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03---110章
我的图书馆
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03---110章
第四卷：风流人物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的驻地甘泉县下寺湾。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稻左堡赶回下寺湾，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后来又见到了李维汉。　　程子华闻讯毛泽东准备在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和他，就立刻派人到前线张村驿，要军团长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毛泽东的来信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他迫切希望马上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急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　　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这是毛泽东和徐海东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朴实、爽朗的性格。毛泽东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25军在陕南的活动，还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军事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汇报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鄜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政治、军事情况的汇报。程子华汇报了军事情况，郭洪涛汇报了陕北苏区肃反运动的情况。　　原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朱理治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以“肃反”为名进行夺权。日，西北军委保卫局副局长戴季英将刘志丹秘密逮捕，宣布他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　　早在10月25日榆林桥战斗以后，“左”倾主义者把红26军从前线调到安塞县的高桥，将红27军调到鄜县的阳泉。他们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布置肃反，把高岗、刘景范、习仲勋、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上的主要领导，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大搞逼供信，杀了200多个干部。　　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瓦窑堡，接管陕北苏区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后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刘志丹等出狱了，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奔走相告：“陕北得救了！”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汇报会结束后，政治局4位常委召开会议。周恩来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恩来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红15军团会合后，红15军团编制应保存，红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红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组织分工是：“军委方面毛泽东，组织局周恩来，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少共凯丰，组织部李维汉，工会刘少奇”。　　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少奇、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讲解红1方面军的战斗部署，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下辖刘志丹的红26军近3000人，徐海东的红25军亦近3000人；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　　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共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枪支弹药，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　　在1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到达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1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致电徐海东，要求红15军团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黑水寺方向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的情况。　　11月6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鄜县西北的老人仓、秋井子地区。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求部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详加调查。　　当晚，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调查的电报。　　11月7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攻下了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徐海东用电台向毛泽东报告了胜利消息及军事行动。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　　11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15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久原、套通、金村一带团匪。　　晚上，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张村驿地域打土匪的情况。毛泽东在得到徐海东的答复后，同彭德怀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3日，毛泽东就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说：　　“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1、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2、军事政治教育；3、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4、地方工作计划；5、筹粮计划；6、筹款计划。”　　11月13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16日，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大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红1方面军的情况正相反，正遇到了前所未的困境。他们以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开始争夺百丈关。到22日，经过7昼夜血战，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也伤亡了近万人。百丈关之战，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他们在国民党军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下，南下或东进都已经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泽东在鄜县直罗镇以东的东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程子华、徐海东、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张云逸、萧劲光、郭述申、朱理治、朱瑞、张纯清。　　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说：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集中于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与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泽东组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骑马前往约15公里的直罗镇查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贺晋年、周士第带领众人，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马登上高山，俯瞰山脚下的直罗镇。　　这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有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过镇子中央。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子，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用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在镇子的北半面，有一条小河流过。　　指挥员们几十架望远镜对着山下，从左到右，从东往西，仔细地观察着道路、山头、镇子及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条小沟，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交谈：“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如同钻进了口袋一样。”　　大家一致认为，为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倒塌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最好预先把它拆掉。　　这天晚上，红15军团派出1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寨子。而后，留下1个排在直罗镇警戒。　　红15军团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就在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支大部队也开始了一个大的战略行动。这一天，贺龙、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与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一起，率领红2、红6军团近2万人突围北上。　　前边已经说过，红6军团是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夏曦等人的率领下，从中央苏区出发，历时78天，行程2500多公里，于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师。后来，他们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就在红2、红6军团这一次突围开始前后，有3个故事不得不说：一个是两位将军的美满姻缘；一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惊心动魄而又非常巧合的两位断臂将军的故事；最后是一位著名的儒将著述立传的故事。　　在突围前的一天，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谈话。这名女干部就是红2军团的组织部长李贞。贺龙对李贞说：　　“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说：　　“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等长征以后再说吧！”　　李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她6岁时就当了童养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岁参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贞。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张启龙被扣押审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贞哭得很伤心，不同意离婚。可是，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离婚，李贞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　　贺龙见李贞不答应，就又找到甘泗淇，他说：　　“红2军团有个女同志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名为甘泗淇。甘泗淇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党代表。　　贺龙为了撮合甘泗淇与李贞，不久便将李贞调到了红6军团，与甘泗淇在一起工作。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几次主动找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知识渊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关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　　在突围开始前，甘泗淇和李贞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一个老百姓家的1间房子里，由贺龙主婚，甘泗淇与李贞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1955年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少将。