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明是巨人症吗看上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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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UCCA讲座实录:巨人症和植物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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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UCCA讲座实录:和植物的等待中国机构网 日15时49分  题目:巨人症和植物的等待  时间:日(周六)下午  地点:UCCA报告厅  主讲人:邱志杰  嘉宾:杰罗姆桑斯、郭晓彦、陈韵  杰罗姆桑斯:大家好!我是UCCA馆长,杰罗姆桑斯,非常高兴我们能在UCCA展出如此壮观和重要的展览,邱志杰先生的《破冰》。就像这个名字所诉说的一样,我们现正处在一个需要突破的寒冷阶段。我们要在困难的时候,发挥出加倍的创造力,做出加倍的事情。我希望UCCA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开启和像邱志杰一样的艺术家的更长期的合作。因为我们中心不只是在艺术家之间跳来跳去的一个机构,而是希望将更多的内容和实质带回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图景中来,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到这里,谢谢!  我们今年有好几个项目都是和邱志杰这一个年龄阶段的艺术家合作,并不是比他更老的那一辈,也并不是刚初出茅庐的,而是像他这样的年纪和富有一定艺术实践经验的艺术家。再过几个月,我们会有一个十位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群展”,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谢谢!  邱志杰:谢谢馆长。今天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台上,我也不怕,在学校当老师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就开始讲了,尽量讲的快一点,多留一些时间聊天。  之前教育部的陈韵邀请我讲“总体艺术”,我想那个和展览的关系比较间接,还是需要把做这边展览的内在关节和机理跟大家交待一下。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破冰》,就是在门厅里面那件作品的标题,叫《破冰巨人的沉没》,所以那里面也已经出现了巨人这个意象。  我今天把整个展览的结构自己再回顾一下,主要的工作是我把在我脑子里形成影响的,是什么让我做成这样一个展览的一些图像,我拿出来和大家共享,会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工作。  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出这是哪儿吗?  它是北京新机场的停车场。我刚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吓了一跳。就是原来人在上面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这么巨大的抛物线,显然是一种“人工景观”,而且不是个人能够做成的一种景观,是人类团结起来,通过严密的组织,用现代工业的力量去形成的一种场景。  这张图片是我1月3号在杭州西湖拍到的,当时陪一些台湾人游西湖,正在向他们大力吹嘘,跟他们大讲苏东坡的时候,突然间飞来这么一个东西。哇!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出现这么多的“奇观”,这种“奇观”总是和一种突兀的感觉有关系,而且每每和一种庞大有关系。就是它在不该大的时候大,或者在该远的时候近,该虚的时候实,然后它以这样的体量飞临我们的“人民币分析”。  三潭映月是杭州西湖上最重要的景点之一,我也曾经用这个形象做过作品。这个东西是人们中秋节赏月的一个玩具,当初曾经是实用,是苏东坡立的三个石墩子,石塔,是为了限制人不在这里种荷花、菱角和菜。超过这条界线就不许种菜了,后人在中秋节晚上,在中间的孔里点上蜡烛,然后编出一些很搞笑的说法“因为有五个孔那么就五个月亮,水里面又有五个月亮,就是十个月亮了。三个塔就是三十个月亮,天上一轮,地下一轮,心中还有一轮,总共三十三个月亮。”杭州每一个导游都会给你背一遍这个说法。突然间飞来这样一个东西,在雷峰塔三潭映月的上空晃来晃去的。我们传统的那种“美”突然被硬性拉近一种现代的感官里面。  这是鸟巢还在盖的时候,我混进工地里面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是山西省临汾尧都区,曾经是镇政府所在地。这位局长叫宿清平,他曾经是一个政绩很好,仕途上很有前途的区长,但是现在被撤了,不知道跟他盖这个“天安门”有没有关系,但直接下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地区发生了好几起矿难。  