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大解读1
诸子百家大解读
第一章 开辟一条新路子（1）
大视野?大背景?大系统
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找到能与现代化接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
在哪里找？在我们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学术思想里去找。
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做这件事，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找到，或没有找全。
原因是他们对诸子百家的解读有问题。
《庄子》里有一篇寓言：
黄帝游于赤水之北，登昆仑山而南望，回来之后，发现丢了一颗玄珠。黄帝派“知”去寻找，没找到；派“离朱”去找，也没找到；派“吃诟”去找，还是没找到。最后，黄帝让“象罔”去找，结果，“象罔”找到了！
撇开庄子的本义，我们来谈谈这个寓言对我们解读诸子百家的启示：
我们把诸子百家的精义比作黄帝的玄珠。由于历史尘埃的湮没，这些精义看不到了。于是乎，主张“全盘西化”的“知”去找，他们说那里没有科学、没有*、没有理性，当然是“没找到”；“新儒家”“离朱”去找，他们认定儒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之所在，结果当然也算是“没找到”；当代的一些时尚派“吃诟”，专门在里面找“权术”、“心灵鸡汤”，结果更是“没找到”。
我们需要的是“象罔”，站在时代的前沿，考察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演变，对比中西方文化，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去解读诸子百家。我们相信，这样的解读，必然能找到！
这样的解读，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大解读”！
这里所说的“大”，按前面的意思，包括三个方面：大视野、大背景、大系统。
大视野，就是时代的视野、五千年文明史的视野、横穿中西方文明的视野、面向未来的视野。按这样的视野，在诸子百家的范围上，我们势必要加上科学家、经济学家、实业家、文学家、艺术家。
大背景，就是诸子百家之前两千年的背景、当时五百年的背景、此后两千年演变的背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背景、我们今天所在的时代背景。按这样的背景，我们势必要对诸子百家中的天人关系、人文关怀、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与法治、科学技术、理性思维等内容予以特别的重视。
大系统，就是天人系统、人文系统、学科系统、学派系统、诸子们个人的学术系统。按这样的系统，我们势必要对在历史上遭到忽视、误解、曲解的一些诸子百家学术思想和理论，进行重新发掘、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只有通过这样的“三大”，才能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解读诸子百家，才能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才能让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此，我们给这本书取名叫《诸子百家大解读》。
在大解读之前，我们要先澄清一下历史上对诸子百家的误解。
可悲的“和氏璧”
对诸子百家的误解，有两千多年了！
《韩非子》里有个家喻户晓的寓言：
楚人和氏在荆山中得到一块玉原石，他赶紧把它奉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去鉴定，玉匠看后说：“石头！”厉王以欺诈罪，砍去了和氏左脚。厉王死后，武王继位，和氏又把这块玉原石献给武王。武王派人去鉴别，又说：“石头！”武王又以欺诈罪，砍去了和氏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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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辟一条新路子（2）
武王死后，文王即位，和氏就抱着这块玉原石在荆山下痛哭了三日三夜，哭得眼泪都干了，直到流出血来！文王知道后，就派人问他：“天下受砍足之刑的人也不少啊，你为什么哭泣得这么伤心呀？”和氏说：“我哪里是为我受砍足之刑而悲伤啊，宝玉被认作石头、忠贞之士被当做骗子，这才是我悲痛之所在啊！”
文王派玉匠把原石切开，果然得到一块绝世宝玉。为了纪念这位倒霉蛋，这块玉被命名为“和氏璧”。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两千多年的遭遇，就是和氏璧被当做石头的遭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一直认为，诸子百家，不过是什么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之类，有十家之说，有十二家之说，无非再加上什么兵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杂家等，反正，没有科学家、没有经济学家，也没有文学家、艺术家。
鸦片战争之后，人们在反思中国文化时，甚至提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之源——诸子百家里，只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充其量，他们只相当于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正是没有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这样的科学家。中国历史上，所以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因为中国没有理性主义去复兴、去启蒙。
近年来，又有一个奇怪的问题甚嚣尘上：诸子百家不懂逻辑学，庄子与惠子那一场“子非鱼”的濠上之辩（见本书第四篇第三章），就是一个例子——庄子只会诡辩。而古希腊雅典的那些辩论家们，为了论辩，专门建立了逻辑学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还有专著《形而上学》。
其实，诸子百家中，什么都有，只不过它们就如同和氏手里那块玉璞一样，没有人把它打理出来而已！
比如，《墨经》中的知识论、逻辑学；《管子》中的国家主义与经济学；《周髀算经》中的天文学、数学；《黄帝内经》中的生命科学；《考工记》中的科学技术；还有“以人为本”的主张、“民为贵”的思想、“尚同”的选举制，还有音乐家、美术家、诗人……
梁启超曾经做过新发掘工作，但由于他把内容局限在“政治思想”范围内，又由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心态，使他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系统、不够科学、不够全面。更重要的是，这位开山大师，没有后继者。
为什么没有后继者呢？
因为后来者，都被汉人的定性所迷惑。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论诸子百家时，也仍然是班固那一套……
因为“楚王好细腰”
从目前的史料上看，第一个给诸子百家做总结的人，是司马谈——朝廷的太史令、西汉的史学家、《史记》作者之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评论了道、儒、墨、法、名、阴阳六家学术。他认为，这六家，只有道家学术最精要、最正确，其他五家则各有长短。
跟在司马谈后面，是刘安。他在主编《淮南子》一书时，也给诸子百家做了个总结，大体上也是分为这六家，对六家的评论，与司马谈也大体一致。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为朝廷编辑图书，将书籍分为六类，并编写了这六类图书的摘要，名为《七略》。按他们的分法，六类图书中，专门有一类叫做“诸子”类，即诸子百家。他们又将诸子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和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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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辟一条新路子（3）
这所谓的“十家之说”，为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全盘接受，他在编制图书总结的《汉书?艺文志》里，就是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其中“诸子”类就分为这十家。班固还加了一句话：小说家没有什么思想，可观者只有九家。故而，后来又有“十家九流”之说。
有人可能要问，那些科学家放在哪里了？回答是：放在“数术”类和“方技”类中！
班固的这种分类法，在魏晋南北朝之间，又有一些小改动，到了唐朝编制《隋书》，撰写总结图书的《经籍志》时，编者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中，“子”就是“诸子”，除了班固所说的十家之外，又加上兵家、医家。至此，诸子百家就变成了十二家。
兵家，原先放在“兵书”类里；医家，原先就放在“方技”类里。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他们认为：真正的天地之道，都蕴含在“经”里面。所谓的“经”，即孔子修订的“六经”。诸子之学，不过是一些“末流”，它们对“经”，只能起一些小补助。这叫“尊经”。“经”，在刘向父子、班固那儿，被列为六大类图书的第一类；在《经籍志》中，被列为四大类中的第一类。
从此，中国学术界一直认定，诸子百家就这十二家，除了对一些人物（如管子）归类上有争议外，类别数目和范围从来没有增加过，“尊经”也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后，“尊经”思想受到动摇，但对诸子百家的范围和分类，却没有任何改变！
从此，人们以为诸子百家，就是这样了！
我们听听墨子说的一段话：
我曾经看到过染丝的人，就感叹地说：把丝放进灰色染料桶里，丝就是灰色的，把丝放进黄色染料桶里，丝就是黄色的！想染什么颜色，就放什么桶里！
明白了吗？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就如同这些原料丝，他们把它放进他们认定的染料桶里，结果，就变成他们所说的那种颜色了。我们看到的丝，是有色丝，而且是经过他们染过的单色丝。他们染成灰色，我们就以为是灰色的了。其实，它还可以有五光十色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解读诸子百家呢？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放进灰色的桶里呢？
我们读读墨子说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寓言：
楚灵王喜欢细腰，满朝文武为投其所好，一个个都来减肥。他们每天都只吃一顿饭，饿得要躺在床上穿衣系带，扶着墙走路。结果，不到一年，朝廷上都是一些骨瘦如柴、面黄肌瘦的人了！
这叫“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西汉初年，朝廷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所以，司马谈、刘安就尊道家。道家讲无为而治，故而对那些有“用”的知识体系——自然科学一类，他们置而不论。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所以，刘向父子、班固这些儒家人物，自然是尊经。儒家是不喜欢科学技术这些“末技”的，所以，自然科学仍然被他们轻视。而所有皇帝都是反*的，因此，有关*、有关反政府的“任侠”、有关个人主义的东西，也统统被轻视甚至抛弃。
不能“刻舟求剑”了
他们这样误解诸子百家，还不是“悲之所在”；最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论诸子百家时，仍然抱着什么“儒、墨、道、法……”这样的分类和范围不放！
我们说，诸子百家里应该有科学家呀。有人就反问：那怎么行？儒、墨、道、法都是思想家。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兵家、农家、医家，古人都曾放在诸子百家里呀！
当年，刘向父子、班固这些人，划分诸子百家直接动因是什么？是图书分类。《隋书?经籍志》之后，中国的图书分类一直是“经子史集”或“经史子集”。可是，我们现在还这样分吗？我们今天不是已经改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了吗？社会科学里又分为哲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自然科学里分为天文、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文学艺术里又分为文学、音乐、美术等了吗？
这使我们想起《吕氏春秋》里那则人人皆知的寓言来：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在船上一不小心，将佩剑掉入水中。于是，他赶紧在船边刻上一个记号，口中还不断地念叨着：“这是我剑掉下去的地方、这是我剑掉下去的地方！”船靠岸后，他就从那个记号处下水找剑！
