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一：《忏悔：不甘泯灭者的最后突围》
　　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之于我们个体，是生命精神的真醒。忏悔之于我们民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不属于现代专制世界制造浩劫的一切罪魁！
　　文革浩劫的实质，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文化、道德乃至伦理上的种族灭绝。
　　我们一代人不仅是浩劫至深的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曾经“灵魂暴发革命”到换髓换骨，直至非人非兽，荒诞莫辨；直至丧失常识、常情、常理和常伦；直至善于迷信、凶残、丑陋、卑怯、无耻到一切文字不曾有过记载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人种，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至今，我们讳莫如深，自己依然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从无集体地自省自赎。
　　虽说忏悔一语始于佛教，衍化至今，已在诸多宗教及至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渐趋同的涵义。忏悔，无论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抑或来自泛神、无神的良知语境，或多或少、亦质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责、自爱、自赎的精神品性。忏悔，既是神性、神律关系，又是人性、自律关系，已经属于超越智慧的灵魂自觉，属于不随躯体消失而消失的高贵自珍，更属于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深远自期。其实，忏悔之精义，中国“内圣”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无论形上形下，不仅息息相通，且别具博蕴，从“一日三省吾身”，“观过斯知仁矣”，“释然悟，翻然悔”，“改过以自赎”，“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恶莫大于无耻”……无不一道一也。虽然东、西方语系、语意各异，忏悔对象有别，但蕴于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华日渐相向、相融。无疑，忏悔意识一旦成为个体与集体的常识甚至常识力量，一再陷于精神绝境的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将迎来最空前、最历史、最不可抗拒的机会。
　　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不属于现代专制世界制造浩劫的一切罪魁。他们不会忏悔，更从无有过此类记录。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世世代代进行历史审判，似是天与因果。——敢问谁能逃之夭夭？！
　　世界历史便是世界审判，敢问中国焉能例外？
　　忏悔，一如雷电，痛彻地跃入自身的黑暗。忏悔，皈依唯是属于自己生命的真醒。忏悔，需要穿越坚硬的黑暗和刀锋般的痛楚。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忏悔，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无论私秘抑或公开，都是对天地有正气的信赖，都会使生命拥有真实的灵魂，使灵魂拥有高贵的命运。忏悔之于我们个体，是生命精神的真醒。忏悔之于我们民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忏悔，是将自己抵押给永诀耻辱的未来。忏悔，将予以这片东方古大陆精神复苏史诗般的归宿和梦想。忏悔，从一句真话做起，从一次操守做起，从一方沉默做起，从自我启蒙做起，从索还最卑微的尊严做起，从精神绝境最无奈的挣扎做起。
　　忏悔，足以证实我们民族的最后底色。
　　忏悔，不甘泯灭者最悲壮的最后突围。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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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2494.html　　岳建一：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多数时候，岳建一是安静的。如果你不向他提及“知青”两个字，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风暴。　　国庆节前，在石河子，他终于有一点暴露。那是在一个小规模的知青研讨会上，发言时，他独自一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交握于面前，神情肃穆，眼镜虽然没有摘去，但脸部肌肉却是抽紧状的，分明笼罩着一层凄哀之色，话语里面夹杂了浓重的痛感和惨烈……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人忽然提议全体向他致敬。掌声起来，岳建一早已经把自己埋在了听众里面，从头到脚恢复了他的安静。这种场景，完全算得上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极力主张知青一代进行自我剖白和忏悔，他曾经被人从讲台上轰下来。这一次，虽然也有针锋相对的知青准备找他“单挑”，但是运气不错，事前因故被人拽走了。　　岳建一不仅提倡忏悔，他还寻求将这些个体剖白通过文字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次聚会的另一个收获，是他打捞到了两个答应为他写书的知青作者。　　“他想为中国知青历史留下一点文字材料，基本上属于抢救性质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地将此事付诸实施。”岳建一的同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说，“知青运动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无论后人对知青的评价多么矛盾，这段历史绝对不该被遗忘。当事人和后人，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很多东西。”　　岳建一是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以编辑知青作品在出版界享有名望。他一直潜行在中国社会底层搜罗知青个体记忆，以便通过发掘出版每个亲历者的零碎遭遇，串起一个非虚构性的民间叙事链条。　　“追求真实的特质，追求记忆的品性、灵性、血性和个性，追求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岳建一说，“40年以来，只有知青，只有集体丧失记忆，罕有真正的知青文学，因为作者们普遍不能直面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及灵魂处境。”　　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一沙一世界，赶在完全风化之前，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备忘者　　和人讲历史、谈忏悔，被轰下台来的不止是岳建一一个人，这直接触发他出版一系列知青纪实作品的决定，好像是在拗劲一样。于是在2000年后，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这成为他在编辑生涯中留下的最主要遗产之一。　　这项出版计划最初在工人出版社内部遭到激烈反对。按照内部管理制度，重大选题必须经由全社中层以上干部集体开会讨论。当时在国内知青类图书并不被看好。更何况他要出的不是一两本，而是3个批次，一个批次就是6本，需要出版社进行先期投入，这严重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眼看单位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当时我认为这绝对卖不出去，持坚决否定的意见，与他完全是高度对立，争得都快伤感情了。”刘延庆说，“我是怕他失败。”　　不得已，岳建一立下了军令状，如果第一批书出来不见效益，第二批计划就此取消；如果赔钱了，可以从他出过的挣钱的书里扣除相应利润作为补偿。折中下来，选题终于得以通过。　　岳建一这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几本书同时操作，一本书按惯例三校就够了，他要七校。书稿遍地。有时候十天半月可以不回家，就睡在办公桌上。早上起来刷牙，没有牙膏，又舍不得花时间上街买，先是拿洗洁精刷牙，粘粘乎乎的全是泡沫，漱口还得费上老半天功夫，后来就改用牙刷蹭点儿肥皂，干脆利落，还挺高兴，觉得不买牙膏也挺好。　　“这家伙关起门儿来，不知道他干什么，然后几天后好像是从地窝子里钻出来的，脸色苍白，蓬头垢面，一看就是长时间没洗脸的那种人。”刘延庆说，“认准一个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就像鲁迅讲的，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啊。这不是职业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倒退30年，也不一定人人能做到。”　　这种强耐受力，有赖知青经历打下的底子。1969年在北大荒当知青，凌晨3点下地，夜间8点收工，早中晚三顿都在茫无边际的田间吃，80多斤的身体，要扛180斤的麻袋、装卸230斤的煤，一干就是半个冬季。相比之下，坐在办公室里编几本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能够做这套书，应该感谢苦难，那么累，能够挺下来，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可能的。”岳建一说，“（在苦难中坚持）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状态，并不艰难。”　　编辑这套民间文库，岳建一定下规矩，只找“草根”，不找名家。他觉得只有最底层的作者，那种民间记忆才更本真。这也就加大了编辑工作量。因为很多作者并不具备写作能力，能写的，也几无技巧与艺术性可言。　　“他有句话，说表扬出天才。对我就是这样，先说你的文章怎么有价值，然后说你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说这是历史，应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张华说，“他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包容你的不同想法，就写吧，像个引路人似的。”　　张华原来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去内蒙古插过队。退休后专注于吃喝玩乐，间或写过一点小文字，不料被岳建一相中，就是一阵穷追猛打，在电话里整整做了她两小时思想工作，鼓励她据实写一个长篇出来。张华搞商标出身，没搞过创作，回答说干不了。岳建一就端出悲天悯人的一套说辞，把她说得怦然心动。　　“他居然就敢向我约稿，他不找我我肯定不会写，遇到他之后，我是有意识地写的，最主要是他把视野往下看，你不能说民间作者有多大水平，怎么高明，就是这些草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比较原生态。”　　