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广州城历史地理
&&&&步骘建城后3年，后汉亡。吴黄武五年（226），孙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起，至今有1765年（1991年计）了。王范之《交广春秋》称：“汉初，交州刺史治赢■。元封五年（106），移治广信。至是，始移治南海。以其徙自广信，因改交州为广州。此广州之始也”
&&&&（一）晋、南朝广州城的繁荣
&&&&广州城自晋至唐未见扩展。但城市日益繁荣兴盛，人口众多。目前发现晋墓砖文字多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五年（312）辛未，子孙昌，皆侯王”，“癸酉，皆宜价市”晋殷巨《奇布赋》称；“惟泰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余时承同恭备下僚。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即丽，火布尤奇”（《艺文类聚》，卷八十五）晋法显自锡兰返航广州，亦说“常行时五十日便可至广州”（见《法显传》）。饶信梅称：“简文帝时（550），粤人移居新加坡者极多”（《广州贸易发达分析观》，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十三行考》还引张星烺《南洋史记》称：“阿拉伯人在广州已有留居地”。《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称：“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广州自吴孙皓时已科实户口，但人口数未详。据《交广记》称：“西晋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宋书?五行志》称：“（元兴三年十月）逾城放火，壬戌夜，火大起，延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因散溃，城遂陷”。则当印一州人口不少。据《南海志》载，晋代户口为37481户，刘宋降为8574户，人口49157人（全路计）。
&&&&城市的建设虽无扩建。但修城有之。因晋后广州城坚固。《宋书?孙处传》称：“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且在东汉末年以来，已有不少建设，如甘溪，《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称：“昔交州刺史陆允（胤）之所开也”。这条甘溪即是广州城人民饮水主要来源。《三国志?陆胤传》（卷六十一）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即陆允曾凿甘溪引水入城北，并建水塘储水，使广州城有充足淡水水源。
&&&&寺观的建设也是这时期市政建设的项目。尤以城西建寺宇不少。如泰康二年（281）建的王仁寺即为一例。可能为海道入中国最早僧人。后宋西城即以此为界的。成化《广州府志》称：“护国王仁禅寺，在郡西濠街，晋泰康二年梵僧迎摩罗尊者自西竺来始建”。397年一401年罽宾（今克什米尔）昙摩耶舍（即三藏法帅）改虞翻宅为“王同寺”，即今光孝寺。526年建华林寺于西关，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建寺”。事见《旧唐书》。阮元《广东通志》称：“广州人称寺地为西来初地”。537年昙裕奉敕建塔立寺，日宝庄严寺，即今净慧寺。
&&&&还有，坡山是晋代渡口的传说，这里是可信的。晋代广州城南界为清海楼，西南江岸即在坡山。由于坡山脚下今天仍有“仙人脚印”的壶穴地形保存，可证明是当日河边地。西侧岩面还有一浅凹窝，可为旁证。这和岩面上其它凿痕（如小沟等）不同，是天然洪水冲蚀的结果。晋则江岸当在坡山、王仁寺、番山、东较场北一线。
&&&&（二）唐代广州城的繁荣
&&&&唐代广州城亦有维修的记载，如《王勃记》中，即有广州修城壮丽的纪录。黄巢也想当广州节度使。《新唐书?黄巢传》称：“巢又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干琮议‘南海市舶不资，贼得益富，而国用乃屈’”。《新唐书?地理志》载通海夷道也是以广州起点，直达波斯、阿拉伯半岛的。所记“三兰国”或即东非海岸。
&&&&城市建设有浚甘溪通航，城西建有番坊。南汉凿禺山辟新南城，凿兰湖、西湖等建设项日。先说东北城外建设，吴浚甘溪到唐更加开凿。《南海百咏》称：“唐会昌间，节度卢公遂疏导其源，以济舟揖，更饰广厦，为踏青避暑之胜地。伪刘时，复凿山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类。其下流为甘溪、夹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恫、木棉，旁侧平坦大路”。可见东郊已形成一大片郊游览区。
&&&&番坊在城西，建有怀圣寺及光塔，正当南濠东岸，为番舶码头区，有番巷，并有蕃氏管理蕃坊事（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房千里《投荒录》）。
&&&&怀圣寺建于唐贞观元年（628年），流化北约15号仍有回回坟保存，俗名“响坟”，建于贞观三年（630），为葛宛士墓。《明史?西域传》称为“干葛思”。即《闽书?方域志》称：“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中留广州的一位，即《天方正学》中的“旺各师”。按嘉庆七年孟冬（1802）重刻石碑称：“墨底约国（璇按即麦地那）四十位先贤奉至圣穆罕默德差遣，奉送天经，协同苏哈伯?干葛思传教中国，始于唐贞观年间。……原有古碑，年久字蒙，今照原碑刊记”。张星烺也指出《苏莱曼游记》记唐广州有回教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说该记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麕集者，日广府（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这是851年前情况。后60多年，哈散亲记的黄巢之变，亦说明唐代蓄坊之盛。《阿布?赛?哈散记录》称：“事变首领名日班雪（撒按可能指黄巢），攻陷国中无数城市后，以回教纪元264年（即乾符五年，878年）攻陷广府。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皇帝奔至图伯特（璇按即西藏，Tibet）国边境之巴都城（Bamdou&即成都）。后得塔格司格司（Taghazhay，回纥人）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故唐代西城已形成一大片市区，能居住十二万人。按《旧唐书?李勉传》称：“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来年至者四千余”。即平均一天有十一条番舶入口。按《旧唐书》只言“四十余舵”。其实杜甫《送重表侄王冰评使南海诗》称：“番禺领亲贤（指李勉），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指卢奥和宋碌），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即当日珠江海面千艘番舶之多。《新唐书?王锷传》称：“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巩，与商贾杂出于境”。即将舶来品转贩。《唐大和尚东征记》亦称：“江中（指珠江）有婆罗门、波斯、昆仓等舶，不知其数”，下文并说“州城三重”，这都说四十余舵番舶不能使广州如此之富，而各种记录也不只四十余舵的。今试申辩之。
&&&&（三）岁来番舶四千余舵辨
&&&&岑仲勉先生告余，有文证《旧唐书?李勉传》卷一百三十一所称：“来年至者四千余”之误。中华书局且特刊“来年至者四十余”的版本（宋版《新唐书》）。兹试论之。
&&& 1.&广州人口蕃人可达12万，汉人当更多。总计开元时（713一741）户64250，元和时（806—820）为74099户。即人口至少达30万。流动人口，张星烺估计80余万（以每船200人计，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204页，中华书局版，1977），而当时税收，据《旧唐书?王锷传》（卷一百五十一）称：“所得与两税（璇按指地税、户口税）相埒”。如岁来40余舵，怎能相当全广州地税和户税？
&&& 2.&海舶收人，左右国家财政开支。《新唐书?黄巢传》（卷二百二十五）称：“巢又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干琼议：南海市舶利不资，贼得益富，而国用乃屈。”具体收入，邓端本《广州港史》引苏莱曼《东游记》称：“以吾度之，每届舶期，则广府金库，当日进五万典拿”，并引《新民丛报》1905年15号《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注称阿拉伯一典拿约当清末白银三两。故高峰期收入很大（15万两白银）。显非40舵番舶能抽取。因为按《东游记》记当日关税只是“官吏征百分之三十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见《中西交掀史料汇编，第二册201页，中华书局，1977）按珠江河面已有“海胡舶千艘”的诗句，而《唐大和尚东征记》记天宝九年（750）自琼北归过广州时见“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于国、大食国、滑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监执六纛，一纛领一军，威严不异天子”。广州当日珠江番舶当不止40余舵。按4000余舵计，日进船20只（以南风季节计），也符合珠江番舶“不知其数”一语。
