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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骗人的，人家就是想要你的钱。那种说法谁都能扯出来，把那个短信直接删除了。
匿名用户知道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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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上当，都是骗人的！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栏目并未授权任何非官方网站开展手机用户场外抽奖活动，也不会以任何名义向观众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观众及网友注意，不要上当受骗。
丿残影灬败柳知道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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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可能会送奖品，但绝不可能送现金，所以，这玩意儿绝对是假的
我是陈星亮啊知道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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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现实点奖励笔记本就不说了，有哪几个奖励现金的，现金咱也不说那个官方奖励13万这样的数字。。。。
和蔼的冷雪娜知道合伙人
和蔼的冷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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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是骗人的，我也有过，你可以登陆网站看看
sky无助啊知道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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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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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11月一篇赞扬新上台的“英明领袖”的文章大谈华如何主动送子女下农村：1974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长会，会上他积极支持当时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下乡。宣传这段轶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他对毛的最高指示确实一片忠心，“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 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发表这桩轶事的目的也是要给干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送子女下乡，作出好榜样；尤见《人民日报》日第四版和日第三版。]。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给予了华主席一个机会，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向来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宣称，上山下乡政策将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继续执行下去[ 《明报》日。]。他在讲话中关于下乡运动的评论，作为小道消息广泛流传，新闻报纸也有转载[ 《人民日报》日第四版。]，重复再现了毛的最正统的思想：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并“与工农相结合”，为的是 “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唯一与过去“经典”的讲话有些出入的是，把下乡运动形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政策”。报刊后来特别提出周恩来赞成下乡运动政策这一点[ 《人民日报》日第四版，及《红旗》1978年第三期，页84-88。]。其实，华国锋很需要用已故总理的威望来帮他坚持老百姓反对的下乡运动。华希望尽快制止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政府要放弃这个运动的说法。在讲话中，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造谣。在政治层次上，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也正好加强了下乡运动的宣传。四人帮过去指责邓小平反对这场运动，如今轮到他们被人用几乎同样的言词[ 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来指责搞破坏。下乡运动中的英雄模范，像李庆霖、张铁生和朱克家，则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抓了起来[ 见《人民日报》日第三版；Pékin Information，日，页14-15；《明报》日；辽宁电台广播，及16日，刊于SWB，及19日；吉林电台广播，日，辽宁电台广播，日，以及云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日及日。]。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导人利用一个政治运动来肯定下乡政策及反击其潜在的或假设的反对者。从此以后，知青要下乡，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见《人民日报》日第三版]。
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300人，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 J. Guillermaz, 前引，页594。]。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革命中的毛。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日，第一版。邓小平早在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教育大事记，》，页494-499。]，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同上。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万3千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页312，《中国教育年鉴，》，页499、519、548。]。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680。]。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教育大事记，》，页499。]。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那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 见本书，页198-199。]，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青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 《光明日报》日第二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日到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 刘小萌，前引，页653。]。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日第一版。]，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
“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见本书，页192。]。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换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光明日报》日第一版。
]，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祝圣了邓小平的胜利[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日。]。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 刘小萌，前引，页657。]。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陵墓，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北京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贵州电台广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日，刊于SWB,日；江西电台广播，日，湖北电台广播，日，辽宁电台广播，日，福建电台广播，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日、日、日及日。]。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以及《人民日报》，日，第四版。]。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日。]。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革命前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万零9百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0。]，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 刘小萌，前引，页719。]。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日第二版及日第三版。]。再也不提思想上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青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刘小萌，前引，页668-672。]。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儿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 日通知（新华社讯，日，刊于SWB，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日，刊于SWB，日。]。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服务行业[ 《人民日报》日第三版。]。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 《大公报》，日。刊于FBIS，日。]。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 见本书，页146。]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 见《明报》日及《人民日报》日第四版。]。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日，刊于FBIS，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日，刊于《人民日报》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日，以及SWB, 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日，刊于SWB，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文汇报》日第二版。]。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1979年8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页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日推翻对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1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见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3组：一组8人出发去上海，一组7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月27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路透社讯，日，刊于《明报》日；Le Monde，日；《中国之春》1987年4月号，页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页99。]。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V. Sidane, 前引，页206-210。]。正在参加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3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1月23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3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1500人，其中200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1000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决定按“6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5天内就有3000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页378。]。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700万用来盖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上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页736。]，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页12。]，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 见刘小萌，前引，页736、775。]。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 顾洪章等，《始末》，页18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 同上，页30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页4。]。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畸形胎儿”[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页7。并不是Anne McLaren 错误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高呼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 A. McLaren, 前引，页6。]。在接见游行代表的时候，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要他们等待正在参加全国会议的市长带着报告回来[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1980年12月，页757。]。这条新闻正好显示着该会议的所有决定在全国具有了很具体的意义。跟着，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地方当局就以此为挡箭牌，不受理知识青年的请愿要求。但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是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进行罢工，绝食，占据地方政府办公室，还搞静坐。