工作。他说他对此并不介意。因此，大约到中午的时分，我要把属于我处理的报告全部处理完毕。到了下午，我就会和执行刑事任务的特工在一起工作。 　　我找到一连串的知情者，他们对于解决银行抢劫案和拘捕在逃犯方面很有作用。关于越南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就像在杰克逊维尔一样，处理了一大批冷僻案子。 　　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了四年，这一段生活还是美好的。我们参加了一个乡间俱乐部，我妻子还是该俱乐部的社会指导。 　　这期间，我还回到匡迪科的学校，参加“在职”短期培训，课程有赌博和隐蔽工作这一类。在那些日子里，联邦调查局还没有长期隐蔽这样的任务。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天的隐蔽活动。比如说，你获悉有人得到了某些被盗之物，你就和这个盗贼洽谈买卖的事，然后就把盗贼拘捕。 　　我还参加过特种武器袭击队的训练，这种袭击队是70年代初期组建的，用来应付诸如发生劫机而引起的人质问题，或是对付潜在的恐怖分子的袭击。队伍里的特工人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他们要具有卓越的格斗技术。我们还要训练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以及对建筑物袭击的各种方法；学会从建筑物、悬崖及直升飞机上用绳子绕双腿下降；还有在荒原地带、在水下的生存训练。我们还进行赤手空拳的肉搏战。我尊重同志间的友爱，喜欢体力上的较量。 　　1974年，我调到了纽约市，加入到了车辆拦截小队。 　　我们这个小队很不错，工作很忙。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有时候连续两三天作战。不过，在联邦调查局里长时间工作是寻常事。每个特工从早上6点半或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还要拦截六七次的抢劫货物。 　　接下来我就转向了长期隐蔽的工作——这项任务把我的工作引进了黑手党。 　　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伙盗窃集团发动攻势。这伙盗徒盗窃的是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工作人员发现这伙盗徒纯系偶然。他们逮捕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本来与此事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发现，这孩子的父亲与这伙盗徒有牵连。 　　这位父亲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不进牢房。他向特工们说：“你们减掉对我儿子的处罚，我就帮你们查到大伙集团，他们在美国东南部一带盗窃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 　　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的配合下，让那个家伙作知情者，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他果然知情。这伙盗徒受巴尔的摩某个人指挥，在东南部一带四处作案。他们偷的都是成品：卡车、压路机、分路机、卡迪拉克牌轿车、林肯牌轿车和飞机。 　　调查局认为，为了追查这伙盗徒，他们也许能派一名特工打进去，和这个知情者一起工作。在法庭上有特工作证一向是有利的。那位伙伴说，唯一的问题是，特工要懂得如何开18轮大卡车和推土机这一类的工作。这样，调查局就把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有那种经历的特工在调查局里屈指可数，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和那人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他叫马歇尔。我们彼此要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险。他身体壮实，大约6英尺1的个子，体重约250磅，红头发，红胡子，一双大手。他穿着工装裤，是个卡车机械工，可以偷任何东西。我对他说，怎么偷卡车和轿车，我一点也不懂。“这没问题，”他说，“我马上就能教你。”我们一起交谈，谈谈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谈谈各自的经历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他说，在和我接触以前，他以为特工一个个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了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却与众不同。他说：“看样子你能干得好，当个像样的盗贼。我能帮你打进去。” 　　对于这次行动，我得要有个名字。我对此并未怎么多考虑。这部分原因是我头脑里已经有所考虑，那就是从老电影片子里、书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个现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这么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调查局就以这个名字给我配了驾驶执照和信用卡。这时的计划本没有想到要作长期的隐蔽。但是这次打进去用了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 　　马歇尔对我介绍了一个梗概。盗贼的头头是个名叫贝克的家伙。担当警戒和实际作案的大都是19岁或20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窃重型机械，轿车直接偷自新车的停车场。车主是建筑公司的人和公务人员。豪华轿车的车主只是那些大款。 　　马歇尔要把一辆盗来的福特牌40吨货车运给在佛罗里达中部城市莱克兰的几个伙伴，这些人正在给磷矿队的人输送卡车。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务。 　　我们正准备动身，负责这事的特工忽然说，他们想要在我身上搞个有线装置，想要我携带一架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我不大赞成，因为那种东西带在身上又闷又热，连防风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农牌衬衫、牛仔裤。我问道：“我怎么能藏得了一台录音机？”他们说：“我们将扎在你的背上。”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公务，还不想给人以为我像是不听话的人，就同意了。那台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扎在我的后腰上。对照镜子一看，我好像在衬衫下面的部位长了个瘤。 　　马歇尔说，他要把我作为伙计介绍给其他的盗贼，就说是通过一个叫鲍比的伙计认识我的。鲍比已经死于车祸。他还向我介绍了鲍比的情况，足够我应付场面。由于鲍比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向死人查询。 　　我们把货车开到停车场地，要在那里等顾客。我们下了车，会到了那些顾客。他们在车子周围走动，仔细检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动，好使自己正面对着他们，不让人待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后腰还扎着那么个东西。有个叫拉斯的顾客正在谈着他有多少辆卡车可以卖给磷矿队的工人，他还有多少多少别的装备。他的脚步不停地走动，我也不停地走动，不让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们把这辆货车开价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时候，这辆车要值4，000美元。到后来，拉斯说这辆车对他派不上什么足够的用场。为了套住他，我们还得另外挑选一辆。 　　我返回到我和马歇尔居住的荷里得旅馆以后，我就向特工报告说：“我实在不想扎这么个讨厌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就像个驼子。” 　　结果一查，机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带怎么也取不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打算会见头头贝克，地点在佛罗里达的巴拿马城，靠圣安德鲁湾外的一个狭长地带。