&&& 3.&从唐代有番坊、有扶胥外港等小坊镇产生也不能只靠年来40余舵番舶的供应而产生。因每月平均进船7只（只南风期计），不需立扶胥镇及蕃坊。故盛唐之际，外舶来广州最多，夏季风期入港船只当不只此数。但由于事隔一年，进口船多达一百倍，这种突增也至足为后人所疑也，40余舵不可信。
&&&&（四）“州城三重”和解释
&&&&《唐大和尚东征记）中所称的“州城三重”的解释，徐俊鸣主张是唐代的主城，即子城和东面古越城及西门外番坊。他给作者信中（日）：“即以广府城为一，文溪以东的古越城东半残垒为一，其他一可能是蕃坊，因《天下郡国利病书》有‘（番人）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的话”。按此文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按古越城是残破败垒，与“州城三重”雄姿，似不相称。蕃坊石城规模不大。但如自蕃坊东行，确是横贯三城的。称为“州城三重”亦无不可。作者则以为南城、子城及官城三重，似更雄壮，即自珠江岸上陆，穿过南城区，入清海军楼子城内，再入古越王宫的官衙区（即今财政厅处），也有三重城区，且皆繁华壮丽之区，气魄雄伟。因今财政厅为隋、唐时的刺史署，后为南汉宫殿区。而清海军门位于番禺二山间，形势险要，而门外市廛，直至江边乃是商业中心区。此三重与徐氏“三重”各具特色。
&&&&唐城地势亦以此分出二区，一为子城高地，一为临江平原低地。今天清海军门（今青年文化宫南北京路面）亦比惠福路高。北京路为当日唐城主于道路，即由刺史署直临江边，有广阳馆在。《全唐文》卷575引《进岭南王馆使院图表》称；“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载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暹，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府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按“海阳”即“海北之意，即该馆位于珠江北岸。修复此馆即王虔休在广州时（785—805），旧馆当为前代所用。
&&&&与此南北主道正交的东西走中山路也当为唐代以前的东西干道。因按汉制宫前为市，即有东西和南北干道，越城当效汉制如此，学者甚至以为秦制亦如此。故此二路为广州最古，亦唐城主道。城外茅屋为主，《新唐书?宋璟传》称“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这是714年—715年之事。但广州竹水多，搭棚工艺好，故到元和间（806—820）又再教一次。《新唐书?杨于陵传》称：
&&&&“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城内由于街道狭窄，杜佑曾扩大街道，《新唐书?杜佑传》：“佑为开大衢，疏析廛闰，以息火灾”。即把东西、南北干道加宽，内街亦疏析。按陶瓦房汉代已多，故唐时再提倡矣。
&&&&唐子城亦有修理。《新唐书?刘崇龟传》称：“崇龟至广州，始修理城隍，抚恤疮痍”。计自后汉到唐，城市日益发展，加上唐开海上贸易。故于城西发展出一个新区，称为“蕃坊”。
&&&&（五）唐代番坊考
&&&&唐代番坊是一个外国商人聚居区，不是一条街。这个番坊区颇大。北到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西墙），东达解放路。理由是在这个区域内，有不少街名仍反映外商的特色。如玛瑙巷，即当日外商出售珠宝的街道，象牙街也是。街名也有不少为阿拉伯语翻译而来，兹据马逢达《广州蕃坊考》（1986）列出：
&&&&街&名&&&&&&阿拉伯语称呼&&&&&&&&古代名称
&&&&（1）光塔路&&&&&大食巷、大纸巷&&&&&&&光塔街
&&&&（2）惠福路&&&&“大食”街变音&&&&&&&&大市街
&&&&（3）仙邻巷&&&&“支那”（中国）&&&&&&仙邻巷
&&&&（4）甜水巷&&&&“中国山岗”音译&&&&&&甜水巷
&&&&（5）海珠中路&&“送别”巷音译&&&&&&&&仙羊街
&&&&（6）诗书路&&&&“狮子”谐译&&&&&&&&&&诗书街
&&&&（7）蓬莱北街&&“真主至大”音译&&&&&&蓬莱北街
&&&&（8）擢甲里&&&&“小巷”意译&&&&&&&&&&擢甲里
&&&&（9）玛瑙巷&&&&&大食、波斯人卖珍珠玛瑙&玛瑙巷
&&&&（10）朝天路&&&&朝天房之意&&&&&&&&&&&朝天街
&&&&（11）纸行路&&&&与大食有关&&&&&&&&&&&纸行街
&&&&在这个区内还有些已佚名的街，也和蕃商有关，如“番巷”（有即指光塔街意见）、“玳瑁巷”等等。从上述街名看，番坊大致和上述地区相符合。
&&&&番坊形成的年代，据黄文宽告作者应是836年“华夷异处”年份。即《旧唐书?卢钧传》称；“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使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降华夷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但房千里《投荒杂录》已载有番坊，称：“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蜜糖、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此书成于太和中，故恐番坊成立更早。《卢钧传》所记，是加强番坊的管理。
&&&&番坊之设应为贸易发展后，番人留居多而设。据马逢达资料，开元二年（714）已有“敕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时已有五世土生蕃客”。故《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百二十称：“贞观十七年（643）诏三路舶司。”可知唐初已有，但名称时改，政制未定，贞观称“舶司”，开元前称“押蕃使”（见《唐国史补》卷下），“押蕃舶使”（见柳宗元《飨军堂记》），“市舶使”（《册府元龟》），至开元二年才出现“岭南市舶司”，《唐会要》卷六十二称：“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故开元置司后，才有番坊设置需要，以利管理番务。但日久乱生，番汉混居，到卢钧时大加整理，故番坊或早于开成年初。回教寺和光塔为其中心地区。大食人居大纸巷大市街，走木巷为市集、竹篙巷为仓库，扁担巷为起陆点，杏花巷为造船处，白薇巷为香料街。
&&&&（六）番塔（光塔）唐建说
&&&&蕃坊中，最有特色的是为光塔的存在。今仍存于光塔路怀圣寺内。南距马路2.5米，相传是1300多年前唐初所建。因每次礼拜前专人在塔上喊“呼唤词”，叫人来作礼拜，称为“喊邦”，故又名“邦克塔”。蕃坊多为回教徒居住（阿拉伯人）。因塔身光滑，故名“光塔”。塔高36.3米，塔座海拔据王维《光塔》所记（1985年《广州文搏》）为2.87米，塔直径8.35米，圆周26.25米。培底深6米—7米。由石条建塔基，再砌青砖（大小为0.273&× 0.105&× 0.06），横直垒叠。1989年重修今式。南、北门低于目前地面1.6米，故登塔先下梯级，才能进塔门。南门宽0.73米，高1.75米，需下步级9—10级（左边9级，右边10级）。塔体墙厚1米，蹬级159，右转旋上；北门宽0.77米，高1.78米，塔体墙厚0.84米，右转旋上153级到塔顶平台。塔心为砖砌圆形实心柱，下大上稍小。塔身开长方形个窗10个。外宽0.14米&× 0.15米，内宽0.71米—0.72米。塔顶乎台墙厚0.61米。塔顶称为“磨盆”的圆形平台，台四周有高1.45米砖墙围绕，厚0.38米，外周18.09米，内周15.7米。围墙脚下有43小洞排磨盆雨水，现塞了2个。瞄望眼按方位八个，外宽0.19米，内宽0.395米，高0.36米，厚0.295米。
&&&&平台中央为“塔尖”，直径2.5米，磨盘上有南北二梯，宽0.8米，塔尖四周可走行人。高8—9米。西有高1.75米，宽0.51米小拱门，为上塔顶悬旗挂灯楼梯。现门脚有防水级（高0.23米，宽0.13米）楼梯级宽只0.53米。塔尖外墙厚0.22米，级右旋15级为止，现已不能通至顶部。塔尖外周长7.77米，向上缩小。
&&&&塔身1959年8月市建设计院测得已向西侧斜53度（1.15米），一说是地基不稳定影响，一说是建塔作西向朝圣之故。塔尖顶部砖砌两层八角形，两层相距1米。托承“拱北圆屋顶”。第二层托圆屋顶旧有金鸡，指南北风向（能转），清代为英夷偷去，1935年才改礼拜帽式的“拱北圆屋顶”。1979年公布为省重点文物。
&&&&这一塔式在国内外均少见。代表着阿拉伯最早的塔式。因目前在叙利亚所见塔式乃“翁米亚王朝”第一所建，比光塔迟80年（唐开元初年，705—715）。因而在国际上很有研究价值。
&&&&塔北门顶上有阿拉伯文石碑一块，方形（0.8米&× 0.62米），1934年立。马逢达译为《修建尊贵的寺塔碑记》。由穆罕默德?奥斯曼?本?候奈书；穆罕默德?也而顾吧撰文。
&&&&寺在大殿（礼拜堂）之前，这是唐制而非宋制。虽经历代重修，但仍保持原来风格。南宋、元（1350）、明（）、清（1698）、民国（1934）均记有重修碑或记。
&&& 1.光塔建于唐代说
&&&&文字记录多称“光塔”建于唐代。《南海百咏》称：“番塔始于唐时，日怀圣塔”；注称：“《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按《历代沿革》可能为陈岘《南海志》的首篇，友人韩振华称在唐已有封大食人为将军之举。元郭嘉《重建怀圣寺碑》（1350）亦主张唐建。碑文称：
&&&&“白云之麓，坡山之限：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灿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蜗旋蟻陟，左右九转：南北其扇。其肤则混然，若不可级而登也。其上为二道，上出为一户。”按此碑“文革”时毁。
&&&&清《重建怀圣寺碑记》（1698）亦主唐建，云：
&&&&“怀圣寺浮图也。既而稽其年代，盖建于唐之贞观。有古碑焉，然不可读矣。得元至正碑，备载为西天大圣石室之教，其徒奉命，至今唯谨，东来兴教，建塔者三，此其一也。”
&&&&此外，《广东新语》、乾隆《广州府志》、乾隆《南海县志》，都主唐说，即自宋至清，多从唐建说。
