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游戏】没看懂为什么洋葱骑士要守护琼恩.斯诺的尸体_权力的游戏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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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没看懂为什么洋葱骑士要守护琼恩.斯诺的尸体收藏
对他本身有什么好处，连自己侍奉的二鹿都挂了，守护个尸体有毛用。就算要想琼恩效忠，那也应该是活着的琼恩，死了的琼恩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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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侠仗义，拔刀相助
他也有参与放野人进来，是一条船上的
肉体如果还在，有复活的可能，如果他不守着有可能就被烧了，囧是他复仇唯一的希望
因为斯诺对他们有恩，洋葱是整个剧中难得的一个大好人，恩怨分明，他是为了报恩
洋葱和囧是一伙的，外面的人不会放了他们这群人。
因为他们都开了上帝视角洋葱：囧必复活 必须守尸艾里沙：囧必复活 必须抢尸
或许他想囧复活不了变尸鬼弄死动手的人也可以啊
在搬动sonw尸体的时候，洋葱骑士看着地上的血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状态，个人觉得恐怕是什么事情的前期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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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并不是要复活，只是他们是选择站在jon这一边的人，即使jon死了也仍然忠于他。只是刚好在这个房间里不敢出去
洋葱是个很正义感性的人 楼主要仔细看第五季雪诺与stannis 以及帮助野人时洋葱的反应 个人觉得那些地方刻画的很好
洋葱骑士是为他老大而保住斯诺。就这么简单！
导演让守的
楼上真相！
为了让他复活
是啊导演想干嘛就就干嘛
我以为我进错吧了，洋葱骑士第一眼以为是黑魂3
期待囧满血复活
尸体不要还怎么复活
死了一天都不到就要火化，不火化就是要诈尸要复活，到底是他这守夜人当的太失败还是小学生太脑残？至于洋葱，人家根本就不是什么守护尸体，人家是让一群坏人堵在屋里不敢出去了，难道你让他在屋子里放火烧人？
这么简单，雪诺是守夜人司令，洋葱这样正义的骑士肯定是站在正统这边的啊
因为洋葱知道囧爸爸是拥护屎蛋的。而且俩军在长城相遇过。算是短暂的盟友吧。
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
谁知道两个变态编剧加一个马丁老头能弄出什么来
洋葱又不知道二鹿怎么样了，而且谁说史坦尼斯一定死了啊，有没有正面描写
史坦尼斯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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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演员成名前是干什么的？
　　“小恶魔”提利昂扮演者——彼特·丁拉基（Peter Dinklage）彼特·丁拉基在扮演《权力的游戏》中的提利昂·兰尼斯特之前，在一家工厂干了几十年。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95年在《开麦拉狂想曲》中饰演一名对总是扮演同一类型角色深感厌倦的名叫提托的演员（如图左），从此开始了他的大荧幕之旅。在成名之前，他扮演了很多小角色。推荐阅读：《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回归 雪诺携野人女友甜蜜现身伦敦《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再出预告片雪诺"尸体"睁眼 复活?诈尸?《权利的游戏》第六季4月回归 珊莎彻底醒悟为己而战　　乔佛里的扮演者——杰克·格里森（Jack Gleeson）几年前，他因为扮演《权力的游戏》中的乔佛里·拜拉席恩而出名，杰克·格里森在2005年的《蝙蝠侠》里扮演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男孩，初试荧屏。推荐阅读：《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回归 雪诺携野人女友甜蜜现身伦敦《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再出预告片雪诺"尸体"睁眼 复活?诈尸?《权利的游戏》第六季4月回归 珊莎彻底醒悟为己而战　　“色后”瑟曦的扮演者——琳娜·海蒂（Lena Headey）琳娜·海蒂在少年时代就在影视剧中签约演出过。这位后来在《权力的游戏》中出演瑟曦·兰尼斯特的女明星，在1992年的《水之乡》中初次亮相，在片中西妮德·库存萨克出演的人物是玛丽，而琳娜·海蒂扮演的是少年玛丽。推荐阅读：《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回归 雪诺携野人女友甜蜜现身伦敦《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再出预告片雪诺"尸体"睁眼 复活?诈尸?《权利的游戏》第六季4月回归 珊莎彻底醒悟为己而战　　“龙女”丹妮莉丝·坦格里安的扮演者——艾米莉娅·克拉克（Emilia Clarke）在片中饰演龙女的艾米莉娅·克拉克相对来说是一名新手，她开始她的演艺之路是从接拍一些比较小的项目如电视电视和短片开始的。 2010年她在Syfy播放的《三迭纪来袭》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推荐阅读：《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回归 雪诺携野人女友甜蜜现身伦敦《权利的游戏》第六季再出预告片雪诺"尸体"睁眼 复活?诈尸?《权利的游戏》第六季4月回归 珊莎彻底醒悟为己而战　　雪诺的扮演者——基特·哈灵顿（Kit Harington）2000年代中期，当时默默无闻的基特·哈灵顿在伦敦出演舞台剧《战马》。2011年，他首次出演电视剧，在《权力的游戏》中以琼恩·雪诺一角为观众所熟悉。　　布兰的扮演者——艾萨克·赖特亨普斯特德（Isaac Hempstead Wright）2011年，年仅12岁的艾萨克·赖特亨普斯特德就在影片《觉醒》中初次亮相，同年，他在《权力的游戏》中出演了布兰·史塔克一角。　　乔拉的扮演者——伊恩·格伦（Iain Glen）伊恩·格伦在《权力的游戏》中扮演龙女身边的骑士乔拉（后因被龙女发现曾经出卖自己而被流放），几十年前，他就在1988年上映的《巴黎之夜》中初显身手，这是一部英国惊悚片，从未在美国上映过。　　“弑君者”詹姆的扮演者——尼古拉·科斯特瓦尔道（Nikolaj Coster Waldau）在他20来岁的时候，年轻的尼古拉·科斯特-瓦尔道出演了丹麦惊悚片《守夜人》（1994），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在片中他饰演马丁，正在谈论中的守夜人，冥冥中似乎20多年前就预示了他将成为《权力的游戏》中的詹姆·兰尼斯特。“小胖山姆”的扮演者——约翰·布雷德利-韦斯特（John Bradley-West）约翰·布雷德利-韦斯特在《权力的游戏》中饰演山姆威尔·塔利而出名，在此之前，他在欧洲剧《波吉亚》中露过几面。　　“臭佬”葛雷·乔伊的扮演者——阿尔菲·艾伦（Alfie Allen）在阿尔菲·艾伦加入《权力的游戏中》饰演葛雷·乔伊之前，1998年他出演过电影《伊丽莎白》。在这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中他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小指头的扮演者——艾丹·吉伦（Aiden Gillen）爱尔兰男演员艾丹·吉伦在《权力的游戏》中扮演的是小指头。1995年他曾在《朋友圈》中担任男配角，该片由克里斯·奥唐纳和明妮·德瑞弗等明星主演。　　波隆的扮演者——杰罗姆·弗林（Jerome Flynn）杰罗姆·弗林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初登荧屏。在英国影片《仲夏之恋》中他扮演Joe Narracombe，与他在《权力的游戏》中饰演的波隆相比，风格大变。　　“洋葱骑士”戴佛斯的扮演者——利亚姆·坎宁安（Liam Cunningham）爱尔兰演员利亚姆·坎宁安在《权力的游戏》中饰演戴佛斯·席沃斯。他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演艺生涯。1995年他在《小公主》中出演角色。　　“八爪蜘蛛”情报总管瓦里斯的扮演者——康勒斯·希尔（Conleth Hill）在《权力的游戏》中，康勒斯·希尔饰演瓦里斯。早年，他曾经担纲主演过短命的英国情景剧《蓝色天堂》。　　布蕾妮的扮演者——格温多兰·克里斯蒂（Gwendoline Christie）格温多兰·克里斯蒂因扮演《权力的游戏》中的布蕾妮而出名，但她在2000年代就已在影视界享有声誉。她最初演过的角色之一是在2009年被称为《魔法奇幻秀2》中演出的《帕那索斯博士的奇幻秀》。（编译/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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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东流水
（1）大势所趋&&&不二选择
一九六五年暑假，高考之后，录取或不录取的通知书，已发到各人手里。我等自当是在不予录取之列。无聊之际，有时便到学校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别的出路。二班的王介文，五班的周琦，还有本班的杨合增，我们经常可以碰面，聊聊互相关心的事情。为排解胸中之郁闷，兴趣来了，有时还打打乒乓球，混混时间。一天，看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招生简章就贴在校园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应届高中毕业生到兵团以后，经过三个月到半年的劳动锻炼，然后分批分别送到各级各类大专院校去培训深造，作有用之材培养。这一条，倒是非常吸引人，打动人。我去新疆的念头由此而生。介文，合增，周琦都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去汉口报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汉招生办公室，就设在汉口饭店，一元路附近，近邻江边。汉口饭店是武汉一家老字号，设施豪华，颇负名气。他（她）们会选地方。报名的人很多。当然，招生办设置了报名条件，诸如，年龄，身体，学历，等等，条件并不十分苛刻。于是，我们争相报名。接待我们的，是兵团干部部的严秘书。严秘书个子高高，皮肤白白净净，长得很漂亮，为人也和气。听说我们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她表示非常欢迎，欢迎我们去新疆。并说，应届高中毕业生是作为干部招聘的，以后待遇不一样。就这样，我们顺利报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没过几天，我们就收到了兵团录取通知书。后来听说，一班的滕宁，在报名的问题上不很顺利，不知遇到了什么麻烦。为此，他还奋笔写了血书，以表去新疆之决心。这在当时还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当然，最后他还是去了新疆。而且和我们同一列火车。其实，我们既是校友，又是战友和朋友。他写血书一事，不知是惑传，还是真有其事，一直未能求证，此事便不了了之。去新疆一事，除“简章”上有“上学”一说之外，还有另一重磅诱饵。据周琦所讲，他有一亲戚（可能是他姐姐），六四年去的兵团。因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去兵团，工资就定了个农工二级。比一般农工高，四十多块钱。这在当时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这足以打动我们的心。因此，去新疆兵团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轻易动摇了的。虽然外面口号喊得震天响，我从来没为口号所动。那不能解决问题。
