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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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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600字
读《赤壁之战》有感
新北江小学 五{2}班 廖汇枫
在五年级下册课文中，有一篇《赤壁之战》。主要是写曹操想夺取江南东吴的地方，周瑜的老将黄盖向周瑜提出对策，周瑜接受了，于是赤壁黄盖等用妙计打败了八十万大军与曹操的故事。
这篇文章有一个地方让我触目惊心，那就是第九自然段的&黄盖的船&&一下子都着了火&这段话。当中写到双方的船最近到不到二里了，情势紧急，这个时候黄盖点着了火，跳上了小船。火船向曹操驶去，真让我也跟着着急。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黄盖，他的计策真让人佩服，如此聪明的人真是少见，他的计划周密，真是独出心裁。
最后是周瑜战胜曹操。虽是敌强我弱，但周瑜仍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令人赞叹与佩服。
那他们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知已知彼，利用对方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点。能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考虑周密，准备工作安排有序。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身边的事也是这样，要想取得成功，要准备周密，充分利用对方的弱点 ，知己知彼才能行。通过学习《赤壁之战》，我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安排准备周密才做得好。
读《赤壁之战》有感――给黄盖的一封信作文 700字
黄盖将军： 你好！ 你真聪明啊！借助东南风用火攻战胜了曹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天下奇闻。（3万大军打败了80万大军）。这个故事至今还流传着。《三国演义》里的你更棒了！现在被编成书，还拍成了电视剧。 星期天写完家庭作业，我嫌无聊，便打开了电视，正好在播放《三国演义》影片，原来是你和周瑜正率领几十万大军攻打荆洲，守城的将领很勇。站在城墙上往下扔石头、放箭，这使攻城的难度加大了。此时你想出了夜攻，果然，晚上去攻时，守城的将军们没白天那么森严，一声令下，大军像一群老虎冲破了城门。这时，守城的将军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
看了这集电视剧，我更喜欢你了，对你的勇猛、顽强不屈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新安江第三小学 五（1）班 饶浩文
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500字
读《赤壁之战》有感
新北江小学
读了《赤壁之战》这篇课文，我仿佛看到了两个军队相互追杀的情景。这篇课文记叙的是：东汉末年，曹操和东吴的周瑜驻在赤壁隔兵相对。曹操的船队有八十万大军，而周瑜却只有区区三万，硬拼，周瑜是不可能取胜的。周瑜采用了部下黄盖假投降和火攻的计策，以智慧取得了胜利。
这篇课文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为周瑜了解了曹操有八十万大军，所以才不会拿自己仅有的三万大军拼命，才会让黄盖写信去假投降，得到曹操的信任，才会有机会靠近曹军，达到火烧曹营的目的。智慧可真不可少啊！
曹操也太容易相信人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被黄盖火烧了军营，弄得自己的军兵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所以，太相信人也是不行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也是太容易相信人，所以很容易被别人欺骗。
《赤壁之战》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牢记这些道理。
五（2）班 陆协雯
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300字
今天我读了一篇故事，名字叫《赤壁之战》，这个故事选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公元208年，在赤壁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王者之争。孙权和刘备想联合对付曹操，于是就在公元208年冬，孙刘联军和曹军在赤壁决战，刘备手下的将军黄盖设计用十艘大船装满易燃物，再用帷幕做伪装，行使到曹营附近，最后将火箭射向大船，从而使曹营燃烧，曹军战败。读了这篇历史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要动脑筋，不能蛮干，要学会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不可能的事也能成为可能。
智慧的较量――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600字
在中国的历史书记载上，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最典型的还数――赤壁之战了。东汉末年，曹军率兵80万大军进攻江东的孙权，眼看孙权的部队就要灭亡了，各大臣们纷纷劝他投降，可只有鲁肃没有说话，与此同时，刘备的军队也被曹军打得七零八落，多亏张飞，赵云浴血奋战，刘备才得到逃生的机会。之后，鲁肃又劝孙权不要投降，又劝他与刘备合作，攻打曹军，也仅仅只有几万人马，而曹操却有80万大军，上下相差太大了，聪明的诸葛亮想了一个好办法，因为曹操的部队为了方便行走，把船头和船尾连接在了一起。诸葛亮抓住了他们这一弱点，吩咐黄盖设下“苦肉计”，第二天，黄盖假装不服从命令，投降，曹操知道后高兴万分，立即亲自去接应他，没想到他的船上散上了油，一把火后，船烧了起来，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火龙像自己冲来，火烧掉了他的大船，人们死的死，伤的伤，被打得落花流水。有很多很多战役都是以不胜多的，在我的生活中也看这样的例子，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又高又大的男人打的羽毛球，他可是一位大人呀，一开始，我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连输两只，到了第三只球，我奋力一击，哈哈2：1，第四只球来了，我又想起了爸爸说不要急躁，要冷静，我便静下心来，好机会，我吊他一个，哇我扳平了，接下来，我右挡左打，最终他一个“大鹏展翅”，把我打败了，可我不服，我左吊右吊，球落地了，第六回，我先近吊一球，又重打一球，我胜利了，我终于第一个打败大人了，通过这一次比赛，我明白了有一些事情不可以用力量去解决，需要用智慧去战胜对方。
遇到困难不放弃――读《赤壁之战》有感作文 500字
遇到困难不放弃----读《赤壁之战》有感《赤壁之战》讲述的是曹操想带领十五万大军抢夺东吴江南的地方。庞统的连环计成功后，周瑜决定用火攻来对付曹操，先让黄盖写信诈降，让曹操毫无防备。曹操不知有诈，黄盖的船借着东风飞快地冲进曹军的水寨。赤壁之战是靠了团体的智慧战胜了曹操。因为先是庞统出了连环计，周瑜出了火攻的主意，诸葛亮前来借东风，最后是黄盖写诈降书来攻打曹操。在日常生活中团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团体可以互相帮助，把缺点弥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我不能退缩，我可以找老师、家长、同学来帮助我，和我一起度过难关，解决困难。因为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团结就是力量”。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需要的是自己的智慧，在遇到困难是不能直接不加思考就硬做，要多动脑筋，寻找化解困难的好方法。考卷上有一道难题，我们不能空着不做，得通过脑子的思考来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有时勇气也是一种智慧，如果没有勇气的话，你的智慧也是用不上的。比如遇到小偷，你想好了怎么抓住他，可你们没有勇气不敢与小偷去拼搏，你也就抓不住她。生活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慧，让我们做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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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自7月上旬上映以来，在一片骂声中俨然吸引了娱乐界大部分的眼球。从诸葛亮“冷静的扇子”到名为“萌萌”的“荆楚良马”，每个片段都遭来笑骂不断。《赤壁》意在好莱坞市场，如今译名“Red ”也引发网友质疑。Red Cliff这个词本属赤壁直译，但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革命名著《红岩》。《红岩》一书早有英译版本，名为“Red ”，《赤壁》可以不必担忧与名著撞车了。有网友认为，古今中外的地名、人名，或一些特殊、专有名词，最好都用音译而不是意译，这已成为共识。否则，将来“北京”的英文名是不是就不用“Beijing”而用“North　Capital”（北方的京城）；而“香港”的英文名是不是就不用“HongKong”而用“芳香的港口”了？此说法也在网友中引出两种观点，大多数网友跟帖支持，认为《赤壁》不应该译为“Red　Cliff”，“这样译完全是一种妄自菲薄，讨好国外观众”。也由网友认为，“对于中国观众一看便知，对于外国观众来说，单纯翻译成'Chibi'或者'Red　Cliff'都不能传达这部作品的含义，译作'Burning '或'The War of Chibi'，或者'Bloody '比较合适。”其实，在《三国演义》的英文版中，“赤壁”就已经译作“Red Cliff”了。片方回应，命名也由此得来。究竟是“赤壁”还是“红岩”，众说纷纭，很难争出一个说法。不过，很显然，片方却在一片骂声中尝到了不少的甜头。在《色戒》上映时，其英文译名, 就已经引起了许多影迷的争议。Lust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是“强烈的欲望、性欲”，caution是“告诫、谨慎小心”的意思，英文译名是对原片名的直译。但是有不少影迷认为，“色”在其中并不全指一种欲望，它应与佛教某些观念相关。而“戒”也可能指代剧中的那枚“钻戒”——一个贯串全篇的道具。如果直译片名会丧失故事本身的内涵和意境，不如将其改作Lust or Love。还有影迷建议将《色戒》翻译作Sex and the City，认为即是“城”，在中国文化中，围城、紫禁城都具有“戒”的含义，而影片最后的情节——全城戒严也照应了这一主题。实际上，华语电影片名以及对白字幕的翻译问题，一直是制约华语电影走出国门、进军海外主流电影市场的屏障之一。根据我国《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拟入境参赛、展映的境外电影片，申请审查时应提交电影片简介和录像带（或DVD光盘），并需有中文（或英文）字幕或其他形式的中、英文翻译。是否具备英文片名及字幕，也是华语电影能否角逐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的基本条件。国产影片在进行海外推广前，首先要进行影片的译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影片片名及对白字幕的翻译。这一译制任务主要由制片方和海外合作方共同承担。通常，国内制片方会邀请业内具有影视翻译背景的专家进行前期的影片翻译工作，初稿完成后，由制片方、投资方、海外合作方、导演以及译者共同讨论审定最后的英文译名及对白字幕。不过，也有不少铁腕导演凭借自身的英文优势，自行拍板确定英文片名，比如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其作品《花样年华》（ In The