我们住在坦帕市东部莱克兰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里。马歇尔利用周末时间教我学习业务。他教我怎么样用一种叫做“小破坏”的工具，在汽车的外门板和玻璃之间划开、钩住锁栏就可以上车；怎么样在5分钟之内取下遮泥板接触车子牌照号码，牌照号码是用金属粘上并且铆接得很牢固，我们就砰砰咚咚敲下铆接处，用塑料带取代，贴上新的号码；教我用“小破坏”怎么样“电线热化”点火装置，穿孔驾驶台上的点火装置筒。点火装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过了点火装置锁，就可以发动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从汽车零件商店里买部分零件，换下点火装置。他还教我怎么样从车下面使方向盘失灵。这真是一所大有可为的学校。 　　我们到巴拿马城会见贝克。他是个粗汉，脸上红光满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是个有前科的罪犯，行骗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说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车团体里，在码头上有许多朋友。 　　他盘问我和已故鲍比认识有多久，问我干些什么。我说，我和鲍比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在一起干过一些事，等等。由于我对汽车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并不把自己作为长期偷车的人设法应付。我说，我主要是夜间闯入室内干些偷盗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一带。 　　他对我的话表示相信，因为马歇尔就在一旁，发誓为我担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说，在搞汽车、轿车方面，同伙中有些人在技术知识方面可能比我强，但是我懂得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和安全保卫。因此，我如果和这帮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动程序上我也要有发言权。我说，我不仅为了一个晚上100美元而偷车，我还想参与结束阶段的活动。 　　我不得不采取一个有领导身份的姿态，因为我们外出时，我要能控制这些年轻人。我们在获得证据的同时，还要指挥行动避免出现暴力。因此我对贝克说，我和马歇尔要指挥开枪的事。 　　他表示同意，并且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到那些小年轻人中间去。 　　贝克对我讲到了他所做出的种种规定：特别型号、色彩、附加物等。我们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以零售价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带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轿车，价值大约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装箱货运列车价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货车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车4，000美元。 　　我们得到的报酬交给联邦调查局。马歇尔作为知情者，每个月还有费用，但在干这里的活动所得，他不能保留。 　　贝克想要我们搞一辆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他已经盯上了巴拿马城外的一辆，迈阿密市有个买主愿付15，000美元买下。第二天，我和马歇尔去窥看情况。我们的车停在街对面的一家酒店旁。我们想看看是什么地方的车，车子是不是在行驶，好决定行动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待了20分钟，忽见一辆治安官的车子停了下来，车里的官员往我们这边走。他说，酒店老板已经怀疑，想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待在那里。 　　“长官，我们正在考虑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说。“已考虑好了。”我们走进酒店买些啤酒。 　　当天晚上，在对车子下手之前，马歇尔给我作了扼要说明。我自己去动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记得他讲述过电线热线的情况，以及我该怎么动手。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呈扁平形，有一整套卧铺设备的车厢，有通风设备，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们来到车子附近，侦察了一会儿，查清治安部门的巡逻队什么时间经过这儿，两班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马歇尔待在外面担当警戒。我往车边走，5分钟就进去了，接着就启动引擎，把车开走了。 　　我驾驶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莱克兰。我们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开往迈阿密。我们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特工人员走到车子这边，记下了车上的号码等一切数据。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迈阿密，会到了贝克和那个客户。客户本想把这辆车子转手倒卖给在欧洲搞公路建筑的一个承包商。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想买了。 　　贝克只得返回巴尔的摩。他对我们说；“你们俩朋友要把车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买主。” 　　这么大一辆车，我们藏到迈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问了问那些年轻人。从州立公路巡逻队来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把车藏到迈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们偷盗来的车子藏到政府部门的院子里，我对这个建议并不热心。不过，他们说那个院子很大，有好几个车库，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这样，我们的车暂时就藏在那里。 　　汽车、卡车的停车场，除了电灯和进出口有铁链以外，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安全措施。警察巡逻队一般是每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动顺利，5分钟就可以搞到一辆轿车。 　　我们出去偷车，我是单独行动。这儿既没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也没有公路巡逻队。干这样的隐蔽行动，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谋的同伙，也不想要执法机构为你监视现场。这种作案也不会有人向警察报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没有带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险。官方警察身上并不带身份证，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证件。我个人的感受是，带身份证有另外一层担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说清楚就可以脱身。或者你受到审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告诉执法官。你接受检查，让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去决定他们想干的事。