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的十年？_中国时势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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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的十年？
一篇好文章与众吧友分享
创维OLED-S9D
红色中国一开始就陷入乌托邦之困，困于一个人口大国的治理手段短缺。一批造反者荷枪实弹闯进了京城，面对满目疮痍的一个烂摊子，要在紧急状态下迅速实现强国，需要超强的管理和异乎寻常的社会动员力。但把所有的工具摆上桌面，就不难发现宗法缺位（族权废止），宗教缺位（神权几乎废止），而更重要、更普遍、更难办的则是金钱缺位。所谓资源匮乏，说白了就是缺钱，常处于左右支绌兜不住的困境。同步到来的条件是全球让钱的名声可疑；集权制度传统让钱的效能退减……诸多因素在此叠加，“物质刺激”就只能是一条残腿，进入战略设计的概率实在太小。奖金、、地权、、版税、、、专利费、财产私有制等这些正常国家行之有效的手段，统统不合用和无法用。连当时的和法院判案也几无一说，一大原因是：必需品分配仅能“保基本”，让大家都罚无可罚。也许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时桌面上所剩的工具只剩下权力，或者说政治。这个国家只能比一般国家更多借助和依靠权力。政治的微笑化、鼓掌化、皆大欢喜化已不可持续。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几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品，是针对任何不服从者的唯一可剥夺物，相当于唯一的社会操控杠杆。
很多人把“文之革”看成非理性的变态狂，一个大疯子领着几亿小疯子胡闹，却是一种最为懒惰的解释。他们把历史变成一堆精神病案例，可毫不费力地打发一切，却不会给增加任何智慧。这些人似乎理解利益：比如能理解奸商的掺杂使假，理解传销团体的口号震天，理解毒贩子的铤而走险，理解豪门内争夺遗产的阴谋与暗杀……却不能理解“文之革”。道理很简单：他们觉得逐利很正常，利益最大化是人之常情，哪怕有些人做得出格，也属于常人的一时迷糊——但“文之革”不是这样。-------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不做一言堂，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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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也理解信仰：比如能理解教门里的斋戒和苦行，理解功德心之下不惜倾家荡产的周穷恤匮，理解信众们的香火钱或“赎罪券”，理解卫道护法的大军征讨，理解教派冲突时的自焚殉教和人肉炸弹……却不能理解“文革”。道理也很简单：他们觉得灵修和拜神很正常，神学是对世俗生存的救赎，如果有些人行止过于极端，也属于常人的偶然出轨——但“文之革”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文之革”中大多数纷乱既与利益无关（不涉及工资和利润），也与信仰无关（有拆庙毁寺的宗教之难），因此只可能是一堆精神病案例，超出了常识理解的边界。见过傻的，哪见过那样傻的？他们恰恰忘了，攀比与竞争是人性基本面之一。当人们的利益被一种平等分配体制锁定，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财产私有制取消后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夸富和，新的“利益”便登场了，或说开始凸显——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不过是新的面包，隐秘的利润和股权，同样能引起斤斤计较。当唯物主义者们挟“上帝死了”的时代大势，在高歌猛进的科学潮流下唾弃宗教，那也不过是关闭另一扇求富之门——天堂，地狱、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之类，作为宗教所许诺的彼岸奖罚，相当于面包的期权，亡灵的保险受益资格。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生前与死后的利益都不容异动，那么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换句话说，唯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构成市场流动性，势必被公众趋之若鹜。天下熙熙，皆为政治来；天下攘攘，皆为政治往。“文之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难以理解？-------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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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逐利，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逐利。如果说利益最大化，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权益可兑换成实惠前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把这一些再寻常和再务实不过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疯子？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逐利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惊小怪，然后对自己的逐利业绩倒是津津乐道？这事其实早已不算新鲜。法国学者鲍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已敏感到非物态的利益。比如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他认为所谓“现代”是以工业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时代，而所谓“”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时代。在后一种处境里，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物品”“符号化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消费”[
