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下）
我的图书馆
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下）
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下）&&
&&58．建筑师的秘密
59．三兔图
荷兰画家M.C．埃歇尔（）以其似是而非的图画而闻名。橄开数学水平和价值不谈，埃歇尔思想是放荡不羁的，不受任何体制约束，对数学则一窍不通。但他认为人在嬉戏玩乐自我逗笑时，其思想处于最佳状态。他希望他的画这样做就能含有一分真理。他的画呈现出凭经验感受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是虚幻的，但与此同时又表明宇宙万物的一种根本结构和秩序。
问题56是白昼，还是黑夜？
埃歇尔在这一图画中探索反转的效果。他利用一系列彼此相交织的菱形图案，使之由下而上形成一批黑鸟或白鸟。黑白相间，构成彼此的镜像，而飞的方向则恰恰相反。
鸟到了尽头，又显得是离群而落，构成地面景色的一部分，白鸟显得是白昼，黑鸟显得是黑夜。与此同时，地面景色又开始显得是新鸟出现，进一步衬托出相互啮合的永久循环。
埃歇尔的画表现出对称，而原子物理学家认为对称是理解宇宙的关键。古代的印度、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都探讨过这一问题。研究宇宙起源的核物理学家弗兰克?克洛斯也很注意埃歇尔这一幅画，认为它体现了当代科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他说，若将此图拍出底片，则黑变白，白变黑，形成原画的镜像。再对着镜子看底片，镜中又出现原图。若将白鸟视为物质，将黑鸟视为反物质，而拍底片的过程则是宇宙历史的最初一刹那，那就看出那些鸟略变，留下的物质稍多于反物质。那物质即是宇宙。
问题57瀑布
很可惜，水不会流。埃歇尔将三个“不可能的三角形”联系起来而造成一种幻觉，似乎那水是不断地从观者的地方流走。问题在于那不可能的三角形的每个角是900。埃歇尔利用视角将井架形象倾针起来，使它似乎是可能的，而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此图还表明了许多悖论的特点：若只看一点，似乎无可厚非，但从整体上看，就会发现其中的错误。
问题58建筑师的秘密
这也是埃歇尔的作品。从那梯子来看，它在楼下是位于楼内，到了楼上却位于楼外。那些柱子也成问题……埃歇尔本人曾一度想当建筑师，但未考上。倘若他真当上建筑师，他的作品大概就不会这么有趣了。
问题59三兔图
此图又表明，视觉形象有时是靠不住的。此图看起来完美无缺，但从逻辑上讲，却有问题。
此图和“问题38”，的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所说的“知觉成见”：看到一些不完整的资讯，它们结合在一起，在脑子里形成结论，这一过程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同时又可能是不可靠的。一旦脑子里形成了成见，与成见不符的迹象就视而不见了。其他的感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声波是作为无差别的“噪音”传入我们的内耳，引起内耳中那些小耳鼓的振动。但随后还有一个心理过程，在我们脑子里整理这些“信号”，形成信．息。因此，助听器有时可能造成信息失真。
知觉成见不仅可以用于视觉上的把戏，而且还有更广的意义。有时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一块木头，却没看到它也在瞅着我们，它也许会张开大嘴咬我们一口，让我们大吃一惊而受到苦楚。另一方面，创新却也是有赖于突破常规逻辑的思维。
无人真正关心的12个传统哲学问题
60．独角兽的角
独角兽是有一个角还是有两个角？
61．法国国王的假发
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吗？（问题是当今并没有法国国王）
在这12个问题当中，“问题60”和“问题61”提出的问题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特性”。既然不存在，还会有什么特性吗？(“糖果真是长在糖果园的篱笆上吗？”）但有的人曾争辫说，我们说独角兽有一个角，是说假如存在独角兽，它只有一个角。同样，我们说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也是假设有当今的法国国王。这有意义么？且看：
问题60独角兽的角
19世纪的心理学家亚历克西斯?冯?梅农（）曾指出有两类不同的事物，一类是实际存在或存在过的，一类则是并不存在的，例如独角兽或当今的法国国王，或“糖果园”。（今后可能存在的事物另当别论。）他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说事物的关系也有两类。比方说，红色与绿色的关系，似是很“真实”，却并不存在。数字亦是如此，不存在却真实。还有“事实性”的问题，若某人所言合乎事实，我们就说那是“真的”。因此，时独角兽的问题，也得先看看我们谈的是哪一奥“事实”。
当然，这一切对辩论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却提出了哲学家需要纹脑汁的某些新概念。梅农自己绞了一番脑汁，最后得意地说，“真实”纯是人为的构想，“事实”才是永恒的。
问题61当今法国国王的假发
对于某些哲学家（例如像梅农一样的埃德蒙?赫塞里）来说，“当今法国国王”超出了“存在领域”，正常定律不适用，因此他可以是秃顶也可以不是，或既是又不是。然而，伯特兰?罗素也对此感兴趣，硬是制定了一套针时并不存在的事物（当今法国国王、独角兽等等）的逻辑系统。他制定的“摹状理论”认为，这类句子中的“指称”不是用于通常的事物，即语法上的“主语”（例如“路易十四”或“河马”等等），而只是有关逻辑关系的描述。他有他的分析。以“法国国王秃顶”为例：一般分析是：
假如当今有个法国国王，他是秃顶
有一个法国国王
所以法国国王是秃顶的
罗素则是另一种做法，将一切置于“谓语”:
至少有一件事是法国国王
至多有一件事即有个法国国王
某件事是法国国王
秃顶或不秃顶没有的事是当今法国国王和不秃！
另外还有两种说法是“现今总有一个人在统治着法国”以及“现今统治法国的人并没有秃顶的”——还可以有无数的别的说法。但显然没有一种说法把事情说清楚了，所以就到此为止，正像罗素当年伤了更多脑筋以后也只得到此为止一样。
62．雪的颜色
雪是白色的吗？
雪显然不是白色的，每个爱斯基摩人都会指出这一点，但你别问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就坚持说雪真是白色的，说“白”的感觉是“直接体验到的一种心理过程，这一体验与外在实物相符，而不只是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心理中介”。
这些问题广泛涉及“真实”问题。以前的“牲场中的奶牛”“乌鸦”“预言海战”等问题亦是如此。这些传统风格的问题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卡尔?波普尔的有关论述。在20世纪中期，当逻辑实证主义者在维也纳宣扬他们的观．饭时，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出：
检验可以理解为清除不真实的理论的努力——若一种理论经不起检验，就发现它的弱点而予以摒弃。这一观点有时被认为是悖论，因为有人说我们的目的是树立理论，而不是除掉理论。然而，正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我们所能树立理论，我们就必须尽力严格地检验它们，看它们有无缺陷。只有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推翻它们时，我们才能说它们经得起严峻的检验。因此，如果我没有发现一种理论经受过辩驳，这理论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假若我们不采取批判态度，我们就总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总能找到一些东西来证实我们心爱的理论，而凡是可能对这理论有危险的东西，我们都会视而不见，不予思索。（见《历史主义的贫困》，伦敦Routledge公司1960年第二版，133-134页。）
这种“按照愿望理论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今关于所谓“温室效应”的辫论。一些科学家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迅速的“全球变暖”——例如，一个地方出现异常的高温，另一个地方发生冰川融化，甚至还有“冰盖变薄”——但相反的信息却置之于不顾，例如有的地方出现异常低温，或南北极的调查表明冰盖仍属正常等等，都坚决不予理睬。可是要当心啊！哲学家若敢议论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科学”问题，就有丧失自己权威的危险。
请对照以下两条统计曲线：
63．未婚的单身汉
单身汉真的都是未婚的吗？
别信那个！
64．《韦弗利》的作者
《韦弗利》一书的作者是谁？？
*韦弗利是英格兰一地名。——译注
65．火星的水
如果火星上有一种形式的水，由三氢二氧组成（H3O2），样子像水，味道也像水，其他各方面都像水——它还是水吗？
嗯，（等火星人来说吧……）
66．千禧年问题
如果有一种颜色，叫gruebleen*，它直到2000年全年下午茶时为止是绿色（green)，而在那以后就永远是蓝色（blue)——它到底是什么颜色？在电脑屏幕上会有什么反应？
＊这里的gruebleen是故意将green（绿）和blue（蓝）混杂在一起。——译注
这里的问题可能有点混乱。说一种东西到下午茶时为止是绿色，以后变成蓝色，这叫什么颜色，这问题曾叫许多哲学家困惑不解，他们担心这会给实验的方法带来难题。18世纪英国哲学家戴维?休谟曾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我们断定绿色的东西到明天仍是绿色，而不会在颜色上发生动摇。他指出我们使用的论据往往是断定未来将像过去一样。
67．绿与红
一件毛衣能既是全红又是全绿吗？一个人能既相倍有“P”又相信没有“P”吗？能相信“P非P”吗？
这一问题表达的是许多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全绿全红”两难推理之一例。其实就衣衫而言，我有一件套头衫就是全绿全红的——红绿相间的条纹衫。还能再举出另一些更强有力的事例。数学家们认为两个矛盾的例子似乎正好起这一作用。他们相信一个负数与另一个负数相乘会得出一个正数。他们甚至相信这是确凿无疑的。与此同时，他们又允许负数有平方根，这就意味着允许另一个负数与它自身相乘，仍得负数。一1的平方根定为一个想象的数字“i"（而不再是一1）。数学家们将这类想象的数字运用于许多想象的情况。20世纪早些时候，维特根斯坦注意到这一令人困惑的情况，认为这是合理的（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等人却认为，即便是谈论2的平方根也纯属异端邪说。有的人因此而被淹死。（秘密在于2并没有平方根。当然可以说它有一个“非理性”的平方根！）他们认为是想象的数字的那种东西其实是经不起思索的。
68.G.E．穆尔的问题
快乐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乔治?爱德华?穆尔（）是英国剑桥哲学家，曾主编Mind杂志达26年之久，那杂志大概是世界上最枯燥的刊物了。在“快乐是好的吗”——“Is pleasure good or not”——这一句话中，穆尔根据他的“自然主义推理谬误”的理论，认为那个“is”不是真实的“is”。他认为“is”只能用于“自然属性”，像“雪是白色的”这类的句子，而“自然属性”。
有趣的是，若干年以后，穆尔承认，他说“good”不是自然属性”，但对此始终没有找到“站得住的解释”。
69．康德的问题
能有分析性的、由果及因（aPosteriori）的命题吗？能有综合性的、由因及果（a priori）的命题吗？*
*a posteriori亦译“后天的”“凭经验的”；a priori亦译“先天的”“先验的”。——译注
70．仍是康德
道德上的主张是综合性的吗？抑或是分析性的？是由因及果的？抑或是由果及因的？二者都是？抑或二者都不是？四者全是？抑或四者全不是？
康德这位大哲学家衬哲学的一大贡献是创造了新词，不是一个新词（一般教授创造一个也就够了），而是四个新词。它们是：analvtic（分析性的）以及与之相对的synthetic（综合性的），还有apriori（由因及果的）以及与之相时的a posteriori（由果及因的）。＊