For Love）的英文译名为电影增色不少，并凭借这一译名成功打开了北美市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麻争旗教授称:“电影的英文片名对一部电影的海外推广非常重要。好的译名能吸引观众眼球、提升票房收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译者需要结合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对影片的内容及精神进行再创作，译名既要与原编剧达到心灵上的契合，又要符合外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专家认为，英文片名应当文字优美、传情达意、琅琅上口、雅俗共赏。目前影片片名的英译主要采用直译、意译、加注或是意译与直译相结合等几种方法。例如《千里走单骑 》（Riding Alone for Thousands of Miles）、《天下无贼》（A World Without Thieves）、《夜宴》（The ）等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云水谣》（the ）、《东邪西毒》（Ashes of Time）、《愈快乐愈堕落》（Hold You Tight）等则较好地运用了意译的手法，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英语教师张武江举例说，意译可以对那些无法对等的词句翻译，进行再创造或“优化”加工。例如香港电影《无间道》，原片名取自《涅磐经》第十九卷:“大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其英文片名 Affairs充分体现出影片所蕴含的佛教文化。同样，糟糕的电影译名也会成为国产影片进军海外的绊脚石。例如《三国演义》被译作 of Three Kingdoms，容易让西方人误认为是“三个王国的罗曼史”；《刘三姐》被直译成Third Sister Liu（第三个刘姐姐）；功夫片《九一神雕侠侣》竟成为saviour of the soul（灵魂的救世主）。“不同于已具一定规模的国外影片的引进和译制工作，目前，华语电影的译制工作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尚未组建专门的译制队伍，因此，华语电影的中译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翻译质量必然参差不齐。我国影视专业译制队伍亟待进一步培育。”麻争旗教授说。国产电影的海外推广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据悉，今年国家广电总局将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如资助国产影片字幕语言翻译、继续组织和参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影展等，以加大力度推动国产影片走出国门。搞笑英译片名：《霸王别姬》=《Farewell My 》——再见了，我的小老婆《甲方乙方》=《 Factory》——梦工厂《烈火金刚》=《Steel Meets Fire》——钢遇上了火《刘三姐》=《Third Sister Liu》——第三个姐姐刘《国产007》=《From Beijing with Love》——从北京带着爱《唐伯虎点秋香》=《ing 》——正在调情的学者《鹿鼎记》（黄晓明版陈小春版梁朝伟版） =《Royal Tramp》——皇家流浪汉《英雄本色》=《A Better Tomorrow》——明天会更好《神雕侠侣》=《 of the Soul》——灵魂的救星《三国演义》=《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三个王国的罗曼史相关热点：小说《红岩》的30个问答题,
小说《红岩》的30个问答题,
1.( )是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2.最后是( )带领解放军来的?3.在《红岩》,主要关押共产党的地方是( )?5.( )写的“自白书”?6.五星红旗是( )绣的?7.重庆现在的特务头子是( )?8.浦志高出卖的第一个人是( )?9.负责沙辞区工作的人是( )?10.在渣滓洞种,( )死后开了追悼会?11《红岩》的作者是______、______.12“红岩”的象征意义是____________.13江姐、成岗和刘思扬等人出版的群众性刊物是____.14当江姐看到丈夫的头被悬挂示众时,悲痛欲绝,双枪老太婆安慰她:“……江姐,战士的眼泪不是____的表现,它代表____________……”15龙华光在狱中为了______而牺牲了,狱友们以绝食抗议,要求为他开追悼会.16元旦到了,狱友们兴致勃勃地贴对联,所有的春联都各具特色,请写出一副______、17有一个特务扮成共产党员施乐苦肉计,混进监狱,他的名字叫______.18狱中有一个伪装疯癫的人,他叫______,成岗评价他_____、_____,是个________的老同志.19“监狱之花”是______的孩子.20.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江姐和孙明霞等人在狱中绣了一面五星红旗,江姐说了一番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啊,你要记着:当你长大了,当你的孩子也从你手上接过红旗那天,你要面对红旗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1、__、__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同志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经历,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__》,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22、小说《红岩》中,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主要包括两个地方:一个是__,由军阀白驹的别墅改造而成;另一个是__,由煤少渣多的小煤窑改造而成.23、__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了.他挖穿地牢后不久就牺牲了,一部分难友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24、1948年,为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__指派__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__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25、__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__的青年进入书店工作,__知道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这名青年形迹可疑,便命令__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__不听劝告,结果被捕并成叛徒,由于他的告密,很多同志相继被捕.26、叛徒__带领特务窜到乡下,__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受尽折磨,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27、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集中营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__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自己受区委书记__的委派,前来了解其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巧,组织上派人送来情28、__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__打入渣滓洞,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29、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__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__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他挖穿地牢后不久就牺牲了,一部分难友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30、小说《红岩》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__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受摧残,“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再问： 亲，有木有问答题，不是填空题，还有请附加答案啊！！！拜托了！！！ 再答： 问答题有，但答案只有靠你自己了.1、“粗大的雨点狂暴地洒落在屋顶上，黑沉沉的天要像崩塌下来。雷鸣电闪，狂风骤雨，仿佛要吞没整个宇宙!”书中像这样的环境描写很多，请再找出一两处抄写下来，并说说这样写有什么好处?2、刘思扬是特务吗?为什么中途他一人被释放出来?3、你觉得许云峰是个怎样的人?从哪些描写中看出的?4、小萝卜头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从他所说的哪些话中，你看到了他与同龄孩子的不同?试着猜测一下他名字的由来。5、书中哪一处描写最让你感动?6、书中有很多鼓舞人心的话语，激励着无数革命人士为新中国的成立赴汤蹈火，甚至献出生命，请抄写至少三处。(华子良)是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2.最后是(华子良)带领解放军来的?3.在《红岩》，主要关押共产党的地方是(渣滓洞和白公馆)?5.(成岗)写的“自白书”?6.五星红旗是(江姐和监狱中的女党员)绣的?7.重庆现在的特务头子是(徐鹏飞)?8.浦志高出卖的第一个人是(江姐)?9.负责沙辞区工作的人是(许云峰)?10.在渣滓洞种，(龙光华)死后开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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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下列选择中选出与原文不符的一项（D ） A保尔13岁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B书中描写了保尔怎样对待监狱、战争、工作友谊、爱情、疾病、挫折等.C保尔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典型形象.D《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邮差弄丢过.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是：（B ） A 、保尔?柯察金 B、奥斯特罗