动手能力不够，挑剔眼光还是有的。张华他们曾“非常郑重和认真”地找岳建一谈过，要求他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层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原始了，不是文学作品。但他们从岳建一那里得到的反馈也很沉重，“他说他知道编的这些书水平不高，但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不错了，不能向知青作者提太高的要求，他们能写下来就行了，时间有可能稍纵即逝。”　　不找名家，就是自讨苦吃。1987年，岳建一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有一天，一个女知青闯入他的办公室，批评《血色黄昏》里涉及她的一些情况并不真实，并问他，“我要是写一本真实的，你给不给我出版？”岳建一回答她，“你只要写得好，我就一定给你出。”　　10年后，岳建一计划编辑知青民间文库，意外地收到一箱子手稿。10年前的君子约定再次浮现，已经到了履约的时候。但这只是一摞有价值却未成型的资料，为作者下岗后贫病交加、分文无着依然坚持写作的举动所感，岳建一逐字逐句提出了修改意见，几经倒腾，虽然越改越好，距出版要求仍然遥远，他就推开作者，自己连编带改起来。　　“他付出的劳动几乎与作者同等，篇篇见红，密如蛛网，下的功夫非常大，”岳建一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天真，你的经历特别惨，他非常同情你，你拿了一堆稿子，尽管文本不是特别好，他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做成，可以抛开一切。”　　【1】
　　泪与笑　　为了让自己编辑的民间文库更具有史料价值和保存意义，每个周末，岳建一都要跑到潘家园的“鬼市”里淘一些老照片、旧书、画报，拿回去做插图，以提升文本立体感和饱满度。大致花了2万多块钱，全部自掏腰包，权当锦上添花，白送给作者们了。　　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光头光膀子的卖家那里找插图，光头问他干什么用。岳建一就把自己的需要说了。光头对他说，“你是好人，我们家也有知青，你能不能下星期天到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里这种书特别多，由你挑。”　　约定的时间，岳建一真去了一趟。那人事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几捆，摞起来将近一米厚，不是书，是一张一张的插图，而且全是彩图。凡是他估计是岳建一需要和喜欢的，毫不吝惜，逐一从数百本完好的书里扯下来。　　光头住在北四环外的一个平房区里，在家里，两口子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他。走的时候，看岳建一提不动，光头又用三轮车驮着把他送到了公交车站，对他说，“岳老师，我只能帮你做这些事，你要是不够，你还来！”　　那以后，只要不忙，岳建一就去找他。聊天之中，知道光头喜欢攒酒瓶子，他心里不由窃喜，因为有亲戚在饭店工作，就帮着留意。若干年后，当他终于从尘杂中脱身，闲了下来，带着酒瓶子去找光头，发现他家那一片已经拆平了。不下10几次地，他又跑到潘家园，也没有再找见他。　　“不在了，挺怀念的。”岳建一叹息，泪水霎时夺眶而出，陷入长久的沉默。往事历历，云烟一般。60岁的年纪，对于一段不期而遇又不期而散的短暂交集，记忆陡然出现断裂，令他悔恨无限，“太忙了，也怪我，舍不得多花时间去看他。”　　马不停蹄地编完文库的第一批作品，北京的图书订货会开幕了。他去站柜台，从第一天站到最后一天，每天又从开门站到关门，生怕一离开就错过订户。8天时间，只吃了3顿饭。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输不起的。　　几十个提前得到消息的知青，带着家人、学生、战友，开着车去帮他包书，散发宣传单，展厅的柱子上、餐厅里、饮水处、卫生间、过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招贴画，弄得一个订货会好像是专为他岳建一开办似的。　　“知道哪一天开订货会，我们自个儿就去，也挺高兴的。”岳建一的作者李南说，“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是知青的事儿。”　　按照出版界的经验，一本图书的销量只要超过6000册，就能盈利。群策群力下，知青文库各卷首版就订出了1万多册。一听到这个数据，岳建一赶快回到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有人敲门，不开；有电话进来，不接。　　“这是他的主要作为之一，历尽千辛万苦，只有他坚持下来，最后做成系列了，这是出版界有目共睹的。”当初极力反对出这个文库的刘延庆，面对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感到很高兴，“他的这些书，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有一种是心灵和情感的，这是无形的，是非常可贵的。”　　民间文库的成就，虽然有点突如其来，但这不是第一次。相似的情形，在1987年《血色黄昏》推出时就曾有过。正是因为受这本书的激活，岳建一才会有后面的所有坚持。　　1986年夏天，岳建一听人提到老鬼写的一本书，情节极具震撼性，就根据打听得来的一个“401”门牌号跑到万寿路去海里捞人，从早上8点开始“扫楼”，直到下午4点，终于找到老鬼。　　“有点儿意外，因为已经碰得灰头土脸了。”老鬼说，岳建一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产生希望，虽然高兴，但也“觉得够呛”。　　为了出这部书，老鬼花了8年时间奔波，找了10几家出版社，即使是他母亲杨沫出面施援，也没有促成。出版社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这部手稿没有任何文学含量。　　岳建一拿到那部纸都磨烂了的书稿，愈看愈震惊。　　因为事前与领导已有约定，初审报告递上去，一路绿灯，一、二审加起来没有超过一周，就把人家拖了8年的事情给办了。作品甫一面世，可谓风靡一时，在工人出版社重印了8次。原来置之不理或未置可否的一些出版社，见此势头，也跟着来凑热闹，相继推出。正是这块粗糙的“石头”，轻而易举就为岳建一敲开了面前那扇知青图书出版的大门。　　书印出来后，岳建一和老鬼相约在长安街上见面，岳建一用自行车驮上20来本样书过去，昏黄的路灯下，老鬼来了，恍如掉入梦境，捧着成书左翻翻右翻翻，一个劲儿地喃喃呓语，“真出版了呀？真出版了呀？你闻，这油墨多香啊！”　　这一幕，让岳建一陷入思考。　　“如果没有《血色黄昏》，老鬼的经历将随时间而去，成为一种生命的苍白。老鬼只是千万知青之一，更多的知青，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和经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片绿叶，而是一整座森林。”　　【2】
　　累微尘　　不过很快，岳建一的编辑生涯就被打断了。1980年代末尾，工人出版社内部分房，不需要房子且办事比较公允的岳建一被推为分房委员。因为拒不合作，岳建一陷入困境。遭到短暂废黜，报一个选题就枪毙一个。　　“他是可以做楷模，不可以做栋梁。天性‘抗上’，在有些人眼里是一根刺儿。但有谁像他那样牛似的干活啊？还是老编辑，人缘好、威信高。”刘延庆说，岳建一经常是隔着会议桌逐个点评领导，说他们如何如何，“是很认真的教训，不是一般的教训，说你们懂出版么，尽职了么？某某你来主持工作6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外行，大家为你交学费要交多久啊！”　　社内搁了浅，只好另辟蹊径。名声在外，别的出版社也邀请他主编图书，很多知青作品就放在社外出版，但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期许实施，别人也要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平衡。很多想法因此无从体现和释出。　　张华说，“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啊？是被耽误了。”　　所以时过境迁，一旦被解冻出来，他开始分秒必争，就像身后有一条鞭子在驱动着他。　　“知青图书对我来说，意味着是我价值追求的一部分，意味着我既是一个知青，又是一个职业编辑，我能够对知青这个群体有一种身份上的回答。”岳建一说，“上千万知青，他们是一枚一枚活化石。我自期，尽尘土之微，累微尘以崇其峻。”　　为此，岳建一将搜寻嗅觉开动到极限，到处去挖他的作者和题材。有一次听说岳建一在编知青作品，李南就顺口提了一句，自己也有一个题材。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快截稿了，岳建一一个电话打过去要稿子。李南只好抽出十多天工夫赶出一篇，等于是个急就章。交稿之后，去见岳建一，劈头盖脸就被一通教训，“你必须再写，你必须写出你的全部真实感受。”这么一逼，尘封往事一时之间悉数涌上心头，李南当场就哭了。　　“现在好多知青退下来了，开始写回忆，岳建一的做法扩散以后，慢慢会形成一种共识，慢慢认识那段历史，写那段历史，这个风气实际上已经兴起来了。”李南说，“岳建一就是这样一条表达通道，一条有目的的通道，他已经从宏大的叙事里头走出来，进入个人化表述，从不同角度，一点点儿深入下去，很细小那种，但搜集起来，放到一块儿，感觉就不一样了。”　　民间文库一、二批迅速推出后，出版社内部对此有过探讨，是不是跳出上山下乡的窠臼，从不同角度去梳理那段历史，而不只局限于从个人角度讲述。但这种讨论还没有来得及付诸文本，岳建一就提前退休了。　　第一批文库横空出世，盲目乐观的发行部误判形势 ，加印了不少册数，结果出现滞销，好事办成了坏事。第二批出来后，各种矛盾又纠集到一处，久而久之，领导终于忍无可忍，由不高兴转而发作了。　　“你被边缘化，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你，但有时候你有点主动地被边缘化了，虽说知青这事儿很重要，你一个编辑是不是除了知青就什么也不能出？非要清一色出这个？”张华说，“他本来想得非常庞大的，组稿计划。”　　张华手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部未发书稿，里面拉拉杂杂记录了很多知青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大部分是岳建一提供并让她去采写的，二三审都已通过，因为岳的离开，结果流产了。　　“他这个人，确实是可以为工作忘却很多事情，有点不计后果，不考虑会不会被人穿小鞋。”刘延庆说，“他实际上代表了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可以这么说，他是昙花一现。”　　离开岗位之前，岳建一犟脾气上来，还和领导耗了一段儿，后来通盘考虑，觉得前景渺茫，只好作罢。失去了职业依托，虽然还可以重走老路，与别的出版机构合作，然而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有些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没法兑现。　　“有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我说我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充其量是一个良知没有烂透的人。”　　早些年，当他父亲临终之际，给过最后嘱托，希望他这一生可以正直地活着。那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答应一定做到。之后才发现，若按这个要求慢慢去做，自己将寸步难行，将变得很孤独。　　