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我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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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谁能帮我指明道路
萌宝新才艺
宝宝1岁4个月LV.13
　　父亲和母亲这辈子很辛苦，他们没日没夜的为了这个家而操劳。虽然日子过的不是很富裕，但是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因病去
　　世，母亲因为伤心不想住在以前的房子里面，就把以前套二的房子卖了，重新买了一个套三的，从银行贷款贷了8万。
　　父亲去世之前姐姐已经结婚了，姐夫家条件当时也是普通人家，有一天，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姐夫想和母亲借现在的房产证贷20万
　　做生意（贷款分10年还清），姐姐和我说等她条件好了就能更好的和我一起把母亲赡养好，并帮助我结婚和以后扶持我，也让我做个生意
　　把日子过好，因为我是儿子，这套房子以后就留给我，她以后不会和我分房子。（因为母亲是一个谨慎胆小的人，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
　　孩子做生意，总担心又要租房子又要担风险）所以姐姐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帮着她劝劝母亲，让母亲同意借给她房产证用。我就答应了姐姐
　　会帮助她劝劝母亲。
　　过了几天母亲主动和我说起了姐姐和姐夫想借房产证的事，母亲担心万一他们生意做不好就把唯一的住房赔掉了，如果生意做好了对
　　大家都是件好事。母亲和我说：姐姐姐夫还承诺当时买房子的8万元房贷他们平坦4万元，这4万算作是姐姐姐夫借房产证给母亲的利息。
　　而剩下的4万由母亲和我平坦。这套房子以后留给我，姐姐不要。还说挣着钱以后不用等到10年以后还上，他们会提前把20万贷款还上，
　　让母亲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并且等我结婚的时候姐姐会帮我出钱。母亲问我愿不愿意把房产证借给她们。
　　母亲和我说完以后，我的三个姨妈和姨夫，还有表哥表姐把我单独叫到表哥家问我这件事是怎么考虑的，并且提醒我，这件事毕竟是
　　你们家的事情，但是亲戚们都担心。如果不借，生活好坏靠各自能力努力创造，房子肯定不会出问题，而且以后也会留给我。万一生意做
　　不好，房子就没了，而且我和母亲，姐姐和姐夫双方的生活就会更差，让我考虑清楚。如果我不同意借，他们会保护我母亲，也会帮助我
　　阻止这件事。
　　当时姐姐和姐夫的日子过的也只能算是一般吧，姐姐也是为了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才求母亲借给她房产证用，并且我和姐姐是亲姐弟，
　　是世界上最亲的人，她也为了我好，我也要为她好，她好了我也跟着沾光。我拒绝了姨妈姨夫表哥表姐他们的好意，我对母亲说我同意借
　　给姐姐姐夫房产证用，并劝母亲要相信姐姐姐夫的头脑，生意肯定不会做不好。就这样姐姐用房产证二次抵押从银行贷了20万做起了生意
　　一年以后，姐姐姐夫能力不错，生意做的也很有起色，而且又增加了一个生意，前景也是很有发展前途，并且还买了一辆汽车，看到
　　他们这么能干，亲戚们也舒了一口气，直夸奖姐姐姐夫。又过了一年，我到了结婚的年龄，家人也急于让我成家立业。母亲和姐姐开始为
　　我操办婚事，因为当时自己工资不高，母亲能力也有限，这时姐姐说会像当初借房产证时做出的承诺那样，为我一手操办婚事，但是姐姐
　　说他们现在事业在起步当中拿不出很多钱来，金银首饰钱是借的，让我婚后慢慢还给他们，让我理解他们。我和对象解释了这件事，对象
　　没有意见并且很感激姐姐姐夫。
　　婚前几个月之前对象和我商量能不能有办法解决一下尽量不和婆婆住在一起的问题，能买个阁楼住着也行，我当时劝我对象说我就这
　　么一个妈了，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去买套房子，也是不想让她自己一个孤零零的，她这辈子不容易，父亲又走的早，如果以后生活在一起出
