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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水浒传
类型：角色扮演
题材：其它 武侠 历史
运营：37wan
玩法：战报
状态：公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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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您的支持我们才能做得更好！[转载]毛泽东受《水浒》影响的一生
[转载]毛泽东受《水浒》影响的一生
原文地址：作者：
毛泽东受《水浒》影响的一生
本文选自陈小雅《中国牛仔》
毛泽东的“圣经”
“我念的是绿林大学。”
毛泽东曾经同身边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人？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很多人会在“秦始皇”这个名字下打钩。但尼克松可能不这么想。
1972年2月，为准备中美关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据说，尼克松早早就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作为当今世界政治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他建议，与毛泽东的会谈最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口就自称是“土匪”！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台湾问题”。他出其不意的表现，给装满了一肚子“哲学”的尼克松来了个措手不及。
自己怎么会被这个东方的“牛仔”“玩”了一把？尼克松可能一直没有想通。这与人们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的正确含义，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表述自己的“孤独”；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目无法纪”、“老子天下第一”。而另一种解释是，我谁也不怕。请看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一段回忆：
毛说：“……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了原子弹。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
难道是美国外交部的资料库里，少了一本赛珍珠女士的着作？那可是中国的一件“国宝”。而在与尼克松会见之前，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回忆，日，毛泽东正好点名要看《水浒》……
当时，究竟毛泽东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
但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像水浒人物一样“造反起家”的。虽然已经是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无可置疑的统治者，但在世界头号霸主面前，他依然是以一个“造反者”看待自己的。而且直到死，一直把那本《水浒》放在自己的身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发动了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毛泽东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少不读《水浒》”？在毛泽东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就像是基督徒的《圣经》一样，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毛泽东最早读《水浒》的记载，出自他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他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
“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中国有句俗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男不读《西游》，女不读《红楼》。”把中国的古典四大名着都划了一个禁区。这大概是“过来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的“警世通言”吧！
“女不读《红楼》”，大约是因为《红楼梦》专门讲男女情爱，鄙视功名，容易使女子“移了性情”，忘记“三从四德”和相夫教子的责任。
“老不读《三国》”，大约是因为《三国演义》专讲权谋。如果老人都学习其中人物，勾心斗角，不愿意退休安份，个个变得老奸巨猾，安定团结岂不成了问题？
“男不读《西游》”，大约是《西游记》讲的是宗教与凡界斗争的故事。如果男人都模仿故事中的“出家人”，中国人岂不要绝后？
至于“少不读《水浒》”，其意义就再明显不过，因为《水浒传》无视正统规范，宣扬“江湖意气”，鼓吹“造反”，小小年纪就把君臣父子夫妻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那岂不是为国家、社会、家庭造难？
为社会规范计，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作出不同的要求，应是传统中国社会自我维护的一种机制。
看看毛泽东受《水浒》影响的一生，以及他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
越禁越红火的《水浒》不幸的是，越是被“禁”的东西，说明对人的天性越具有吸引力。
请看毛泽东们是如何对付这些“禁忌”的：
“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这种天然的吸引力，正是书商们生产文化产品的内在动力。从咸丰皇帝的一道《靖奸宄》命令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毛泽东出生的时代，《水浒》一书在毛泽东家乡的流行情况：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的同乡--大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有一“名将”叫胡林翼的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显然，清朝皇帝的“禁书”运动搞得并不见成效。不然，为何到毛泽东出生以后（光绪十九年），它仍然盛行于湖南乡村呢？
家世与遗传因素毛泽东一生读书甚多，为什么会偏爱《水浒》？后人有的想从毛泽东家族的血统中，找到“遗传”方面的线索：
毛姓，是华夏的一个古老的姓氏。像其他许多的古老姓氏一样，它起源于姬姓。乾隆二年韶山《毛氏族谱》载：
“吾姓系出周姬文王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亨、毛苌注诗训诂，西河遗源，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毛国杰先生概括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毛泽东的祖根追溯可以表述如下：
（1）西周初年，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姬郑被武王分封到一个叫“毛”的地方，&11&建立了毛国。爵位是“伯”，他的后代以国名为姓氏，是为毛氏。
（2）姬郑灭掉毛国以后，其子孙置守其地，传到22世，又出了一个着名的人物--毛遂，因自荐威楚，住居赵国（今河北鸡泽）。到了汉代，毛伯郑第40世出了一个叫毛苌的人，官拜河间献王博士，世称“小毛公”。其后代的一支又回原阳定居。到西晋末年，毛伯郑第52世出了一个叫毛宝的人，因战乱随司马皇族迁居江南，成为江北和江南毛氏的传继人。
（3）自西周毛氏封国，到西晋毛宝南迁，历时1300余年，传52世，主要在中原繁衍。到54世毛璩才正式在浙江衢州定居。他又传了12代后，到第66代，一个叫毛让的人，因为在江西吉水做官，在那里又传了约23代。到第89代出了一个叫毛太华的人，先到云南，以后定居湖南韶山，再传20代到毛泽东，历时3000余年，共传108代。
据传，毛泽东的直系祖先--毛太华，原是江西吉州府龙城县的一个农民。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他毅然放下锄头，举起长矛，投奔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为建立大明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朝底定后，他又以百夫长的身份，随军远征云南，力拒蒙古族铁骑。战到云南归入大明版图，毛太华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于是，在当地安家落户，像许多军屯的战友一样，娶了一位拉祜族姑娘为妻室。但是到了晚年，毛太华开始思念故土，盼望叶落归根，被准许回到内地。于是，毛太华偕妻子和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内迁，在湖南湘乡县落户，并分得了一些田产，过上了不愁生计的平民生活……