当你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你要把执法证件丢在脑后，不去想它才对。 　　偷一辆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我出去行动的时候，我真的情绪激动起来。尽管我干的是神圣的工作，可是我单枪匹马，既没有人为我监视，也没有任何保护。当你和顽贼、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带枪或不带枪的伙计一道去偷汽车，你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的头脑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你想获得案件的证据，你还想保持警戒，确保他们不要越轨，不要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你还在担心别被逮住。 　　如果这帮家伙被逮住，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会试图打出去吗？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个偷车的家伙，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作案中有人采取行动，这个警察会不会开枪？ 　　如果我们都在一起受到审查，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该如何保护行动计划？我怎么样保护马歇尔？又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当你外出作案的时候，你头脑里会从各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一周要偷5-10辆车。 　　有人向我们订货，要3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城市里斯堡物色到了目标。一处停了两辆，另一处有一辆。当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出发，偷到了车。我们奔向莱克兰，赶回到我们居住的旅馆。马歇尔驾车尾随我们。我们当然很匆忙。这些车子的窗口上还贴有新车的标签，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弄到了假的登记证。 　　我们沿着公路风驰电掣般行驶。突然间，我的车镜上闪出道道红光。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阻拦了我。在早些日子里，我带的是9毫米的自动手枪，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车，问警官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先生，你超过了规定的速度。” 　　我有以多尼·布拉斯何为名的驾驶执照，但是车子没有登记证，座位底下有手枪，因此我最好还是挺身正面对他，打消他任何想要检查汽车的念头。我掏出了驾驶执照，递给了他，说道：“长官，也许你是对的。我是把里斯堡一个交易人的车子运送给莱克兰的一位交易人，我要赶到那儿好使他们了却这件事，到了早上车子就得要送到。”我把莱克兰的交易人名字递给了他。由于当时是早上3点，对方不至于要与交易人核实。“因此，我连证件也没有。” 　　那位警官真是不错。“好吧，”他说着就把驾驶执照还给了我。“不过，你要当心，下一个伙计或许并不能够这么谅解你。” 　　从那以后，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从不带枪。 　　每一次我们得到一个订货，我就和联络特工联系，对他说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等过一段时候，我又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目标。一旦车子偷到手，我立即就我所知向他报告：车子是什么样子，从哪儿偷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情况都作报告。这样，调查局就能记录下来，然后等行动结束，就可以和保险公司、车主一起做工作，把车子弄回去。 　　我们隐藏在迈阿密的那辆集装箱货运列车，贝克终于找到了买主。这帮家伙都是吸毒者。他们往返于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之间，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带有冰柜的卡车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里。 　　我和马歇尔还呆在老地方，即莱克兰的荷里得旅馆。贝克说，他的顾客要来访问我们。 　　他们来了，并且要我们离开旅馆，挪动到另一处。我们照办了。我们等了两天，那些家伙终于到了我们的房间。两个家伙又野又脏，留着长发，都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腰带上鼓鼓的，都带了枪。 　　他们说，他们已经与贝克谈妥了交易，要把车拿走，价格是10，000美元。 　　“他妈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们已经和他谈妥了，”一个家伙说，“你们把车交出来就是了。” 　　“我们会交出来，和你交易，”我说，“不过，我可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干，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下来要卖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决定卖1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笔交易中，我个人所得要损失1，000多美元。” 　　“伙计，这就是你该倒霉了，因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买卖，我们只能给那么多钱。” 　　我和这两个家伙在激烈争吵，因为我知道原来的价格是15，000美元。作为一名盗贼，听了别人说要改变价格，你不能偏听偏信。另外，如果我没有和贝克核实就信了他们，这可能使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个艺高胆大的人，对于素不相识的人更改原来的价格，怎么就会接受呢？ 　　如果价格有了变动，贝克应该事先告诉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让我知道；也许他想了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处理。 　　马歇尔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问他。贝克证实了价格。我们弄到的车子车身那么长，太招人耳目了，需要尽快脱手。 　　“好吧，”我对那两个家伙说，“不过，下次再要别的类似的东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有点担心呢，”一人说。 　　“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见面，地点在迈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处。 　　第二天一早，我和马歇尔来到迈阿密，进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车子。 　　在大路口那里，我们见到了那伙人。我说：“先交钱，我就把车钥匙给你们。” 　　“那当然，”对方说。他把纸袋交给了我，纸袋有点潮湿，又脏，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 　　“钱嘛，”那家伙说，“我们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处理，埋在地下。” 　　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迈阿密那边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他保留了特别交易的权利，已经找到了适合要求的两辆车。我和马歇尔和他一道返回到那里，停车场离封闭时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停在一个叫伯格·金的停车场，在那一带徘徊，等顾客，同时察看巡逻队隔多长时间巡逻一次。 　　