所谓十家九流之说，不过是班固这些人，在两千年前为诸子百家刻的一个记号而已。历史的航船已经驶入21世纪，我们今天还按照他们的分类法、还按照他们划定的范围和分类去解读诸子百家，那不是刻舟求剑的笨蛋吗？
所以，我们要开辟一条正确解读诸子百家的新路子。
这条新路子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打破“十家九流”旧说，对诸子百家进行重新归类、分类。
第二，全面拨乱反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
第三，进行多方比较：一是把诸子百家与各个文化巨变时代的学术思想进行纵向比较，包括与西方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学说思想”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流行的新思潮进行比较；二是将诸子百家之间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扩大认识诸子百家的视野、背景，从而看到这些学术思想的由来、本质、特征、体系、演变以及它们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四，面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注重弘扬国家主义（发展经济）、平*张、科学与理性、*与法治等方面学术思想；面对人类发展，特别注重人文关怀与天人关系方面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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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1）
“大解读”要点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把本书的宗旨、方法、观点、内容和结构，归纳为十点，简要介绍于下。
一个宗旨：通过“大解读”，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
两个侧重：一是那些被前人忽略、误解的，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三个方法：尊重史实、现代观点、通俗表述。尊重史实，就是言之有据，不主观臆断，不编造史实，也不断章取义，完整地、真实地还原古人及古人的学术思想。现代观点，就是摒弃传统观念，科学地、历史地对待古人的言行，同时，又特别注重阐述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思想。通俗表达，就是采用通俗的叙事方式，让文章读起来更有趣，以达到广泛传播之目的。但要声明的是：通俗而不庸俗，也不是流俗；浅说而不浅薄，也不是浅见。
四项处理：即对诸子百家的界定，典籍资料的运用，作者，原文引用及文言文翻译等四个问题，做了科学的处理。
五个强调：考虑到国家主义（经济发展）、天人合一、兼爱非攻、理性主义、*与法治等五大学术思想，特别具有时代意义，本书给予了特别强调以及较为深入的阐述。
六项反正：本书对学术界存在的六种偏见，予以拨乱反正。这六种偏见是：崇西学而妄自菲薄；循旧说而唯我独尊；窥一斑而不见全豹；拘考据而裹足不前；倡新说而简单类比；媚世俗而浅薄圣贤。
七点见解：本书新见解颇多，其中最与众不同、言而有据的有七点：（1）在阐述诸子百家出现的背景时，提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之一；（2）定管子为诸子百家第一人，并提出诸子百家开山“五圣”之说；（3）推邓析为平民知识分子第一人；（4）否定孔子是第一个办私学的人；（5）把墨子的“尚同”解读为“*集中制”，“天志”解读为绝对信仰，“明鬼”解读为敬畏论；（6）提出法家的集大成者是《商君书》而不是《韩非子》，《韩非子》只是“为帝王谋”的《君主论》；（7）中国思想范式和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之学，而不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孔子学术思想。
八大归纳：将管子学术思想归纳为治国之道，将道家与阴阳家归纳为天人之道，将孔子与先秦儒家归纳为君子之道，将邓析、墨子及墨家、农家、无政府主义、鲁班及工程师、实业家、侠士等归纳为平民之道，将法家、纵横家、刑名之学、黄老之术等归纳为帝王之道和功名之道，将科学家归纳为自然之道。文学艺术非道也，即非理性主义，最后给它们取了个名字：心灵的翅膀。
九本受推崇的书：否定了传统上的“四书五经”，推崇另外九本书，并称之为“新四经五书”。
十篇：为了表明“大”解读体系之完整，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特别分为十篇。
本书在四个问题上，进行了科学处理。
第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界定。
刘向父子、班固们提出“诸子百家”概念的缘由，是给图书做分类。他们将图书分为六类，其内容为：
一是六艺（即“经”），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二是诸子，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三是诗赋，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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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2）
四是兵书，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五是数术，分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六种。
六是方技，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按这种分类法，诸子类的人物与著作的范围只是“十家”，时间跨度则是有史以来直至西汉末年，如西汉的《淮南子》等，都包括在其中。
本书宗旨，既然是为了全面反映“诸子百家”的文化成果，则在范围上，就相当全面，几乎包括了上述六大类的全部内容，仅剔除了其中的蓍筮、杂占、房中、神仙等四种。
时间跨度上，则大大缩小，仅取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和著作，具体说来，就是从管仲到吕不韦。
第二，关于资料的使用。
先秦的典籍，遭遇了无数次灭顶之灾，其中，在班固时代，已经遭遇五场大灾难。第一场是各学派人物对古籍的修改，其中尤以孔子及儒家人物对“六经”的修改为甚。第二场是战国的战火，尤以秦国吞并六国为甚。第三场是秦始皇的焚书。第四场是项羽烧毁秦王宫。第五场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对其他典籍的毁弃、对“儒家经典”的修改。所以，班固时代，原籍已经非常不完整。而此后，西汉传下来的典籍，又历经战火、焚书、修改，其中仅在清朝编撰《四库全书》中，原籍就“亡失大半”！
而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人就有做伪书的习惯。我们要引用真正的典籍，实在太难了。
本书为了避免繁琐的考据，只得对资料做如下处理：只取学术界公认的可靠的书、可靠的部分，对学术界认为不可靠的书及某些篇章，不予采用。
第三，关于诸子原典的作者。
诸子里有很多书，作者既非一人、也不是一时所作，怎么办呢？我们的办法是，不考证，只阐述这本书的思想，并且，我们一律称这本书的作者为“某子”，如“管子”，在叙述管仲时，指管仲这个人；在叙述《管子》时，指《管子》书的作者。如此一来，“管子”一词，就有三重意思：管仲这个人、《管子》这本书的作者、《管子》这本书的思想。其他如墨子、庄子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有一个小小的例外，即《商君书》的作者，按传统习惯，称其为“商君”。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本书的目的，是阐述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写文化史、更不是做思想家传记。
第四，关于原文的引用及翻译。
解读古代学术思想，必然涉及到对原典的引用以及引文（文言文）的翻译问题，其难处是：不引用原文，会失去说服力；引用而不翻译，就会妨碍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对引文全部翻译，则篇幅太长、叙述太累。怎么办呢？本书的处理是：“一译两不译”。“一译”，就是对作为证据的原文，比较难懂、也比较容易产生异义，则翻译。翻译又多采取意译。“两不译”，一是对众所周知的名言、名诗句，为了不破坏它的原汁原味，不译；二是对有些不需要普通读者去仔细理解的原文，出于篇幅考虑，就不再翻译了；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那是给业内人士看的，摆论据、用材料说话嘛！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不引用任何大人物的学术见解，作为本书观点的论据。
开山“五圣”
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一般将孔子列为诸子百家的开山人物，其中特别强调孔子删诗书、订六经、笔削春秋的功劳。同时，他们一再强调，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传道，孔子是大教育家，是第一个办私学的人。新文化运动后，这些说法大部分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但是，对孔子是第一个办私学者，仍然确定无疑。本书提出一些论据，否定了这一说法：第一，早在孔子二十来岁时，鲁国一个叫做叔孙豹的大贵族就说过一句话：“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叫“三不朽”。可见，立言之事，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再说，孔子是个守礼之人，不会贸然干起办私学的活来。第二，也是在孔子很年少的时候，郑国与子产同期的一个叫做邓析的大知识分子，他不仅代人打官司，而且为了向平民推广法律知识，私自办学授徒。从文献上看，邓析才是第一个办私学教授学生，而且是教授平民的人。第三，如果关于少正卯这个人的历史记录比较靠谱的话，则少正卯至少也是与孔子同期办学的人，而且，他比孔子的招生能力更强，常常弄得孔子的学生都退学跑到他那边去了。即使少正卯的史实不确，前面两件事也足以证明，孔子不是诸子著书立说、办学授徒第一人。所以，不能把孔子列为诸子百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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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3）
后来，就有人把老子列为第一人。但是，从时间上讲，老子出关写书，也大体上是在叔孙豹说“三不巧”的同时期。而且，《老子》一书的流传以及在对后世的影响上，比老子写书要晚得多。毕竟，如果老子出关著书的记录属实，则他也只是对关令尹一个人写，关令尹多少要收藏、解读一段时间，再传播出去。
真正开创诸子百家时代的人，应该是管仲。管子比孔子要早一个多世纪，而且，管子是个政治家，春秋第一霸主的主要创建人。管子虽然有可能没有直接写书，但管子的一些创造性言论必然被记录在案，流传甚远，影响极大。
更重要的是，管子的国家主义，正好与过去的天下主义相对立。一边是王室式微，一边是大国崛起。
《淮南子》的《要略》篇在讲到诸子百家产生的原因时，说：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这话，从时代背景上看，还是很符合实际的。
管子作为诸子百家的开山第一人，有三大意义：一是个人立说；二是与过去王官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大异其趣；三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他的学说观点，不仅启发有识之士去创造，也必然会引起别人的争议，从而产生另外的思想。
按现在的历史资料，我们接下来，只能把老子、孔子、墨子、公输子列在后面了。不过，这四个人的开创意义，都极有代表性。
老子的代表性，是他传递了王官学术的“道”，同时，他又有所批判，加进自己的理解。老子的另一个伟大意义，是老子自己写书。诸子著书立说，在现存的文献里，当自老子始。
孔子的代表性，表现在孔子复礼的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这种理想执著追求的精神，同时，孔子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君子之道。孔子大量授徒、整理旧籍，其整理、传播之功，连庄子也是非常肯定的。
墨子的代表性有两点，第一是平民性，他的出现，是民间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标志。第二，他有完整的、系统的学术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广泛传道。相比于孔子，墨子才是真正地为了传播思想、实践思想而周游列国的。我们不能用“游”，应该用“奔波”才更为确切。
公输子（鲁班）的代表性，表现在他以发明创造为人生价值追求。他带领一批弟子，行走在民间，成为“人民工程师”。