李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1位女将军。　　这可真是：月老热心牵线，将军夫妇千古彪炳；　　　　　　　战友情深结缘，革命史册佳话流芳。　　在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后，红2军团红5师师长贺炳炎率部担任前卫。他率领第18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他本人第6次负伤。　　贺炳炎过去负伤，包好绷带，照样冲锋杀敌，就像没事一样，而且伤口也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是血性好。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头全碎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肩膀。医生说：　　“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　　此时，医疗器械已经驮运走在了前边，手术锯一时无法取回。医生无奈，就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把锯木头的锯子来做手术。眼看就要动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子翻了遍，也没有找到麻醉药。有人提出用吗啡，贺炳炎对在他身边的贺龙笑着说：　　“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4个力气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　　“不用他们，我挺得住。”　　说着，他就把一条毛巾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医生开始用木锯锯他的残肢，那只握木锯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贺炳炎说：　　“我自己都不怕，你怕什么？锯吧！”　　贺炳炎忍着剧痛，嘴里紧紧地咬着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周围的人们咬着牙看着他，忍不住掉下泪来。　　医生将贺炳炎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了骨面，最后缝合了皮肉。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的汗水像水浇的一样，湿透了全身。因为战况紧急，他躺在担架上就继续前进了。　　贺炳炎后来又见到贺龙，他含着眼泪说：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后来，贺炳炎伤口未愈，就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　　无独有偶，贺炳炎是由第18团政委升任红5师师长的，接任他团政委一职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余秋里。贺炳炎在离开第18团3个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却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这可真是历史的巧合。　　那还是在黔西北乌蒙山的战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机枪子弹击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左手腕关节、次骨、臂骨之间已经被击碎。可是他不顾伤痛，咬牙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士们把他硬捆在担架上，才送下山去。　　这天晚上宿营时，余秋里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疼得他无法入睡，就叫勤务兵打来一桶冷水，将负伤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镇痛。　　余秋里因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伤口开始溃烂化脓，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咬紧牙关，大汗淋漓。祸不单行，在抢渡金沙江时，他又从担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烧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渐干枯发黑，神经已经坏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左臂已经彻底不行了。如同贺炳炎一样，医生在为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时，也没有麻醉药和专用的截肢器械。于是，医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锯，剧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几次昏了过去。他醒来之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　　“老总，敌人打断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气，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和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他们在八路军独立第3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们，对这两位独臂将军指挥的第3支队，亲切地称之为“一把手”的队伍。而日伪军只要一听说对手是“一把手”的队伍，往往是闻风丧胆。1955年授衔时，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一对难兄弟，两个铁将军。　　　　　　人称一把手，麾下三军神。　　再说萧克在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创建革命根据地，成为一名著名的年轻指挥员。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于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间隙中，还在酝酿着文艺创作的事。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像研究作战一样，研究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研究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即使在沙场上也手不释卷。他后来从193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他的创作过程虽然断断续续写写停停，但他却矢志不渝。初稿写成后，先后4次删改。这一部浸透着萧克心血的书稿，在战火中两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有一次，萧克的夫人在古北口一个团里，发现书稿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大家纷纷去找，找了一整天零半夜，才将书稿找回。萧克的《浴血罗霄》出版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这部整整创作了50年的著作，最终获得了第3届矛盾文学奖，这也算得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欲知红2、红6军团突围结果如何，请看后边详述。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订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　　21日拂晓前，红1方面军各部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拂晓前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军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　　毛泽东遂以红15军团一部兵力围困109师残部，并阻击由鄜县西援之敌117师；以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寨子，没有攻下来。徐海东便组织了6挺机枪，决定沿着一条沟再次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了前沿，他询问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出的援军还没到直罗镇，其中的106师就被红1军团击溃了。　　11月23日下午，第57军增援的两个师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沿葫芦河向西撤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到羊角台途中歼灭106师1个整团，其他各部及111师仓皇退回到太白镇。　　毛泽东因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11月23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的战士，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　　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了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云峰被打死。　　这时，红军主力回师东进，117师见57军主力后撤，亦急忙撤回鄜县县城。　　红1军团第1师政委黄苏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直罗镇战役全歼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名头也由此开始。　　此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徐海东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话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　　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鄂豫皖苏区和陕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红15军团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象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自从进入陕北后，一直牵挂着那一批被关押的西北地方干部。如今他见徐海东如此说，就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他非常敬佩毛泽东如此干脆彻底地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　　徐海东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11月下旬的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而这时红1军团的供给部长杨至诚，却为解决红1军团的过冬问题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是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块银元。　　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的借条递给他，要他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看了借条，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啦，他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后来彭德怀见了徐海东，说：　　“你送的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大问题。”　　再说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原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红26军政委汪锋，毛泽东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　　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　　汪锋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就在这时候，陕北根据地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他是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到达陕北瓦窑堡的。　　关于林育英本书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字祚培，又名林仲丹，189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是林彪的二堂兄。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他的大哥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化缘乞讨到了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这个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宣言说：　　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任何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与他们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重大变化。原来，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压力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考虑同共产党谈判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从1935年11月起，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谈判。于是，国共两党开始接触，国民党方面有曾养甫、谌小岑；中共方面有长江局、北方局的吕振羽、周小舟、翦伯赞、左恭等人。