收到去新疆兵团的录取通知书后，父亲便急急忙忙给大哥，大姐，二姐去了信，告知我的去向。他（她）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大哥拍来电报，力主我不要去。其主要理由，就是路途遥远，生活艰苦，气候恶劣。去了，就回不来了。大哥个人经历丰富，言辞恳切，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二姐也专程打来电话，劝我别去。唯有大姐写信赞成，鼓励我去。说是，兵团是部队建制，供给制，什么都发，待遇很好。因大姐夫部队出身，以为兵团和部队一样。其实，她们并不真正了解兵团。她们主张我去，也是出自一番好意。两种意见都很中肯，都有道理。但我们家的具体情况，不容我犹豫。
那时，二哥年年参加高考，连考三年，年年不中。尽管他是湖北省实验中学的学生，虽然成绩并不出众，但考个一般大学，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家庭出身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所谓考大学，早已内定。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大学招生，严格贯彻阶级路线。大学的门，早已对我们关闭。像我们这样的出身，不予录取，早已铁板钉钉，早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但二哥一直执迷不悟，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踏进大学门槛。其实，他大错特错了。他醒悟很慢。在这个问题上，他大不如我。我从他身上，早已看出了问题。所以六五年高考，我就不抱希望。考完之后，决不再考。考也没用。我知道，我必须另寻出路。二哥考大学不成，招工也不顺，没有单位要他。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国民就业的权利，统统地被剥夺了。二哥在家吃闲饭已有三年。接二连三的的挫折，强烈地刺激了他，使他有些神经质了，甚至导致神经错乱。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在家吃闲饭，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要知道，那时，我们家，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都没工作，都没收入。一家五口，全靠大哥，大姐逐月寄来生活费，勉强维持武汉生活。既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就不能继续拖累大哥大姐了。他（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有了去新疆的机会，有了赚钱自己养活自己的机会，怎能放过？尽管大哥，二姐的意见是对的，尽管当时对新疆，对兵团了解不多，但新疆路途的遥远，气候的恶劣，生活的艰苦，前途的渺茫，还是不难想象的。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已抱定决心，去新疆，去兵团。那是义无反顾了。再者，即使我留在武汉，工人肯定当不上，师范进修又没有我的份儿，不去新疆，就得去农村。而农村之境况，我是比较了解的。虽然离家近一点，又有什么用呢？相比之下，去新疆还是比农村强。兵团好歹还有工资可拿。这一点，农村是没法比的。去新疆只能是不二选择。
那时没有现在的传媒，没有现在的通讯，连无线电收音机都很少。对外界知之甚少。只听过“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歌曲，只看过“军垦战歌”的电影，只听过兵团人员回汉所作的报告，只知道新疆在我国遥远的西北角，占整个中国六分之一的面积，地广人稀。对新疆，对兵团的了解，仅此而已。虽然我们学过地理，虽然我们读了一点之乎者也，懂得一点数理化，其实，我们尚未涉世，还单纯得幼稚可笑。二班的滕长天同学，竟然向工作组的同志提问，“新疆有没有麻雀？”可见，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对新疆知道的是多么的少。但是，我们还是怀着理想，怀着憧憬，怀着梦想，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这一天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收到通知书到出发的日子，大概就十天半月吧。既然已经确定，那就作准备吧。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们家一贫如洗。物质上，可以说，除了人，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尽管如此，我还得作一下必要的准备。第一件事，就是去下户口。那时，我们对城市户口的重要性和难能可贵，完全没有体会，没有认识。更没有失去城市户口后的痛苦和感受。身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其中所包含的好处，自己完全没有觉得。因此下户口非常积极，不加思考，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己拿着户口本到粮道街派出所，说下就下了，连个梗也没打过。下了以后，既不后悔，也不彷徨。只觉得去新疆，这是非办不可的手续。否则，手续不全，怎么去新疆呢？现在想来，我们的头脑是如此简单。离开武汉，下个户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可我重新回到武汉，重新上个武汉户口，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差不多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其中包含的的挫折和辛酸难以细数。第二件事，就是准备衣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衣物可准备的，我本来就什么衣物也没有。除了兵团刚刚下发的一套单衣，又勉强拼凑了一套单衣。其中一条裤子还是兄弟文仪的。这就是我去新疆衣物的全部。以为到了新疆以后，什么都发。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兵团和部队完全不能相比。但我确实准备了一口箱子，不是别的什么箱子，而是二姐从仙桃带回的一个木制药箱子。好在箱盖还齐全，我自己安了活页，又安了锁，可以放东西了。我把我高中三年所有的课本，无论是语文，外语，还是数，理，化等，装了满满一箱子。死沉死沉的，一个人几乎拿不动。然后贴了封条，写了姓名，送到司门口武昌区人民政府办事处。交由他们托运上车。可惜，我的高中大全课本，后来一直没有派上用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不知被什么人搬走了，至今还是一个迷。第三件事，就是雕个章子。准备到新疆后，领工资。这个主意是周琦出的。他告诉我，到新疆后，领工资就靠它。不然，工资不发给你。这个，我得准备。就在粮道街，三十三中斜对面，有个雕章子的小铺子，我花了两毛钱，雕了个黑色扁平的小骨头章子。上端有个小孔，可以套在鈅匙链上。我就一直带在身上。开始的时候，领工资确实用过它，但并不像周琦所说。签字照样也可领工资。虽然可以不用它了，但它还是跟随我几十年。至今还保存在家里，算是我们家里一件文物了。看到它，就使我想起这些往事。第四件事，就是准备一把小水果刀。这也是周琦的意思。周琦说，新疆水果多，有把小刀吃水果方便。我听他的，也买了一把小水果刀。红色的把子，可以折叠，小巧玲珑，携带方便。用了很长时间，但什么时候不见了，我不得而知。
就要离开武汉了。我所住的武昌区操家塘八号，住着八户人家，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在外表平静的背后，实际上各家各户都知道，陈家有一个儿子就要走得很远很远了。他（她）们有什么想法呢？不得而知。行前，戚家的女儿，戚百顺，送我一本笔记本。她比我长好几岁。虽然她没有说什么，笔记本上也没写什么，其意自然，一则是为我送行，二则是鼓励我好好干。我都感怀在心了。走的前一天，李家伯伯特意请我在聲香餐馆吃了烧麦。就请了我一个人。这是前所未有，破天荒的一次。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其心意，也是尽在不言之中了。对于这些，我一辈子都感怀在心，没齿难忘。
当天中午，武昌区政府在大中华餐馆为我们送行。谁讲了话，讲了什么，我一概记不得了。
中午的火车，专列，十几节车厢，坐的都是武汉支边青年。为我们送行人很多，敲锣打鼓，还有乐队。乐队就是三十三中的管弦乐队。他们穿着雪白的，清一色的服装，甚是威严肃穆。他们奏响欢快的乐曲，为武汉支边青年送行，为武汉支边青年壮威。最为可笑的是，其中有几个乐队队员，就是本批支边的武汉支边青年。他们既为别人送行，也是为自己送行。他们是高三（二）班的于一丁，王介文，滕长天。这一幕，恐怕天底下也仅此一回。
父亲，二哥，还有文仪兄弟，都在月台上为我送行。看着他们，我们之间都没有话讲。默默地，彼此之间默默地望着，眼光时时地避开。没有人哭，心里的酸楚丝毫没有露在外面。时间到了，随着火车的启动，一声长鸣，就这样地分手了。火车越开越快，离他们远去。
人生最苦生别离，此番进疆，何时再回武汉，归期渺茫。成百上千武汉青年都经历了这难熬的一幕。
武汉本属工业城市，拥有武钢，武重，武船，武锅，武建，气阀，葛化，等等国有大型企业，本应该需要大批工人，可以解决大批失业青年就业问题。但生产不景气，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多。即使需要，我们已入另册。上学没有机会，参军没有机会，当工人也没有我们的机会。那时，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岛等地的农场或军垦农场，经过十几年的开垦，建设，经营和发展，已初具规模，正面临扩大发展期，需要大批劳动力。这无疑为当局找到了一种便捷的就业出路。可谓，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于是，打着屯垦戌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旗号，各建设兵团纷纷派出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招生，招募劳动力。青年单纯，头脑简单，涉世不深，满腔热情，迅速形成去边疆的狂潮。上海先后有十多万青年奔赴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分布在南疆，北疆几十个团场。武汉也于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分三批投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计八千人左右。其中，六五年最多，大约有四，五千人，分数批进疆。主要分布在北疆，农八师居多。我便是一九六五年九月，武汉奔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的一员。
所谓支边，实际上就是移民。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已下文，准备在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四省，动员四百万青壮劳力，去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湖北地区已先后抽调十多万的青壮劳力去新疆，去新疆建设兵团，投入当地的建设和发展。
与前者不同的是，武汉支边青年，来自大城市，是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但其中，大多数又是所谓家庭有一定问题的青年。这就孕含着潜在的不安稳因素。如果把这批知识青年纯粹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不仅国家非常不划算，个人也被糟蹋。十几年的时间，国家花钱，辛辛苦苦教育，培养了这么多知识青年，只能挥挥坎土曼，岂不是巨大浪费？个人能够安心吗？所以，知识青年如果纯粹被当作劳动力，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作法。当局者又是怎么想的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经经历过了历史的巨变，并且继续在深刻的巨变。一连串的运动，一连串的折腾，全国上下，已是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处在严重崩溃的边缘。大批青年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斗天，斗地，斗人。以斗人为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大施淫威，极尽专政。以此为手段，以此为乐。不设法生产建设，不图谋发展致富，不考虑人民生活，不怜惜人民死活。凭一己之冲动，拍拍脑袋，盲目地运动群众。所谓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一哄而上。弄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人性被无情践踏。曾日月之几何，江山已不可复识矣！