小萝卜头是谁,你们知道吗?对了,有一本著名的小说《红岩》,你们看过吧?噢,江姐你们知道吧?江姐、双枪老太婆、许云峰、疯老头,这些都是小说《红岩》里面的人物.小萝卜头也是《红岩》里的一个人物.他的人物原型叫宋振中.宋振中在一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日,和妈妈徐林侠、爸爸宋绮云
建议读读原版英语的女性小说,简.爱,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etc.原因：内容熟悉,价格便宜,好找,句型相对简单,故事贴近生活不枯燥.
解题思路：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疏通文意，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语段提取问题信息。如有不同意见，请在下面的继续讨论中留言，如果回复的晚些，请见谅。祝你:心情愉快，学习进步！解题过程： 1、狱中斗争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围绕哪两位人物的斗争活动展开，真实地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精神，揭露了敌人的残暴。答：江姐、许云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
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它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
26、离子交换色谱的流动相必须是有一定离子强度的并且对pH有一定缓冲能力的溶液27、1. 离子交换树脂的预处理（1）物理处理 预处理前要先去杂过筛,粒度过大时可稍加粉碎,粉碎后的树脂应筛选或浮选处理.经筛选去除杂质后的树脂,还需要水洗以去除木屑、泥沙等杂质,再用酒精或其他溶剂浸泡以去除吸附的少量有机杂质.（2）化学处理
应酬要有先后(省会) 广州【应的前边是广,酬的后面是州】 落叶何翩翩(电影导演) 谢飞【落叶是谢,翩翩是飞】 神医邂逅一枝花(地名) 安庆【神医安道全,一枝花蔡庆】 火烧赤壁(小说)红岩【被火烧红的岩壁】 大江三中(首都) 河内【大江之中吧,河里面】 美哉西柏坡(奥运冠军) 杜丽【美丽,柏坡的西边是木,土,组成杜丽】
（1）30÷10%=300即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学校一共抽查学生300人；（2）（3）由分析知：最喜欢小说的占30%则8即估计该校学生中大约有378人最喜欢小说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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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良镛（金庸）查小欣 （香港著名主持人）任：任继愈（历史学家）任达华（香港演员）任弼时（早期领导人）任我行（魔教教主）盛：盛中国（拉小提琴的）单：单雄信（隋唐演义好汉）（单田芳（评书表演艺术家）仇：仇英（明代画家）燕：燕青（水浒水泊梁山好汉,人称浪子燕青）华：华雄（三国,董卓手下大将,后被关羽斩杀）,华君武：漫画家
《墙上的斑点》是早期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重要的创作流派.“意识流”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或表达技巧,20世纪20年代起,被广泛地运用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创作中,并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意识流小说流派. “意识流”这个名称最早是由美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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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我自己的打屁囗股故事,是我自己原创的.我以前说过我表弟的事,其实我高三那年也搞过家法,只是我比较害羞,以前不好意思说,虽然是在网上.我高二下学期决定要全力准备高考,什么娱乐都停止,都却经常犯规,时不时忍不住就电脑上网看电视看小说出街闲逛,每次过后我都很自责.当时我表弟读初三,他订了个家法测验不够分就让我用鸡毛掸子红梅香飘云天外――《红岩》创作、影响史话
《红岩》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被称为共产党员最生动的教科书。据《中华读书报》报道，至2000年《红岩》已有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一千万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40多年来，《红岩》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改编为电影、电视、话剧、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更是家喻户晓。它昂扬的英雄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大无畏的献身主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共和国的文学记忆中，《红岩》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一、20世纪50年代：红岩上红梅开
　　渣滓洞和白公馆都位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渣滓洞原是一煤窑，白公馆则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白驹的郊外别墅。1938年军统霸占了这两处地方，改为监狱，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叶挺和廖承志在这里囚禁过；张学良是从这里被转移到台湾的；杨虎城在这里关了3年，全家遇害；罗世文、车耀先等都在这里遇害。渣滓洞和白公馆成了革命者口中的“两口活棺材”。《红岩》写的就是这“两口活棺材”里的故事，而《红岩》的作者们，罗广斌、杨益言和饱受争议的刘德彬，都是从这“两口活棺材”里出来的幸运的生还者。
　　罗广斌，四川忠县人，1924年出生在一个有声望、有权势的家庭。他同父异母的长兄罗广文历任国民党18军军长、15兵团司令，抗战胜利后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罗广斌深得父母的宠爱，过的是公子哥儿般的生活。但这公子哥儿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48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罗广斌被他的上级、已叛变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出卖。国民党军统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在征求了罗广文的意见后，逮捕了罗广斌。罗广文让徐远举抓罗广斌，一是为了让罗广斌受到教训，二是怕在混乱局势中一些小特务不知道罗广斌是他的弟弟，随便把罗广斌杀了，他觉得让罗广斌关在监狱中更保险。[㈠]
　　罗广斌先被关在渣滓洞，后又关进了白公馆[㈡]。在特务的眼里，像罗广斌这种出身的青年参加革命只是一时冲动，只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他具结悔过轻而易举。哪知道罗广斌意志坚决，特务没有办法，就给罗广斌上了脚镣。在上了脚镣之后，罗广斌写了《我的“自白书”》：“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①]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我的自白书》的最初雏形。
　　日，从白天起特务们就开始对囚犯进行屠杀，“半夜里，白公馆的众多特务被调去集中营区西北角上的渣滓洞监狱突击进行大屠杀，急于逃命的特务看守长杨进兴将剩下的16个男犯集中关押到楼下右边2号‘修养室’，便带着亲信提前向城里撤退。这时，白公馆只留下了杨钦典一个看守。罗广斌赶紧劝说这个平时已相处得较好、经难友们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的看守认清形势，放了他们。杨钦典终于答应让他们逃跑。罗广斌迅速召集起15个难友，又上楼去叫起了单独关押、带着一对小儿女的女难友，共19人，冲出了白公馆”[②]。这是罗广斌脱险后向组织的交待，这一说法，得到了杨钦典和难友们的证实。然而，50年代随着一批批逃亡特务落入法网，有关“不杀罗广斌”、“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说法越来越多。特务的交待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却使有关方面对罗广斌的这段历史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由罗广斌组织突围脱险的十几个难友也大多遭到怀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渣滓洞、白公馆的囚禁生活造就了作家罗广斌，也成为他生命中的定时炸弹，关键时刻就会引爆。
　　如果说罗广斌曾是公子哥儿，刘德彬则是不折不扣的老共产党员。1922年刘德彬出生于四川垫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彭咏梧(江姐的丈夫)和江姐的领导下工作过，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红岩》中关于江姐的不少细节就是他提供的。日，刘德彬被捕，原因仍是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叛变。江姐、李青林等大批地下党员相继被捕，中共在下川东的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国民党当局对下川东一案十分重视，希望从“匪首彭咏梧”之妻江竹筠身上突破，对她多次刑讯逼供。江姐十分坚强，宁死不招。她的英勇表现，传遍了各个牢房，难友们无不对她充满敬意。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关在渣滓洞的原下川东地下党人，建议全体难友写信给江姐表示慰问。刘德彬向大家讲述了彭咏梧的英雄事迹，以及江姐听到彭咏梧牺牲消息时的勇敢情形，好些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正是这些刘德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感，使江姐成了《红岩》里最打动人心的形象。