*a priori和a posteriori的不同译法，请见“问题69”的译注。——译注
这四个新词均应用于命题。命题则是逻辑学家认为甘或错的特殊句子。这句子需要是完整的，例如“苹果都是红的”，而不能是“诸位好”这样的句子。“analytic”（分析性的）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分析性命题”指按定义而言正确的命题，“无新信．息”，当予以分析时，无懈可击。“苹果即是苹果”这样的句子就是如此。哲学家高度评价这类命题。
“a prioti”（由因及果）指由一般到具体的推理，“a posteriori”（由果及因）则指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两词皆系拉丁文。“analxtic a priori”（分析性由因及果）命题必然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同义反复的重言式。“analytic a posteriori”（分析性由果及因）命题可能并不存在，如果存在，那大概就是刚发现的新逻辑真理。
“synthetic”（综合性的）一词亦源于拉丁文，综合性的命题不是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它含有新的信息。康德宣称整个数学以及“因果”概念都属于“synthetic a priori”（综合性由因及果），因为我们经历任何事物的能力均有赖于“因果律”。
“synthetic a posteriori”（综合性由果及因）则位于最低一层，指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获得信息，靠经验得到真知。但严肃的哲学家们对此皱眉头。
那么，“问题69-70”提出的那些问题呢？知道康德是怎样应用上述四个新词以后，那些问题显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看看你房间的桌子。现在问问你自己：它存在吗？（若认为这太容易，那就走出房间，再问问你自己：那桌子还存在吗？)
哲学家们不喜欢桌子。他们总认为桌子的存在值得怀疑。伯特兰?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告诫说，“我们熟悉的桌子”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奇怪可能性的问题”。爱尔兰哲学家贝克莱主教说桌子是上帝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德国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则认为桌子是灵魂的居留地。甚至科学家也说，当我们看一张桌子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物质的幻像，那看似实在的物体其实是奇怪的力量维系在一起的一堆小原子。尤有甚者，他们说那些原子大体上也是空的，里面是电子之类的亚原子拉子。这些拉子又是什么组成的呢？物理学家们会以自信的口吻悄悄说：“这些粒子其实并不存在——它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有的粒子在决定做什么以前，甚至要等着瞧瞧它们是不是受到观察哩！”
粒子是由能量组成的，它们有质量（或重量）。质量和能量可以是相连的——一点点质量一运动就造出不少能量（E二mcZ）。一个快速运动的重物需要大量能量才会停下来。同样，若受驾驭，它能做很多的功。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件东西的质量，算出它的速度，推断出它的动量（冲量）。
然而，粒子只能有精确的动量（质量乘以速度），或是有精确的位置，但不能二者兼得。比较精确地测量其中的一个时，另一个就变得比较不确定。绝对准确地测定其中的一个时，另一个就完全不确定。这就叫做海森伯测不准原理。倘若没有这个测不准原理，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某个聪明人就有可能预言整个宇宙的命运（也许用电脑，也许用茶叶算命吧……）。但有了测不准原理，一切都说不准了，什么都有可能。根据这一原理，你不可能准确地知道一个拉子的位置和动量。你可以知道这二者之中的一个，但不可能同时二者都知道。
爱因斯坦不喜欢这个测不准原理，包括亚原子世界的测不准原理。他建议做一个思想实验，把一个钟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若一个拉子碰响了钟，我们就会知道这粒子在一定时间的位置（在小盒子里面），同时推算出它的动量。尽管从实际问题来说可以考虑，但这建议在理论上却有缺陷，因为从粒子进小盒子到它离开小盒子，在这段时间内小盒子会轻微移动。尽管移动不多，但仍有移动，这样就仍然无法准确地知道那拉子在什么地方，它的位置仍测不准。
那么，我们说得那桌子呢？只不过是看到一个形状，一个固体外表，某种颜色、纹理等等而已。（你碰它一下更会有感觉。）
物理学家们说的不错，桌子亦是如此。不过，一个真实的幻像桌子跟一个想象中的幻像的桌子总还是不一样吧。
（请参看本书下文中的“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问题92-93”。）
几个棘手的医学问题
72．三个胚胎问题
莫弗夫人患严重的流感了。她的医生说，病毒感染的结果，她的胎儿将会成盲人。胚胎刚三个月，人工流产是可能的。但是她决定继续保持妊娠，直到把孩子生下来。
布朗夫人也患流感，但未怀孕。医生警告她说，6个月之内要避免怀孕，否则生下的婴儿会眼瞎。她认为避孕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她拒绝那样做。
社区的布莱克神父在别人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这两位女士都做得对。他的意见对吗？
布卢夫人听到布莱克神父此言时，她发现她的处境与莫弗夫人相同，也是有孕，却患了流感。但她的医生告诉她有一种草药很有效，能保护她的胎儿。那药要50英镑，布卢夫人觉得太贵了，未买药。
令她惊讶的是，布莱克神父批评她对不起她未来的孩子，严厉地谴责她“注定让她的孩子受苦一生”。布卢夫人气愤地说，她不是上帝，不可能主宰孩子的命运。
谁对谁错？为什么神父对布卢夫人是另一种态度？
现今许多哲学问题可能显得完全抽象，似乎只供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乐，但哲学家们本来也曾是很实在的人，把他们的推理能力运用于人们实际关心的事情。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鸡普（公元前341一前270)所说，伪若哲学家“无济于人间疾苦”，其言论就“纯属空谈”。但如今哲学已远离这一传统，所以针对现实的哲学反而单列为“应用哲学”。
在应用哲学所考虑的问题当中，围绕着人的生与死的问题是最大的难题，引起了一些十分激烈的争论。有的医院甚至聘请有在职的哲学家，帮助医生处里一些涉及伦理的棘手的事情。
这里所谈的胚胎问题，涉及两点不同的事情。一点是胎儿是不是“可里换”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胎儿或新生儿可以不要，而另要一个没问题的，这样做的时候还问心无愧。另一点则是父母是否有义务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健康快乐。
布莱克神父大概是认为一切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很可能还反时一切形式的避孕。莫弗夫人虽担心她的孩子出生后会有残疾，但仍决心保全这未来的孩子的生命。她珍爱那胚胎，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件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布朗夫人宁愿让自己冒风险受孕。布莱克神父支持莫弗夫人不做人工流产，也支持布朗夫人不避孕。他反对布卢夫人的决定，也证明了他的一贯态度。这里涉及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让一个“潜在的人”出生，而在于是否让婴儿的生命有一个健康的开始。布卢夫人若要向医院伦理委员会证明她的决定有理，大概只有声明她自己拒绝用那种药（也许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这样她能依靠以下一条原则，即每个人应能选择要或不要某种医疗措施。
在如今的高技术时代，假若胎儿可能有毛病，其父母往往被要求考虑是否做人工流产。但据计算，在英国，这样的流产有20％是完全错误的。这重要吗？医院的哲学家也不一定都能回答。
73．医生绑架病人Ⅰ
托尼小姐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面包车撞倒，摔到了马路边，失去了知觉。
她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尽是器械。医生告诉她要在医院再待6个星期。
托尼最初挺感激医护人员救了她一命。几天之后，她的伤口愈合，肿也消了，她觉得自己身体已完全康复了。这时她生气了，为什么身上还插那么多管子，弄得无法动弹？她开始挣扎，想摆脱那些器械。医生们赶紧跑过来制止她。他们说：“托尼小姐，这些器械都是非用不可的。你瞧，我们正在用你的肾脏帮助邻床那位病人维持生命，就在你入院后不久，她的肾脏摘掉了。”
托尼愤怒了：“你们是说用我的肾脏维持别人的生命？”医生严肃地点点头。“那么，你们得到过我的同意吗？”
医生解释说，当时托尼小姐还不省人事，而那位病人又急需帮助，非马上采取措施不可。这一安排是给托尼小姐带来一点不方便，但为了救人，这也是值得的。
但托尼想不通。她说：“这太不像话了。我坚决要求恢复对我身体的全部使用权。”
医生们彼此瞅瞅。主治大夫说：“如果你坚持，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正在帮助的是个什么人，你会改变你的想法的。那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培育的新稻种会解决千百万人的吃饭问题。”
“我可不吃那高脂肪的粮食！”托尼嚷着，仍不见回心转意。
另一位医生诚恳地说，那位生物学家还有妻子和3个孩子，他们现在全靠托尼帮忙。
托尼说：“那又不是我的错。我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赶紧把这些管子给我解开！”
马上拔掉管子，那病人会死，那么，该拔不该拔呢？
74．医生绑架病人Ⅱ
这时，护士长说话：“托尼小姐，你的处境的确很怪。但是你忍受的不方便并未侵犯你作为一个女人的任何基本权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托尼问。她有点困惑，暂时停止了挣扎。
护士长解释：“你忍受的不方便恰似一个妊娠待产的妇女，为了将要出生的婴儿，她不得不提供她的身体而忍受不方便，那时间比这更长得多，在那种情况下，你一定不会生气。”
托尼听了此言觉得有理：“在那种情况下，忍受不方便，我也会心甘情愿。”
“那么，托尼小姐，假如这婴儿不是计划之内的，你也会同意吗？”护士长说。
“是的，也会。”托尼回答，但语气不那么坚决了。
护士长转身向医生们说：“托尼小姐人院时，头部撞得昏迷，她无法自己拿主意吧？”
医生们点头称是。一位医生回忆说，当时跟托尼小姐亲属谈过，他们相信托尼小姐若处于正常精神状态，一定会同意的。
托尼又叫了起来，想挣脱那些管子。医生们只好给她注射一针镇静剂，让她又昏睡了5个半星期。
管子终于都拔掉了，托尼清醒过来，医生们说一切都办妥了，她可以回家了。托尼想到她那次脾气大发作，感到很惭愧。她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还给那位已大有好转的生物学家送了一束花。
不过，医生们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反时人工流产的人认为妇女必须把妊娠坚持到底，而有些人则主张“妇女有选择的权利”。这个故事则是说，若不是为了自己生孩子，而是为了另一个病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身体控制权达9个月之久，这是否能接受。
这从哲学上看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现实的医学问题。同样，当问题涉及旁人的生命时，往往出现一个是否要征求本人同意的问题。有的人坚持必须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例如，“那和华见证人”教派就可能拒绝给旁人输血。但过去为这类事情打官司时，法院曾支持医生的措施而批驳了父母的反对意见。但争议主要还不在于侵犯人身，而是在于冒犯宗教信仰。另外，还关系到保护另一个人的利益，因为那个人在当时无法表示自己同意不同意。