“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我经常想起他的这个要求，这具有空前难度。每一天，我都知道我父亲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对自己有这种期待。”　　【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8.html　　岳建一：老鬼其人与《血色黄昏》　　1982年初夏，老鬼斜倚北大南门，挎一鼓鼓囊囊旧布书包，左顾右盼。　　烈日灼人，蝉鸣如雨，老鬼终于等到张曼菱同学（其著《中国布衣》、《人文书法》，分别于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上前拦住，诚恳而稍显笨拙地嗫嚅着，请她阅读自己的长篇作品手稿副本《八年》（即《血色黄昏》）。副本首页，枯枝老杈般署有钢笔字迹“老鬼”。老鬼真名马波，文革期间响应号召，割破手指，滴血成书，自刻公章，以童贞般信念，长途跋涉到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不期竟是投身东方最古老黑暗的文明荒野，投身冠以最神圣名义的灵魂屠场，投身言出祸随、虐杀四伏的阶级斗争暴风雪，无罪而罪，惨遭关押批斗，受尽人间罕见的刑讯与凌辱，直至劳改八年，放逐荒原，以狼为伴。至此，老鬼孤独、迷惘、兽化，思维破裂，语言功能退化。他曾像狗一样，伏身脏桶贪婪地渴饮污水，曾终日以虱虫为伴戏耍。他浑身脏臭，蓬头苦胆，破衣褴褛，狰狞如鬼，因而得到“老鬼”绰号。老鬼自忖，既然像鬼一样活着，莫如真的做鬼，可是，一定要将真相写出来给人看，是青春的抗议，也是呈给初恋心上人和亲朋志友的诚实独白。他曾经悄悄弄到炸药，准备写成之后，找一块像样的地方炸掉自己。自1975年动笔以来，已经数移其稿。张曼菱哪里知道，因为埋头写作，老鬼是怎样地以血以泪，有时将鸡蛋煮得焦糊而不知，甚至将一锅炖肉熬成黑炭毫无察觉，寒来暑往，时不与我，以超越生命的执拗，一写便是七年；张曼菱尤不知晓，老鬼视该作为人生绝笔而背水一战！多少个日子，老鬼就是这样挎着鼓鼓囊囊旧布书包，内装手稿，怀着殷殷期待，东奔西走，辗转于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所到之处，大多编辑称该作文学性差，仅是一堆素材，太过粗糙。还有编辑鄙称其立意浅薄，写的不过是知青折腾的事。老鬼勃然大怒道：“你这是奶油小生之见！” 该作手稿正本，时下搁置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室副主任许岱案头，是由苦于不能采用的《十月》杂志著名编辑田增翔推荐而去的。许岱虽然有心出版，时逢批判白桦的《苦恋》，风雨无端，余寒又起，只得等待时日。一等便是数年！此刻，老鬼与其说渴望才华横溢而又识见不凡的张曼菱同学鉴识，莫如说是在茫茫尘海寻找知遇，凄然寻找一再绝望中的希望。其时，张曼菱与老鬼同在中文系就读，不过，一是文学专业，一是新闻专业；一个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中篇小说饮誉京华，更有“文科论文第一”赫赫成就，一个至今发表作品无望。张曼菱尽管与老鬼素不相识，却当即爽快应允。　　不读则已，一阅了得！整整三天，张曼菱深陷其中，极受震撼，竟致掩卷大哭，失声失态，情难自禁，曾经淋漓写道：　　……三天阅读，在热梦之中，又尝到了流泪的痛快。至此时阅毕，到水房洗一把凉水，窗外绿树入目，才意识到这是在1982年夏，美丽的北大。说不清，是在怀念苦难，怀念青春？这是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最生活、最痛苦、最倔强的灵魂，这是别一种艺术，别一种价值……　　尽管张曼菱与老鬼同为知青，但是，不有沧桑经历，何以如此意达神会!可以说，这是《血色黄昏》历尽磨难、濒临绝境中的真情首肯；可以说，张曼菱乃是《血色黄昏》第一真正知音！老鬼从小便是落后生，受过处分，当此称颂，自是大出意外，大受鼓舞，个中万千感慨、感动、感激，经年难忘。好一张曼菱，义气大矣哉，此后四处推荐，八方宣传，甚至热忱介绍到巴金女儿李小林处。李小林时为《收获》杂志编辑，虽未采用，却是认真致函老鬼，委婉说明，语意恳切。　　【1】
　　是年秋季，该作手稿一似孤蓬漂泊，行远方知渺茫，曲曲折折，终于辗转到西北一家大型杂志副主编老郑案头。老郑，这位拥有传奇经历、精神担当和大美文字者，后来岁月里，被我崇敬为“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心灵”；其著述尤是浑融、沉厚、嶙峋、冷峻，具有岩画般质感和浩荡入溟阔的深远；其编辑洞见能力了得，阅罢该作当即叫好，并且预支老鬼稿酬2000元，拟出增刊，并致老鬼长信一封，详陈修改意见，评价该作已是中国知青文学之最，希望细心笔削，以达尽境；末了，老郑谐谑一番，大意是倘若修改，大作比我写得好，若不修改，不及我也！虽是苦心激语，然惜爱之挚之切，溢于纸间。不料，风生于地，冬霆再至，该作未能出版。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事轻，27年过去，老鬼珍藏此信若金至今。　　老鬼感激老郑，不曾谋面，未及刊发作品，便慨然预支2000元稿酬，何等义气！因了西单民主墙事情，尤因接受本校外国学生访谈知青经历，老鬼受到学校批评，父母斥责更重，竟致断绝关系。于是，35岁方才结婚的老鬼，由于埋头改稿，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更无父母寸金支持，全靠妻子曾利利以护士月薪数十元微薄收入供养。此时2000元，该是何等雪里送炭，济危解困，老鬼真是铭心刻骨！尤其镌刻于心者，便是曾利利深明大义，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全力支持老鬼写作。其实，结婚之前，他俩相知相恋，也是因了《血色黄昏》。起初，媒人牵线时，曾利利听说老鬼乃是作家杨沫儿子，觉得不过是个公子哥儿罢了，无意见面。不得已见了，眼前的“公子哥儿”竟是如此不修边幅，身着的旧衣破裤缀有补丁，脚未穿袜，斜挎的军用书包已经洗得发白，朴素得近似寒酸，顿生好感；尤其读了《血色黄昏》，九曲回肠，为其执拗的诚实大受感动，为其曾经的绝境、绝痛和绝恋震撼，更为之心碎，以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柔情、疼怜和精神的宽阔，爱上老鬼，终结连理，其后，更以纤柔孱弱的肩膀，担当起无尽的艰辛和困窘，直至时运无常，世事迁易，直至大灾大难临家而不惊，义无反顾，守正不阿……我曾致信大洋彼岸漂泊的老鬼：这是一个伟大的妻子，可歌可泣，你千万好好珍惜！此是后话。曾利利母亲与老鬼母亲截然不同，老鬼母亲反对写作《血色黄昏》，曾利利母亲深明义理，不辞高龄和辛劳，亲带老鬼找过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陈登科，寻求支持。陈登科读后，叹赏不已，写信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岱，希望尽早出版。因为陈登科美言较多，老鬼受之汗颜，终究未将该信交出。此前此后，老鬼辗转投稿计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收获》、《花城》、《清明》、《小说界》……十四家出版单位，皆被拒绝。无奈之中，老鬼托人寄至香港几家出版公司，依然退稿。数年奔劳空皮骨，荒寒何处有人家，曾经沧海的老鬼哀莫大于心死，孤痛难言，于是，苦学英语，准备远赴重洋，到海外出版界寻觅知遇。　　【2】
　　时光倏忽，意与年去，我读到《血色黄昏》时，已是1987年夏。　　是年，我社新来一位领导——南云瑞，平易近人而又有几分书卷气，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食堂就餐时，谈笑风生中，他当众讲了几个故事，颇是感人，尤其说到男主人公失恋后痛不欲生，悄悄拾起恋人吐出的瓜子皮珍藏……听得我一惊，毕竟已有多年编辑生涯，深知不有痛彻入骨体验，焉有如此痛彻入骨细节，便问这个故事出自何处。南云瑞说，《八年》里面写的啊，作者是杨沫儿子，化名老鬼，真名叫马……什么……我又问，您读过全文吗？南云瑞说，当然读过，在中青社时读的。我说，好看吗？南云瑞说，好看啊！一气能够读完。我说，您觉得这部书稿好吗？南云瑞沉吟片刻，认真而严肃点头道，好，不错！我说，您说的这部《八年》书稿现在哪里啊？南云瑞说，时间长了，现在说不准。我注视着这位新领导的眼睛，说：如果我找到这部书稿，您终审敢通过吗？您说好的呀！那时，南云瑞虽是初来咋到，然彼此相处甚好，其思想观念开放，审稿尤具胆识，至今，我依然怀念那段黄金时光。坦率地说，中国工人出版恢复建制后的最辉煌岁月，融有他的辛劳、汗水和作为终审的真知卓识。他也看着我的眼睛，说：敢啊，怎么不敢！我笑道，俺们可是军中无戏言啊！南云瑞说，好就是好，什么戏言不戏言。我说，我找这部稿子去啦，到时候您可别通不过啊，咱们可是君子一言……南云瑞也笑道，好，驷马难追！　　于是，一连几天，我四处出击，到处寻找老鬼下落。　　几经周折，终于打探到老鬼姐姐名叫徐然，与之取得联系，得到老鬼住址。　　只是，徐然仅能告知老鬼住在万寿路一带某楼401房间，何栋何单元未能言清。太是难为我了，万寿路一带有楼上百座啊！那时的楼房罕有电梯，意味着要攀上每楼每单元四层，叩问每一401房间。于是，酷暑一天，我从上午不到9点开始，一一攀登，一一敲门，中午未及吃饭，汗如雨下地一直找到下午4点多……当我闯进老鬼家时，已是大汗淋漓，衣衫湿透。我自报大名，直陈来意。老鬼愕然看我，不言，笑笑，因了笑肌僵硬，颇显刚介。他仅穿背心和大裤衩，双肩浑厚，突兀的肌腱和暴起的青筋清晰可见。握过手后，他猛然拉开冰箱，递来汽水，又打开电扇。呼呼风声中，我们聊了起来。他端坐床上，说到动情处，竟也话如流水，除此之外，每每表达，确是吃力，仿佛捆缚刑场逼供。他的相貌确像几分“老鬼”，头发粗硬，面黑，见老，表情凶狠，目光沉郁，一双藏在镜片下的眼睛似有某种不安的暗火闪动，每逢开怀大笑，面纹尤是僵硬，令人陡生冲动，很想上前帮忙。当他听说我在北大荒插过队，双眸骤然灼亮，情不自禁地“嘿嘿”笑道：　　“太好了……我们是同代人，你读了《八年》肯定能理解，肯定……”　　告别时刻，直觉明晰，这个家伙外表生猛、刚介，内里良善、大义认真，藏有一碰便会淅沥流血的挚诚、柔软而又需要格外呵护的孤寂心灵。　　相将以道，相贵以义，我知道我们早晚会成为兄弟般的挚友！　　根据老鬼提供的线索，我当晚便给他的大学同学王小平拨通电话，希望将《八年》转交给我。此时，《八年》已经辗转至王小平案头，送审没有通过。王小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能干女编辑，与我相识，更是我夫人好友，自是热情答应。翌日，我遵嘱来到王小平的编辑室，见《八年》端放办公桌中央，留有纸条，上写：岳建一收。　　【3】