&&& 2.&光塔建于宋代说
&&&&民国以来，史学并兴。中外学者，每疑光塔为宋代始建。如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称：“（塔形）据美国戈太尔之研究，翁米亚王朝瓦立得第一时，始创建于叙利亚，故广东番塔绝非唐初所建矣。”（见陈裕簧译本中华书局版，1954）我国白寿彝更提出光塔建于1091年—1191年之间（见日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跋重建怀圣寺记》），文称：
&&&&“（桯史》明记窣堵坡与礼拜堂之创建，在蒲姓负责市舶，定居城中之后，其创建时期最早恐不过在绍兴壬子前百年之内。唐建之说，不足信也”
&&& 19464年他在《中国伊斯兰史纲史》（16页）注称：“怀圣寺相传是唐时所建，但并无真正的唐代记载可凭”。夏鼐亦曾函作者主宋建说。函称：“光塔相传创建于唐代，实则当为宋时所创建，元至正间曾重修过”。并说：“我的这些意见，并不成熟，姑写出来，供你的参考。”（日）
&&&&罗香林在《唐宋时代广州之回教》中，说寺是唐建，塔则宋建。理由是《蒲氏族谱》称：“叔祖玛哈咮、玛哈膜二公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公特捐巨金，赞成甚力，西来商旅咸德之”。
&&&&以后，不少学者采用宋建之说。
&&& 3.&宋建说不能成立理由
&&&&璇按罗氏引玛哈咮、玛哈嗼建，据该《蒲氏族谱》（即《南海甘焦蒲氏族谱》）为：“初四世祖太中大夫公传”中之语，为蒲氏嘉定四年（1211）入粤后时人。而《南海百咏》成书于1206年前，早已记之，故蒲氏是“修建”不是“始南海建”。岳河《程史》所记，为岳氏10岁来广州所见，为绍兴壬子（1192），亦早于蒲氏所见。岳河称“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披日，池匽皆废云”，故蒲氏20年后倡修是有理由的。但称光塔宋建不能成立。
&&&&白寿彝称蒲氏负责市舶亦有误。按蒲氏负责市舶，与《程史》中称“其最豪者为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不同此人并不负责市舶。故白氏定“绍兴壬子前百年”建塔有误。史未见有负责市舶的蒲姓，只有负责茶盐专卖的蒲氏，时代在“绍兴壬子”之后。因《蒲氏族谱》中有“管军千户侯”嗨哒儿（即海达），为广东常平茶盐司提举。故白氏之说有误。此误源于桑原骘藏《蒲寿庚考》（见该书第三章注三十一）。桑原骘藏还有一大误，即以《蒲寿庚考》定蒲氏为海番，而抛弃蒲氏为西域人一说。余在岭南大学已与历史系学生言之，至今《辞海》（《历史地理》（1982）古代中西交通，425页）中仍未改。蒲氏实为“西域华化的广州人”。因其祖为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湖岸回民，以蒲为姓留学山东，后迁入广州，娶华妇四代为蒲寿庚。
&&& 4.&光塔唐建理由五点
&&&&怀圣寺建于唐代有利于光塔唐建说，唐制塔寺同建，佛教已如此，且建于堂前，故回教初传，效法佛殿规制。很有可能。番坊中建光塔有利伊斯兰教活动和番舶归航。这里地当西澳，又为番商“流寓海滨湾泊之地”（《天下郡国利病书》），建光塔是有理由的。
&&&&怀圣寺内文字记录亦有利于塔建于唐说，如：
&&&&（1）今天大殿（礼拜堂）正梁上，仍书有正楷“贞观元年岁次丁亥秋鼎建”十一字。即寺建于627年。
&&&&（2）今天望月楼（月楼）正梁上仍有楷书“贞观元年岁次丁亥秋季鼎建”。按历代改建，当抄录旧楼兴建日期，不会乱改。
&&&&（3）一些匾额上仍有“寺塔建于唐贞观元年”的记录。
&&&&（4）桂花岗“响坟”为建塔者的墓地，该墓据嘉庆《重修先贤塞尔德墓寺记》称：“墓建于贞观三年”。
&&&&故今光塔北门上阿拉伯碑文，亦称：“此塔始建于回历一千三百五十一年前，即唐贞观皇帝的第一年。”
&&&&从寺、塔、墓所记大致如一，有利于唐建一说。
&&&&从日期计，元至正十年碑记（1350）称：“教兴，岁计殆八百”。此数与三山吴鉴《清净寺记》称；“迄今八百余岁”一语相合（见《闽书?方域志》引用）。
&&&&从考古和第四纪地层资料看，亦有利于唐建说。即按中山四路越王宫处文化层堆积厚度计，）唐代地面比较今天约低2.0—2.5米。故光塔今天低于地面1.6米多，亦合此数。因钻探塔基为上白垩红色砂岩。表明基岩出露地点上建塔，不但地基坚固，且当略为高出于珠江平原之上，各朝建塔亦多选高地，以免洪水冲击之患，故光塔当日也应选西澳岸上高点兴建，因此，塔基比平原略高。
&&&&从塔砖尺寸看，亦有利于唐建说。据龙庆忠告知，日本人战前曾在塔顶窗格取得唐砖，1988年大修光塔时，龙氏及研究生亦采得唐砖在塔体上部，作者亦曾亲见上部有大型古砖存在，亦疑为唐砖。因与光孝寺及潮州开元寺古砖同一型制。
&&&&从外地记述，亦有唐初传教之说。如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七）即说：“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即干葛思贞观年间在广州并不是孤证了。
&&&&总上五个方面来看，有利于唐代建塔说。
&&&&形制方面以南宋所记为详，恐唐制亦大致相近。《桯史》云：“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絫而增之，外阛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阀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蹬。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僚入于塔，出于窦。晭晰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恐唐代塔式与此相近。因直至今天，光塔仍与南宋塔式相差不大，只局部稍改，如今天有南北二门，梯级分二道旋上，已无窦，塔顶金鸡不存而已。这是由于塔易受风雨摧蚀倒塌之故。如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金鸡为台风所堕；1532年姚虞《岭海舆图》中，又作亭状【1562年黄佐《广东通志》又用金鸡；万历庚子（1600）又用葫芦；1674年金光祖《广东通志》又用葫芦（明葫芦1669年台风吹堕）为顶；1835年《南海县志》又改为十字架形，1905年《粤东省城舆学印局》图上，又改用帽式。但塔身“银笔”形态不大变化。故推之于唐，亦略同于宅塔形式。
&&&&”伊斯兰墓地唐代已在桂花岗处。除葬奉使护送天经而来的至圣母舅旺各师（即干葛思，Saad Wakkas）外，还有一处“四十贤者”墓地。据咸丰二年（1852）长沙回教徒蓝煦《天方正学》卷七《旺各师大人墓志》称：“昔者舍西德（贤人之意）四十位，同时归真，皆墓于大人墓次（即干葛思墓）。按1802年嘉庆碑（在响坟掘出）称：“墨底约国四十位先贤奉至圣穆罕默德差遣，奉送天经，协同‘苏哈泊’（即干葛思的称号‘大贤者’）干葛思传教入中国，始于唐贞观年间。时列班次序礼，遇强人尽弑，其强骇然自尽同归，竟为舍希德，仙游埋葬，凑成四十位先贤舍尔德之墓。原有古碑，年久字蒙，今照原碑刊记。嘉庆七年（1802）盂冬立”。
&&&&此墓地1959年修路掘迁，多为空墓，只一用红色砂岩砌墓，有人头骨，余是空白。此墓头骨持大，当为外国人。墓内有皇宋通宝，疑经改挖，故唐代桂花岗附近十多个小岗，均可能为唐代伊斯兰墓地。
&&& 5.&唐代广州建设
&&&&光塔以外，唐代还保存古塔，即净慧寺塔。据王勃《净慧寺塔记》称：“大宝庄严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之所立也。”寺即今花塔寺。唐时为净慧寺，塔后毁。宋重建，称千佛塔。据王勃所记，坝舍利塔亦唐时名塔，彩绘华丽。唐代寺有光孝（称乾明?法性寺）、华林，建药师庵，日泉寺（即晋仁王寺因前有日泉得名），义有开元寺（后为元妙观），即今中山六路市场及小学地。
&&&&孔戣建广思馆在今旧南海县街，宋为广安宅，收留“宦粤子孙之流落者”。这些建筑都在当时城西郊外，为州人游憩地方，故寺观林立。沿江边有郑公堤，扬仁坊筹，华林寺前三摩地亦已成陆，与西来初地接近。
&&&&城北兰湖码头区有余慕亭（刺史李砒建），西澳有码头区，在澳口涌上也有水陆码头戙般澳，在今彩虹桥附近。
&&&&唐代在城中亦开泉井，《新唐书?地理志》称：“南海，上，有南海词。山峻水深，民不井汲。都督刘巨鳞始凿井四。”《晏公类要》云：千秋、万岁二井，即刘氏置。
&&&&官衙以清海军楼直街为前道，岭南道署即在今财政厅，隋为广州刺史署，南汉为王宫。唐时称“都府”，旧节度使署。府树六旗，即六纛。园西有饗军堂，宋为西园，即清代知府署，今大马站街北新华电影院北，华宁里东地段。
&&&&南海县衙在城西北兰湖边，今兰湖里地。按《驻粤八旗志》注云：“芝兰湖在北门外双井街西，今其地尚有石刻‘兰湖里’三字”。阮元《广东通志》称：“南海县署，隋时建在郡城西北兰湖里，唐宋因之”。
&&&&番禺县署唐时在河南。阮元《广东通志》称：“隋时建于江南洲上，唐因之。”今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县址，为康熙廿五年（1686）始建。
&&&&唐代广州城北为官衙区，无城门，只有东西南三门。南门即靖海军门。《五代史?南汉世家》（卷六十五）称：“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存，四方其不取笑乎，龚乃去之。”门上有扁云：“清海军节度使府”，东侧道旁有神纛庙，《石林燕语》云：“节度使建节，唐制有六纛，今无是也”。今亡。
&&&&（七）唐代广州外港——扶胥镇考
&&&&广州为唐代最大港口，外贸兴盛，故有外港的兴起。即隋南海镇所在。
&&& 1.&扶胥港晋代已为洋舶放洋地点
&&&&汉代广州已是外贸港口，即《汉书》称：“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故晋时已有外港性质的“古兜村”记录。《广州记》称：“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说明古斗村是放洋起点。按晋代百里约当今90里，地点正好在唐扶胥镇地点附近，可见古斗村海运上的重要。“古斗”是古越语，意即“岗村”或“山村”（“古”今壮语读guek，即岗，“斗”（dou）指“有人居之地”），古扶胥镇亦正当岗地和海岸相接处。