这就是大环境！人的一生，实际上是由环境决定的。大环境决定大人生，小环境决定小人生。当时的环境，不容置疑，当然是政治环境，已经决定，我们必去新疆，去新疆已是不二选择。命运之神已经为我们作好了安排。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别的选择。你去也好，不去也好，反正，你人生的坐标，横竖已经把你定在那里。就像孙悟空一样，怎么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何况，我们不是孙悟空，连只小小的苍蝇都不是。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去新疆，必然是我们这一类人，共同的命运。大环境，大背景下，我们作为人类大坐标下的一个因子，必然处在自己该处的位置。
（2）西行列车&&路途漫漫
没有与亲人离别的悲伤，没有辞别故土的眷恋。满满一列车年轻人，有的是朝气和热情，仿佛就像出门旅游一样。其实那时，大家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旅游这个概念。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以前就没有出过远门，是第一次坐火车。觉得新奇，觉得好玩。青年人，激情四射。一直处在高度亢奋和极度盲目的状态。似乎准备到神圣的殿堂，去享受美好的晚餐。开始的时候，整列列车都沉浸在欢腾雀跃之中。武汉的九月，天气还很燥热。加之满满一车厢热情似火的年轻人，车厢内早有点闷热难耐了。很多人都脱掉帽子和外衣，敞开胸怀，大声而热烈的交谈。我们车厢的车友都是武昌的。有十几个还是武汉市三十三中的同学，校友。所以一点儿也不陌生。互通姓名之后，很快就自然结伴，开始自寻娱乐。下象棋的，打扑克牌的，聊天的，叙旧的，看窗外风景的，各自为阵，好不热闹。
这是专列，去新疆乌鲁木齐的专列，本当畅行无阻，但车速却慢得异常。在西行的铁路线上，完全没有享受到专列的待遇，是名副其实的慢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本来（那时）从武汉到西安的直快，只需要二十个小时左右，但却走了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这趟列车离开武汉之前，父亲就给大姐拍了电报。原估计第二天，即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中午，即可到西安。但列车姗姗来迟，晚点到十八日深夜,，才缓缓驶入西安站。让母亲和大姐在西安站久久地苦等。那时母亲在咸阳帮大姐带小孩，得知我已踏上去新疆的火车。此一去，何时才能再相见，那是很难说定的事情。所以，她们决定，特意从咸阳赶到西安，在西安站要与我见上一面。九月西安的深夜，已有些凉意。车停之后，我很快在月台上找到了她们。母亲那时已年过半百，但身体还很硬朗。见了我，自然是既高兴又很惆怅。竟不知说什么好。特意给我带来一些苹果。大姐嘱咐我，要在兵团好好干，听领导的话，到新疆后要常来信，以免挂念。这一点，我是做得很好的。以后在新疆多年，平均每月给大姐，给父亲，给大哥，给二哥，二姐，文仪都有一封信。始终保持了家庭之间的联系。西安是大站，又成了慢车，所以我们的专列在西安多停了些时间，正好母子之间，姐弟之间，可以多叙叙话。但西行的列车总是要继续启程的。铃声响了，红灯亮了。我不得不重新登上火车，与母亲，大姐依依惜别。那一晚，不知母亲睡得可好？回到火车上，我也未能平静。但随着火车有节奏的哐当声，我还是进入了梦香。
一路上，我们没有卧铺，只好就地而坐，就地而卧。有人扑在茶几上，有人躺在座位下面，有人歪在窗户旁，有人爬上了行李架。总之，人困马乏，顾不了许多，顾不了睡相，能睡的地方都有人占着。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是在座位下面，躺着睡着的。我觉得长途火车，躺在座位下最舒服。虽然第二天浑身是土，满脸是灰，但一觉醒来，精神抖擞。洗一洗就解决了问题。
火车离开武昌，坐在火车上第一次穿过武汉长江大桥，感觉异常兴奋。但列车员要我们把窗户关上。看不见外面，好不扫兴。为了安全，这是对火车过大桥的要求。每列火车都是如此。
火车离开武汉后，开始一路北行。过湖北的孝感，广水，信阳（那时属湖北），河南的驻马店，许昌，郑州，窗外都是青山绿水，郁郁葱葱。过郑州以后，车往西拐，过洛阳，三门峡，潼关，临潼，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沿路景致，緑色一路向淡。田园渐少，树木稀梳，黄土隆起，村落稀拉。与南方水乡之国，已难有一比。过宝鸡之后，沿途山峦起伏，峻岭高耸。火车一路爬高。穿山洞，过隧道，十分吃力。车头浓烟滚滚，列车犹如一条黑色的长龙。如不及时关上窗户，浓烟马上就会灌满整个车厢。人的脸上，衣服上，车位上，到处都是黑灰。那时的火车头都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车头除了水箱，再有半节车厢装的都是煤。除了司机，还有几个司炉，不停地，轮流地向炉内添煤。所以，那时火车跑一路，浓烟滚滚一路。货车如此，客车也如此。那时，乘客下火车以后，可以说，没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火车继续西行。过兰州以后，几乎看不到田园了，一路上，荒无人烟。远处的山峦绵延，近处的戈壁一望无际。鹅卵石遍地，寸草不生。相传此处远古时期，是望不到边的大海。看到这些鹅卵石，不由你不信。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像这样的戈壁，整整走了两天两夜。真个是瀚海接连着天边！
火车西行穿过整个甘肃省。甘肃省狭长而又幅员辽阔，除省会城市兰州和重镇天水以外，整个甘肃省显得十分贫穷而落后。沿途土地贫瘠，格外荒凉。十里八里看不到一户人家。武威站紧靠铁路沿线，依然贫穷落后。火车停靠武威，要饭的小孩比比皆是，个个蓬头垢面。很多男孩女孩都没穿衣服。脸蛋都是红扑扑的。以后，一见这种脸蛋，便知是甘肃人。甘肃那地方实在是缺水，缺土。据说只能种土豆。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甘肃人叫洋芋蛋。甘肃气候干燥，又处高原地段，我们渐渐感觉气候不适。车过乌鞘岭，正是晚上，一前一后，两个车头，又拉又推，十分吃力。火车勉强翻过乌鞘岭，感觉寒意格外逼人，支青们都冻醒了，有些人还流了鼻血。
一路上，大家都玩得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但我注意到，有一人，始终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常常独自一人，伫立在两车之间，凝望窗外。他就是四班的吴修平同学。当大家都还处在混混沌沌，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已预感，前途艰难，畏途难攀。此一去新疆，已没有回头之箭。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吴修平在我们一群人中，要算是先知先觉了。他已预感前途不妙。而我们还在盲目地期待之中。
不过，这几天火车上的伙食还算不错。相比之下，比平时在家里吃得好多了。盖浇饭，有荤有素，吃得饱。有时还有广式香肠，都是我们平日吃不到的东西。马房山中学的刘和生同学，人高马大，他可吃美了。有些同学，当然主要是女同学，吃不完，都给他吃。他来来者不拒，有多少要多少。话又说回来，如果火车上的伙食不好，这一车的支边青年恐怕早就闹情绪了。可见，好的伙食确实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麻木人的神经。彭华木同学爱好下象棋。那几天，他整天和别人下象棋。他完全是在下象棋中度过的。他是下象棋的高手，在火车上已享有了名气。
车进新疆，过鄯善，哈密，吐鲁番，依然戈壁相连，緑树少见，依然不毛之地。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天渐渐亮了，西行六天五夜的终点站，乌鲁木齐就要到了。我们这趟慢车，因误点，晚点，一路靠边站，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武汉到乌鲁木齐，走了六天五夜。平均车速三十多公里。武汉到新疆，这恐怕是最漫长的旅行了。窗外望去，终于看到了久别的丛丛緑树和林立的楼房。戈壁之外，出现这样一片绿洲，格外抢眼。乌鲁木齐火车站修在半山腰，地势较高，可以看得很远。远处的楼房，楼顶五颜六色，形态各异，圆顶尖顶，各式各样，完全是异域风情。对我们初到新疆的支边青年来说，十分新奇。清晨的乌鲁木齐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
走下列车，走下站台，列队向市区走去。这时候，我们方感觉身体颤抖，寒气逼人，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就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九月的气温，早晚很凉，中午又突然燥热。难怪当地流传着“早穿棉衣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的说法。此身体验，应是不假。
在“七一酱油厂”下面的餐馆里吃了中餐以后，我们就被按人员去向点了名，分成了小队，坐上了农场专门到此来接我们的卡车。乌鲁木齐没有停留片刻，直奔乌伊公路。乌伊公路是一条柏油路，当时来说，修得还是比较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一级公路了。没有什么颠簸，一路畅通。乌鲁木齐到石河子149公里，用时四个小时左右。在老街处，与石河子擦肩而过。可以看到，石河子正在为庆祝国庆十六周年而张灯结彩，牌楼高耸，喜气洋洋。我们就这样匆匆一瞥，第一次光顾了石河子。从石河子到一四七团，大约四十公里。这四十公里就不是那么好走了。路面凸凹不平，完全是鹅卵石铺压成的石子路。又值翻碱季节，大坑小坑，颠簸一路。不仅如此，秋季的尘土又大，车到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的身上撒了厚厚的尘土，成了灰人。即使这样，也没听到一个人抱怨。可见，那时的武汉支边青年“觉悟”是多么的高。
下午四点左右，卡车终于把我们拉到农八师三十团（即现在的一四七团）团部，拉到一四七团团部小食堂。迎接我们的，是蹲在食堂边的，一四七团十连（当时）的副指导员张照亚同志。张照亚英俊伟岸，很有派头。从外型上看，很像小说和电影中的指导员形象。很有魅力。正是我们，由于长期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所期望的那种指导员形象。使我们颇为感到一种幸运。以为兵团的干部，就是这样子的。五时左右，我们在团部小食堂聚餐。八人一桌，大概有八菜一汤吧，大家觉得还比较满意。这是我们在一四七团吃的第一餐饭，也是一四七团招待我们的唯一的一餐饭。饭后，当晚就用卡车把我们，把我们的行李一起拉到一四七团十连。十连就在石莫公路边，距团部五公里。是一四七团农场条件比较好的一个连队。我们一行三十五个武汉支边青年，男生二十三，女生十二，分到了这个连队。女生被安排在同一间房子里，那就是她们的宿舍。房间很大，像一间教室。以后我们开会，就常常集中在这间大房子里。男生宿舍就在女生宿舍前面的一排窑洞。窑洞很深，可以住五六个人。我们占了四间。按六六六五排列。我，杨合增，王介文，顾少平，张昆，谭国信六个人住在同一窑洞。从左向右，排在第二间。那五个人一间的窑洞里，住着我们二十三位男生中的五个大个子。他们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每个窑洞内都有一面火墙。火墙都是土坯砌成的。火墙前面垒了一个土炉子。别小瞧这个土炉子和火墙，整个冬天，我们都得靠它。没有它，漫长的，零下二，三十度的新疆冬天，就没法过了。墙内一个挨一个，安排了六张铺。那哪是铺哇！就是土块垒起来的台子！上面放了扎起来的苇把子，也就算是“铺板”吧。在它的上面，再垫上一床棉絮，铺上床单，再给一床棉被，就是我们的床铺了，也就是我们的安身之所了。我们的安身之所，就是一人一床。中间已没有多少走道和活动余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谭国信同学又是个华侨，归国的印尼华侨。天知道，他为什么带了那么多的行李，带了两个立米见方的箱子。据说，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他的衣服。他的两个箱子占了空道的一半。此人怕冷，就睡在火墙后面，和我的铺紧挨着。而且，此人脾气古怪，室内不让晾衣服！天哪，叫我们的衣服往哪儿晾！就这样，我们在新疆军垦农场安了家。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们当天到达乌鲁木齐，当天到达一四七团，当天到达一四七团十连连部，当晚就睡在一四七团十连连部窑洞的苇把子床上。在新疆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这个夜晚，终身难忘。几天前，我们还是武汉人。现在，我们已经是新疆人了。