以上说明，毛泽东的家族血统，可以称得上有中华民族“正宗”血脉。在祖先中，既有一方的封侯，又有著名的谋士；既有文化名人，也有下等军士。到晚近的几代，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农民。他的身上，既有造反者的血液，还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些，都可以作为毛泽东日后成为“造反者”头领，重蹈朱元璋道路的遗传学注脚。
少年理想毛泽东少年时期的老师--李漱清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早年毛泽东主观意识活动的回忆。那时，读书不多的毛曾向他提出过一个连老师也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夫做主人公呢？”
据说，当时的老师一时答不上来，但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
“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老师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当时，他点头称赞了他的学生：
“是的，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鼓励的毛泽东谈锋更健。他表示，如若将来自己能够写书的话，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
那么，毛泽东在接触到《水浒》这类书籍后，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老师也留有回忆：
他“有的地方非常喜欢，有的地方又让人很扫兴，有的还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停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很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那时，毛泽东大概还不知道，岳飞，其实就是小说人物宋江的原型之一。只是历史用岳飞的“愚忠”衬托了牛皋的“造反精神”，而小说用李逵、吴用、花荣的“愚义”衬托了宋江的“愚忠”。
半部《水浒》打天下在毛泽东那里，《水浒》不仅是一部消遣的小说，还是一部革命的“实用指南”。
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位刚刚从中等师范毕业，开始从事社会活动的青年就曾建议他“新民学会”的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骑马打仗看小说
在“落草”的艰苦岁月里，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一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
“……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毛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
在这方面，与毛泽东有同好的，是有“儒将”之名的陈毅。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至。
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总结《水浒》故事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用于自己的事业。
1939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系统地总结了《水浒》对于革命的指导意义。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张闻天回忆，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提出“路线问题”？目的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毛说：“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
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70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它不仅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提供启示，还能够为其“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毛泽东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还和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讲到《水浒》故事《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说：“萧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了，终于一起去复仇，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
1955年10月，在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毛泽东说：
“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毛泽东是否运用过《水浒》经验，“革”过“王伦式的人”的“命”？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但类似林冲投奔梁山，毛泽东在前有投奔井冈山根据地的经历，在后有投奔陕北根据地的历史。在中共的“正史”中，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王佐、袁文才，双双“牺牲”于1930年的一次“战斗”；刘志丹则死于1936年的一次“敌人阻击”。但彭德怀的回忆证明，使王佐、袁文才致死的那次所谓“战斗”并非与敌人的战斗，而是他们与“同志”的“误会”。而王明曾有言直指，他们二人死于毛泽东的“鸿门宴”。据说，刘志丹其实也是死于身后的“黑枪”。此后围绕小说《刘志丹》展开的迫害，不能不为这段历史罩上了一团浓雾。
“石碣放妖”搞“文革”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搞“文革”的手段，也是来自《水浒》的灵感：
造反！炮打司令部！--其合法性注解是现成的。
“凡是走资派压制最厉害的地方，也是造反派革命最起劲的地方。”--台词也是现成的。
正像《水浒》第一章“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构思一样，毛泽东这次发难的地点，也正是近代历史上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刘少奇主持的党的“系统”按自己历来的经验派去了“工作组”，就像那块镇妖的“石碣”，而毛泽东则把“反工作组”的行为命名为“揭盖子”！把不给他发文章的中宣部称为“阎王殿”，把打倒中宣部称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当年，笔者与许多人一样，曾经对这个“主题”的命名发生过疑惑：为什么他要说“炮打司令部”，而不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呢？难道他自认为作为这个政权的首脑，自己已经名存实亡？北京真的就只有一个“司令部”了？后来我才明白，采取这个提法，仅仅因为借“造反”这个“名”的需要。而“名”就是“道统”的外衣和包装，“名正”才能“言顺”。说毛泽东有什么深谋远虑不见得，但一个人的行为与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就是上帝也无法改变的。毛泽东正是据此，提出了他的“革命”的道义依据：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如果说，先秦思想家曾经对“革命”作过经典的说明--“革其王命”（改变帝王的命运）的话，那么，对于“造反”的解说，最形象的莫过于孙中山的说法--“从下头反到上头”了！
但是，为了迁就“造反”的概念，毛泽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各种讲话中，不得不再三强调，不是所有的“司令部”都能够“炮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炮打”。但是，他不得不哀叹，“我也没有料到”一下子全起来了，这个“祸”是我闯下的……
此时此刻，毛泽东也许想到了被金圣叹“腰斩”的《水浒》。在这个本子里，金圣叹在开头设计了一个“石碣放妖”的故事；在末尾，又安排了一个“石碣收妖”的情节。毛泽东既然自认“放妖”有功，那么，他将如何“收妖”呢？本书以后的章节将有描述。
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到了晚年，《水浒》依然是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林彪事件、陈毅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
