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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杂文的文体特征
略论杂文的文体特征 安立志　　　　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概念，南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已专章论述“杂文”了。不过，古代杂文不同于现代杂文，前者是指一类文章，杂文是类概念；后者是指单一文体，杂文是种概念。遗憾的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鲁迅先生，虽然以杂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却不曾为杂文作出定义，反之，却以宽容、豁达的态度看待这一文体，他指出：“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做Tsa-wen的东西。……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全集》第六卷，P300）正因如此，这给杂文界留下了后遗症，以致某些文学衙门或文学官僚始终认为现代杂文是一个“血统”不纯、“出身”可疑、没有“编制”的文体。于是，这种无体之文在国内文学活动中往往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反之，也恰恰因了这种无体之文，鲁迅先生才得以自由地进出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哲学等领域，综合运用各种文学体裁——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从而开拓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被称为鲁迅之后第二人的杂文家聂绀弩先生也持同样看法，他在《关于“杂文”文体的通信》中认为：“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的便行了。”我“常常把寓言、童话等等当作杂文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杂文卷》，北京文艺1999版，P22）　　一些人很想给杂文确立一个权威的、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容易。作为定义，不仅要有质的规定性（内涵），还要有量的规定性（外延）。我国工具书和教科书关于杂文的定义名目繁多，一曰杂文是散文的一种；二曰杂文是文学作品，并不是散文；三曰杂文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外的边缘文学；四曰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属于交叉文体，既有政论性、又有文学性。有意思的是，文学界（如作协）通常将杂文归于第一类，即杂文是散文的组成部分，而杂文界通常奉瞿秋白先生的“文艺性论文”为圭臬。其实，一定要为杂文打造一个定于一尊、四海通用的定义，并无多大必要。聂绀弩先生指出：“我国有悠久深厚的杂文传统，有各种各样的杂文，……摊开历史文集，其中的名文，往往就是杂文。原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是以杂文和诗歌、传记文学之类作为文学正宗的。小说、传奇之类，则是旁枝别蘖。以为小说、诗歌、剧本才是文学，杂文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于文学之外，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1991版，P1562）且不说自古以来文学的分类就是不断变化的，即以鲁迅先生来说，也从未顾及杂感属于何种文体而影响其成为著名的文学家。杂文面前无权威，对于这样一种以独立思考、自由思想为传统、为特征的文体，不仅不必去做为自身争名分这种勉强而不名的事情，也不希望出现权威人物的权威论著的权威结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针对被极“左”思潮败坏了的社会主义定义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1993版，P137），从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治势力形形色色，有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金日成的社会主义、卡扎菲的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共产党宣言》就列出了五六种社会主义流派。在概念和定义上“没有完全搞清楚”，并不等于在具体政策上也搞不清楚。邓小平同志以其特有的务实与智慧以“排除法”为社会主义划定了若干界限，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讨论杂文问题，也可借鉴这一思路，首先寻找和查证杂文的若干特征，把这些不同特征综合起来，就可以描述出杂文的大致轮廓。同时具备这几个特征的一般是杂文，只具备或一特征的并不必然就是杂文。　　杂文之成为杂文，或杂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呢？我个人认为，大体上有五个特征，即思想性、批评性、文学性、精短性、时代性。（一）思想性。思想性是杂文的首要特征。思想是杂文的灵魂与精髓。有思想、有理性的文章不一定是杂文，但没有思想、没有理性的文章肯定不是杂文。所谓思想性，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独立性、多元性。