到了封闭的时间，我们看到那场地有个卫兵在来回走动。我们未想到这里还有卫兵。现在我们还得想办法对付他。 　　贝克想绕到大场地的后面，搞点响声吸引卫兵到那里去，而我们俩就可以偷车从前门出去。我不大想那么干，因为那有可能与卫兵发生暴力。我就劝他别那么干，说那太危险。 　　一辆治安官的轿车开进了伯格·金停车场，和我们的车停得很靠近。两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我们靠在我们的车子旁边。突然间，贝克挺亲热地把胳膊搂在我的肩膀上，对巡逻车点点头，说：“对警察用不着担心，我干过那种行当，干了很长时间。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来。不过，最容易识别的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啊，是吗？”我说。“那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调查局的特工。” 　　“从他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我老远就能够把他们嗅出来。” 　　我心里在琢磨：他为什么突然谈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试探我的反应？我劝他不要偷街对面的那两辆轿车，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怀疑？往日他从来没有和我这么亲切过。我也把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道：“你现在鼻子有什么感觉？嗅到了什么吗？” 　　“没有，就是车上的两个警察。” 　　我能和他谈谈，叫他别采取行动，是因为有卫兵在场。他作出决定：我们往北边去搞车，他还得赶回到巴尔的摩，派我和马歇尔到奥兰多一带去侦察。 　　我们又找到了令人满意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马歇尔带来了两个小青年。他在场外瞭望，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截断了链栏，潜入进去。 　　治安巡逻队的车子开了过来。那位警察显然注意到了在入口处的链子已经落下，因为他拐弯进了车场，还用聚光灯在那一带四处照射。 　　我和另外两个家伙潜伏在车下面。一旦警察发现了我们，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年轻人可能随身带着枪。那位警察或许也是个喜欢开枪的人。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会作为一名盗车犯就被打死在这辆车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转了大约5分钟就走了。我们偷到了车，赶忙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贝克在巴尔的摩偷到一个推土机，要我们交给莱克兰的一个买主。我们就去把推土机放到平底尾车上往回拖。贝克说他正在签飞机合同。他已经搞了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给另一个顾客搞了一架单引擎塞斯纳①。 　　 　　①　塞斯纳（Cessna，Clyde Vernon，）：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设计的各式180型单翼机简单、灵活，被广泛用作丛林飞机、护林飞机及救生飞机。1953年女飞行员G·莫克驾驶塞斯纳180型飞机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妇女环球单独飞行。
　　我们把推上机运回到莱克兰以后，我和马歇尔侦察了小飞机场，看到那架飞机停在简易机场上。时已夜晚，没有人在那儿值班。驾机的是另外一个伙计，这天晚上我们把他也带到了机场。马歇尔上了飞机，打电话要飞机起飞，驾驶员就起飞了。我们无意要飞机飞往他国，因此我们事先提醒我们的人，他们已经同联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让飞机改变航向飞往迈阿密。因此，那伙计起飞以后，我就打了电话过去，他们就叫驾驶员在迈阿密降落。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动，他们利用了这样的理由：怀疑这架飞机贩运毒品。 　　有几个车盗住在佛罗里达东北部城市代托纳比奇。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里。他们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阴沉，还有两个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着玩耍。房子里乱七八糟，除了咸牛肉和啤酒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和马歇尔到外面买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们给孩子吃东西，我就忙着给大人煮实心面条，里面还有酱油、面团。香肠和辣椒。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和盗贼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顿。 　　由于我们始终有任务，所以5个月内我只回家了两次。这不仅造成家里的分散，还因我的行动使家里的经济拮据。 　　那时候，所有隐蔽工作的特工开销是按日计算的。除此以外，你还得付旅馆费和膳食费。钱从来就不够用。和这帮盗贼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钱。我给家里经常打电话。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馆里我不想留有任何电话号码，因此每次打电话都是对方付费，而我又不能向家里偿还。因此我终止了那种做法。日积月累起来，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有时候，我只好叫妻子电汇钱来，因为我用完了现金。看到家里的钱这么花掉了，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到结束时我总共花掉自己的钱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就开支问题同办公室争辩。 　　办公室对任何开销的收据有严格的政策。那次顾客买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时，我有点慌乱起来，因为他们要我们调换旅馆。我一天就有了两张旅馆帐单。我提出要求报销，可是局里的会计检查官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明文规定一天只能报一个旅馆房间。我划清了界限，断然拒绝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释说，干隐蔽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花费并不总是与常规完全相一致。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每周得到了一大笔钱，怎么用由我视情而定。 　　问题是，这种延伸打入对方的隐蔽行动，对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逮捕了贝克及其全体同伙——共有30人，并且从佛罗里达、马利兰、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密苏里、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车价值达100万美元。他们说，这是他们查获的最大的、战果最辉煌的盗窃集团之一。 　　审判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查捕这伙盗贼中，马歇尔提供了合作，并作了证词，因此他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顿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并且得到了新的有关证件。 　　我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M·凯莱颁发的嘉奖令，对我的工作给予表扬，另外还获得250美元奖金。 　　更有意义的是一位辩护律师给凯莱局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皮斯托尼先生……作为证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隐蔽活动中，他显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贵的是他表现了坦率和真挚的品质及其奉献精神。” 　　作为败诉的一位辩护律师，竟然不吝时间写了这样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纽约，返回到车辆拦截小队。可是，这次隐蔽活动的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党。