　　我是怎样读完这部45万字作品的，已难言清，只记得被震撼得昏天黑地。　　实录一段我当年的编后文字，可临其境：　　面对该作庄严而残忍的真实，我起敬肃然。　　置身其中，常常忘记是在编稿，慨叹、忧愤、惊悸……那古已有之的人类最美好感情，竟像拖死猪一样，被拽到人造太阳下，扒得精赤条条，历尽唾、踢、踩、耍。当读到69名知青在火中烧成黑炭，我唏嘘出声了。这个面部麻木、思维变得破裂的主人公与苦恋七年却不能相爱的“女神”告别时，偷偷珍藏起她吐的一把瓜子皮，欲哭泪已干。读到这里，我泪如雨下，万般感受仿佛一直渗透到筋肉里。这是我见过的最生命、最悲烈、最痛彻、最酷峻、最倔强的灵魂，也是迄今为止，我在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最惊心动魄的单相思——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有一种面对世界末日般的绝望。我不能不读，可又不能不读！　　这是真正的灵魂孤本，浮雕般力度，切割般锋利，化石般品质。　　在如此巨大真实面前，文学的许多技巧、装饰、小把戏的玩弄，都显得那么苍白和微不足道。无疑，这些将成为一种独特美学品格和文学现象存在下去。　　为了让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世界也要记住这使整个人类耻辱的年月，我感到，我对该作出版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不如吆喝大碗茶。　　二审王玉璋，时任文学室主任，阅后坦言：这部书稿太有价值了，出版后可能会惹一场风波，可是不出版，将是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的失职，文以载道，能担当就担当吧。　　撰写此篇文章之前，已悉王玉璋病逝噩耗，憾无一面，不胜哀惜，曾树玉骨硬，执正又何人，风岸多嶙峋，伤哉性情真。此时此刻，建一深深鞠躬，以寄托伤怀，以长悼先生英灵。　　终审南云瑞，发稿前说道：出版这部作品会有风险，大不了是丢官，丢就丢，没什么了不起！此是明知时忌讳，偏怀履艰心呵！我曾将此言堪为金石之声写进该书编后记，二校时被南云瑞婉言说明后删去。我深切知晓，如此风险之作，倘若遭遇不测，二审，尤其终审，责任更是重大。不有敬业精神、良知情怀和面向历史、社会的使命意识，何以为众多出版单位所不能为！我感念那段共事岁月，不是同守一节，肝胆相向，该作焉能问世！尽管以后相处期间时有争议，龃龉不断，然大家工作忘我，氛围极是民主，坦率言之，中国工人出版社当此最为骄傲之黄金时期，前有胡甫臣、何家栋怀高识远，大公图治，从善如流，自强精勤；后有周奇、南云瑞践智践行，倾尽心力。其时，上下群策群力，致使好书如云，遂卓然自拔于出版业界诸峰，领一时之峻。借此机会，我向周奇、南云瑞二位老领导认真致歉，那时，太不知见异尤先责己，太不明念人之过必亡人之功，尤是亡人之善之劳之个中甘苦之曾经的殷殷知遇之情，且误会、苛求你们甚多，故曾有不浅伤害，并离远经年，每每想来，心内隐隐作痛，今诚心公开诉诸文字，是为自省，是为自责，希望你们能够读到，并道声珍重。　　终于，该书运作到最后阶段，我不满《八年》书名，觉得太过平常。　　老鬼认为，自己苦难八年，《八年》又八年不能出版，名实相符。　　我说，依了你的要求，我可是全书除去笔误，不动一字呵，自当编辑以来，我还没有这样做过呢，你呀，可不可以也依一下我的要求，改个书名，《八年》实在不行！老鬼慨然应允，遂与我一同苦思冥想数日，并四处征集书名。一天，老鬼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姐姐徐然想出一个书名，叫“血色的黄昏”，声音里透着欣喜和得意。我不禁嚷道：好，非常之好！到底是你姐姐呀，贴切，苍凉，凄美……不过，将“的”字去掉吧，干净一点，就叫“血色黄昏”。那边，老鬼一连迭声：好，好……“的”去得好，就叫《血色黄昏》！　　一经确定书名，我便直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找到美术编辑蒋明，约请设计封面。那时没有电脑，全凭手工。蒋明绘画、设计俱佳，极是精心，不仅构图现代，且意得神会，气韵生动，直到今天，依然感觉这一装帧设计了得。记得取回那天，我满意极了，谢了又谢。　　【4】
　　终于，《血色黄昏》印出来了。我拨通老鬼电话，告诉这一大好消息，约他到公安部门口会面，我要给他送去20册样书。那边的老鬼激动得竟有些语无伦次，一再追问：　　“真的吗……真的印出来了吗？可是真的啊！建一，你没骗我吧……真的吗……”　　这边的我一时哽住，握住话筒，不觉泪下如雨，只说：“不见不散啊！”　　长安街上，已是华灯亮起，老鬼骑着自行车匆匆而来。我先到的，从自行车后架上取下一捆《血色黄昏》给他。老鬼气喘咻咻，兴奋得像个孩童，两眼灼亮，急不可耐地翻看，依然语无伦次：嘿嘿，刚……刚印出来的吧……油墨味儿挺香的呢……建一，你闻……你闻……嘿，我的书真的印出来了，想不到这么厚呢……封面上画的那个男的是谁？是我吗……利利见了不定多高兴呢，我一回家就给她看……嘿，嘿嘿……　　我不由一阵心酸，竟背转身去，不忍看他如此快活的样子。　　告别后，老鬼骑车不远又转了回来，下车支起车身，紧紧地与我拥抱，说：　　“建一，够仗义，谢谢你，不光是我，也代表利利，谢谢你！“　　是日，1987年，夏。　　很快，《血色黄昏》引起巨大震动，不仅大陆读者抢购如潮，香港、台湾、北美各地也骤然刮起“老鬼旋风”。从海外《纽约时报》，到国内《人民日报》，数百家媒体争相报道，各种评论铺天盖地。我社一连七次印刷，达40余万册，各种盗版更是随处可见，依然供不应求。全国各地许多书店，一再贴出布告：《血色黄昏》已无库存！一天，老鬼在翠微路一家书店签名售书，我去看望，竟见门外曲曲折折排起六百余人长队，蜿蜒远去，场面极为壮观感人。许多人请老鬼签字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后来，人们整齐而有节奏地久久呼喊：“老鬼，快点！老鬼，快点……”当日，该店签字售书一千余册，直至库尽。　　1989年，胡耀邦去世前夕，委托两位教授道：请一定替我找到老鬼，告诉他，我看《血色黄昏》了，写得很好！请代我问他好，谢谢他！原来，1967年初，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大会，老鬼身着军装，与一位红卫兵各揪耀邦一侧脖领，各攫一条胳膊，在数千人狂呼乱吼中押向批斗台……《血色黄昏》实录了这一沉重回忆。老鬼深痛忏悔，千方百计将《血色黄昏》送达耀邦，以表歉意。耀邦博大的胸襟深深感动了老鬼。是年，4月20日上午，老鬼伫立耀邦灵前，割破当年攫住耀邦的那条胳膊，放血一碗，书写祭辞，并戴孝一月。20年后的耀邦祭日，老鬼不远千里，赶赴江西富华山耀邦陵碑沉痛祭奠。　　其实，整整20年间，老鬼出国回国，离婚结婚，挫伤疗伤，锐痛钝痛，以及与《血色黄昏》相关的太多故事，更是苍茫、浑沌、跌宕了得。　　终有时日，我将据实书之，此乃民间历史。　　我们全部的尊严、耻辱、德行，皆与民间历史联系在一起。 　　【全文完】
　　以生命的名义
德方　　最高指示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岳建一： 　　你像个孩子似的用手比划成“手枪”瞄准我说：“我就是要逼你写出你的全部感受！”　　刹那间，白毛风尖利悲凉的呼啸竟像充满了你的办公室，那阴暗寒冷的小屋又显现在眼前。我的泪夺眶而出。　　也许你以为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所以认为我会坦然细腻地讲述这个胖儿给自己接生的故事，可你不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我生活的组成。那天发生的事情，只有我和胖儿知道，我们本是行同陌路的两个人，却被一个私生子连到了一块儿，使一件原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挥之不去。　　胖儿的感受、想法，没人知道。她用沉默封存了往事，一直到她再也不用张口。她的沉默——在我们相处的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让我领受得够够的——正如不久前一位朋友所说：那种面无表情下的封闭、封锁，那种日日无言的相对、审视，代表了怎样严密的防卫、时时刻刻的戒备？需要怎样严酷的环境才能逐步形成？难以想象。　　当我们所有的沉痛和悲伤都只能用沉默和无为显示的时候，生命就必然在精神层面提出生存的索求。在阳光、空气、水和食物……之外，精神的生存需要着另外的空间。由肉体与精神构成的生命不能永不统一，不能总是缺失着自己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疯狂地撕裂与扭曲中，我们开始追求生命的完整，开始寻求人性的善良。　　只是由于你选择了“中国知青情恋报告”这个大题目，我才能在《以活着的名义》中讲述了胖儿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看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但我没想到，你却还要揭开伤疤，面对溃疡的伤口，让我写出我的全部感受。这样的回忆往事，永远使人撕心裂肺！　　我想到了纳粹的集中营、毒气室。毒气室造成成千上万人肉体上的死亡。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说、还在写、还在展示、还在提醒：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而我们的经历，回忆起来时，多像透过毒气室的观察孔在观看，观看我们自己在精神毒气的窒息中无望地挣扎——它比肉体的死亡更残忍。　　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你提出的这个“活体解剖”的任务。我将尽力。　　60年代末，说是为了屯垦戍边，曾经在中蒙边境组建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6年冬天，照例很早便放了假，返城和探亲的人们一走，各连队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即便是这样，煤依然眼看着一天天少下去。大雪早已封了路。听人讲，师部招待所的床桌椅凳都被来往的兵团战士劈了烧了。有什么可说的，零下四十多度，又没有煤，不生火就意味着冻死。　　这段时间，成批的兵团战士离开了，插队的知青被抽调上来，补充团部所在地连队的空缺，我也到了团部。　　同屋的兵团战士小茹办病退走了，那一排宿舍，大大小小五六间土坯房，只剩下我一人。选了一间居中的小屋，把煤从各屋收集起来，也不过两麻袋，存在后墙的小储藏室里，好像存住了温暖。　　这排宿舍，是兵团战士们刚来时（1969年？1970年？）自己脱坯盖的，几年来少维修，墙上挂的灰皮已经脱落了不少，残余的悬在那里，狂风大作时就细声呻吟并瑟瑟发抖。我猜，这排宿舍可能是他们盖的第一座建筑，因为它的布局完全是内地式的，没建防止大风直入房间的走廊，也没安双层的玻璃窗。现在，单层的窗玻璃上，冰花已经结得快三指厚了。炉边水缸里的水也已经冻透。炉子是用半截汽油桶做的，不是不好烧，而是没的烧。　　在网上找到的类似照片：　　.cn/s/blog_4ad873d50100e6aw.html　　
　　在我们那儿，冬天，房子基本上只起挡风的作用，一没火，屋里的温度很快就会降到和外边一样。而我的小屋，室内与室外相比，只有风力大小而不是温度高低的差别。　　门外，是连队修理车间前的大片空地，很难见到人影。风悄悄地赶着雪，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房后屋脚就已堆积起渐渐齐到房檐的高高的雪坡。　　离门口六七步远，冻得硬硬的一个小垃圾堆，是我每天倒脏水和炉渣的地方。水是不能乱泼的，否则门前就成了溜冰场，但是要在严寒中走得更远点儿，又实在太不情愿。　　那时，我白天在外面串门，晚上回来点火、化冰，烧一点儿热水，洗洗自己、暖暖屋子。然后用极快的速度钻进被窝，飞速地摩擦全身，把自己身上擦出点儿热气，否则，到天亮时脚还是冷冰冰的。直到如今，想起那段日子，还不由得紧咬牙关，心生寒意。　　尽管这样，我仍不愿与这个连队其他的人挤到一起。　　我有我的仍在北边牧业连队里的朋友们，每当他们到来时，在炉子里烧起早就捡好备用的旧轮胎、破蓄电瓶壳……各种虽有异味但能发热的东西，屋里便变成了一处温暖的小天地，可以让我们窝在里边说东道西了。　　胖儿，连队的会计，平时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的，这会儿仅仅凭着一句说明性的话——“连里说让大家住紧一些，省点儿煤”——就闯进了我的宿舍。这真令我很不高兴。我与胖儿原来牧业队的一些知青是朋友，知道胖儿在她们被审查的时候曾看管过她们，并苛刻地对待她们，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所以，她的入住就是干扰，我的宿舍不再是我和朋友们自由聚会的天地。　　我和胖儿的格格不入彼此心照不宣。小茹病退的手续刚到，胖儿就来预定床位。那晚，我坐在床上，正嗒嗒地敲着捡来的那架被称为“打字机”的破手风琴教小茹唱《红河谷》。小茹被这首优美的外国民歌迷住了，见胖儿说完正事，马上盛情邀请她跟我们一块儿唱歌，胖儿却一下拉下脸，不屑地说：“我从来不唱这种歌。”小茹愣在了那儿。我觉得胖儿欺人太甚，就在一边说：“噢，我忘了，你只会唱《东方红》。”　　胖儿搬来大约半个月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地住在一起，倒也安然无事。　　一天，我和小伟、阿明在他们暖和的宿舍里不知不觉聊到夜里3点多。踏着咔咔作响的积雪从基建连返回时，没有风，天上的星星亮得特别透彻，而月亮却裹着一团浓浓的晕。一看就知道，又要变天了。刚才被小伟灌了几口酒，脸颊发起烫来，成了我焐手的暖炉。哈气忙着在上下睫毛上结着冰珠，眼睛眨慢了它们就会冻在一起。几只狗远远地叫着，四野显得更空荡、更寂静。　　推开门，黑暗中，在门轴吱嘎的响声里，我听见胖儿像一直没睡似的清晰地问：“怎么这么晚？”　　“聊天。”我随口答着，惊奇着她这从来没有过的关心。　　很快我就睡着了，但不久，却被隐隐的哭声惊醒。那是一种被拼命压抑后终于冲出胸腔的窒息的哭声，如果没有我的存在，那该是怎样的长号啊！　　“你怎么了？”被哭声搅扰得实在无法入睡，尽管同样的问话刚才没有得到回应，我仍再次支起身子问她。半天，她抽了一口气，终于回答了我，虽然带着哭腔，话却冷冷的、沉沉的，就像冻结的黑暗：“没什么……鼻子不通气。”　　那明摆着的谎言带着一股寒气钻进耳朵，我钻回被窝儿，重新将自己紧紧裹严。唉，又在自找没趣，我自嘲着。　　难道她该哭的理由还少吗？　　就在她搬来的那天晚上，我回屋时，看见刚刚洗完澡的她，正坐在几乎摆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抻直身子半闭眼睛在吁吐长气。她恣情惬意地享受着洗浴后的满足、轻松、慵懒，就像很久没痛快地洗过澡了。我疑惑地看着她那被棉毛衫紧紧绷着并怪异地凸起的“胖”肚子，不由得心里一沉，她怀孕了？没过几天，这个猜测就得到了证实，我听到了家属们的议论，说胖儿快生了。从此，胖儿在我心里成了极虚伪的人。如果说《红河谷》是黄歌，我们唱唱就是罪过，那她未婚先孕，算什么颜色的行为呢？　　所以，第二天凌晨，又被她的抽泣和喘息声惊醒时，我连动都没动，并且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决不再自找没趣。从她牙缝间溜出的长叹几乎立刻就被屋外呜咽着的风声掩没了。修理车间没有玻璃的门窗在大风中砰砰乱撞。　　第二天，日，胖儿在那天早晨生下了她的孩子。　　【2】