我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改成叫做“民俗博物馆”了,它的墙里面是养鸡的地方。我绕过后面去看的,里面养了很多鸡。后面的堆满是很多的画廊,中间的层楼建筑变成“民俗博物馆”。前面是一个“尧都广场”。这面有一个巨大的门楼叫做“中华第一门”,叫“华门”,天下第一门庞大无比。然后喇叭里不断地广播着很不符的言论,说:“弘扬中国文化难道可以绕路而行吗?难道可以不盖这座‘天安门’吗?”“民俗博物馆里面”就展了一些写得很差的书法,还有一些画孔雀、牡丹挺烂的国画。华表缺了一半,城楼大概有3米高。  江西省华阴县山华士村山头上的“天安门”。在它的左边,长城延伸过来是嘉峪关。这座山的山脚下有“国会大厦”,他们村里面的一座桥是被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在山脚下还有一片“小故宫”。这不是深圳的一个“世界之窗”,它不是所谓的景观公园,杭州的“宋城”,深圳的“中华民俗园”,“世界之窗”,这个地方是村委书记吴仁宝同志接见外宾的地方,在山头上。城楼里面挂着各种领导的题词,其中有一幅写着“天下第一村”,拾阶而上,这里有一个寿公,一个寿婆,两个金光闪闪的雕塑,有华表,上面涂满了民工的黑板报,就是民工们的涂鸦,“×××到此一游”、“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老板欠了我们多少工资”,这座“天安门”上涂满了这样的涂鸦。  重庆忠县幸福镇,一个贫困镇。它吸收了一些四川传统建筑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穷的镇政府。  上海余杭区人民法院,它盖起来的时候本来要当上海市余杭区区政府,由于记者开始破口大骂,区政府就不敢用这栋楼,就给人民法院用了。除了有国徽之外,基本上跟白宫一模一样。  这个跟那个是用同一张图纸盖的两座建筑,每个细节完全一样。这是安徽省,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区政府。我在这个建筑的外面,混入一个洗浴中心,爬到楼顶,拍建筑,由于我拍照很夸张,有一排照相机,有针孔、数码、反转片、8×10等一排相机。结果被人家宣传部的人发现了。这个宣传部的人走到屋顶来找我,说:“你要是记者应该凭着记者证来采访,但是不能对我们进行不实报道。我们这个很省钱的,只花了3000万。”,“我们根本没有铺张浪费,全是一些记者对我们进行诬蔑。”他们企图没收我的胶卷,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被列为“中华第一奢侈办公楼”,所以他们非常害怕记者。我拼命跟他解释说:“我是一个摄影家,喜欢风光摄影,你们这个建筑如此雄伟,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于是后来我竟然获准,还送给他们我的画册,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后来我获准进入院子里面拍了一张跟上海那个一样角度的照片。周围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破败的贫困县的景观,他们比上海那个做得好,有一片非常美好的花园,比上海的花园要好得多,上海地盘比较拥挤,他们的花园完全按照白宫草坪来做的,除了有一个国旗和国徽,基本上没办法判断这是在哪儿。  这是略加变形的“白宫”,是南京市雨花区区政府,把白宫的两个侧翼给搞过来了。上海的“白宫”  这是上海那个“白宫”的反面,这边看上去更像白宫。  刚才看的这一系列图片,待会儿我在交流中也特别希望听一听大家对这种东西的印象。在我看来它涉及到一种帝国想象,涉及到一种王权想象,涉及到不朽的概念,涉及到荣耀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归为“巨人症”。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巨人症”变成可以分享的,就是它曾经只属于皇家,或者属于神。过去最大的建筑是教堂、庙宇和皇宫,或者属于王权,或者属于神权。  那天高士明老师,讲到哥特式建筑,经常一建就是500年。而且今天的上海、马来西亚、台北比赛盖摩天大楼。这个比赛是始于中世纪欧洲教堂,比赛教堂尖塔的那场比赛,里昂大教堂,科龙大教堂,都使劲地比谁盖得高。今天大家有钢材,一样是在比谁盖得高。这是在那个时代,曾经最大跨度的,以及最高的空间是教堂、庙宇和宫殿。  到了现在,最大的空间,我想应该是机场和体育场是跨度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以前的王权色彩和神权色彩。它是人类集散的场所,还有电影院、剧场。电影院在功能上和教堂、庙宇有某种相似的地方,都有一个膜拜对象。机场、火车站、体育场,这是人类聚会的地方。一开始它的大是为了容纳,为了容纳群众,为了一个个的个人在这样的空间下面聚集,在这里成为群众,被一个空间所覆盖,被一个穹顶所覆盖。这个在技术上的实现,是由工业革命来造成的。也就是说那些教堂还在,但是比它们更大的建筑出现了。它的一种高度精致、组织化、精密、严格管理的一套社会制度。这里面既通过对材料的严格管理来实现一种物质上、物理上的高大空间,也通过对个人的严格管理,来实现对群众的一种定义。  