&&&&“扶胥”亦古越语，“扶”即人，今壮语仍用。“胥”即“溪边”，今壮语仍称溪边、河边为“huij”，音“胥”。即“人墟”之意。计由晋代山村到唐代“人墟”说明城镇兴起的过程。距广州80里水程，陆路即要90里了。
&&&&广州古称南武城时，已有外贸活动，《淮南子?人间训》更说“一军驻番禺之都”。陆贾《南越行纪》称；“此：二花特芳者，缘自别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广州西汉墓出土有由璧琉离制成的珠和壁，与《汉书》所载带丝及黄金去买璧琉离一事相合。桓宽《盐铁沦》称；“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晋代石门水道要冲有贪泉之戒。《隋书?食货志》称：“晋元帝居江左，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可见外贸之盛，中外僧人来往频繁。故古斗村的外港兴起是有需要的，因洋舶入广州，河转东西行，驶风不便。这里步行90里即到广州，故起陆方便，因人行口90里为一程。笔者曾走此路，朝发夕至，比走仁化至汝城五岭山道90里为轻松。
&&&&古斗村的兴旺可用南海小庙的建立为标志。黄鸿光认为晋代可能有庙，他引《艺文类聚》卷七十八载庾阐《游仙诗》为证。诗云：“南海纳朱涛，玄波洒北溟，仰盼烛龙曜，俯步朝广庭”。因海外交通兴盛而引起海港建庙，保祐平安，是航海人员精神支柱。南朝更盛，《宋书?蛮夷传》称：“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称：“环宝溢目，商舶远属，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积王府”。《梁书?南海诸国传》称：“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故有谓“南海神庙”即建于梁代。《广东名胜史迹》（森清太郎，1921）即引“梁大同元年（535）士人董曇之创建”。《六侯之记》碑称．“达奚司空，庆历中阮遵有记云。‘普通中，菩提达摩由南天竺与二弟航海至，达奚乃季弟也，经过庙，款谒王，王留共治，达奚立化庙之东’。”这虽为神话，但反映梁代建小庙的可能性。故隋代敕令建庙于南海，因旧小庙而大之，亦甚合理，
&&&&南海神庙群众称“波罗庙”，波罗即婆罗门，梁时名波罗国，今南印度。此庙即反映中印交通频繁。庙前旧有木波萝树，宋《南海百咏》诗云：“累累园实大于瓜，想见移根博望槎”。即南宋时树仍在，且指为出使官员带归。黄鸿光《（六侯之记）碑辨伪》（见《广州文傅》，1987）中，说达奚为唐使36国之达奚通。《中兴书目》称：“《西南诸番行记》一卷：唐上元中（760—761）唐州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今称“番鬼望波罗”，在南海庙后（西北侧），另建小庙祠之，祠约23桁大小，余由庙后小门入，其像为番人以手掩额南望。1988年按照片重塑，改置庙门东侧，以符望海之意。这是按旧图重修的。
&&& 2.&隋建庙于南海镇南
&&&&《通典》礼六，“山川”条你：“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隋书?礼仪志》（卷七）：“（文帝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诏东海于会稽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南海镇是隋代南海置县时邑治。据石碑（1911年修铁路时出土）《隋大业三年（607）太原王夫人墓志铭》称：“窆于南海，治扶胥”。即扶胥是土名，南海是官名。南海庙前有章丘，上有浴日亭。庙建于海岸突出处，与章丘遥接，东为庙头村，北为岗地，这是一个有掩蔽而又突人海中的地点。建庙条件优良，即不占用市镇面积，又能作为归航标志，风景优美，而交通又方便、集中。
&&&&据龙庆忠指出，此庙地基平面图式，亦为唐制，表示唐代至今，庙址不变。按地形亦可证明，即章丘和庙关系，古今如一。但设镇则要有条件，隋、唐建镇，虽无明文，但要有人、有钱和地位重要三条，全国基本一致。故扶胥建镇，即表示隋代已经是人口多，经济发达和交通要冲之地。故小庙建大庙，亦有可能。因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国通海夷道，只有厂州起航一条。扶胥升镇，后更升为县治，可见扶胥在隋已很繁荣了。海舶驶入广州不如泊于扶胥方便。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知唐海舶深6—7丈，国内二千右船深三丈。嘉庆十三年抄本《西山杂志》载天宝中（742—756）泉州海舶尺寸为：“舟之身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余，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高十丈有奇。银锒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担之多。”唐船不能入幼发拉底河，广州虽好，但不如扶胥港，因这里到宋代还称为“大海”。港阔水深，河道南北走向，有利风帆，为广州所不及。因广州当时只称“小海”，水急有潮声的。
&&& 3.&扶胥港的海港优越条件
&&&&唐代扶胥镇是个优良海港。章丘还是在水中。这可以由今天小丘四周陡崖存在来说明，因为海水直拍崖下，不断侵蚀的缘故。因此，章丘在海岸有消能作用，使内湾风平浪静。韩愈在《南海广利王庙碑》中，称这里为“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这湾正是狮子洋和广州珠江接连地点，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南北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珠江漏斗湾由广州“小海”阔1500米，到扶胥口扩为2500米，称为“大海”。珠江口内，潮洪急紧，一出扶胥江口，江面骤宽洪潮转弱，依山面海，樵汲充足，加上南面市桥台地又可防台风，形成局部少雨区。
&&&&由于黄木湾凹岸当冲，正好使扶胥港不见淤积，故由隋到宋元，江边章丘，仍能兀立江干，未连陆地。岗顶宋建浴日亭后，即成为“波罗浴日”奇景，即岗东海面宽厂”，日出于水中的景色。到元代仍为“羊城八景”之首。江宽水深，风平浪静的扶胥港，得以形成。今在章丘之北，南海庙西侧，即有码头园地名，是一池塘所在。1973年8月，即于塘区发现三排木椿，两侧支柱夹持，每条长2米多，伸展长达20米多，为唐代码头木椿，即当日海舶码头区地点。
&&&&从码头木椿C14测定，得距今为1110±80年，即相当于晚唐时朔遗址。木材据何天相、陈鉴朝鉴定，作木材结构及物理力学性质测定，为海南紫荆木。即码头区偏于庙西。1984年又在码头园出土唐代陶制壁饰残件，浴日亭章丘下亦有出土。从地名及实物推定，港池偏西也取水深和少受东风浪袭击之故（因东北冬季风和台风都以东向风为多）。
&&&&从唐末木椿码头发现推知，目前珠江平原多是宋代以后堆成。今天大村，据孙文娟1981年调查，黄埔、东圃、南岗等地十多个村庄都是南雄珠玑巷宋代南下移民。故唐代聚落多依田垌。这是因为珠江三角洲唐代未有堤围，平原每年必淹，人民退居高地，即耕种山丘间垌田。入宋堤围兴建，平原不再受淹，称为“坦田”。故一般坦田多为宋村，垌田多为唐村。枚隋唐南海镇（或扶胥镇），也当建立高地之上。
&&&&扶胥口内，即今珠江前航道，礁石转多，深水航道窄，如鱼珠冈处江面，即有“石龙过江”，乃一层坚硬砂砾岩（红层系中的一层）突起于江底而成，由白垩纪红砂岩所成礁石在大濠沙江底即有大石、二石突出，如两只犬齿，扼守江门。故今天选港仍要避开，选今港址。
&&&&今天珠江中游水深也在4米以内，且为冲刷槽，古代不会更深。礁石亦多，都使海舶不易航入，大船多泊扶胥港口。
&&& 4.&南海镇的变迁
&&&&隋代南海庙北为南海镇，但今天全无踪影，只留码头园枚址为证。即今天庙北大片山坡地，实为当日人烟稠密市■。今天沿公路虽建不少商场、餐厅、仍未如当日之盛。
&&&&庙东为庙头村，徐俊鸣据村门古石额“扶胥约”而认为庙头村即古扶胥镇。按该村前部是建立在平原上，洪水可淹，且为宋村，故已非唐代扶臂，至少在南部已入宋代扶胥镇。即隋唐南海镇应在稍北山坡地上，洪水不到处为是。
&&&&南海镇的衰落与战争残破有关。有唐一代，以黄巢攻占广州一役，影响至大。即盯9年前后，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Hassan）记录称：“事变首领，名日班雪，攻陷国中无数城邑后，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攻陷唐府。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但过后很快又恢复。今天只余庙头村，乃唐代以后之事。
&&&&庙头村主街今天仍作东西向沿岗边伸展，表示“街村”型式（Strassendorf），即不是团块状的农村，而是商业性的聚落。这条主街今天仍分成三段，称“扶胥东约”、“扶胥中约”、“扶胥西约”，也反映古代“扶胥镇”的残留地名。
&&&&（八）唐广州通海夷道考
&&&&唐代广州为各国最大海港亦见于《广州通海夷道》，附述于《新唐书?地理志》后。为二条通海夷道之一（另一去高丽）。记至北非及波斯湾海程。此文历来考证不详，兹从地理学观点申述如下：
&&&&原文：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壬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袛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袛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飓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日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入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至乌刺国，乃大食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翟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磨难国。又一日行，至马刺国。与东岸路合”。