见鲍德利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另一个法国学者（Pierre Bourdieu）没走得这么远，仍对物质和经济保持足够重视，不曾把马克思学说讥为“时代”的“”（鲍德利亚语），但也对“文化权力”和“符号资本”备加关切[
见布尔迪厄《关于电视》，，2000年；《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1997年。]。他们的思想焦点从物质移向精神，从实体移向符号，从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从使用价值移向意义价值。这当然较容易解释当下的媒体社会，解释名牌汽车、名牌衬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饼一类现象，解释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不要最对的，偏要最贵的”。家住你隔壁的那哥们，花1000元买下一盒月饼，较之于20元一盒的月饼，吃起来差不多，似乎买得很亏，但他大举砸钱买下一堆精美包装所带来的体面感、愉悦感、阶层认同感等，可能“比现实更现实”（鲍德利亚语），比利益更像利益——据说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新法则，被传统学界忽略。非物态利益并非专利，与经济发达和物质剩余并不构成唯一关联。在物质短缺的年月，中的与王胡早就开始计较面子，计较一个咬虱子的响亮度，为此一决高下大打出手[
见鲁迅小说载小说集，，2006年。]。肥大虱子所引起的荣耀之争，一场穷光蛋之间展开的心理侵占和精神屠杀，在这里也是“比现实更现实”。在利益冻结的时代，因种种特定条件，“文之革”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的大产地、大卖场、大股市——别无选择的民众心理需求悉数汇集于此，犹如过量的现金流入市，推动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啸的追涨杀跌，使各种政治符号的价位不断飚升。这些符号若虚若实，不像物质财富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算计，让经济学家们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积分，但它们构成了当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样是可以占有的，流转的，储备的，剥夺的，对冲的，炒作的，分配的，垄断的，继承的，价位波动的……一个人只要稍有想象力，几乎可把经济学的全部用语抡上来，用于这个符号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得出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当隐喻。
这些甚至不是隐喻，不过是实说，只是我们的一条舌头被语言旧习切削，在经济用语之外显得词汇太少。一条就是这样的符号。当年有的小学生为了得到它，不仅抢先擦黑板和擦窗台，放学途中还眼珠贼溜瘤地转，太想捡到一个硬币甚至一个钱包，去交给老师以示自己高尚无私——我就有过这样的勾当。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去老师那里揭发同伴的劣迹，包括偷摘桃子、街头打架、往女同学的抽屉里撒尿，一心竖立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自我形象——我的一位发小就是这样成功的。-------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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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在防空演习中拽住一个小同学，硬要对方趴下，见对方不配合，便一脚将其踢翻在地，自己再重重地压上去，压出了身板下一阵哇哇大哭——他觉得电影中的英雄掩护战友就是这动作，自己万万不可放过勇敢一下的机会。还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常去公园、广场、街头巷尾侦察巡逻，看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是否在提包里暗藏了发报机——他们觉得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特务一定鬼鬼祟祟，一定长得歪瓜裂枣，时不时向同伙打暗号，最终不可能逃脱自己的火眼金睛。他必须为革之命一鸣惊人，让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刮目相看。……-------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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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孩子们可能十分困惑：不至于吧？一条，一个加入的资格，又不是什么智能手机或高考加分，怎么就让那些家伙中了邪？一旦时过境迁，当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标准，有了其它领域里的竞比，比方看谁的滑轮鞋更时尚，看谁的摇滚唱得更酷，更谁的电子游戏装备更多，看谁的全家出国旅游更High……一条红领巾当然大大失重。谁要是为它焦虑不堪，肯定被同学们觉得脑子进水。谁的父母要是抓肝抓肺地逼儿子写上几十份入队申请，肯定被其他学生家长笑晕。不过，这个道理的另一面恰恰是：正因为缺失滑轮鞋、摇滚乐、游戏装备以及出国旅游，红领巾才会成为校园里最重要的符号，最重要的人生增值，在生活中的相对权重大大增加，在感受中的突然放大——那些小屁孩，即便没怎么“”，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挖空心思千辛万苦。-------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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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在这里，他们通常会采用两种竞争方式：一，奉献型竞争，如表现自己的无私（拾金不昧），释放自己的勇敢（义救战友），如此等等。二，攻击型竞争，不是针对自己的伙伴（揭发劣迹），就是针对幻觉中的敌人（搜捕特务），如此等等。