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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豹大战雄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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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时年34岁的匈牙利人奥尔贝特·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rgyi）已经在剑桥大学霍普金斯实验室呆了大概一年，他醉心于研究人体内的氧化还原作用，此时正忙着从动植物组织里提取一种还原性的物质。但是橙子、柠檬和卷心菜里这种物质的含量太少了，而含量稍高的牛肾上腺又不容易搞到，因此他没能得到大批的结晶样品，但得出了化学经验式C6H8O6，这些已足够他拿到博士学位。
从化学式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糖，于是把论文投给《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时，我们这位匈牙利顽童决定开个玩笑，给这东西取名叫“我不知道糖”（Ignose），后来又嫌不过瘾，改叫“上帝知道糖”（Godnose）。可惜编辑不大赞赏他的幽默，最后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结构叫它“己糖醛酸”（hexuronic acid）。这个名字枯燥无趣，但它现今通用的名字你想不知道都难。
它就是维生素C。
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人们已经知道有一类物质，它们不属于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些公认的生存必需物，动物也不能自己合成（或者合成的量太少），如果不从外界获取足够的量，就会生奇怪的病，比如夜间看不见东西（夜盲症），掉牙齿、多发性出血（坏血病），皮肤多种病变（糙皮病），等等。1910年，这类物质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维生素。
维生素概念的建立可称营养学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得这些病是因为身体里多了某些“坏东西”，而不是缺了什么“好东西”。
根据概念，每种维生素都应该跟一类特殊的疾病相对应，确认一种维生素也需要从相应的疾病入手，用动物模型来进行验证。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喂动物吃的饲料，简单讲，假如饲料中缺少某种成分会让动物得某种病，而添上这种成分以后症状很快减轻，就几乎可以说，该成分是这种疾病对应的维生素；至于具体选择什么动物，就要看经验和具体条件了。当时已经确认了抗干眼病的维生素A、抗脚气病的维生素B1和抗糙皮病的维生素B2复合物。抗坏血病的因子尚在研究中，使用的实验动物是豚鼠。
说豚鼠模型是个奇迹并不夸张。因为维生素们虽然拥有共同的名号，但长相、性质却千差万别，在不同物种中的角色也可能迥异。有些物种自身就可以合成其他物种的维生素，那么这种物质对它们来讲就不是维生素。把“维生素”这个词扣在一种物质的名字上，是带有价值判断偏见的举动。
所以，对于可以自身合成足够维生素C的物种来讲，它就不是维生素C，该叫另一个中性的名字——抗坏血酸。现在已经知道，豚鼠恰恰是除灵长类外为数极少的以抗坏血酸为维生素的物种之一——常见的实验动物，像小鼠、大鼠、兔子、鸡等等，都可以自己合成抗坏血酸，如果拿它们当模型，人类发现维生素C的道路恐怕要曲折得多。
这个模型是两个挪威人在1907年建立的，他们本来是想用豚鼠做脚气病的实验，却意外发现了坏血病的症状，于是这个模型在就纯粹偶然的情况下诞生了。
圣捷尔吉也想到了己糖醛酸就是维生素C的可能性。他所在实验室的主管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Frederick Hopkins，维生素概念的创立者之一）建议他向当时维生素C研究界的领头人齐尔瓦（Sylvester Zilva）征求一下意见。圣捷尔吉就给齐尔瓦寄去了一份样品，不久后得到了令人灰心的反馈：“这不可能是维生素C。”
其实此时距离揭开维生素C的面目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圣捷尔吉不迷信权威，亲自花个把月做个动物实验，那么他就可以毫无争议地享受“维生素C之父”的殊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纷争了。但命运总是喜欢戏弄人，圣捷尔吉对齐尔瓦万分信任，听了他的话就把维生素C的想法束之高阁了。
这一误就是4年。
时间来到1931年，圣捷尔吉已经回到匈牙利，在赛格德市（Szeged）继续搞研究。这期间他把己糖醛酸的提取对象换成了家乡的特产红辣椒，得到了较多的产物，拿去测试了化学结构。但关于维生素C的事情却没再被提起，直到某天实验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生的匈牙利小伙儿来到赛格德，想要和我一起工作，我问他会什么，他说他懂得确认一种物质中是否含有维生素C。我以前分离的己糖醛酸还有大概1克，就交给他来测试维生素活性。我希望他发现这就是维生素C，我对此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但是自己从来没去证实过。我对这方面的动物实验不太熟悉，在我看来，那些东西太无聊了，维生素这东西一点儿理论上的兴趣点都没有。维生素，这个词儿表示它是人要吃的东西，人需要吃什么是厨师应该考虑的事情，与科学家无关。”