杂文的思想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精神、观念、价值、人性等，是杂文的精髓与内核，善与恶、知与行、爱与恨、是与非等，往往是杂文表达内容和倾向，杂文是与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绝缘的文体；二、杂文不是金钱的奴隶与权力的婢女，杂文崇尚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杂文不会被用来填充和注释官方的“主义”、“思想”与理论；三、杂文的最高境界在思想创新，杂文拒绝保持一致，杂文排斥统一思想，杂文讨厌人云亦云，杂文否认权威结论。杂文的生存、发展和兴衰，正在于它的不邀宠、不流俗、不跟风、不盲从的风骨和精神。陈虞孙先生的《还我头来》，具有独特的发现力，揭示了政治权力如何剥夺人们思想的权力，甚至“文革”后还有人“以为有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作为这种现象的延伸，正是因为自己“没有脑袋”，才导致了将别人的脑袋画影图形作为神祗悬挂起来的现代悲剧。（《杂文三百篇》，文汇1998版，P31）此即所谓“有愚众者必有暴政”的道理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杂文的总量不算少，但在读者眼中，相当部分的作品，确如过眼云烟，这其中大量的则是谀时之文和跟风之作。（二）批评性。批评性是杂文的重要特征。杂文的思想内涵，不是通过叙事和抒情来表达，而是通过批评和论辩来实现，即在革故中鼎新，在激浊中扬清。鲁迅先生指出：“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鲁迅全集》第11卷，P64) 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是杂文的两个主要功能。文明批评要放在人类和历史的维度来认识，杂文笔下有时不是时弊而是史弊。史弊或者古已有之，或者嬗变如斯，由于历史发展、时代进步而落伍、而蜕化、而变异、而彰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史弊的批评，或以史为鉴，或借古讽今，着眼点都在现实。与文明批评不同，社会批评更具现实性。如同医学总是作为疾病的对立物存在和发展一样，杂文则是作为时弊的对立物存在和发展的。时弊不因杂文而存在，杂文却为时弊而产生。医学疗救的是人类生理（身体）的疾患，而杂文疗救的则是人类心理（思想）的疾患。如同医学能够带给人类健康一样，杂文也同样是健康力量的代表，杂文代表的是时代的正义和社会的良心。从来没有人宣布，杂文拒绝歌颂，但一般认为，歌颂并非杂文的使命与功能，这个使命与功能可以由其他文体来完成，杂文的本性是批评，而不是歌颂。改革开放之初发生的“歌德”与“缺德”的论争，已经提供了历史镜鉴。（三）文学性。文学性是杂文的重要特征。杂文的思想性与批评性，是以文学为载体的，阐述思想、展开批评，不必遵守论战、论据、论证的论文八股，不必恪守引论、本论、结论的固定结构，故事新编、正话反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寓言警句、戏剧小品、讽刺诗歌、论辩商榷等等都是表现形式。目前，文学界对杂文文体看法有异，但都不否认杂文是文学作品。杂文既是文学之一枝，在表现手法、谋篇布局、行文风格、遣词造句等方面，其所遵循的只能是文学创作的规则和规律，而不可能趋同于逻辑、哲学和数学。如同世上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抒情的数学”（叶延滨语）一样，没有激情，没有文采的文章，注定不会成为好杂文。杂文的灵魂和内核是融汇其中的思想和理性，杂文必须要有艺术的外壳和包装。艺术的外壳和包装是杂文的硬件，思想的内核和灵魂则是杂文的软件。追求思想内核与艺术外壳的完美结合，实现杂文软件与硬件的“合理配置”，完成杂文“本体”与“载体”的有机统一，应当是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杂文的艺术生命力如何体现？在文学追求上，在艺术表现上，杂文之“杂”，首先决定了杂文创作没有模式、没有门派，杂文应当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文学史上正因为有了“韩潮苏海”、“郊寒岛瘦”、“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从而成就了繁星密布、光彩照人的文学星空。而杂文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学样式，要继续在21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发展，发挥作用，就必须走艺术创新之路，体现杂文的思想锋芒，焕发杂文的理性风采，杂文界应当成为流派纷呈，百花竞秀，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思想花海和艺术花园。（四）精短性。　　精短性也是杂文的重要特征。鲁迅先生指出：“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鲁迅全集》第四卷，P134）小说如此，杂文更是得文体之优势。现代杂文是适应报纸副刊的诞生而问世、而生存的，于是杂感、随感、杂文一时领风气之先。发表在报纸副刊的杂文大都是千字文。直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得到较好的传承。清代郑板桥有联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删繁就简”提倡的是短，“领异标新”强调的是“精”。二者联系起来，可以看作对杂文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精短性。经历笔墨生涯的都知道，篇幅拉长易，文章精简难。在有限的容量之内，强调思想含量、强调文学素养、强调文字功力，“领异标新”固然困难，“删繁就简”尤其不易。清人刘大櫆写道：“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1959版，P8）由此可见，杂文之精短，不仅是文字问题，考验作者的其实是精神蕴藉、品位内涵、气质修为、文学素养，而这些则表现为整体素质与基本功底。旁逸于文字之外的精神内涵，则是作者能否排除长短之名利，报酬之多寡这些身外物的诱惑与干扰。从五四以来现代杂文的传统来看，杂文大都以短文为形式。将简短性作为杂文的特征并不绝对地排斥文字较长的杂文。一般说来，长杂文是特例，短杂文是常态。（五）时代性。时代性是杂文的又一特征。