正好，“五圣”出在春秋。从战国开始，学术思想开始分化、独立、融合。比如，商鞅的法治思想，应该是与管子思想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完全舍弃了礼义，开始丢弃人本思想。庄子的天人思想，与老子的“道”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庄子更多的是思考“人”、“人心”的问题。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治，都有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性，但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国家主义。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今最迫切的任务，当然是发展！所以，我们要大力弘扬管子的国家主义。管子思想，主要包括“治国方略”与“国富论”（经济学）两大部分。
其次是“天人合一”。老、庄以及阴阳家提出的“顺其自然”，对当今时代，具有全球意义，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西方都没有出现这么完整的、系统的、深刻的天人思想。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么一句：如果人类在２１世纪之后，要继续寻求发展，包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就要回到老庄那儿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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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诸子百家本来面目（4）
第三是“兼爱非攻”。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爱”观，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同时，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我们还要大力提倡“非攻”的和平主义。
第四是理性主义。《墨经》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在轴心时代，也有科学精神、理性思维、逻辑方法。但是，这些精神，后来被那些名家败坏了，被历史湮没了，被汉代以后的学术界舍弃了。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应该把这一条作为重要内容，要让中国人都明白，科学，不是西方的；理性，也不是只有西方独有的。我们提倡科学、进行理性启蒙，是复兴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在发展科学这方面，与世界其他文化是一致的。推崇科学，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科学方法，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第五是*与法治思想。在*方面，如果我们将管子的“以人为本”、墨子的“尚同”（选举制）、孟子的“民为贵”集中起来，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式*”。在法治方面，把管子的以法治国、墨子的*集中制、商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结合起来，只要将“君主立法”改为“国民立法”，其他方面，就可以一脉相承了。*与法治思想，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制度建设，意义重大，故而，它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新“四经五书”
“五经”是西汉确定的，“四书”是南宋确定的。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是儒家经典。而实际上，“五经”原非儒学著作，但被儒家改编了。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对诸子百家做了“大解读”，我们就不能再将这“四书五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
可是，我们不能仅仅批判，我们必须创新！为了填补空缺，本书对诸子百家时代的九本书给予极大的推崇。其中，我们以能代表中国文化之精华者，名之为“经”；对弘扬中国文化有启发者，名之为“书”。在数目上，我们根据内容，给调了下顺序：四经五书。
第一经，《周髀算经》。它是我们的先贤先圣仰望星空、认识世界并进行科学思维、科学试验的元典。其中，数学又是科学的科学，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华夏文明第一经。
第二经，《黄帝内经》。它是对人的生命体进行综合考察、论述得最系统的生命科学著作，集养心、养生、治病于一体。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文化，首先要建立在人的生命基础上，因此，关于生命的学问，应该是首要的学问。人，首先要认识自己！
第三经，《管子》。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富民、强国、治国的最理性、最系统、最完整的政治思想学术著作，而人类自有社会组织以来，国家就成为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归属。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强国富民，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所以，我们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无疑应该将《管子》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化经典之一。根据《管子》的内容，我们可以给它另取一个书名，叫《治国经》。
第四经，《墨子》。很多学者在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时，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重理性思维，不重科学，不讲*，不讲“绝对真理”，没有“敬畏”。其实，这些内容，《墨子》里全有。现存《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六篇，就是中国古籍中唯一的关于知识论、理性思维和逻辑学、自然科学的元典。《尚同》是讲“*集中制”的中国式*，《天志》是讲绝对真理，《明鬼》讲敬畏。
五书是：《左传》、《诗经》、《庄子》、《论语》、《考工记》。
读史使人明智。《左传》是春秋时最好的一本历史书，其叙事方式，也影响了中国此后所有正史、野史和叙事文学。
读诗使人聪慧，《诗经》中，有叙事诗、有抒情诗、有哲理诗、有言志诗，其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引领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史。
哲理使人深刻。《庄子》中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灵魂与肉体的感悟、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最具有哲学终极关怀意义；另外，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人文关怀，更具有新的意义。
伦理学使人有修养。《论语》是一本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伦理学著作，其中关于“和为贵”、“中庸”的思想方法，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品格标准，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封建性解释，在这个体系内注入现代理念，则《论语》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修身的最好的一部伦理学著作。
科学促进人类的进步。《考工记》将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是较为全面反映先秦科学技术成就的典籍，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具有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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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1）
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千古以来，绝大多数学者把春秋战国的乱世叫做“礼坏乐崩”，即所谓“王室式微、大国崛起”，因此，他们认为，诸子百家的出现，只是出于对这个“乱世”提出“诊断”并开出“药方”而已。这样看诸子百家的时代背景，实在是太小看了诸子百家。
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在政治社会领域，历史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技术的进步，并由此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新产业的出现和兴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二是人口的增长，并由此带来资源开发、配置方式的改变。
三是组织的创新，并由此带来社会结构、治理结构与方法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家形态的变化以及国家关系的变化。
四是思想的变化，包括宗教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对个性的发现和张扬。
以上四者，只是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分开的，事实上，它们之间，又是相对独立、互相影响的。
从人类的政治社会治理角度，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分为三个层次：当这四者全面发生本质变化时，我们称之为时代大变局；只有部分发生本质变化，从而促使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我们称之为朝代大变革；部分发生变化，引起国家大政方针变化的，我们称之为政治大换班。层次越高的变化，所经历的时间越长，如时代大变局，一般要经历五百年左右的时间；朝代大变革不过百年之内，五十年左右，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政治大换班一般在十年以内，或者更短。
时代大变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黄帝到夏启，天下正由小国寡民向天子“家天下”时代过渡。
黄帝之前，天下是部落散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也是老子所宣扬的“小国寡民”时代，即后来文学中经常称道的“伏羲氏”、“葛天氏”时代。
黄帝至大禹期间，技术上进入了青铜时代，农耕文明基本确立，工商业开始萌芽，经济基础完全是农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有人为人的奴隶，有私有制出现，有贡赋的形成，部落要向部落联盟进贡，诸侯向共主进贡；组织上有天下共主与诸侯自治相结合，有了行政的大体分划，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诸侯（部落首领）手中；思想上形成了华夏民族、敬天宗教、人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设官治理的政治思想。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天下尊奉一家一姓为天子，天子则将天下分而治之，制度、军事行动，则统一于王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是天子易姓、王权易人而已，制度上并无大的变化，经济上仍然是农耕，科技上处于青铜时代。
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社会治理由“天下时代”向“国家时代”转型。
这个时期，技术上铁器时代来临，农耕工具与兵器在技术上飞速进步，开疆辟土成为易事；人*发性增长，又推动了开疆辟土；产业分工开始出现，农耕文明完全成熟，工商业地位初步确立。于是乎，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使得王室式微；王室式微，又使得旧制度逐步崩溃。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学术的繁荣，使得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第三次是从清朝末年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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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2）
秦汉帝国建立以后，中国完全进入一个国家治理时期，以后的变化，只是王朝的更迭、治理制度的变革以及政治的大换班。