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以上可见，《水浒》对于毛泽东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斗争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反的经验教训，可作为革命斗争的借鉴。
谈情说爱有媒介大约是出于“孵蛋族”喜乐平安的天性，大多数女性都不喜欢《水浒》。从那里面粗俗不羁的人物，动荡漂泊的生活方式，妇女们很难找到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美感。尤其是旧时代的女子，对于那种“张口就骂，出手就打”，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眼前已经一片狼藉，肇事者早已绝尘而去的场面，殊难欣赏。
但也许是天作之合，在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中，《水浒》却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毛泽东有点遗憾，但她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水浒》。
作为贺子珍的继任，江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中的萧桂英的故事--《打渔杀家》。
1944年，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上演的《逼上梁山》以后，还给它的编导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正是这封信，成为了他和妻子江青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
不过，敏锐的读者在上文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既然地主庄园里藏有《水浒》，说明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也爱看这本书。而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本质。
《水浒》的历史价值根据文学史研究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施罗合着本”，经历了二百五十年。以后又衍生出一百二十回本。再到清代，金圣叹号称是得了“东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斩，编成了七十一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这个版本，其他的版本几至湮没。至此，《水浒》从萌芽到成熟，前后历有四、五百年。
《水浒》的传播动力《水浒》为什么能获得这种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身。认为它内容“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那些“大宋遗事”实际上是在传播中，在获得民间和文化界的广泛参与之后，才变得“精彩”起来，以至于变成不朽的文学作品。后来人很少注意到，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贾们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大众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时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看到三条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记载。他在现今保存的《水浒》最早版本--明万历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浒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嗜好。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私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会的考证。经过对《水浒》重要的出版家--郭勋的身世考订，侯会说：
“郭勋是明嘉靖朝的勋戚大僚，他世袭武定侯，后来又爬上公爵高位。在当时的公卿士夫间，他口碑不佳，被视为政治投机的老手。但同时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艺术赞助人。郭勋府中刊刻的文艺作品，除《忠义水浒传》外，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英烈传》及散曲选集《雍熙乐府》，都是纸墨精良、校雠精审的书籍精品；当时即有武定善本之号。可以肯定，郭勋斥资精印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当然不是为市井读者提供娱情悦目的通俗读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们的一时之好，借以获取好文多艺的令名……”
他注意到《水浒》价格实际上决定着这本书的读者群和传播界面。那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提供参照：
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刊《封神演义》，标有“每部定价纹银二两”的字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明代米价表载，万历时平均米价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即一部小说的价格可买米两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学正，每月俸禄不过支米二石五斗，典史月俸不过三石。
这就是说，在明万历年间，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位学正（相当于县中学的校长）或典史（地位介乎于县公安局长及刑警队长之间）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这位晚清光绪三十四年《水浒传》新刻本的主持人说：
“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浒传》，取其公正也。……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格于金融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预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
由此观之，推动《水浒》传播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帝室王家，还是勋戚大僚，抑或是早期抱着民主立宪理想“下海经商”的人，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物。
禁毁时代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水浒》的命运发生了一个转折。请看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浒传》的命令：
“……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
可见，当时在朝廷大内，至山野民间，展开了一场浩大的抄禁《水浒》的运动。
又，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这是异族皇帝的态度和看法。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曾经当过曾国藩部将的胡林翼的看法。这里还有他的幕僚，以后任到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的观点：
“《水浒》、《西厢》等书，……原其着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由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5&
那个被清顺治皇帝杀头，并在《水浒》传播事业中发挥过最大作用的金圣叹，也认为明代以来的各种《水浒》有“诲盗”--也就是教人怎么作强盗--之嫌。他尤其批评李贽等把《水浒》冠以“忠义”之名。因此，他要“腰斩”一百二十回《水浒》，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为被“斩尽杀绝”。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为他的七十一回本的结尾。他所欣赏的，只是《水浒》的文学成就而已。
《水浒》走红的历史机缘既然从阶级趣味和审美意象都不能解释《水浒》传播的奥秘，那么，什么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述资料的论列，已经揭示出某种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水浒》的走红，绝对有一些历史的机缘。