&&&&此文以今地考之如下：
&&&&（1）二百里至屯山，今九龙屯门山，则海舶虽曰自广州，实为自扶胥出发，因扶臂至屯门山才是二百里，屯门去广州二百八十里也。
&&&&（2）九州石今称九洲洋，唐称小岛为石，洋有九小岛，列如星，又名九星洋（《筹海图编》卷三），地近琼东北角七洲洋。清代屯门至九州石只需一日程（见《方舆纪要》、《方舆类纂》（温汝能）、《洋防辑要》诸书）。
&&&&（3）象石今大洲山，又名双石，由两山合成，远望如猪，又名独猪洋。作者上岛考察时，远看亦可说如象。由九州洋南下，二日可到。
&&&&（4）占不劳山今占婆岛，《岭外代答?占城条》称：“在唐日环王，王所居日占城，以名其国”。《东西洋考》称占城为不劳山。海程亦合。
&&&&（5）陵山令海南渔民说即“大佛”，因称灵山，山顶一石如佛头，故名（见《星槎胜览》）。山连占城山，古代海舶樵汲于此，即燕子岬岬角山咀。
&&&&（6）门毒国即今越南归仁，为古代名港，故称为国。国境可达芽庄一带，平地较多，可有港口。
&&&&（7）古复国即今芽庄庆和一带，与门毒邻接，故一日可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是真腊，疑误。
&&&&（8）奔陀浪州即占婆强大时三部中之南部地方。来宾瞳胧国。今越南藩朗，著名古代港口。
&&&&（9）军突弄山今湄公河口外昆仑山，宋后改名昆仑，为东西洋航路必经岛屿，甚险，附近称“昆仑洋”，宋已有“回怕昆仑”古谚。岛居小黑人，唐已捕为奴隶，称昆仑奴，为古中国南界。
&&&&（10）“质”今马六甲海峡，“海硖”即海峡。西北向，长达百里，北岸罗越国，南岸佛逝国。“质”为马来语译音（即Selat译音），意即“海峡”。即今“石叻”。
&&&&（11）罗越国即今柔佛，唐代国每岁来广州，《新唐书?南蛮传》称：“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为海上交通要道，唐时甚盛。
&&&&（12）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都巨港，全名室利佛逝，《寄归传》卷一称“末罗游洲”，唐末称“三佛齐”。曾占今马来西亚及印尼一部，控制中印贸易。与我国友好，义净曾译经于此。
&&&&（13）词陵国即今爪哇岛，晋《佛国记》称“耶婆提”，唐亦称“阇婆”，宋称“社薄”，元称“爪哇”。《岭外代答》称：“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日‘下岸’，广州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达”。
&&&&（14）葛葛僧袛国在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岛上，一说即今伯劳威斯群岛（Brouwers Is.）或其中之一岛（《辞海?历史地理》，中华书局，1982）。
&&&&（15）箇罗（个罗），亦名“哥罗”（《唐书?南蛮传》），约相当今吉打以北到克拉地峡范围。《宋史?外国列传》译为“古罗”。即Kalah译音。
&&&&（16）哥谷罗，《酉阳杂俎》卷十八译为“伽古罗”，《宋史?外国列传》译为“葛古罗”，地当今马来半岛两岸克拉峡附近。地产白豆蔻，大食人用为地名。
&&&&（17）胜邓洲，今苏门答腊岛北部棉兰附近，今天仍为港口。具体地点有说在棉兰北部日里附近海岸上。
&&&&（18）婆露国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卷译为“婆鲁师洲”，《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亦同。《新唐书?南蛮列传》译为“郎婆露斯”，並云分占该岛（与室利佛逝国），与僧抵国近。今名巴鲁斯（Baros）。一说在大鹿洞附近。
&&&&（19）婆国伽蓝洲指今尼古巴群岛（Nicobar Is.）。即婆露国属的伽蓝洲部分。明译“翠蓝屿”。《求法高僧传》下卷译意为“裸人国”，《瀛涯览胜》作“裸形国”，因岛上为不穿衣服（衭用包阳布扶式），小黑人分布，称他“男女赤体，皆无寸丝”。
&&&&（20）师子国即斯里兰卡的古译名，旧译“锡兰”。宋名“细兰”（《诸番志》），此名始于晋《佛国记》，《宋史?注辇传》称：“国东南约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亦“狮子”的译音。
&&&&（21）南天竺即南部天竺，即今南印度，狮子国距此百里，正合。《后汉书?西域传》称：“天竺国一名‘身毒’。”《大唐西域记》称；“详央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日
&&&&‘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22）没来国即今印度南部西岸马拉巴尔（Malabar）地方，宋《岭外代答》称“麻啰拔国”。具体地点一说在奎伦（即Quilon），《诸番志》译“故临”。即《开元释教录》第九卷之“摩顿邪”。《元史》译“俱蓝”，《东游记》称“Kaulam━Male”。
&&&&（23）婆罗门即印度古称，意即“婆罗门众之国”。东汉后即有此名。
&&&&（24）拔飓国今孟买附近的巴聿（Baroche），或译“拔罗奇”。位孟买北面纳巴达（Narmada）河口北部。
&&&&（25）提飓国今卡拉奇附近的第聿（Duil），印度河岸东，爱得利斯（Edrisi）记宋船常至此。七世末曾为回教徒毁。大河在国北出海。
&&&&（26）弥兰太河即今印度河，因阿拉伯语称印度为弥兰（Mihren），此河又大。故名弥兰大河。
&&&&（27）新头河即印度河音译（Indus），一说为“Sindhu”音译，意即“大河”。名始见于《佛国记》。此处一用阿拉伯语音。三用梵文语音，可见已入回教活动范围。故两种文字並用。
&&&&（28）渤良国即今巴基斯坦北部地方，印度河由喜马拉亚山区流下山足平原区内。
&&&&（29）提罗卢和国即今波斯湾头亚巴丹港附近，因此地夜有灯光设施，见于梁代阿拉伯马苏地（Abu一I—Hasan& Ah—eI—Mas’udi）《黄金牧地》（Meadows of gold）一书即记此地有中国船到，亦有灯塔三处导入口记轿。在奥波拉（Obollah）东。
&&&&（30）罗和异国即入波斯境海港，古人以一城为一国，未如今天之国也，
&&&&（31）乌刺国邵今奥波拉附近（Oboll），因唐时已有该城，即此城早于萨赞王朝已存在。即今巴士拉附近（AI—Basrah）。正当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为内陆浅水船转口处。638年建城。
&&&&（32）大食即今阿拉伯回教（伊斯兰）国。《岭外代咎》卷三称：“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当日大食统治伊朗两河流域，故称“大食之弗利刺河”。
&&&&（33）弗拉刺河即今幼发拉底河之古译名。河口有勃萨罗城（见杜环《经行记》），或即巴士拉西末罗国境。大食哈里发（即代理人之意）欧默尔建于638年。
&&&&（34）末罗国即今巴土拉之西（AI—Basrah）地区，又译“勃萨罗”。宋时仍盛。（见《太平寰宇记》）
&&&&（35）茂门王据张星烺称即茂门大首领伪意音两译名，即：Emir al mumenin。
&&&&（36）缚达即今巴格达古译名（Bagdad）。《诸番志》译为“白达国”，《元史））译为“报达”。（末罗）西北陆行千里”亦合。
&&&&（37）三兰国即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此地英译名为Dar es Salaam。“萨拉姆”耶“三兰”&的今译，因Salaam亦可译为“三兰”。此．处已在赤道南，为阿拉伯、印度、波斯人最南活动基地．建立城国，今夭仍有七万人多奉伊斯兰教。
&&&&（38）设国在三兰北甘日水程．约当红海口阿丁附近地区，即亚丁对岸吉布提（Djibouti）。古代己为埃塞俄比亚出海港。一说在也门人民共和国的席赫尔。
&&&&（39）萨伊翟和竭国约在今阿曼马斯喀特附近沙尔（Sur），理由是：一由设国海程十天到此，第二是“正当海西”，第三是由此航向转向西行。第四，地名音近似。
&&&&（40）没巽国即今苏哈尔（Suhar），因阿曼的苏哈尔又名“Mezeon”可译为“没巽”，且海程也由此转向西北行。
&&&&（41）拔离诃磨难国，此国距马刺国只一天，应在波斯湾头西南岸上。
&&&&此文还记述了海东，海西两条航道，汇于岛刺国。
&&&&《通海夷道》是记述唐代贞元年间（785—804）唐帝国对外海上交通的一条主要路线，并且是由当时丞相贾耽亲自探访记录下来的，故可靠性和准确性较大。《新唐书?地理志》称：“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量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七日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按贾耽著作有五种为主，此条即出于他著的《皇华四达记》（十卷）。其他如《地图》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番黄河录》六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均与此条无关。
&&&&从地理学观点，广州通海夷道特点有：
&&&&（1）航道只记述主要航线，包括海、河、陆联运情况。
&&&&（2）涉及国名31个，地名12个，小国70多个。
&&&&（3）全航线以乌刺国为中心，分东岸、酉岸两条主航路，正好反映当时伊斯兰教徒活动范围。计东到中国航线长程89日，西南到坦桑尼亚48日。故此线记述最长。