时代性，当然是指作品问世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鲁迅之所以强调编年意义上的“杂文”，目的在于“知人论世”和“明白时势”。文章不是个人的精神寄托，编年的杂文可以成为个人与民族的历史写照。如果说杂感是“攻守”当下、“感应”现实的“神经”和“手足”，作为编年的杂文，则展现为人生的历史和行动的轨迹，是让当下变为历史，与现实一道成长的力量。我之所以把朱大路先生的《杂文三百篇》称为“一部思想解放的编年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着笔的。杂文的时代性，也就是杂文的针对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弊端，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杂文。可见，杂文的社会批评，更直接地体现出杂文的时代性。鲁迅先生指出：“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鲁迅全集》第一卷，P308）杂文与时弊相生相克，共生共死，在对时弊的批评中生存，在对时弊的批评中发展。好象杂文不惜与时弊同归于尽。其实，在某些时代，时弊比杂文更强大，杂文尚未兴利除弊，作者先已陷身囹圄。人们说鲁迅作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因为鲁迅笔下的那些弊端至今尚存的缘故。既然时弊是无穷的，那么以批评时弊为使命的杂文也是永存的。不要以为杂文对时弊的批判，或时弊对杂文的消磨，永远是力量的相持或均衡，在这里用的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道理。每一种新的病毒的孳生，总会带来当代医学的重大进步，时弊与杂文大体也是这种关系。　　这五个特征按照先后排序，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思想含量是杂文第一等的追求。没有思想的文章根本不是杂文，思想含量不足的杂文不是好杂文。杂文的思想性不应通过歌功颂德、阐述六经来体现，杂文的本质体现在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之中。杂文的批评，不是理论的阐述、逻辑的推理，而是文学的表达、形象的勾勒。一些古典名著如《金瓶梅》、《红楼梦》，同样集思想性、批评性、文学性之大成，杂文与之不同的是短章简制。时弊催生了杂文，杂文是时代的产物，并不绝对。杂文的文明批评，由于对象历史悠久、顽强存在，这样的杂文也许更有生命力。不过这却是社会悲剧。概括而言：思想性、批评性是杂文的内在特征，文学性、精短性是杂文的外在特征，时代性则是杂文的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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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什么是杂文？什么是文学报告？_百度知道臧华，一级法官，泗水县人民法院圣水峪法庭庭长兼审委会委员。1969年生，1995年考入法院，进院后一直在基层法庭工作，爱好乒乓球、围棋、读书、双节棍。看到法律博客这个大粮仓后，十分喜爱，今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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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杂文阅读【名师导读】嬉笑怒骂砭时弊&nbsp&nbsp颂善伐恶明思想――解读杂文&nbsp&nbsp&nbsp&nbsp一、什么是杂文？&nbsp&nbsp&nbsp&nbsp杂文是散文的主要样式之一，是一种具有战斗性的文艺性论文。它精悍、明快、犀利、活泼，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鲜明的政治性，高度的艺术性，可以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它的样式灵活多样，像杂感、杂谈、随感录、随笔、札记、日记、短评、演讲、絮语、小品等，只要是用文学手法来说理的，都可属于杂文的范畴。&nbsp&nbsp&nbsp&nbsp二、如何阅读杂文：&nbsp&nbsp&nbsp&nbsp一要了解杂文内容的针对性。读一篇杂文，要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写的。是鲁迅式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还是谈工作、谈学习或批评人民内部种种消极的现象一类的杂文。这些，都会决定一篇杂文的写法、议论基调和语言风格。&nbsp&nbsp&nbsp&nbsp二要注意杂文写法和取材的一般特征，特别是说理的形象性。杂文的一般写法是“从实入手，以实论虚”，即常从一个人、一桩事，甚至一句话、一首诗、一条谚语、一个故事、一种现象、一段传说入手，通过对照、联想、借喻、类比等方法来揭示隐藏在里面的意义。杂文取材的一般特征是“大中取小，小中见大”，即从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选取一个侧面或一点来做文章，“从一滴水里看世界”。&nbsp&nbsp&nbsp&nbsp三要注意杂文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杂文的语言因作者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谈论的问题不同，写作的社会背景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有的隐晦曲折，言近旨远；有的明白晓畅，酣畅淋漓；有的亦庄亦谐，尖锐泼辣；有的感情奔放，笔姿纵横；有的凝炼含蓄，耐人寻味；有的恬淡明丽，清新隽永；有的娓娓而谈，亲切动听。尽管风格不同，但具有艺术的魅力，则是一致的。我们在阅读时要细加体味。【美文赏析】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①，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②，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③。