这是圣捷尔吉在自传中所写的一段话，常被后人引用，也足够落人口实。看来，人被命运戏弄也自有道理，圣捷尔吉毫不讳言自己对动物实验和食品科学的不耐烦甚至蔑视，正是这一点让他错过了发布成果的最佳时机，导致后来几十年间的一笔糊涂账。
那是1931年的秋天，新来的小伙儿名叫约瑟夫·斯维尔贝利（Joseph Svirbely），他说到做到，马上开始使用豚鼠测试己糖醛酸的活性。只用了一个多月，结果已经很明显：己糖醛酸正是维生素C。
接下来，按照惯例，斯维尔贝利和圣捷尔吉应该准备文章，向一个顶级期刊投稿，然后接受全世界的欣羡目光，落得功德圆满。但是，在他们的文章尚未面世的时候，日，《科学》上竟有人抢先一步报告说自己发现了维生素C。等圣捷尔吉的文章在《自然》上刊出，时间已是4月16日，他落后了。
一桩谜案拉开了序幕。到底发生了什么？
《科学》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威廉·沃（William Waugh）和查尔斯·格伦·金（Charles Glen King），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他们从柠檬汁里分离出了维生素C。作为简报，文章给出了大致的实验方法和结论，也提到，这种物质“与圣捷尔吉的己糖醛酸极为相似”。
接着，两方面人马又分别发表了后续文章，进一步给出实验细节。斯维尔贝利和圣捷尔吉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5月7日的《自然》）中，有一些对格伦金前面文章很不客气的批评，“文中没有写明实验周期，而且显然没有进行化学分析。没做这些之前，他们的产物是什么还很值得怀疑。”
这些话看上去像是对陌生竞争对手的正常攻击，但以下事实可能会让它成为十足的阴谋：斯维尔贝利是格伦金的学生。
实际上，格伦金前两年就已完整公布过自己提取维生素C的具体实验方法，只不过当时提取物纯度不够，而其中一篇文章的共同作者，正是斯维尔贝利！
势不两立的局面已经形成，面对这个显然可以让自己永垂科学史的大事件，双方对这个“第一”也就争得格外起劲。
圣捷尔吉和斯维尔贝利一口咬定对方剽窃。他们说，斯维尔贝利在日给格伦金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取得的成果，格伦金是在看到这封信之后马上着手给《科学》投稿，“无耻地抢跑”。
他们的有利证据在于，全世界都知道圣捷尔吉几年前就分离出了己糖醛酸，还有人拿了他的样品测试化学结构。欧洲各国的研究界普遍支持这一方。
格伦金则说，自己在1931年9月就已完成所有实验，并写好了文章。但那时突然有个人声称自己发现去甲那可丁是维生素C，再加上权威齐尔瓦对于己糖醛酸早已有言在先，谨慎起见，格伦金觉得有必要先验证人家的说法，这才耽搁了文章的发表。
格伦金也提到了斯维尔贝利写给自己的信，说自己回信向他们表示了祝贺，还提到自己的文章也将很快发表，双方的报道可能同时面世。他的有利证据在于，5年来他一直未间断地公开着自己从柠檬汁中分离维生素C的进展，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分离的维生素C和圣捷尔吉的己糖醛酸有相似性，并没有贪功的企图。美国学术界普遍站在了他这一边。
这桩谜案的关键人物显然是斯维尔贝利。在去圣捷尔吉的实验室之前，他在格伦金那里学习到了如何从柠檬汁中分离维生素C，并学会了如何进行豚鼠实验，以此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却突然跑到圣捷尔吉那儿，动用所有经验帮助圣捷尔吉发现维生素C，写好文章后又只字不提自己原来的导师，甚至参考文献中都不列入自己从前的文章，很让人不解。
1931年前后，格伦金实验室一共有六名学生，除了斯维尔贝利和前面提到的沃，还有一位叫奥托·贝茜（Otto Bessie）的。据格伦金的传记（作者之一是他的孙女婿）记载，贝茜很不信任来自匈牙利的斯维尔贝利，有一次俩人竟然吵到老拳相向的地步。这种争吵和斯维尔贝利的背叛（姑且这样说）之间孰因孰果无从得知，但他在格伦金实验室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如果斯维尔贝利的种种做法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那么他又为什么偏偏要在新文章尚未发表的时候，写信给格伦金报喜呢？要炫耀也该等文章发表了再说啊。或者，他是为了故意挑起两人的争端才这么干的？可是又有资料说，那封信是圣捷尔吉授意斯维尔贝利所写，让整个事件更显得充满谜团。
现在很难查到斯维尔贝利本人关于这件事有过任何表态，作为关键证据的两封信的原件也未见公开，当时这场论战并未得出什么结果。所以，1937年10月，当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通知圣捷尔吉，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属于他时，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圣乔治”与“恶龙”
当然，圣捷尔吉得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三羧酸循环（学过生化的人自然了解这个循环有多重要；有人说这个循环不该叫Krebs循环，而该叫Gy?rgyi-Krebs循环）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诺贝尔奖也并非衡量科学贡献的唯一标准，但是，要说格伦金丝毫没有因此而遗憾肯定也是骗人的。
