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神》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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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热拍
黎郡格成池昌旭得力助手
《我的男神》黎郡格在剧中饰演池昌旭的秘书，是一个对颜值有自己要求、对情感有自己追求的一个接地气的普通女孩。
黎郡格饰演池昌旭秘书
　　新浪娱乐讯 近日，都市浪漫爱情喜剧《我的男神》曝光角色命运海报，与此同时剧中角色的精彩剧照也一一发布，该剧由中韩两国实力演员联手出演，令《我的男神》实力演技加持 。此次内地新生代女演员黎郡格受邀出演该剧，作为池昌旭得力助手。
　　电视剧《我的男神》由龙盟影视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富海国龙影视投资基金、上海求求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龙盟影视和韩国李金制作公司（Victory Production）联手打造。由郭潇任制片人，香港导演高先明执导，席琳担任编剧，囊括了池昌旭、王晓晨、张丹峰、章龄之、钟镇涛、潘仪君、金惠仙、尹熙水、臧洪娜，黎郡格等中韩优秀演员。凭借超强主演阵容、浪漫爱情故事、精良制作团队，该剧在拍摄期就广受关注，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时尚剧。
　　曾经在《姥爷的抗战2》、《时间都去哪儿了》、《不得不爱》等影视作品中有出色演绎的青年女演员黎郡格此次在剧中饰演池昌旭的秘书，谈到这个角色，她表示：“这个角色其实除了干练、聪慧的特质外，同时是一个对颜值有自己要求、对情感有自己追求的一个接地气的普通女孩”，而谈到与“男神”池昌旭的合作，黎郡格透露有一段比较精彩的桥段，而这个桥段也被她称为并不俗套、有趣的“乌龙事件”，最后她坦言和池昌旭等众多优秀的演员合作，不仅养眼、开心，更多的是收获了一种敬业的精神和专业演技的提升。据悉，这部在2016年上映的影片，将力求打造成为最强的“感情治愈系”影片，主角的情感纠葛，男人间的亦敌亦友，家庭事业的曲折，以及最后“最对”的选择，让观众疾呼希望2016年看完《我的男神》后能遇到自己的“Mr Right”，《我的男神》的不凡魅力、强大号召力令其未播先火。
水煮娱专栏
文章复出演《少帅》，但观众的评价似乎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温馨提醒：建议您将加入"浏览器收藏夹"，或者免费快捷方式到桌面，以便能够轻松访问小说下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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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穿越时空之抗日猎人作者：烈阳化海分类：历史军事简介：一个王牌全能型狙击手，为了复仇亲手毁去了参军时的誓言。在自杀时闪电把他的灵魂带到了1929年的中国。为了保护家人他毅然参军，为了复仇他开始像猎人一样寻找起猎物。一个人，一条枪，一个团队，完美演绎了堂堂中华男儿热血精神和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操，小鬼子，这里不欢迎你们，滚出去！==========================================###奉系军阀（一）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ZHMG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ZHMG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ZHMG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ZHMG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GMD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GMD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奉系军阀（二）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GM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GM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常，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常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张学良虽然易帜，服从中央政府，但蒋介石仍担心张学良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受指挥，于是有意煽动张学良强制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挑起与苏联的火并，使张学良陷于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而张学良不知是计，果然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三十九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ZHMG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在沈阳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急电张学良，张学良亦急电南京政府请求对策，蒋介石竟下令“绝对不抵抗”。张学良只好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张学良忍辱代蒋受过，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即策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清逊帝（宣统）溥仪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逐出故宫，后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土肥原的诱胁下，由天津秘密到了东北。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操纵下，以奉军元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面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以傅仪出任“执政”，清朝余孽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张景惠以及奉军将领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职，定都长春“就职”。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帝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工具。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帝国灭亡。