　　现问题，我会和妈去沟通，尽量咱迁就迁就她，咱三个人住在一起，等咱马上再要上孩子，除了工作挣钱，回家的精力都在孩子身上也就
　　不会觉得住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了。我也提前和母亲沟通过，让她别操心了，我们会把日子过的更加好起来。对象经过我的劝说同样也是
　　为了我考虑就同意了。
　　就这样在姐姐和亲戚们的帮助下，婚礼虽然很简单，但很幸福。婚礼办的有模有样，顺顺利利的完成。婚礼当天下午我送丈人丈母娘
　　回家，姐夫和我一起，姐夫喝了点酒，因为我结婚，他很高兴，在路上的时候姐夫对我的丈人丈母娘说现在生意做的很好，下一步要换车
　　，到时候把现在开的这辆车送给我，并且让我可以休息的时候到他那去帮忙照顾生意。丈人丈母娘和我说你有个好姐姐好姐夫，我听了以
　　后很开心。注：（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手里面也没有很多钱，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换车，手里面缺钱，问我他们现在开的
　　车你要不要，要的话得拿1万多块钱帮他们把车换了，但是我要车的花得跟别人借一万块钱，然后姐姐向我承诺会帮我还这一万块钱，当
　　时我和对象解释姐姐那边现在不宽裕，我也想要车，然后媳妇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为了我还是帮我借了一万块钱）
　　不知不觉结婚一年多了，婚后这段日子中，平平淡淡，可是问题出来了，母亲经常因为家里的琐碎事表现出对媳妇不满意，对象不敢
　　和母亲理论，只是私下告诉我，感觉婆婆对她有意见，而且还催着让我们赶紧要孩子。我和对象说，别往心里去，人年纪大了，唠叨两句
　　就唠叨两句，妈是个好人，就是不善于表达，有什么事我和母亲沟通。就这样过后我和母亲单独谈了谈，我对母亲说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单
　　独和我说，我从侧面提醒提醒儿媳妇，你直接说会产生一些矛盾，不太好。为了大事化了小事化无我就劝了劝母亲，让母亲放心好了，我
　　们会把日子过好的，母亲听我说完以后也就释怀了。
　　本以为生活会按照我的打算，工作、挣钱、孩子、一家人和和睦睦。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的越来越糟糕，母亲因为家中琐碎
　　事越来越看儿媳妇不顺眼，变本加厉的开始了当面指责。对象也慢慢的越来越感觉婆婆很难沟通，并且刻意疏远母亲。就这样矛盾一次一
　　次的加重，除了吃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各自房间度过。
　　噩梦从此开始了......我不断的在劝母亲劝对象往返，四年！！！！！！四年当中......母亲为了家里面“碗怎么刷”“炒菜放多少
　　油”“扫帚怎么放”“洗脸盆怎么用”“不要用热水器，浪费电”“关灯要及时”“卫生纸用多了”“只要从外面拿回来的东西不管是不
　　是买的第一句话就是劈头盖脸的说一顿，不知道省钱，别人的不干净，乱花钱”“不知道过日子”等等等等......
　　我真的失去了耐心，只要母亲一说这些琐碎事我开始和母亲争吵，然后我又和对象争吵，母亲就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说这一
　　些都是为了你们好”。对象也开始越来越不想和婆婆住在一起，要搬出去。我就先找姐姐姐夫商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姐姐姐夫说帮着我
　　劝劝母亲，实在不行就出来租个房子和母亲分开住得了。然后我就开始和母亲商议想出去租个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开销比较大，母亲强烈
　　反对，说狠话就是不同意我们租房子，可她又不说怎么解决这个越来越多的矛盾。后来大吵了一顿，我和对象租了个阁楼搬了出去，长这
　　么大头一次在外面单独过了一个年。
　　结婚四年，没生孩子。不是不想要，不是要不上。四年，几乎没有感觉到回家是高兴的，对这个家的氛围也越来越失望。可能是因为
　　长这么大没单独自己搬出家生活过。搬出来后我和对象在外面呆了三个月并不高兴，我开始求助姨妈们，希望她们能帮我劝劝母亲，也可
　　能是母亲心软了，心疼我在外面，态度也软和了，就给我打过电话。对象迁就我，和我一起又跟母亲好好的谈了谈。就搬了回去......