所以,在机场、电视塔、火车站、电影院这些空间建成的时候,我们也通过工业,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把个人变成了群众,把传统生活变成所谓的标准现代生活。在现代生活里面,我们都是群众的一员。当然以民主的名义,群众一直是有机会到达权利的巅峰,也就是成为设计者,或者是加入营建者的行列,但是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遭遇了别的东西。  下面回顾一下这种“巨人症”在古代的起源。  南京的近郊,东郊的汤山县,有一座山叫“阳山”。在南京的名胜里面叫“阳山碑材”。明成祖朱棣带兵从北京出发造反,赶走了建文帝,打下南京城之后,由于他是篡位,他就拼命地巴结已经死掉的老爸朱元璋,以便宣扬他的尽忠。所以他决心为朱元璋先生建一座人类由此以来最大的一块纪念碑。他在东郊找到阳山有巨大的石材之后,他把山给凿了。这块是碑身,这块要做碑头,后面还有一个碑座,凿了之后,他突然间发现,以当时的工程手段根本不可能把这个碑运走。底下都已经掏空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运走了。因为他当时不懂得去请教古埃及,所以他没有成功地给他爸爸立成这个碑。这个东西就扔在那里,因为它是做碑的材料,所以叫做“阳山碑材”。  明孝陵旁边的四方城,也就是大家在我的展览里面看到的一个石头城。我把它叫做“失败之城”。我给大家看四方城这个图片有两层意思:  第一,它又是一个“巨人症”的现象,就是明成祖有一半,还是1/4的韩国血统,有点疯疯癫癫的。他当年在北京企图造反的时候,建文帝担心他要造反,派大臣、太监来看他,他就在那儿假装昏死、吃屎,所以我怀疑他有点疯疯癫癫,就是他根本不考虑现实条件,想做那么大的一个碑。这个城门是他想象他老爸的明孝陵周围有一个地下的城墙,地下城墙露出地面的城楼,所以盖了这么一个东西。他想象地下的城墙其实不存在,并不是有这么一个城市被埋,根本就没有那座城市,他就光盖了一个城楼,说那里有一个地下城市,这个做法跟我在展厅里面找一个东西给割成一半说水牛被泡在水面底下,差不多是一样的思路。我跟明成祖学的,可以想象这个地下城市有多大。  这块碑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块明朝碑之一宋功德碑。它的整个结构有四个门,有碧玺在中间,驼着巨大的石碑,可是大家看到这样的庞然大物今天已经变成了花盆,长满的植物。  当然这个想象也不仅是中国有,我想请教陈韵一个问题,我刚才在来的车上,“泰坦尼克”这个名字跟巨人泰坦有没有关系?就是“泰坦尼克”是不是就像“泰坦”那样,或者是泰坦一般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恐怖了。因为它起这个名字已经宿命地决定了他离开大地,离开土地就要沉没。这个东西是人类造出来的最大的可移动的庞然大物之一,当然它一离开土地就沉没掉了,今天变成笑料了。竟然有人非常缺德地做了这样一个滑梯,因为电影里面有那样一个箭头,大家往下滑。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我觉得太缺德了,竟然做这么一种玩具。就是人类的狂想,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怎么样搁浅然后变成一种笑料。  图片:关于一座城市描述的图片,大概有十来张,我手里有一千张美国曾经的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的图片,底特律曾经有数百万人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生产基地几乎都在那里,但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城,在城里面可以见到野兔,有个把人在晃悠,非常破败的一座城市。曾经的高速公路现在长满了草。  曾经的厂房:  政府办公室;  铁路,也开始长草;  老百姓的家,开始长满了青苔;  曾经的相当于纽约的中央车站底特律的中央车站;  一座被废弃的游乐园,过山车上现在长满了树;  工厂的厂房;  院门口,精神病院里边;  郊区的居民住宅;  一个很豪华的,他们的国家联邦艺术剧院。  老工厂;  中央车站顶楼的一棵草;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是我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二号船坞拍下来的。江南造船厂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当年李鸿章在这个地点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在这里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子钢,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杆枪,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潜艇,万吨货轮东风号。  1968年中国工业的三大成就:一个是万吨货轮东风号下水;一个是氢弹爆破;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东风号是在这里盖成的。很多中国工业的第一都是在这里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历史图片  现在这个园区在“南浦大桥”旁边,被划进了世博园,称为“世博园”的一部分。