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人员，其后都成了“伪满战犯”，遭到历史的审判。在这里，我们还想加上一笔，谈谈溥仪的结局。伪满洲国灭亡时，溥仪被苏联军队拘捕，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日在北京病逝。溥仪由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改造为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确成为长久的话题。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GM政府只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和敷衍张学良，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f、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二十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
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十余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当即下令通辑汤玉麟，并命令万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旬日之间，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之变，遭到全国人民同声谴责，汤玉麟被撤职查办，后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处罚汤玉麟，蒋介石又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移到张学良身上，迫他辞职。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真心支援张学良热河抗战，这一次，还是要找替罪羔羊。张学良深知此事，于3月11日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授意张学良推荐何应钦接任。
3月12日，张学良飞往上海，准备出洋。在出洋之前，张学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凤至、女友赵绮霞（赵四小姐）及儿女的规劝，用一个月的时间把烟（毒）瘾戒除。4月11日，张学良在顾问瑞纳（澳大利亚人，1928年起任张学良私人顾问）、于凤至、赵绮霞及儿女等陪同下，乘轮船到欧洲旅行。张学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时才能返回祖国。
1934年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G”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G”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109师在1935年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给他思想上极大的震动。是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替罪羊及鹰犬，还是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当一位爱国英雄？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将士都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GMD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在“剿G”中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感到异常愤懑。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其时，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GM政府竟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gao潮。GCD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GCD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GCD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杨的所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百二十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9日，西安的GMD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日，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G”，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G”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和GCD一道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G”；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G”，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G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一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G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ZGGCD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ZGGCD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ZGGCD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ZGGCD代表谈判。24日，谈判结束。