其一，为上述汪道昆所说，是出于太平盛世的艺术和消闲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以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对消闲文化的需求为基础的。这类需要的特点，从当时流传的
“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等剧目与故事的性质，也可看出端倪。它们或者是叙述王孙遗孤、忠烈后代（如：柴进为周世宗柴荣后代；关胜为关羽苗裔；杨志为杨令公重孙）的遭遇故事；或者是传播民间英雄历险奇闻（如：武松打虎；鲁智深醉倒拔杨柳）；或者是申诉贪官污吏的横暴和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无常……总之，基本是在不妨害当朝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运行的。
其二，《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有明一代。而这个朝代，正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王朝。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政权时，当清朝异族统治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能量的作用时，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出笼的。然而，也正是靠了这个“断尾巴的蜻蜓”，“水浒”故事才得以在有清一代“传薪不绝”。
其三，如上述侯会先生所说，《水浒》的传播，是出于勋戚大僚们挣钱和“博雅”的双重需要。由于其故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市场，于是推动了它的传播；又由于它的传播，更提高了它作为文学的内在品质；由于其文学品质的增强，更加剧了人们为挣钱而传播的动力。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
第一：艺术或消遣的价值；
第二：挣钱和扬名的价值；
第三：延续“道统”和传播“政治理念”的价值。
关于《水浒》的“载道说”上面说的是把《水浒》作为艺术品和挣钱、博名宝库的情况。那么，把《水浒》作为“载道”工具的情况又如何呢。综而观之，它们的观点大致有如下两大类：
其一，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
其二，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
其具体言论略展如下：
“载儒道”说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张凤翼、余象斗、大涤余人等。其贯穿的核心，是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思想。
他们把《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它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作者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它的主角虽然被视为一群“盗寇”，但与那些“窃国大盗”相比，他们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
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人物说：他们“既蒿目君侧之奸”，又能“审华夷之变”；“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惟翦婪墨，而不伐良善。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他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认为《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水浒英雄是国家的医生，作者写此书，好比医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贵重的补品。
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则说，先儒把“尽心”叫做“忠”，“心制事宜”叫做“义”，他认为，“尽心为国”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义”。水浒人物在宋代末年，贪官横行、乾纲不振、国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够锄强扶弱，削富济贫，伸冤解囚，可谓是“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的事业。他说，如果《春秋》是“史外传心”的重要经典的话，那么《水浒》则是“纪外叙事”的重要作品。
大涤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浒传》卷首文字《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说：“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识者有忧之。”“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由童而习之。”他认为，《水浒》就是生于“乱世”，当“正史不能摄下流”的时候，用“稗说”来“醒通国”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作品。说作者“用俗以易俗，反经为正经”的方法，用心在于“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
这派观点的特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是独立于皇权和国家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乱世”在下、在野。所以，《水浒》是可以与《春秋》、《史记》比拟的经典作品。
载“民族、民权大义”说
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袁无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陈忱，以及严复、夏曾佑、俞万春、梁启超、王钟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们认为，《水浒》是国家倾覆于蒙古人、社会糜烂于贪污腐败、人民沦陷于牛马境地--这“三大劫难”催生的作品。它不仅寄托了作者的哀恸、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权、建立人民政权的愿望的作品。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时，“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他还认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率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并非一种愚忠，而是“忠义之烈也”。他认为，当国者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君侧”；贤宰相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
据《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的作者李恭简说，施耐庵是元朝至顺辛未年间的进士，曾与同乡、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相识。张自立为“吴王”以后，曾造访施耐庵的家，请他出山襄助，但被施耐庵谢绝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多次下诏书请他任职，他也“坚辞不赴”。
那么，施耐庵究竟是在什么境况和心情下写作了《水浒》的呢？据《施耐庵墓志》的作者王道生说：
“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着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其门人罗贯中（说）……先生之着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这个“墓志”是否可靠？还存在疑问。但文学史上历来有这样的争论：《水浒》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为何《水浒》中诸多人物与《三国演义》人物类同？这个“墓志”说明，罗贯中本是施家的一位“门人”。这个施耐庵曾专门从事历史小说的撰写，所以搜集了大量正史与野史资料。但为何以后的《三国演义》署名罗贯中呢？大概是施耐庵老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这位有才华的门人继承了他的未竟事业，也未可知也……这是题外话，以下言归正传。