这个故事最后说托尼小姐回心转意了，从哲学上讲，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医院当时是为了抢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而采取了措施，更何况托尼小姐本人当时无法认识到怎样做最恰当。
（这一事例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当代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普森的作品。）
75．潜在的问题
格林夫人安排了一次登山休假。临行前几天，她才发现自己无意之中怀孕了。她立刻到医院，把胚胎取出来冷冻保存。
然而，在休假期间她遇上了一个比她丈夫好得多的男人。回家后，她马上跟她丈夫离了婚。她跟她的新男友很快就要有孩子，所以把原先保存的胚胎毁掉了。
这样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假若不是这样，而是下面一种情况：
休假期间格林夫人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要孩子。她回来后告诉医院把保存的胚胎毁掉。
若一切按她的计划进行顺利，她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码？
这两种情况涉及的问题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孩子的父亲的权利，当然还有孩子的母亲的权利。如果我们承认人工流产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对第二种情况也许尚能认可，但对第一种情况下的做法大概仍会有些不同意见。但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有权利追求自己最大限度的幸福，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既然这样，格林夫人采取任何做法都无可厚非。
以上的种种情况都涉及一个问题，即多大的胎儿应视为婴儿。如果一个胚胎就视为一个人，它就应该享有人的权利，不能像一个东西似的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自从1978年英国的一对夫妻成功地当上一个试管婆儿的父母以后，“胚胎权利”就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棘手的伦理问题。技术日益进步，引发的争论也更加复杂。
“试管授精”技术可以满足许多“正常”家庭要孩子的愿望，可是不那么“正常”的人提出了要求，又该怎么办？领养老金的人能要孩子吗？同性恋者呢？虽非同性恋但不愿跟一个男人共有一个孩子的女人呢？如今依靠新的技术，这种种情况的人都有要孩子的了。有的人把精子或卵子存储在冷冻库以后，生前没来得及启用就死了，但此后被利用，死人也当上父母了。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还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想要异性伴侣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克隆细胞”植入一个动物的“代理子宫”内。
联合国主持的雄心勃勃的“人体基因组序列项目”能展示出人体DNA的结构图，科学家利用这项科研成果，将能够创造出“改进型”的婴儿。科学家将会拥有操纵人体的本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小说家奥尔德斯?赫青黎（）描写的那种“勇敢的新世界”，人分成三等：甲等（按设计而成的）、乙等（普通的）和丙等（设计失败了的）。76．谁的孩子
珍妮和约翰本来是一对美满夫妻，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不了孩子。幸好，约翰的朋友斯皮克是阳光医院的试管授精技术专家，在约翰按规定付费以后，斯皮克答应利用医院库存的精子和卵子，为他们制造出一个婴儿。他用的精子是当地大学生捐献的（号），卵子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年轻女士捐赠的（1467B号）。
试管授精成功造出了一个胚胎，植入了一位“代理母亲”埃迪思?哈尼杜夫人的子宫（当然她要收取高额报酬）。9个月后，计划顺利完成，一个体重为6磅4盎司的小男孩山姆出生了。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大功告成。斯皮克大夫给那对盼孩子的夫妻打电话报告喜讯。可是他没想到约翰和珍妮已经离婚，不再想要孩子了。他们反正已经付过费，现在离异了不再要孩子，斯皮克也没办法，只好给“代理母亲”哈尼杜夫人打电话，希望她收养这个孩子，甚至表示可以再给她付一笔钱。
哈尼杜夫人对此无动于衷。她已有自己的孩子，不想再要这个并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她说她已经付出了9个月的艰辛，决不再为别人的孩子受累一生。她反过来责怪斯皮克大夫和阳光医院不负责任。
斯皮克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通过阳光医院的律师查明号精子和1467B号卵子捐献者的姓名。那精子捐献者登记的是假姓名假地址，查无此人。那卵子捐献者倒是找到了，但她暴跳如雷，不但不肯收养孩子，还痛骂阳光医院把她的卵子“白白浪费了”。
可怜的斯皮克大夫，无奈地瞅着那婴儿床上咯咯低笑的小山姆，却想不出这究竟是谁的孩子？
这故事涉及所谓“新生殖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滚雪球似的伦理问题。世界各地的医学家和哲学家都在为这些问题伤脑筋。无论如何，一个婆儿决非是一件“圣诞节礼品”。这里涉及要儿的收养权利，“未出生要儿”的生命权利，精子卵子捐蔽者的匿名权利，等等。也许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儿能不能商品化？能商品化到何许程度？能不能当成消费者仃购的东西在生产线上加以生产？
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具体事例中，首先应时孩子负责的，该是那先“仃货”而后来又“违约”的人。
77．险恶的器官移植问题Ⅰ
阳光医院刚刚私有化，它的信托基金会想出了一个残酷的办法来扩充其基金。这办法就是成批地“预购”肾脏、肝脏、角膜等人体器官，再转卖给需要移植这些器官的人，从中牟利。“预购”的办法是让那些愿意出售这些器宫的人活到50岁时才交出其器官，只要签约，医院就预付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这对人们很有吸引力。万一签约者在50岁以前不幸去世，医院还慷慨地勾销归账。这似乎是好买卖。
它合乎伦理吗？
78．险恶的器官移植问题Ⅱ
阳光医院的上述做法不论合乎或不合乎伦理，签约预售器官的人仍很踊跃，于是医院的器官移植活动大大发展。但有些器官仍供不应求，这主要是心脏、脑和另一些活人无法出售的器官，它们未曾列人医院的“预购”计划。
信托基金会的董事长主张把这些器官也列人计划，说这不过是原计划的小小延伸，要让人们自己拿主意，是否愿意用自己的垂暮之年换取一笔更加丰厚的钱。
它的新广告用大字标题问道：“谁愿意看到自己满脸皱纹呢？”该院还花钱请一批人写文章，宣传应该让人有最大的自由，来决定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既然无损于旁人，还能帮助需要器官移植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但自由派的政府也对此发糙了：个人的自由是不是也该有个限度？
这是由人体器官捐献演化而来的问题。阳光医院的信托基金会无非是想利用人体器官的买卖赚钱。现今在某些国家已经有肾脏的买卖，买来的肾脏主要是向西方出口，因为肾脏的采购在西方受限制。但西方已有精子、卵子和“代理母亲”子宫的买卖。器官买卖的界限何在，如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医学技术愈发达，这问题就愈加难以回答。
两个来自中国的问题
从前有一位善心人，一天在田野里碰见一只漂亮的大乌龟。这时善心人很饿，他又爱喝乌龟汤。
他不顾乌龟的哀求，把它装进背袋带回家，在炉子上架锅烧了一大锅开水。但他是个善心人，又觉得杀死一只乌龟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所以他把乌龟取出来以后，没有把它直接扔进锅里，而是在开水锅上摆了一根细竹竿，把乌龟放在竹竿上，对它说：“龟君，如果你能沿着这竹竿爬到锅那边，不掉下去，我就会放了你。”
乌龟虽老却很聪明，并不相信那个人说的话，但是它知道如果不爬，就会马上被扔进锅里煮汤。所以，尽管竹竿又细又晃荡，它还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爬到了锅的那一边。
那善心人瞅着这一切，惊讶不已，击掌叫好。但他又说：“现在再来一遍！”
这乌龟犯了什么错误呢？
那乌龟当然没有犯错误，只不过它已经听任自己受那个人的摆布。
那个“善心人”想喝乌龟汤，而又不想承担杀乌龟的道义责任。他让那乌龟爬过开水锅上的细竹竿，这种杂技是乌龟最难以完成的。这样一来，如果乌龟欢进了开水锅，“善心人”可以说那是乌龟自己那么干的。如果乌龟拒绝冒险玩这种杂技，他可以把乌龟扔进开水锅，说他本来给乌龟一条生路，它却不走。
从这个故事能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看来在于，应拒绝服从专制暴君，而不要企图讨他们的欢心，不要指望他们会尊重什么“规则”。
当然，那乌龟拒绝那个“善心人”的命令，也很难逃生，但至少可以不让那“善心人”的如意算盘得逞。
（这一故事源于12-13世纪的岳坷＊的《程史》一书）
＊岳坷（)，南宋文学家，岳飞之孙，岳霖之子。——译注80．夜莺之歌
从前有个国王爱听夜莺唱歌，就举办一次歌咏比赛，看哪个人唱歌能像夜莺之歌一样甜美动听。为了吸弓！有才华的歌手参加比赛，还宣布优胜者将获巨奖。然而敢于参加比赛的人仍然寥寥无几。经过初试，最后筛选出三个人，到王宫参加决赛。
到国王面前唱歌的第一个人，唱得很甜美，而且一边唱一边轻摇两手，姿态动人，国王身边的后妃都听得入迷。可是国王不喜欢这个人，说他嗓音“充其量像金丝雀”。这个人只好空手而退，垂头丧气。第二个人唱得很好，国王似乎更爱听。可是唱到最后高亢之处，他忽然咳嗽不止。他深表歉意，乞求宽恕，但国王仍难以息怒，这不幸的歌手又被赶下了宫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歌手是女的。她的歌声悠扬婉转，完全跟夜莺之歌一样优美甜蜜。宫殿上的人全都被这歌声吸弓｝住了。尽管这位女歌手始终将两手插在袍子里，但谁都不曾对此在意。
国王下令给这女歌手颁奖，奖品是一块沉甸甸的金锭。女歌手从袍子里抽出两手接奖，这时从袍子里飞出一只小鸟，它在宫殿＿L飞来飞去，不停地歌唱——原来它正是一只夜莺！
国王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斥责那女人是骗子，下令将她投人监牢。那女人申辩说，国王只是要求唱歌如同夜莺，并未规定以何种办法达到这一目的。她的表演才是真正的夜莺之歌，何罪之有？但国王和他的官吏们都不听她的辩白。
她是个骗子吗？或是只是个精明的商人？
在兰花丛中，倘若发现一盆漂亮的兰花是塑料做的，我们就觉得受骗了。然而在塑料兰花赛会上，骗子竟然是那展出了真正的兰花的人！
十个宗教信仰问题
在一个多雨的礼拜天的下午，一个令人烦恼的教徒在教堂里向牧师提出了以下问题。
教徒：既然上帝这么好，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变得好一点？
牧师：这个……嗯……嗯……你知道……有时像是那样的。
教徒：既然上帝主宰一切，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变得好一点？
牧师：这个……你知道……嗯……嗯……是神秘莫测的。
教徒：说到底，真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这世界不会更好一点？
（这时下午茶端上来了，牧师趁此机会一边饮茶，一边思考。）
教徒：动物的灵魂也上天堂吗？
牧师：啊，这个……也许吧……你知道，我是喜欢动物的，不过也许不是吧……
教徒：如果不是，那么天堂是什么样的呢？
牧师：啊，这个……我想有些动物会去的。咱们的琼斯先生把唱诗班训练得这么好，我常常想，他们的“晨唱”就是我们教堂听到的最美天堂之音吧……