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G，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蒋介石对GCD答应的条件是：一、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GCD军队编成三个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GCD和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有意思要亲自送蒋回南京，但许多人都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可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当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时，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送蒋介石，于是登上了飞机。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列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五十一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奉军元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其后只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GM政府顾问等。1948年，张作相出任GMD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在锦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不久被宽大释放，寓居天津，日病逝。另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的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还有于学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等，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1944年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自此被释去兵权。1949年，于学忠不肯随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历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日在北京病逝。
###杨宇霆(上)
杨宇霆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字邻葛，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叁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叁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张作霖死后，杨欲夺取东北军政大权，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杨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枪毙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凌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
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他治军严谨，军纪严明，任少校教官时，深夜搞紧急集合训练，总能从队列中挑出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放他入内，结果他处罚了哨兵。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我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与段系军阀合作时，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为了扩充实力，杨、徐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知道后，非常生气，罢了他俩的官。被贬后，杨宇霆在北京(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赋闲，生活由京津巨商李景明供给。
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认为治军治政非杨宇霆不行，于是请杨出山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因前嫌，少帅张学良和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连他亲自举荐的第八军军长姜登选、第九军军长韩麟春有时也反对他。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省长王永江等文治派对他也没有好感。杨宇霆觉察到自己在东北很难混下去，就向张作霖请求督军江苏。在他赴任前，江苏军阀孙传芳，会办陈调元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以后逐杨作准备。
1925年8月，杨宇霆去江苏任职。他根本想不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孙传芳、陈调元背后捣鬼。郭松龄也趁机拆台，不待请示张作霖，就将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三个步兵团，系奉军精锐)调回冀东，驻江苏的奉军只剩丁喜春一个师，驻南京；邢士廉一个师，驻上海。杨宇霆发现孙、陈掣肘便下令邢士廉师速向镇江靠拢，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向浦口集中北撤。10月16日晚他与陈调元开会中途，谎称身体不适，要到后边洗个澡再接着开会。到了后边，换上便装，让事先已在后门待命的司机陈一恒开车。只身溜出南京，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等副官高凤岐等十几个亲随赶到浦口，轮渡已开动，这些人只好乘一只小舢板追到浦口，与杨宇霆一同乘火车北行。陈调元闻讯，急电沿途截击，但杨的专车已过。车到徐州，与事先已在车站等候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一起，平安返回北京，匆匆结束了江苏一行。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12月29日东北易帜，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痕中了奸计，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