　　我以为，经过这次搬家风波，亲戚帮助，我跟对象和母亲的沟通，总算让大家又回到了和睦相处的美好画面。是我太天真了！！！我
　　以为只要我和对象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尽快要上孩子，母亲就会慢慢的不再像“鹰眼”一样关注我们。因为父亲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很大
　　，母亲又不愿意再改嫁，为了让母亲能从我们身上转移注意力，让母亲自身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下，姐姐出主意让母亲跟着大姨信耶稣，好
　　有个地方玩上，有人聊个天。殊不知，噩梦继续......过了能有三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母亲把我和对象叫在身边，并且主动说她现
　　在脾气性格都改变了，信耶稣是让人向善的，转而却又神秘的对我们说，她发现的了“真神”...让我和对象和她一起参加。母亲还没说
　　完，我和对象心里害怕了起来！是真的害怕！母亲文化水平属于半文盲，思考问题很偏执，很容易被洗脑，她说的信仰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和对象当场就表态，拒绝了母亲，并劝告母亲不要胡乱信仰，可是发现母亲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一听我和对象决绝了她，她很不
　　高兴，嘴上说的是信仰自由，那个架势却是非要答应和她一起参加，还交代不要和任何人说。过了一段时间，本以为拒绝她，她就不会再
　　强迫我们，可是谁知道这真成了噩梦，平均2到3天就和我说一次，我不在家的时候，就和我对象说。越拒绝越不行，她开始不断的数落我
　　和对象的生活，这了不好，那了不好。说的很难听。我实在抗不了整天这么折腾，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夫，他们听后也很惊讶，没想
　　到会变成这样。于是姐姐姐夫后来回来看她的时候，顺便就这个问题和母亲说了说，结果是，没有效果，姐姐姐夫气愤的对我说“以后该
　　怎么过日子过日子，不用理会妈，她愿意怎样就怎样行了，妈再叨叨，就当没听见，不和她说话，凉她一段时间她就好了”。没有办法，
　　只有这样了。
　　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姐姐姐夫打电话给我说，母亲竟然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去了每一个亲戚家，也去姐夫家，闹的姨们家里和
　　姐夫家里都很生气上火、难过。母亲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宣传她的“信仰”，所有的亲戚都很生气。后来因为这个事大家闹的不欢而散，
　　大家还是对母亲抱有希望她能好起来，谁知道母亲一直我行我素，根本不听任何人的劝告，继续做她所谓的“信仰”，就这样从此我的生
　　活就开始了不断在这些矛盾吵闹中度过了四年......本来姐姐姐夫都挺喜欢我对象的，因为母亲的问题，后来我向姐姐姐夫姨妈们的多次
　　求助也只有“你们愿意怎样怎样，不管我们事”这样的无奈回答、姐姐姐夫从一开始的理解我们，慢慢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慢慢的亲戚们
　　开始显露出了对我对象的不满意，矛盾再次逐步升级！注（姐姐姐夫和姨妈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的很好，生意做好以后经常去姨妈们家送礼
　　物，姨妈们对姐姐的印象也一直很好，比我好很多很多）
　　就这样，日子越过越不开心，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外面的时候满面笑容，可是一踏进楼梯口，心情就突然的变的极其的差，进家
　　门以后也没感觉家里的温馨，我开始嫌弃母亲，因为母亲是个不听劝的人，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所以我就想通过争吵来让她明白，少管
　　点闲事，对她自己也好。结果母亲的矛头开始明显的指向了儿媳妇，为了一些琐碎事，不值得生气的事情，当面指责，多难听的话都说了
　　，我在家的时候还好一点，母亲自己吃自己的，其他时间就在她自己的房间里面做“信仰”，可是我上班走以后，因为对象放假，在家时
　　间长，母亲就开始变本加厉的挑毛病，并且还多次提醒房子是她的！！！对象实在受不了了，也不敢和她理论，就只有自己躲在房间里面
　　掉眼泪，后来我发现了对象情绪不稳定她就和我说了，虽然很委屈，但是不想争吵，母亲是长辈，忍忍就过去了，同时也提醒我，让我不
　　要去找妈理论了，无论理论结果是好是坏，罪过都会加在对象的身上。日子过成这样，我心里面很难受，看着对象跟着自己受罪，我还是
　　私下找母亲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且希望母亲不要这么过分了，请求母亲能网开一面，别再计较这些琐碎事情了。结果......就算是我给母
　　亲下跪，我扇自己的耳光，希望母亲帮助我，少说一点，让我最起码能过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日子就好。母亲一次一次的答应我，一次
　　一次的说完就忘，我就一次一次的劝说她，一次一次的再劝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四年时间，什么也没干，一直在重复！！
　　四年时间里，母亲的无力去闹，导致亲戚们也不在想搀和我的事，最过分的是这四年当中，母亲不断的在重复告诉我，她对我有多好
　　，我的姐姐姐夫对我有多好，我的姨妈对我有多好，不断的在说，不断的在强调。我不愿意听，可是毕竟亲戚帮助我是事实！我还是和母
　　亲说过很多遍，不要整天提醒我亲戚对我的好，我和对象心里一直记着他们的好，也想通过自己努力来报答他们的恩情。可是一点点效果
　　都没有。我彻底崩溃了，这不是人能过的日子了，我再一次的和母亲提出，我受不了，为了母亲好，也为了我自己，我要再一次的搬出去
　　，租个房子，并且不要再跟我提他们对我的好，我不是傻子，我不用你整天提醒我！可是......