　　你们东北兵团那边也很冷吧？不知道你们那里会冷到什么程度。听比我早来的知青讲，我们这儿最冷的那年到过零下五十多度。我曾很仔细地追问他确切的度数，因为我想告诉北京的朋友们。他说，那是老牧主家一个很高级的温度表，最低刻度是零下五十度，没有确切度数的原因是温度表冻炸了。　　我们后墙的小储藏室挂满霜花，就像现在该除霜的冰柜。屋里的东西样样冰手，在不戴手套的时候，我常常用袖口当垫儿用，所以我棉袄的袖口碎成了条儿。　　屋子很小，我和胖儿的床成直角靠着最里边的墙，床头对着床头。我们的头几乎挨在了一起。我睡眠极轻。凡在牧区放牧下过夜的知青，睡觉时都极为警觉，也算是职业习惯吧。就是这样，在这么近的距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一直到婴儿哭起来，我才发现：胖儿已经给自己接了生。　　起初，蒙眬中我听到一只瑟缩在寒冷中的小猫在哀哀地叫，它柔弱地凄切地哀求着，像在乞求着一点儿温暖。半睡中的我很奇怪，哪儿来的这么小的小猫呢？不可能啊，整个团部都没有一只猫呀……接着，心中一抖，孩子，小孩子的哭声！我吓醒了，在婴儿细微断续的哭声中一下子翻身坐起来，同时听见剪子咔嚓响了一声。这是剪断脐带的声音，宣告着接生主要程序的结束。昏暗中，剪子的锐响冷静、干脆、果断，一如胖儿以往旁若无人般的冷漠。　　胖儿就坐在我的眼前。看着她只穿着单衣的后背，我愣住了。一瞬间，我感到贴身的衬衣一下子变得冰凉。我跳下床，捅开炉子，扔下冻得粘手的通条，返身看着胖儿：“要我帮忙吗？”　　胖儿没理我。她手托赤裸的婴儿坐在铺满报纸的床上，头都没动一下儿。　　寒气嘶嘶地朝骨头里渗着，我赶紧穿衣叠被，不管胖儿的态度怎么样，我总得有所准备。　　我们屋，把火捅开半个小时后，才能有点儿热气。胖儿只穿着单衣坐在报纸上，该有多久了？……屋外白毛风的呜咽似乎比以往更凄厉。结着厚厚冰花的窗户透进光来，天亮起来了。　　等我穿完衣服再看胖儿的时候，胖儿还托着婴儿坐在那儿，就像冻住了，姿势都没变。昏暗中，胖儿身下有滩黑乎乎黏腻腻的血迹，而婴儿颤抖着身子，似乎哭不出声了。我有点儿害怕，那婴儿好像快要冻死了。在这么冷的屋子里，身上带着血和羊水，该是多么冰凉……　　我朝胖儿的床上看去，空荡荡的床上还放着一把剪子。就是平常用的普通的黑剪子。　　你问我那剪子是否消过毒。如果冷冻也可算作消毒方式的话，我们屋及屋里的一切都消过毒了。　　我又往我的床上看过去，看见了放在最上面的枕巾。枕巾不干净，我不由得痛心地说：“连包她的东西也没有……”我以为，只能用那块脏枕巾应急了。　　胖儿打断我的话：“还包什么，扔了算了！”严寒中那声音竟一如以往，凛然、冰冷、平稳、平淡，没有语气和重音，我一下儿就傻了。　　她顺手从身边拿起一张没沾上血的报纸，三下两下地把那小小的婴儿包了起来。报纸发着脆响包在孩子的身体上，似乎那只是一件物品。然后，她从坐着的报纸下面抽出一条小棉被，在报纸外面再包了一层，随手把孩子放在了墙和枕头之间。　　这条两尺见方的、她早就盖在脚下的“压脚被”，曾因其太小而引起女生宿舍所有人的注意和嘲讽，却没人想到是为孩子准备的。　　胖儿的举动将我定在地上，动弹不得。　　【3】
　　在牧业连队的时候，每到4月中，接羔期就开始了。相对而言，那时的春寒胜过北京的严冬。出牧时，老天常常突然变脸，风雪交加席卷而来。如果没带装小羔的毡口袋，我们就把刚生的身上沾满黏液的小羔揣在怀里给它保温，从没有人怕过脏。胖儿缝了小被子，为孩子的出生做了准备，可这会儿却又这样，她怎么了？　　一位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说：“孩子的皮肤多娇嫩啊，用新布包都觉得硬，用报纸？那么黑乎乎的，那么脏……”　　是啊，报纸是黑乎乎的，那么脏，但是，还有寒冷呢！寒冷使报纸更脆硬。　　胖儿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包在小棉被里？　　满床厚厚的报纸，随着胖儿的每个动作咔嚓咔嚓地响着，因胎盘的脱落而再次涌出的血都没有浸透它们。等胖儿把所有的报纸卷成一团儿扔到床底下，露出干干净净的床单，一点点儿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留下时，留给我的便只剩下了沉默。　　面对一个活孩子保持沉默。　　对她猝然的出生保持沉默，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内疚而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　　有人向我形容，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像胖儿这样生孩子，不仅是她，孩子和我都被逼到了鬼门关。　　怎么会这样？！　　我不能说我对胖儿生孩子一点儿精神准备都没有。我知道她怀孕了，也知道她快生了，否则怎能猜出那柔细的声音是婴儿的哭啼。　　我看出了胖儿的遮掩。虽然没有明显的表露，但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我想过，生孩子最大的危险是难产、大出血。卫生队的医生我都认识，找到他们并不难。我知道胖儿的血型，也认识几个与她血型相同的人，只要需要，可以随时找到他们。　　我从没给人接过生，但我给羊接过生，几年的接羔经验积累下来，或许也能顶半个人医？不知道胖儿搬来时是不是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想过，对胖儿的帮助可能要从她阵痛时的叫喊开始，或许她的叫喊能够打破我们之间的封闭？　　我一直以为事到临头时，胖儿就会是个敢生敢养的人。她是个那么有主见的人，一向给人非常敢做敢当的印象，所以，从没认为胖儿的怀孕会与我有什么关系，也没当成什么大事。我只是想，谁还没个难处，该帮时帮一把就是了，大不了开批判会时陪陪绑，还能怎么样了？　　我没料到她一声不吭地生下了孩子，更没料到她要把孩子扔掉。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预料，比我的设想得坏得多的现实摆在面前，我吓坏了。　　那天，白毛风刮得昏天暗地。在窗外不断传来的催促声中，胖儿打开塑料床单，把孩子罩住，就穿戴好去上班了。她步履艰难地往前挪动着。我默默地站在门口，目送着她，一直到她在风雪中显得很模糊的身影拐过了房角。那风声像哭泣。　　一位好朋友在看了上篇稿子后，等不及天亮就打电话骂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帮胖儿找个理由不去上班，为什么至今仍认为她自作自受，并极愤怒地指责我冷酷、冷血……　　可是，胖儿那么坚韧地咽下了每一次阵痛时的呻吟、咬住了每一声撕裂身体时的惨叫，那么刻意地用报纸遮掩了一切生孩子的痕迹，那么苦心地隐瞒着怀孕及生孩子的事实，那她又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我想，胖儿穿着单衣坐在严寒里，是因为我们都只有一身棉装，如果棉袄被血沾污，她就无法照常外出。而胖儿忍了常人不能忍的痛苦，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不就是为了能显得与往常一样吗？　　正因为事实上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胖儿上班后，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若无其事地与这孩子共处一室。压抑？窒息？恐惧？绝望？……我不知如何才能说明当时的感受：明明天已经亮了，屋里却显得更黑；平时我的门外冷冷清清，这天却总有人走来走去；孩子的哭声几乎听不到了，咳嗽声却异常清晰；几次走近床边想看看孩子，却伸不出揭开床单的手；拿起一本书看着，却发现自己在发呆；怕有人推门而入把门插上，却又怕更引人注意……我在屋里不知所措地转着，心在咚咚地打鼓，脑子里一片空白，而耳朵和头发却立着。直到觉得没法再呆在这间屋子里时，我逃跑了。我把炉子封上，把门锁上，走了。而孩子，被包在报纸里，躺在墙和枕头之间，在冻得硬邦邦的塑料床单下面咳嗽。　　【4】
　　但是，就这样不吭声地等着这个婴儿死去吗？　　我站在锁上的房门前，让风卷着雪沙打在脸上，尽量使自己清醒起来。看着不远处的家属区，我决定去找同从牧业队调上来的珠子。　　珠子正在为她的第二个孩子做衣服。屋里处处显现出对即将出生的婴儿的关心和等待，与我们屋子的阴冷形成强烈的对照。我不敢细看珠子向我展示的“婴儿系列用品”，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只觉得自己更无法思考了。　　或许作为一个母亲，珠子会帮助我？我决定“选择性地不沉默”，在终于再也忍受不住完全沉默的时候，向珠子讲了刚刚发生的事。我们坐在炕沿上面面相觑，半天，她用我问她的话问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只好又从她家逃走了。　　后来，我到了小伟那儿。小伟想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了，就是不把这事儿说出去。小伟劝我等到9点以后再回去，那时团部熄了灯，四周更黑了，要给胖儿留出扔孩子的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了。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不能找到大人和孩子双保全的办法，就选择了保存前者。　　我从没想到，这种选择所造成的谴责会延续这么久，变成了我的心病，变成了我必须偿还的心债！　　一位朋友尖锐地说：“你们不能直接动手杀死孩子，就把孩子放在严寒里，是死是活由她去。假装自己没有责任，逃避良心对自己的谴责。你们实际上是有良心的人，却拿良心赌一把！”　　朋友们的评论使我向自己内心深处注视。　　假手寒冷来做我不能直接去做的事情，自欺地认为能因此而逃避良心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良心碍事？因为那是个不要良心的年代？那么，良心又是什么？是那天地间总是冷冷看着我的眼睛吗？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它在这事儿上从没原谅过我。　　我从小所受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使我一直以为，对于我们这些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一代人，“牺牲”就是我的宿命。