好在我们武汉支边青年是一个群体，没有把我们分开。更何况，我们又是车友，校友，同学，并即将成为战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感觉陌生，并不感觉寂寞，并不感觉孤单。
（3）农场失信&&&亏待我们
到农场后，使我们感到甚为不快，颇为郁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定的工资。我们的工资级别定为农工一级，三十六块一毛二（36。12元），外加菜金三元，合计三十九块一毛二（39.12元）。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则定的工资，竟然精确到角分。这比我们原来期望的少了一大截。按周琦所讲，应届高中毕业生应按干部最低工资待遇，至少也应该定个农工二级。六三，六四年支疆的上海，武汉高中毕业生，他（她）们的工资都是这样定的。所以我们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心里很不平衡。但工资由他们定，我们无可奈何。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只能是“脚痒在鞋里拱”。
定工资是我们到农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女生宿舍开会时宣布的。已经给我们指定了班长和副班长。班长姓杨名文正，年龄已五十上下，是一名“9.25”起义的国民党老兵，甘肃人。副班长是一名年轻的女孩，年龄比我们稍许大一点。湖北黄陂人，六零年随亲进疆，已是个老职工了。会议就在女生宿舍进行。杨文正主持会议。给我们所定的，农工一级工资，是由杨文正宣布的。他宣布以后，下面一片沉默。没有人敢出来提出异议。他还说，如果年龄不到十八岁，还要按童工工资待遇。天呀，那就惨了！那时，我们三十五人中，虽然都是高中毕业，但也还有少数几个，年龄尚未满十八周岁。如果是这样，那就更不好想了。我们知道，定工资的事，肯定不是由杨文正说了算。但此话出自他口，我们格外不舒服。从此对他就没有一个好印象。他甚至还说，不让我们上团部，不准去小食堂。开始我们都老实，半年之内我们确实不敢去团部，确实没有去团部路边小食堂。事实上，那时，我们也没有钱上小食堂。
使我们心头愤愤不平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所垫的铺盖，包括床被，床单，垫絮，所发一套棉衣棉裤，大头鞋，棉胶鞋，以及在武汉出发时所发的一套单衣单裤，甚至所发的漱口缸子，统统扣了款。在我们的工资中扣除。当然不是一次性扣清，而是逐月扣还。差不多扣了半年时间。那时，我们每月差不多要买二十元左右的饭菜票，加之每月的扣除，实际上，我们每月就所剩无几了。那时，兵团农场实行的还是16两制，我们总感觉吃不饱。一餐下来，吃12两是非常普通的事情。遇有捞面条，我们往往要吃两个12两。有时干活累了，我们要吃一斤发糕（玉米发糕）。所以，每月所买饭菜票，常常不够，坚持不到月底。我们始终怀疑连队食堂克扣了我们的斤两，没有给足份量。但一直没有答案。
其实，据说，每个支疆青年，中央都按人头拨了安家费，人均一千元。这一千元按我们的安置情况，那是绰绰有余的。这笔钱不知怎么用掉了，不知被谁用掉了。而且每个支边青年都配有一副单人铺板，也被他们贪污了。直到一九七四年，铺板才补发给我们。
第三，“招生简章”上，“经过三个月或半年的劳动锻炼再分批分期送我们上各级各类学校”的承若，也没有兑现。只有孟蔷兰一人上了兵团医学院，因文革影响彭华木上兵团农学院也被搁浅。其他人就不消说了，统统被忘到脑后。
从待遇上讲，兵团农场是大大地亏待了我们。农场的信誉在我们心中，大大打了折扣。
第四，劳动强度之大，始料未及。他们完全把我们当劳动力使用，完全把我们当棒劳力使用，完全不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在几年的劳动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使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受到了摧残。兵团农场实实地有愧于我们。
（4）劳动强度&&&始料未及
九月份，正是农场开始秋收的季节。那时，农场种植了大量的甜菜。整块整块的条田种的都是甜菜。甜菜是农八师糖厂生产食糖的原料。农八师下属十多个团场，年年为八师糖厂供应甜菜。这些甜菜秋收以后，大部分先封存在地里，然后，糖厂派车下到各个团场，各个连队去拉运，差不多可以维持糖厂半年的生产。九，十月份正是收割甜菜的季节。所以，我们一到团场，初始的任务就是收割甜菜。但收割甜菜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活，它有很多的工序。因为甜菜长在地里，埋得很结实。几百亩，几千亩种的都是它。完全靠人工起挖是不可能的。主要是靠机械。但每一块条田事先都得靠人工做前期准备工作。先平好毛渠（即灌溉条田的临时渠道），以便机车在田中行走。每一块条田，至少要拾出两条到三条，六米到八米宽的机道来，堆放甜菜。从条田的一头到另一头，少则几百米，多则上千米长。光走路从一头到另一头就得不少时间，不要说干活了。拖拉机先在机道，犁松甜菜，以便起拔。人工随后把甜菜全部拔出，分堆堆放。其它非机道的甜菜也是在拖拉机耕松起拔以后，由人工逐一拔起，拾拢堆放。然后由人工一个一个地削头去尾，堆在身边。再由人工挑运到机道，集中堆方。再由人工铺盖苞谷杆或高粱杆。最后，再由人工外面盖上泥土，封得严严实实。一则过冬防冻，二则随时等糖厂的车来拉走。所以收割甜菜是一个非常庞杂，辛苦而劳累的活，大部分工序靠人工。农场虽然机械化程度较农村高，但很多很多的农活还得靠人工完成。那时我体力弱小，不管是平毛渠，拾机路，挑甜菜，还是封堆，都十分吃力。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封堆的铁锹都甩不起来。
我们到农场第三天以后，就开始投入秋收。早晨平毛渠，下午开始拾机路。中餐晚餐都在地里吃。月亮升起老高以后，我们还不能下班。还要为第二天作准备，把机道的甜菜都要拾出来。否则，第二天不好作业。副班长李文秀一直陪着我们，直到把活干完。因此，李文秀与我们武汉支边青年的关系比较好。当时，我们尽管很累很苦，但是我们没有表现出来，没有打退堂鼓。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干到把甜菜收完。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了，天已冷了，已经进入新疆的冬季。
接着是装甜菜，装甜菜也是个苦活。我们先要把甜菜堆刨开，车来以后，停在旁边。人自觉分成几组，有人装筐（柳条编筐），有人递筐。大个子站在车斗旁边，举起满满一筐筐甜菜往车箱内倒。大家配合得非常默契，我们曾经创造了九分钟装满一辆五吨重大道奇（一种美国卡车）的奇迹。为此，我们的劳动干劲还上了军垦战报。所以，拉甜菜的车都愿意往三十团四连跑。为什么呢？装车快呀！不耽误事，他们可以多跑两趟，工效就高。但可苦了我们，女同学刨甜菜，手都刨烂了，就这样，没人叫苦。
我们虽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但正是处在长身体的年龄。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没有干过多少农活，应该属于弱劳力。但我们一到农场，连队就把我们当棒劳力使用。
甜菜收完之后，接着就是挖大渠。所谓挖大渠，就是在路边或条田周围挖排碱渠。三十团农场田地属于盐碱地，盐碱浓度很高，条田里面到处可见白花花的盐碱。这盐碱可溶于水。浇水以后，地下深处的盐碱又随水随毛细孔升上来，干了以后，就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工把它称之为“碱包”。碱包之处，寸草不生，所以大大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但农工干起活来，就喜欢跑碱包。因为这样一来，农活不仅干得多，工效高，而且，人也轻松，好看。至于农田的实际收成怎样，那不是农工所关心的。可见，农场干活，收获不为农工所有，农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难以充分发挥的。
但盐碱还是要治的。因此农场年年要花大量劳力治理盐碱。挖大渠就是所谓治理盐碱的措施之一。有大大小小的排碱渠。石莫公路的两边，都是排碱渠，是最大的排碱渠，是主排碱渠。有两米多深。连队条田周围也有排碱渠，都和大排碱渠相通。一般排碱渠渠深也在两米左右。大渠口大底窄，两米深处，一般可以见到水了。盐碱溶解于水，随水升，也随水降。挖大渠就是利用盐碱随水降的道理，利用大渠把盐碱排走。最后，一四七团的盐碱，都随水排到玛纳斯河里了。玛纳斯河就成了一条被污染的河流。其实，玛纳斯河早已成了一条干涸的河流，成了接纳源源不断的盐碱水的藏污处。农场沟渠相连，已然形成了排碱网。但治理多年，成效甚微。即使这样，农闲之时，农场年年挖渠不止。
挖大渠也是个重体力活。在划好线的大渠之内，一层一层地往下挖，把泥土甩向两边。挖表层和浅层的时侯，泥土甩向两边，尚不十分费劲。随着大渠的深度下移，渠两边所甩泥土的厚度越来越高。往下挖的泥土，要甩上两岸，就越来越难了。相当于下层泥土要两倍于大渠的深度往上甩。若没有一点劲，没有一点功夫，没有一点经验，那是很难办到的。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的体力体格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得有技巧。每一锹所挖泥土太多太少都不行。太多甩不动，甩不上去。太少不够份量，也缺少力度，而且完不成任务。每个人每天都有定额。还有，工具也必须称手。最好的就是东北出产的那种小园锹，小方锹。用得久了，锹的两面磨得光光溜溜，呈亮呈亮，不粘泥土。每一层泥土都是切得方方正正的，顺手往上一甩，泥土就轻轻松松，干干净净地甩出去了。这就是所谓“工欲善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农场老职工都知道，要在农场干活，必须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小园锹。一把好的小园锹，不仅省力，而且出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挖大渠需要它，浇水，装沙，出肥料，拉小车等，各种各样的农活都离不开它。所以，农场职工都潜心朦一把这样的工具。
十二月了，下大雪了，零下二，三十度，天寒地冻。实际上，地里已没有什么活可干。但农场喜欢瞎折腾，生怕农场职工闲着。挖完大渠以后，又要我们往地里拉肥料拉沙子。肥料就是马，牛，羊棚圈里的冻土。马牛羊的粪便和垫的土冻在一起，因为温度很低，冻土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除圈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把冻土撬起来，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装车。车就是小拉拉车。有铁把的，有木把的。
那年，温度特别低，达到零下四十多度。车把子上的温度更低。我们刚去，还没有什么经验。当然，大多数同学还不忘戴个棉手套，握住车把还不碍事。但左汉生同学，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没有，竟然没戴手套直接去握车把子。幸好反应快，手立刻缩了回来，没有被车把子粘上。要不然，手上的皮肉立刻就会和车把子冻在一起，或者被揭开一层皮肉。左汉生虽逃过这一劫，但他的手已经冻得硬帮帮的了，五个手指头已经发亮。幸亏发现得早，赶快采取措施为他缓解。老职工有经验，用雪轻轻地，慢慢地，给他搓手；慢慢地缓冻；慢慢地升温。逐渐让他的手回过神来。如果处理不当，例如，直接用热水去泡，或者在火上烤，那这手就没得救了。
那一幕就发生在十连的牛棚外面。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活生生的事例，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堂课。在新疆，如果不保护好自己的手脚，那意味着什么？那就不言而喻了。从那以后，我们三十五人再没有发生冻坏手脚的情况。可见，我们还是善于吸取教训的。