　　这四年生活当中，我也问过姐姐好多次，能不能让他们尽快的把银行贷款还上，我想贷点款买个小房子，阁楼也好。姐姐的回答是快
　　了，一下子还不上，鉴于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姐姐姐夫表示会尽快把钱还上，让我再忍忍，不行就先出去租个房子住，别再和妈住在一起
　　了。四年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来了......我不知道给姐姐打电话哭了多少次。后来姐姐问我是怎么处理这个房子和妈之间的问题，我对姐
　　姐说，房子卖掉以后，因为妈不能再贷款了，我想其中一个房子付全款，另一个房子贷款，两个房子都写我的名字，这样以后等我有孩子
　　了，也可以不用再为下一代考虑这个住房问题了，一举多得。我也保证分开以后我会每个星期去看她，给她送生活必需品，每个月都会给
　　母亲零用钱，节假日也会接妈到我这边来住。姐姐听了我说的想法以后姐姐就去向母亲提议，后来母亲也是明白了再住在一起麻烦更大，
　　我出去租房子，母亲还怕我花些冤枉钱，也就同意了卖房子的事。注（银行还有八九万的贷款，我没有算在我的头上）
　　眼看着就要过上平稳的日子了，谁知道，噩梦并没有离我而去。因为当时姐姐用房产二次抵押贷了20万，现在才过去五年时间，如果
　　要卖房子，就牵着着现在银行的贷款，姐姐告诉我很多次，银行贷款还剩下八九万块钱。本来我自己考虑的是，让姐姐姐夫帮忙先把这个
　　贷款钱想办法先全部还上，姐姐姐夫刚开始也说有办法把贷款先还清。我念及这份亲情，从家人第一次说以后房子是我的，到后来变成不
　　断的重复告诉我房子以后是我的，我也和他们说过好多遍，求求你们别说了，房子是母亲的，别总是说我的。以后我不会都自己拿着。因
　　为本来房子姐姐就说过她不要，现在要卖房子，我心里过意不去，我和姐姐说，等房子卖掉以后，我会拿出一些来给她，就当是她一直以
　　来对我的照顾，对母亲的照顾。
　　就这样大家一致决定要卖房子来彻底解决问题。然后姐姐特意抽出一天时间回来和我还有母亲商量这个房子的详细解决办法。但是
　　姐姐提出一个条件，让我对象不参加这件事情。我和对象说了以后，虽然我自己感觉这样做，对我对象不太好，但是对象也表示出她理解
　　，让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好好商量这件事怎么处理，争取有个好结果，然后对象就出去了。
　　因为母亲和我都很相信姐姐的能力，所以姐姐就主动开始起草这个事情的办法，姐姐按照现在房子市场价格粗略估计70万提出了
　　第一种方案：母亲60岁了，因为不能贷款，全款买一套位置差不多的房子写母亲的名字、剩下的钱我拿着付首付买房子写我自己的
　　名字。但是鉴于我目前的能力有限，姐姐说第一种方案不太合适，对我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提出了第二种方案：给我全款买一套房子，位置就别挑了，鉴于我的能力让我少点压力。剩下的钱给母亲买，但是名字写成姐
　　姐的，姐姐去贷款，以后这套房子就是姐姐的。并且姐姐提到了以后养老的问题，姐姐表示会和我共同赡养母亲。我和母亲考虑了一下，
　　觉得也可以，我单纯本着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就同意了第二种方案。
　　决定了以后，然后姐姐守着我和母亲的面给姐夫打了个电话，然后.......姐夫说前两种方案都不好，姐夫就提出了第三种方案，而
　　且强调就只能按照第三种方案来处理问题，鉴于以后养老的问题，双方为了都不用担心养老问题，而且房子现在还有十万元贷款，最好的
　　解决方法是，房子按照估计出售价格70万，分成一半一半，我拿一半去付首付买房子，房子的名字写我的，姐姐拿一半付首付买房子给母
　　亲住，其中姐姐拿的这一半当中直接扣除银行的贷款，名字写姐姐的。姐夫还强调他们一直都没想过要分得这个房子，姐夫说这样也给我
　　解决了问题也减轻了我作为儿子首当其冲照顾母亲的压力。姐夫说，这样的话虽然姐姐拿走了一半，其实也就从这70万中拿走了20万左右
　　，虽然让人感觉姐姐拿走的不少，姐夫说权当是从父亲生病时，我结婚时，母亲卖房子贷的8万块钱，姐姐姐夫付出的拿出的钱就当抵了
　　不管怎么说，姐夫说的虽然有道理。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让人接受。我说我也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考虑一下吧。然后
　　我就开始了慎重的考虑。我自己考虑过，也和对象沟通过，也找朋友咨询过，也找陌生人咨询过。结果是房子的价格顶多值60万，而且再
　　分开的话压力不仅没减轻，还增加了对以后生活的担忧。所有人都不支持这第三种方法。后来我和姐姐姐夫说了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