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他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毛泽东鉴于打死牛元峰一事，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他在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信，交给了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　　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又做邓宝珊军长的工作，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他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可是到了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又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他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毛泽东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2月13日，毛泽东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前线由鄜县经甘泉、安塞到达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一回到瓦窑堡，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了婚，就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的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做：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毛泽东在瓦窑堡开始住在二道街，后来又搬进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座院子共有窑洞8孔，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两孔窑洞之间有一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的情况汇报，他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他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是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笔者注）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因病正躺在床上，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　　就在此时，刘志丹要告别了，他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后来在半个多世纪后，习仲勋、马文瑞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再说毛泽东在此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前，为慎重起见，征求了各军团对于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意见。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带部队到陕南打游击。他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他不仅提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还附上了干部名单。彭德怀则致电毛泽东说，他主张红军应向北发展。　　欲知政治局会议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砖窑5孔，坐北朝南，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就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会场里有2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1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林育英、杨尚昆、吴亮平、郭洪涛、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　　与会者在张国焘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会议很顺利就在12月22日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说：　　“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关于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出现了多种意见。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做军事问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的盯住一个地方，胡耀邦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在详细说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后，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他所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他引经据典地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对博古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点。他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　　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在会议讨论中，也反映出党内有这样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　　毛泽东对此论点也予以反驳，他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　　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鄜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还强调说：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命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彭德怀接电后，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说：　　“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长期性，就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线，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　　“关门主义策略同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统一战线策略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关门主义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毛泽东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担负起争取领导权的责任。他告诫全党必须记取1927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红军和巩固根据地，他说：　　“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　　毛泽东还始终牵挂着跟着张国焘南下的数万红军指战员，他和张闻天、周恩来商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做张国焘的工作。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告知他已经从共产国际归国，又通报了瓦窑堡会议的情况及会议决议内容。　　1936年元旦，毛泽东复电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2日，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也不敢再托大了，就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说：“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但他心有不甘，又生一计，在电文中提议说：“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1月4日，林育英奉中央之命电告张国焘说：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报中，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936年初，周恩来带着邓小平拜访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在谈话中突然问道：　　“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　　邓小平说，他在法国工厂做工。毛泽东说：　　“据说法国女人很漂亮，是不是？”　　周恩来闻言目瞪口呆。邓小平从容答道：　　“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　　毛泽东听邓小平如此一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了。中共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正在做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是受蒋介石的驱使，不得已而“围剿”红军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同样，杨虎城的部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损失了3个旅之众。蒋介石对他们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的番号被撤销，军饷停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也备受申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的张学良，这才认识到，红军深得人民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就分别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说：　　“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时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　　数天后，高福原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原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原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原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高福源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大概过了1个星期，高福原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受张学良之命再赴陕北，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　　欲知红军和张学良如何谈判，请看后边详述。
　　“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话说日，回到陕北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曾经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邓发刘少奇凯丰李维汉林伯渠吴亮平郭洪涛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不公布。　　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1月25日，因为彭德怀此时仍主张向北而不是向东发展，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说：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1月25日，毛泽东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21位红军指挥员的名义，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他针对东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写道：　　“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踏上东征之路。　　1月28日，毛泽东到达延长县城。彭德怀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考察，已经忙了1个多月，他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批准了彭德怀的渡河计划。　　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主持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东征形势与任务的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征的任务是：　　“1、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苏区新的‘围剿’。2、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3、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会议宣布：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领导成员有：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敌军部长李涛，民主部长刘晓。　　参加东征的红军主力部队是：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红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红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红75、78、81师。　　