习惯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教导，习惯了越小的个体越要承担越大的牺牲的现实，所以，我就以为这个不该出世的、不会说话的孩子是没有权利的——那时，我不知道，就在1776年，整整的两百年前，《美国独立宣言》已使 “天赋人权，不可侵犯”的呼声震撼天地，而我更不知道，人权到底是些什么。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人权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而美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头号敌人。　　正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中，有力者获利处处可见，使我那时一直认为“权力”和“权利”意义相同，所以在成人的失误中，就以为用孩子无辜的生命保护成人的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总说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特征，那么，人的世界强在哪里？强者本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为什么强者的失误却要由弱者来承担恶果？　　那天晚上，熄灯以后，我怀着听天由命的念头向宿舍走去。天黑黑的，风还在刮着。高原的严寒包围着我，我的心中一片茫然……　　推开门的时候，我被镇住了，这间冰窖小屋居然使人有了暖洋洋的感觉。只见炉子里火光熊熊，好像一冬天的煤都在里边烧着。原先扔在储藏室角落里的那些灰头土脸的自制的煤油灯，这会儿全被擦得明晃晃的，在桌子上、窗台上和钉在墙上的小玻璃条架上闪闪发光。我离开时还阴惨惨的小屋，此刻竟有了豪华奢侈金碧辉煌的气势。就在这间变得灯火灼灼春意融融的小屋里，胖儿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贴在胸上的孩子，在闪烁跳跃的灯火映衬下，像一尊塑像。听到我进门，胖儿缓缓地抬起眼睛，温暖地微笑着，用我从没听过的柔软的声音说：“你回来了？”我没法说话，背靠在门上，腿有点儿发软。　　【5】
　　看着那只在胖儿胸前晃动着的小手，我知道孩子还活着。胖儿决定把孩子留下了？往后该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闪过，却没有一个有答案。我徒劳地想着。背后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我紧紧地顶住门，直到胖儿迅速地把孩子放回了墙角，才转身开门。　　胖儿用与以往相同的平静与进门的咪咪夫妇寒暄，咪咪脸上并没有往日阳光般的微笑，却隐含着一种沉思。不知他们为什么来到这装满秘密的小屋，因此寒暄过后的冷场使人心惊肉跳。　　许久，孩子的咳嗽打破了尴尬。　　“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咪咪问胖儿的口气，显然是一直在等着这点儿动静。　　“女孩儿。”胖儿随着回答，坦然地把孩子抱起来，低下头看着。　　“你准备怎么办？”　　“反正也没奶，过几天还不就死了。”　　这是胖儿一天里第二次提到“死”。我感到寒冷回到了屋里，满屋的灯光也不再明亮。我看不见胖儿的脸，但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又冷又硬。我以为，晚上的炉火灯光表达了迎接新生命的决心，却不料它们与早上的寒冷黑暗意义相同。我又错了。　　还是冷场。最后，咪咪说：“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先把孩子抱走，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过来再谈。”　　咪咪的丈夫抖开他夹来的小被子，把一声不响的孩子裹严，抱走了。　　好多好多年后，直到“西风压倒东风”时，我才知道，这时正是平安夜……　　第二天，我到咪咪家询问，才知道我离开珠子家之后，坐立不安的珠子也“选择性地不沉默”，她找了另外一个家属讨主意。　　你肯定想不到，就在几天前，我再次与珠子谈起胖儿时，她又补充了几段往事。　　珠子说，她和那个家属当时就决定去看看孩子。她们去时，胖儿正在洗脸，床上铺着干干净净的白床单，根本没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向胖儿要孩子。刚开头，胖儿不承认，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从床底下摸出一团儿塑料布、烂报纸，打开后见到了还活着的孩子——她确实准备找机会把孩子扔了，只是还没来得及。　　“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条小生命啊！是活孩子啊！”珠子回忆着对我说，“我们对她讲，你这样是犯罪啊！”　　“幸亏有你们！”我欣慰地说，“那时我昏了头，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没有你们，那孩子就完了。”　　“你哪儿能有主意，”珠子宽厚地对我说，“那时也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后来想，就是把孩子送人，也得先找个奶妈呀，就想到了咪咪。咪咪和胖儿原来在一个队里，而且咪咪的孩子还小，咪咪的奶也够。”　　就这样，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天黑以后，咪咪夫妇去看看情况，如果孩子果然没扔，就先由咪咪照料一下，然后大家都帮着打听，只要有人想领养孩子，就送出去。　　送人？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把孩子送人，必须要承认孩子的出生。对一个连孩子的出生都要隐瞒的母亲，不会想到把孩子送人。而对一心只想帮助隐瞒的我，更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只有送人，才能使母亲与孩子干干净净地划清界限：只有失去孩子，才能使母亲获得人身的解脱；只有永离生母沦为孤儿，才能使孩子获得清白的历史，获得生存的权利。　　曾经以为刚出生的婴儿最清白，在那个年代才知道是错的，因为个人的出身是查到前三代的。既然有“自来红” 的革命者，当然也有“自来白” 的反革命。那时有多少人想求个孤儿的身份而不可得啊：他们宣布着与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所求的不就是孤儿的这点儿悲凉的清白吗？　　一条小生命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6】
　　咪咪与胖儿的谈话是我没想到的。咪咪让胖儿主动写份检查，使事情公开了，然后再面对现实：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还在乎别人的态度吗？　　胖儿仍是没有一点儿表情地听咪咪讲着，什么也没说，然后趴在床边儿，写起了她的“检查”。　　经过一位朋友的提示，我才明白，为什么珠子和咪咪一开始就不想隐瞒这件事。因为她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就算真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也瞒不住。而且，她们更知道，刚生完孩子的人应该得到认真的照顾。　　受政治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从小就习惯了把政治生命放在首位的思维模式。但正如许多挨过整的人一样，我不希望为“黑五类”的队伍增添人丁，所以，我想帮胖儿隐瞒。可我没有看到，大自然的惩罚会落到一切不尊重它规律的人的头上：即使我们真的能把一切隐瞒得天衣无缝，胖儿的身体能承受“正常工作”吗？对她来说，正常工作就等于摧残。　　我为沉默终于被打破感到轻松，也为秘密平和地被揭开感到庆幸。当沉默将人引入绝地时，还能沉默下去，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的了。所幸我的不沉默没有引来灾祸。　　而我最初选择了沉默，是因为我以为沉默也是解脱之道。后来才明白，沉默是思想、感情宣泄前的一道闸门。正因为沉默常常不是正常状态，甚至往往是预警现象，所以才有人爱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胖儿呢？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感到了轻松。或许几个月里灵肉的折磨已使她疲惫不堪，这样倒也是种解脱？或许她早已麻木，无所谓公开不公开？或许尽管她仍不愿公开，但因已经走漏了风声，想不公开也不行了？　　胖儿在她力所能及的极有限的条件下，经过严谨地安排，完成了她大部分的计划：在当过赤脚医生的基础上，她跟着医生玉莲进行接生实习；在缜密的操作下，她给自己的接生完成得干净利落；在周密的布置中，她使自己产后能马上抹去一切痕迹。但是，如果她能找到一间空屋子，如果她能使我不吭声……她真能把一切处理得人不知鬼不觉吗？　　我没有告诉胖儿家属们对她的议论。在这件事儿发生之前，我从不知道，那些妇女们有着怎样入骨三分的观察力。我不知道，在她们闲来无事时，都交流些什么见闻，只是觉得似乎什么也瞒不过她们的眼睛。如果我早点儿让胖儿知道了这事儿，她还用费心费力地瞒着吗？报纸只能抹掉一些痕迹，事情早已被在人们看在眼里，不能挖出来了。　　胖儿瞒住了所有能帮助她的人，就以为瞒住了一切的人。她不知道，她只能瞒住她自己。在那些洞若观火的旁观者中间，也有等着看热闹的人。　　这次，一位朋友听别人说我在写胖儿的事，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 ：“就在头一天我还见到她，就在你们宿舍里。我还说她，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连擞火都弯不下腰了？她还说她胖呢！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　　我惊问：“第二天？……你怎么知道的？”　　“她不是查账去了吗，起来的时候，椅子上都是血，就赶快让她回去休息了。当时，我就在那儿。”　　我一下想起第三天，指导员在炊事班问我情况时花瓶儿插的话：“其实，好多人都看出来了。那天，庞胡子就说胖儿出事了，今儿上午对完账坐在那儿半天没起来。我傻乎乎地还追着问呢……当时屋里的人全笑我，我哪儿能想到是这种事！”　　那可是冬天，穿的可是棉裤啊！　　【7】