小拉车拉着装得满满的肥料或沙子往地里跑，一人一辆。四连的条田都分布在石莫公路的两边。在公路上行走，还不怎么费劲。但一进入条田，那情况就变了。条田经过秋翻以后，泥土冻硬，大雪覆盖，道路虽稍作平整，但仍然凸凹不平，坑坑洼洼。一人拉车，在这样的道上行走，前进十分艰难。
有记工员在那儿记成绩。所谓记成绩，就是他拿一根上面已有刻度的铁扦，往小拉车的车斗里插，看肥料或沙子有多高，再看你一天拉了多少趟，记在本子上，收工后交给连部统计，作为你出工和工效的依据。车要拉到记工员指定的地方，沙子或肥料也要倒在他指定的地方，从而，沙子或肥料可以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条田里。就这一点，不知给我们增添了多少困难。我们年轻，不甘落后，大家都争先恐后，抓紧时间的跑。但路不好走，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汗水。身外寒风刺骨，身内汗流浃背。寒风一吹，浑身打颤。尤其夜晚，记工员在条田的那一头，他提着一个马灯，马灯或明或暗，我们远远地望着它，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闪烁，是那么的遥远，那么地遥不可及。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挪，吭哧吭哧地慢慢靠近。终于看见记工员了，看见他，就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把我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沙子倒过之后，空车返回六户地的时侯，我们才稍感轻松。体力上得以恢复。每一个晚上要来回跑五，六趟。每一趟都是如此。沙子从六户地拉来，六户地是距四连最近的老乡的一个村庄。那儿就在准噶尔盆地的边缘，有一座一座的沙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沙。黄沙拉到地里，也是为了改良土壤。是所谓治理盐碱地的又一措施。六户地距十连六，七公里，中间要经过十二连的地盘，要经过一个叫老虎沟的地方。那儿地势较高，两边都形成了斜坡。石莫公路上，雪压了一层又一层。虽然很结实，但碾得多了，十分光滑。拉着小车，要翻过那个斜坡，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没人帮忙，不能一鼓作气地过去，还得重新蓄势，再一阵助跑，猛往前一冲。千辛万苦，总算翻过这道斜坡，闯过一道关口。汗水浸透了内衣。寒风和汗水交织在一起，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沙子拉到一零四，一零五条田。一零四，一零五，等等，都是十连条田的番号。每一快条田都有它的番号。连队布置工作任务的时侯，说出番号，我们就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每一粒沙子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每一粒沙子都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因为小拉车有限，所以人员两班倒，人歇车不歇。两班人员起早贪黑，早班要起早床，晚班要熬夜，有时对倒，大家又生怕落后。由于长时间这么辛苦，我们小青年中终于有人累倒了。于一丁，滕宁就累倒了。滕宁差一点累倒在厕所里。好在旁边有人及时把他扶回宿舍，才得免一场不幸。
整个严寒的冬天就是干这些活。小车的劳动量有限。后来调来拖拉机集中拉运沙子。拖拉机分为尤斯和带二八两种。尤斯比带二八马力更大，可以拉两个，甚至三个车斗。人员三班倒。我们最喜欢中班。为什么呢？因为中班既不影响睡觉，又有一点机动自由的时间，可以干一点自己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特别珍视这上中班的时间，把它看作是小礼拜。那时没有礼拜。搞得好，比较正常的话，十天休息一次，叫着过大礼拜。弄不好，大礼拜也过不成。跟拖拉机拉沙，也在六户地。车来以后，三个人装一个车斗，装满为止。又是尤斯，又是带二八。对拖拉机来说，七八上十公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它们来回跑，一辆接一辆，我们简直没有片刻休息。八个小时，扎扎实实。我们喘气的时间都没有。身上的衣服从头至尾都是湿的。寒风浸骨，苦不堪言。干的时后，忘乎身后。回家的路上，身上冻得冰冷冰冷。就这样，跟拖拉机装了大半个月的沙子。
眼看就要开春，社教工作组又来到连队。他们有他们的任务，要完成他们的事情。为了他们的事情，哪管职工干活的辛苦！白天干了一整天活，晚上还得开会。分班组，自带小凳，在礼堂集中。所谓礼堂就是饭堂，饭堂就是礼堂。前面人在讲话，下面坐着的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呼噜声不时响起，叫醒了，再睡，如此到散会。说实话，人太辛苦了。差的就是磕睡。而且，天天如此，职工敢怒不敢言。
社教工作的对象主要是连队干部。有问题的干部要交待问题，在全连职工大会上作检查，谓之“下楼”。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再作三次，直到满意为止。谁满意？天晓得！十连要下楼的干部主要是副指导员张照亚和司务长荣祯宗。我记得，他两作了一次检查又一次检查，始终下不来楼。后来怎么处理了，我们也不得而知。回想我们刚到连队的时侯，张副指导员是那么的神气，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给我们讲“为人民服务”。讲得是那么的好，我们都很佩服。说实话,，我们甚至有点崇拜了。他毕竟是有文化的人，据说他高中毕业。由河南新蔡县来到三十团。由于能力较强，后提升为干部，当然只能干个副职。据说，他出身地主家庭。到如今，只有下楼的份了。十连指导员邵文彬，五十开外，是朝鲜战场下来转业的干部，在炮团任副指导员。到兵团农场后，提为指导员。邵指导员满口黄牙，很能抽烟。而且抽的尽是好烟，牡丹牌什么的。从早到晚，烟不离口。他那时工资一百零八，是我们工资的三倍。邵指导员表面为人还老实，一副大老粗模样。就喜欢唱从朝鲜学回来的&“拖拉机，拖拉机，拖拉。。。机，”这一首歌。而且就那么几句。从来没有听过他，完整地唱完这首歌曲。社教中，他平安无事。显然，他是社教中的依靠对象。
好不容易社教完了，马上就要春耕大忙了。在这来年之际，我们武汉支边青年三十五人的大班组出现了分化。彭华木要到兵团农学院去上大学了。孟蔷兰要去兵团医学院了。史玉莲要去团部当广播员了。周琦，于一丁，易贸年，裴深俞，熊昌华，汪新瑾，余新英，曾凡友要去小李庄学校当老师了。而剩下的，还有二十四个男，女生，就要拆散，分到其它老职工的班组了。我们突然感到一阵悲凉，仿佛失去了依靠。朝夕相处了这么几个月，就要说声再见了。今后如何，我们的前途如何，我们为之迷茫。王介文，马惠分到奶牛组了。滕长天，梁正经分到连队食堂了。杨合增，左汉生，陈庠，刘合生，孟庆獒，滕宁等分到浇水排了。
不知为什么把我和吴修平分到了植保组。植保组就那么几个人，除了我和吴修平，还有一个上海牙子张继生。再就是植保组长王心如。他是一位老职工，四，五十岁，据说植保方面富有经验。直接领导我们的是连队农业技术员。一位女同志，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大学毕业生。据说，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好像是陕西人。分散以后，我们不再集中住在那排窑洞里了。我和吴修平，张继生住在一起。三个人一个房间，房间不大，三张床放下之后，再也没有多少活动空间了。好在人员单一，就我们三个。这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
植保组成立之后，从没开过一次“全会”。有什么任务，都是王心如给我们下达和布置。植保组的工作很繁杂，要处理种子，了解墒情，关注虫害，喷洒农药，估略产量，等等。四月份就是播种棉花和甜菜的季节。所以，我们必须在三月底之前处理好棉花和甜菜种子。
棉花种子的处理方法，就是用浓硫酸强腐蚀棉仔，迅速褪去棉仔上的棉绒，使之棉花种子失去上面的保护层，以便播下之后，容易发芽。也利于机器播种。我们在一个大房间，放置了一个木槽，倒了一些棉仔里面，再倒上硫酸。王心如先给我们作了一次示范，就是用木轩迅速在槽里搓动搅拌，直到棉绒全部褪去，再换另一部分棉仔，如此往复。我们三人很快学会了这个方法，轮流操作。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棉花种子全部处理完毕。别看处理棉花种子不乍的，它可是一项重体力活，也是一项危险的活，既要出力，还要过细。浓硫酸是强腐蚀化学物品，如若不注意，把硫酸弄到或溅到身体的任一部分，不管是脸上还是手上，立刻就会腐蚀烧烂。果真碰上，应立即用清水冲洗以减轻伤害。好在我们三人都很过细，没有受到硫酸的伤害。但衣服不能幸免。我两套单衣，都被烧了窟窿。本来就没衣服，这下更惨了。那时连队会计还在扣我们的钱，又不给补助，买衣服的能力都没有，只好将那衣服将就着穿。有什么办法呢！
甜菜种子的处理就是拌农药，用一种叫西米托的农药拌甜菜种子，西米托味道茺人，很难闻。据说可以防虫害。西米托剧毒，也要过细，不能弄进嘴里。否则，会中毒。每次拌种以后，我们都会反复洗手。种子拌药以后还要晾晒，不能让种子发热。否则，种子会烧掉。因此王心如交代，要我们白天翻晒以后，晚上，半夜里还要去翻一翻。我很自觉，半夜里，我去翻了几回。不知王心如，吴修平，张继生他们是否知道。那时，我们做事就是这么个劲头，办任何事都十分认真。
播种前，我们三人还去各个地块查看墒情。这是我们最惬意的时侯。自由自在，难得好好放松一回。看完墒情以后，我们就坐在或躺在渠道的旁边，任太阳晒在我们的身上，尽情享受太阳的日光浴。甜菜出苗后，在地头，两边，都支了架子，上面搁个碗，碗里放些糖浆，招惹飞娥。飞娥闻到糖香，飞到碗里。这不是飞娥扑灯，而是“飞娥扑糖”，自投罗网。我们每天去巡视，看看效果。不错，碗里落了不少飞娥。冬麦长得有腿高之后，我们三人又给麦青喷洒农药，主要是喷洒六六六粉。六六六粉现在不让用了，那时就靠它。我们三人一人背一个，类似鼓风机那样的机器，里面装上六六六粉，手摇机器，均匀地摇动，六六六粉就喷洒出来。我们三人一字儿排开，从田头走到田尾，六六六粉随风飘去，飘到地里每一个角落。五月了，棉花苗长高了，为了进一步防止虫害，我们又给棉苗喷洒乐果乳剂和别的农药，跟随拖拉机喷洒。拖拉机后面带一个大水箱，水箱中放入稀释后的乐果乳剂和别的农药。几圈下来以后，查看水箱中还剩多少。天早已黑了，吴修平提着马灯，朝水箱口看去。突然，砰的一声，大火突然升起，吴修平赶快跳了下来。但吴修平脸面已被烧伤。原来，乐果乳剂是一种挥发剂，易燃。见明火后，突然着火，来势很猛，猝不及防。
活是干不成了，拖拉机卸下水箱，赶快把吴修平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属轻度烧伤，需住院治疗。自此，吴修平在植保组工作告一段落。吴修平烧伤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出现炎症，伤好出院。但大部分脸面已留伤痕，脸面颜色深浅不一，就好像白癜风患者一样。好在浅度烧伤，没有大碍。几个月后，可能更长一段时间，吴修平的脸面烧伤，已看不出来。这要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植保组剩下我和张继生。好像也没干多长时间，七月份，技术员领着我们去九十七号地去查看了一下麦收的情况，估了产量，植保组的工作也可告一段落了。
我被安排到了浇水排。浇水排是一个大班组，是连队生产的主力。连队大部分青壮男劳力都集中在这个班组，有几十个职工。从开春到冬灌，负责连队上万亩地的浇水工作。剩下的十几个武汉支边青年大部分被安排在浇水排，刘和生，孟庆獒，陈庠，左汉生，杨和增，滕宁等都在这个班组。我去得晚，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和老职工们住在一起，和杨兆祥铺挨铺。一开始，很不习惯。杨兆祥，甘肃武威人，一口黄牙，平时也不洗口，也很少洗脸。脸部都结成老皮，仿佛结痂。一口甘肃话，总像说不清楚。后来，他不知怎么交了桃花运，找了个武汉支边青年马惠。
浇水班的职工，个个都有几件必备的宝贝，一件也不能少。少了，浇水的工作就干不成。马灯，以及挂马灯的叉棍，长胶靴，包脚布，纱布，坎土曼或铁锹。上夜班，靠马灯照明，叉棍随时要用，走到哪里，马灯就得跟到哪里，马灯就挂在叉棍上。穿袜子再穿胶靴不合脚，踩到泥水里，恐怕胶靴都拔不起来。所以必须缠包脚布，结结实实，紧紧邦邦地穿在胶靴里。地里蚊子很多，用纱布把头包严实。否则，蚊子会把你抬走。至于坎土曼或铁锹，干活少不了它们。所以，以上宝贝，浇水的职工一个不能少。少则干不成浇水的活。