　　不同意第三种方案，如果说是第一种方案还是可以操作的。听了我说的以后，姐姐姐夫那边明确表态，不按照第三种方案来，他们就不想
　　搀和这件事了，因为他们一直都说房子他们一点也不要，如果说过分参与这次的事会让亲戚们觉得他们是在这抢房子。然后对我说让我自
　　己想办法解决吧。
　　听了姐姐姐夫的话后，我心里很难过很生气，难过的是没有人帮我解决问题了，因为只有我自己的话，我根本说服不了母亲同意卖
　　房子解决问题，母亲也不会答应。生气的是，突然感觉姐姐姐夫不再向以前那样能让人感觉到是真的想帮助你。虽然表面看上去问题解决
　　的很好，可是我“自私了”，我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越来越感觉这件事这么处理起来很荒唐，明显感觉自己像是个傻子。我就和姐姐姐夫
　　吵了起来，吵的很厉害。然后我情绪激动的说了一句“你们用了房产证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来了，姐姐姐夫一听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很伤他们的心，他们很生气，我一点都不记他们的好，并且明显表示出对我对象的不满。这件事他们表示坚决不搀和了，说不会再管
　　我任何一件事，至于房子你爱卖不卖，银行那剩下的八九万就当作是我还给他们的恩情，房子你想要你就来还这八九万，房子你不要，贷
　　款和他们一点关系没有，房子他们早就表示他们不要。我也上火了，我说这钱是你们从银行贷的款，你们拿去做了生意，现在我让你们帮
　　助我解决问题，却让我给你们负担了贷款。就这样，越吵越凶，到后来，他们叫来了表哥，表哥本着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了尽快处理这
　　件事情，表哥一进门就开始骂我，到最后他们一起逼着我让我把这八九万的贷款接下来，然后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姐姐姐夫明
　　确表示，如果这个钱还要让他们来还，以后房子就要和我平分。更过分的是他们这次回来跟我说现在银行的贷款不是八九万！！！而是十
　　三万！！！到最后没办法我只好接下了这个钱。
　　对象一直没参与这件事，也一直不知道大家把矛头都指向了她，又得知这件事最后竟然变成这样，和母亲之间的问题没解决，却莫
　　名其妙的多了十三万块钱的饥荒！！！而且一直以来经济条件就不如姐姐姐夫。媳妇说为什么这个钱一开始说还有八九万到现在又变成了
　　十三万！！！媳妇对我的家人很失望。我也对自己的家人很失望。媳妇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和我商议想离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对媳妇的内疚，我同意了离婚。在去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姐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我要离婚了，原因就是
　　这八九万块钱的贷款莫名其妙的给了我们。母亲和姐姐给我的答案就是：“离不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没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
　　们要离婚，那就是媳妇从来没想过和你好好过日子，要不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要孩子”。
　　我绝望了，媳妇也绝望了，真的是绝望了，哭的双眼看不清任何东西。就这样，我和媳妇伤心的办理了离婚手续。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离婚半年了，我一直没有从伤心中走出来，天天喝酒，天天醉酒，大部分时间就是发呆，什么也不想干，墙上
　　的结婚照也摘了下来，本来两个人的生活彻底变了摸样。母亲因为媳妇和我离婚，别的问题她也不管了，只对离婚的事表现的很生气，一
　　直在我耳边重复“媳妇就没想过要好好和你过日子，就为了这么点事离婚”“媳妇太坏了，媳妇在背后捣鼓着抢她的房子”。我听了以后
　　很难过，我就和母亲吵，我知道吵不出什么结果来，我也只是和她吼！！！现在因为这一系列事件，我已经和姐姐姐夫几乎断绝关系了。
　　从离婚到现在一直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生活，明明知道媳妇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又能给她带来什么....
　　在我离婚后的三个月，姐姐在她那边的村里面竞选上了村妇女主任，花钱了，花的钱差不多正好是十三万...