　　第三天，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了。听珠子说了我才知道：那天，指导员一进家门，一群男生就把他团团围住，说，指导员，你可得问出那男的是谁。她给我们开工资时从来连头都不抬的。我们得知道是谁那么有本事，能让她有了孩子。问不出来，我们就说那孩子是你的。——你可要小心了！　　指导员把我叫去了解这件已闹开了的事儿，我把胖儿的“检查”交给了他。在“检查”中，胖儿写着，家里正给她办回京手续，一结婚，按政策就不再算是知青，也就回不去了。　　看完“检查”，指导员半天不出声。最后，他长叹了口气，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三十岁了，还没个家，没个孩子……”　　后来，指导员告诉那些男生说，孩子的父亲已在回城后死于唐山地震。　　其实，孩子的父亲活着，倒不是什么头头脑脑的人物，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兵团战士。他比胖儿小好几岁，两人曾在一个毛选学习小组共同学习。听人说，胖儿是想结婚的，但那男的家里不同意。　　我非常奇怪胖儿为什么会找个那么小的兵团战士。有人告诉我，几年前，有个北京知青想与胖儿交朋友，胖儿说“你去学学王国福”——那是当时树立的“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典型，是只重革命事业不重个人生活的英雄人物。这件事惹了众怒：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犯得上说这种话吗？从此没人再去找她。　　是啊，革命革到只重事业时，还成家干什么？　　第四天，咪咪把孩子送回来了。胖儿下了点儿奶，可以自己喂孩子了。孩子极安静，除了饿了、拉了、尿了，没有一点儿哭声。　　这是什么样的胎教？从这么小就知道不该生出来，从这么小就知道应该保持沉默！　　有人在纷纷的议论中说：“孩子哪能一下儿就生出来，会不会头天就开始了？也不知道她难受了多长时间，咋忍的？”　　我想到了那天夜里，那窒息的哭声。　　当我们只能靠粗糙的心去体验生活的时候，是幸运，还是不幸？　　第六天，胖儿接到了家信，通知胖儿办手续回京接班。　　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咪咪。因一时找不到要领养孩子的人，咪咪让胖儿做个思想准备：也许她得把孩子抱回北京去。　　胖儿喂孩子也喂了几天了。我听家属们讲，亲身喂过孩子的母亲与没喂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她们对我说：“奶过孩子以后，再与孩子分开，就像从身上硬生生扯下一块肉来。”　　胖儿一言未发，头也不抬，只看着孩子。　　这个孩子实在有着极顽强的生命力，居然挺过了那样的严寒。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达娜”，是蒙语“结实”的意思。含有希望，含有祝愿，也含有内疚。　　第十八天的下午，随着门外的刹车声，咪咪推门进来，告诉我们，领养孩子的人接孩子来了。尽管咪咪曾说过“要让我跟我的孩子分开，我肯定受不了”，但她还得帮着胖儿把达娜送出去。　　分别的时刻就这样突然降临，像达娜的出生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我已经习惯了达娜静悄悄的存在，习惯了默默的看着她。她会那么善解人意地用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忧郁地注视着你，这么小就已经会用眼睛说话。后来，我曾在许多孩子的眼中发现过达娜的眼神，有那种眼神的孩子心中都含着辛酸。　　虽然胖儿面无表情地看着接孩子的夫妻俩欢天喜地地抱着达娜，什么话也没说，咪咪仍然把达娜要了过来，让胖儿给她喂最后一次奶。　　我背对着胖儿站在窗前，静静地听着达娜吧哒吧哒地吸吮着胖儿的奶水。似乎同样不忍再看的咪咪也走过来，和我并肩站着。　　达娜肯定还是像以往那样知足地闭着她的黑眼睛，把一只小手搭在胖儿的乳房上……　　达娜的每一口吮吸是不是都在胖儿的心上划开了一道伤口？达娜的每一下轻轻的触摸是不是都在那伤口上撒了一把盐？那伤口会不会永远不能愈合？那盐会不会永远浸沤？死别用句号把一切结束，而生离的后面延续着无穷无尽的问号。生命可能承受这重？……　　小车好像怕胖儿追出来似的飞快地跑掉了，胖儿其实并没有出门。她站在窗前，默默看着那条把达娜带走的路。那路铺满着雪，惨白惨白的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夜里，胖儿的啜泣让我心惊。她并没有大声嚎啕，嚎啕会使人感到倾吐的力度，但胖儿的抽泣让人肝肠寸断。她在真正旁若无人地哭泣，不再是压抑的、掩饰的。她沉浸在自己悲痛的世界里，身外的一切已与她无关。我在她的泪水中漂流。人的一生一世中会有多少泪能这样地流淌？我不知道……　　再也没有“达娜”了，她的养父母给她起了别的名字。　　【8】
　　终归已是1976年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摧枯拉朽的阶段已经过去。胖儿总算平安地过了关。　　上篇稿子出书后，我托人带给小伟看。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以此纪念我们以心相扶的岁月。　　几天后，小伟、阿明和我再次相聚。　　西下的阳光从对面商场的玻璃墙上反射进小伟的宿舍。在渐渐变暗的房间里，一向乱扔东西的小伟急急忙忙腾出桌子椅子，细心的阿明把带来的下酒菜一样样摊开摆好，我把茶水小心地倒在自己的玻璃酒盅里，这样，不带茶叶的茶水就很像啤酒了。三人举杯，碰杯，一饮而尽。　　回忆起上一次三人喝酒正在胖儿出事的前一天，小伟斟了一盅酒，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要不要知道胖儿最后的事？”　　见我们惊讶地看着他，就说，他在胖儿临终前几天去看望过她。　　“胖儿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我，”小伟讲给我们听，“她说胖儿已经绝食好几天了，希望我与胖儿聊聊，让她重新吃饭。”　　……　　就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小伟向我讲了胖儿最后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刚刚写完上面的那段话，我就写不下去了。 　　我攥着拳头坐在桌旁看着眼前的纸，听着座钟滴答滴答响着，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阴惨昏暗的早晨，那如泣如诉的风声…… 　　为了使紧缩的心和手指松开来，我必须打断自己的思路。 　　我曾以为，回到北京，胖儿的苦难也就走到了尽头。但没料到，不知什么人向胖儿的丈夫讲述了那段胖儿以为被深埋了的往事。胖儿余下的生命，便在冷言恶语中碾轧。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下去的悲哀，它让我的心紧缩起来。 　　小伟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他对面听了。那个早已只是一个名字的胖儿在我心中活了过来，一片无名的悲凉掩向心头。我在屋里转着，胸口憋得像要炸开，可眼泪还在往心里倒灌。为什么要触碰那血淋淋的鲜活的而且注定不能愈合的伤口？为什么生活会变成无望的煎熬？从那样阴森凄冷的地狱中带来的惨痛，是什么原因使它仍然弥散？！…… 　　我原以为胖儿因生达娜身患绝症，这已足够令人叹息，却不料悲剧竟因同样的原因被复制——沉默、隐瞒，不能面对的真实！ 　　小伟说： 　　“胖儿见到我时双目无光，她无力而疑惑地问我怎么会来看她。我说，是你的朋友们请我来的，因为她们认为只有我能把话说开。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孩子的事儿大家早就知道了。正因为你以为她们还不知道，你还想瞒，还怕她们知道，她们只好请我来向你说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们找我来，是为了劝你恢复吃饭。你身边还有一个孩子呢，他需要你呀。”　　小伟告诉我们，他从胖儿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渊般的凄凉，但也流露出对死的不甘愿。他说他可以感到胖儿绝食是因为活着实在太痛苦——胖儿依然与过去一样，她不惧怕肉体的痛苦，只是不知如何摆脱精神的摧残。在看不到光明的心中，这该多么凄惨。 　　小伟说，只有提到达娜时，胖儿的眼里才能微微有些亮光。胖儿请小伟帮助找寻达娜，她想见见这个孩子。达娜应该二十岁了。 　　小伟说，他拒绝了胖儿：“不要打破孩子的平静了。”　　我不必再写小伟列举的种种理由，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只知道，胖儿从那天，日，从那辆小车带走达娜起，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再也没有见过达娜，那个曾把小手搭在她的乳房上，不着急不着慌地吸吮着她的奶水的孩子。　　我不能忘记那条铺满雪的带走达娜的路，也不能忘记那天晚上胖儿的啜泣……　　小伟说，他与胖儿说完话的第二天，胖儿恢复了进食。又过了两天，胖儿去世了。　　听说，去世前，胖儿拒绝了所有的探视，也拒绝了最后的告别。　　有个姑娘看到这里，瞪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她们母女见面？”　　我反问她：“你也是知青的后代，如果你发现这里写的达娜就是你，你能承受吗？”　　她定住眼神想了一会儿，摇摇头。　　在我们小时候曾上演过一出话剧，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挑起“真实”这个重担的。所以，我们往往愿意忘记过去。　　【9】
　　胖儿去世后一个星期，她的朋友们到她家表示慰问。不料胖儿的丈夫早把胖儿的相片从墙上清除一净，把房子粉刷一新，他已迫不及待地着手“向前看”了。　　有人说胖儿不该绝食，因为她还有一个孩子，绝食不合逻辑。而一个身边有孩子的母亲竟会自杀，要按逻辑分析，这生活又该是怎样的无法忍受？我不能再想……　　至今为止，每当提到胖儿的事情，我只能说出一个“惨”字。它惨在我们心灵上的扭曲，扭曲得让人不堪回首。　　而你会不会看到，在整个事情发生过程中，我的理智，甚至是下意识的选择中所包含的理智都让人感到冷冰冰的？这使一些人接受不了。其实，这也是使我自己都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才会提笔，才会接受你的要求，在自己身上动“手术”。　　正因为有那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经历，我的感受就要从更深的地方挖掘。　　1973年夏天，平凡曾在我们放羊的小河边说：“在把光明都写在了报纸上给人看的时候，是不是就把黑暗写在人心里去了呢？”　　不少人问我，胖儿为什么会主动搬进你的宿舍？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是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她怀的是私生子？　　这种怀孕，用当时很浓厚的封建意识看，是伤风败俗、下流堕落。兵团战士小叶在胖儿生了孩子以后对我说：“……在我们家乡，像胖儿这样肯定是没人理的，家里人也不理的，觉得丢人……”　　在当时，就是因为这种封建意识，使不少知青因恋爱、怀孕而被自己的同类所排斥，认为他们“给知青丢人”。他们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从此沉沦下去。　　而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衡量，这样则是极端腐化的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是道德败坏的性解放……随着怀孕而来的，是一顶已高高悬在头顶的“坏分子”的帽子。如果此事败露，胖儿被党组织重点培养多年的身份、一贯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就将荡然无存，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前景近在眼前。　　是因为她要掩盖？　　煤荒严重的团部空房虽多，已不可能找到享有配给煤的单身宿舍——尽管那些煤非常有限，得像“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分配，但总不至让人冻死——胖儿只能与人合住。谁都知道，人多眼杂，瞒一个人总比瞒三四个人容易。现在小茹的病退造成了空位，为脱离众目睽睽的处境提供了条件，早在盘算和期待的胖儿怎么肯错过这个机会？与我的四处漏风的土坯小屋相比，她住的是“温暖舒适”的砖瓦房。在那间屋里，住着唐山、保定、呼市的兵团战士，都比胖儿小好多岁。那是炊事班的女生宿舍，为了省煤，天天在那儿炒菜做饭。与我的冷清僻静的小屋相比，那里可谓人烟稠密热闹非凡了。　　她为什么要掩盖？　　那时，谁能料到，十几年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会使人工流产简便易行，而有情人未婚同居，也可算是正常的家庭组建形式？在那个年代里，未婚生子意味着当父母的马上会被列入“坏分子”的行列，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队伍中的一员。而政治生命沾上的污点，使人跳进黄河洗不清。掌权者们，通过没完没了地填写个人履历表来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历史清白”的重要。表格上的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栏目翻着白眼等着你，像等在陷阱里的困兽，随时准备扑向新的牺牲。对于被列为“黑五类”