日晚，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造福家乡：
第二次还乡
1926年杨字霆第二次还乡，县政府组织盛大欢迎仪式。我是学生乐队的小鼓手，站在队伍前列，看的比较清楚。欢迎者都在南门大道路西列队等候，各人手持国旗或彩旗。行列中有县长等领导官员，有各界首脑人物、地方绅商名流及各学校师生。大队排的很长，南起周地沟，北至十字街口。东侧有地方警察队持枪面向外。据说辽河以南由沈阳军队戒严，辽河以北由法库警察队负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时时传来警笛声，并不断有消息传来――过河了――过三面船了――过大孤家子了!法库农民家庭出身的这位人物，真是衣锦还乡，显赫一时了。最后一次笛声，使警戒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听到从南面传来的由远到近的汽车声。不一会儿，见到警戒的警士，面向外举枪敬礼。这时日本领事馆法库出张所的日本人，举着-面日本国旗，也来欢迎，被赶到沟东的一个高岗-上去。紧接着开来两辆警卫车，警卫人员全副武装，身着黄色呢料服，腰间配带两支手枪，手持冲锋枪，车停后立即跳下车，作扇面形的警戒线。须臾第三辆黑色小轿车停下，走下一位副官打开车门，于是这位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头形椭圆，浓眉大眼，光头，肥胖的两腮刮的亮中透青，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他身着黄色礼服，头带青色大礼帽，穿-双黑色松紧元宝式皮鞋。他下车后，警卫人员团团围住，地方官员前导，他缓缓前行，手持礼帽，边走边说：“谢谢!谢谢!”这时军乐大作，欢迎声震耳。车队缓慢前进，第四辆灰色轿车内坐了三位妇女，据说是如夫人和仆妇。接着是长长的八辆警卫车。车上有一半人下车步行警卫，都是全副武装的年轻卫士。杨宇霆在南门外设立的欢迎棚内略事停留，旋即登车直驱地方储蓄会，临时休息。在赴西街平治校时，储蓄会会长陈丹林被邀同车而行。该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杨作了讲话，时间不长，声音小，学生队伍都听不清楚。午后就驱车赴距县城十五里的他家乡蛇山沟村，一路都有岗哨戒备。第二天就返回沈阳。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据储蓄会知情人说，前一次杨宇霆回法库时，由沈阳至法库架设临时电话专用线。杨到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副官接过电话后，向杨报告：“雨帅请督办讲话”。原来是张作霖亲自打来的，问是否已到法库，并希望杨明天返回沈阳。那次回来杨召集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界负责人，倡议法库要抓紧办三件事：一、筹建平治学校，地点在西街，建教学大楼；二、筹建电灯厂；三、扩大储蓄会资金，使它成为地方性的银行(有限财团)。另外成立“沈法汽车公司”。这些筹建资金和物资以及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皆由法库籍在沈阳和在省内各地官员出资赞助；杨本人也投资一部分；还以杨的名义向省内名商大贾募集。计划平治学校建设资金为银币四十万元；电灯厂(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三十二万元(发电机组是由安利英行赊购的)；地方储蓄会是地方有限财团，通过省政府的正常手续批准的，股金银币五十万元，居于省乙等储蓄会。这些组织机构设有临时筹备处和董事会。是年冬由沈阳到法库的大道上，雇用农民大车，运来大量原木、电杆、水泥，以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同时又做了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平治学校建楼基地以北的空地上，建了四座大砖窑，窑的中间打深水井，以备生产青砖使用，一次可出窑十万多砖。1925年春平治学校及电灯厂工程齐头并进，昼夜施工。电灯厂的发电机和锅炉的安装以及内外线的架设全由当时奉天兵工厂的电厂派员支援建设的。法库城内一时满街埋电杆，架电线，一派兴旺景象。全部工程仅用一年，速度惊人。
兴建法库电灯厂
民国十六年(1927)春，法库电灯厂建成，试车发电。该厂装机容量为三百五十马力，是一台开放型交流发电机。蒸汽机是英国飞利浦公司制造的双筒立式拉杆引擎机，带冷凝器四百马力一台。锅炉是拔柏葛水管式链条炉床，每小时出力四吨燃煤量。当夜间首次发电时，隆隆的电机运转声响，振奋了人们的心弦。大街小巷的路灯，闪铄照耀有如白昼。各机关及大部分商店、家庭都安装了电灯。法库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之夜，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法库办电计有三次。第一次某创办人在大东门外建立厂房，但后因资金不足中途报废了。第二次是方中岳在天主堂西院，设立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真已发了电，但因锅炉小，不适应机组的需要，后来又买了一部锅炉，由铁岭运到夏家楼时，因资金不足无力再运，终使这个发电不久的电厂仅昙花-现就停办了。这次成功的发电给法库带来不少好处，不仅照明用电，以后还有多数粮油加工厂用电机代替了笨重的畜力碾磨加工，又快又卫生，掀开了现代化人民生活的一页。当时除了路灯三百多盏外，租、表灯不过三千多盏，粮油加工业设备容量仅为一百多马力。电厂于是白天检修，夜间发电，当年总发电量为四十五万度(千瓦小时)。法库发电厂的组织机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包括人事任免。另委厂长一人，处理全厂业务工作，每月向董事会提出一次“经营报告”。厂长下设工务、业务两部，工务部下分电机组、锅炉组、内外线组；业务部下分会计、材料保管、电费结算、收费和总务。各设专职组长，共有从业人员三十余人(不包括董事会人员)。第一任董事长王智(鉴甫)，厂长杨宝衡。1929年1月，“杨常事件”发生，对法库电灯厂有所冲击，但正常业务并未中断。杨宝衡辞去厂长职务，由朱子新代理，朱任期不长，以后历任有杨怕蕃、张连仲等。电灯厂生产用煤年计划为二千吨，由铁岭日本人经营的煤场订购。每年冬季利用辽河冰冻季节，雇用农民大车，一冬全部运完。
法库地方储蓄会
法库地方储蓄会的组织机构：有股东代表会，每年定期开会一次，研究解决一些重大事项及红利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由会长全面负责。根据杨字霆的意图，以其父杨永昌为名誉会长，由股东代表会公推当时法库颇有名望的陈丹林和王占元为正副会长。并由会长遴选王春浦、刘会文分别为正副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地址在法库镇裤裆街路东原地方储蓄会筹备处。民国十五年(1926)春开始营业，经营范围主要是向镇内工商业者投放贷款，投放期三、四个月不等，最多不超过一年。经理下设会计室，有主管会计一人，助理会计二人，文牍员一人、厨师一人、勤杂一人。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储蓄会募集的股金，是以“奉票”按市价核为银币的，所以每月的收支，都以“奉票”记账。由于军阀割据和不断内战：大量发行纸币解决战争费用，“奉票”不断贬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奉票”贬值更甚。到1930年春，储蓄会五十万元的银币资金，实值已不足两万元了。会长陈丹林年老体衰，申请辞职。股东代表会鉴于后继无人，研究决定报请废业。这个杨氏生前关注的金融事业，就此失败了。