　　日下半夜，特务把渣滓洞剩下的200余犯人集中到楼下八间牢房，然后每个牢房用两把锁锁上。特务们用枪向每间牢房内扫射，然后打开牢门逐室补枪。刘德彬所在这间牢房是最后补枪的，或许特务们急于逃走松懈了，或许是见刘德彬满身是血，以为已经死了，就没再往他身上补。补完枪，特务们又把牢门锁上，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柴堆在走廊上，浇上汽油点上火。火烧起来后，特务们就开始撤走。刘德彬等了一小会儿，发现外面没有了动静，就与另外几个幸存的难友破门而出，逃出了渣滓洞。
　　与罗广斌和刘德彬相比，杨益言的经历要简单一些，被捕时只是一名爱国学生。他1925年生于重庆，1948年初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写给女朋友的信件被特务检查到了，特务误认为他是中共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共产党，就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渣滓洞。1949年4月，因杨益言与中共地下组织及民盟、民革组织均无关系，只是一般嫌疑犯，经家人花钱保释出狱。
　　日重庆解放，设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在这里罗广斌与刘德彬相逢了。12月中旬他们被派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整理烈士事迹，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参考。在这期间，他们读到了杨益言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认识了杨益言。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和刘德彬在有关干部的领导下，把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其中，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为宣传需要，大会特刊定名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㈢]。
　　1950年初，都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开始一起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50年7月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了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而成，是他们第一次以三人名义发表的作品。1956年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书记处请创作假，想将歌颂烈士的宣传讲演写出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受到教育。市委准假，三人便住到重庆南温泉公园开始了紧张的创作。三人的分工是：罗广斌写陈然、“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杨益言的哥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杨本泉被三人请来做指导。杨本泉根据罗广斌在狱中写的《我的“自白书”》加工创作了后来被视为陈然烈士遗诗的《我的“自白书”》。[㈣]这个误会一直到80年代后，才逐渐得以澄清。
　　1956年底，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共同创作的《锢禁的世界》(后又名《禁锢的世界》)初稿完成。由于他们都不是作家，没有文学创作的经验和素养，因此《锢禁的世界》比较粗糙，在艺术上并不成功。虽然如此，这次写作仍然给他们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其中一些章节在报刊上的发表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1958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下简称中青社)下属的《红旗飘飘》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读者们纷纷来信要求内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长一些。于是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推出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印数很快超过百万。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成功使中青社对渣滓洞、白公馆烈士这一题材更加关注。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偶然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正合写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非常重视，将它列入中青社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规划中。58年秋，中青社社长兼总编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与罗广斌等人会面，鼓励他们的小说创作，并请重庆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他们特地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以使他们能集中精力写作。
　　1959年2月，罗广斌、杨益言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而刘德彬此时已被划为右派，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得到批准。作为一个经受了血与火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刘德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错误”是这样的：在1957年，刘德彬响应了党中央号召，动员小学教师“鸣放”；在一次市级会议上，他谈到用群众运动方式搞“肃反”导致的一些问题，建议今后以组织上的“审干”代替群众运动的“肃反”；在教育工会中他执行了省、市总工会的“错误”指示，如关心小学教师，为教师办招待所、俱乐部，暑期为教师办休养营、疗养院等“错误政策”。1958年，刘德彬自请下放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并请求处分，1959年1月，他被迫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公开检讨，机关党组宣布了对他的处理：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攻击肃反扩大化”等三条“严重错误”，划为“中右”，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应该说，这是特定时代的特定“错误”，现在看来，根本不成立。但对于当时的刘德彬却影响深远，因为犯了错误的他，不宜再进行革命题材小说创作。从此，刘德彬被剥夺了继续写作和修改后来定名为《红岩》的这部小说的权利。
　　1959年秋天，罗广斌、杨益言写出了《禁锢的世界》的第二稿。中青社的王维玲和江晓天看完稿子后，认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大致可以，但基调过于阴沉压抑，应该在思想、主题上进一步深化，让小说的精神昂扬起来。此时，将小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已经来不及了，但中青社仍将它作为重点书稿进行出版策划。
　　为了让罗广斌、杨益言更好的完成写作任务，重庆市委决定让他们到北京开阔眼界。1960年夏天，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在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里，他们浏览了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猛然醒悟了他们的小说的症结所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结合起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思维活跃了起来。1961年1月，罗广斌、杨益言把重新构思、修改过的《禁锢的世界》第三稿寄到了北京。此时，中青社已经决定由曾负责《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编辑工作的张羽担任《禁锢的世界》的责任编辑。张羽在读完稿子后，写信给罗广斌和杨益言，希望他们来北京定稿。3月7日，罗、杨来到北京。3月8日、9日，编辑室同志和他俩连续开了两天讨论会，最终确定小说定名为《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红岩》意味着这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蒋美反动派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夺取胜利，而烈士们就是大后方人民的光荣代表。
　　1961年6月，小说的第四稿完成。6月27日，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听取四川有关同志的意见。9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张羽为了及时和他们交流情况、解决问题，也搬到了他们的宿舍。12月9日，全书终于修改完毕。
　　《红岩》的成书，除了作者的不懈努力，居功最伟的便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据张羽回忆，中青社先后有7人参加这项工作，曾三去重庆。另外，四川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著名作家沙汀和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也给写作以极大的帮助。沙汀在1961年8月花了9天时间，对全书进行了润饰，而马识途则把罗广斌比作“母亲”，把自己比作“最关心这个孩子出世的”、“站在―旁傻笑”的“父亲”[③]。杨益言自己也说：“那个年代，创作《红岩》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团中央、重庆市委的全力帮助下，我和罗广斌更多地了解到那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实，在具体创作中重庆市委、中青社起了领导和指导作用”。[④]近年有评论家把《红岩》视为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其“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⑤]这段评论可算是非常中肯。