教徒：既然有些动物上天堂，那么是不是有些动物也下地狱？牧师：不，不，不……老天爷哪！（咯咯一笑。）
（牧师挑了一块最好的饼干慢慢嚼着，然后继续说话。）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它们只是很复杂的、很可爱的机器而已。
教徒：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同于动物呢？凭什么说我们比动物重要得多？
牧师：啊……这个……我们无法和动物谈论这么有趣的问题，对吧？
教徒：但是你可以和电脑谈啊。事实上我就跟电脑谈过，电脑有些话真有意思……（牧师有点神情茫然。）有没有电脑灵魂可以去的电脑天堂？
牧师：这个，呃，我想我们不该用这样简单化的语言谈论灵魂问题哩。
教徒：那么是不是只有一个宇宙的灵魂，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牧师：天哪，那是，一
教徒：既然是那样，为什么我们跟石头和泥巴如此不同？
（牧师琢磨怎样摆脱这名教徒。）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相信有一个尽善尽美、无所不能的上帝，对此无需有任何证明。这里，那教徒提出的头三个问题属于“魔鬼问题”，在《旧约全书》中，约伯提出过这类问题。约伯历尽艰危，他的羊和骆驼都死了，他种的庄稼枯姜了，连他心爱的孩子们也被劫走了，都是因为那全能的上帝在考验他的信仰。上帝跟魔鬼打赌，看约伯能不能经受住这些考验。约伯最初忍受了种种厄运，民间流传的老话“约伯的忍耐”即由此而来。可是魔鬼要求上帝再用各种可恨的疾病来折磨约伯，约伯这时才抱怨上帝，责问世道为何知此不公。
据《圣经》上这个故事说，上帝后来又改善约伯的处境，让他的损失有所弥补，约伯的信仰又坚定了，这就可悲地说明处境好的时候才容易坚持信仰。这故事也许可以用一种扭曲了的方式来解释，既然上帝大慈大悲，无所不能，为什么还让这世道如此充满丑恶。但这个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解释说，人生一世就是要受苦受难，然后才能达到圣洁。另一个著名的圣阿奎那列出了五条理由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要这么多的证据，这本身反而让人对那全能之神起怀疑。
＊潘格洛斯博士（Dr.Panglass）是伏尔泰的讽刺作品《老实人》中的“哲学家”。——译注
当然，也可以像潘格洛斯博士＊那样，说当今世界已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了。但在我们当中有此同感的人看来，这似乎只是一种残酷的自我安慰。
东方的哲学家时世道善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承认世上有恶人，至少有恶行。至于人的本性，有性恶、性善两派意见。儒家圣贤孟子（公元前372-前289）主张人性本善（柏拉图亦知此），说出现恶人是教育和文化环境的过错。然而，教育和文化环境都是人为的事物，人既然性善，怎么会造成坏的教育和文化呢？
比孟子晚一代的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则观点相反，主张人性本恶，说只有通过教育和社会压力才能使人变善。性恶的人怎么会造出善的教育，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其实，一个简单的答案该是说人的本性是善与恶兼而有之。中国自古就有从两个方面看动态平衡的传统，例如阴阳、有无、是非、好坏等等。善恶也应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最恶的人有时也会做．级善事。
我们这里说的后面几个问题，涉及灵魂的概念，这在现代人听来也许是太古板了。然而“灵魂”这一名词仍是重要的。按照许多有自我意识的“现代”唯物主义者的看法，根本不存在“灵魂”这种东西，那么，是什么使得人优越于动物和机器呢？这个教徒提出了一些相当实在的问题，而牧师关于人与动物有所不同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当可作为回答问题的出发点。
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言，科学和宗教是两片面包，哲学则是夹在中间。科学将世界归结为“物质”，让世界成了一部机器，让自由意志无容身之地。有些哲学则将物质归结为意识，允许我们抱有宗旨以及发现宗旨的自由，这样的哲学是实际的宗教。
90．一位福音派牧师的故事
在美国南方某个城镇，灾害频仍，又是咫风，又是干早，百姓苦不堪言。当地的福音派牧师纽曼先生在电视台播放的布道中严肃指出，问题在于一些人生活过于放纵，行为不端。他号召所有正派的人下一个礼拜天到他的教堂，喝一杯特制的橘红色“精神清洁剂”。但纽曼牧师严厉警告说，任何坏人若敢饮此清洁剂，将会耗尽元气，在一个月之内死去。
礼拜天到了，纽曼牧师的教堂门口排起了成千上万人的长队，等着“清洁”自己的精神。再一个礼拜天，又来了更多的人。有些人原先认为纽曼牧师是胡说八道，但在众人皆饮那“清洁剂”的风气压力下，也不得不去饮一杯，以表明自己不是制造灾难的坏人。
牧师电视布道之后约三个星期，有的人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症状，腹部胀痛，似乎要五脏俱焚，不久有13人死了。警察局立即采取行动，以杀人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纽曼牧师。他被判有罪，将被送上电椅，纽曼不服而上诉。进一步的调查证明那“精神清洁剂”是纯番茄汁，完全无害。他的律师指出那“杀人”罪名全无根据。首先，那些犯病的人是由于“身心失调”，为自己做过坏事而极度惶恐，但这不能怪罪于纽曼牧师，因为牧师根本未曾对他们有过任何指名道姓的指责，相反，他对所有前去饮“清洁剂”的人都曾一一致谢。第二，即使饮“清洁剂”的仪式引起了这一不幸后果，参加这一仪式的公民也完全是出于自愿。
纽曼牧师到底有罪无罪？
在这一故事中，这位牡师断言某些人喝了他的“精神清洁剂”将会生病和死亡，这看来是有意让某些人担忧发愁。然而只有那些觉得自己干了坏事的人才发愁。同时他又显然劝告过这些人弃恶从善，因此，不仅不该判死刑，连有期徒刑都似乎过分。
这个故事看起来荒唐，但却是根据一件真事改编的：在20世纪50年代，据安东尼?肯尼报道，英国一处殖民地的一名巫医因为劝人喝他的药别，以谋杀罪被捕，判死刑。后此案转至英国重新审理。调查证明那药剂无害，法庭将那巫医改判为有期徒刑。
自然哲学的基本向题
91．光速问题
在19世纪80年代，有两位美国人，艾伯特?迈克尔逊和爱德华?莫雷，只用了一个上发条的大钟和几面镜子，来测量光速。他们知道速度是相对的（不妨用通俗的话打个比方：若两人骑自行车相向而行，速度均为每小时16公里，二人竟然相撞，则撞击之力相当于每小时32公里），因此测量光速，要计算自太阳射来的阳光的速度，再考虑到地球自转速度（这速度是很高的，只是由于地面上的事物都和谐一致地随之转动，所以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地球自转的速度）。他们把镜子架在不同的方向上，在它们中间又架上一个多面的、旋转的镜子，以增大来来回回测光的距离。最后各方面测出的数字大致吻合，总是接近于每秒30万公里。
这一实验有错吗？
许久以来，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就在设法测量光速。伽利略（）曾做过实验，派他的一名助手登上意大利一座高山。用一个遮光灯向他发出光信号，来浏量灯光通过这段距离的时间。然而，不论那助手多么聚精会神，反应速度总有差异，实验没有成功，但这毕竟是早期的一个勇敢的尝试。
一个世纪以后，丹麦天文学家奥拉夫?勒默尔做了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他以木星的一颗卫星作为基准，从不同地点浏量，发现光始终有一定的可侧量的速度。
肯定光有速度，是一大进步，但当时还完全没有想到光速始终如一。迈克尔逊和莫雷依靠简单的技术，测出光速的相当精确的具体数字，而且正确地肯定光通过空间的速度总是相同的。（光通过液体的速度稍慢一点，光速还受引力影响，在黑洞周围尤其明显。）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重新发现”这一事实。这一实验引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包括时间和空间的相时性。
光能达到的空间有相对性。假设我们是一个星系，正以光速的3/4的速度拉开与另一星系的距离。而在正好相反的方向上，第三个星系正以大约l/4光速的速度向相反方向离去。那么，在某一天，第三个星系就会突然消失，因为我们这个星系与第三个星系彼此拉开的速度加在一起超过了光速，第三个星系的光波不再能到达我们这里。平时，我们看见天上那么多星星，但我们看不到有些星系的光的消失。
92．再谈自然哲学问题
你可以在自己庭院小棚里做一个实验：在晴朗的夜晚，你在棚里架一座大功率的望远镜，瞄准一个明亮的星星。然后你不瞅那星星，而是让透过望远镜的一个星光亮点照到一张卡片上。这时你看到卡片上不只是星光的一个亮点，而且在那亮点的周围有一圈模糊的光影。这就是光的衍射，类似于水波的衍射。光的衍射量很小。我们通常可能认为光能的小粒子是直线行进，但有时由于衍射，它并不完全是直线行进。
现在拿一块硬纸板，用薄薄的刀片在上面切一道小狭缝，宽度以千分之一毫米为宜。再用单色灯泡照射纸板，让灯光透过小缝照到屏幕上。这时光又会有一点衍射。
人们通常认为光是炽热物体射出的小粒子、即光子、运动而成的，因为光所到之处，多多少少都能察觉一定的光能。的确，如果你让棚子变得很暗，小心关掉光源，这时屏幕上的光影就不再均匀，而会裂成许多小光点，每一点都是微量的光包。一个普通的家庭用的灯泡每秒钟射出的光子多达100乘以百万的3次方！我们的眼睛很敏感，在全黑的地方，只要无任何干扰，即使一个光子，也能觉察到。
现在，我们让一盏灯的光源透过纸板小狭缝射出的光，是高速的光子流。我们再在这小狭缝的一定距离上再切一道平行的小狭缝，这时在屏幕上会看到奇特的现象。本来是光粒子通过两个平等的机会照射到屏幕上，使屏幕变得更亮，但是我们却会看到屏幕的某些部分变得较暗，而另一些部分的亮度则是原先的两倍乃至四倍。透过一道小狭缝的光波“干涉”透过另一道小狭缝的光波，屏幕上的光波衍射区呈现出的格局则像是光波干涉形成的明暗谱带。
这是不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例子，表明一个事物可能一下子成为两个矛盾的事物？是不是哲学家所寻求的那全红又全绿的东西？光能（还是其他形式的能）到底是彼此分开的小粒子的粒子流，还是一种连续的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93．续谈自然哲学问题
如果我们将光源由每秒10亿光子调低到每秒仅10光子，我们就会看到问题。这最后一批光子一个一个投向屏幕，有一些击中纸板，但有个别的透过小狭缝。这时，根据常识，每个都应能照到屏幕上，不受另一道狭缝存在与否的影响。但不论我们等候多久，它们都不会试图照到我们在光呈现干涉格局时所见到的阴暗区域。既然个别光子能有此行为，那么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屏幕上记载的图像就会更像是单狭缝实验时的光均衡衍射，而不是干涉。单个的光子能识别这一矛盾。它们会继续以独立“光波”的形式个别活动。单狭缝时光粒子能到的一些点，在开了另一道狭缝时即不复存在。（附带说一下，科学家们观察到，任何其他的微小粒子——电子，整个的原子，甚至是分子——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在实验中，个别的粒子似乎知道纸板上另一道狭缝的情况。事实上就是了解宇宙别处的情况。至少从原则上说，不论两道狭缝距离多远，都会有同样的干扰效应。（然而，倘若两道狭缝相距一米，那就需要把屏幕放到月球上，才能见到偏途的光汇合。）
假设我们向邻居借用其粒子探测器，来检查光能是否仍以“整光子”行进，而不是一分为二通过两道狭缝，彼此同步和不同步。这时，我们会发现它仍是作为一完整光子行进，而原先想象的解释与观察到的情景不符。但我们也会发现别的情况。只要将粒子探测器放到一道狭缝旁边，就会使波状格局——即“干扰”效应——消失。
但一个粒子怎么会知道其他的事呢？
这里谈的“两狭缝实验”，是科学中的令人困惑和理不清的线索之一，它表明世上事物有时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实验早在18仍年就由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进行过，他利用的是阳光。我们自从抛弃神话以后，就往往认为世界事物是按照“牛顿力学”运行的，但扬的光波实验表明，“牛顿力学”只不过解释了很小的一部分。