###杨宇霆（下)
杨宇霆之死
日,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接掌东北政局的少帅张学良年仅27岁。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他,但很多人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些绿林出身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父亲在世时,视杨、常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张作霖故后,二人经常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训骂,俨然以执父自居。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都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时张学良已有毒瘾)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急披衣而出,杨指着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关于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他们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2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2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宇霆、常荫槐2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俊，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肿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杨宇霆祸因
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师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常荫槐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官僚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GM政府委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所以当他俩联袂而来且将考虑成熟的方案和盘托出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被彻底激怒了。他强忍不悦，托辞“从长计议”，让他们晚上再来商议。但二位晚上按约返回时，张却命令对杨、常有积怨的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自己的副官长谭海率6名卫士分两组，将他俩当场击毙于厅内的沙发上！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
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不过张学良第二天领衔向中央政府发出的通电中，并没提到他俩有何卖国罪行，只是含混其词地指责“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等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倒是电文前段的“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让人念出端倪――原来少帅就是嫌彼二人妨碍自己执政而已。为避嫌，张学良还召见了记者，陈述了“依法”杀杨、常的经过。而南京政府刚得到东北，也不敢追究地方司令长官擅杀省长级官员的责任（GM政府有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不过奉天百姓似乎看出门道，民间很快便流行着“大帅身亡，杨常而去”的说法。
挽杨宇霆联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袁金铠（），字洁珊，辽宁省辽阳县山岳铺人，原任张作霖秘书长，张作霖称之为二哥而不呼其姓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19岁中秀才。庚子之役，地方不靖，各地纷纷组织保甲，办理团练。1904年出任辽阳警务提调。后结交赵尔巽，受赵尔巽关爱，认为门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入督幕，参预政事。在赵尔巽的支持下，任谘议局副议长。武昌起义发生时，向赵尔巽进策，赵尔巽采纳之。当得知张榕等密谋驱逐赵尔巽，宣布独立的消息时，马上建议赵尔巽电召张作霖带队来奉天护驾，并迅速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此举促成了赵尔巽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局面，由此受清廷赏四品京堂，襄办关外练兵事宜……。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乃父犹有过之。所以他虚以委蛇，随着帅府人员忙碌了一整天，满肚子盘算自己的处境，卅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孙于1月11日不告而别，乘早车赴大连，到了大连才写信给张学良称家中有事不及走辞。张学良闻孙传芳不告而别，笑对部下说：“馨远为什么这样胆小？”杨宇霆、常荫槐被杀后，对少帅来说，“立威”是做到了，因为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于少帅不再有“阿斗”的看法。不过对于他杀杨宇霆的对不对则各有各的看法。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棘门坝上如儿戏；
我识将军未遇时。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于冲汉（），字云章，辽宁省辽阳县人。甲午中日战争时，东渡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充当日军间谍。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1920年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伪满建国会议并任伪满监察院院长，伪满国务院总参议。1932年10月病死于大连。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天地正气谁留意；