　　1961年年终，《红岩》出版问世，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全国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全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同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人们不约而同的将《红岩》看作“共产主义的教科书”，这一说法，获得了中央领导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不到两年时间，《红岩》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书中的人物江姐、许云峰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红岩》的影响还超越了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成为国内外广大读者认识旧中国黑暗政治、理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最具代表性的文本。
　　需要补充的是《红岩》的署名问题。《红岩》出版前，罗广斌和杨益言曾向重庆市委请示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因为刘德彬参加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锢的世界》的初稿的写作，而且《红岩》中最丰满、最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江姐的塑造得力于刘德彬的亲身经历和初稿时奠定的文字基础。考虑到刘德彬的“错误”，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唐彬指示：“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⑥]虽然未署名，大家仍把刘德彬视为作者之一。当时担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回忆道：“《红岩》一书出版后，《红岩》的稿费也是他们三人共同处理的，如资助一些烈士遗属，以及将相当大笔稿费以他们三人名义交作党费，所余稿费由他们三人共同开支，买的生活用品都是一式三份，他们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经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已经在过共产主义生活了。’”[⑦]
　　罗广斌、杨益言也从不讳言刘德彬对《红岩》的贡献。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要将《红岩》改编为电影，邀请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到北京讨论剧本，提供素材。罗广斌、杨益言就多次对扮演江姐的于蓝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部分都是刘德彬写的，只是刘德彬因“反右”时被整，所以小说出版时没有署名。廖伯康也有这样的回忆：“记得1967年杨益言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时，我曾向他提出，刘德彬由于受了‘左’的错误的影响，未能在《红岩》出书时把他的名字署上，这个问题今后还得解决一下。杨益言对我说，这件事情好办，以后再版时，把刘德彬的名字署上，然后在后记中把刘德彬的名字未能在《红岩》初版时署名的原因加以说明即可。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杨益言所提的办法简易可行，可使一件长期不合理的事情得到比较好的解决。”[⑧]
　　《红岩》出版后，鉴于《红岩》的成功，按照中宣部意见，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成立了三人创作集体。罗广斌在日写给妻子胡蜀兴的信中说：“中宣部对刘德彬很关心。据谈，周扬同志曾说，刘德彬以生命参加了斗争，为革命流过血，又参加过《红岩》的写作劳动，组织上对他应有个全面的估计才对。中宣部的同志很同意并且鼓励我们同老刘长期合作，搞集体创作”。[⑨]1962年12月，刘德彬被调到重庆市文联任专职创作员，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红岩》的“前续”。不过，因为他有“犯错误”的历史，他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发表作品时他的署名排到了最后。50年代的“罗、刘、杨”，就这样变成了60年代的“罗、杨、刘”。
　　如果这个三人创作集体继续创作下去，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风波了。不幸的是文革的爆发使罗广斌惨死，三人创作集体也随之解散。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也变了，《红岩》的署名问题最终闹出了一场风波。日，刘德彬向重庆市作协等单位提出申诉，1993年10月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告杨益言侵害其著作权，提出《红岩》作者应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而杨益言认为，1956年根据罗、刘、杨写的散篇结集的《锢禁的世界》不是小说，也不是《红岩》的初稿；罗广斌和杨益言1959年初才接到正式通知，参加小说创作，而刘德彬却因故未能参与；1959年至1961年这一历时三载的创作，都是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因此，刘德彬不应享有《红岩》的著作权。1999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做出判决：刘德彬不享有《红岩》著作权，作者仍然是罗广斌、杨益言。
　　对于这一事件，作为后辈的我们是无法评判的，我们只能感叹时代是最大的悲剧和喜剧的缔造者。
　　二、20世纪60年代：红梅朵朵放光彩
　　《红岩》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全国各地各类剧团都争相排演根据《红岩》改编的剧目。《红岩》被改编为歌剧、电影、川剧、评剧、越剧、潮剧、鼓词、庐剧、秦剧、祁剧、京剧、吉剧、晋剧、锡剧、花灯剧、评书等艺术形式。其中，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最为知名，影响最大。
　　歌剧《江姐》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陈沙导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于1964年首演于北京。整个剧的编排，以江姐为主线，成功塑造了一个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音乐旋律优美动听，朗朗上口，特别是《红梅赞》一曲。歌剧《江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历演不衰的民族歌剧精品，被誉为中国歌剧的三座里程碑之一[㈤]。
　　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观看了《江姐》。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舞台和演员握手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合影照片。毛泽东还召见了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和有关演员。在高度评价了这部歌剧后，他为江姐的死深深感到惋惜，说：“那么好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又对编剧阎肃说：“你看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就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养斋包围。”他还说：“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⑩]
　　《江姐》公演后，好评如潮。《人民日报》日第5版发表叶林的《把革命英雄形象搬上新歌剧的舞台――看空政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光明日报》日第4版发表韦明的《一片丹心向阳开――赞歌剧〈江姐〉》，《光明日报》日第2版发表宁干的《革命英雄的颂歌――看空政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等等。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也于日在《羊城晚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什么我们没有江姐这样的戏？》，对《江姐》的唱腔和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江青对《江姐》就持不满的态度。她是跟随毛泽东一起观看《江姐》的，也听到了毛泽东的评价。然而，她对空政文工团负责人牛畅等人说：“《江姐》这个剧立意不好，你们怎么能突出表现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女性呢？应该写许云峰、成岗，突出表现工人阶级才对。我看你们空军最好不要演了，我要另外抓个现代京剧《红岩》，反映工人英雄。”[⑪]江青还说：“你们用南方的音乐谱曲，听起来缠绵悲戚，不够健康。应该用河北梆子的旋律谱曲，那样歌唱起来才慷慨激昂。你们回去要把这个剧本修改一下。”[⑫]空政文工团方面没有理会江青。江青有点窝火，当着牛畅等人的面说：“你们军队很粗暴，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意见。”[⑬]
　　江青为什么对歌剧《江姐》不满？是真的不满意用小知识分子女性做主角，还是要投合毛泽东的心意，想让江姐死而复生？或是她此时已有搞样板戏《红岩》的打算，怕歌剧《江姐》抢了风头？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她此后反复提到她要把《江姐》改好。不过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歌剧《江姐》被扣上了“靡靡之音”、“鸳鸯蝴蝶派”等大帽子打进冷宫。直到1977年，空政文工团才重新上演此剧。
　　有几句后话需要提一提。因为毛泽东曾说希望让江姐活下来，而1977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因此这年上演的《江姐》结尾改成了：解放军部队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了江姐。1978年，歌剧《江姐》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之前，阎肃和剧组再次为江姐要不要“复活”而犯难。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虽然也安排解放军和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活捉沈养斋，但不安排他们与江姐见面，而让江姐立于梅花丛中，由《红梅赞》歌声相伴而剧终。江姐究竟死与没死，悬而未决。直到1984年，歌剧《江姐》才彻底恢复了原貌。