这一实验表明，牛顿力学关于有“起始条件”情况下的“可预料性”概念，似乎不适用于能拉子。即使我们知道这些粒子的速度、出发位置及行进方向，我们仍无法预言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两狭缝实验”中，我们还需要知道另一点信息：是否开了另一道狭缝？
当代的一位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提出问题如下：粒子怎么能知道那另一道狭缝？实际上，问题就是：宇宙中的每一事物怎样能知道别的事物，而且是立即知道？
爱因斯坦一向关心宇宙显出的“无条理性”，对另一些科学家的推论提出了异议。光为什么既作为波又作为杜子？一个也许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光子是在能束之中向一定方向旋转，因此有些粒子的力量会在波中抵消，例如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粒子与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杠子力量抵消。但这仍然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中谈到的一个现象，即单个光子也会以波状方式行动？
因此，多数物理学家如今在谈论“概率波”，以区别于“实波”（例如液体中的波）。概率波没有固定的空间性质，只是趋向于在一定位置出现。这就允许光子不是固定要通过一道狭缝。但是只要我们一了解到光子已通过那一道狭缝（只要放置了探测器，我们就能知道这一点），那么它通过另一狭缝的可能性就降到零了。在量子世界，粒子在被观察时其行为会有所不同。观察者对观察产生影响。这就导致……
94．薛定谔的猫的问题
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l）曾在1935年描述过这一奇怪现象。他把他的猫关在一个匣子里，匣子里有一片放射性材料，它可以放出亚原子粒子，也可以不放。如果它放出亚原子粒子，盖革计数器就会启动匣内的毒气装置，放出毒气，从而使猫死亡。但盖革计数器测出粒子的几率为50%，这样，匣内的猫生与死的可能性各为50％。当年，这样的实验是允许做的，更何况这是一项重要思想实验。
除了一般统计学上的概率计算以外，放射性行为是无法预测的。无法计算出那个盖革计数器是否会启动毒气。若未启动，猫活；否则猫死。亚原子粒子既可能启动毒气，又可能不启动毒气。因此，薛定认为，在有人观察那匣内情况之前，可以认为他的猫既是死又是活。
薛定谔教授的实验会成功吗？
有些物理学家认为，最好是把一个人放在那匣子里。那样，里里外外的人就可以直接观察拉子，可以防止“测不准”了。这是说笑话，但却让我们回想到哲学家一场更久远的辫论，即有些人认为，事物的存在依赖于被观察。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和约翰，惠勒直到不久以前还主张用这一点来解释亚原子现象。维格纳甚至认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的答案应在于量子物理学。
早在18世纪，乔治?贝克莱主教就把这种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存在即被感知。”有的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假如森林中一棵树倒了，而附近无人听见，难道树倒下时就没有声响？但树不一定要倒下才出现“存在”问题。树屹立着，可是没有人看见它，或闻到它的气味，那又如何呢？
关于薛定谔的猫，有些物理学家现在也在议论，那猫是否能够知道匣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拉子的存在，有没有引起它的死亡。有人说，那猫起码知道它是活着还是死了。但另一些人反驳说，即使人虽能清楚知道自己还活着，但也难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贝克莱则坚持说，归根到底，一切事物的存在是因为被上帝感知。
95．太空艇的黑洞
梅加索弗特先生买了一艘非常昂贵的游艇。它是太空游艇，有一面巨大的太阳能帆板，宽1000公里，用以遨游太空。（光也有点重量，据物理学家计算，每天照到地球的阳光的重量共约160吨。所以这太空游艇能利用太阳能飞行。）这游艇利用宇宙的光波之力，从近地轨道起航，向最近的恒星飞去，不断产生加速度，使梅加索弗特先生能舒适地紧贴着座椅。（塞车的驾驶员也有类似的感觉，）这加速度造成新太空游艇的重力，使梅加索弗特很惬意。一年时间，游艇也接近光速，当然不可能超过光速。可是，梅加索弗特先生朝后面一看，见到了一种可怕的情景：星星一个又一个不见了！
宇宙出了什么事？
宇宙总能应付梅加索弗特先生的太空游艇啊。这问题有．点像是千百年来的芝诺悖论“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就太空游艇后面的星星而言，梅加索弗特所处的地位就是那赛跑中的乌龟。光要追赶它。如果太空游艇的速度保持不变（知今的航天器只在发射阶段有加速度，以后的速度就保持不变），那么光总能赶上那太空游艇。可是太空游艇在不断地加速，光追到它原先的位置时，它已经以更快的速度飞得更远了。下一步的追赶更困难。所以，尽管太空游艇的速度仍然未超过光速，可是到一定时候，光就追不上它了。
最后几个问题
96．叔本华的问题
可怜的亚瑟?叔本华（)！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他仍然无法对标准的“哲学问题”产生兴趣，他能思考的只有性的问题。他想把这一问题也纳人他的哲学。他写道，“生殖器是意志的焦点”。想了一想，他又尖酸刻薄地补充说，爱不过是“物种繁殖必要性的表达”，一旦遗传功能完成，爱也就渐渐烟消云散。
岂有此理乎？
97．仍是叔本华的问题
叔本华看了上面写的儿句话以后，觉得不错。然而，意犹未尽，觉得尚未总结出他体会到的敏感与微妙。他对自己的理论略加修正，以便让那些像他自己、柏拉图及佛教徒之类的人能遵循另一条人生之路，做到超脱世事纷纭，一心默想现实，而无忧无愁。他写道：“友情是一堆火，让人只能从远处暖身。”
敛心默祷的生活真的比社会交往更好？甚至比爱更好？
人们当然不爱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性爱不是哲学家喜爱的话题。性爱毕竟是高度非理性的。拍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让苏格拉底和格劳康讨论了爱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是：“爱能否全不涉及狂热或任何过分的举动？”格劳康答复说应当是可以，但实际上恐怕不行。这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苏格拉底：真正的爱可以与肉欲无关，真正彼此相爱的人均不应沉溺于它。
格劳康：的确不应该。
苏格拉底：所以，我想在我们计划建立的国家中，你应该制定法律，允许相爱的人彼此交往，若对方允许，可以亲吻与接触，像父亲疼儿子一样，只要动机好，就行。但交往不得超出这一界限，不得让人起一点疑心。否则他应被视为无品位无教育的人。
格劳康：我定会照此立法。
然而，叔本华的见解肯定是对的。人类要繁殖，不论它表现为简单的肉欲，还是表现为比较可尊敬的生殖形式，这一要求都是强烈的，因而可以说是根本的，而哲学家们倘若继续高谈人生的性质而又不触及生殖问题，那只能是躲躲闪闪回避现实。柏拉图说的那种无肉欲的爱被后人称作“柏拉图式的爱”，即“精神恋爱”。不幸的是，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的千余年间，基替教倡导一种相当极端的理论，结果让人们对性爱形成了极其古怪和虚伪的态度。（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过这一点。）
也许可以说，叔本华是在回顾他自己的两次不幸的经历。一次是他当年被送到温伯尔登的寄宿学校。另一次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哲学演讲时，竟然同时有当时的名人黑格尔教授发表演讲。人们都围着黑格尔转，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听他讲演。他非常痛苦，发誓再也不做公开演讲。另一方面，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亥伦理学》一书中所言：“若无朋友，即使别的样样都会拥有，也会活得没有意思。”
98．给乏味哲学家的最后一问
按照标准的“形式逻辑”，逻辑上的“合理”的定义是：
若不可能是前提正确而结论错误，则此哲学论．点即为逻辑上合理。
换句话说，当以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述问题时，若其前提于事实上皆正确，即可肯定，既然是按逻辑规则提出问题，我们就可以确信其结论也是正确的。
这是扎扎实实、活泼有力的思维的一个好的起点吗？
这种提法听起来像是很有用，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复杂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成逻辑形式，以此种形式加以宣布，就更好了。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台机器，比方说一台电脑，就可以飞快转出种种可能的排列置换，弄出整齐干净的答案来。莱布尼兹的确琢磨过怎样造出这样一台计算装置，梦想有朝一日哲学家们能彼此招呼一声“咱们算算吧”，而不必再冥思苦想。
第一步是将问题置入形式逻样语言，这要尽力遵循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定的“推论规则”。这有困难，不但是由于许多实际上的原因，而且也有若干理论上的原因。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实现逻样形式，就必须从一开始假设出最后的结论。尽管如此，逻样学家们仍在不停地玩他们那种错综复杂而且往往难以领会的语言杂技。
尽管这种努力一开头还说得过去，但已经出现了某些荒唐可笑的后果。第一个这种后果就是，任何前提不一致的论．奴都是逻辑上合理的，而不论其结论如何。例知：
狗总有尾巴
有的狗没有尾巴
月亮是绿干酪做的
这就是哲学上合理的论证的一例。
在这个例子中，“狗总有尾巴”是第一个前提，“有的狗没有尾巴”是第二个前提，逻辑上的结论却是“月亮是绿干酪做的”，这是因为从不一致的前提可以引出任何东西。只要两个前提都正确，结论就不可能是错误的（惟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使用逻辑上“不合理”的推论）。前提正确，结论不会错。而两个前提先后不一致，有时也许并不是很明显。
另一个逻辑上的奇怪现象，是一个有结论的论证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
钱长在树上
土豆国的国王爱钱
钱是好东西，或坏东西，或都不是
……这样的论证又是逻样上完全“合理”的。
在这里，不论前提是什么，论证都是逻样上合理。这是因为结论错误而前提正确的情况是没有的，因为结论本身不可能是错误的。因此，既然结论是“钱是好东西，或坏东西，或两者都不是”，那么我们作为“证据”而提出的前提就可以是“钱长在树上”和“土豆国的国王爱钱”，而论证仍然被认为“合理”。
最后，“如果猫会飞，那么狗就会开汽车”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推论，因为一个错误的陈述意味着什么样的陈述都能随之而来。这是因为在“如果怎样那么就会怎样”只有在第一个“怎样”正确而第二个“怎样”错误时，才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而这里不可能知此。
因此，论证逻辑上合理，不一定说明结论就正确，它可能是非常误导的。
（《词汇》部分将再谈到逻辑问题。）
99．笛卡儿的大问题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一个可怕的《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的噩梦之中？这噩梦还真是漫无边际，没完没了，头头是道，有板有眼——但却依然是烟雾一团，跟现实生活全不沾边，是不是？我怎么知道我没有落人一个存心欺骗我的恶魔的摆布？
或许这还是一个恶毒的大夫，他在一场严重的意外事故后救活我的大脑，然后放在一罐化学药剂之中做一种可怕的医学实验，沿着几根不同颜色的电线输人虚构的“感觉数据”，紫线通听觉，黑线通触觉，黄线通味觉，蓝线通视觉……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看来你不像是在做梦，也不像是悬在一桶化学药剂中（或是像某些保健俱乐部所做的那样，让你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而如今的电脑科技已非常先进精密（而魔鬼则更老练）。无论知何，我们只知道，在谈到我们已有过的其他经历时，这些不大可能全是杜撰出来的诡计。