人事无常莫再来。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陈兴亚，后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1930年正月，地方储蓄会的会长和经理受杨春元（杨宇霆）委托给先死的杨宇霆和在他后死的父亲杨永昌同时安葬。实际一切由杨春元母亲授意。这桩丧事规模轰动全省。杨家拿出银币2万元，作为治丧经费，张学良又拨给5000元。开始筹备工作时，在地方储蓄会临时挂了牌子。成立治丧筹备处。杨宇霆长子杨春元是大夫人所生，当杨宇霆被处死之际，他正在德国留学。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发函叫杨春元回国，他毫不犹豫的回来。张学良召见他，对他进行抚慰。杨春元没做工作，在沈阳大东区经营一个商店。治丧筹备处主办人员，公推德高望重的陈丹林为首，由副会长王占元负责一切筹备事宜。对于治丧的日期、僧道经、乐队、扎纸活，灵棚等都作了周密安排。请陈丹林做“点主官”。另如招待筵席、厨师，接待工作无不做妥善准备。由沈阳聘雇棚匠高手，以及搭棚器材，两座高大豪贵的苏州式灵棚，在杨家东西两院高高搭起。东灵棚是杨父杨永昌，西灵棚是杨宇霆，每座棚内都是四台经（僧道），东西两门，各设有四台鼓乐，昼夜不停轮番吹奏，唢呐声凄婉悱恻，震人心弦。南园摆满纸扎的人马、车辆、财宝等。外地赶来赴丧敬祭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治丧招待筵席原料，干鲜蔬菜全是派专人从天津购进的，有青椒、茄子、黄瓜、蒜台、藕和冬笋，高档菜有海叁、鱼翅、燕窝，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燕窝仅仅是正日子给大宾及点主官一席之用。一般客人多是用海参席招待。出殡前两天张学良特派来两连骑兵，两个汽车连作出灵时前导的仪仗队。出灵时队伍浩浩荡荡，有六十四人抬着一条龙棺椁的大杠，前面是杨永昌，后面是杨宇霆。队伍最前面的是地方警察队开路，其次是骑兵连、汽车连、纸扎人马等，以后是吹鼓手、僧侣诵经。所过之处，经语呢喃，笙管齐鸣，锣鼓铙钹，震耳欲聋。家属后辈，素衣孝服，麻绳拖地，呜咽低泣，哀伤不已。地方官员，各界代表及远亲近友，依次陪阵两旁，垂首示哀。整个送行队伍不下五千人。最后把杨永昌安葬在蛇山沟村杨宇霆的墓北，而原来杨宇霆生前给他父亲准备的陵园墓穴，却安放了他本人。杨家后代又在杨宇霆墓周，埋上石柱圈以铁管栏杆，外地运来"翁仲"和石刻狮、马、骆驼，树立华表。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前面有旱桥。
张学良挽杨宇霆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杨宇霆
杨宇霆的灵棚挂满省县官员和各界名流赠送的挽联和幛子，都是名贵绸缎呢绒所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送的这副挽联。对于张学良处决杨、常的是非功过，留给历史学家评说。但从这幅挽联来看，即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又指出死者被“流言”所误而招致杀身之祸。缱绻悲哀，义正词严，溶为一体，堪称挽联中之佳作。上联“讵”，怎么。“西蜀”，指三国时期柳被建立的政权。是说易帜已成，全国统一，东北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幼常”，指马谡，字幼常，三国时期西蜀的将领，与曹魏大将张战于街亭，因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被张打败，将街亭丢失，被处斩刑。“挥痛泪”，典指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按私情诸葛亮不忍心斩他，但按军法不得不斩，所以在斩马谡时，诸葛亮“为之流涕”。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战马谡的故事。上联是说，现在东北的处境怎能同偏安一隅的西蜀相比呢？但处决杨宇霆是的心情，总还是与诸葛亮挥泪战马谡有相似之处的。张学良在《致杨宇霆是夫人函》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多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王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这种复杂的心情，与挽联是一致的。下联“东山零雨”，典出《诗经•东山》：“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领域其蒙。”东山零雨，反映的是一种凄惨悲凉的景象。“管叔误流言”管叔为流言所误。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代管国家政事。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负责监管殷朝遗民。后来又人造要说，周共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殷纣王之子武庚，趁机煽动管叔、蔡叔发动叛乱。于是周公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下联说杨宇霆之死是很凄惨的，虽然由于他自己误心流言所至，但终究还是很值得可怜的。
法库县名士陈丹林悼杨宇霆
题咏纪念、杨宇霆联
长城檀道济；
返日鲁阳戈。
由于杨宇霆死于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语可说清楚。法库县当时名士陈丹林对杨宇霆之死曾作一首《五律•无题》诗：“壮士挽天河，中流起恶波。长城檀道济，返日鲁阳戈。有泪挥知已，无词上挽歌。欢迎曾几月，舆榇此回过。”颔联以檀道济、鲁阳相比，足见其对杨宇霆的推崇。
有泪挥知已；
无词上挽歌。
而颈联备极哀痛，“无词上挽歌”却是当时实际情况。
法库县平治学校总务长阎宝海悼杨宇霆
山势瘁屏灯穑
水流婉蜓，草木华兹。
烈烈奇勋，应共青山峙柳寒；
悠悠逝水，长随林木绕佳城。
――法库县平治学校总务长阎宝海撰书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杨宇霆陵墓
杨宇霆陵墓位于法库县东15里的蛇山沟村。蛇山沟村依山傍水，树茂林丰，风景极为优美，沟两边突冗而起两座小山，沟北的石景山山顶怪石多姿，山顶南侧有一石洞，石洞供石佛数尊，石洞中有一横向卧碑，碑长3米，高82厘米，碑刻于1944年，碑文刻有“佛之洞天，吾之乡里，惟佛与我，彼此相依……”等文字。沟南的梯形山松林茂密，从松林缓步而上，层层奇形突冗,异常可观。陵园建在后景山阳坡，占地面积15亩，呈正方形，四周竖有白石桩，桩间横穿两道二寸粗的铁管相连，墙外松柏成林。正门前建有上马石和三重四桶式拱桥，桥北矗立宽高各约七米的重檐式牌楼，雕金缕银，玻璃碧瓦，伟宏壮观。正前面修建了水泥牌坊，牌坊两侧石柱有法库县文化名人阎宝海撰书的两副对联（另一见下）。园内通往坟墓的是青砖铺就的甬道，两边碧绿如茵的草坪，两侧排着用唐山绵石精刻的望天吼（华表），立仗着猪、马、牛、羊、鹿、驼、象等石兽和文武石人翁仲。坟前立有墓碑，刻“陆军墓上将江苏督办杨公宇霆之墓”。这里独好的风景，虽然遭到破坏，但给予复修，恢复原貌，是一处有历史价值的游览区。