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④，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九月二十五日注释：&nbsp&nbsp&nbsp&nbsp①［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合法之自卫手段”，但居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国联对日本的侵略不采取任何制裁的措施。&nbsp②［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等。&nbsp&nbsp③［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④［“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出自《且介亭杂文》，属鲁迅后期杂文。这篇文章写于日，正是“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当时，有些人散布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指责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本文批驳了当时对抗日前途悲观、诬蔑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谰言，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围绕这一主旨，作者综合运用了反证、例证、引证、喻证等方法，归纳、演绎，充分而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用语含蓄、深刻、爱憎分明。鲁迅的杂文有“投枪”“匕首”之喻，由此也可窥见鲁迅杂文风格之一斑。【例文分析】工作的大小邹韬奋&nbsp&nbsp&nbsp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含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不过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满意于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很好的动机，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大，小事的贡献小，要对社会有大的贡献，所以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是可嘉的。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nbsp&nbsp&nbsp&nbsp首句提出问题。分析有关情况，引出片面观点：贡献大小由工作大小决定。&nbsp&nbsp&nbsp&nbsp不过什么样的事可算做大，什么样的事只能算做小？什么样的贡献可算做大，什么样的贡献只能算做小？这却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易有一致的见解。&nbsp&nbsp&nbsp&nbsp譬如在军界做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觉得做不抵抗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为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大将，实在远不如做凇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的一个小卒。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大。&nbsp&nbsp&nbsp&nbsp也许你要驳我，说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大将，当然是太不要脸，对国家民族不能有什么贡献，这诚然是不错，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敌为国的大将，那便有了较大的贡献了。这样看来，大将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将的贡献仍然是比小卒的贡献大。&nbsp&nbsp&nbsp&nbsp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一个军队必然是有兵也有将，才能作战。倘若全军队都是大将，人人都做指挥官，这战事是无法进行的；反过来说，倘若全军队都是小卒，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人指挥或领导，这战事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在抗敌为国的大目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硬看做工作有大小，贡献有大小，这只是流俗的看法罢了。&nbsp&nbsp&nbsp&nbsp才干宜于做大将，我们赞成他做大将；才干宜于做小卒，我们也赞成他做小卒。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nbsp&nbsp&nbsp&nbsp本文写于1936年。当时有些参加救亡运动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贡献大小由工作大小所决定，本文就是针对这种流俗观念而写的。&nbsp&nbsp&nbsp&nbsp针对片面观点，连续发问，为下文张本并引起读者的思考。&nbsp&nbsp&nbsp&nbsp举例说理，对比分析。&nbsp&nbsp&nbsp&nbsp用两种假设论证上述观点的偏颇。