事实上，在讨论本书的“问题2”时，我们已看到，笛卡儿在他那古老的法国石炉室中冥思苦想，终于领悟出“我思故我在”，有思索，就可确信自己存在。你不可能被“骗”入你认为你在思索，因为这“骗”也需要你的思索。当然，笛卡儿这句话中的“我”不能理解得太死，它是指一个“有思索之物”。笛卡儿确信这一真理，由此而演绎世界的其他。
笛卡儿原话是拉丁文“Cogito ergo sum”，也许应该翻译为“有一个思索事物的思索之物”。
那么，谁是“有思索之物”呢？谁也说不准。也许是上帝吧？
100．哲学问题有解答吗？
（目前尚未解）
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哲学问题。愈想愈多。你能看多远，问题就伸展到多远。而且问题大多尚未解决。如今有了大功率的电脑、望远镜和起重机等等设备，只要能把这些问题收集成一堆，就肯定能计算出它们有多重。如果把它们排列起来，也可以量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细看，看它们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现今电脑和技术几乎是无所不能，什么重要的事都能做。或许，得把解决哲学问题除外。这是因为哲学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没有恰当的解决办法。
这是哲学问题的一个问题吗？
或者，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概念眼镜”的问题（有的哲学家用“概念眼镜”一词，另一些人补充说，“概念阵眼物”一词也许更合适），它使我们看见的每样东西都染上颜色，使之歪曲或伪装？
柏拉图和大部分古希腊人肯定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闲着讨论谁也不知道的问题，而且清楚地知道他们也不会找到答案，这是“理性动物”即人类的最高尚的活动之一。当然，他们也得依靠一个奴隶社会来创造条件，让他们有闲工夫成为进行哲理思索的阶级。东方的贤哲和僧侣的传统所具有的剥＄.j性少一些，却也是同样不务实际。事实上，正是从这一神秘传统演化出希腊的许多哲学思想，包括关于和谐、灵魂和轮回转世的思想。
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睡了一大觉醒来，发现自己和另一些人陷于迷宫而出不去，那些人却一味争论寻找出路的一般原则是什么。孔狄亚克说，这真是可笑之至，可是哲学家恰恰是这么做的。他的结论是：“更重要的是先查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过早地认为我们已走出了迷宫。”
这一问题还表明，另一条道理是最好是做事，而不是冥思。知今我们要做事，制造东西，实现事物。如今我们务实地对待世界，利用比我们的身体更灵巧的机器，甚至是比我们的头脑更灵巧的机器。毕竟谁也不能靠冥思致富。
哲学也随着时代前进。19世纪和20世纪实现的惊人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哲学运动，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维也纳学会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该学会的入会条件是，会员必须同意，任何人说的话必须能用科学的“实证”程序予以证实，否则即毫无意义。哲学家当然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能让已得实证的和未得实证的说法均以恰当的和合乎逻挥的方式表达出来。
该学会的核心人物莫里茨?施利克宣称，“最终的、或许是最重要的真理”是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宇宙之谜的钥匙是埋藏起来的”。他的这一观．点发表于1936年一期《哲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之中。显然，他也认为有一些回答不了的问题：
提问题很容易，而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相信，有些问题的答案是任何人也永远知道不了的。柏拉图在他50岁生日那天上午8点钟做什么了？荷马写《伊利亚特》头一行时体重是多少？在月球的另一边是否会找到一块3英寸长的鱼形银块？显然，人们不论费多大力气，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们也知道他们绝不会为此费多大力气。他们会说，这些问题没有重要性，没有哪个哲学家会为此操心，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会考虑自己是否知道那答案。
不幸的是，施利克接着写道，他担心某些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总的说来也属于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么是原则上无法“合乎逻揖地”予以回答，要么是由于实际困难而无法“根据实际经验”予以回答。这就等于是说无法说明那问题的意义，而无意义的问题就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而只是“最后挂上一个问号的一堆废话而已”。
因此，施利克教授振振有词地下结论说，如果一个哲学家拿一些名词为难我们，例如问“时间的性质是什么？”或“我们能知道什么是绝对吗？”而又“不用严谨准确的解释和定义说明这些名词的意义”，那么无人回答，就不该感到奇怪了。“这就好像是他们问我们‘哲学有多重？’这根本不是问题，只是废话”。
可以看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态度在意识形态上至少有一小部分应归功于那个不受欢迎的但却狡猾的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谈。正是休谈两百多年前在《人类理智研究》（1748年）中写道：
如果我们拿起一本神学书或形而上学教科书，请看看，它有没有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它有没有关于事物和存在的实验推理？没有。那就把它扔到火里去吧，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别无他物。
看到这里，你大概觉得把这些话收进像《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这样一本哲学书里，是可耻吧。
101．存在问题
梅加索弗特先生读了一本关于什么叫存在的书。书中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通过性交传递“遗传物质”，生育儿女。
此说还有诸多证据。首先，人类的性欲强烈，但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似乎达不到别的什么。第二，至少有些人天性关爱儿女，甘愿为儿女做出牺牲，这只能说是为他们的遗传未来做投资。（这肯定不是利他主义，因为很少有人也如此关爱别人的孩子。）这就是“自私基因”决定着行为。梅加索弗特读到这些，觉得为什么我们活着以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都解释得挺不错。
我们其他的种种行为，例如踢足球，欣赏艺术，打仗杀人（包括杀别人的孩子）等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甚至有这么一点：在我们的儿女已长大而且跟我们分开生活以后，我们注定再活不了多久，就该死去。
梅加索弗特先生很认真地对待自己传递遗传密码的责任。他在梅加索弗特实验室设立了一个秘密部门，其任务就是从他的一个细胞抽取一串DNA，移植到他的同居女友捐献的未受精卵。（他很策略地将这件事对他的女友保密，那就是她卵子里的遗传密码已被取走。）他的DNA移植进去以后，就把这个卵冰冻起来，封存在一个特制的太阳能“安全囊”中，置人梅加索弗特的一颗通信卫星，计划在适当时机将这个微型太空船射人太空深处，使之永存。
梅加索弗特先生认为，这样一来，他的遗传密码就会比其他所有人的遗传密码存在得更久，而且会使得人类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
这一理论，至少就解决存在问题而言，只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目的不过是传递遗传密码，那么……
遗传密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从前一向被认为是该由宗教来解决的问题，但如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常常出现于哲学学位考试的试卷之中，有时让应试者感到一点轻松。但这一问题也以非常现实的形式出现于医学伦理学之中，特别是处置慢性病和高龄老人病例之时。时于许多人来说，往往是到生命快要完结时才认真思索生命意义的问题，这似乎有点讥讽意味，但却是事实。
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如何呢？有的人力图让答案显得枯燥乏味干巴巴而又科学，例如说这意义在于“自身繁殖以及至少做一轮热力工作”（斯图尔特，考夫曼），或是像“问题101”中的那种说法。但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这类说法。还有种种别的说法，有的很唯物主义，有的很理想主义。后一类的说法是说生命意义在于追求真善美，认识真善美。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教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谈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如此。与此同时，某些东方哲学家告诫说，这些还只是“概念”，缺乏最终现实性。
然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古希腊人，赞成唯物的答案，例如说生命在于“追求快乐”“发对致富”“当世界独裁者”等等。可是，如果说生命意义在于“追求快乐”，而我们又不是很快乐，那又怎么说呢？我们多数人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很快乐。佛教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生一世受苦受难。古希腊哲学家菲洛劳斯（约公元前479-前390）也说过，灵魂禁姻于肉体之中，是一种惩罚，它“被囚禁于肉体之中，如同在坟墓之中”。另一方面，佛教也很实际，认为吃和睡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重要的，尽管人也得努力学会在必要时忍受饥寒。在佛教徒看来，生命、宇宙、万物的意义就在于生命、宇宙和万物本身。
但有的人可能时此感到不满足，认为是否只有少数人能有真正有意义的一生。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只是某种必要的而又没有吸引力的副产品。
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样想的。他出生于普鲁士一个牧师的家庭，适逢欧洲革命和起义此起彼伏的岁月。他认为人以及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是为权力而斗争。他是哲学家兼诗人，诗作多描写“超人”和战斗、“权力欲”及大起大落的命运。但尼采个人一生并不辉煌，体弱多病，常犯头痛，眼睛近视，肠胃也有毛病，尽管性欲旺盛却对异性无吸引力，从许多方面来看，都跟他自己的愿望相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尼采宣称自己是摈弃传统道德观的“第一非道德主义者”，说他“为拥有这一头街而自豪，它使我区分于全人类而出类拔苹”。他希望“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观，首先是揭露基督教的伪装，指出“善良”其实是“丑恶”。只是他给自己提出的这一任务始终没有完成。相反，《试观其人》（这书名就是相当亵渎上帝的）成了他的封笔之作，因为1889年初他映入了自己的朦胧状态，摔跤之后精神失常，再也未得恢复正常。那本书的结束语本来是他对自己非凡一生的颂歌，后来却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赞歌：