　　------------------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搞隐蔽工作，选择谁和你共事，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选择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迈阿密的办事处有谁合适。我决定挑选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隐蔽姓名是乔·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顿人，身高约6英尺5，先前是波士顿学院的足球队后卫。我挑选他，还因为他是掷沙袋游戏好手，脚步动作敏捷，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迈阿密待的时间足以使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因此，我们带乔·弗茨杰拉德到了迈阿密，让他执行整个行动计划。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两项计划我们要一起实施，这个双方计划的代号是“太阳苹果”。迈阿密代号太阳，纽约代号为苹果。 　　接着要讨论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可以经得起任何情况下的检查。在街道上，在你没有证实之前，谁都会对别人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列出了讨论问题的目录，这些问题是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决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潜入重型装备盗窃案的行动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证件——社会保险卡、美国运通公司卡①以及驾驶执照等（我实际上有两份驾驶执照，一份在佛罗里达，一份在纽约）。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正是用那个名字，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础，有些比较好的联系关系。就用这个名字比改用任何别的名字要好。 　　 　　①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国1850年3月创立时，原为快速运输的公司，现为世界规模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旅游、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总公司设在纽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这样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罗里达重型装备盗窃案的审判中已经公开亮了相，这一状况会不会又回头纠缠于我，对此我没有数。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据我所知，我没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时候，对此考虑了很久。到后来，我终于认为：管他呢，就用这个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我应该有个简历。简历不要写得太多。正如我干别的事一样，我想使简历简单一些。无论怎么说，你反正是要说一大堆谎言。简历越简单，你要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隐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尽可能地靠近真实。为了这个特别的理由（我正为了这个理由），简历越简越好。 　　我的简历准备这样写：我在迈阿密一带度日，往返于加利弗尼亚之间，是个偷珠宝的夜贼，我是个单身汉。 　　我们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主意：说我是个孤儿。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别人要查你就比较困难。如果你有家庭，这就牵连到别的特工，要他们出来说清楚你的家庭成员。如果你是个孤儿，别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里弄，或者问你是否了解某个具体的邻里。我对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的一些地区有所了解，因为我在那些地方干过一些工作。 　　我们从研究人员那里得知，已经焚毁的皮茨堡那里有座孤儿院，在那里抚养的孩子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材料。这对我非常理想。有个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过，而我是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宝的盗贼。这样的盗贼有多种多样。我需要有个专长，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会发生暴力。我不能当一名强盗或是银行盗贼，或是抢劫徒，或是诸如此类的人。我们得到了部里的允许，参与某种无关大局的盗窃活动，不过你得要避免暴力。作为一名珠宝盗贼，我可以说我是单独行动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绩。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宝的夜贼，一个人单独作案并非有什么难处。因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会撞到物主，难得有可能发生暴力。我的业务知识使我能摆脱任何人企图与我动武——暴力不是我分内的事。 　　由于行动的性质，我有可能误入联邦调查局规则和制度的“灰色区”①。可我们好歹得试一试。不管出什么事，我们都要正视。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能参与什么样的犯罪活动，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们发起的交易中，我能参与到什么地步而又不至于陷入圈套，等等，这些都是我出发前要作的一些思想准备。 　　 　　①　灰色区（gray area）：指介于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范畴，诸如不可被划为全对或全错的原则性问题、在争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国家、既不全然是科学事实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为珠宝贼，我要有适当的经验。关于警报系统、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从事的未来“职业”的监测装备，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纽约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给我上了两个星期珠宝学课程，他们只知道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对我的行动完全无知。我和一个珠宝学家去了纽约一家博物馆，买了一些关于珠宝和珍币方面的书籍。这些虽然不能使我成为高级专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经历，下一步就要对行动计划作出预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车、活动经费，等等。 　　