我因为承接一些和世博园公共艺术的项目,所以来这里考察,见这些老工人,听他们讲很多的故事。看到这个二号船坞的时候,我发现跟尤伦斯的展厅一模一样,有几根柱子,所以我的那个展厅的结构基本上来自这张照片,散乱地扔着一些东西,那头还积着水,这边长满了草,这里是数百种杂草,杂草丛生。  右边这张图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钢铁巨人横跨长江。我在做《南京长江大桥》调查的过程中,看了很多历史照片、历史影片。发现在建大桥的过程中寸草不生,烟尘滚滚,都是钢铁、水泥,劳动号子,红旗招展,那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草。然后现在长江大桥下面,就在桥墩两侧,你看有人种菜,有人打鱼。我那天拍到有人在这里谈恋爱,这里有一对情侣正在拥抱。晚上时候出的事就更多了,变成一个乐园。  这些经验都让我想起美国的建筑大师路易斯康,他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说过一个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一个建筑在它建造的当时生机勃勃。因为沙石、瓦砾一过来,烟尘滚滚,寸草不生。当人们住进来之后,开始使用这座建筑的时候,这个建筑开始变得杳无生趣、死气沉沉。等到人们又遗弃了这座建筑,这座建筑一下子又生机盎然,过了一阵子就荒草崎岖,长满藤蔓、青苔,一切植物卷土重来,建筑又散发出一种生命一般的美,这个建筑的生命因此就恢复了。”  我当时看到江南造船厂的桥墩,看到长江大桥底下种菜、打鱼、谈恋爱的这些人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路易斯康的这句话。我就想到这些巨人的躯干有一天都可能成为花盆,就像明成祖的四方城,就像伟大的底特律一样,就是所谓“美国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芝加哥的那些楼,底特律的那些厂房。  这些农业好像一直在岸边,在造船厂、大桥,这些钢铁巨人的身边,非常耐心地在等待。一不小心,它们就要卷土重来。当这些船厂刚开的时候,大桥刚建的时候,杀气腾腾,铁路穿过我们的田野,鸡飞狗跳,农民退去、趴下,农民都变成工人,变成所谓的“民工”。可是有一天,或者是动物来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些草,这些草成了养分,当动物们死去之后,腐烂的动物又成为草的肥料,最后的胜利者是谁,好像是有定论的一个故事。就是最后农业总会卷土重来,植物总会卷土重来。庞然大物的这些建构,都会成为肥料,变成这样一个叙述,也形成了整个展览的空间结构。  于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就想到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奇观、奇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一种极其暴烈的权利意志,像明成祖那样用皇权的力量,用中央集权的力量,才敢想去做那么大的一个碑,或者像在整个现代化阶段这样,人类用高度精密的课程组织进行社会动员,把个人变成群众,通过严格管理,通过精密控制,造出这样一种庞然大物来。这种东西在给我们带来一种方便,或者带来生活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造成了一种个人承受之大,就是我企图把它命名为“巨人症”的一种东西。  我经常想象,假如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泰坦尼克上面,或者待在鸟巢里面,假如我孤零零地待在鸟巢的座位席上我待不住,因为在那里你必须是群众的一部分,只能沦为群众,甚至当你拿着火把在里面奔跑的那个人也依然是群众的一部分。我们整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在用一种“巨人症”完全自己的国家想象。  我们每一个家庭又在多大程度上在用这种“巨人症”完成一种自我的想象,我们每一个个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我们的“发展”好像就是往“巨人症”方面发展,成为一个巨人,强大的、阳刚的、男性的、有力的这么一个“巨人”。  在这个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恰恰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把自己掏空,让自己透支。包括我自己做这么大的展览,我在批评“巨人症”的时候,自己是用“巨人症”的方式在批评“巨人症”。这是一种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或者是“以毒攻毒”的办法,把自己整死的办法,来证明“巨人症”是多么狠的一种办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忘了另外一种奇观,就是一种缓慢的奇观,而不是迅速的“奇观”。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来形成一个事物,而不是用“龙骨”搭建,来迅速地形成我们的规模。  