&&&&（4）中国贸易远达东非，比西汉代航线也更远和详细。按《新庸书》七道是。“一日营州入安东道，二日登州海行入高丽勃海道，三日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日中受降城入回鹃道，五日安西入西域道，六日安南通天竺道，七日广州通海夷道”每条最长也有二百多宇。
&&&&（5）从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一语，从航程计，沿海肮行是不可能的，应为横渡盂加拉湾，故推测巳有“牵星术”，即远洋航行技术，一如今天。按古海图传世已称唐李淳风为先师。李氏为天文学家，放“牵星”知识已有。观宋人已可横渡印度洋，亦可反映唐代航海技术水平已很高，才有番商喜坐唐船往返记载。
&&&&（九）南汉京城兴王府的广州
&&&&南汉是广州一个兴旺的时期，由于大越国的建立，物阜民丰。在全国动乱的环境中，南汉能偏安一方，从事和平生产，凡五世55载，足与南越国五世93载相比。如统治集团不骄侈残暴，还不至亡国。
&&&&南汉精心对兴王府广州加以建设，突出有两事，一为扩大广州城南区，称“新南城”，二是建园林宫馆。已知苑圃8处，宫殿26个。故《宋史?刘鋹传》：“自昂以来，城壁濠湟，多饰为宫馆池沼，楼舰皆毁，兵器又腐”。如以隐为节度使计起，广州安定为67年了。
&&&&严格来说，“新南城”是唐末开辟的。因其时刘隐还未称帝，仍为岭南节度使，事在唐天右主年（906），即唐亡前一年。《舆地纪胜》引《城塚记》称：“郡南城步骘迁州时尚隘，黄巢焚之。到刘隐更筑，凿平禺山以益之。宋增筑子城”
&&&&南城为广州主要商业区，向无城保护，故刘氏扩展南城，称“新南城”。因为在城内和城外之间隔有番、禺二山，基建不便。近年因建商业城，计划拆建西湖商场一带，承麦英豪邀去看地基，自小马站到商场，地面几处有红色砂岩露出，显然为凿平岗地，为“凿平禺山”之证，商场即基建其上。故越秀书院街以南，西湖路以上，皆当日禺山所在。西下西湖，东下北京路，这里土层厚达10米。再过泰泉旧星（今拆平为青年文化宫），才再升起为番山，文化层亦达4—5米，下为红土（因旧里为黄佐故居，至今500年，广州古屋之一），即清海军门为一天然低谷所在。而南汉凿平禺山时，禺山地势仍稍高。刘氏才能建双阙其上。此亦唐末之事。《南海百咏》引《番禺杂记》云：“两山旧相联居，刘龑凿平之，就番积石为朝元洞，后更名为清虚洞；而以沉香为台观，于禺山之上。”这样，对广州内城建设，面目一新，不但壮观了南城，且商店民居可在禺山之下兴建，扩大南城范围。
&&&&历史记录只“凿乎禺山”，但只提主要工程而言，番山、坡山亦曾加以凿平，以利市区之扩大。如《南海百咏》称：“番、禺二山也，今在州学之后者，止余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则宋时只余一巨石的形状，可能即为凿平后的残石。其次，坡山据《乾隆?南海县志》称：“山体原非高大，为刘龚所凿，竟成培塿。”即刘氏在建国初期已筹划兴建兴王府广州城了。《南汉春秋》（刘应麟，1833）称：“凿山城以通舟楫，开兰湖，辟药洲”，可见对市政建设还有这三件。
&&&&按通舟楫即对兰湖进行开辟。估计兰湖只是疏浚水道和湖面，使船只可驶入和停泊方便。因唐已有余慕亭“使客舟楫避风雨者皆泊此”。至晚唐失修，刘氏开之。
&&&&药洲是新辟的，把子城西濠扩大为池馆区，反映广州安定和繁荣。这是南汉较大园林工程之一，包括建南宫和凿西湖500多丈，辟药洲三部分。刘氏利用了文溪水源和西湖湖底涌泉自然地理优越条件，投资兴建为南宫，这是刘龑扩大兴王府计划之一，并历多年才能完成。因凿西湖500余丈是穴汉主使罪人移石太湖才建成的。南宫则先作于乾亨八年（924）。《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八年，作南宫，王定保献《南宫七奇赋》以美之”。
&&&&新南城城门有鱼藻门，建于江边，在今大南路、文明路一线。《南汉春秋》称：大宝末（966—971），有稻田自海中浮来，泊鱼藻门外，民聚观之”。这稻田即菏田，用竹木排耕作，故能移走。此门恐为南门，因正在江边，二则宋代由清海军搂开直道至海，经子城南门，或即此。一说有“安澜门”。《青箱杂记》称：“有稻田自海中浮来，止鱼藻门外，民聚观之。”《皇华纪闻》称；“安澜门即伪汉鱼藻门。”
&&&&（十）南汉宫殿——玉堂珠殿、楼台
&&&&南汉由于政局安定，外贸兴盛，如《旧五代史》称：“（乾化二年（912）四月）刘岩遣使贡金银、犀角、象牙、杂宝货、名香等于梁，价凡数千万。”刘氏贡进口物资多次，反映外贸兴盛，梁帝亦认为他“累进崇资”（见《命钱镠进取海南刘岩敕》）。《南汉书?诸臣传》称：“光裔相高祖二十余年，府库充实。辑睦四邻，边烽无警。当时号称贤相”。在（黄损传》中亦记：“陛下之国．东抵闽粤，西逮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负沧溟之险，盖举五岭而表之，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可见南汉初期是一繁盛时期。人口增长即可证明。唐开元之盛。广州户口只64250户，至元和增为74099户，但到南汉却突增到170263户（据《文献通考》），这和北方大量移民入广有关，但广州能容这80多万人口，的确不简单。南汉建国初，五岳“皆建行宫”，“建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悉聚珍宝实之。”（《南汉书?高祖纪》）。自建南宫以后，殿宇兴建多达数十宗，为历代少见。兹述如下（在兴王府区内）：
&&&&（1）南宫在今九曜坊，即今教育局职工学校地。北临药洲。内有三清殿，曾见白虹，欧阳修《新五代史》称“白龙”刘氏“改元日白龙，又更名龑”
&&&&（2）昭阳殿在财厅前、儿童公园一带，即南汉内宫中，事据《十国春秋》。据《五国纪事》称：“以金为仰阳，以银为地面，檐、楹、核、桷皆饰以银，殿下设水渠，浸以珍珠，又琢以水晶、琥珀为日月，列于东西两楼之上，亲书其榜”。并说在“大有七年春（934），帝作”。但据王詡《昭阳殿赋》称：“甲子春，始作兹殿”
&&&&（3）秀华宫，据《五国故事》称：“（大有）十五年作秀华诸宫，皆极瑰丽”。亦见欧阳修《新五代史》。李托为宫使，故在内宫，当时兼“押番”要职。
&&&&（4）南薰殿，据《南汉书》称：“晚年，出新意，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十国春秋》称为“有气无形。”
&&&&（5）三清殿，在南宫内，《五国故事》称：“自虹入三清殿”，与《新五代史》不合。
&&&&（6）昌华宫，在今河南官洲北亭。古称“海曲”，因四面环水，今仍名昌华市，有“昌华八景”之美。南汉陵区，高祖刘龑居此，称“康陵”。《通鉴》称：“乾和二年（944）命越王洪昌谒烈宗陵于海曲，至昌华宫，使盗杀之”。
&&&&（7）长春宫，在西湖药洲前，《通鉴》：“光天二年（943）与诸王宴于长春宫。”《广东通志初稿》称：“宫在仙湖，其前为药洲”。
&&&&（8）乾和殿，在今财厅前，儿童公园一带，内宫的殿，铸铁柱。《南汉书》称：“建乾和殿，铱铸铁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南海百咏》称：“野史云，铅铸铁柱十二，筑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厅尚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与《南汉书》称建于晟（中宗）异。唐节度使府。
&&&&（9）甘泉宫，建于甘泉苑内，《南汉春秋》卷十称：“（苑）在越秀山后；郡城东北五里。”《五国故事》称：“汉主避暑于甘泉宫”。今上、下塘（麓湖区内）。
&&&&（10）文德殿，在内宫，《十国春秋》称：“是岁（920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陈光义献赋，赐珠数升。”
&&&&（11）聪正宫，在今南海神庙，《南汉纸》称：“大宝九年（966）尊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
&&&&（12）万政殿，在内宫，《十国春秋?南汉后主本纪》称：“大宝元年（958年）立万政殿。”《南汉纪》卷五称：“一柱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间以云母”。刘鋹建。
&&&&（13）景福宫，在内宫乾政殿西，见《南海县志?建置略》卷之十（道光十五年序本，1835，下同）。
&&&&（14）景阳宫，在内宫，因《宋史?李托传》称：“兼列圣、景阳二宫使”。李为重臣，所兼宫使当为内宫之主殿名称，以示宦官身份。
&&&&（15）思元宫，在内宫乾政殿西（见《南海县志?建置略二》）称：“其西改构景福、思元、定圣、龙应等宫。”
&&&&（16）定圣宫，在内宫乾政殿西，见《南海县志?建置略二》）。卷之十。
&&&&（17）列圣宫，在内宫，因钱大昭《雪波史略》中《乳源云门山匡圣宏明大师碑》有大宝七年（964）列圣宫使、甘泉宫使、玩华宫使。当为内宫重臣，故为内宫主殿之一
&&&&（18）玩华宫，内宫主殿之一。李托为宫使。《宋史》、《新五代史》均载。
&&&&（19）大明宫，见《新五代史》中的《南汉世家》称：《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记。”
&&&&（20）集贤殿，在内宫，《南汉书》卷三称：“遣集贤殿学士邹禹谟如南唐贺即位。”亦见陆游《南唐书》。
&&&&（21）禹余宫，据宋人《九国志》称：“鋹建禹余宫于城东南六十里，山水奇绝，鋹避暑多往焉。”该书《廷琄传》称；
&&&&“禹余宫在城东南，廷琄雅所爱，尚请解兵职为宫使。”地当今莲花山附近。
&&&&（22）龙德宫，在内宫，主殿之一《宋史?世家?刘帐传》称：“美擒鋹及龚澄枢、李托、薛崇誉与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系于龙德宫。”
&&&&（23）万华宫，内宫主殿之一，因吴怀恩曾力万华宫使，因苍梧县感报寺铜钟款式有“万华宫使”字样。
&&&&（24）刘王殿，在河南隔山村，为南汉祀南郊的殿宇，因附近有祀坛。黄子高《知稼轩诗钞》有注云：“考河南隔山村有刘王殿遗址。”《广东新语》亦称：“珠江之南，有伪南汉离宫故址，黄萧养增筑居之。”附近上马岗、下马岗、洗马涌，为南汉宫女习武骑马、洗马的地点。
&&&&此外，还有含章楼等等。