###张学良简介及生活年表
张学良（日～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
生活年表：
1901年诞生1岁
6月3日（农历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生在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堡屯。因其父张作霖这天打了胜仗故得一小名――双喜
也因其生日与其父张作霖的遇难日是农历的同一天（即1928年的6月4日，也是农历四月十七日），故张学良从不在这一天过生日。
从师名儒崔名耀（崔骏声），读四书五经。胞弟学铭出生。
1908年2月，与于文斗长女于凤至订婚。
1911年11岁
4月，生母赵氏病故，年底随庶母卢夫人进奉天（今沈阳）。
1913年11月，师从金梁（金息侯）学习。
1915年15岁
步入社会。参加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活动。
1916年16岁
奉父命和长他3岁的于凤至结婚，生有一女三男。
春，经周大文介绍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常有阎宝航陪同参加活动。拜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为师学习英文，结识了普莱德等一批外国朋友。
1919年19岁
3月，张学良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炮科，结识进步教官郭松龄；以优异的成绩于第二年4月毕业。当年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1920年20岁
6月2日，任奉天暂编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
11月，晋升陆军少将。
12月17日，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是年秋，率军赴吉林剿匪。
1921年21岁
由本庄繁陪同，与张作相赴日参观秋操。归国后，建议其父改革军制、整顿纪律、严格训练，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
1922年22岁
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
6月中旬，在山海关一线组织败兵迎击直军主力，阻止了直军进攻。6月17日奉直签约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7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进行“整军经武”。
7月薪4日，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9月兼任东三省航空处督办。
1924年24岁
4月8日，任奉天陆军第27师师长。5月初又兼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
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担任山海关一线的主攻任务，打败直军主力，从此，一举扬名。
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入关，张任津榆驻军司令。
1925年25岁
4月，授陆军中将军衔。
5月，任东三省陆军训练处副监。
8月，任东北航空学校监督和东北航空处飞鹏队队长。
10月，任镇威军第三集团军军团长，赴秦皇岛收编渤海舰队，扩大了奉军的海军力量。
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表反奉通电。张学良三次要求见郭松龄，被郭拒绝，但郭松龄写信向张学良表白忠心：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11月30日，张作霖发布讨郭令，张学良被委任为前线总指挥，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展开激战。12月24日，郭松龄反奉失败。翌日，郭氏夫妇被害。
1926年26岁
3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
6月，张学良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
8月，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
12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令张学良负责京、津地区的警备任务。
1927年27岁
3月，率三、四方面军到河南与北伐军对抗。
5月，在河南和北伐军作战失败，率军北撤。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学良授陆军上将军衔。
1928年28岁
4月，劝其父息兵罢战，撤军关外。并致电阎锡山：“实不忍奉晋相见以兵，糜烂北方。”
6月3日，张作霖下令息兵出关。撤兵一事由张学良负责，自己先行返奉。
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谋害。
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19日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开始发丧。
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
7月底，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任东北海军总司令。
8月16日，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
11月30日，就任东北航空司令。
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被GM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
1929年29岁
1月9日，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
1月10日，“以妨碍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统率东北军的地位。
1月，任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名誉监理。
2月，任GM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7月，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
11月，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东北军战败，双方派代表和谈。
12月22日，《伯力议定书》签定，“中东路事件”得到解决。
1930年30岁
