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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版：体育新闻
注册运动员仅三千多
中国体操 玩的人咋这么少？
5 月15日，全国体操锦标赛暨里约奥运会选拔赛在安徽合肥落幕。在这次很有分量的奥运阵容选拔赛中，国家队的主力队员普遍表现出令人欣喜的进步，特别是在原本的弱项上，队员们既上了新难度，完成质量也有所提高。 相比之下，各地方队却有实力下降的趋势。仅难度分一项，国家队队员通常能接近甚至超过7分，不少省队选手却只能在三四分徘徊，有的选手甚至低于3分，差距可见一斑。 这一升一降，反映的是中国体操的发展现状。 国内赛事很少 16岁的毛艺是体操国家队女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在这次比赛中，她获得了女子全能银牌，成绩虽然不错，小姑娘在赛后却表示：“心情非常紧张，适应比赛需要有一个过程。” 如今，毛艺、范忆琳、王妍、刘婷婷等一众不满20岁的年轻选手挑起了体操国家队女队的大梁。她们进入国家队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技术动作上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认为，在技术和难度上，这批选手并不输实力强劲的美国女队，但在比赛能力上和美国选手还有差距。 “美国选手的气场和表现欲很强，到了场上不仅不怯场，反而会表现得很兴奋，把状态都调动起来。我们的队员还缺少这种释放。”叶振南说。 对去年才进入国家队的毛艺而言，全国锦标赛是她见识过的为数不多的“大场面”之一，由于比赛经验少，如何将自己的能力在赛时自如发挥，让这位小将感到迷茫。 比赛经验的稀缺往往会造成“短板”，而这也是国内体操专业队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内的体操比赛只有全锦赛、全运会、青运会等传统赛事。即使进入国家队，队员们每年的参赛机会也仅有三四次，有的队员甚至只有一两次。而运动员能力的提升、心理素质的锤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比赛的积累，这是平时的训练无法代替的。 广东体操队的一位教练表示，在美国，体操赛季开始后，一般一个月就有三四场比赛，比国内地方队运动员一年参加的赛事还多，“不仅美国选手的能力得到提高，项目的关注度也上去了。”她认为，中国体操还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与市场脱节严重，由于项目本身有一定的专业壁垒，要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并不容易。 项目影响下降 此次全国锦标赛是中国体操队奥运阵容确定前的最后一役，因此除了受伤的肖若腾没有参赛外，国家队主力队员都是拼尽全力，为自己入选奥运阵容增加最后的筹码。林超攀和商春松分别获得颇有分量的男子、女子个人全能冠军，他们在场上的发挥都可圈可点。 作为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体操产生过不少明星。李宁、李小双、李小鹏、杨威、刘璇、陈一冰等众多名将，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体操运动员。然而现在，队员们虽然技艺高超，在名气上却与前辈们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伦敦奥运会“五金王”邹凯外，中国体操队目前还没有称得上家喻户晓的领军人物出现。 “游泳近两年很火，离不开孙杨、宁泽涛创造出的好成绩。他们让游泳被更多人关注，项目的影响力自然也会随之提升。”中国体操队男队前队长陈一冰说。 从某个层面而言，体操项目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已经不比从前。 邹凯曾坦言，体操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好像只属于奥运会，平时的关注度比较低”。 这也是一直困扰体操界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的关注度较低，又缺乏群众基础，中国体操在如今体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已经逐步显现出发展的弊端：基层教练流失严重、地方队找不到好苗子，这些都制约着项目的发展。 其实，单论赛事的精彩程度，体操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伦敦奥运会的一项收视率调查就显示，中国观众十分热衷于观看体操比赛。 如何让这种关注持续下去，如何让项目更“接地气”，对中国体操而言，即将到来的里约奥运会无疑是寻求转型的契机。 群众基础薄弱 后备人才不足是中国体操面对的老问题，而项目近些年被贴上的“受苦”“伤病”等负面标签，无疑又加剧了这一趋势。 叶振南表示，在美国有4000多家体操俱乐部，而国内目前注册的体操运动员只有3000多人，与美国的人才基数不属于同一量级，“在美国，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去练体操，这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练习体操可以提升柔韧性、协调性，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帮助”。 陈一冰认为，大众看待体操甚至体育的观念需要有所转变，“打篮球不是一定要成为姚明，练网球也不是一定要成为李娜，体育应该是一种教育方式”。 一位教练介绍，在美国，体操的选拔就像国内学习钢琴一样，需要考级。在初级阶段，教练就是带着孩子玩，让他们感受体操的乐趣。随着等级的提升和难度的增加，一些有兴趣有天赋的选手逐渐被筛选出来。到了精英阶段，选手们则自己聘请私人教练，付出时间和精力提高水平。 数量庞大的参与人群和畅通的上升通道，正是美国体操队人才不断涌现的保障。反观国内，以往过强的专业队属性将大多数潜在爱好者挡在了门外，发展之路难免越走越窄。 好在近些年，国内体操的发展观念也在逐步转变。国内积极开展的“快乐体操”“体操进校园”活动，以“大体操”的概念推广和普及健美操、啦啦操等项目，为的就是夯实塔基、扩大群众基础。 广东体操队领队郑如鸿说：“要推广和普及体操，还是要进入校园，把基础培育起来，这也是体操市场化的一些尝试。不过现实来看，受到的制度和观念制约还很多，转变还要一步步慢慢来。”（季芳）