可是，进入清朝末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历史进入第三次大变局时期，李鸿章曾说过，这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即不同于秦汉以来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更不要说是一些政治改革、学术思想运动了。
当然，从世界历史角度分，则第三次大变局的起始点应该放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
世界这一历史阶段，技术上已经进入机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全球化时代来临，国家之间关系问题、*、宗教问题、个人与社会问题、人与自然问题、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冲突问题，空前复杂。
这个时期，人类正在探索新秩序的模式与实现之路。时至今日，或许，这样的探索之路还很长；或许，新秩序时代即将来临。
下面，我们就摘要阐述一下形成诸子百家的那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理想的“家天下”
周，本来是尊奉商朝、位处商朝西部的一个小诸侯国，到了古公亶父时代，周已经成为西部诸侯的领袖，商朝也任命他为“西伯”——相当于西部国家联盟主席。到了商朝末年，其末代君主商纣王好勇、独断、残暴、不信天；周的首领姬昌（即周文王）则反其道而行之，“顺天安民”，并对诸侯广施仁义，还重用谋士吕尚（即姜子牙），一边练兵，一边用间谍，开展不利于商朝统治的宣传。周文王当政五十年，到他死时，据说天下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诸侯愿归顺周。武王继位后，几经准备与预演，终于在公元前1046年，联合多路诸侯正式反叛，并攻陷了商朝国都。商纣王*，周武王被奉为天子，改朝换代为周，建都镐（今陕西长安县斗门镇附近）。
周武王重新分封了天下，得到封地的有自家叔伯兄弟、开国功臣、过去延续下来的旧王朝贵族以及此次伐纣中归顺的诸侯，其中也包括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了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他将山东一分为二，将比较安定的地区——鲁，分封给他的四弟姬旦；将不太安定、四周有很多威胁存在的地区——齐，分封给大功臣吕尚，从此，吕尚又被人称为齐太公（俗称姜太公）。但姬旦只能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封地，自己要留在朝中任职，辅助天子处理朝政。辅政要员称公，所以，姬旦被称为周公；另外还有一个辅政要员，称作召公。
周武王得天下后不到三年就死了，十四岁的儿子继位，即周成王。周武王的两个弟弟与周公有矛盾，他们就联合武庚造反。周公与召公带兵平叛，用了三年时间，最后还是在姜太公帮助下，平定了天下。周公这时就开始反思：如何能让天下长治久安。他最终主持制定、实施了四大制度，即后人总结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和礼乐制。
这四项制度都是在夏、商基础上，有所创新。周公的思想是：周乃“蕞尔小邦”，为什么能主宰天下呢？“其命维新”！“维新”，就是改革、创新。周人认的就是这个！
说到分封制，我们得对西周之初全国行政地理有个大概念。那时的中国，可不是汉唐以后的样子。那时，所谓国，只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地方，相当于一个军事据点。城中叫国、城外叫郊、郊之外是野、野之外是荒。相应的，城中叫国人、野外叫野人。那时，荒很大、也很多，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有很多荒，大一点的，如齐鲁之下、吴楚之上的淮夷；最大的，莫过于“华夏”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南、北之外地区，其中，南称蛮、北称狄、西称戎、东称夷，有时又统称“四夷”、“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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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3）
为了拱卫王室，就要按离王都的远近、战略地位的重要程度，按亲疏关系分封一些可靠的宗族亲人当诸侯。据说，周公当时新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家占五十三家。王室一旦受到威胁，各诸侯国必须立即来“靖王”——保卫王室。周公以为这样，王室就得到拱卫、非常安全了。
宗法制就是订立尊卑关系：天为最大，周王是天的儿子，即天子，是人间最大者，天下人都要尊之，因而称“大宗”，天子之位只能传给嫡长子。天子的叔、伯、兄、弟、子、侄分封为诸侯，相对于天子，他们是“小宗”。诸侯的叔、伯、兄、弟、子、侄，又可得到诸侯的分封，一般称为大夫，在诸侯国里，诸侯是“大宗”，大夫则是“小宗”。诸侯有进贡（上赋税）天子的义务，大夫有进贡诸侯的义务。得不到分封的，是那些大夫的子弟，他们有受教育权、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随时能得到天子、诸侯或大夫的任用，建功立业之后，可以得到分封，这些贵族子弟叫做“士”。除天子而外，所有的贵族，又可以称为“君子”，因为他们都是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后代。同姓诸侯间不能通婚，异姓诸侯间，则被鼓励通婚，所以，时间一长，诸侯之间的关系，不是堂兄弟叔侄，就是姐夫娘舅了，都是血缘关系。当时有句名言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周公以为这样，天下就亲如一家、比较安定了。
井田制是一种经济制度，其理想状态是：以九百亩农田为一个单元，分为“井”字形的九块，中间一块叫公田，其收入归被分封者；四周八块给农民（野人）自种自收，同时，农民必须先种好公田，再去种自己的田。在实际操作中，估计不一定是“井”字形，但有公田、而且农民必须先耕种公田，可能是事实。周公以为实行这种制度，就可以使王室、诸侯、大夫们有固定的收入了。
礼乐制，就是将贵族的各种行为，按其身份地位，制定各种规范，其实质就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制度定得非常细，包括祭礼、朝礼、婚礼、丧礼以及服装、饮食、车辆、歌舞等。什么样的人，只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坐什么规格的车、建立什么样规模的部队、祭祀什么样的神灵、用什么样的棺材、搞什么样的舞蹈队、唱什么样的歌曲等等。比如，车辆上，天子才能用“八骏”拉车，诸侯则只能用驷。逾礼者要受到大处罚，一次逾越，要警告、罚贡；二次逾越，要罚贡、削封；三次逾越，就要夺封甚至被贬为庶人了。当然，这些“礼乐”制度是仅用于贵族间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付庶人，就要用刑了。礼乐制度还特别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除天子之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这个制度，也不能搞任何军事行动。军政大权绝对掌握在天子手中！周公以为，把礼乐定得这么细致、具体，贵族们一个个还不好好遵守吗？大家都遵守了，天下也就安稳了。
整个周朝的革命、新政的确立，不过是把商汤的历史重演了一遍，有变化，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旧制度的崩溃
可是，事实上，这些制度，根本就没有实施的基础。
第一，天子权力太大与德行太差之间的矛盾。
“家天下”的制度，赋予了天子巨大的权力，因此，天子就应该具备相应的本领和德行。可是，事实上，天子未必是这样的“圣人”。天子圣明，天子的儿子不一定圣明，尤其是长子，更不一定是圣明的。嫡长子继承制本来就与选贤任能的理想相违背。因此，西周近三百年历史中的十二个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而且，正是他们，在带头破坏这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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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4）
第二代天子周成王在幼时就上演了一台《桐叶封弟》的荒诞闹剧：
十几岁就当天子的周成王，有一天与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不知什么原因，叔虞把成王弄得开心了，成王就随手摘下一片梧桐叶当做信物，递给叔虞，说：“我封你为侯！”叔虞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给周公，周公认为，天子无戏言！为了守信，就让成王把“唐”这块地方封给了叔虞。
周公竟然没有在这个事件的启示下，发现天子的权力太大，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代天子周康王算是一位勤政廉政的君主，但他对“蛮夷”用兵，也极其残忍，不仅号召屠杀敌方军民，而且将大量俘虏充做奴隶。康王之世，活人殉葬记录也常常出现在文献中。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奢侈、好战，好在他只在位两年多。第五代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好漫游，经常出国旅游，还喜欢跑到很远、很偏的小国，驾着他的八缸奔驰——八骏。第六代天子周共王喜欢摆天子分封的谱，动不动就分封子弟和“功臣”，把已经不多的周王室城邑，一封再封，周王室地盘因此而迅速缩水，财政收入出现危机。第七代天子周懿王生性懦弱，继位后，朝政*、国势衰落，并在西戎屡次进攻下，被迫迁都。第八代天子周孝王是夺位之君，好战，为了养马，封秦国，从此，秦国在西部悄然崛起。第九代天子周夷王虽生性懦弱，却听信谗言，他竟然因为“失礼”的事，把齐哀公烹了，在诸侯间产生恶劣影响。
最荒淫残暴的是第十代天子厉王，他在位三十七年，垄断山泽、加重赋税、不断南征，终于在公元前841年引起“国人暴动”，被赶下台。此后，由国人推举的诸侯代行天子之职（一说是一个叫做“和”的共伯执政，另一说是周、召二公联合执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历时14年。
第十一代天子周宣王，稍有复兴气象，但他的继承人、西周的末代天子幽王，完全是个大混蛋，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因其准备废太子，结果，太子的外公引犬戎之兵攻破京城，幽王被杀，西周遂亡。人所共知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是周幽王一手导演的。
周幽王得到一个冷美人——褒姒，为了博美人一笑，幽王竟然在烽火台上放火。烽火是干什么的？报警用的。烽火一举，表明外敌来犯，各路诸侯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带兵来“靖王”。褒姒看到这些被戏弄的诸侯军队仓促狼狈的样子，终于咧了一下嘴。可是，这一笑，后果太严重：不久之后，犬戎真的入侵了，但烽火举得一点作用也不起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者是笨蛋，诸侯们可不愿做笨蛋。周幽王终于为他的美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死、国亡！
第二，人口增长与土地的矛盾。
和平环境里，人口增长很快，贵族人口增长尤其快，为什么？因为他们实行多妻制，而且生活条件又好，所以，贵族子弟数量直线上升。这么多贵族子弟，哪来这么多的土地去分封啊？于是，矛盾就出来了。可是，这一个简单的道理，周公好像不明白。西方中世纪，也是封建时代，他们为了控制贵族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实行一夫一妻制，另一方面实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政策，最早就诞生在中世纪的欧洲。但周朝没有这个制度，比如，春秋时代，晋文公重耳在外面流亡，还娶了好多老婆，其中秦穆公就嫁了两个女儿给他，嫁第二个女儿时，还另配了五个大家小姐做陪嫁。晋文公后来自然就有了许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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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5）
土地不够怎么办？他们也想过办法，这办法很简单，就是开疆辟土，向“蛮夷”要土地。西周一直处在战争之中，其中多数情况下，是去征服蛮夷，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蛮夷。征服一个，就得到一部分土地和一些奴隶，然后，就可以分封一些子弟。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上行下效”现象，即各诸侯国也开始了“开疆辟土”。如齐国将东夷尽收囊中；楚国将长江、湘江流域上百个小部落灭掉了；秦国则向西北大肆扩张；晋国、燕国也向北扩张；吴、越则向东南扩张。
这样的征伐进行下去，就搞得红了眼，他们先灭“蛮夷”，再灭异姓小国，接着又开始攻打中等国家、姬姓国家了，最后是混战一片。
相比之下，王室的“开疆辟土”能力比诸侯国要差得多。在西周时，理论上，它只能向西北开拓，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它常常受西戎的侵扰，直至首都被攻陷。