3月，任GM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复州煤矿股东。
4月，爆发了蒋、冯、阎、李新军阀中原大战。
7月2日，张学良去葫芦岛主挂筑港开工典礼。
9月18日，发表巧电，拥护中央，倡导和平。要求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9月19日，命令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率20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反蒋联军失败。
10月9日，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1月7日，赴南京列席GMD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欢迎。同月24日，任GM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31岁
3月26日，任GMD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4月18日，由沈阳移至北平顺承王府办公。19日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务。
5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任主席团成员。28日，因患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7月23日，通电讨石，调东北军主力入关。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军奉命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此为“九•一八”事变。
9月21日，张学良召集北平名流，讨论对东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依赖“国联”，听命中央。
11月16日，GM政府改任张学良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GM政府，日军长驱直入，锦州危急。
1932年32岁
2月29日，章太炎抵北平劝说张学良武装抗日，张学良有口难言，告之蒋介石不抵抗密令。
8月20日，GM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33岁
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3日，山海关失守。
1月，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一集团军司令。
2月，任华北集团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率军进行长城抗战。
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3月4日，承德失守。
3月9日，与蒋介石在保定车站会晤，蒋暗示其下野。
3月11日，发表辞职通电。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3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何应钦称：“汉兄离平时，代委员长职务准交敬之兄接代，以免职务中断也。”张遵电正式将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交给何应钦。是日，偕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端纳等从北平清河机场离平，当天下午抵达上海。出国前张学良决心戒毒，闭门谢客。并且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
4月11日，由上海偕眷属乘意大利邮轮起程出国。
4月上旬，致书东北军将领及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准备收复东北为最大责任。“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5月4日，到达意大利布林迪西巷。当晚乘特别快车到达罗马，投宿于“古兰特”宾馆。
5月8日，张学良得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由苏经欧洲回国，便邀其到罗马会晤。马、李、苏于是日抵罗马谒张。张赞扬马等奋力抗日之精神，鼓励他们回国后不忘国耻，继续抗日斗争。
5月12日，自意大利致书王树翰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并附寄张在罗马拍摄的照片一张。
5月26日，由罗马致电万福麟，劝告东北军各将领，宜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
6月上旬，在罗马期间，专心研究法西斯党运动及组织，曾与意皇及首相墨索里尼晤谈数次。还多次访问意空军司令部，考察其航空事业。
6月20日前后，张学良由罗马经巴黎去伦敦。又飞回罗马。
7月1日，东北军将领电请张学良回国，张于是日复电称：“最近有令张学良回国之风说，但目下余正视察欧洲各地，至少3个月内，绝不能回国。
7月11日，在罗马会见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后回国途中的中国代表宋子文，交换对国内局势意见。
7月14日，出席墨索里尼欢迎宋子文的宴会。
7月22日，张学良从意大利米兰飞抵巴黎，法国总理达拉迪派代表欢迎。顾维钧亦到机场欢迎。并在巴黎会晤法国航空部长柯特，参观法国航空事业。
7月30日，携家属再次飞抵伦敦，次日赴金斯顿奥克尔飞机制造所参观，还参观了当地的军需品制造工厂。
8月10日，赴朴茨茅斯参观朴茨斯造船厂。海军司令在官舍设宴款待。张还在航空母舰上详细参观海军每周之操演，至晚始返伦敦。
8月下旬，在伦敦对路透社记者谈话：“此行颇有利，现时余重得较离中国时增重28磅，且身体较前健壮。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请张统率东北军移驻新疆。张回电称：移驻新疆，虽无异议，但需查后再作答，于是张电罗文干赴新疆实地考察。此计划后因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加之此时张学良回国会对已见好转之中日关系不利，故蒋拒绝其回国。
9月10日，张学良赴德国柏林考察访问。
9月下旬，张学良与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陈策赴德国德尼司登陆军学校参观，并检阅该校学员。
10月1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谒见古斯达阿克五世皇帝，并出席阿德无殿下之午宴。
10月2号，考察“二福斯”兵工厂，“芬斯欧克”造约厂，同日飞伦敦。
10月14日，飞芬兰访问，访问芬兰后本拟访问苏联，经联系，因苏不予接待而作罢。在结束对芬兰访问后，仍飞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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