及其子女的人们，就这样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死亡判决书上签着字，一次又一次……　　现在的人们喜欢调侃，但以后的年轻人还会知道什么是“黑五类”吗？还会知道在那场“大革命”中，由人而不是由粮食组成的“黑五类”们，每天遭受的飓风般的革命洗礼如何“毁人不倦”吗？ 所以，正如很多人拒绝“样板戏”一样，我对超市食品架上的“黑五类”十分反感。这种轻佻调侃与黑色幽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黑五类”的称呼在它诞生的年代带给许多人的摧折、屈辱，正如南京大屠杀一样，是不能当笑话讲与听的。　　胖儿不愿丢人现眼，更不愿成为“黑五类”的一员，就要掩盖自己的怀孕。　　她为什么不打胎？　　打胎就要去医院。　　在那个对全民族“全面专政”的时期，医院、学校、舞台……都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场所。革命的大好形式在不断深入展开，“阶级斗争”需要更多的新的敌人暴露出来，尤其是那些“无形的”敌人。为了使无形的敌人无处藏身，每个“革命群众”都要百倍警惕：又要找到阶级敌人，又不能让别人抓到自己头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这样在“群众运动”，也就是运动群众的锻炼中百炼成钢：为了自保，就要谨小慎微沉默是金；为了“进步”，就要整人告密心硬如铁。　　医院里也是如此。打胎必须有单位开的证明。没有单位证明，医生不给手术，有的医生、医院还会通知怀孕人的单位，使“坏分子”逃不出恢恢天网。　　正门的关闭迫使人们转向后门。或者开份假证明，或者求助于医生，或医生的熟人。而长年在外的知青，碰上这种事儿，如不能求助于亲朋好友，就一筹莫展了。　　【10】
　　难道她没有亲朋好友？　　这事儿第一要瞒的必然是父母及亲属，除非再也瞒不下去。而“朋友”，在那个年代，往往正是出卖你的人。　　似乎她没找过任何人。或许因她曾苛刻地对待过一些人，所以她不敢相信别人？或许因她曾用那些极左的口号要求过别人，所以更害怕同样的标准？　　她为什么选择了我的宿舍？　　我知道胖儿认为我“风流”，有人告诉过我。“风流”在当时是不检点的同义词，与“坏分子”似乎只隔层窗户纸，而我猜不出她的根据。我有一本精装的丹纳写的《艺术哲学》，上面有一些裸体画，但她这个北京著名女中高三的学生能不知道那些都是名画？我有朋友们抄写寄来的不少外国民歌，即便就是唱些“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又怎么了？我跟男生们的交往多，的确如此，从小我就爱和男孩们一起疯玩儿，上房爬树，网蜻蜓扣蛐蛐，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一说。而今，我的女友们不是嫁了就是走了，难道我就只能向隅而泣？如果胖儿因我的“风流”搬到这屋，是要引我为“同类”，取同流合污之意？但在界定“风流”的标准上，我们显然不同。　　我的出身不好，而且“不求上进”，不求上进就不会拿人当垫脚石，因此在功名利禄上，对人就不会构成威胁。如果怕被告密，或许我这里很安全？但这样，她是否就选择了一个“异类”而否定了自己？　　或许，她根本就无法选择？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下，她只能搬进我的宿舍？　　也许，我的猜测完全错误。我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们同在那个年代走过，我们犯过相似的错误，我们曾有太多的共同的教条作为标准，当我们从惟独没有人性标准的年代返回头来，才明白，在人性寻找回归善良之路的时候，自认是善良的我们，必要破灭许多幻想。我与胖儿的区别，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　　我为什么没向任何人谈起过胖儿的怀孕？　　1975年秋天，我和小祥在牧业队参加打草。因为任务很重，团里调来了一些外连队的兵团战士帮忙。在这伙儿兵团战士中，有一个帮厨的女生，怀着明显的身孕却得不到一点儿照顾，她无声无息地生活在充满鄙视的眼神中间。不久，我和小祥发现，哪怕无意中对她有稍许关照，都会从她那似乎是木然的眼里流露出感谢，这种无言的感谢令人心碎！听说她因怀孕而被批判过多次，写过许多检查。同样的劳动，对她则含着惩罚与示众的意味。同样的蓝天白云下，她没有其他兵团战士那样的青春的欢笑。　　胖儿的怀孕、生子一旦败露，她将怎么面对她周围的人们？我不知道。　　而如果因我透露了胖儿的怀孕而使她受到批判、处分，我就会被我所看重的朋友们看不起。他们会认为我“不是人”、“不干人事儿”、“卖人”……会认为我只求解脱自己而不顾他人死活。我将无颜面对我周围的人们。　　在那时，哪怕是平常最招人讨厌的人，一旦挨整，不管表面煽惑得多热闹，总会有相当数量的人默默不语冷眼相看。一个在对方不能还嘴的时候，“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批判别人的人，不管他的批判稿如何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可在这些沉默着的人们眼里，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人品。　　沉默的内涵是很广泛的。　　【11】
　　有位二十左右的男孩子看了这封信稿后，失神地在屋子里绕着圈儿，几次停下来站在我面前，又几次转开去。最后终于黯然地看着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救孩子？”　　我愣住了。虽然觉得有满肚子的话，但面对这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却又张口结舌不知从何说起。为什么？为什么！我嘴里重复着这句问话，眼泪溢满眼眶……　　是的，我当时想都没想过我可以把孩子抱过来，我可以把孩子包起来。那么，除了胖儿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我为什么马上接受了胖儿的决定？我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胖儿在别人屋里生了孩子，我会幸灾乐祸，我也知道，如果在雪地里见到一个弃婴，我会把他抱回家。我并不认为私生子及其母亲有罪，但为什么一个私生子在我的屋里出生，就把我逼到了犯罪的边缘？　　我怎么了？　　我怎么会这么冷酷、残忍地做这种事？　　如果替孩子选择生存，孩子的出生就不能隐瞒，需要马上报告领导，这是当时的规范行为。按这种规范行事，我不会冒任何政治风险，也不会承担杀婴帮凶的内心谴责，还会“干净”得让很多人无话可说。但在内心呢？在我明知道这是个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在我明知道胖儿和孩子很可能因此而被列入“黑五类”的时候，我该如何选择？如果因我而使她们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我将如何自处？我是替孩子选择吗？不，实际上我是在为自己选择，选择如何做人。　　也曾有朋友对我说过，要是我，我才不管胖儿同意不同意呐，上去就把孩子包起来，哪能让孩子这么冻着！从她的话语里透出了对我的谴责。那是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心上。后来，隔了很久以后，在我终于能够触碰这个问题时，我了解到她父母受冲击时，已是文革期间。那天，我们才发现，有过家庭温暖金色童年的人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会有怎样巨大的差距。　　我的出身不好，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在这个骨子里透出酷冷的世界生活。我那时觉得：与其这样年年月月被提醒着，忏悔那莫名其妙的“父辈的原罪”；时时刻刻被监督着，划着那不知如何才能划清的“与家庭的界限”，还不如满门抄斩、灭尽九族呢！死了倒干脆！　　就像现在很多人支持“安乐死”一样，当生存将由无数的噩梦缀成时，按“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我默认了胖儿为孩子选择的路是最好的。那是个连自杀都不自由的年代，自杀者会因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株连亲友，使他们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人不能那样狭隘，那样自私，在用死去寻求自身的解脱时，却使亲人陷于困境。——假如可以自由选择生死的话，我也会为自己选择死路的。我一直认为，好死胜于赖活着。　　孩子的存在就是使她的妈妈成为“坏分子”的人证，而她的“私生子”的身份也会被某些高尚者广为传播，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人还分层分等。她还得戴着“坏分子子女”的帽子，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队伍中排队，甚至在上学的时候，也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之内去碰运气。而这种碰运气的前提是：她必须对她妈妈冷酷到“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而我，一个连结婚都不敢想的人，自己是“黑五类”子女，再带上个“黑五类”子女，这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我知道私生子是没罪的，正如我知道自己没罪一样。可我知道有什么用？我又是什么？总说出身是没法选择的，但是，我们从出生就顶着的“罪”字，是谁写上去的？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生存，而不是肉体的存在。如果心灵时时处在政治旋风的裹胁之中，怎么能不伤痕累累？在那样的泥潭中摸爬滚打，在自己都常常想到死的时候，在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时候，怎么救孩子？　　而在连一个孩子都救不了的时候，怎么救得了全世界？　　你还记得吗，那时总有人在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是一个什么位置？而我，是该被消灭的，还是该被解放的？　　【12】
　　或许看到这里时你会认为我其实还是善良的？不希望任何人受伤害，也不希望伤害任何人，甚至看到这伤害无法避开时，仍然希望把这伤害减到最小？然而，能让善良显得这样冷酷的世界，应该如何面对它？！　　上篇稿子写完后，我曾因与胖儿相处时间太短而怀疑自己的判断。远远近近地询问了一些朋友，小华在电话里说：“她（胖儿）就是你写的那样，不阴不阳的。不过，我没想到她把孩子送人后还会哭，看到她这会儿才有点儿人味儿，我都忍不住掉了泪……”　　我也曾对胖儿的冷漠及她那张不变的脸惊奇，直到有位母亲说“我觉得，胖儿死的心都有”时，才发现，自以为已经对胖儿非常关照的我，是多么麻木，多么不谙世事。　　因为出身问题，使我不喜欢别人打听我的事，也使我不爱主动询问别人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日本电影《望乡》，阿崎婆为什么不问那女学者的来历？心中没有隐痛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尽管胖儿选择了与我同住，但在思想上我们并不交往。我们就像站在一堵玻璃墙的两边儿，咫尺天涯。　　我总以为她早做好了一切准备，胸有成竹。可实际上，她是不是在无奈中沉浮，自己也不知道会漂向何方？她是不是找不到依托，只好用冷硬的外表支撑软弱的内心？我不知道。　　我的直觉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