奉献与攻击其实是同一种竞争，用力方向不同而已，分别指向价值标尺的两端，即自我成圣和外在擒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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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圣徒化 奉献型竞争的结果，是全民“圣徒化”。“圣徒”一词在这里也许不大合适，因为真正的圣者习惯于“自我立法”（康德语），，替天行道，无须参与什么竞争，更不会在意他人的脸色。中国人所熟悉的大概就是这样。这位大少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即当时少见的大宅豪户，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他从求学归来，从自家开始革命，亲自把田契分送给佃户，见对方不敢要，便把他们召集起来，当众烧掉所有田契，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从那一天起，他戴上竹笠，光着脚板，带着旱烟袋，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不久便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显然，他走向革命并最终就义刑场，既不是求现世的衣食，也不是求来世的福报，与任何利益没关系。
如果说造反常有贫困逼迫的利益动机，苦行常有上帝补偿的宗教背景，那么20世纪一批出身于豪门的无神论者，奋发蹈厉，救国救民，堪称人类精神史上一大奇迹，表现出人格最可能的纯度与高度。邓稼先也是一例。身为北大教授之子，他在美国拿到核物理博士后一周之内便匆匆回国，一头扎进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他与杨振宁是老乡、发小以及专业同行。较之于后者在美国的优越生活，还有一份诺贝尔奖的殊荣，他默默工作在戈壁滩上，过了八年啃窝头吞咸菜的单身汉日子，身受核能射线伤害，谈不上什么世界量级的理论建树，当然是亏大了。只是二十多年后杨振宁访华，问及中国的原子弹成功是否有外国人参与其中，他一时不便回答，直到对方在上海即将登机回国，才托人捎去一张纸条，竟让对方泪流满面。其实，那张纸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你所知道的这一切全系 “国产”。
诺贝尔奖得主的泪水至今是谜。他揪住纸条时的泪奔，是哭老同学的一生清贫一生沉寂一路坎坷，还是哭自己至尊至荣却永远错失了一个机会，还是哭舷窗外那一片正在下沉的熟悉山河突然模糊难辨？百年中国充满了太多泪水，布满了彭湃、邓稼先这样的精神之星，提供了一个古老民族成功自救的闪闪注解。但理想与信念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借用前人“君子”之说，“真君子”以外不乏“仿君子”，还有“假君子”，如同星星之外有光晕，有黑暗，构成了更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一位罗姓插友，因略通平仄便自叹诗才埋没，中年以后总是抱怨当年：他在一个小山村当民办老师，负责四个年级共十几个孩子，又当老师又当保姆还得种菜喂猪，那算是人过的日子？他砍柴时被蚊虫叮咬得满头是包，挑水时滑到水塘里差一点淹死，有一次在卧房里还踩到蛇，遇到哪个孩子内急，裤绳打成了死结，他解绳结解出了自己一头老汗，直到对方最终哗啦一声拉在裤裆里……一位诗人的青春年华就抛掷在这种臭烘烘的气味中。从他的抱怨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愿那样做。如果他那样做过，真真切切那样做过，不是什么理想和信念作祟，不过是被奖状一类政治符号逼的——何况这些符号可能兑换成今后的某些实惠，比如招工回城。据实而言，他只是被一场圣徒化运动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每有一份奉献，心头便暗积一份委屈；做出的业绩越多，委屈感就越强；直至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心理势能，最终像堰塞湖一样溃坝，滔滔抱怨一泻而出。“我那时候蠢得像一头猪呵！”他眼下不能不这样大骂。
不能不这样大骂。但那时的他又能怎么样？人家老太太都在大雪天里光着膀子出工，人家铁姑娘不找到矿苗就决不结婚，人家知青伙伴为救一头猪仔毫不迟疑地往粪池里跳……他没法不随波逐流，终于做成了一个陌生的自己。与他的情况相似，在通向“文之革”的岁月里，理想和信念喷薄而出，中国有千万个王进喜在餐风宿露之地奋斗，千万个焦裕禄在凄风苦雨之时拼争，千万个雷锋叔叔在街头扫地推车扶老携幼——我的同辈人哪个没这样争先恐后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热潮席卷全国，人们看上去都是“颗颗红心向北京”，都是“为共禅主义奋斗终生”。特别是一些党团员，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的天职就是充当圣战死士，奋勇当先，指哪打哪，决战决胜，“一辈子吃下两辈子的苦”，成为激励民众的行为示范。但潜在抱怨者肯定不是少数。他们也奉献了，不过是被动员会、表彰会、总结会、现场会、报告会、讲用会一类轰上阵的。一句流行语是：“国民 党税多，共产
党会多。-------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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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者缺失了“税”一类经济手段，“会”就成为工具替代，成了权力运作的主要舞台，社会各方心力交集的高压区。哪怕是一个闲会，一堆车轱辘话磨牙齿，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坐席排序已是等级的高清显影，口气和表情已是权力的现场升压，其实还是颇有内容的。在旗帜、会标、口号、齐唱、领袖画像所组成的严重气氛下，革命潮流气场强大，声势逼人。一次点名批评，一些受奖名单的宣布，更不说当场生效的提拔或罢免，都构成了政治权益的动态性再分配。哪怕是台上人的一个脸色，也能播下小情绪和微感觉，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盈亏，接下来的被孤立感、被排斥感、被歧视感、被压抑感将如何增减。-------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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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曾有“现实扭曲力场”一词，发现精神、氛围、愿景、领袖魅力可引爆生产力的奇迹[ “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是苹果公司内部在1981年创造的新词，用于描述靠精神力量打造现实奇迹。]