　　江青对歌剧《江姐》不满，可空政文工团不归她管。电影《烈火中永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电影《烈火中永生》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周皓[㈥]改编，水华导演，赵丹(许云峰)、于蓝(江姐)、项(徐鹏飞)等主演。江青得知北影厂将《红岩》拍成了电影，便提出要审片子。在放映过程中，她一直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影片放完后，她的第一句话是：“这部影片实在是糟透了，坏透了！”又说：“阿丹这种气质，怎么能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江青还说，“《红岩》这片名不能用”、她“要另拍一部彩色片《红岩》。”[⑭]江青这样说，片子当然就搁住了。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事，他观看了影片。电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改名为《烈火中永生》，补拍了江姐、许云峰刑场就义的戏，终于公演了。
　　江青对《烈火中永生》不满，或许是因为她自己正在搞样板戏《红岩》。但江青对赵丹的挑剔却有历史因缘。早在1935年，江青还叫蓝苹时，他们就认识，还同台演出过。赵丹熟知蓝苹的风流韵事，此时成为江青的蓝苹怎能容忍呢？赵丹在劫难逃，对《烈火中永生》中赵丹表演的刁难只不过是征兆而已。1965年1月，江青对罗广斌和杨益言说，赵丹“这个人坏。你们不要和他来往。”[&#年，赵丹被正式投入监狱。沙汀于1969年写的《关于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的回忆》中说：“片子的确拍得不尽人意，有的镜头叫人很失望，主要是有的演员的表演问题，突出自己……。一般不知道剧情的人，很难分辨他同另位女主角的关系究竟是同志关系呢，或者别的什么私人关系，看了叫人不舒服。”[⑯]突出自己那个演员很明显是指赵丹。沙汀说由于赵丹的表演，使观众难于分辨许云峰与江姐的关系，这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或许我们不能责怪沙汀，他的指责可能也不是出自真心，因为1969年，赵丹早已被关在监狱，而电影《烈火中永生》也已经被打为毒草。我们只能说，要批判《烈火中永生》这样一部“红彤彤”的电影实在太难，要在赵丹扮演的许云峰身上找问题难上加难，于是只能在男女问题上做做文章，从道德角度将电影、演员打上“丑恶”或“坏”的印记。
　　电影《烈火中永生》结构紧凑，人物形象鲜明，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是17年时期一部优秀的影片，更是今天公认的红色经典之一。可惜的是影片上映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电影被批为毒草，停止播放。直到1977年这部电影才再次与观众见面。
　　在《红岩》的各个改编形式中，有一个特殊的、没有太大影响，却最能反应文革前后风向变化的现代京剧，那就是江青亲自培育了样板戏《红岩》(后改名《山城旭日》)。可在我们熟知的样板戏中，并没有这一出。这是怎么回事呢？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和《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1965年1月中旬，江青召开了一次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会上说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显得很有抱负。不久，江青委托罗广斌、杨益言带领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1965年3月北京京剧二团40多人到了重庆。他们先去了原渣滓洞集中营，体验坐牢、审讯等生活，之后又上了华蓥山，体验搞地下活动和武装起义。这次“体验生活”留下了一些趣话：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扮演“特务头子”，审讯革命者，为了逼真，许云峰的扮演者谭元寿还上了老虎凳。有“革命者”被“拖出去枪毙”，他们高喊革命口号，牢里的人也喊得痛哭流涕，而实际上，被“枪毙”的人已坐上小车准备回招待所睡觉了。
　　1966年春节前两天，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了薛恩厚、阎肃、汪曾祺，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组织派出的女干部。大约是江青发现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比较复杂、不好处理。当时她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给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的帽子，其中根据《红岩》改编拍摄的影片《烈火中永生》的问题是“为叛徒翻案”。她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赶写出一个剧，定名为《山城旭日》。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江姐的背景也改为是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的。1967年4月的一天，江青在阎肃、汪曾祺的陪同下观看了《山城旭日》。汪曾祺记得江青说：“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年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然而，《山城旭日》演了几场，就无声无息了。日出版的重庆《鲁迅战报》第5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江青为什么放弃了这出戏？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有人猜测，原因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文革初期成为有名的造反派头子，67年初因为派性斗争坠楼而死，闹得全国沸沸扬扬。既有人将他视为叛徒、阴谋家“畏罪自杀”，也有人将他视为烈士、被害者。或许，江青是怕罗广斌真的有什么问题，牵连《山城旭日》，也牵连到她。因此，为避免麻烦，放弃了这个戏。
　　三、“文革”时期：千里冰封严寒到
　　1966年10月的一天，重庆市中心解放碑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在这次辩论会上，罗广斌一战成名，成为重庆有名的造反派。长期以来，重庆市某些领导人对罗广斌在“11?27”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脱险的经历存有疑问，罗广斌为此一直受到审查和怀疑。小说《红岩》在国内外畅销之后这种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变。1963年，全国青年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文革的到来，使罗广斌找到了自己多年受压制的原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路线。这当然应该打倒！结合自己的经历，罗广斌倒向了造反派一方。
　　另外，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在文革初期虽然没有被划入“黑帮”、“黑线”，但他们仍感到一些无形的压力。特别是曾对他们创作小说起了重要指导、帮助作用的马识途和沙汀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黑帮”，他们更感到灾难即将到来。日，重庆市委驻文联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修改《红岩》和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相关资料，并明确将他们与马识途联系在一起，要求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出对马识途和“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的认识、揭发，还不让他们参加某些会议，甚至叫他们和摘帽右派一起听政策传达。8月3日，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在这多种因素的合力下，罗广斌等决定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了。他们建立了重庆市文联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文联红卫兵”，并在文联夺权建立了“文联文革小组”。《红岩》作者的造反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罗广斌在北京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造反派大会上的发言，更是使罗广斌造反的名声传遍了全国。
　　日至26日，一批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发的号召，对原中共重庆市委夺权，建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是，由于分权不均，一些造反派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非法夺权”。围绕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罗广斌倾向于反对革联会的一方。
　　日晚，支持革联会的造反派以罗广斌为突破口，在重庆城里发动了“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抛出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文章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日，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公开绑架并囚禁了罗广斌，令他交待自己的“罪行”。2月8日，革联会红卫兵发表长篇批判文章《评大毒草&红岩&》，对罗广斌的批判升级。这对罗广斌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冲击。
　　罗广斌被绑架后，杨益言和刘德彬先后逃到了贵阳市委韩子栋(华子良的原型之一)家。他们开始着手整理重庆“两条路线斗争”和罗广斌在文革中“坚持斗争大方向”的材料，准备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罗广斌鸣冤。但他们没想到，2月10日，罗广斌在重庆坠楼身亡，时年42岁。《叛徒罗广斌自绝于人民》的铅印宣传品贴满了重庆街头。各种说法沸沸扬扬：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当年监视罗广斌的看守曾交待，罗广斌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跳窗而死的。他说：罗广斌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⑲]。