土地扩张，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诸侯做大了，就有了不睬天子、不执行制度的本钱。最后的结果是：周王室被包围在“大国”之中。
第三，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
“宗法制”靠的是血缘之亲，但这种关系，五代以上就淡化了，七代以上就没人讲了，九代以上，更是被人丢到爪哇国里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再说，诸侯们为了开疆辟土，必须奖励功臣，这样，非宗室人员就要被分封、被重用，由此，宗法制又会进一步被破坏。
第四，生产力大发展，必然要突破生产关系。
一是冶铁、铸铁技术飞速发展，农耕工具得到革命性的改变，人类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于是乎，诸侯国为了鼓励人们去大量开垦农田，就必然不能再宣扬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于是，私田制逐步代替了井田制，整个周王室制度的经济基础，便不复存在。
二是市场需求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国家从提高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百工”逐步从奴隶身份变为自由民。自由民的大量出现，使得民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民思想。诸侯国为了管理这些自由民，必须要推行新政；平民思想，也推动了新政的实施。
周幽王死后，他的儿子在郑国等诸侯国的辅助下，跑到洛邑重新建立了周王室，史称“平王东迁”，从此，历史进入东周列国时代。由于记载东周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为《春秋》和《战国策》，人们又把东周时代叫做“春秋战国”，年代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分界线一般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两个事件为标志，具体年限则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和公元前468年三种说法。
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一个局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边是王室式微，一边是大国崛起。这两个方面，又是融为一体的：王室式微，需要依赖诸侯国，从而促成了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又威胁了王室，使得王室更加式微。
第一个崛起的大国是郑。郑国是正宗的周王室子弟国，第一代君主是周厉王的幼子、周宣王的幼弟。可是，“亲不过三代”，幽王之乱时，郑武公趁机迁都、扩大势力，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武公的儿子庄公，是个非常工于心计的家伙，他利用担任王室辅助大臣的地位，假公济私，还逼着周王室和他互换太子为人质，把“宗法制”破坏殆尽。东周第二代天子周桓王想教训他，出兵伐郑，结果，不仅仗打败了，周桓王肩上还挨了一箭。天子被诸侯射伤，这是一个标志，天子的权威完全丧失，大国崛起的时代，正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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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6）
第一个完全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的国家，是楚国。西周初，楚本是一个小国，虽归依于周，却被周王室视为“南蛮”。但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不断开疆辟土，逐步发展壮大。西周的第四代天子周昭王看到楚国做大，很是不爽，两次带兵南征，想通过打击“南蛮”，树立在中原诸侯中的地位。但是，楚人并不示弱，在昭王二次南征时，他们先是把昭王的部队打得大败，继而又在汉水，用一条胶水粘成的船渡昭王过江，结果，船到水中央，胶水融化，船板散开，昭王做了水鬼。从此，周王室再也不敢小瞧楚国。
东周时代，楚国已经相当强大，到楚武王时，竟自称为“王”。楚文王迁都于郢，开始大举吞并小国家；楚成王时，已经“楚地千里”，周天子不得不“赐胙”，承认楚国在南方的“首领”地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把军队摆到东周首都洛邑城边举行阅兵仪式，吓得东周第九代天子周定王不得不派王孙满前去“劳师”，楚庄王却借此机会，公然问：“周鼎有多重？”鼎，是天子政权的象征，“问鼎”是什么意思？就是公开向天子叫板！楚庄王甚至还说：用楚军戈矛的尖子，就足够铸成九鼎！好大的口气，天子还敢说什么“礼”不“礼”的吗？
但齐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齐桓公按管仲的策略，把衰微的天子当做工具。齐国曾“九合诸侯”搞会盟，天下因此也得到一定的稳定。东周王室第四代天子周釐王面对齐国“尊王攘夷”的旗帜，只得顺水推舟，公然任命齐桓公为天下诸侯的盟主，从此，春秋迎来了诸侯争霸的时代。
东周第五代天子周惠王在位期间，发生*，惠王被乱军赶下台，后来，郑厉公和虢公联合出兵，帮他平乱、复位，周惠王也不得不把已经很小的周王室直辖地再割出一部分来赏赐给郑、虢二国。王室完全靠诸侯国辅助的时代开始了。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姬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霸主从此真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齐桓公死后，齐国衰弱，晋文公、晋襄公相继登上“国际”舞台；晋国衰弱后，秦国又继之称霸。秦国在秦穆公、秦孝公治理下，一时国富兵强，威震天下。此后，南方的吴国、越国也相继崛起，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曾称霸一时。其中，宋襄公又在中间插了一杠子，想称霸，但很快被其他国家打压下去。以上这些人，被后世称为“春秋霸主”，一般有“五霸”之说，其中齐桓公、晋文公二人，没有争议，其他三人，则在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宋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中各有取舍。后来，“齐桓、晋文”就成了霸主的代名词。
大国崛起的同时，诸侯国里的大夫们也在崛起，如鲁有“三桓”、齐有田氏、晋有六卿等。
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齐国的田氏赶走国王自立。经过一番兼并战争，东周诸侯最后剩下七个大国，即秦、齐、燕、楚、韩、赵、魏，一般人们称之为“七雄”。七国所以能取得一时的兴盛，都是对内变法革新、实施新政、重视生产，对外采用外交策略、军事手段的结果。他们之间，或联合、或攻伐，但没有固定的盟友，也没有固定的敌人。
公元前256年，秦国出兵消灭了已经非常衰弱不堪的东周余孽，周王室的末代君主周赧王自缚投降。东周经历了近五百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三十五年的“无天子”时代，七国也就开始了“称帝”运动，先后有秦国称西帝、齐国称东帝、燕国称北帝。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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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大变局与新命题（7）
时代新命题
王室式微、大国崛起，形成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乱世。这种新旧交替、天下大乱的局面，在学术思想上，却为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时代的新命题。于是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诸子，就是学术思想的大家们；蜂起，就是一时间非常多；百家，就是有许多学术思想与流派，因为他们要提出不同的命题，还要提出不同的答案；争鸣，就是他们在解答时代命题时，因为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见解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答案不同，而有争议。
从上述历史背景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时代的大命题：
第一方面，是直接面对现实的政治问题：
天下之乱，是怎么形成的？
这“乱”还能不能变为“治”？
是变成过去的“治”，还是创造一种新的“治”？也就是说，是恢复旧制度还是创造新制度？
如果说，形成天下大乱的原因是由于人的欲望，那么，是要消灭人的私欲，还是面对这个私欲，制定新办法？
消灭私欲的办法，是叫人无欲呢？还是叫人提高修养，去掉不正当的欲望？还是运用赏罚的法律，让人兴利除害？
治理这个世界，以谁为本？以谁为中心？是平民呢？还是君子？还是天子？还是诸侯？还是“我”自己（个人）？
第二方面，是上升到政治思想层面的问题：
什么是正当的欲望？谋利就不正当吗？
道德和法律，哪个更重要？哪个在先？
是治眼前，还是治长远？
君主治国，应该有为一点，做表率？还是无为一点，靠制度？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谁更重要？
应不应该讲等级？爱是有等级的吗？
如果获得功名与自己的主张有了冲突，那么，是为了功名改变自己的主张，还是为了自己的主张，放弃功名？
是古代好，还是现代好，还是未来更好？
在这场大乱中，我是坚持正义，虽千万人我却无所畏惧地前往，还是趁机会捞个功名富贵？或干脆是过好自己的日子，那么，是清贫一点过，还是富裕一点过？
我的发明创造，是为个人？为君主？为国家？为天下？还是为平民百姓？
理想世界、国家、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实现理想的途径是什么？
第三方面，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问题：
天地间有没有一个根本法则？
这个根本法则，人可以认知吗？
人认识了天地间的规律后，可不可以利用它，甚至改变它？
人间的治理，应该模仿天地法则吗？
人性本善，被欲望遮蔽了；还是人性本恶，应该用礼法来控制恶的发展？还是人性本来就没有什么善与恶？
人如何获得自由？人与天地的矛盾是什么？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什么？人与人的矛盾是什么？身与心的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可以解决吗？如何解决？
面对乱世，“我”该怎么办？忘记这些？回避？呼喊？直接去参政？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与别人见解不一样，我就要去辩论，怎么辩？无是非标准吗？有标准吗？标准是什么？
第四个方面，是一些具体方法方面的问题：
知识是什么？获得知识的途径是什么？如何给事物定义？如何获得新知识？　自然规律有哪些？如何创造新知识？如何制造新产品？如何养生、治病？国家的富强，要制定新法律、新政策吗？如何制定？如何打胜仗？如何发展经济？如何经商？如何进行论辩？如何说服别人？有哪些阴谋诡计？如何运用这些阴谋诡计？
这样的题目，很多很多，我们无法在这里把它列举完，在以后的篇章里，我们会结合具体的“诸子百家”进行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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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伟大的传统与使命感（1）
伟大的传统
春秋战国和汉初的典籍里，载有很多上古的神话传说。有人说，这些神话传说不成体系。真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它们呢？我们不要拿古希腊的神话体系做参照，我们只要拿人类文明史做背景，就会发现，当时每一个神话传说故事，都正好显示了人类知识进步的每一个阶梯，非常有序，也非常成系统！
我们来看看，人类从开智，一步步走到春秋战国这样的“文明轴心时代”所走过的十个阶梯。
第一个阶梯：石器时代，代表作是《盘古开天》和《女娲补天》。
人之为人，是会使用工具。最早的工具，是石器。按照神话记录，盘古氏就是挥起身边的石斧，劈开了“混沌”，这叫“开天辟地”。对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盘古劈开的不是宇宙这个物质的“天地”，而是人心这个“智慧”的天地。人类使用石头做工具，就是人类开智的标志。
盘古从身边拿起石斧，表明这时还处于“旧石器”时代，使用的是未经打磨的石器。女娲补天，用的却是她炼出的“五色之石”，也就是说，女娲氏的时代，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天地不是为人而存在的，大自然对人类而言，有诸多不如意之处，这就好比一个不完整的天。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去改造大自然——补天。
第二个阶梯：认知时代，代表作是《结绳记事》和《伏羲画八卦》。