。如果他见证过“精神原子弹”（毛泽东语）在中国的巨大冲击波，恐怕会更多几分惊讶。还需要什么物质刺激的解决方案吗？一时间，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英模效应热遍全国，连酒鬼、泼妇、小偷、懒汉、烂崽都汇入了“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句）的道德满堂红，在思想改造的速成班毕业。1949年后的生产热潮、学习热潮、节约热潮、技术发明热潮、技能竞赛热潮、水利建设热潮、捐金献玉买飞机的热潮、抗美战场上杀敌立功的热潮、打苍蝇灭老鼠的文明卫生热潮……都是在没有奖金和股权的情况下实现的。有时拿一条毛巾或一个搪瓷杯作为奖品，就算是重奖了。上一次红榜，就相当于董事会派送干股了。劳动成了个人或团体的擂台赛，于是充满体育竞比的乐趣。贫困被更名为“朴素”和“磨练”，也成了骄人的心理资本。大会小会之下，民风改观，民气高涨，民心亢奋，圣徒化看上去已成为人民主权实现的标准风格和必然气象，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无限活力。万千国民都以义工或半义工的方式投入新时代，以殉道或准殉道的风格改天换地，岂止是“现实扭曲”，完全是现实魔变。连我的那位罗同学也响当当地混上了“优秀教师”，把村里的娃娃一个不少送上了知识之途。他未必知道，正是像他样的乡村教师，大大降低了全国的文盲率，成为中国日后变身为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条件——多年后的一天，一位外商对我说：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不到中国的一半，印度和孟加拉的价格更低，但他决定把工厂办在中国，第一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打工群体的能读会算，综合素质较高。
我把这事说给罗同学听时，他眼里一片疑惑。他不觉得自己与那些外商有什么关系，与眼下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如果听懂了，明白军功章也有他的一小半，他倒可能更加愤怒：“鬼佬发财，能给我一毛？”-------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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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隐秘的故事就这样发生，甚至不为千万当事人所觉——无论这些人是高纯度的君子，还是跟潮者或胁从者等低纯度多数。据国际学界普遍接受的麦迪森（Maddison）数据，以实际购买力的标尺换算，195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美元，低于同年印度的619美元。但这个数据到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前的1978年已达978国际元，超过印度的965国际元[
出自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载《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麦迪森后来还认为，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官方数据前偏低后偏高，若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应向上修正26.7％[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
by 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即反超印度的幅度更大。另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中国的识字率至20世纪末已超90%，而印度的文盲率仍接近40%。1962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反超印度，至1978年已约高于印度10年[
转引自2009年第5期《亚太研究》杂志。]。由汽车、喷气式飞机、万吨轮、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组成的初步工业化体系，不仅使中印两国拉开较大差距，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里，也不失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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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解释蚊隔时期在现代看来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产生的成因吗？　　　　　～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 来自中国时势吧欢迎关注谢谢
“文之革”结束前的近三十年经济发展是急就章，粗线条风格，其中景和远景的效果不错，一到微距镜头下便问题如涌，少不了用风箱拉出来的土产铁锭，用锤子敲出来的杂牌汽车，用算盘扒拉出来的导弹轨迹参数。但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的短处是民意上达难，长处是社会动员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倒是不时得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穷人版和冷战版的强国方案，一直使西方主流学界困惑和惊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后欢呼“历史的终结”，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却认为：“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