所以，尽管诺贝尔奖有了归属，论战却持续升级。直到1979年，格伦金还在撰文解释当年的事情，颇有点耿耿于怀的架势。现今科学界较公允的说法是二人同时独立发现了维生素C。
在众多支持圣捷尔吉的资料中，甚至有人以“圣乔治大战恶龙”（St George and the dragon）这种堪称恶毒的标题在《自然》上撰文，为圣捷尔吉助威（“圣捷尔吉”在匈牙利语中即为圣乔治之意）。在一本圣捷尔吉的传记中，作者莫斯（Ralph Moss）对他极尽崇拜之情，远超越了一般作者对非亲非故的传主该有的正常态度。连大名鼎鼎的鲍林（Linus Pauling，著名化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维生素C可以治感冒这种至今未获证实的说法也是他提出来的）都说，“圣捷尔吉是科学界最有魅力的人”，请注意，这个称谓里连“之一”这种字眼都没有！
圣捷尔吉到底何许人也，让这么多人顶礼膜拜？
奥尔贝特·圣捷尔吉189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位胸无大志的农场主，母亲是个不甚成功的歌剧演员，二者都谈不上对他日后的事业有什么帮助，但他的外公和舅舅都是布达佩斯大学的组织学教授。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生活得穷困潦倒，一家三口经常有上顿没下顿，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想过要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圣捷尔吉成为匈牙利反法西斯运动的先锋，曾因被派到伊斯坦布尔执行秘密任务，成为希特勒亲自下令逮捕的人物，而后着实过了一段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二战后，圣捷尔吉成为社会名人，在学术界和政治界地位崇高，甚至有人提议让他担任匈牙利总统。他于1947年移民美国。
同样丰富多姿的还有他的研究生涯。最开始，圣捷尔吉在舅舅的指引下学习“直肠病学”，据说是为了治好舅舅的痔疮。从军时，为了避免有朝一日死于战壕，他咬咬牙朝自己的胳膊开了一枪，从而逃离了战场——从资料看，这一枪并未对他日后的生活和科研造成任何影响，打得恰到好处，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功劳。
但圣捷尔吉在自传中说，他对医学并不感兴趣，他希望了解理论明确、系统性强的东西，医学太过模糊复杂；于是他转向了生理学，但很快发现生理学也太复杂；他又转向药理学，以为药物会比较简单，但想法再次落空；他又来到细菌学、生理化学，然后是化学——分子水平已经是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极致。等科学发展到电子水平后，如你所想，他改为研究电子。
纵然有言词夸张、喜新厌旧之嫌，但不得不承认圣捷尔吉确实是个科学天才。他乐于大胆假设，信奉“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别人看来再匪夷所思的东西，他都敢于去尝试。除了前面提过的三羧酸循环，他还是当代肌肉生理学的先驱，研究过肌动蛋白（actin），还提出自由基是引发癌症的诱因之一，甚至打算通过量子力学来治疗癌症。
圣捷尔吉说，自己不断变换研究领域，是为了探知驱动自然现象最根本的原理。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自然是没有底线的，两种已知的元素放在一起，就会出现超越组成元素性质的新性质。”——这几乎已经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系统科学的概念了。
了解了“圣乔治”，接下来该介绍一下被比作“恶龙”的格伦金。
相比之下，关于格伦金的资料就少多了，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奇闻趣事，他似乎只是依照一个平稳优质的人生范本来过生活。
查尔斯·格伦·金1896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研究生涯早期从事个体生化研究，后来兴趣点转向了营养学和公共服务。和圣捷尔吉认为维生素是厨师该打交道的东西不同，格伦金很早就被营养学所吸引，后来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营养学研究的泰斗，曾任国际营养科学协会主席。他性格温和，提携后进，热心公益，笃信基督，喜欢户外运动和园艺，是种玫瑰的一把好手。
比较一下这对冤家的异同点也是件颇有趣的事：他们的生卒年几乎重合，一个是，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到底多活了1年）；他们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但一个服完兵役，一个逃离战场；他们都曾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们因为维生素C发生这么多爱恨纠葛，但一个把研究生涯的大半精力交给了营养学，一个却只是因为对氧化还原的机制感兴趣而偶然把维生素C纳入了研究范围。
也许四平八稳的人生故事太缺乏吸引力，拥有众多逸闻的科学家更容易成为大众爱戴的对象，今天我也要感谢圣捷尔吉同学把生活过得这么跌宕旖旎，可以让大家有兴趣来回忆这段陈年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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