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_百度知道聂绀弩是这样当告密者的
作者：徐庆全：
关于告密者的话题，本来是个过气的话题。
2009年，《中国作家》（纪实版）第2期发表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引起很大反响；章诒和在《南方周末》（3月18日）发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为这种反响推波助澜。由此，一个关于告密者与被告密者的话题，就纷纷扬扬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重新拾起这一话题，缘于最近腾讯那个访谈录《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现龄83岁的过气“线人”王镇皋先生，早年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组织，成为其恩师束星北身边的“卧底”。时到如今，因为王镇皋都没整明白自己过往的行为究竟是好还是坏，关于“告密”、“卧底”的话题又开始在网络上热议、喧嚣起来。
喧嚣中，章诒和大姐那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又成为微信朋友圈流行的读物，聂绀弩被朋友们送进监狱的事情又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
有论者从制度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也有论者谴责告密者的同时，又赞赏聂绀弩的豁达。有感于此，3月30日，我在
“八十年代”公众号上面推送了《徐铸成是“卧底”也是“告密者”》，强调了“卧底”和“告密者”丛生的制度层面的因素。文中，我举了一个例子，被告密者送进监狱的聂绀弩，在1955年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中，也曾当过告密者，揭发胡风及其与胡风有关系的人。
这里，我详细说说这件事。
揭发胡风的“四条线索”
聂绀弩和胡风是同乡，也是好友。
1931年“九一八”后，聂绀弩因为积极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所不容，逃亡日本。在这里，聂绀弩结识了自己的同乡胡风。其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的患难情谊。
在日本，胡风与聂绀弩所从事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日本警局的注意，两人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们同船回到上海，胡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聂绀弩在胡风的介绍下加入左联。
1934年，林柏生邀请聂绀弩主编汪精卫的南京《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征得组织的同意，聂绀弩开始编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胡风给予聂绀弩积极的支持，他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还约鲁迅写。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1934年，聂绀弩在自己的同乡吴奚如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动向》副刊被迫停刊后，1936年初，在鲁迅的支持下，聂绀弩又与胡风、萧军等人创办《海燕》。10月，鲁迅逝世。聂绀弩与胡风等人一起操办丧事，并与胡风等人一起，为鲁迅抬棺。
1949年，聂绀弩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与胡风一起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此后，胡风也来到了北京。
此时，尽管胡风面临着在理论上被清算的局面，但聂绀弩仍然与胡风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为“反党集团”后，并没有向社会公布，只是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传达。听到了这个传达的聂绀弩，在去看望胡风时，竟然把这个党内机密告诉了党外人士的胡风，后来聂绀弩因此遭到审查。聂绀弩的这一举动表明，尽管报刊上对胡风的批判如火如荼，但在他的眼里，胡风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当然，在公开场合，作为党员的聂绀弩，也要进行批判胡风的发言。不过，聂绀弩似乎对这些批判并不放在心上。即使要发言，其风格也是绝对的“聂绀弩式”的。比如，在1954年底批判《文艺报》连带批判胡风的会上，“老聂似乎刚喝了酒，带着醉意就上了台，用舒芜文章中的话指责胡风，还说他和路翎过去反党，现在也反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引起众人的哄笑，他只好下去了”。
到了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紧锣密鼓之际，被认为是“犹大”的舒芜（胡风的得意弟子），利用胡风给他的信件写文章揭发胡风，5月13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后，所谓的“胡风小集团”升级为“反党集团”。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材料，胡风的罪名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了。
这期间，一方面，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与胡风曾有过交往的人，纷纷在报刊“亮相”，表明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公安部开始了对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逮捕。
这时候，聂绀弩正在江西和湖南作长时间旅行。按照常理，既然远离对胡风斗争正如火如荼的北京，聂绀弩可以乐得个置身事外，摆脱在政治高压下对老朋友进行揭发的尴尬。可是，聂绀弩不，他虽然在旅次之中，但也没有忘记主动向文艺界头头、负责对胡风批判的周扬揭发胡风及其同伙。
日，聂绀弩在给周扬的一封“起于南昌写完于庐山”的信中，主动揭发了有关胡风案的四条线索。他在信中写道：
在报上看到关于胡风的两批材料，真令人发指。给舒芜的信，以前曾听舒芜口头谈过一点点，这回看见文字，印象自大不同。但第二批材料则更恶劣。胡风问题，自看到他的《报告》之后，我便认为一定有政治背景，不然就简直不可理解。看到这两批材料后，更加强了这一认识。看报纸的按语及郭老的文章、文联作协的决议，推测我们已掌握了一些具体材料。但有一两种线索，不知您已注意到没有。一、庄涌是胡风介绍到东北给吕振羽同志的。这可能是胡风派去作“开辟”工作的。庄涌那里有胡风夫妇的信，行箧中有托匪文件，又曾写过两封匿名信骂主席，“理论”也近似托匪。这些材料现在在公安部或京公安局，庄本人现在想还押在北京。此外，向吕振羽同志了解一下庄涌在东北的情况及庄胡之间的关系，可能得到一点什么。二、胡风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我至今不了解，例如他怎样进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只知道他和国民党方子樵是同乡并且很熟。但据胡风说，胡风的哥哥张名山是方子樵的族人杀了的。为什么杀以及是否真实，都不可知。鄂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何正华（即方天奕）同志是方子樵之侄，和胡风相处很久，可能知道一些，并且知道胡风过去的历史当较详，可能从他得到一点资料。三、胡风从香港到桂林时，与国民党文化工作者张煌搞得很好，他有一篇答文艺青年的谈话，由戈阳同志笔记的，那个谈话会是张煌召集的。现张煌好像已死，不知戈阳同志能不能记得一些当时的情况。又，曾经做过张煌的老婆的鲁琳，曾经在《大公报》工作，不知此人何在，她可能知道一些张胡之间的关系。四、胡风的南天出版社是由一种什么关系搞起来的，彭燕郊同志可能知道一些。我即将到湖南湖北去，碰见他们时，可能得到较多的了解。可惜他和泥土社的关系，我一点也不知道。舒芜似乎知道一些。诸如此类的线索，应该还有一些。不过此时也许没有什么用处了。