引自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比发展粗线条更为触目的，如果置于高倍数放大镜下，当显现为一种群体心理的异化。但人们对此倒是很少注意。似乎是印证“利弊相生”的老话，这种异化不过是全民圣徒化的B面，热浪下的暗流。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加剧全国性紧张，看似低成本/高效能的政治杠杆出现高烈度效应，撕开了一道道社会裂痕。竞胜者们上红榜，戴红花，去北京观礼，与之相反的是罚站、罚跪、游街、上漫画、挂黑牌、学驴叫、挨耳光、剃光头、脱衣挨冻、降工资、丢公职、劳动改造、遣送回乡、被拘下狱……常常成为“插白旗”或“划右派”“划右倾”的具体落实形式，成为惩戒的各种新招。此时的荣誉分配，实际上已成权力分配，甚至权利分配——与各种物质利益开始挂钩。换句话说，如果说此前的奉献型竞争大体上源于某种精神动员，由志士英模一类提供引领，那么此后便更多出于强权威逼，不但“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羞辱和迫害足以令人惊恐
事情正在一步步起变化。有利益就有投资。有暴利就有投机。投机无非是向前多走了半步，滑入了投资的脱轨。一个政治股市的全面沸腾必然诱导大批投机者建仓做多，股价一路拉抬疯涨，与真实价值严重背离。假君子本是生活中潜在的大数，本就鼻子最灵，一旦嗅出新的影子利益所在，拍胸脯、放豪言、大张旗鼓的调门便没法不火爆，说假话越来越吃得开。你的指标高，我的指标更高；你的口号响，我的口号更响；你的业绩感人，我的业绩更感人……这种奉献的口水化往往使真君子相形见绌，甚至成为彭的怀那样的破产户，蒙受“保守”“右倾”“右派”“反党”等各种恶名。
很多暴动者在革命后尚缺乏足够的知识技能，更未转型为专业经理，甚至不知专业经理为何物，于是更容易在效忠上下注，使经济活动全面政治化。这正是“大跃进”最大的风险。心存战争年代捷报频传的回忆，毛泽东当然不缺美国学者沃马克（Brantly Womack）所说的“独断的乐观主义”[
沃马克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两个特点之一”，见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附录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以至他1956年就大胆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目标，其抱负惊世骇俗；后来受苏共赫鲁晓夫“15年内赶超美国”的刺激，把不久前“50到60年”的时间表大大提前，锐减为“2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引自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76年。]，一心轰油门，截弯道，过载超车，尽早把美英列强甩到后面去，一吐民族图强的心中恶气。他批判以周恩来、 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无不出于这种急于求成之心。但毛泽东从来都是乐观主义者，为何偏偏失手在这里？一些党史专家说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不熟悉经济规律”[
引自《中国共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出版社，2011年。]，没怎么挠到痒处。一介书生变身为常胜的三军统帅，变身为统战高手和舆论大师，其看家本领就是边干边学，以实践为师，为何反被和平时期的炼钢和种粮难住了？炼钢与种粮，不是什么高科技，不会比打仗更难学。这事很多人都干过，几百年甚至千多年前就干过，在不用躲炸弹、不用吃野菜、要人力有人力、要时间有时间的情况下反而干不好了，相关经验高深莫测，有点说不过去。还有些党史专家把事情归因于他“出国太少”，不像周恩来、邓小平那样容易“接受现代化的新观念”[
见金冲及文《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载《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3期。]，更是经不起推敲的市井之议。邓小平在法国喝过洋水，但他后来问：“‘大月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钱学森，一个双料博士，一个旅美教授，国外的见识要多少有多少，后来同样公开撰文对“亩产万斤”的粮食乌龙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
见日《人民日报》上钱学森文，言及光合作用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客观上未能阻止人们的冒进。
事实上，正如一些人注意到的，相对于不少同事，毛泽东学习经济没少下功夫，曾密集求教于有关专家，对苏俄教训殚精竭虑，在大江南北的视察日夜兼程。同是相对于不少同事，他很多时候还相当审慎。当河南省委第一个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他提笔加了两个字，把后半句改为“基本改变面貌”，提倡留有余地。接下来，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在同年的武昌会议，他都表示要“反左”，强调“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他重提“价值规律”，疾呼“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客观上阻击了高征购），其观点被很多与会者疑惑甚至抵触；在1960年，他亲自起草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严厉批评“共产风”；在同年12月的北京会议，他指出“天灾”以外有“人祸”，让很多听众吃了一惊；在1962年的北京“七千人大会”，他更是部署全国经济工作的向右调整[
以上见王任重日记、薄一波回忆等，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要命的是，他一次次警惕浮夸，却把最大的浮夸放过了；一次次提倡调查，却把最该做的调查忽略了。无论是处理上左而下右，还是处理下左而上右，他始终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假相当成真实，把“群众要搞”“群众发明的”“不能让群众泄气”“保护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同上注。]当作调整底线，却不明白正是这种“积极性”水分极大，是一颗嘀嗒声越来越响的定时炸弹。-------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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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道德上进成了政治拉风。