因此，在政治局还在审议通过会议决定期间，甚至已经在报章上公布之后，游行从没在上海终止过[ 法新社讯, 日，刊于《明报》日，亦见A. McLaren，前引，页6-7。]，大字报越贴越多，虽然民主运动知青领袖滕沪生被逮捕了，但骚动局面还是持续了整整一个12月[ 滕沪生没有作为知青领袖被捕，但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写”骂人”的大字报，特别是粗暴攻击毛和华国锋。见上海民办刊物《科学、民主、法制》，日，第十期，页20，及滕的大字报之一，载于V. Sidane,前引，页103-104。]。在北京不像在上海，知识青年问题在民主运动中并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也是许多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比方说，有一组下放到郊区4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控诉他们怎么“被迫”滞留在那儿[ 路透社讯，刊于Asahi Evening News，日。]。我们前面谈过，云南知青12月底也在民主墙上贴过大字报，不过他们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中央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各省市都有其它的个别行动。12月30日西安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述31名知青要求回城，已经绝食了6天。12月底“知青联盟”在长沙成立，然后组织了一次在该市革命委员会门前的游行，有几万名青年参加[ 法新社讯, 日，刊于FBIS，日，以及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这种骚乱到处都有点儿，严重程度视地点与时间而变化，一直持续到3月底。杭州知青也上北京要求平反，在1月20日张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 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风”愈刮愈烈，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大部分回了家的都决定豁出去了，再也不走了。当有的个人申请被上面否决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施加集体压力这一招儿。1月25日，在南京，几百个来自苏北不同农场的知青串联一起，在市委门前集会，堵塞了几条交通要道。有些人抨击招募“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的做法，要求这些农民工回到乡下去，以便安插农场知青。2月初，在南昌，在江西一个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包围了铁路局机关，冲击列车，要求安置他们[ 新华社讯，日，刊于《人民日报》日第四版。]。2月5日在杭州，一些青年聚众集会，堵塞路口，影响交通，一直持续到16日[ 浙江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在重庆，游行示威的人群围攻指责劳动局的干部。2月7日在天津，知青在城里各处闹事。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在合肥也一样[ 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9年7月向日本记者透露的；见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日。]。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页22-30；《解放日报》日、8日及11日。]。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人大二中全会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页38-43及T. Gold，前引，页762。]。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他们夫妻团圆再进行商调工作[ 上海市最终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当局不帮他们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一处境（连子女数量都得一样）下的有意对调的夫妻。日，我们在北京访问了R. Y. C.。她是与一位北京知青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尽管知青有着各自的种种具体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能联合起来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组织请愿行动，而且还安排一些有酬劳的活动借以支持运动，又可以帮助经济极端困难的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771-772。]。在杭州，1000多浙江省五七农垦场的知识青年，9月8日开始静坐要求准许返城并安置工作。到17日，静坐仍在继续[ 《四五论坛》第13期，页40。虽然名字相似，但这些农场跟“五七干校”没有关系。]。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26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日国发132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 V.(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Sidane，前引，页46，及刘小萌，前引，页776。]。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诉”归来，不欢迎吗？》[ Yomiuri Shimbun, 刊于《明报》日。照片在《明报》日。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页205-214。] 魏京生，民主运动最激进的发言人之一，在日被判处15年徒刑，这标志着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进行一场严厉的镇压。1979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 见V. Sidane，前引，页47-49。]。3名参加2月5日游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别判9年、5年和4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日第一版，及《人民日报》日第4版。]。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1978年11月与1979年10月之间。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1970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1979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遣送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1979年当政者的战略方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 上海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16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 吉林电台广播，日及日，分别刊于FBIS，日及日。 ]。辽宁省党委在12月20到25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 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 《文汇报》日，刊于FBIS，日。]。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 山西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青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 浙江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 新华社讯，日，刊于FBIS，日。]。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内蒙古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贵州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河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吉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甘肃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青海电台广播，日，刊于SWA，日。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黑龙江电台广播，日，日及日，分别刊于FBIS，日，日及日。]。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 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全国5届人大第2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 Beijing Information，日，页22。]。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 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做了一番解释：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 《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 新华社讯，日，刊于FBIS，日。]。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伟决心。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9月20日与10月12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报》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1978年12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170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1978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8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当局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 《解放日报》日。]。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 上海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 上海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注107。]。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 主要见《解放日报》日及日第一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日，刊于FBIS，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日。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吉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日及日，刊于FBIS，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日，刊于FBIS，日。上海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9日。]。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遣返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SWB，日。]。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SWB，日。]。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辽宁电台广播，日，刊于SWB，日。]。政府当局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 《人民日报》日第3版。《文汇报》日。《人民日报》日第一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页11-12。]。《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文汇报》日第4版。]。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 《人民日报》日第4版。] 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当局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 《人民日报》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注94。]。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 《人民日报》日第3版。]。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 采访C. W. H. ，日。采访 X. X.，日。 ]。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 《人民日报》日第4版及日第3版。]。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页181。]。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革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 湖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吉林电台广播，日，刊于SWB，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日第4版及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及《文汇报》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及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日，刊于FBIS，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日第4版。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页86；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1-82；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页107-121；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页39-40。]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2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 见《人民日报》日第4版。]。实际上，19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页702-714。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页128-142。]。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他的“罪行”[ 《人民日报》日第一版。]。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年3月判了他15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1979年12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 刘小萌，前引，页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