还有一位“佚名”作者，曾作《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把施氏《水浒》的作用提高到对中国人心“起死回生”的地位。他说：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人心，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中国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与明代理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
更重要的是，这位“佚名”作者还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施耐庵）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是笔者看到的记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应该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
他认为，思想的产生，得自于“天絪地氲”。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所以有所谓人类“公理”。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
他还认为，元朝亡于《水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末人民大起义的着名头领：韩林儿、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都是“《水浒》之产儿”，“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
他的结论是：
“世以耐庵为诲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耐庵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诲，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
毛泽东不就是被这种“道统”所教诲出来的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吗？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也说：“施耐庵之着《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他说：
“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则说：
“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
毛泽东说“《水浒》是政治小说”，看来是有所本的。
毛泽东的“道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水浒》的评论，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一个“杂”字了得！
这显然是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成书特点，及其蕴涵信息的丰富性引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间传说与文人手笔，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故事构成上，它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根据历代文人雅士的考证，它是借山东宋江36人起义的外壳，实际综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发生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淮南、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故事。正因为它有这样复杂的来源，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书中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体例矛盾、故事衔接失榫和人物形象分裂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它有这样丰富的来源，它成了凝聚中国古代造反经验的宝库。
其次，在观念赋予上，它反映了历代参与创作者的不同需要。而这些人有皇帝的“御笔”，也有民间的著作家；儒、道、佛、侠，各家参杂，但主要作者，是该时代的落拓文人。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源流，几百年来，围绕《水浒》的评论，才会那样精彩纷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们的分歧有多大，《水浒》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着--这个定位，是没有疑义的。不论是官方的“诲盗说”，还是金圣叹的“禁盗说”，以及李贽为代表的众多闻人的“载道”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判断罢了。“诲盗说”与“载道说”都对，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和“盗”，正好是相反的。
因此，看毛泽东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属于《水浒》的哪一类读者。而看他属于哪一类读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就行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也和皇帝一样看戏、看电影，但他看了《清宫秘史》不是感叹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认为它在宣扬“卖国主义”；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没有发出贵族们通常用以“博雅”的对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他也和胡适们一样喜读金圣叹，但他读到的并非文学的精彩与精致，而是历史的“不真实”。同样，他不喜欢一百廿回本，并不是因为它狗尾续貂、拼凑嫁接的技法不纯，而是因为它与施耐庵继承的司马迁的传统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统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腊，是继承了“宋儒传统”。
类似于鲁迅小说中那些“不敬神的家伙”，毛泽东虽然也喜欢以帝王自喻，但他喜欢的是帝王的“绝对自由”和来去无拘束，而决无正统帝王的敬天畏祖。他尤其喜欢“造反”出身的帝王的流氓气。如刘邦听说项羽捉了自己的老父亲，他不仅不着急，反而命人传话：告诉项羽，如果他将老太爷“烹”了，请“分我一杯羹”吃。
毛泽东比刘邦更“豪迈”，他说过：
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这么多，炸不完。而且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
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的这种“无产者无畏”的精神，缔造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时，他的国防部长也跟着学：“打烂了再重建，至多是晚解放几年。”以后的红卫兵则更是在这种“豪迈气概”上互相攀比，以至于喊出“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新天地”的口号！
呜呼！如果晚清的那位“佚名”作家活到现代，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判断改为：
“朱元璋，一《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著者耳。”
以《水浒》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修复机制中，从一个造反者到“专制皇帝”，并不存在一条鸿沟。换言之，他们的身份，是可以互相转换而无需经历痛苦的“裂变”的。而中国的“牛仔”，之为“中国牛仔”，原是有一条粗大的根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往往能左右逢源。
由此可见，造反，作为一种压迫的产物，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但它行使的只是社会的“破坏与修复”机制，造反的成功；造反者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实现。只有经过制度“民主化”改造的造反政权，才能称得上是“民主政权”。
（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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