“上帝”这一概念被发明了，当作生活中的一个对偶词——从此一切有害的、恶毒的、诽谤的、仇恨生命的东西都统统纳入一个可怕的统一体身上。“彼岸”“现世”的概念被发明了，以便剥夺这惟一存在的世界的价值——从此让我们这尘世现实生活失去目标，失去理由，失去任务。“灵魂”，最后还有“不朽的灵魂”的概念被发明了，为的是蔑视肉体，让它显得讨厌-“神圣”啊——从此让生活中一切真正值得注意的事物，饮食、住房、清洁、气象等等问题，都成为令人心烦的无聊之举！……最后，最要命的一点，是造出了好人同道的概念，以维护软弱、病态、拙劣、自我折磨等等一切本该消灭的东西——优选的法则被越过去了，造出了一种理想，以反对骄傲、优越和自信的人，反对那确信未来和保证未来的人。（摘自《尼采1889年》一书，第133一134页，主编R.J.Hollingdale,Pen-guin公司1979年版。）
难以置信的是，尼采在今天居然还受到一些赶时髦的自由派人士的崇拜。
尼采还写道，人生的目标不是什么谋求最大幸福之类的所谓总战略或过程，而应是在于“最高尚人种”的活动。这些人超越历史，除了自己快乐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在《权力意志》一书中，他试图解释甚至包括植物和岩石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争权活动。
这一切都反映出尼采早年对古希腊人的竞争的兴趣。古希腊的生活的确充满竞争，体育界或军界，音乐家或诗人，甚至包括苏格拉底之类的哲学家，莫不如此。在尼采眼里，苏格拉底是一个强者，仅次于赫拉克利特，而赫拉克利特是来自以弗斯的贵族（绰号“黑暗”)，尼采认为赫拉克利特信仰破坏之“乐”，而破坏是狄奥尼西奥斯哲学的决定性因素，坚信时立和战争，甚至连“存在”(“being”）的概念也坚决予以摈弃。
尼采将他的权力论运用于历史，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新的闪光的解释。在尼采看来，“超人”是他的理论的合乎逻样的结果，“超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力，不为正义感或怜悯心所动。如今我们不妨用“金钱”代替“权力”一词（因为金钱毕竟是权力的体现），就可以看到这一概念影响有多广。
哲学上本来有一种似乎无害的观点，认为生命无意义可言，就看各个人能为自己创造什么，而尼采则将这一观念发挥到了极端。原先的那种哲学观点认为人生无意义，摆脱这种状态的惟一出路是行动和创造，而行动和创造的最单纯形式是行使权力。体现于基督教而且受到苏格拉底大力倡导的常规学说则主张人应行善，通过行善达到幸福。尼采指责这是“奴隶道德”，是出于罪过感、软弱和怨恨，“善”只是表示无怨无恨的一种幻影。
对于宗教的另一种比较值得重视的人文主义挑战，是时宗教所说的人活着是为了让上帝高兴和为上帝服务或最后升天堂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从逻辑上说，要么上帝并不存在，要么上帝存在而且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取悦于他或为他服务。（否则的话，这就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安排。正像我们在“问题81-89”中谈到的教徒时牧师的谈话那样，真叫人想不通。而且，既然我们总会达到永生，这永生又有什么用处……）
另一种用心虽好但仍属陈词滥调的说法，是说人生在世应“助人为乐”。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有缺陷，即将人生意义这一任务转移到被帮助者身上。如果说每个人的作用都是帮助别人，那么这世界上干脆没有人，因而也不需要帮助，岂不更省事？
以上种种解释似乎使我们回到一条无法令人惬意的真理，即人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意义。或许，这意义不过是活下去，像T.5．艾略特在《鸡尾酒会》那个后现代的、阴郁的剧本中所说的那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卡鲁斯就告诫说，不要忘记财富积累和快乐都有一定限度，不要让“恶意的不满情绪”作祟，而“将生活扫到大海”。也许，我们应当停止为不再存在而担忧。然而，如果说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我们又有如此强烈的生物激情想避免死亡？不仅如此，当别的人（至少足某些人）死亡时，我们还会悲伤，这又是为什么？
有些不肯自称为哲学家的人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解释，例如遗传上的解释，但他们提供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解释，而只是时生物机制的描述而已。解释我们为什么能看时，说那是光刺激视网膜的受体，那只是把我们为什么能看的问题放回原处。（刺激视网膜受体，又怎么能让我们看见东西呢？）说人的生存的意义在于繁殖，也只是叙述了生存的机制。也许你还可以说人生存的意义只在于吃饭。（这几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佛教……）
哲学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人生的魅力，看到那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无底深渊，最后又不要掉下去。毕竟，如果我们不在这里了，宇宙也就不在这里了。
会这样吗？
这里的词汇，除了开头两条以外，基本上均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它们提供进一步的背景情况，起一种哲学“工具箱”的作用。然而，这里不是全面的介绍，也不是不加褒贬。读者若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再阅读书末列出的参考书目。
＊为便于读者查阅，中译本中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译注
哲学就是本书所属的学科。它有时被错误地定义为“明智之爱”，因为“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lia（爱）和soPhia（明智）。有些人说哲学始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希腊，但这却忽视了别的人，特别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精明睿智之见。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接受一种比较狭窄的定义，那么哲学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为“矛盾之爱”。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创造一些人为的严格的区分，首先是基本的概念“是”与“非”，这正是东方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哲学家喜欢将一切事物一分为二。除“是非”以外，还有“真伪，,“好坏”“善恶”，而发展到今天还有语言哲学上的一些乏味的区分，如“主语与谓语”“宾格与主格”“正式和非正式”“内容和语境”等等。谓语还可以与命题等等相连接。
柏拉图曾经将那些玩弄文字游戏的人称作“诡辩家”，而哲学也可称为“诡辩之爱”。哲学还可以用于另一层意义，即探索价值观和人生意义。
应用哲学是将哲学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某种答案的。例如，医疗资源的配置，环境的各种需求与人民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企业经营与利润的冲突，等等。有些十分严肃的哲学家至今仍认为这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在他们看来，讨论的问题离日常生活越远越好。但这种态度也会引出某些奇怪的后果。例如有一次引人注目的讨论，起源于1957年美国民权运动高潮之际出版的一本书，到1984年该书又一次再版，讨论的是“所有黑人都是人”这一命题。讨论者显然忽视了这一命题伤人感情的意味。约翰?帕斯莫尔先援引19世纪著名“理想主义者”弗朗西斯?赫伯特?布雷德利的话，说这一命题似乎声称“判断将一理想内容赋予现实的符号系统”，接着指出：
“所有黑人都是人”肯定现实，即是黑人是人。它形成完整命题的做法，是将一谓语归属于一个现实——虽然这一谓语本身是多样化的——因为所有的命题最终都有同样的形式：肯定一个理想的现实内容。（见约翰帕斯莫尔著《哲学一百年》，第158-159页，penguin,公司1957年初版，1984年再版。）
既然哲学如此脱离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那么可以说应用哲学使哲学回归于现实世界，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尽管在一般人心目中不是哲学家，但实际上他也是哲学家。他进行了思想实验，其成果让后来的科学家用精心设计的、通常十分昂贵的设备实验检测了60来年。人们通常以为爱因斯坦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成了今天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者的尸个方便的借口。然而事实上，爱因斯坦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是相对的，而是在宇宙中和时间中，什么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他甚至考虑过将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性理论”，改称为“不变理论”。
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绝对的，还有各种电磁能，例如无线电波和x射线，都是绝对的。为了能证明这一点，他不得不放弃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而提出了“时空”连续体的概念（它受引力和加速度影响，这二者是相对运动）。但这一观念绝非由他开始。古希腊人及其以后的一些哲学家也以惊人相似的言辞讨论过空间和时间的相互关系。圣奥古斯丁认为时间依赖于“观察者”的存在，莱布尼兹则明确抛弃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认为那会给宇宙的起源制造问题。
《奥义书》
《奥义书》（The Upanishads)＊的史诗叙述了万物的统一性。印度哲学强调“智”。对西方哲学影响深远的古印度贤哲在三千多年前就认为，“最高实在”(ultimate reality）的性质就在于，我们自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深究自己，最后会发现“个人灵魂”(Atman)，即自我。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到“非我”(not-seif)，就会发现“梵”(Brahma)，即“最高实在”。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Brahma和Atman是同一物的两面。
*《奥义书》是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辩作品，亦称《吠檀多》（ve-danta）。——译注
乔治?贝克莱主教（Bishop Georse Berkeley,）在《人类知识原理》中写道：“整个说来，我倾向于认为，那些迄今为止消磨哲学家时光和障碍那通往知识之路的困难，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大部分，都完全怪我们自己——我们先扬起尘土，然后抱怨我们看不见。”
这位好主教没有恼火，而是创立了一个理论：“存在即被感知”。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一切东西——只有通过有意识的人的感知才存在。有人反对说，照此说来，森林中的一棵树若周围无人，就不存在吗？贝克莱回答说，上帝总会感知一切事物。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论点。