人类开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的探索、传承，这就需要有认知的工具。最早的认知工具，可能就是“结绳记事”。再发展下去，终于有了伏羲氏，他们去仰观宇宙、俯察万物，终于画八卦以推演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八卦，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符号，是抽象思维的工具，从此，人类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
第三个阶梯：安居时代，代表作是《燧人氏钻木取火》和《有巢氏作屋》。
人工取火方式的发明，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有了火，可以驱逐猛兽；可以在夜晚进行劳动，延长了工作时间；可以住进幽深的洞穴里，扩大生存空间；可以煮熟食物，使智力得到更好的发育；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铸造获得金属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进步，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有巢氏造房子，实现了人类最早的安居工程，人类安居以后，可以进行适当的分工，可以进行更多的文化创造！
第四个阶梯：农耕时代，代表作是《神农氏传说》。
神农氏是传说中中国最早的天子，也就是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他通过观察鸟儿衔来种子、落在地里可以长出稻谷的现象，探索了一条农业之路，结束了人类的渔猎时代。神农不仅发明了种子，还制作了一系列农耕工具，开始开凿水井，有了水利工程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正是从神农时代开始的！
神农还通过尝百草，创立了中医药学，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
第五个阶梯：青铜时代，代表作是《蚩尤用铜兵》。
蚩尤，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反面人物，因为他曾经是战争的发动者。其实，在人类早期，战争是常事。蚩尤时代大约略迟于神农时代。蚩尤氏是铜冶炼、铸造的创造者，以他为核心的、大约由九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能在山川中开出铜矿，然后冶炼青铜，进而制作多种兵器。不过，蚩尤氏是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向农耕民族的神农氏进行掠夺。后来，神农氏联合了另一个部落——轩辕氏，才把蚩尤氏打败。如果他们三家当时能够和平相处，实现农耕业与加工制造业同步发展，则中国可能会更早一点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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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伟大的传统与使命感（2）
但是，无论如何，蚩尤氏让人类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
第六个阶梯：制度时代，代表作是《黄帝本纪》。
轩辕氏帮助神农氏打败了蚩尤氏，就强大起来，最后，他们又打败了神农氏，成了中国的新天子，取名为“黄帝”。黄帝最大的本领，是进行组织。黄帝之所以能打败蚩尤，估计主要是靠会组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学。黄帝时代，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组织制度，包括军事、政治、文化、技术推广等。天下归顺的部落，可能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被称为诸侯的，他们接受天子的分封、尊天子为天下共主、实行朝贡制，天子则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文化、科技服务，特别是军事安全的保障。
所以说，黄帝那会儿，人类进入了制度管理时代，有了国家的雏形。
黄帝也非常重视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进行天文观察、大地测量、水利交通的设计、文字的创造、医药保健的研究、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纺织服装技术的研究等等。著名的记载有：车的发明、指南车的发明、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气象）、伶伦造律吕（音乐）、大挠作甲子（日历）、隶首作算数（数学）、嫘祖养蚕缫丝、仓颉造字等，尤其是仓颉造字，据说达到了“惊风雨、泣鬼神”的程度，由此也可见文化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黄帝被认作中国人的文化“始祖”！
第七个阶梯：道德时代，代表作是《尧的传说》。
尧，在古籍里，被描写成“太阳一般”的领袖，他是道德的楷模，他的形象，使人看上去，就有如沐朝阳、如润甘露的感觉。他完全是以德治天下。中国人塑造的尧这个天子，表明中国在那个时期，已经进入道德时代，人们知道了道德的力量！
第八个阶梯：产业时代，代表作是《舜的传说》。
舜，在古籍里，是尧的接班人，也是一个道德楷模。但是，舜的成就，不仅是道德感化，舜更重要的是一个产业管理者。传说，舜在年轻时，极有组织能力，他居住于水边，很快就能把渔业发展壮大；他住在山边，就能将制陶业发展壮大；他居住在旷野里，很快就能聚集人气，进行市场交易，三年就形成了一个城市。总之，舜应该是一个集农工商于一体的能手。
舜还非常能知人善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待鲧和禹：尧用鲧治水失败，舜处罚了鲧，但却启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终于成功。最后，禹继承了舜的天子之位。
第九个阶梯：国家时代，代表作是《大禹划九州》。
大禹将洪水治平后，为了治理天下，将势力范围划分为九州，并铸九鼎，在九鼎上刻下相关制度，这是最完整的国家形态。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国家的概念，其实，禹划九州，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概念！
第十个阶梯：私有制时代，代表作是《夏启开国》。
尧、舜、禹三代，是禅让制，实际上是诸侯推选制，原始的*选举制，所以，那个时代，被诸子们称为“天下为公”时代。禹之后，禹的儿子启继位当了天子。如果说，启还有可能是被选举的话，则启本人，终于终止了这种选举制，而采用了世袭制。禹建立的王朝叫“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中，天子是天下共主，其他诸侯国则是天子分封的产物，他们必须服从天子之家的利益。天子的叔、伯、兄、弟、子、侄，可以不立寸功而获得封国，天下在名义上，是天子的。因此，诸子们称这个时代为“家天下”。家天下的特点，就是私有制。夏启让人类进入了私有制时代。从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意义上说，私有制相对于过去的公有制，是一种进步，它使得天下的资源，有了相应的归属，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配置，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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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伟大的传统与使命感（3）
当然，私有制相对于公有制，将会产生更多的争端，因此，统治者需要建立更多的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保证政权的稳固、保证秩序的稳定；而面对这些制度，他们又要创立更多的理论，去证明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这些制度、理论，就是后来诸子们所说的“礼”一类的东西。
夏启创立的这种“家天下”的制度，虽经王朝更迭三次——夏、商、周，但却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年。当然，其间少不了对它进行修修补补、更更改改，但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变。
东周之后，“礼崩乐坏”、大国崛起，这个制度终于走到了末路，于是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开始了新制度的创立。
以上这些神话、传说，有的是上古传下来的，有的是诸子们编造的。但是，传下来的也好、编造的也好，能说明的问题是：这是诸子间流行的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就是“尊重知识、崇尚创造”。
你看，那些重大的发明创造者，哪一个不被尊为部落首领、诸侯王甚至天子？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
正是这个伟大的传统，激励着诸子们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以天下为己任，各倡新说，进行各种文化创造——包括道德的倡导、制度的设计、科学的探索、艺术的创造！
中国有个通例：王权创立时代设立的一种“好”制度，会随着王权时代的发展，逐步嬗变为一种“坏”制度——先进的变成落后的、*的变成*的、创新的变成保守的、为公的变成为私的。
知识分子当王官的制度，也是如此。
自从黄帝创立“制度”以后，沿袭“伟大的传统”，天子将知识分子立为王官。从黄帝时代，经夏、商两朝，直到西周的周公时代，除了军官之外，天子身边的官员，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进入一个“王官时代”。
让知识分子做王官，出发点是非常美好的：为了发明创造。
史载，黄帝时代，设官很多，而且很成体系，大体上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监国”，即“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同时派官员到诸侯国里，直接代表中央来监督。第二类是在中央政府里设立管理各种事务的官职。《史记》说黄帝“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职，不相乱也”。这个官制的分类与原始人、农耕文明紧密相关。“天”主要是观察天象、揣摩天意；“地”应该是管理山川地理，包括田亩的管理，可能还包括水利、交通；“神”，一是对自然的敬畏，二是祈求，三是占卜；“祗”是对神的分类管理，包括祭祀天神、自然神、祖宗神，也包括建立庙堂，可能建筑也包括在其中；“物”，很广泛，器具的研制等都在其中。第三类是技术性的官员，主要研究各种专业知识，为中央决策、为造福天下服务。
夏、商的历史，今天多不可考。西周在周公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王官制度，对这个制度，我们可以用拨云见日的方式，看到一些端倪。
这个方式就是通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的一段叙述来分析。班固在分析先秦诸子百家的起源时，曾将他们归为十个方面，他的原话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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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伟大的传统与使命感（4）
他这种说法，并非讲这些人的出身，而是讲他们学术思想的来源。当然，这种说法很不准确。不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西周的“礼制”中，王室将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为他们设立了各种官职，统统用来为王室及王室治理天下服务。他们绝大多数来源于士，但也有极少数来源于平民甚至奴隶。只是士们普遍享有受教育机会，而平民则机会很少，奴隶更少，极少数奴隶所以受过教育，原因大概也是他们曾经不是奴隶，而是被俘后被黜为奴隶的。
这些王官，用今天的知识分类法，大体上有天文历法的研究者、历史典籍的整理者、建筑工程的设计者、礼乐制度的制定者、祭祀活动的办事者、民俗民风的采集者、王室事务执行者、诸侯事务的代理者、朝中事务顾问者、生产技术推广者、军事兵法的参谋者、外交事务的出使者、财政税收的管理者、养生医病的咨询者等等。诸侯国里的重要的、与王室相关的官员，也都是王室所派，其中包括史官、礼官、历法、卜巫之官等。
当然，诸侯国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小王官”，待遇当然也差得多。因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要挤进王官队伍的；王官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知识程度也相对较高。
我们今天看到的“六经”中的《诗经》、《尚书》、《周礼》、《易经》等，其最原始的版本，都出于这些王官之手。比如，史官分两种，一种记天子之言，一种记天子之行，这样，就有了《尚书》；天子派很多王官去民间采集流行歌，以了解民心的动态，这就有了《诗经》；周公带领一批人制定各种制度，这就有了《周礼》。西周时的知识，也只有在他们手中，才最完备、水平最高。