&&&&以上只记兴王府附近宫殿，外地仍有一大批。如天华官建筑群，建于罗浮山金沙洞，建宫后改黄龙洞。宫内有云华阁、含阳门、起云门、甘露亭、羽盖亭、均极华丽。肇庆梅庵也根出名。今天仍为旅游点之一，以斗拱梁架雄丽著名，出檐深远，今天仍有欣赏价值。还有太一宫等等。为通天华宫，还在增城石滩元洲开一御河，今仍名“刘王涌”，现仍见残迹，宽2米，长数十米。
&&&&欧阳修《新五代史?世家》称最时云：“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且已有“宫苑使”官职专司此项工作。
&&&&南汉楼台也不少，有记载的如下。
&&&&（1）沉香台，在禹山上。《南海百咏》称：“而以枕香为台观于禺山之上。”按沉香为贵重进口木材，如不进口，也很名贵。
&&&&（2）朝元洞，在番山上。《南海百咏》称：“就番积石为“朝元洞”，后更名为“清虚洞”，并称：“况漕司贡院之东，有神祠，至今尚以‘清虚洞’为榜。”《南海志》称：“（贡院）即伪刘清虚洞旧建东西二院。”
&&&&（3）清海军楼，即清拱北楼，唐建，筑马路时始毁。南汉改建双阙。黄绍统《重建六不纛王先锋庙记》称：“刘隐凿平番、禺二山之交，叠石建双阙其上为谯搂。”至宋始改为“双门”
&&&&（4）仪凤楼，疑在内宫前宫城楼上。《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大有三年（930）〕龑登凤仪搂受俘”，则此楼用显国威，当亦华丽。
&&&&（5）梳妆楼，在河南海幢寺侧小丘。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六称：“海幢寺园侧有土一坯，相传为南汉梳妆楼”。此说晚出，疑者较多，因未见官书记载，但亦非不可能之事。因河南开发已早，晋代遗迹已有不少。
&&&&（6）河南郊坛，在河南隔山乡乌龙岗，即今南武中学校址。其处旧传有南汉梳妆楼、千秋寺址，刘王殿在其南隔山乡。今岗边仍有南汉建龙尾导，又名龙尾道。即今宝龙直街（宝冈路西）。同治《番禺县志》称：“祈雨坛在河南龙尾乡，又呼“龙道尾”。按建坛必要筑路，也是唐制，如唐建含元殿前，即有“龙道尾”。按《资治通鉴》称：“后梁贞明四年十一月壬申，越主岩祀南郊，大赦”；“后晋天福八年，十一月，丁亥，汉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大宝）二年，鋹祀天南郊”这座南郊的祭坛，即在河南刘王殿附近，龙道尾的存在，亦一证也。今此处仍有“郊坛顶”街名。
&&&&（7）游台，在越秀山越王台址，南汉改为游台。《自云粤秀二山合志》称：“（越王台）南汉刘蔓叠石为道，名日‘呼鸾道’，旁栽金菊、芙蓉，与群臣游宴，故又日‘游台’。今名‘歌舞岗’”。呼鸾（亦作“銮”）道，道始于今“百步梯”，过半山亭后，向东斜上，而不直上中山纪念碑（明观音阁址）。
&&&&（8）刘王廩，这是南汉时在河南建的仓库，阮元《广东通志》称：“卢循故城在县城南六里，南汉时以为仓廩，人呼为刘王廩”，亦名刘王殿。他点在今前进路南万松园路一带台地上。即利用卢循故城地址改建或重建而成，清黄于高《知稼轩诗钞》中有《刘王殿怀古》亦说在隔山村北一里许处，可见近代人已不称为仓廩了。
&&&&（9）避暑亭，在甘泉苑内，苑为南汉重点建设园林之一与莲花山附近的禹余宫的天然山水相比，以人工建筑为胜。按《南海志》见于《永乐大典》引文（卷3579）称：“番禺县有玉液池，一名金扩塘，自西竺（璇按：山名）至此塘多潴水也，故上塘村、下塘村之名犹存。”是即甘泉苑地可达于此。但《南海志》的玉液池与西园宋玉液池却大不相同。
&&&&（十一）南汉池苑考
&&&&南汉大兴土木，离宫别馆数百，多有池苑相配合，如南宫之药洲，列石水中，取材远达太湖，南汉园林布局，直保留到今天。为我国最古的园林遗迹，应加研究和保护。兹记大要如下：
&&&&（二）南官药洲&&南汉时未有西湖《宋代名），药洲已为南宫内园林设计。此园是以花、石、湖、洲布局为主。主景为湖面及沙洲的布局，而小景即为花、石。这是江南园林特色。后来北来引上北方，成为宋“花石纲”的制度。可见南汉园林对后世的影响。药洲刘?所辟，一说刘鋹所凿，以花、石出名。宋许彦先有“花药氖激海上洲”之句。石以药洲九耀石为主，取以象夭上星宿，立药洲水旁。《顺德县志》也记有潮观街义隐书院池中，石高丈许，质白滑，横数尺，想亦其一也。《南海百咏》称：药洲在子城之西址，槽台（即南官地）之北界，旧居水中，积石如林，今西编塑塞，水尚储其东，几百余丈”。可见到南宋仍仿佛其旧。石景不止九耀石者，因整个药洲均以石胜，又称
&&&&“石洲”。
&&&&（2）玉液池&&在华宁里，七块石北，《南海百咏》称：“（石屏堂条）在郡城西，蒋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余步，列石甚富，刘氏所谓明月峡，玉液池也”。《舆地纪胜》称：“石屏台在经略厅西，有池百余步，池中列石，其状如屏，或云南汉时玉液池也”。。可见石景连入宋代，仍然如此。《南海百咏》又称。“每岁端午令宫人竞渡其间。”此池入南宋即废。池畔有含珠亭、紫霞閣。
&&&&（3）明月峡&&峡与玉液池並提，故可能与药洲有狭窄水道贯连，即水由峡通入池中。因这里是流花水和文溪汇入西湖之地。
&&&&（4）黄鹂港&&华宁里南段又名黄泥巷。李士桢《街史》称：“华宁里俗名黄泥巷，盖黄鹂港之讹。南汉时，两堤夹植杨柳，上多黄莺，故名黄鹏港”。
&&&&（5）宝石桥&&今名七块石街，《百咏续篇》称。“伪汉刘鋹，命黥徒采砺山之石，跨湖为桥，以通花药仙洲者也。其石光洁若玉，长丈有六，横三尺，厚二尺，平列如砥”。今天仍保留在街面，旧称：“宝石桥”。
&&&&（6）甘泉苑&&内有甘泉宫，在今个北门外地。《南海百咏》称：“甘溪在郡东北五里北山山脚下，东晋太守陆胤所凿，引泉以给广民，亦呼甘泉。唐会昌间，节度卢公遂疏导其源以济舟楫。更饰广厦为踏青避暑之胜地。伪刘时，复凿山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类，其下流为甘溪。夹溪南北三、四里，皆刺桐、木棉，旁侧平坦大道”。清代陆殿邦《维心亨室文集》指豪弦路北“湛家园以南，天关里以北，一带菜地菰塘，及城外黄华塘长堤，尚可仿佛其旧”。此苑有水与流花水相通。则甘泉苑面积很大。
&&&&（7）芳春园&&&&&在城北。嘉靖《广东通志》称：“飞桥跨沼，林木夹杂如画”，翁山以为“一名甘泉苑”，未知他说“桃花夹水二三里，东接■■水，可以通舟”何所依据，似把芳华园移此。
&&&&（8）流花桥&&今仍在兰圃内，水已成灌溉沟，桥改石桥。在市体育馆侧。南汉建，因宫女用花饰随水流出得名。明始易为石桥，建亭其上（见《番禺县志》）。今石桥上刻“流花古桥”四字。
&&&&（9）芳华苑&&在城西《南海百咏》称：“在千佛寺侧，桃花夹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盖刘氏芳华苑故址也”。《南汉春秋》卷十二称：“在会城千佛寺侧，即今华林寺也”。一说在千佛塔寺侧，即净慧寺地，当日南濠北伸到此，今官塘街北仍为低地，古称小兰湖（见《百咏续篇》称：“潦水涨漫顷余”），或为芳华园池苑地。千佛塔寺，“南汉宗女于此为尼”，建千佛塔。（见《大明一统志》）。《恭岩札记》称：“南汉时，上元中秋，輙登塔顶燃灯，以兆丰稔，号日赛月灯”。其时净慧寺仍为近郊区也云云。故《乾隆?南海县志》称；“其芳华园、芳春园，俱在城北”。即从此说。
&&&&（10）显德园&&在今荔枝湾附近。黄佐《广东通志》称：“显德园在荔支湾，旧广四十里，衰五十里，今尽为民房”。
&&&&（11）华林园&&在今半塘，《舆地纪胜》称：“刘主花坞乃刘氏华林园，又名西御苑，在郡治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莲、菱之属”。《方舆胜览》亦同记。《舆地纪胜》又称；“紫芝桥在伴塘中路”，则此园有桥、林之胜。
&&&&（12）西园&&今西关西部地方。《粤台征雅录》称。“羊城西部外，其地统名西园，即俗称西关也”。又刘世馨《粤屑》称；“至荔枝湾，南汉显德园在焉。又五里为三角市，中为花田，汉素馨葬处也。半塘有花坞华林园，皆南汉故迹，其地总名西园”。即“西苑地”。一说西苑地在今荔枝湾村附近。洗马涌南。（此涌与河南洗马涌不同）。
&&&&（13）昌华苑&&在今河南官洲北亭。《舆地纪胜》称：“荔枝洲在南海东四十五里，周迴五十里，刘氏创昌华苑于此”。明代以后，分二说，黄佐《广东通志》称：“昌华苑一名显德园，亦伪刘故址也，在荔枝湾。《岭海名胜记》、《岭海舆图》从之。余从在江南洲上一说，因与南汉陵区相合，而《南越志》已称：“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海录碎事》称；“在番禺东”，亦与此说合。黄氏有误。
&&&&（14）望春园&&在城南。（乾隆）《南海县志》称：“望春园在城南二里。独花坞故址宋代犹存。”按望春园在城南二里，即在当日珠江边上。疑在海珠石处，因此岛向以风景著名，民国仍辟为海珠公园。
&&&&（15）苏氏花园&&在城西，今西关蕉园大街，龙津东路北。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五称“故老相传此地即园（苏氏园）故址”。陶毅《清异录》称：“南海城中苏氏园，幽胜第一，广主尝与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绿蕉林。广主命笔大书蕉叶日‘扇子仙’。苏氏于广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二说相异。
&&&&此为南汉私人园林记述。按南汉为外贸发达时期，城中富人不少。如能自太湖采买石归，即很富有。中官管外贸已知有二人，即吴怀恩及李托，均为皇室重臣。官名“押番”，亦沿唐代之名。宋太祖尝认为如刘鋹用心治国可不必亡国，即指其经济实力而言。李托等亦言宋朝南侵，欲夺我宝货为目的，因而焚府库，使宋兵无宝可掠，希望自行退兵。
&&&&（十二）南汉陵墓考
&&&&南汉陵墓规制不大，已知有下列几处。