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正是在这里，要说头脑发热，与其说毛泽东热在“建设经验不足”，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对各地、各业、各级的激情秀失察，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他越是求教、问计、视察、调查，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积极性”迷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说主动，是因为他倡导、推动、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说被动，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因此，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最终把他架起来，投入了要命的1960。他后来说：“饿死人，到 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转引自见金冲及文《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载《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3期。]迟到的真相终于引起高层一片震惊，国务院顷刻之间几成救火队，进入紧急状态，总理废寝忘餐抓粮食，每周都要核查各省存粮数、缺粮数及运输计划，连火车车皮都要亲自具体安排。但事情已有些来不及了。全国的浮夸风带来高征购，早把很多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征走，使不少地方哀鸿遍野，乞丐如潮，野菜都挖无可挖，完全不是新闻报道中粮食多得让人发愁的那么回事，不是上报材料中吃肉要广泛动员的那么回事。有些地方官员明知民众缺粮，还打肿脸充胖子，同意向外地调粮，更加剧了灾祸。陈云后来强调：“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显然就是指这一类情形。据官方资料，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千万，1961年又减少348万[
引自《中国人口年鉴》，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后来右翼学者多认为这个数据不实，估计饿死者高达3千万，甚至4.5千万。-------军事时政，热点新闻全面聚焦，有此兴趣的吧友赶快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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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几个千万，至今争议未绝，各种出于估测的数据难于定谳。也许这事对于统计质量的较真有意义，在历史反思中差异并不大。即便取其最低数，一千多万已是整个全球一战的死亡人数，相当于50次唐山大地震，摊到每个大省都接近两次。即使再挤去一些人口统计混乱中可能的误差，仍是惨绝人寰之祸，发生于一个和平时期，难道不让人目瞪口呆？惨祸重罪无法开脱。我身边很多知青的相似经验是，农民们每当被干部组织起来“忆苦”，最常说及的“旧社会”之苦，一是躲债和逃荒，二是日军侵华，三是“大跃进”，总是搞得主持人啼笑皆非。主持人把后一个话题一掐再掐，但诉苦人声泪俱下一次次绕回来，看似稀里糊涂缺心眼，其实是忠直与顽强。据说，正是在这一年的某日，毛泽东在卫兵面前失声痛哭，决定不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直到自己患上水肿病，一年后瘦了十多斤[
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全民警察化李准编剧和鲁韧导演的《李双双》，是“文之革”前流行影片之一。片中的女一号李双双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火辣性格和一张快嘴，最爱“管闲事”，经常同村里的自私落后现象展开斗争，因此屡被丈夫埋怨。丈夫喜旺顾及情面，怕得罪人，遇到妻子在外生事，便不论是非一味软弱，出面向当事的对方赔不是。俩夫妻在一系列纠葛中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分分合合，最终当然是妻子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获全胜，并且揭发和制止了金樵、孙有贪污运输费的劣迹，保卫了集体财产。生产队一片麦浪滚滚的丰收景象里，双双与喜旺也花好月圆，恩爱更深。这一影片广受热捧，家喻户晓，其思想取向成为后来很多文艺作品的母题，催生了《家庭问题》《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热片，显示出此时的政治气温一路推高，监督和批判已深入家庭，深入基层，遍及社会每个角落。一种严肃的政治是非之争，哪怕在夫妻之间也难避免——虽然《李双双》尚处于温和阶段，以男欢女爱落下了甜蜜的句点。
喜旺的人情主义其实来自古老的文化纵深。胆小、圆通、苟且、无原则、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即孔子所痛恶的“乡原（愿），德之贼”[
引自《论语·阳货》，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也。这种农耕定居社会里常见的处世态度，这种熟人社会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万能笑脸，认情不认理的泥水匠工夫，一直构成了国家再造的文化性格缺陷，哪怕在“文之革”结束多年后，也仍是众多“人情票”和“人情案”的酵母，是生成腐败的心理土壤，危及民主与法制。在很多人那里，有时只不过是一两年的同窗之谊，不过是一两次碰杯之欢，就足以使人胆比天大，做假证或做假账比喝水还容易。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只要与自己无关，与自己的亲友无关，再臭的一团狗屎也忍得下。许多知识精英对此不可药救的人情泥潭一直痛心疾首。手机上一个段子说：“中国人可山寨一切，只有民主与法制山寨不了。”对物的山寨当然易，对人的山寨当然难；正如关于物的理科教学易，关于人的文科教学难。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文化习染、知识沉淀、制度烙印、自然禀赋等，任何云计算和大数据也难以确切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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