　　真好，眼看着姐姐姐夫开着店，当着官，开着二十多万的汽车，两个孩子也从小开始花了大笔费用全方面教育，整天一有空就去这
　　里玩去哪里玩，发微博，发说说，发图片。
　　而我呢，却在苟延残喘的和母亲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继续下去的生活......婚离了，饥荒十三万，每个月的工资根本不够，无人管，
　　无人问。而这个房子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你还是不是我的亲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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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1年的大年初一，50多岁的邻居光棍汉孙究福晚上暴死，因为他用家里的木柜跟别家换了一只兔子一顿吃完，久饿之人突然猛吃被撑死。
　　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没有记录，便无“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自己描写、记录，因此农民自己的“历史书写”几呈空白状态。只要比较一下城市“插队知青”和农村“回乡青年”自己写的小说、回忆和研究间的巨大反差，就可知道这种历史的话语权完全被“城市”掌控，在历史话语权力场域中，“农村”是彻底的弱者，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农民无历史”。　　因此，偶有农民发声，便格外值得珍视。辽宁农民梁书香的回忆录《难忘岁月》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是农民自我历史书写中的精粹之作。作者出生于1946年元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离开农村，在农村完整度过了毛泽东时代。而且，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细节，如怎样评定工分、“吃食堂”时怎样分饭、春节各家各户为磨面怎样“抢磨”、如何争草争柴、不识字的农民如何“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都一一道来。　　一　　东北是“老区”，当生长于富裕的辽南旅大地区的梁书香有清晰记忆时，“土改”早已完成，她的清晰记忆是从她的家乡，新金县皮口镇唐家房乡塔寺大队大郭屯的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开始的。　　大跃进　　有些事情，如1957年的“反右”，城里人沸沸扬扬，最后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但这一年却是农村百姓心中的太平年。只要能干活吃饭，种下的庄稼收到手里，再苦再累，农民也就知足了。突然，1958年“大跃进”来临。刚开春，各村能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贴满了大标语，村里的墙壁都写满了各种气壮山河的口号、宣传画。舆论的猛烈让人透不过气来，村村队队、学校机关、各个团体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一切都军事化、战斗化，什么小组战、连队战、大兵团会战……每天干活不叫干活，叫“会战”，在数也数不清的这“战”那“战”中，红旗招展，歌声振天，叫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她承认：“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跃进，平民百姓开始感到新鲜、振奋、激动”，“为农村死水般的日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和期盼。既然苦干三年幸福就到，谁还不愿意，谁跟幸福有仇？” (第53页)　　从来没见过高炉、炼钢的农民，现在社社队队都在大炼钢铁，土高炉林立。正在上小学的她也停课去淘铁砂，结果炼出的是一坨坨黑渣。为高产深翻土地，把生土都翻到上面，结果反而不长庄稼。推广一驴拉八盘磨的新发明，其实是靠滚珠轴承作用，磨扇是转起来了，但轻飘飘没有一点压力，什么活也干不成。最令十二、三岁的她激动的，是附近“大兵团作战”：修水库建大坝，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不是挑灯夜战就是放电影、唱大戏。结果是毁了良田，并无作用，大坝在1960年又掘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近20年后的“文革”后期。　　她记得19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各地都要向“穷山恶水开战”，没有“穷山恶水”的辽南也要“开战”。上级向各社队下达了治山任务，她所在的队下达的任务是治理荒山3000亩。为了完成“三千亩”，与大跃进时期一样，组织“会战”，在略有坡度的良田上筑坝埂，完成指派的任务。但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只为应付农业学大寨而在山坡上乱挖一气的所谓治山就此停止，一些坝埂又被清除。　　吃食堂　　“吃食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内容。最高层为此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激烈讨论、争论甚至斗争，一些人因主张解散食堂被打成“右倾”，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吃食堂”与后来的“大饥荒”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许多人的生与死，都与此有关。梁书香是个小而又小的人物，但她的“底层”细致回忆，反映了这种决定的荒诞。吃食堂首先要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收走：“粮食一律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个人家里什么也不准存，就说我们家吧，从吃食堂开始，家中里里外外，连颗耗子吃的粮食都找不见”。