&&&&（1）高祖刘龑陵称“康陵”，“葬兴王府城东三十里北亭。熔铁锢其外，使不可启”。这座溢天皇大帝、庙号高祖的“康陵”，在崇祯九年间（1636）被发现于官洲北亭。《羊城古钞》卷三称；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各重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笋翟如后者，各重五六十斤。旁有学士十八，以白银为之。地皆金蚕珠贝所筑。旁有便房。当窗一宝镜，大径三尺，光烛如白日。宝砚一，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碧玉盘一，以水满注其中，有二金鱼影浮出。……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归。玉枕作卧虎形，长可尺许，大小珠见风悉化灰上，口含之而出乃得完好。承棺有黄金砖四，棺既斧碎，有坏其发齿以出者。所发隧道如城，鞏高五尺，二座深三丈，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相紫金袋臣卢应敕撰並书，其所谓大帝者，崩于岁壬寅四月甲寅，朔越什四日丁丑，号为大有十五年葬于光天元年，陵日康陵”，墓在北亭洲山边，有雷出穴，为农民发现。
&&&&此墓据《番禺县文物志》（1988）称：“墓是青砖墓，五层券拱砌成墓室”。长十米，宽2.8米，隔墙分前后二室。前室左右壁各有八个壁龛，顶呈穹形，可能放置造像。封门石板弃于墓左山坡，长3.04米、宽0.96米、厚0.15米（据蔡德铨）。另两块砌街边水渠（北亭村），与明代记载相符，墓址今在村东南青岗山腰上。
&&&&《南海百咏》称：陵山刘氏墓也，在郡之东北（疑南字之误）二十里，漫山皆荔于树，龟跌石兽历历具存。昔有发其墓者，其中以铁铸之。予尝至此地，摩挲断碑，不见始末，但见其辞皆葬妇人墓。考之伪史，疑懿陵也”。有疑即马皇后墓，祔葬于“康陵”，因康陵中有帝后像共立记录。
&&&&（2）烈宗刘隐“德陵”，在海曲，亦葬北亭陵区。今北亭村北宋地处山坡上，有一文一武石人，石马一对，石羊一对，东西对立，相距10.9米。石雕文官在东，出露地面2.44米，腰围2米，与石马相距4.68米。石马连座出露地面1.92米，整石雕出。马具雕出精美。石马南5.15米为石羊，长1.10米。连座出露1.05米，跪卧式。武将在西，正对石文官。高2.16米，腰围2.2米。南5米为石马，南5.14米为石羊，两两相对，由鸭屎石刻出。墓碑、铭“大跃进”时撬走。有疑为德陵墓道。一说宋墓（蔡德挫、1988）。按北亭陵区还有太子墓传说。陵区亦和广州风景区荔枝洲相合，则刘氏陵区亦为离官别馆所在，故建有昌华园于此有昌华宫，红云宴亦开于此。可知官洲北亭为南汉重点建设段地点。当时並有“宫苑使”专职官员。《南汉书》称：“乾亨七年，（923）遣宫苑使何词聘于唐”。今仍传有“昌华八景”或“北亭八景”。据司徒彤称（1989）：指“盘龙晓月、松岗夕照、荔子红云、渭桥烟雨、马步归航、水云古寺、梅园香雪，蚧泉煑茗。”可见今天仍是番禺名胜地区。今后对南汉陵区亟应保护和发掘，为研究南汉取得实物资料。
&&&&（3）中宗刘晟昭陵在城东北四十里博大山（《南汉书》）。《南汉书?考异》称：晟墓在番禺县东北四十里之昭陵山。据麦英豪考证，认为在今石马村附近，因山有石人、石马的雕像，石马存留于今。墓大，亦为青砖穹形墓，出土有南汉精制青釉瓷器，为极珍贵品。附近亦遍山荔枝树，想当日亦为一风景区。《大清一统志》亦称为“昭陵山”云。
&&&&（4）花田在西关三角市，为南汉葬宫人墓地。《．南游记》称：“今府西十七里有花田，平畴弥望，皆种素馨。相传南汉官人死多葬此，一名白田”。可能因遍种茉莉，、一片皆白得名。黄佐《广东通志?古迹》卷十九引《南海百咏》称：“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皆种素馨花。《南征录》“刘王时，美人死葬骨于此。至今花香甚于他处”。但入清已为民居，因清代叶廷勋《西关竹枝词》十首中，即有诗句“花田旧址无花种”了（见《梅花书屋近体诗》）。
&&&&三角市，据清蔡士尧《荆花书室诗钞》中的《八桥竹枝词》自注称：“永宁桥南三角市，昔为花田”。永宁桥即今三板桥处（在和平西路），市即鱼塘栏东街道，开马路时，沿三角市拆建珠玑路（中段），地名今己消失。《粤屑》称：“汉素馨墓处也”，疑误。因按《南汉书》称：“素馨后主司花宫女，以色进御，封美人。注喜簪那悉茗花，因名素馨。死葬兴王府城西北郊。后主痛之，使人多植多悉茗花于冢上，号其地日‘素馨田’，坟曰‘素馨斜’”。与花田记载不合。按西北郊为岗地，宜为墓葬，而花田则似为灰骨墓，今基围区亦可见多层水棺葬，因平原无高地，堤围即较高葬处，为地位低的人葬处。《岭海名胜记》则把美人墓与素馨斜混在一起，折衷二说而记。一说素馨是主女。事见《明一统志》，称：“在阳江县东，壬女名素馨，葬此，冢上生那悉茗花，因名素馨”。与花田亦无关。又据《南海志》亦称：素馨与花田並非同在一起的。
&&&&（十三）环兴王府甘八寺考
&&&&刘氏作恶太多，故迷信思想浓厚。刘岩知子孙不肖，事业有如“牛角”，逐渐衰败，终至灭亡。故求仙佛为护。第三子刘玢立二年，即被四弟刘晟所杀，诸王争位，互相残杀，一脉家传。刘晟杀尽诸弟兄共14人。后主立，又杀二弟。皇族有女为尼，如城西净慧寺即有宗女为尼于此。《大明一统志》称：“净慧寺在府城西，南汉宗女于此为尼，建千佛塔。”但按《舆地纪胜》称：“净慧寺刘氏长寿寺也。在二十八寺之外”。故刘氏建廿八寺，实为求祐天堂，保护刘家，非把古老寺庙改名也。
&&&&环绕兴王府甘八寺名称，见于《南海百咏》诗中，其诗序云：“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伪刘所建，上应二十八宿，尚大半无恙”。诗云：（东七寺）“慈度天王更觉华，苍龙东角梵王家，普慈化乐成尘土，兴圣犹兼觉性夸。”（西七寺）“文殊千佛显真乘，水月光中见定林，昭瑞当时连集福，咸池今日应奎参”。（南七寺）“井珍南宫焕宝光，千秋古胜并延祥，只今两寺无名字，地藏旁联四实方。”（北七寺）“国清尊胜北山隅，证果报恩同一区。地藏荒芜并报国，尚余悟性斗牛墟。”
&&&&上诗已知南宋已有二寺失名，一些荒废了。但四方寺宇大半仍在。
&&&&依《南海百咏》记载，甘八寺名称，大致如下：
&&&&（1）东七寺：慈度、觉华、梵王、普慈、化乐、兴圣、觉性。（其中普慈、化乐二寺已毁于南宋）。
&&&&（2）西七寺：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咸池。
&&&&（3）南七寺：宝光、千秋、古胜、延祥、地藏。（内二寺已于南宋失名）。
&&&&（4）北七寺：国清、证果、报恩、报国、悟性、尊胜、地藏。（地藏寺有两所，疑误）。
&&&&《南海百咏?卢循河南故城》条中称：“在郡之南岸，古胜寺之西”。则古胜寺当在河南。又说“真乘寺亦在硬部（即步），其地斯近之矣”，“刘王花坞在千佛寺侧，芳华园故址。”其他寺考证如下。
&&&&甘八寺寺名及地点可考者有：
&&&&（1）东六寺&慈度寺在海珠石上，《羊城古钞》称，建于大宝年间，（乾隆）《南海县志》同。《南汉书》称为后主时，僧达岸请建。
&&&&（2）西六寺&西七寺中千佛寺争论较多，因多因千佛塔有多个而起。净慧寺有千佛塔，故一说千佛寺即净慧寺。但此寺已明记不入廿八寺之内。第二说认为在唐开元寺（宋大中祥符中改天庆观，后称元妙观），亦因内有“涂金千佛塔”之故。《楚庭稗殊录》（卷二）称：“寺有金涂铁塔，刘鋹溶铁为之，涂金于外，光耀至今”。寺内还有鋹及二子铜像，据传因匠人造像不似而被杀。《大明一统志》称：“南汉刘鋹与其子各范铜为像，略不肖似，即杀冶工、凡再三乃成”。并以此寺亦有河流经，枚定为千佛寺，实误。因《南海百咏》指出在城西，但不在华林寺，而在青紫坊。（黄佐）《广东通志》称：“日泉井，在旧青紫坊千佛寺侧”（见《岭南丛述》引）即今龙津东路附近。因《南海百咏》“刘王花坞”条即明记在千佛寺侧。
&&&&定林寺，黄佛颐疑其在天庆观附近，因《南海古迹记》称：“（东坡泉）经略使方大琮浚泉，护以定林废寺铁井栏。”（见《广州城坊志》卷三）按南汉时未建西城，故恐在西城范围之内，因铁栏笨重难搬，在天庆观附近，亦有可能。
&&&&真乘寺，据《南海百咏?朝汉台》条，指在城西硬步，即今西场附近。
&&&&（3）南七寺&宝光寺是大通寺前身，后主应达岸建，时地僻，故建寺于此，大宝间建，宣扬佛法，参学者多，在附近田野建房居住，渐成市集（见《南汉书》）。千秋寺有争议。《图书集成?职方典》引《广州府志》称：“（药洲）州南有千秋寺，元季俱毁，今故址为按察司”。但一说在河南海幢寺。阮元《广东通志》称：“海幢寺在河南，盖万松岭福场园地也。旧有千秋寺址，南汉所建，废为民居”。此说后出，余从前说。
&&&&（4）北七寺&悟性寺在越秀山足，《南海百咏续编》称：“三元宫在越井岗，即唐之悟性寺故址”，寺久废。
&&&&石门西华寺为大宝元年（958）建，宋、明重修，但是否入廿八寺之数，未考。
&&&&南汉兴王府寺观亦盛，可记者如下。
&&&&（1）光孝寺&在今光孝路北，寺史长达1700多年。本南越王赵建德故宅。吴为虞翻讲学处（222—252），称“虞苑”。虞死，家人施宅为寺，名制止寺。据顾光《光孝寺志》称东晋时名“王园寺”，贞观19年（645）改乾明法性寺，会昌五年（845）改西云道宫，宣宗十三年（859）复旧。南汉时，《南海百咏》称：“法性寺刘氏时为乾亨寺，后复旧名，今为报恩光孝寺”
&&&&南汉，光孝改为乾亨寺，今天保留胜迹仍多。相传当日寺后园即为刘龑避暑之所。据清凉道人《听雨轩笔纪》称：“寺后有园一区，树石亭台，迴廓曲沼，颇饶幽趣，相传为南汉主刘龑避暑之所。寺僧历来修葺之，故虽已数百年，尚未颓废。”今天游览仍可略见旧。
&&&&东、西二铁塔是南汉遗物。东塔方形七层高6.35米，连座7.59米，全身有九百佛龛，为莲花座。四周雕“行龙火珠”、“升龙降龙火焰三宝珠”，反映南汉铸造水平很高，为全国最古最大铁塔。西塔大宝六年（963）太监龚澄枢与女弟子邓氏卅三娘铸。民初坏了三层，现存下面三层。东铁塔是宋时由开元寺迁来的。
&&&&自莲池、洗砚池唐代已有，故南汉仍存。
&&&&（2）净慧寺&今六榕路六榕寺。梁大同三年（537）昙裕奉诏求舍利东归建，称宝庄严寺。王勃有记，今重抄刊出寺中。《壬申南海续志》引《恭岩札记》称当时还有“赛月灯”凤俗，说：“各里巷亦累瓦为塔，集薪燔之，火遍三城（按当时未有三城），亦奇观也。至今其俗尚存”。
&&&&（3）开元寺&唐建，宋为元妙观，但内有刘鋹“涂金千佛塔”，鋹及二子铜铸肖像，恐南汉时仍在，未改名。
&&&&（4）药师庵&唐建，因《番禺县志》称：“药师庵在小北门直街，鼎建于唐”。《白云粤秀二山合志》称：“巷内比丘不下百人，省中尼庵，惟此为盛”。民国为小学，现仍为小学。想南汉时应仍在。
&&&&（5）华林寺&梁普通七年（526）达摩来建，历代均盛，故南汉亦存。一说即千佛寺。有误，因按《百咏》说在刘&王花坞，则在华林寺之西半塘，二寺相距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