从黄帝起，到西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们可谓都集中在“乐园”里：天子提倡知识、重视技术、鼓励发明创造；知识分子们各就其位、各展其才。他们不为生活苦、不为生计谋、不为条件愁、不为成果的推广烦恼。知识所指的范围也相当广，包括天文、地理、水利、建筑工程、工具制造、纺织、农耕、医药等，也包括文字、制度、刑律、音乐、美术、舞蹈，还包括道德、情感。
但是，这个“乐园”的作用很快就走向它的反面：一方面，受王室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思想限制，对知识的探索、创造、传播有了极大的局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被封闭在王官里，客观上，他们的行为受到限制；主观上，他们也失去了创造的动力，一句话，知识分子独立性没有了！渐渐地，学术开始凌夷，直到“失乐园”。
何谓“失乐园”？周平王南迁之后，也就是东周时代，王室式微，天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里还有能力供养这些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提供创造知识的条件啊？于是乎，在王官待遇大降、编制大减的形势下，知识分子们就只有流落到民间去了。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失乐园”。
知识分子失乐园，看上去是一种不幸，但却又是一种大幸，因为，从此知识分子又可以找回他们的独立性了！
同时，知识分子走向民间，也把曾经为王室所垄断的“知识”带到民间。
所以说，在知识上、人才上，“失乐园”为诸子百家时代准备了前提条件。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公元前549年，鲁国一位名叫叔孙豹的大贵族，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叫“三不朽”。
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人世间只有三样伟大的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这三件事是：
一、“立德”；
二、“立功”；
三、“立言”。
何谓“立德”？就是根据天地间的根本法则、自然之理，设计出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按道家的说法，黄帝就是“立德”之人，因为黄帝设计的治理秩序，完全是顺天之道；按儒家的说法，周公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周公建立了理想的礼乐制度；按墨家的说法，大禹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大禹治水，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人类的根本大道；按法家的说法，则他们自己就是“立德”之人，因为他们当政所实施的新法，就是顺从天道、应时代而建立的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
何谓“立功”？就是顺天道、因人事、按照那些“德”的要求，在人间建功立业。按道家的说法，无为就是立功；按儒家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立功；按墨家的说法，为他人谋利益，就是立功；按法家的说法，为国家富强而尽力就是立功。
何谓“立言”，就是既没有立德、也没有立功，但说了一些话，影响了天下人去立德、立功。道家认为，什么也不说，就是立言；儒、墨、法三家认为，教授弟子、著书立说，就是立言。
这个“三不朽”思想，在叔孙豹时代，可能在知识分子中，已经深入人心，从一百多年前的管仲到三百年后的吕不韦，都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了使命感，也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可惜，叔孙豹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但《左传》和《国语》上都记载了这则名言，我们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录放在下面：
（鲁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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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阔的舞台与激烈的碰撞（1）
时代大舞台
春秋战国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乱世，在政治上、学术上，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大舞台。
在政治上，诸侯、大夫们，为了创新制度、实施新政，必须大量使用有识之士，于是乎，一时间，“士”这个自由阶层，成为他们的抢手货。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后来的中国文人，都对它津津乐道。
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阐述一个概要：
一是打破身份限制。最有名的是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当时只是一个奴隶，当秦穆公得知此人之大才时，用五张羊皮给他赎了身，然后，就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人称“五羖大夫”。正是在百里奚的辅佐下，秦国由一个西陲小国崛起为西部强国。
二是去除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最有名的是齐桓公重用管仲。管仲曾经是齐桓公政敌阵营的要员，还用箭射伤过齐桓公。但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政权的巩固，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谏，重用管仲为国相，并尊之为“仲父”。
三是没有国界限制。比如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吴起开始在卫国求官而未得，就去了鲁国，却又没得到重用，他就再去魏国，终于得到魏文侯重用，并由此成为战国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史载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仅用五万魏军，就打败了五十多万的秦军，从此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军事大国。但魏文侯死后，魏国政局发生变化，吴起又跑到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担任国相，开始实施富国强兵的变法，一时间，楚国强大无比。楚悼王逝世，吴起变法时得罪过的那些贵族发生内乱，将他杀死。“朝秦暮楚”是春秋战国时的常事。
四是摒除个人好恶，如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齐威王在听取邹忌的劝谏后，广开言路，尤其要听不顺耳之言，最终使一时衰落的齐国又复兴起来。
五是不用其人、也要用其言。如：邓析被处死后，郑国却用了他编制的法律文本。商鞅死后，秦国新法不变，最终一直保持强大，直至吞并六国。
六是不论所学，用其所长，如燕昭王为了图强，听从郭隗意见，广收天下贤才，只要有一技之长者，皆得重用。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即四位大贵族，都好“养士”。他们所收罗的人才，也都是只有一技之长的，甚至包括了“鸡鸣狗盗之徒”，即会学鸡叫、能偷窃的人。
七是极其尊重人才。我们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学术大师的遭遇就能看出来，即便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为各诸侯君主们所用，但君主和卿大夫们对他们却是尊敬有加的，他们能经常与君主会面、对话，君主们基本上也都以请教的口气与他们说话。
除了政治舞台，还有学术舞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讲学授徒。自从邓析在郑国开办私人法律培训班之后，私学之风就开始悄然而行，到孔子中晚年时，就开始大规模招生了；墨子更对弟子实行军事化管理、宗教化训练。稷下学宫的名人，有的能一次性吸引上千名学生来听课。
第二是遁隐山林。列子、庄子这些大学者们，不是居于陋巷之内，而是逍遥于山林之间，编点儿草鞋、钓点儿鱼也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可以与外界做广泛的接触，王公大人、学界名流也常来做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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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阔的舞台与激烈的碰撞（2）
第三是聚集学宫。除了最著名的稷下学宫外，战国初期，魏文侯特别注重学术人才的招揽，为他们办学、授徒、做学问，提供良好的条件。孔子的不少名弟子，就跑到魏国，最终形成了“西河学派”，为儒学的形成、发展、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西河学派”的一些人物，最终又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向法家思想转化，当时的吴起，就是受此影响，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子可能也师从过西河学派的人物。另外，魏国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鬼谷学派”，专门研究纵横之术、权术、兵法等，对战国末年的学术界，影响极大。
有了大舞台，诸子们就纷纷登场了。
学术思想大碰撞
思想自由、学术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使得知识分子们的交流日益加深，于是乎，就形成了思想大碰撞。这种大碰撞，是完善已经形成的学术思想、创立更新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些思想大碰撞，分为三个方面，十个部分，概述于下。
首先是政治上两次碰撞：
第一次是管子的治国，这是周王室的“天下一家”与诸侯们的“国家富强”大碰撞。管子遇到齐桓公，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确立了“国家主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民富国强”结合起来，把“尊王攘夷”与争当霸主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与讲求礼仪结合起来；把公共利益与个人欲望结合起来；把以法治国与德政建设结合起来。维护周王室成为他们的旗帜，本国的富强才是根本目标。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废除了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和礼乐制，确立了以法治国、“四民”并重、发展经济、大国外交等治国方略。
第二次是商鞅变法，这是周王室的“以礼治国”与国家主义的“以法治国”的一次大碰撞。商鞅通过与旧势力的辩论，确立了顺应时势、实施新法的思想，突出了“必须变、变则强、强则久”的新观念。
其次是思想上的三次碰撞：
第一次是老子在面临王室式微、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用消极的方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他把顺应天道解释为“无为”。
第二次是孔子从君子立场出发，对天下进行理想设计、对君子修身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新思想。他认为顺应天道，就是“法天”——以天道来设计社会治理之道、君子修身之道。
第三次是墨子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崭新的政治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同”“非儒”等，反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反对战争、反对世袭制、反对礼乐制度。
再次是学术上五次碰撞：
第一次是关于“正名”问题，最后产生了墨家逻辑学、公孙龙的诡辩术和惠施的相对主义三大流派。
第二次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最后产生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告子的性无善恶论。
第三次是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最后形成了孔子的君子不言利、墨子的兴天下之大利、杨朱的维护个人利益、孟子的舍身而取义、韩非子的利用人之趋利避害之心以立赏罚等学术流派。
第四次是天人关系问题，最后产生了“顺天之道”的共识，但在如何“顺天之道”上，道、儒、墨、法各有不同，最后经过碰撞，又产生了阴阳之学、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等。