安排我第一个浇水的任务，是到114条田浇葵花。这本来是个“美差”，用不着十分出力。但我没浇过水，没有经验。之前，我，吴修平，还有杨合增，见过一次左汉生的浇水“表演”。左汉生正在110条田浇棉花，正在“攻高包”。看他“表演”，开始觉得好玩。高包就是水难以达到的地方。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龙渠的水流进毛渠以后，水往低处走，水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低处。但每一块地的地形不可能那么平坦而有规律，必然有高有低。这样一来，低的地方的农作物，肯定先得水，而且往往水足水饱，甚至过量。而高的地方可能还是旱地，水比较难于到达。只能“望水兴叹”了。所以，如何把水浇灌这些旱地，如何利用地形把水引到高包，这就是所谓“攻高包”了。如果毛渠不够高，还得加毛渠，但这往往费力不讨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沿途利用地形，利用田梗和田陇，把水从更高的地方引过来，水自然而然地，哗哗地流进“高包”了。这就是所谓浇水的诀窍。而我那时虽然看了左汉生的表演，也只初懂皮毛。
其实，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生长期，浇水的方法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我第一次浇水的那块地是葵花，又是秋季，葵花已长很高，面临成熟，因此只需满灌就行了。而我却还按左汉生给棉花苗期的浇法浇水，那就出力不讨好了。更何况，又是个夜晚，地形不熟，葵花地的毛渠早已干裂，千疮百孔。水进毛渠，四处流水。我提着马灯，四处巡视，到处堵漏。只累得我精疲力竭。忙乎了整整一个晚上。实则大可不必。
当然，浇水的经验是逐渐摸索出来的，想一步到位那也是不可能的。老职工不仅浇水有经验，而且，会看地形，每一块地的地形都很熟悉。因此浇起水来，十分得心应手。时间长了，我们也有了经验。有了经验，浇水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新疆十一月就逐渐进入冬季了，零零碎碎开始下了几场小雪，这是进入冬季的前奏。按规定，各个宿舍可以开始生炉子烤火了。但浇水排的浇水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冬灌和泡碱。泡碱也是治理盐碱地的措施之一。道理和挖排碱渠一样，就是把碱压下去，碱随水渗透，逐渐流入排碱渠。和平时浇水不一样的是，泡碱的地翻得很深，土壤弄得很碎。打大围子，大水满灌。由于泥水很深，有时满过长胶靴，拔都拔不出来。所以必须很小心，不能让自己陷进去。再者，天很冷了，进了水，衣服打湿了，就要挨冻。所以泡碱时，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要尽量少下地。开了口子，就让水去自由地流淌。上夜班，找个草垛，埋进里面，偷偷地睡上一觉。收尾工作，白天再说。至此，全年浇水的任务，总算告一段落。
在新疆兵团农场扎扎实实地干了六年农工，差不多的农活都干过来了。挖大渠，架子车，拉沙子，拉爬犁，除猪圈，浇水，收甜菜，定苗，割麦子，掰苞谷，扬场，植保，等等，都干过。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在苦中作乐，在苦中历经磨难，在苦中体验劳动的艰辛，在苦中磨炼自己的意志，感情真正得到升华。我们最懂得劳动的意义，懂得辛苦甘难，懂得人生不易。从而，为人生打下一辈子的思想基础。以后，无任走到哪里，生活，工作，劳作，都能承受；并真心实意地，自觉地，珍惜生活。可以说，劳动和磨难是人生的必修课。由是，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深刻道理。
（5）文革洗礼&&&受益非浅
&&&一九六六年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春天。我们三十五人的大班组已被打散，各自在新的班组继续接受锻炼。社教工作组刚刚撤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在不声不响，不知不觉中，悄然拉开。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人人都会被卷入的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就是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所向，直指编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其要害就是《罢官》。
海瑞，乃明朝重臣，因敢于直言，得罪了皇帝老儿，被贬为庶民。姚文元文章揭露《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对时下不满。彭德怀就是新时期的海瑞。彭德怀被罢了官，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其实，那时老百姓并不知道彭德怀的冤情，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幕。只知道，一九五九年，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撤，取而代之的是林彪。至于彭德怀为什么被撤，这只是冤情大白以后，才了解其中之来龙去脉。
据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万言书，毛泽东动怒，狠批彭德怀，并将其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贬为庶民。此事对外捂得严严实实，外界丝毫不知，表面依然风平浪静。但内部就不尽然了。持有不同看法，大有人在。暗流滚动，那是可想而知了。事隔几年，纸终究包不住火。彭德怀被罢官一事，成为公开决斗的导火索。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界，文化界首先闹得沸沸扬扬。不久，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相继落马。再后来“彭，罗，陆，杨”所谓反革命集团亦被揪出。批判“二月逆流”也时隐时现。一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中国老百姓，始觉中国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雷声。“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滚滚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造反有理”，“打倒xx”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天天都有文艺界，文化界的大批演员，作家，知名人士被批判，批斗，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剃阴阳头，游街示众，抄家，焚书，自杀，坐监。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天天都有高官被打倒。人人自危，谁也不能幸免。郭沫若首先站出来公开检讨，认错，焚烧自己的著作。批四旧，批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大字报，首先从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始。矛头直指各级领导。直指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当权派。
序幕拉开，大戏开始。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成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重点就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大戏，正式开始。红卫兵一夜之间遍及全国。“造反有理”的歌声响彻云霄。北京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韩晶新等，振臂高呼，一呼百应。向旧体制开战，向“牛鬼蛇神”开战。矛头所向，望风披靡。红卫兵大串联，小字报满天飞。全国各地迅速燃起造反有理的战火。“一月革命”的洪流迅速在全国铺开。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迅即土崩瓦解，全面瘫痪。
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吹响了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的号角。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挥舞着军帽，先后八次接见全国数千万红卫兵，更是把文化大革命的战鼓擂得震天价响。林彪，周恩来手摇“红宝书”，忠于毛泽东，率先为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学习毛主席语录，向毛表忠心，轰轰烈烈的忠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红宝书，人手一册。人不离书，言必语录。没有语录，免尊开口。
一时间，部队，学校，机关，团体，街道，农场，农村，凡有人之处，必先颂语录。学习，开会，上工，过桥，购物，打饭，见面，先背语录。不背语录，不得打饭。唱语录歌，唱“老三篇”成为风气。
无论老少，“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是每个单位，每个人的必修课。人人都佩戴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佩戴毛泽东纪念章成为最大的时髦。纪念章有大有小，由各种材质做成。有些单位，甚至动用了十分稀罕十分宝贵的战略物资，例如制造战斗飞机的轻型复合金属材料，来制作像章。有的人，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几百个纪念章。每人胸前佩戴的，都是毛泽东头像的像章。如果没有，那问题就来了。那时，人们已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的顶礼膜拜。毛泽东的威望，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毛的一句话，顶一千句，顶一万句，是不折不扣的最高指示。
文革的战火在兵团也迅速燃烧起来。群众自然地分成两派，成立了所谓造反派或保皇派群众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兵团是个特殊的团体，既是生产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各个团场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值班连队，拥有一定数量的武器。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互不相让。内地两派群众组织，早已水火不容，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还没有真枪实弹地开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八师师部大院打响了全国第一枪。史称“1.26事件”。有两人中弹倒在冰天雪地里。一副担水的扁担，水桶，就摔在他的周围。没有人收尸，暴尸冰天雪地若干天。情况严重了，中央军委迅速下文十二条，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所有军事单位一样，停止文化大革命，接受军事管制。在之前，中央军委已先后颁布十条和八条，军事单位不介于文化大革命。
至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中央规定，已不允许卷入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的余火，始终在兵团没有完全燃尽。两派仍然还有不同程度的，或明或暗的争斗。不过，兵团的统治权，始终为所谓保皇派所掌控。兵团领导也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小字报上不时传来他们所受冲击的小道消息。兵团副司令员张仲翰也靠边站了。有关他的绯闻，也可略知一二。据说，张仲翰喜欢女人，并流传着他的咏叹，“安得姗姗玉人来，拜倒裙下求怜惜。”想不到，他还满怀才气，诗传八方。