document.write('');第B01版：人文周刊
为什么要一起做广播体操？
　　一周视角　　一个久违的、用浑厚的美声腔调说出的句子，又在我们耳边响起：“让我们一起做广播体操！”从8月10日开始，全北京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在上午10时和下午3时每天两次集体做第8套广播体操。各单位是否全员参与做广播体操，还成了考核国企老总的重要指标，可见不是小事。我小时候做的是第5套广播体操。做操前有一个男高音大声朗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紧接着我们便开始一起扩胸、踢腿、弯腰。大家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统一动作，像一个人似的，很神奇。如今这种神奇的场面又出现了。　　全民一起做操，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据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广播体操，不过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群和某些需要特殊管制的人群，而不是全体民众。我国自1951年春季开始，由政务院颁布第1套全民广播体操，至今一共颁布了8套。其中一套“文革”期间设计的“毛主席语录操”未颁布，还有一套上个世纪80年代设计的，因其胯部扭动幅度太大而遭到质疑。其他的都大同小异，主要特点是腰部以上和臀部以下部分比较活跃，中间那一部分动作比较低调。胯部大幅度摆动，像资产阶级的摇摆舞，所以要警惕。集体在一起做操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增强凝聚力，屁股大幅度摆动，容易分散他人注意力，所以要加以限制。　　全民广播体操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增强人民体质”，似一个集体躯体强壮起来；二是“增强人民团结”，大家在一起壮胆，人多力量大。所以，“让我们一起做广播体操”这句话中，“做操”的动作固然重要，“在一起”的状态和感受更重要。“做操”动作可以用别的动作替换，如“扫街”、“植树”之类。“在一起”的状态却永远也不能替换。只有大家在一起做同一个动作，才有团结的感觉。所谓“团结”，其实是一种“平等”的特殊状态。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什么级别，只要你参与一种全民的公共活动、做着跟大家同样的肢体动作，你就仅仅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至少在此时此刻。就好比进了澡堂、脱光衣服之后，处长、科长、股长都一个样。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一些特殊的场所之外，好像没有人强行要求我们必须一起伸胳膊、踢腿、弯腰了。大家各自为政，忙着挣钱数钱、喝酒赌博、洗脚搓背。各玩各的，一盘散沙。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带队伍的人固然着急（重视集体活动是其常用的应对措施之一），被带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渐渐熬不住了，没人吹哨子喊口令，不习惯，手足无措，被人抛弃了似的，感觉孤零零的。于是便想方设法找借口往一起扎堆。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自配口哨和锣鼓，自吹自擂，在街边上跳中国式的集体舞———秧歌；凑在公园里一起唱老歌。跳着唱着，不仅身体团结在一起了，连血都快要流淌在一起了。可见，人们有一种凑在一起的深层心理诉求。西方学者那种夸大个体身体如何渴望自由的说法，看来很勉强，并不适用所有人群。在我们这里，独行侠性格毕竟是少数，更多人还是喜欢扎堆。　　大家凑在一起，是人类文明中各类仪式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型”。人类学家发现，许多原始部落的人，除了分散狩猎等必要劳动之外，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形式表达“在一起”的诉求，比如通过各种仪式（宗教仪式、吃喝仪式、节日仪式等）或者艺术活动，表达“在一起”的强烈感觉。毛利人的集体舞蹈，除了统一的肢体动作以外，还同时转眼珠，同时吐舌头，同时扮怪相，同时拍巴掌。整齐划一的动作，表达或者说隐含一种渴望安全和平等的“潜意识”内容。平等，不再局限在宏观权力层面，而是被分解到眼珠、舌头、手臂、脚跟等各个细小部位去了。每一个细小的器官都在跳着平等的舞蹈。但在这里，单独的个体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成了一个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无数头颅、无数双手和脚的人，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全民广播体操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批评家&北京 张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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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9版：重庆城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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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打擂做体操
　　前日，渝北区回兴街道举行体操擂台赛，1000余名居民参加了当天的比赛。据该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方兰介绍，体操运动作为市民最熟悉、最通俗的运动方式，已成为回兴街道居民锻炼身体的主要运动方式。　　重庆晚报&记者&彭瑜&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