贝克莱的主要著作均写作于他二十几岁的时候。这包括1709年的《视觉新论》，1710年的《人类知识原理》，1713年的《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在这最后一书中，他反物质的论点阐述得最充分。希勒斯代表科学常识，斐洛诺斯则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他模仿柏拉图写苏格拉底的方式，先写了几句两人友好的话，然后是希勒斯说，他听到他的朋友持有一种观点，说并不存在所谓的物质。他感叹道，再也没有任何观点能比这更荒唐，更违反常识，更显然是怀疑主义。
斐洛诺斯则解释说，感觉信息事实上都是心理上的，并以温水为例：把冷的手伸进去则觉得它热，把热的手伸进去则觉得它冷。希勒斯同意这一说法，但坚持还有各种性质的感觉。斐洛诺斯说，味觉无非是爽口和不爽口，这都是心理上的。嗅觉亦是如此。希勒斯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又指出据知声音并非在真空中传播。他认为声音必然是分子的运动，而不是心理因素。斐洛诺斯回答说，如果这真是声音，它与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毫不相似，就我们听觉而言，它依然是心理现象。谈到颜色时，又是希勒斯说不过斐洛诺斯，后者指出，在一定条件下，颜色会消失，例如日落时的晚霞。
同样，事物的大小变化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地位。希勒斯这时说，对一个东西的感知当然是心理上的，但作为物质，那东西总是存在的。斐洛诺斯回答说，不论什么东西，一被感受，就是一个概念，概念难道存在于意识之外？他说，连希勒斯的脑子也只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
贝克莱的结论是，从逻辑上说，有理由坚持认为只有意识和心理感受才能存在。黑格尔及其以后的一些哲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柏拉图（Plato）生于公元前427年，其家族为雅典望族，与民主派和寡头政治派均有联系。他本人有政治抱负，他用苏格拉底与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理想国》，既是此后西方哲学思想的一张蓝图，又是一份政治宣言。然而，正是头一种作用更加持久和影响深远。柏拉图最先区分精神和物质。他还阐释了一些崇高的观念，其中包括“真”与“美”，还有“三”“四”“椅”等观念，甚至还有“丑”的观念，但柏拉图不爱多谈它。
重言式（tautologics）是同一样事用不同的话说两遍。例如“交易会将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即在周末举行”就是重言式。但有些看来是有意义的话，例如“雪是冻结的水”，甚至还有“2+2=4”，也是重言式。重言式对哲学家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看来完全可能是真实的。古希腊人特别喜欢几何真理，例如说一个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180o，又如说直角三角形的弦的平方等于勾股平方之和。
许多科学“知识”都可以说是重言式。例如，水达到100摄氏度沸腾，100摄氏度定义为水沸腾的温度；水的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均是如此。维特根斯坦认为重言式对于逻辑来说尤其重要，他说逻辑中的真理全是重言式。他爱说的一个例子是天会下雨或是不下雨，这是一个格外有争议的例子。不过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奇特的奥地利数学教师。（请参阅下文的“维特根斯坦”一条。）
逻辑说事的一例：
我们喝茶一向加草莓普或紫莓酱
今天我们没有紫莓普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喝茶加草莓酱
数学证明和逻辑证明都是设法找出那隐藏于一些实际上无关紧要的子句之中的重言式。
德文哲学教科书的特点一向是奇特难懂，甚至神秘。新学哲学的人一向宁愿先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老英国哲学家的著作，然后读法国和荷兰哲学家的著作。非哲学专业的人会对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哲学感到奇怪，但最终还能读懂。而德国哲学——黑格尔、康德和胡塞尔的书呢？它们不但书厚字密，而且内容也晦涩难懂，难以摸索。
最早的德文哲学著作，例如希尔德加德（）和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的著作，都是生硬难啃的，其目的当然是严肃认真地向广大读者解释著者认识的真理，在这一点上倒是与所有严肃的哲学家相同。德文哲学著作除了神秘以外，还有一个名声，就是大部头，学间深，文字乏味。也许这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无论如何，黑格尔就认为德语中的抽象名词多种多样，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语言，而海德格尔则声称，法国人讲哲学不得不用德语词汇，他说这是因为德语最接近古希腊语。
不管这些说法对不对（看来不大可能是对的），莱布尼兹也认为德语的感染力和比喻力特别强，但却宁愿用法文和拉丁文写作。
笛卡儿(Ren'e Descartes,世纪末出生于法国的普瓦捷。他先进一所耶稣会学校，然后上大学，并以真正柏拉图的方式，人伍当兵以完成他的受教育过程。他作为军人驻荷兰期间，做了两个梦，让他看到了“打开科学宝藏的真理精神”，即运用演绎方法的想法，例如将演绎方法应用于代数解答方程式，以解答其他数学问题，尤其是几何问题，直至任何问题。
笛卡儿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数学家。他最先发现用解析几何的方法通过代数方程式解决几何图形问题，所以解析几何又称笛卡儿几何。在哲学方面，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方法谈》（1637）和《沉思录》（1641）。
笛卡儿多年居住在他心爱的荷兰，曾整日坐在那石炉室中沉思冥想。可是后来他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离开荷兰去到寒冷的瑞典，给瑞典王后当哲学导师，因为王后喜欢在每天清早五六点钟谈哲学。苏格拉底爱在雪中沉思，笛卡儿却适应不了严寒天气，不到一年时间就患感冒而去世。
笛卡儿被认为是近代哲学创始人，是亚里士多德之后，从第一原则看世界的第一位哲学家。此外，他还自觉地努力让自己的著作能供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阅读，每一著作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拉丁文版作为标准版本，一个是法文版供大众使用。这种做法是新鲜的、创新的。哲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康德后来又使哲学成为只有内行人能看懂的独白。
东方哲学是整体论的。东方哲学家不像西方遵循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分析”哲学家，不爱将事物层层分解。可是在西方哲学中却有相当多的东方哲学思想，这始于柏拉图，他就强调“平衡”与和谐，“平”与“和”恰是两个东方的理念。柏拉图还反映出东方哲学对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重视。
中国哲学家尤其将思想和行动看作同一事物的两面。“太极”——宇宙本源——就是精神（“理”）与物质（“气”）二者的结合。人应归“道”而“道”又是什么呢？
“道”即是空。老子在《道德经》第四章对“道”做了描述，它也很适用于哲学：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请参阅本书“问题79-90”的讨论。
弗雷格（Gotuob Frege,）这位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提出问题：像 或0这样的数字怎么能与饼干瓶内的饼干数目有关，然后得出结论：数字指概念，而不指事物。他也跟比他稍晚的罗素一样，试图将数学建立在全逻辑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之中建立了一套几乎无人能懂的新符号，被认为是一大成就。弗雷格还把他的数字游戏发展到名词和整个句子的分析。他发现意义有两种类型：一是意思（Sense，德文为Sinn)，一是意指（referense，德文为Bedeutung）。[哲学上一个常被引用、持久不衰的例子是“晨星”(“Morning Star”）和“暮星”(“Eve-ning Star”)，两者指的都是金星，而人们却以为早晚看到的是两颗不同的星，取了两个意义不同的名称。〕在德文中，Sinn是指一词或一句的意义，而Bedeutung的意思是什么，二者在德文中均有“意义”(meaning)的意思。
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杰勒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考虑行动后果的最重要伦理原则，即正确的行动应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接受了这一理论，而明确摈弃了别的理论，认为那些理论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是正义的。穆勒说，有些人教导人们自我牺牲是美德，其实是要别人为他们牺牲生命。穆勒和边沁都认为，人人都希望幸福，这实际是人们希望的惟一事情。当人们的愿望彼此有冲突时，功利主义理论主张衡量其后果，看哪一种行动能带来更大的幸福。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语言学家索叙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哲学，他的学说在20世纪后半期很流行。他认为，能说明我们是怎样思维和言谈的，是语言的结构，而不是逻辑规则。他提出了语言符号体系的见解，叫“语言符号学”，将一种较老的区分，即语言的结构与语言的表现——他称之为“言语”(paroe)——二者之间的区分，作了新的发挥。这就如同下棋：规则是抽象的，而一盘棋即是规则的体现。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相当于文字写作、聋哑人手语和象征性仪式。符号当然有任意性，但成体系后，符号即被赋予一定的意义。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一施特劳斯重新发现了索叙尔的结构语言学，将它应用于整个文化。他认为，既然语言是人类的一大特点，它也就对文化现象起界定作用。谈人类就会谈语言，谈语言就会谈社会。结构主义者从考察字词表面而发现潜藏的符号体系。所有哲学问题成为分析世界结构的符号体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就是回复到中国古代的一个学术派别“名家”（约公元前380年）*，因为那些古代逻辑学家也是从理论上关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结构主义者对本书中提到的某些悖论提供了一种解释：我们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感觉而加以领悟。对于我们感知的各种现象，我们是通过我们感官起作用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头脑整理和识别它收到的刺激信号的方式，而赋予它们以各种特点。这一整理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将自己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连续体切割成一个一个片段，所以我们倾向于想象周围的环境是由各种名目的单独事物所组成，而时间的流逝则是由一些单独事件的序列所组成。
就这样，原本是认识语言的一种理论方法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无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