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十团十连的武汉支边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全国所有老百姓一样，都有一颗拳拳之心。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五体投地。随“造神运动”的升温，也积极投入学语录，背语录，背老三篇，唱语录，唱老三篇的滚滚洪流之中。而我们另有偏爱，更多的是学习，背诵毛泽东诗词。我们玩一个游戏，大家围成一圈，垫排球。谁垫掉了，谁背诵一首毛泽东诗词。这样玩法，既打了排球，又掌握了不少毛泽东诗词。实为一举两得之趣事，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1.26事件”发生之前，三十团十连，我们也成立了以武汉支边青年为核心队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是随形势，随大流，跟上全国造反一致的步伐。投入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洪流。似乎觉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己任。不这样，便不足以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青年。我们的组织名称叫“红旗造反队”。组织成立以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干什么，既没有批判团的领导，也没有批判本单位的领导。我们只选派了三，四个队员，都是武汉支边青年，好像是刘和生，孟庆獒，滕长天，吴修平他们几个。先后去了乌鲁木齐，北京。去看看外面的形势。看看人家是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回来以后，讲述了不少见闻。也带回不少传单，即所谓小字报。对我们长期囿于连队的农工来说，似乎开了不少眼界。而最令我们感兴趣，最令我们羡慕，最令我们神往的，就是像学生一样出去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吃住不要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伏笔，一旦有机会，我们也想出去试试。
十连“红旗造反队”虽然没有干什么，但不知什么原因，十连“红旗造反队”在外面，在三十团范围内，名气还不小，影响还不小。一次，全团造反派组织在团部集会，当“红旗造反队”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列走进集会场地时，其它队伍自觉地，刷刷刷地让开一条路，让我们“红旗造反队”竟直走进集会的中心。这一幕至今还记忆犹新。多年以后，也难已忘怀。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不得其解。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支队伍确乎空有其名。我们为什么支边？皆因我们这支队伍中的大部分武汉支边青年，都有个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按当时的择优标准，我们一个也不合格。都应该是入“另册”的对象。事情果然就是按这么个逻辑朝前发展。
一九六六年春天，十连又来了几十个北京军区，南京军区的复员军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出身好，又是复原军人。连队专门为他们，清一色的复员军人，成立了炮排。他们是当然的左派，是革命依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复员军人，还可以和我们玩成一气，打打篮球，说说话，彼此之间尚无隔阂和摩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展，复员军人和支边青年的关系开始紧张，形势陡然严峻起来。炮排的战士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领导。差不多同一时间，各个连队的领导都换成了他们的人。连队出现了揭我们支边青年家庭出身老底的大字报。一时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感到了危机，感到了恐怖。我们更加自卑，更加茫然。已经意识到，十连已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夜，炮排若干战士突然闯进我们宿舍，要把我们带走。那时，杨合增，王介文，顾少平我们几个又住在了一起。当晚，莫索弯有一位老乡叫易法政的，到我们十连来玩。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易法政。因为他也是六五年武汉支边青年，对此，我们有一个情结，只要是武汉支边青年，我们都视为朋友。其实，武汉支边青年很多，不知道他是怎么摸到三十团，又是怎么摸到十连，又是怎样找到我们的。只能算作一种缘分吧！之后，我们确实和他打了不少交道。此是后话，还有很多故事要说。因天已晚，就借住在我们宿舍。
易法政和我们同年支边进疆，分在一五零农场。他毕业于武汉市马房山中学。家庭出身好，烈士子弟。这次他纯粹到三十团来玩玩。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没有任何联系。不知是谁给炮排通风报信，说我们串联，违背了中央军委十二条，要押我们去团部。那时，我们心中没有鬼，什么也不怕。在押运去团部的路上，我们站在敞篷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不顾严寒，唱起了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就好像革命志士奔赴刑场一样。是那么的大无畏，那么地豪情，那么地无所畏惧。
车到团部，押运我们的炮排战士把我们几个人交给了武装股。武装股副股长刘歪嘴审讯我们，要我们交待串联目的和内容。天哪！我们哪有什么目的，哪有什么内容？我们牙根儿就没有搞什么串联！王介文想向刘歪嘴解释几句，被刘歪嘴拦腰抱起，摔了个大踉跄，差一点摔倒。刘歪嘴人高马大，真有个蛮力气。王介文是好好领教了一番。后来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不得不放我们回家。易法政被遣送莫索湾。
一九六七年开春，大概三月中旬吧，冬寒还未过去，全团范围内，连队，人员，作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原十九队大部分是新生人员，整体搬迁老王庄，原十九队驻地更名为十连（所谓新十连），原十连更名为四连。原十连相当一部分职工，包含我们十几位武汉支边青年，还有其它连队职工，并入新十连。至此，我们支边进疆所在的第一个单位，三十团十连，在待了十八个月，即一年半的时间以后，在充满沉默和郁闷，不声不响，不明不白中，与它挥手告别。
调入新十连的武汉支边青年有：张泽中，孟庆獒，陈庠，滕长天，滕宁，吴修平，杨合增，王介文，李白先，陈文源，李素琴，刘冬梅，还有顾少平。顾少平是后来调入新十连的。据他说，炮排批斗李坚芳时，要他上台去抱李坚芳的大腿，他不堪凌辱，要求调到十连。李坚芳是接替张照亚的角色，在四连担任副指导员，但并未幸免炮排的迫害。
新十连离团部大概不到三公里，比老十连离团部近了许多。我们去团部理个发，洗个澡，发个信，购个物，逛个商店，上个小食堂什么的，反倒比以前方便了许多。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对我们是一种不小的安慰。当然，到了新十连，依然是没完没了的农活，依然是前途迷茫，索然无味。
打那以后，所谓“串联事件”，所谓连队调整，一直是压在我们心中的石头，心中常常泛起要出去走一走的念头。三月初，我只身一人，还穿着冬装，脚蹬大头鞋，从早晨到下午，不顾脚疼，饥饿和劳累，步行四十多公里，到了石河子。准备回武汉。这是我只身一人，第一次来到石河子。六五年九月份曾经路过。但我对石河子没有一点玩意，牙根儿没准备借此机会看看石河子。一门心思只想回武汉。其实，身上的钱并不多，大概就几十块吧。原准备冒充学生出去串联，但又犹豫再三，考虑再三，未敢成行。临时决定，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寄给了家里。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给家里寄钱。钱虽不多，但它已是我身上所有。觉得这样做，对家里肯定是一大安慰。就此一举，我也似乎释然而坦然了。确实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心境。多年以后，我还是为之漠然。就这样，我又决定返身而归，连夜赶回了十连，仿佛作了一场大梦。
也许是一种欲望产生以后，心里总有那么一种冲动；也许是离开武汉已有些时日，确确实实有那么一种割不断忘不了的思念和牵挂。五月十四日，我决计再次准备，只身一人，离开连队返回武汉。这一次，我不步行了。我乘公共汽车到了石河子，立即买票去了乌鲁木齐。我先在乌鲁木齐火车站站台上转悠，等待机会。
中午时分，我正准备凑空，登上一列去口里的火车，不巧，被一个人看见。其实我们并不认识，似乎有点面熟，他好像是三十团六队的警卫。凭着他的经验和直觉，他可能已意识到我想干什么。他追过来，要我和他一起回去。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绕过火车，避开了他。如果我跟他回去，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过去农场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农工私自离开农场，被视作逃犯。一旦捉回去，就要关进牢房处理。我们在老十连的时候，杨文正好像和我们也说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有这么一种警觉。其实，此人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与他原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多事，竟然想把我带回去。纯粹与我过不去。好在我及时避开了他。我只能另寻机会上车了。
下午，发往上海方向的五十四次列车就要启动了，我赶紧随着人群挤上了车。同时，不停地张望。看看那人是否跟上来了。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这个尾巴。我很庆幸，登上了回到内地的火车。那时，六七年五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基本停止。但少数串联的学生，还是随时随处可见。我所登上的那列车厢就有一，二十个学生。他们是南京某中学的学生。我逐渐向他们靠拢，慢慢凑了上去，力求和他们形成一个整体，以便掩护我的身份。
农工，那是万万不能串联的，是万万不可能免票的。我就极力装成和他们是一伙的学生。但怎么装，也难以装像。无论是我的口音，还是我的穿着，都已不像一个学生。特别是我的肤色，已晒得黝黑黝黑。人又壮实，和白白净净的学生已不能为伍。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有诈。但我只能庠装。我唯一的资本，就是人还年轻，二十出头吧。口音又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果然，列车员，列车乘警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把我带到餐厅去盘问。我一口咬定是武汉的学生，来新疆串联的，学生证丢了，时间有些长，人都晒黑了，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我死死咬住不松口。最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让我蒙混过去。到了郑州，我也只能如法炮制。终于挨到火车到了武昌。武昌站，我不敢从检票口出站。我沿火车道绕过车站上了大道。我终于“逃票”成功，回到阔别已久的武昌。