第五次是治国之道的问题，经过碰撞，形成了《管子》、《商君书》、《礼记》、《荀子》、《黄帝外经》、《孟子》、《吕氏春秋》这些著作，都各自阐述了完整的治国之道。
“百家”的体系基本上都是在碰撞中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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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的政治家管仲（1）
从民间走来
管仲约生于公元前720年左右，死于公元前645年，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名夷吾，字仲，谥曰敬，故又称敬仲，史称管子。
据说，管仲家世很牛——周穆王的后代。我们要知道，在西周历任天子中，周穆王最突出的特点是浪漫，他曾驾着八骏——最出色的八匹马，云游天下，而且把西部一个国家的女首领弄得芳心大动、神魂颠倒。管仲的父亲也曾经是齐国的大夫，只可惜很早就死了。到管仲少年时代，他的家道已衰落到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地步。好在管仲有鲍叔牙这个好朋友，两人好像生死不离：年轻时曾一道求职、一道当兵、一道经商。管仲求职时，三次面试都被人事部门刷下来了，但鲍朋友说：“管仲是大才之人，现在还没遇到好时机！”管仲当兵时，一遇败阵，就脚底抹油，比谁都跑得快，但鲍朋友说：“他不是贪生怕死啊，他是担心自己死了，老母亲没人赡养呢。”敢情那时齐国还没有对烈属的抚恤政策。管鲍合伙做生意赚了钱时，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朋友又说：“啊，没事的，大家要理解，这伙计家里实在是穷得等米下锅呀！”管仲想为这铁杆哥们儿做点事，但不幸的是，只要他一出手，都是好心办坏事。不过，鲍朋友却一点也不计较，总是说：“管仲大运尚未至，我们要拭目以待啊！”这些话让管仲听到后，感动得一塌糊涂，其实，沾上谁有这样的哥们，也都会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管仲说话了，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按“周礼”所立的道德标准，作为一个贵族子弟，即“君子”、“士”，败阵时跑得快、分款多占、应聘不中、办事不成，可都不是小节啊！但管仲显然将这些都视为小节，不以为然；管仲的朋友鲍叔牙也认为是小节，也不以为然。由此可见，这哥俩的心中，是多么蔑视那些道德教条！
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故事在历史上不太靠谱，只能当“名人轶事”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这些事即使是虚构的，也非常有意义。这些事，《管子》一书里有记载，要知道，《管子》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管仲的推崇者，他们记载这些“轶事”，是将其当做正面描写管仲形象来着墨的，这就说明一点：在管仲之后，人们对周礼、对旧道德已经很不看好，对否定这些旧道德教条的人，是赞赏的。这种观念，在齐国应该是占上风的，这也是管仲后来能在齐国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基础吧。
另外，从这些故事里，我们还可以推论出：管仲虽出身贵族，但其青少年时代就已生长在民间，当过兵、经过商、做过小白领，对底层情况是熟悉的。这样的人，今后当了领导能体察下情、以人为本，也就是很正常的逻辑了。
不久，齐国国君齐僖公为他的公子们招揽师傅，管、鲍这哥俩竟都被录取了。齐僖公有三个儿子，他在分配工作时，让管仲做二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做三公子小白的师傅。这样一来，鲍叔牙不乐意了，因为大公子是将来的接班人，二公子是齐僖公宠爱的人，三公子却是齐僖公讨厌的人，所以，这个三公子不仅将来没什么前程，而且按照“知子莫如父”的逻辑，则小白还肯定不是好东西。为此，鲍叔牙就经常请病假不上班。但管仲却另有一番见识，他劝鲍叔牙道：“国君最宠爱纠的母亲，所以才喜欢纠，甚至有可能立纠为太子。但是，国人却同情小白母子。我看啊，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其中，小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人虽然性急，却相当有远见卓识，如果他成为国君，您就是宰相了啊！再说，咱哥俩各奉一主，不管谁当国君，胜利都是我们的！”鲍叔牙听后大喜，从此竭忠尽智地侍奉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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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的政治家管仲（2）
后来，管仲的这个判断还真的应验了，小白真的当上了国君。这事源于齐襄公之后齐国的内乱。
史载，齐僖公死后，长子诸儿继位，即齐襄公。齐襄公好色，年轻时就与同胞妹妹、才貌双全的文姜通奸，文姜后来嫁给了鲁国国君鲁桓公，齐襄公在继位的第三年举行婚礼，邀请鲁桓公参加，结婚已经十五年的文姜同来，于是，兄妹二人旧情复燃。鲁桓公发觉后，痛斥文姜，文姜便向哥哥哭诉。接着，齐襄公就在一次宴会上将鲁桓公灌醉，然后派人在路上将他“咔嚓”了。从此，兄妹二人经常幽会。这段王室绯闻加丑闻传开后，国人对国君充满微词，人们都预言，齐国就要大乱了。为了避祸，鲍叔牙跟着小白住在齐国的友好邻邦——莒国；管仲则跟着纠住到纠的娘舅国——鲁国。齐襄公在上任后的第十二年，终于被他的堂兄弟公孙无知所杀。公孙无知篡位仅一年，又被其他贵族合伙干掉了。一时间，齐国君位空缺，一片混乱，贵族和大臣们都把目光转向居住在国外的两个公子。于是，管、鲍二人感到机会来临，遂各保其主，拼命地往回赶。公子纠究竟歹毒一些，他派管仲在小白的归路上搞伏击，管仲截住了小白的人马，并朝小白放了一箭，小白也应声倒下。其实，这一箭只射在他胸前铜制的衣带钩上，小白是急中生智，装死。公子纠以为政敌死了，就慢慢悠悠地往回走，结果，被小白抢了个先。小白一回国，就被大臣们拥戴，登上国君宝座（我们前面说了，小白是有群众基础的——国人都同情他），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要任命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这时却出乎意料地反过来大力推荐管仲，他说，要让齐国富强，非管仲不可！管仲有五大才干：“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您作为国君，要以国家大业为重，不计前嫌地重用他！齐桓公一听，好啊，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再说，能重用政敌的老部下、自己的仇人，也显示自己是何等宽广的胸襟啊！于是，齐国就迫使鲁国杀死纠、交还管仲。鲁国当然只得照办。就这样，管仲当上了齐国的CEO。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段子叫做：成功者有三要素，第一，你要行；第二，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要行。这三点，管仲全占着了。管仲发迹，全靠鲍叔牙这位铁杆哥们儿，不过，鲍叔牙也不吃亏：管仲名扬青史，“管鲍之交”也享誉古今。
五年大变样
齐桓公向这个新任CEO提出了“民富国强、称霸天下”的总体发展目标。管仲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四步走”的战略发展规划，即：第一步，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以此来“得民心”；第二步，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精干能战的军队；第三步，开发矿山、湖海、山林资源，发展铁业、盐业、渔业，搞活商业特别是外贸，让国库丰盈起来；第四步，待到“民足、兵强、国富”之后，对内完善法制，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对外高举周天子大旗，外交与军事手段并举，从而称霸天下。
这是一条多么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大国发展之路啊！齐桓公当然完全批准，而且，为了树立管仲的权威，齐桓公尊他为“仲父”，在行政中有自主决策权——这有点相当于首相内阁负责制了。从此，管仲开始全面主政，并实施他的大刀阔斧而富有成效的改革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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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的政治家管仲（3）
管仲的改革，遵循的是齐国从姜太公时代就实行的方针，即“循其俗”——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民意，因势利导，人民群众最有创造力嘛！最根本的，就是以富民为基础，“以人为本”。国家的富强，依靠的不是从农田、农民身上收重税，而是开发资源、搞活贸易，增加工商税收。他是士农工商“四民”并重。在农业上，他完全废除了过去的公田制，并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他还降低相关税费。在军事上，他实行寓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措施，将重点征兵的地区，按民与兵混编的方式，建立行政与军政合一的体制。所以，他的一系列做法，阻力相当小，不像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弄得黑云压城、血雨腥风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管仲新政稍微详细一点的内容：
一是调整行政区划，分而治之：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以生产为主的六个工商乡和以农业、兵源为主的十五个士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督察。
二是将朝政分为三个部门，即制定“三官”制度：朝中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一个个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整体，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分封制。
三是寓兵于农，全民皆兵：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两千人，两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推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这样，居民长期居住在一起，相互非常熟悉，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来。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者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
四是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农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是目前文献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级差地租”制度。此一政策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完全打破公田性质的“井田制”，从而也就间接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五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上，设“轻重九府”，根据年景丰歉和国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也就是说，在丰收年，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农民利益，在歉收年，则平价抛售政府收储的粮食，以稳定粮价；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矿业和集市贸易，鼓励对外贸易；规定只有国家才能铸造、发行钱币的金融货币政策，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特别要注意的是，此后，齐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商业，而不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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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的政治家管仲（4）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鼓励商贸业的发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