第二批材料中有个别的注释似乎是错的，给张中晓的信中两次提到“浦兄”，注均作指胡风自己，从文字语气看来，不像。他处指自己的字，如“谷”、“荒”均用过的笔名，浦字似未用过。疑指罗络。张中晓常与罗络相关的。当然，这是些不重要的事。
四条“线索”后果
第一条讲到庄涌。庄涌是胡风创刊于1937年9月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歌的一位重要的诗人，也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刊出的16位诗人中的一位。他描写抗战的诗集《突围令》，由胡风编辑，1939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日公布在《人民日报》的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庄涌“榜上有名”：
七、194&年&月21日庄涌给胡风的信（自重庆）
……听说你办的杂志要在正中书局出。其实也好吧！
【庄涌】地主反革命分子。当1946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江苏省邳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正中书局】国民党CC分子所办的书店。
有了《人民日报》的定性，庄涌的家乡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在7月18日刊出《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庄涌在徐州干了些什么？》的文章，将庄涌进行了批判。
1949年前后，庄涌致信胡风，目的是谋一个工作。胡风与时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的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很熟，就写了一封信，让庄涌到东北任教授。吕振羽接待了庄涌，但是没有如愿让其当教授，只给了个讲师待遇。大约庄涌对此不满，就写信给胡风和聂绀弩。胡风本拟推荐他到山东大学任教，但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让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早在1945年，聂绀弩在重庆办《真报》的副刊时，庄涌就是他的助手。庄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到两个月，就在1954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到胡风冤案发生时，就像聂绀弩在信中所说的，庄涌已被关押在北京市监狱里了。
第二条，关于胡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有“胡风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联系”的指控。1965年对胡风宣判时所列举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联系”的事实，大致有这样几条，一是聂绀弩信中所提到的胡风“进中山教育馆”的问题，一是胡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江西剿共军政治部宣传科干过事，并写过《剿共宣传大纲》等。
第三条，张煌与胡风的关系。当年张煌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当时办了一个杂志《文学创作》。大约只是为了刊物装门面，才请胡风这样的名作家召开座谈会吧？聂绀弩连这样的事情也作为线索揭发，真是无语了。
第四条，彭燕郊与胡风的南天出版社。彭燕郊与胡风的关系，最初就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后来，他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1942年胡风来到桂林。此时，彭燕郊正协助聂绀弩编《力报》副刊。因有聂绀弩的关系以及曾在《七月》发表过作品的渊源，彭燕郊与胡风开始有了交往，这才有了聂绀弩信中所提到的南天出版社的事情：
彭燕郊介绍了广东籍青年学生朱振生（朱谷怀）和米军（林紫）来考虑看胡风，他们爱好文艺，筹了一点钱，想办出版社。胡风建议先为他们编一套诗丛，以后再出版别的书，这样，就成立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
彭燕郊与胡风的交往，也就仅此而已；而且，他与聂绀弩也算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同样也成为聂绀弩的揭发对象。后来，彭燕郊成了没有“注册”的“胡风分子”。
1980年以来，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后，人们对被认为是“告密者”的舒芜进行指责时，聂绀弩却为舒芜辩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我在《徐铸成是“卧底”也是“告密者”》一文中说：“聂氏洞察历史，深知告密非告密者个人之罪，乃体制裹挟之下的屈从。”聂绀弩对待舒芜态度，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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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每天五分钟,给思想加油作者：章诒和 ２００８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一年后，我在２００９年２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１９６０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１９６２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１９４９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２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２０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１０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１９６４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到了１９６６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２月１８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１９６５年８月４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１９７８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１７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冰道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吊若海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ｈōｎｇ）然。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１９６０年死去。诗意是：４０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ｑī）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１９６２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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