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那一年，武汉真热。我离开新疆时，还穿着棉衣。到了武昌，我只能穿短袖汗杉了。我回到操家塘。第一个见到我的是八号的“毛猴子”。听说我回来了，大爹喜出望外。站在八号的门口，看着两年未归的儿子。在他的眼中，我已完全变了一个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学生，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武汉，不仅天气热得出奇，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武汉群众因“二.八声明”，正闹得不可开交。两派针锋相对，辩论异常激烈，已经大打出手。余波未平，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百万雄师”大游行，强烈抗议中央，中央文革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等，亲临武汉，解决武汉的“兵变”问题。最后，终以揪出“王，关，戚”反革命集团而收场。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江青的煽动下，全国两派组织进入武斗阶段。不少地方的人武部，派出所，公安局，甚至部队的武器库，被砸，被盗，被抢。大量武器落入民间。如果说，石河子在全国开了第一枪，与后来全国所发生的武斗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后来所发生的武斗，就像战争一样。两派真枪实弹。四川甚至动用了大炮。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有失控而不可收拾之势。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白热化的程度。一度被叫停的大串联，似乎又开始了新的一波。
这时，杨合增，王介文，也先后回到武汉。孟庆獒，滕长天，甚至张泽中等，也返回武汉。我们经常可以见面，看看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热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真使我们大开眼界。其激烈程度，难以想象。杨合增的家，就在司门口，与武昌区政府斜对面，是当年武昌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六月七日，就在这个地方，两派开着大卡车，在这儿不期而遇。双方都拿着棍棒，大打出手。只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我们就在杨合增家的二楼，看得一清二楚。真叫人触目惊心！像这样的武斗，武汉天天都有发生。没过几天，汉口六渡桥不仅发生激烈武斗，而且出了人命。被打死的人就躺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面前。先生如果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据最近从新疆回来的武汉支边青年和其他人员所讲，新疆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地方上也时时发生武斗。兵团造反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和受整。刘和生被老十连炮排关押起来。打土块，罚站，挨蚊子叮咬。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程子君也被押在四连罚站，挨蚊子叮咬，打土块。很多造反派人士被迫离开新疆，逃到内地避乱。有的到北京去上访。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及时地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避免了不必要的担心受吓，和可能的受整。
杨和增，王介文,，顾少平，我们四人商量以后，决定趁现在的机会，去北京一趟，看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顾少平原是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学生。利用他在十五中的关系，给我们每人办了一个十五中的学生证。我们利用这个学生证串联到了北京。北京还在接待串联的学生。我们也被安置了吃住。当然要我们登记，日后好找我们算账。我们当然不会那么老实，在武汉是找不到我们的。当然，接待我们，以及所有其他串联学生的条件是极其有限的，睡大房子，睡地铺。饭菜极其简单，能吃饱就不错了。
兵团也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我们找到中央军委在北京接待站的所在地，三座门。递交了我们的申诉材料。以为会得到什么结果。结果当然是令我们失望的，是大失所望的。事实上，我们那点事，原本就不足挂齿，完全提不上筷子。只是我们自己太幼稚，太天真，自作多情，太把它当回事了。有了这次的“教育”，我们的心态也趋于平和。我自己觉得我仿佛如梦方醒，忽然开了窍,。对这个世界似乎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如诸葛亮所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也如雷瓦列士暴笑神父一样：欺骗的面纱一旦被揭开，狰狞的面目已看得一清二楚了。我只觉得，北京这趟没有白来。在我眼中，整个世界已面目全非。我不知道，杨和增，王介文，还有顾少平，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感触。
既然来到北京，虽然身无分文，还是要借此机会，看看北京。毕竟，北京是历朝历代的都城，岂能一走了之。那时，故宫不开放，未能游览，留下一大遗憾。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利用身边有限的几个铜板，游览了白海公园，颐和园，动物园，天坛，王府井，天安门广场，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北京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和景点，我们总算留下了印象。站在北海公园的景山上，我们看到了崇帧皇帝上吊的树。那是一棵微不足道的小树，刚好具有崇帧皇帝挂绳上吊的空间。树若再小一点，崇帧寻死，也许又是另一种死法。站在景山上，可以遥望中南海。在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中,，能看清波光涟淇的几个湖泊，以及点缀其间的宫宇。那是现代崇帧下塌办事的地方。他主宰着全国十亿人民的命运。中南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不可预测性。颐和园的富有艺术特色的叙事长廊，昆明湖的十七孔桥，都是慈喜当年可以极尽奢华和享受的地方，也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不过，昆明湖水确实太浅，观鱼哪能胜过富春江呢！？
回到武汉后，阔别江城两年，正值夏日，天气炎热，渴望游泳。于是我们多次到东湖游泳。半月下来，渐渐恢复了体力，游个千儿八百已不在话下。早听人说，只要能在静水中游八百，横渡长江就不成问题,。现在我自觉已具有这个能力，便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只等时机。那时，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影响很大。他虽然多次畅游长江，但都是漂流，顺江而下。一次也没有横渡长江。而且保卫深严,，虽然年龄大了点，其实保险系数大得很，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的“长江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的豪言，常常激励着武汉人，挑衅着武汉人的神经。作为武汉人，谁都想亲自横渡长江,，尝试一下“极目楚天舒”的味道。
一日，操家塘八号的莫天毅，操家塘七号的张三(小名)，和我，不约而同，都有此意，很想到长江一游。于是，我们三人，再带上毛猴子给我们看衣服，决定一试.。那日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先登上轮渡，在船上脱了衣服，交给毛猴子。船离开码头转弯以后，我们三人纵身跳入江中，奋力向对岸游去。与静水不同的是，江水有流速，而且很快，如不奋力抢过汉水，就会被水流冲向下游。还有，江水浪大，如不避开浪头，就会腔水。所以我们既要奋力，又要小心。而且，快到对岸码头后，还不能离停靠的船太近。否则有被汲进去的危险。好在天育人，保佑我们平安到达对岸，与毛猴子会合。我们终于横渡长江了，第一次横渡长江了！我们干了一件极其冒险，但对人生来说，不能不算作一件伟大的事情。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没有告诉家人，就那么挥臂长江，横渡而过。倘有不恻，后果真不堪设想。但于人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磨砺。在风浪中，在危险中，胆量和勇气，体力和智力，都经受了考验。有了这次经历，人生的自信就长了一分。不过，回想起来，那时，我们还真是初生牛犊。
武汉“7.20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大庆特庆。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组织大规模横渡长江活动。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更是热情高涨，纷纷倾巢出动。扛着巨幅标语，横渡长江。,因人数太多，组织工作没有做好。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没有分期分批，隔时而下。而是蜂拥而至，后排压过前排，层层加码。加之围观群众太多，压跨围拦，掉进江中。造成严重事故。死伤数百人。大部分是大专院校的年轻学生，太太可惜。为了庆祝胜利，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不叫人痛心疾首，扼腕而哀！真个是，所谓“乐极生悲”，高兴过头。颇有些得意忘形了！在这次大灾难中，我们可谓幸运脱险，差一点成了陪葬品。游泳还未开始的时候，我和杨合增，也站在我们高中同学，李德根的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队伍里。在整个游泳队伍中不算前排。当前面队伍中出现顷轧现象时，一波又一波的队伍，如同饺子一般，扑腾扑腾，只顾下水，并没有意识到，前面已经出了严重事故。也许组织者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到了对岸，清查人数，才发现少了许多队员。再回头打捞。这下可不得了了！捞出来的尸体，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一十，二十，而是几十几百！有些还随江漂走了，只能到阳逻去收尸。据顾少平讲，他是前排下水的。头还没露出来，就被别人压了下去。幸亏他水性还好，憋足了气，奋力向前，朝开处游去，才冒出了头，捡了一条性命。要不然，也会葬身江底。我们是后面下的水，所以避开了这场灾难。这又是一次十分冒险的经历。
不知什么时候，易法政也回到武汉。他找到了杨合增的家，并且成为杨合增家的常客。我去杨合增家，有时也能碰上易法政。见面的次数多了，渐渐互相熟悉起来。易法政属于烈士子弟，养父齐伟，是湖北省军区宣传部长，叔父是曾刘(曾思玉,刘丰)办公室联络员。正当红人。易法政有了这样的门楣，免不了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说话口气大得不得了。吹牛，脸不红心不跳。不过，还好，在我们面前他不摆谱，和我们关系还算融洽。武斗以来，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出没，反正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支驳壳枪，几颗子弹。在我们面前晃晃，问我们想不想打枪。到底是年轻人，出于好奇，禁不住诱惑，也不考虑后果，我们都想试试枪的滋味。于是，由顾少平领着，我们去了湖北省实验师范操场一个避静，没有人的地方。我们找了一个靶子，是一个几十公分见方的木板，竖在二十步开外。我们一人打了一枪，竟然没有一个人打中。都打高了，不知子弹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体会是，一扣扳机，枪自然而然地往上一抬。驳壳枪的后坐力相当大。瞄得好好的，就是打不中。这说明，我们都没有经验。没有掌握打枪的要领。算是过了一次枪瘾吧。有了这次的经历，知道枪并不是那么容易打准的。好在，我们在那儿打枪，也没人来过问。算是平平安安玩了一次冒险。由此可见，当时武汉是多么地无政府状态。尽管武汉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我们仿佛已置身世外，已然成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这正是我们应该修炼的。见了这么多世面，难道我们不应该变得聪明起来吗?
在武汉的时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