开始的预算比较节俭。“太阳苹果”方案中纽约方面，我们计划潜入的时间是6个月，开支10，000美元。这个数字较少，但是少归少，我们觉得有了良好的机会，可以使行动计划得以实施。实施计划这是主要问题。只要你着手行动，能显示出工作中的成绩，深入下去就好办了。我们对此满怀信心。到那时如果再需要延期6个月，我们就能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谁也没有料到潜入进去的不是6个月而是6个年头，没有料到我们触及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预算很认真，因为局里的会计官很认真：寓所、电话、租车、个人开销等等。我们初步的预算从原来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们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头，以备特殊情况、未料到的开销，比如我需要购买盗贼的赃物。 　　所有文字计划工作完成以后，行动建议就呈报到华盛顿总部。他们批准了。 　　现在，我不能公开露面了。知道行动计划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为了我家里人自己的安全，他们只知道我要去隐蔽起来，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由于局里从未有过长期深入隐蔽工作方面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行动中要作出一些指导准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真实成员应该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装备盗伙中的隐蔽行动，一切问题都是在办事处内部根据需要知晓①的基础上处理的。这一次，安全措施将显得更加严峻。在当时位于东六十九大街的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里，我的办公桌已经清除，我的名字已经从办事处花名册上勾销。我的个人档案已从办事处移走，秘密隐藏在保管特工档案的保险柜里。由于办事处的工资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资支票通过非正常系统发给了我。除了与此行动有关的几个特工和联络特工，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总部的上层人士以外，办事处里、全国各地联邦调查局的值勤人员中，都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办事处找我，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当中没有那样的名字。局里局外的人中，没有约瑟夫·皮斯托尼这样的名字和联邦调查局有任何牵连。 　　 　　①　需要知晓（need-to-know）：指在反间谍或保安活动中只让情报人员知晓为完成其本身任务所需要的情况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了解的情况。
　　我们在4月份先后开始考虑这次行动，到我作好准备实际行动的时间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迈出了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在以后干隐蔽工作的6年当中，我从没有返回过，从没有回到我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不了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这项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务中，我无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经隐蔽起来，就着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辆汽车，一份银行帐号——都是普普通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通过局里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义自己动手办理，不牵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办理一切事务，不想通过联络特工办理，因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是一项联邦调查局行动计划。你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有人涉及到别人的档案，或者有人漏了嘴，会说出了一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与目标所指的买卖贼赃的集团打交道时，有可能会碰到歹徒同伙，任何泄露风声的情况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干的事我都是自己亲自干，正如搞调查的人要亲临现场一样。 　　我们为多尼·布拉斯柯创造了一些相关条件。我们登记了几个“查询”电话，就是人们可以向我询问情况的平常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我的工作单位号码。我是艾司汽车公司的经理；另一个是我居住区的建筑经理。回答询问的只有我的督学员或我的同伙特工，有时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辆适合我身份的汽车，一辆黄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在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戴珠宝，也不讲究时髦的衣服。但干这项工作，我要穿得好一点，戴上戒指和金链，穿便眼。在预算中，这些都是一次性开销，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要求开活期存款帐户。我填了单子，单子上的先前业务那一栏我没有填写。职员认真看了我填的单子。 　　“先前银行业务一栏怎么没填？”他问。 　　“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说。 　　“因为我们要核实一下你的签名。”他说。 　　“我先前没有开银行帐户。” 　　“啊，我们需要有那一栏的内容才开帐户。” 　　当你不是按常规办事的时候，这就是对社会短暂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还挺像个样子，手里有1，000美元现金，要在银行开个帐户，因为没有先前的银行业务，就办不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不过我不想争辩了，因为那个家伙已经乘了我的不备。 　　我说了一声“非常感谢！”就起身走了。 　　街对面有家化工银行支行，我决定到那儿试一试。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银行的职员以同样的问题责难我时，我该怎么回答。 　　我走了进去，填好了单子。那家伙问道：“过去两年你在哪儿有银行业务？” 　　“过去两年我没有办过银行业务。”我回答。 　　他说：“这样我恐怕不能为你开户。” 　　“你这是歧视我。”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没有任何东西与歧视沾上边。他不解地看看我，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对谁都一样。” 　　我说：“我刚刚从牢房出来，在那里待了6年。现在我刑满出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经还清了对社会的债务，有了一份很像样的工作，想在银行开个帐户，做个有体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开一个活期银行帐户。就因为我最近没有银行业务，你就拒绝我。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银行干什么，我要到市政厅去，向民权局申诉，因为我受到了歧视。” 　　他突然神色惊惧——我想，这倒不是因为他担心可能引起的歧视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他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释放的劳改犯。 　　