　　杨益言、刘德彬等人在贵阳得知噩耗后，立即出发去北京告状。从3月25日开始，首都一些支持重庆反革联会的组织，举行了造反派群众集会，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走资派阴谋杀害”了罗广斌，杨益言奔走于各处会场作控诉发言。罗广斌之死成为当时国内的热点事件。
　　1967年4月至5月，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回避了对重庆夺权后建立的革联会的表态，提出另行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罗广斌问题保持沉默。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人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明确表态：“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有人给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叛徒特务多得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⑳]至此，江青一锤定音。
　　杨益言被关进干部集训队，不久被正式逮捕，押往川黔交界处劳改，直到1972年。刘德彬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审查。在“清队”学习班里，被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的人们重新分析他脱险一事，发现他在脱险时犯有严重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在特务进牢房补枪时，有的难友临死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刘德彬没被打死却装死，为了怕被补枪，没有起来高呼口号，没有表现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因此他是中了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毒……
　　此后，一大批人因为所谓的“罗广斌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案”遭到迫害。《红岩》也被指控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上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导下，并得到旧中宣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罗广斌等一手炮制出来，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21]“为叛徒翻案”、“反毛泽东思想”、“美化敌人”是《红岩》的三大罪状。批判者把《红岩》同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列，批判道：“小说《红岩》和《论修养》一样，颠倒历史，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又因为小说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带有十分强烈的欺骗性，蒙蔽了一些好人！……从沙坪坝书店的开办失败，挺进报的暴露，许云峰、江姐、成岗、余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个一个地被捕，以至后来，在狱中洒下鲜血，迎着敌人的屠刀，又一个一个地壮烈地牺牲……可以这样说，《红岩》作者所急于宣扬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地下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人民战争必然失败的历史！也更是一部为中外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历史！”[22]这一判词，不仅现在看来荒诞离奇，就是当时也使很多人大惑不解。
　　四、新时期以来：高歌欢庆新春来
　　在中青社、北影的积极催促下，1977年7月，罗广斌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性的意见，《红岩》解冻。7月17日杨益言给中青社王维玲的信中说：“北影的同志来渝坐等《在烈火中永生》电影的意见，你们又在这时来了两次电话，市委也急了，把问题交给审干办公室限时处理，审办的同志熬了几个夜，问题就初步得到解决。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给中青社的复函，已于十六日发出。这件事让我们深深感到：小说《红岩》的解放再版，电影《烈火中永生》的解放，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深入揭批叛徒江青的罪恶阴谋之后，才有可能解决。”[23]此后，小说《红岩》再版，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等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回避了“自杀”、“他杀”问题，而笼统的说是“被迫害致死”。罗广斌的家属多年来致力于调查此案，终因时过境迁、人事纷繁而无果。
　　刘德彬于1986年离休。1989年9月，他荣获重庆为建国四十周年颁发的重庆文学奖。日，刘德彬告别人世，享年79岁。重庆市有关领导经研究后郑重决定，将刘德彬的骨灰安放到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而今，三人创作集体就只剩下了81岁高龄的杨益言。80年代以来，他创作的《大后方》(与刘德彬合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秘密世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红岩逸闻》(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红岩之光》(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红岩英烈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江姐》(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4年版)等，大多仍与《红岩》相关。《红岩》成为他生命中一个抛舍不了的情结。
　　在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红岩》依然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由《红岩》改编而成的各种艺术形式依然活跃在舞台上。1990年代红色经典重新走红，《红岩》更是在这一浪潮中大显身手。据粗略统计，1990年代以来推出的与《红岩》有关的作品就有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电视连续剧《红岩》、《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现代京剧《华子良》、越剧《红色浪漫》、黄梅戏音乐电视剧《朝霞满天》、花灯剧《江姐》、交响组曲《江姐》、评书《红岩》、《红岩魂》等。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还推出了《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大型艺术景观《红岩启示录》、现场情景剧《生命作证――风雨歌乐山》、革命文物展览《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事迹展》等，每到一处都引起极大的轰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岩》这样的红色经典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也因为它们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种精神的丰碑。具体来说，我认为《红岩》有三方面的原因使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第一，刑狱文学的内容。《红岩》是新中国文学里集中描写国民党监狱政治犯生活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故事使小说远离日常生活，充满传奇性，易于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同时，小说描写的狱中生活不是低沉压抑、残忍血腥的，反而充满了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欢乐、昂扬的情绪、鲜亮的色调。这种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显示了信仰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智慧的力量，迥然不同于一般格调压抑的刑狱文学作品。
　　第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魅力。《红岩》是一部小说，可《红岩》中的大多数人物、情节又是有生活原型的，而且故事的发生地渣滓洞、白公馆实实在在就坐落在重庆。这让《红岩》带给读者一种真实的幻觉，比一般的虚构小说多了一种质感。在真与假之间，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的投合与裂缝使《红岩》具有极大的空间任人们思索、品味。比如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大破坏，小说中描写的原因是沙磁区区委甫志高的叛变，真实原因则是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叛变。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们曾完成了一份呈送上级党组织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沉痛总结了惨痛教训，并提出了8条建议，其中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以及“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的问题”。1949年罗广斌脱险后，将它书写出来并上交组织，直到1996年才得以全部公开。为什么小说没有如实书写？小说与真实的差异一下子将一个历史时代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另一个向度上增添了小说的内容，把读者引入更深的思考层面。这是其他十七年小说很少具备的特点。