&nbsp&nbsp&nbsp&nbsp“所以”句引出正确观点。结束全文。强调指出：只要是为国作贡献，工作无大小高低之分。&nbsp&nbsp&nbsp&nbsp思考：写批驳人民内部某些错误观点的思想短评，要讲究用语的分寸，力求表述准确、鲜明而委婉。请你从文中找一些语句加以体会分析。【时文连接】挤出时间来林默涵&nbsp&nbsp&nbsp&nbsp前天《热风》上，有人感慨地说：在中国“挤”实在可以成为一种哲学，买车票，要挤，买电影票，要挤，坐公共汽车，要挤，买公价东西，要挤，无论走到哪里，凡不是一个人的地方就要挤。因此，他认为不懂得挤的哲学的人是要吃亏的。&nbsp&nbsp&nbsp&nbsp这确乎是真实的情形。这种“挤”的事业，现在还正在发扬光大，凡是这种善挤的英雄所到之处，一切的老实人，弱小者就被挤得哇哇叫，被挤掉了鞋子，挤破饭碗，挤散了儿女，甚至于被挤出了这个世界的，也有。&nbsp&nbsp&nbsp&nbsp这样的挤是可怕的，但我今天不想去谈它。我倒因此想起了另一种挤，那是既有利于己，又无损于人的，这就是挤出时间来读书。&nbsp&nbsp&nbsp&nbsp像我们这种人，不但没有祖宗遗产供我们上学校，还要为了生活终日奔忙，要拿出一段完整的时间来读书，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读书，只有自己想法子挤时间。当然，时间不能由我们主观的意志来拉长，可是，却可以因我们自己的浪费而变短。所谓挤时间，就是怎样从忙中偷闲，利用一切短小的空隙，读一页书是一页书。在这点上，我们也要向高尔基学习，他做厨子，做面包师，做铁路小工，工作是繁重而单调的，但他一有空闲就拿起书来读，这些书籍，不但增加了他的生活的知识，而且把他引到了一个他所未闻未见的世界，使他更认识了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目的和意义。&nbsp&nbsp&nbsp&nbsp我们常常叫忙，生活是也很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的学习，从生活，从工作，也从各种书本。正如一个人要吃饱了饭才有气力一样，精神上的充实，也会增加我们的奋斗的勇气的，当我们了解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又将走向何处去的时候，就不会为眼前的障翳而感到迷茫和苦恼，认识永远是乐观、勇敢的基础，一个盲目的人总是烦闷而怯懦的。&nbsp&nbsp&nbsp&nbsp美国人说：“时间是黄金”。但鲁迅先生说：“时间是生命”。的确，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我们也许谈不上浪费吧，但也未始不可以更加节约一点，好好的调整一下，挤出点时间来读书，还是可能的，我们现在也只能这样。&nbsp&nbsp&nbsp&nbsp当社会上有一批人吃得太饱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只好饿肚子；同样的，当社会上有一批人闲得要命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只好忙得要命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能让它永远存在下去的。&nbsp&nbsp&nbsp&nbsp挤出时间来来读书，使精神上充实，这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教给我们的学习方法。冰炭不同炉缪群&nbsp&nbsp&nbsp&nbsp台湾当局一再表白：“一个中国是坚定不变的政策，没有任何动摇。”这话如出于诚意，的确有利于和平统一大业。然而，台湾当局在谈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时，常提出两个附加的条件：一曰“相互承认为对等政治实体”，二曰“两岸共存国际社会”。他们声言：中共不答应这两条，就不谈统一。&nbsp&nbsp&nbsp&nbsp要求承认台湾为“政治实体”这一条件，始于去年二月台湾当局公布“国统纲领”之日，当时是要求“不否定台湾的政治实体”。如今，他们又从“不否定”升级到“承认”，而且要“对等”。须知，国际法中“实体”一词，惯常是和国家相提并论的。如今台湾在“实体”上再冠以“政治”，而又坚持要“对等”，这和“主权国家”有什么两样！台湾当局的诉求十分明显，说白了就是：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为主权国家的前提下，才能谈判统一。由此，台湾当局要求“两岸共存国际社会”的图谋，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早就积极推行“弹性外交”，在美国报纸上刊登政治广告，“愿意接受暂时性的双重承认”；在“立法院”提所谓“以‘中华民国’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建议案”等等，不都是在分裂祖国吗？哪里还有“一个中国是坚定不移的政策”的迹象可寻？台湾《世间论坛报》指出：“‘独立’的政治实体无助于统一，不过是在统一口号下求‘独立’的实质而已。”先分裂后统一，是无法通行的死胡同。他们的诉求是与台湾“民进党”日夜期盼的“台湾共和国”梦想异曲同工，为海峡两岸的全体同胞所不齿。&nbsp&nbsp&nbsp&nbsp古语云：“冰炭不同炉，熏莸不同器”，分裂与统一决不能共存。&nbsp&nbsp&nbsp&nbsp这是一篇以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为题材的杂文作品。文章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台湾当局一方面大谈“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又提出附加条件“相互承认为对等实体”、“两岸共存国际社会”，实质上是鼓吹“两个中国”，坚持分裂的立场。文章短小精悍，击中要害，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是一篇弘扬祖国统一主旋律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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