他说：“啊，有些情况我们能够通融。我看，我们能帮你解决。” 　　就这样，我开到了银行帐户。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对于住在哪儿、怎么生活，倒并不过于操心，不过有两点我要考虑：第一，我并不想住到我的目标地区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对高大的楼房里——这两点都是为了我好隐匿。我需要住一个进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报纸，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住处。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约克维尔·塔尔斯大楼里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号是21-G。这幢公寓大楼高市东北部最繁华的住宅区只有几个街区。 　　我喜欢这儿的位置，而且这儿还有地下停车库，房租也不是太贵——每月491.6美元。室内有大客厅，24小时有门卫保安，还有人为客户收发服务。 　　我租的家具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购买了床单、毛巾、浴帘。我还从自己家里带了一些坛坛罐罐，放置在碗柜橱里。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她打电话时，说不定寓所里有坏人，说不定我的电话有坏家伙偷听。我对妻子说，我用的还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尽可能给她打电话回家。我没有告诉她：我可能要打进黑手党。我这么做或许有点自私，但这是我的工作。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宝的夜盗，我已经准备行动了。
　　------------------　　第四章　初试锋芒
　　我们搞到了一份地名单，都是买卖贼赃那帮家伙经常出没的地方。眼下的工作谈不上休息日，全周都得忙，去酒吧、上旅馆、进俱乐部。这些目标区并不一定都是“匪党”的接头地点。这帮匪党有时候全包或部分包下了这些夜总会和旅馆。这些地方往往就是地下歹徒及其同伙喜欢闲逛的场所。 　　我想到这些地方逛一逛，主要在市中心和曼哈顿南部一带。我去喝喝饮料，吃吃饭，不怎么与人谈话，也没有什么行动，只是要在那里露露面，使人们逐步习惯我这个面孔。像洛克菲勒中心①、美国无线电公司②大楼里的虹厅，第三大道的分餐旅店，戏剧区中心四十八街道上的维苏威旅店，五十四街道上的塞西尔夜总会，莱新顿大街的喝彩旅店等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①　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 Chntre）：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间区由14幢大楼组成的建筑群。年间建造。 　　②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跨行业大公司。研究、生产和销售民用、军用及空间用电子产品并提供服务，还通过附属机构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总公司在纽约，主要研究机构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我们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小意大利区的那些地方，因为我去那儿太招人显眼。你在那一带闲逛，不可能不认识人。你要么是旅游者，要么是遇到某种麻烦。我暂时还不想同谁打交道，也不想同什么人聊天。我认识的买卖贼赃的党徒是和他们称之为“市民”的人混在一起，老百姓和他们没有联系。我到某个酒吧去几次以后，如果招待渐渐熟悉我，我就同他打一声招呼。重要的是只要让人家看到你，而不是有什么企图；只要让人注意到你，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不是偶尔来这里的顾客。 　　我不想炫耀我有多少钱，因为那样就表明你要么是警察，要么是个施主。一个施主很容易受骗上当。一个警察在有意搞非法买卖时，炫耀金钱可能是他的典型行为，引诱人把赃物即偷盗的东西拿出来交易，从而达到搜查的目的。街道的居民如果不想惹人注目，他不会到处丢钱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此人为什么要招人耳目？我不想在这方面引人注意。正确的做法是，你不要进去大手大脚地花钱，不要显富，别想着要攀人聊天，因为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 　　你执行这样的任务要步步小心谨慎，不仅要避免人家的嫌疑，而且在你离开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使人觉得你清白．可以信任。你根本想不到你的行为中哪一部分会成为日后人家检查你的历史记载。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你的胃口并不大，你的鼻子并不长，不想管别人的闲事。你一定要耐心，因为你无法料到随时会出什么事。我基本上想保持自己的个性，做到有节制。我感到，我想物色的人中，到时候会有人和我搭话的。 　　我首先常去的地方当中，有一处是卡迈罗旅店，是个很舒服的旅店，地点在约克大街的1638号，位于八十六街道和东河一带。这地方离我刚住进去的寓所不远，我也想找到一个在我居住地附近的地方歇歇脚，吃点晚餐或喝点饮料。这儿并不是我们目标地点的主要场所，但我们了解，有党徒一类的人常在这儿出没。我们的情报表明：这家旅店为乔伊和卡玛因·西托所经营，他们都是法特·托尼·萨莱诺领导下的吉诺维斯罪恶家族的成员。 　　我在这些地方闲荡，溜达了好几个星期。时间过得很无聊。我很少喝酒，不抽烟。在执行这个任务以前，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干过酒吧招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工作。整夜待在酒吧里，观察人家喝酒，听醉汉聊天。我干那种工作干了好几个星期，晚上待在酒吧里，开始可能喝点苏格兰威士忌，后来就拌苏打了。 　　有时候我看到了我们目标中的人。我认识他们是我在准备阶段见过他们的照片。但是，我从来不想找机会和他们搭话。如果问酒吧招待员“那人是谁？那人是不是某某？”是不明智的做法。我想让人家把我看成是不太喜欢问这问那的人，对什么事没有太多好奇心的人。我们追逐的那帮匪徒，你很难闯入进去。一步弄错，哪怕是稍微有点不对头的地方，就会使他们逃避你。我在吃饭或喝饮料的时候，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总是很感兴趣。我总是注意观察，细心听，默默记在心里，而且设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毫不在意周围有什么人。 　　整个10月份和11月份，我就这么进进出出，观察着，倾听着，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这段日子虽然常常令人心烦，但还没有令人沮丧。我知道工作要费时间。这样的工作非常敏感，你要用策略打进去。对于像这样的行动，你不能贸然跨进去着手打交道。与匪徒有联系的人对于他们不认识或没有别人担保的人是不肯交往的。因此，在开始两三个月里，我要打好初步的基础，让自已被人了解，或者有别人来为我担保。 　　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在整个行动的6年时间里——我对自己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做过记录。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盘问检查——可能有人会查出我来，是警察或是恶棍来查我。因此，我从来不在寓所里或自己身上留下任何套住自己的罪证。每隔几天，根据形势缓急，我要把发生的情况，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向我的联络特工汇报。 　　卡迈罗旅店里有一种活动是十五子棋。人们在酒吧里玩十五子棋。我注意到当地里弄的人常常到旅店闲逛，吃饭以后就坐在酒吧里玩十五子棋。在周围一带溜达的党徒也有参与的。他们的赌注很大——大到一局输赢1，000美元。我要打进去，让他们了解自己，和顾客们能聊聊天，这似乎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不过我还不会十五子棋。