　　第三，精神的力量。有人认为在今天《红岩》这样的小说已经过时了。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迎合大众阅读心理的内容，它宣扬的精神和信仰也与时代的主流相左。但1990年代红色经典的重新走红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说法，它使我们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依然重要，依然为人们需要和认可。经过时间的沉淀，藏在僵硬的政治外壳下的红色经典具有的不可低估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再次焕发光芒。这种价值和意义超越地域、超越时代，与中国自古就有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传统相通相合。《红岩》的烈士们为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以及不屈意志，使《红岩》进入了这个文化谱系。虽然不同的时代“仁”、“义”、“丹心”、“信仰”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可这种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和弘扬。在这个意义上，红岩精神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时期倡导的精神，也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活力和能量；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文化才具有如此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当一些人在高喊历史的终结时，我们要说，历史没有终结，精神没有终结。或许，我们现在想要公允、全面的评判红色经典还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单就它们的精神取向而言，是绝不容嘲笑和讥讽的。当趋利避害成为有些人的绝对价值观，当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钱包时，《红岩》精神是我们需要的精神力量，是我们今天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要资源。任何藐视这种精神的人，都是短视和愚昧的。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社会向世俗化转轨的当下，《红岩》这样的红色经典的尴尬。它依然能够吸引青少年，但青少年关注的是在渣滓洞、白公馆特殊环境里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红岩》表现的革命理想、蕴涵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却比较淡漠或不能理解。另外，在对《红岩》的改编、搬演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某新编话剧《红岩》里，江姐与许云峰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友，而是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人。另外的剧目虽然没这么离谱，但也都大大增加了爱情的内容，将《红岩》中一笔带过江姐与彭松涛、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成瑶与华为、孙明霞与刘思扬的感情大加渲染。有人总结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是：内容泛性化，性爱多角化，人物粗鄙化。或许，在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这是编导们不得已的选择。不过，这样的“新编”因为对革命的“戏说”而受到了舆论的普遍非议，也足以表明，在中国，在“伪崇高”的僵化话语已经百孔千疮以后，真正的革命传统仍然在人们的心中凛然难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革命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十七年”革命文学的遗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如何将红色经典里“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还原成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避免曾经的脸谱化和程式化，又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气质，是我们今天改编“红色经典”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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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徐茜，重庆人，1977年6月出生。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 注：[①] 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②] 何蜀：《〈红岩〉与罗广斌》，《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2期。
　　[③] 马识途：《且说红岩》，《中国青年》1962年11期。
　　[④] 李永军：《歌不尽的红岩魂》，《中国人才》1997年第9期。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3页，1999年版。
　　[⑥]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上)，《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⑦]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上)，《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⑧]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下)，《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3期。
　　[⑨] 何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⑩] 钟兆云：《〈江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
　　[⑪] 钟兆云：《〈江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
　　[⑫] 钟兆云：《〈江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
　　[⑬] 钟兆云：《〈江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
　　[⑭] 杨益言：《江青插手〈红岩〉制造阴谋始末》，《文史春秋》1995年第6期。
　　[⑮] 杨益言：《江青插手〈红岩〉 制造阴谋始末》，《文史春秋》1995年第6期。
　　[⑯] 沙汀：《关于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的回忆》，《开放时代》1994年第4期。
　　[⑰]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⑱] 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文革”悲剧》，《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⑲] 向东、隆准：《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重庆晚报》日第14版。
　　[⑳] 杨益言：《江青插手〈红岩〉& 制造阴谋始末》，《文史春秋》1995年第6期。
　　[21] 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22] 见文革时期重庆“反到底派”中一支大的红卫兵组织“重庆建工学院8?18”办的小报《8?18战报、批判大毒草〈红岩〉专辑》，日，总第32期。转引自郑光路：《〈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死因之争》，《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23] 王维玲：《〈红岩〉作者的苦难历程》，《名家》2000年第2期。
　　[㈠] 罗广文解放前夕起义，后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去世。
　　[㈡] 据罗广斌介绍：渣滓洞犯人是士兵待遇，白公馆是尉官待遇。白公馆比渣滓洞更方便，书籍也很多，医药卫生条件也好些。白公馆逢年过节摆酒席，渣滓洞是没有的。白公馆里可以下围棋、象棋、念经、喝酒。只要有钱，可以换成代金券，到特务的合作社买东西，可以请人洗衣服。渣滓洞的饭不够吃，白公馆的饭吃不完。
　　[㈢] 当时在外交政策上实施向苏联“一边倒”，对美国则“反美、仇美、蔑美”。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第一次把渣滓洞看守所同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建立的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已经撤销，与关押、屠杀政治犯的“法西斯集中营”并无关系。以后随着反美宣传的升级，“蒋美特务”的提法演变成为了“美蒋特务”。
　　[㈣] 作家胡元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回忆的：“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杨本泉平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何蜀：《〈我的自白书〉不是烈士遗诗》，《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1963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峻晨向罗广斌询问过此诗的情况，罗广斌回答了这样一段话：“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史实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峻晨：《〈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纵横》1984年第1期。)
　　[㈤] 另外两座里程碑是《白毛女》和《原野》。
　　[㈥] 周皓是夏衍的化名，因为夏衍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没用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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