一起吃饭，各家各户都拼命抢占好地盘，每天都有孩子为此打架。辽南农村，较小的村落也有五六十户、大的有上百户，住得分散，不少户住得离村中心有一二里远，短时间还可以，每天三次要到食堂吃饭，实在受不了。雨天和风雪天，去吃饭更是个大问题。家有老人走不动，还要打回去吃，饭菜全都凉透。如果家有病人，根本无法照顾。东北农村家家要烧火炕，即使在夏天也得通烟火，以防石板和泥土盘返潮，家家户户就靠一天三顿饭产生的热量给火炕加温。现在要吃食堂，自家不开火，但火炕仍要特意烧草加温。农村柴火极缺，所以老百姓说吃公共食堂是“一枪两个眼”，浪费了粮食也浪费了烧草。食堂的浪费和掌勺者的多分，更不在话下。　　1959年秋，梁书香进入新金县第七初级中学。这所中学是建立在她们公社的农村中学，离家十几里路，每天上下学，她都要跨过4条小河、翻过3个山包、穿过2个村庄。一天两天，上学放学，一路上她看到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壮劳力都去参加各种“会战”了。　　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后果就是“大饥荒”，“饥饿记忆”是此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经过那种长期饥饿、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者，才会有如此真切的记忆。　　大饥荒　　1960年春天还没过去，公共食堂就没粮断炊了，这时却叫老百姓自己回家解决吃饭问题。但问题在于，新粮没下来，百姓家的陈粮早在办食堂时被搜光了，只好到生产队哭天喊地。生产队干部再次挨家挨户搜查，发现各家确实已无一粒粮食。终于，只得靠野菜度日。　　有一次上面发了救济粮，但仍不直接发给社员，而是要求食堂做饭。此时农民深感食堂之弊，深知这一点点“救命粮”只有在自己手中才能救命，只能大骂队长。队长其实也完全明白，只好把食堂偷偷解散，又怕上边来人不好交代，于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嘴巴严点，对外千万不能说公共食堂不办了，可怜兮兮地说：“大家行行好，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别炒了豆大伙吃，砸了锅是我一人的事。”强调办食堂是上级的指示，自己也没办法。“听说是上级指示，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都想不明白，公共食堂明明臭不可闻，为什么非要硬撑着呢？上面怎么就不看看下边的实际情况，非把大家往绝路上逼呢？”　　　从1960年开始，大饥荒开始在辽南农村蔓延。秋收完，交上征购粮，队里分到社员手中的是每人每天三两带皮的毛粮。他们全家四口人，一年分的全部口粮是几十斤苞米、几十斤稻子和一些大豆，这些粮食，一家人即使勒着裤带，也只能吃两个月。所有人家都是把粮食连皮磨成糠面，再用糠面和上大量的野菜或“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或“人造食品”，就是以往当柴烧的苞米棒子芯、大豆秸、野草经过加工，成为“食品”)。　　1961年的大年初一，50多岁的邻居光棍汉孙究福晚上暴死，因为他用家里的木柜跟别家换了一只兔子一顿吃完，久饿之人突然猛吃被撑死。村中还有一户人家，男人在1960年生病去世，丢下妻子带着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几个月的婴儿。梁书香亲眼看到那个30多岁的寡妇妈掰糠饼子喂婴儿：“那个连牙都没长的遗腹子竟嚼都不嚼，抿抿嘴就吞下去”，“你不能不佩服人的求生本能之强”。当然，婴儿并未存活，其他几个孩子也接连死去。　　在她的亲属中，父亲的叔叔(即她的二爷)、大姨父、二姨父都是一点一点耗干了体内能量，最后闭上了眼睛。她的二爷是在1960年夏村食堂还未解散时就饿死了。她的大姨父两次快饿死，人快不行时，家人赶紧拿出仅有的一点苞米面煮成糊糊，扒开嘴灌下去，人渐渐活过来。当他第三次不行时，家里再无可煮的东西，只能看着他慢慢闭上双眼。她的二姨父死得更惨。那是1961年春，二姨全家都饿得眼花浮肿，姨父只得抬着浮肿的双腿到十几里路外的妹妹家去找点吃的，结果成为“路倒”惨死邻村(当时常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称为“路倒”)。她回忆说：“我亲眼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不知去哪儿，走到我们村后的山坡上倒下了，我和几个挖野菜的孩子围过去，见他已慢慢合上了眼，喊近处的大人来看，说他已经没脉了。” (第107、109页)　　她家是幸运的，她的直系亲属没有饿毙者，因为她家有“外援”。1960年冬，村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饿毙时，她们一家四口——她、父母亲和弟弟——也陷入绝境。正在这时，在县城上高中的姐姐放寒假回来，重要的是，她把国家当时保证高中生的一个月的口粮、21斤苞米面带了回来。姐姐还带回一包高梁面掺糠的窝窝头，这些窝头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每一个都咬了几口或吃了一半，显然是姐姐从每天7两定量中强省下来的。这21斤苞米面，掺和着大量糠和野菜让全家支撑了一段时日。雪中送炭的是，1961年春节，她在鞍山纺织品公司当采购员、长驻上海的大哥从上海回家。“大哥竟能从他日常生活里省出30斤大米、20斤白面和10斤挂面，还带回1瓶香油、10头大蒜和2斤竹笋”，“这些东西不要说放在随时都在饿死人的年的冬春，即使在好年景，也足可以让成年喝苞米粥就咸菜的乡下人眼睛发红发紫。”在村中家家户户悲观绝望的时候，她们家年三十中午还吃上了白米饭，大年初一吃了素馅白面饺子！在北京和锦州上大学的三哥四哥无法像大哥那样给家里搞到粮食，就采取轮流回家住几天的办法，把每天1斤的国家供应粮带回家，那几天，他们自己几乎只吃野菜很少吃粮，说可以回校再补。后来，她大哥还给家中寄过一些粮票，成为一家的救命之票。　　为了活命，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丧失了基本的“尊严”和“道德”。没有走上黄泉路的人在天寒地冻中上山挖田鼠洞，想从洞中找到一线活命的希望；半夜三更去翻生产队的苞米秸垛，看能不能找到一两个漏下的苞米。有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村民不小心把一碗苞米稀饭弄洒了，稀饭正巧洒在一堆干牛粪上，这个村民只好自认倒霉地走了。他一走，一个40多岁的汉子就趴在牛糞前，把牛粪上的稀饭一点点舔干净 (第104页)。　　