我买了一本书，认真学了学。另一名隐蔽特工，其隐蔽名叫查克，对十五子棋很内行。查克有音乐界方面的行动任务。他是我的朋友，常常到我寓所来，我也到他那儿去，他肯教我十五子棋。我们常一起玩，为的是我能玩得自在。 　　到后来，我认为自己也完全能上场了，就决定到酒吧里赌一回。 　　这时已接近圣诞节了，那一带呈现出一种节日的气氛。这样的时间新凑近一个赌徒似乎也合时宜。这天晚上，酒吧里有两处棋盘同时进行。我观察了一会，看看哪个盘子上的赌徒技艺弱一些。你一旦上阵就想要向胜者挑战，我就选择那副棋盘向胜者挑战。 　　我第一次下注是100美元。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我没有许多钱去赌。我赢了第一局，输了第二局。那天晚上结束时我没输没赢。 　　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有了起色。我和人们熟悉了，周围的人第一次称呼我为“多恩”①。现在我可以坐下来和人们闲谈。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正在进行的赌局。 　　 　　①　多恩（Don）：作者的隐名是Donnie Brasco（多尼·布拉斯柯），其中Donnie简称Don。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退出了十五子棋的赌场。我的钱有点吃紧。我赌了两局，每局赌注都是500美元。先输一局，后赢一局。我的帐户上当时只有大概250美元到300美元作为每周的费用，一切都包括在内。我要赌下去就不能不向局里的记帐员作些解释。实在不值得，跟那些非驴非马的匪徒一起赌十五子棋。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学会十五子棋所起的作用。我认识了一些人，至少在我进酒吧的时候会有人招呼我：“喂，多恩，手气怎么样？” 　　我已经不再是人们陌生的面孔了。我还和酒吧招待员玛蒂交上了朋友。玛蒂不是那种党徒，但是很随和，了解周围发生的情况。到了12月底和1977年1月初，我和他已混得很熟。我们的谈话逐渐多了起来。他问我是不是就住在附近，因为我常到酒吧去。我对他说，我就住在附近，在三号大道上的九十一街道。 　　“你是这儿一带人吗？”他问我。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年，”我对他说，“最近我在迈阿密和加利弗尼亚一带待的时间很多。几个月以前，我刚从迈阿密那里到了这儿。” 　　“你干什么工作？”他问。 　　对这一类的问题，你不要直接回答。 　　“啊，是这样，目前倒没干什么。你看，闲着呢，也在观望……”就这么带哄带骗一点儿和他应付。我说：“我基本上是哪里活儿挣钱快就干什么。” 　　他有个女朋友，常常在快要下班的时候进来。等下班以后，他们就欢蹦欢跳到市里玩去了。有几次他问我是不是也想去，我表示感谢，但拒绝了。我不想使他以为我急着要交朋友。 　　不仅如此，我不想让他以及这里任何其他人以为，我身边就没有人。因此，我有时也带个女性——是在我寓所街道对面的酒吧里或类似的地方认识的——一起喝几杯饮料或吃顿饭。有时候，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也和我一起喝点什么。你不能老是一个人进进出出，因为那样会使人以为你要么是个苦工，要么是个警察。你的伙伴要有变化，这样才好些。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老是那么个伙伴，还以为你们在一起要干什么。看上去要随和些，绝不要让周围的人对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玛蒂的女朋友有个叫帕特妮西娅的，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和在那里出没的一个党徒一起外出为伴。那党徒叫尼基，是个赌注登记经纪人。有几次她来到酒吧，尼基不在那儿，而我在。她就坐下来和我聊天。一开始，谈话很随意。后来我看出她在向我做一点姿态，我不得不防范。我是个局外人，不能越轨。我感到最糟糕的事是要向一个党徒的女朋友显示出某种姿态，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允许那么做。我要是在这方面犯错误，我辛辛苦苦费了几个月时间打入这儿算是毁于一旦。 　　有天晚上，这个帕特妮西娅问我可愿意同她一起吃饭。她说：“尼基不会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找个很快活的地方。” 　　“谢谢，”我说，“我不这么想。今天晚上不行。” 　　后来，我把酒吧招待玛蒂抓到一边来，说：“喂，玛蒂，我希望你了解，我和帕特妮西娅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我知道她是尼基的女朋友，但是我也不想抹任何人的面子。” 　　玛蒂说：“我明白，我一直都看到了你是在怎么样对待自己。” 　　因此，我在人品上筑起了另外一道壁垒。酒吧招待明白了，我懂得和党徒打交道的规矩。没有生活阅历或没有同党徒接触过的人受到这样一个女郎的邀请，大多有可能正中下怀。他们心里想，管他呢，反正是她在引诱你，准没问题。可是，党徒有严格的规矩，你可别糊涂。我的意思是，严格的规矩。 　　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后，玛蒂过来对我说：“嘿，多恩，我正要告诉你，帕特妮西娅和尼基已经崩了。因此，你要想带她出去喝点什么或别的什么，无拘束了。” 　　我说：“谢谢，可是我真的不想出去寻找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他说：“今晚下班以后，我们要到虹厅去，我们一道去吧，把她带着。” 　　我们四个人去了虹厅，大家玩得很愉快。这以后，我出去还碰到他好几次。我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他开始把我介绍给常去卡迈罗旅店的其他伙伴，其中也有混蛋党徒。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什么交道，没有瓜葛。不过，我进去时他们至少和我打打招呼。我开始有了“家庭基地”，一旦有人要搜查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认识我。 　　这地方我还可以给别人传个消息，别人也可以给我传个信。我对玛蒂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你就对他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就到这儿来。有时候，我自己打电话来找我自己，玛蒂等我来的时候就把信息告诉了我。因此，我在这儿交了一些朋友，有一些打交道的人。 　　重要的是，初到这儿不要忙着要和某个特别的人搭上，不要急于立即着手行动。首先要经常露面，要有个可靠的后备力量。我要是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说，“我在那地方前前后后待了四五个月。”他们就能够证实。常常到那一带的伙计就会说：“是啊，多恩·布拉斯何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堂堂正正，从来不惹我们什么麻烦。”你就这样逐渐树立自己为人的形象，干事情不能太急，一口一次不可能咬得太多，重大步骤、大好机会有时候会突然来临。要等待来日。 　　到后来，我终于决定对酒吧招待玛蒂采取行动。一个隐蔽警察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他的典型做法是要从你那儿买点什么。警察总是买，从来不卖。我现在要卖。因此，我带了一些珠宝：几只钻石戒指和贵重宝石，还有几块男女手表。 　　等到酒吧里没有他人的时候，我就把小袋子解开，把珠宝拿给他看。 　　“这些东西如果你肯保管几天，”我说，“可以设法脱手卖掉。” 　　“什么价？”他问。 　　“我总共要2，500美元。多余的给你。” 　　他没有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偷的。他不需要问，因为彼此心照不宣。在我最近和他的交谈中，我已经给他有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合法的正当职业。这是明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话越少越好。实际上，这些东西自然来自联邦调查局，是我们在搜查中没收下来，严格用于这一类的工作当中。 　　他收下了这些东西，保留了三四天。后来在一天晚上对我说，“多恩，有人想要。不过达不到你开的价。” 　　我不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呢，还是别的什么用意。你永远也别指望，别人会信任你。我本可以这样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