红28军：军长刘志丹（兼），政委宋任穷。　　总兵力共约20000余人。　　会议部署了兵力，确定统一渡河时间为2月20日20时，还确定了东征路线。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渡河先锋师师长刘亚楼，向彭德怀提出红1军团渡河时间问题，他说：　　“司令员，统一时间这很重要，可是我们师部的几块表总走不到一起，其他几个团长的表也快慢不一。我们常常为确定一个人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刘亚楼一句话点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大问题。因为此时部队负责人所戴的表，都是缴获的旧表，没有几个走时准确的。彭德怀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也一时无法表态。彭德怀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商量，就向红1军团发出一个特别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从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命令一传达，部队里立时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因为林彪不戴表，在红1军团除了林彪，那就是聂荣臻政委官最大，他那只忽快忽慢的旧表居然成了掌握渡河时间的标准表。　　1月28日这一天下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会后各部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组织编制，进行整顿训练。　　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即后来的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谈话称：　　“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西北的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　　“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注意保密；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月7日，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铺子洼村黄河岸边考察地形，适逢一场大雪。他面对雪花纷飞的壮丽山河，心情格外愉快，诗思泉涌。　　毛泽东回到袁家沟一个地方干部家里，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2日，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拟调红28军第1团由刘志丹、宋任穷2人中1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阐明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出了“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黄河西岸的袁家沟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说：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正式公布在1月19日签署的讨伐令。这是毛泽东以其在1920年为文化书社售书起草广告那种特有的极通俗的笔调，书写的一篇文告。敬录全文如下，供读者诸君欣赏：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现在是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四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机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四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24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的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山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要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三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军委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彭德怀　　这一天，毛泽东为红1军团的指挥员们送行，他随口吟出一句诗：“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　　众人不知毛泽东所云何意，面面相觑。有一个指挥员询问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略思片刻，说：　　“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说罢便背诵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冷放乡水，万里送行舟。”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3代书香世家，原名多华，字秋实。邓华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与他人儿戏时，常持扁担作长矛，口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928年初春，邓华随工农革命军第7师2团进郴县做宣传工作，已经初显其文才。他书写标语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如今世界太不公，富的福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邓华在长征途中，率部突破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歼敌一部，缴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5箱。一天，邓华到陕北延长县临真镇参加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见到邓华，问：　　“你那个‘白金龙’还有没有？”　　邓华从军衣右上口袋里摸出一支，递给毛泽东。他见聂荣臻、朱瑞也站在一旁，就又摸出了两支。毛泽东笑着说：　　“邓华同志，财不露白呢。”　　邓华说：　　“否也，是细水长流嘛！”　　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1、红15军团指战员，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50余公里的各个渡口，用小船、羊皮筏子同时渡河。　　红15军团渡河先头部队在东岸登岸后，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阎锡山在义牒的守军望风而逃。　　红1军团从沟口下面的牛锦钵渡河，由红2师第5团的24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三交镇的坪上村首先登岸。拂晓时分，5团进占三交镇，全歼阎锡山军1个营，乘胜进占留誉镇。　　2月21日凌晨，毛泽东随红15军团出发，赶往渡口。他在7时、8时20分、12时、20时先后对前线部队发出电示：　　“截敌追敌”；“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征军并分3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　　“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3日这一天，东征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个渡口，毛泽东随刘志丹、徐海东的15军团到石楼，彭德怀随1军团到留誉镇。　　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　　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1路至2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2月27日，红1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2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2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1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2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1军团俘虏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此时，还有3个消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　　第1个消息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于2月25日抵达洛川，与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2、建立交通和通商；3、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与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第2个让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董健吾作为南京的密使，于2月27日这一天到达了瓦窑堡。　　原来，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的联系，他找到宋子文，要宋子文找一合适人选为密使，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子文又去找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他不仅是中共秘密党员，而且还是中共特科成员。此人既与蒋介石有交情，也与毛泽东有交往，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又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这样，他这位中共特科成员，竟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密使。　　国共双方在协商派遣董健吾为密使一事上，特别慎重，所以双方各自的出面人员，都自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都是CC系，如陈立夫、张冲等人，共产党派出的大都是特科的人，如李克农、刘鼎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专门接见了他，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1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就托董健吾将此药带给中共中央，还要他将关于国共合作的一封重要信件，面交给毛泽东。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毛泽东和宋庆龄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认识的，此后，他们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中，有许多意见是一致的。　　董健吾是在1月份与一位22岁的小伙子张子华一同赴陕北的，到了西安，董健吾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求见张学良。他见到了张学良后，出示了一份重要证件，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他对张学良说：“希望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见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答应他。送走董健吾后，张学良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方面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中共方面联络，瓦窑堡回电说，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他前往瓦窑堡。　　2月19日，董健吾与张子华2人乘坐1架“波鹰”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驻延安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1个骑兵连，护送董健吾2人前往瓦窑堡。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2月27日，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在窑洞设宴，为董健吾2人洗尘。董健吾急于要见毛泽东，可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和刘志丹也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一人在瓦窑堡。　　当晚，董健吾2人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将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告诉了博古。博古于深夜将南京来人及谈话结果，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他说：　　“董系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10余人。”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向他汇报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这就是令毛泽东高兴的第3个消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与林彪同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派汪锋去做杨虎城的工作，王世英是有北方局南汉宸派往杨虎城部的。汪锋与王世英在2月一起回到了陕北苏区。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电召他到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王世英的汇报，完全同意他和汪锋与杨虎城商定的与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