为了生存，偷窃成风。队里种的玉米棒子刚刚长成，就大片大片地丢失。“村里的大人小孩一夜之间全成了‘贼’，不用谁指使，不用谁教授，‘温饱’这个老师比任何老师的教育效果都佳，真应该给它发枚勋章”。就这样，没等到秋收，苞米早就没有了。小小的梁书香也动了偷的念头。毕竟年幼且胆小老实，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对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瞠目结舌，明确反对，母亲却大力支持，并训斥父亲没用，如果不是有儿女外援，“几个你也早饿死了”。母亲不仅口头支持，还为她准备了布袋。一天深夜，她战战兢兢猫进生产队的玉米地，偷了20穗玉米。这时，她想起了花木兰、十三妹等古代侠女，“心里还产生一种凛然神圣的感觉”。有第一次，第二次就不难，一次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她顺手就偷挖了一包别人地里的红薯。　　“当时村里还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个百姓九个贼，谁不做贼饿死谁；十个百姓九个偷，一个不偷小命丢。”这确是当时农村的写照，为争粮而吵闹分家的更是突增，根本不是时下某些“历史”所说的“路不拾遗”、“物质贫困，精神高尚”。在何等情况下，父母才会默许、纵容甚至帮助子女“偷窃”？任何时代、社会都难免盗窃，但盗窃成风，却是体制使然。　　辽南并非贫困地区，更非当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某些“重灾区”的惨状可以想见。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上千万的饿毙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城里人虽然不少也营养不良，甚至饿得浮肿，但维持生命的口粮却有保证。保城市，尤其先保北京、上海，再保其他一线城市，然后是二、三线城市，农村基本靠“自救”，是当时情况下的“弃保”策略。因此，她大哥能从上海带回细米白面甚至香油，三哥四哥能把一些口粮带回家。“外援”使梁书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城乡的天壤之别，对姐姐从县城带回的21斤苞米面，她感叹道：“这21斤苞米面放在今天可能谁也不会当回事，可在那时，简直粒粒赛珍珠，等于是几条人的命。”此话平平常常，但道理却深刻。一切，都由条件决定。寻常日子，每天一斤或几两粮差别确实不大，但在“那个年代”，正是这一斤或几两粮，就决定了哪些人生，哪些人死。这就是差别，就是当时的等级差别，当时的城乡差别。差别之大，大到生死。　　1962年，农村政策大幅度调整，允许“三自一包”，仅仅一年就大见成效。“1963年的秋天，辽南农村与人相依为命的地瓜，竟由1962年2块钱1斤降到现在3毛1斤，有的地方卖到1毛钱，自由市场的农产品也丰富多了。”大饥荒终于过去。　　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几乎任何私有财产都被剥夺。梁书香的父亲曾养几十箱蜂和以前用来装蜂蜜的大缸在“公社化”中都被没收。不仅如此，“家里的铜火锅、铜盆都被搜走，就连母亲躺柜上锁用的铜扣子也未幸免，被钳子钳下来为大跃进服了务……村里干部隔一两天晚上就要召开一次社会大会，动员大家把东西都交给集体。”　　民主体制的缺位是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所有信息完全被“领导意图”掌控，只有符合领导意图的信息才能发送，最后是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使最高领导自己也被虚假信息误导。而弄虚作假以应付领导要求的做法，其实又是在领导权力的干预下直达社会最基层而实现的。　　梁书香清楚地记得1958年两个生产队长在“誓师会”上互比数字，越来越离谱，社员都大笑起哄。但是，“当时谁不说不吹谁不执行上级精神谁就没有好下场。我那大队的前任大队长就因为反对在秋收时，把人马拉出去搞深翻搞大炼钢铁被罢了官。这笔账还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批斗，在‘喷气式飞机’高压下流的汗水溻湿了脚前的地皮。”有个小队会计被上边逼迫编报了虚假产量后，看到粮食被征走后空空的生产队和社会家，越想心中越有愧，就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信，反映被逼造假真相和小队粮食实际产量。但这封信不知在哪一级被查出，结果，“那个会计讲了真话则直接就被公安局开来的警车带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铐上了手铐带走，送到监狱一关三年，后来人是稀里糊涂放了，可放出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了。”　　事实再一次说明，不许反映真实的信息自由、公开流动，最终会酿成大祸。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各种指标上“层层加码”最后互相攀比到荒谬地步，根本原因是干部评价、升迁、惩处标准所致。　　权利、民主与大饥荒　　对权利、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　　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 (［印度］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　　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大跃进”的巨大悲剧说明当“社会”消失，人们连不吃食堂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甚至，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财产权、人权，确实是公民的“命根子”。　　梁书香的亲身经历，为阿马蒂亚·森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再添细小而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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