一种微小的奇观,或者是一种秘密的奇观。刚才是钟乳石,这是两个剖开的海螺的内部,海螺X光的透视图。高士明说的哥特式建筑就在这里,就是哥特式建筑的龙骨,那个支撑,这是一种最合理的建筑,最完美的一种建筑。可是就藏在我们每天吃的田螺里面,一个螺丝里面。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  给大家看最后的这张图片是一个海螺的X光透视图和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当我画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就是在做一个海螺,或者说他做的其实是“通天塔”。这个“巨人症”当然都是来自“通天塔”这样的传说。可是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身边,所有伟大的“乌托邦”的设计,塔特林这样的狂想,从通天塔开始的人类狂想,塔特林所代表的那一代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狂想,然后做了半天的设计,做了一个海螺出来。  我画完这个就意识到他那个结构是和海螺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我吓出了一身,就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早一点研究海螺,早一点看看钟乳石。于是我有一个作品将会出现在这个展厅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看到的这个展览,还会再增加。  昨天增加了一个“三棱镜的屋子”,这个“海螺”应该会在下个星期制作完成。所以我其实是在帮助UCCA忽悠大家要反复地来看这个展览。因为我不敢保证到展览结束的时候,我会往里再添加多少东西。这个“海螺”是完全按照一个真实的海螺骨架的内部结构来做的。我找南昌的铸铜厂帮我铸,他们的想法就是用石膏,玻璃钢先做一个海螺,然后用铜皮在上面敲。我说:“那不行,你只是敲出一个海螺的外壳,那样做不出里面的结构,一定得先做龙骨,先做一个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然后在上面一圈圈的包上铁皮,才可能完全模仿一个真实的海螺的内部结构。  我为什么这么较劲非要模仿一个真实的海螺的内部结构?是因为我在里面放了一个电机。  一旦这个电机旋转起来,上面没有分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的骨架和结构,去寻找它和塔特林之间的某种关系。另一方面大家又可以看到里面翻江倒海的滚动的波浪。这个电机一旦旋转,这个海螺最内部的空间,也就是这一块空间将会翻江倒海,但是通过螺旋形的结构出来以后,到了海螺口上的这块空间会是风平浪静的。  大家记得美国的“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斯,在美国盐湖城做得螺旋形的房玻璃。这个螺旋形就是外面风浪很大,到了螺旋形中心就风平浪静了,所以那个作品出现了颜色的渐变,因为中间风平浪静是死水,所以开始长红藻,这个红颜色慢慢从中心向外面蔓延、扩散。外面是流动的,是有受风浪影响的,它是一个螺旋形房玻璃,也是一种效力最高的房玻璃。我做的这个海螺等于是相反的,是立体房玻璃,我在螺旋形中心是翻江倒海的,但是它外表的水面是风平浪静的,我在上面放一个航标灯。这个作品的标题会叫做《内部的风暴》,当然相应的还会有“姐妹作”,“外部的风暴”、“远方的风暴”等等。  这样的作品和《长江大桥计划》有一点远。我和社会的链接开始变成我和世界的链接。可是整个的过程,像这类的作品,可能跟南京长江大桥有人自杀的意向离得非常远了。我等于通过这些图片,再倒着往里,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面的一种“替代”的企图,或者说不是“替代”,是一种思想上的“修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修那么大的火车站和机场,好像不行。为了便宜,为了廉价,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坐火车、坐飞机,我们就得需要那么大的庞然大物。或者说我们就需要泰坦尼克,就需要长江大桥。所以我也不是简单地企图,虽然叫做《植物的等待》,或者是《植物的胜利》。  上次讲座有一位小姐说你所主张的“小草的幸福感”。也不是简单地认为应该回归田园牧歌,应该回归农业社会,农耕生活。我们有可能在今天去拒绝这样的大船、大桥,或者是大机场,CCTV的大楼,或者我们的鸟巢。但是我们在和这些东西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心思,或者我们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本身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做它。  这张图是整个展厅的结构,这次的这个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分成一个冰面,那是水最坚硬的程度,然后一个水面,一个长草的岸边。我们渡过长江的方式,可以是建一座钢铁的桥梁,也可以是造一艘泰坦尼克。当时在传说中还曾经有人站在一根芦苇的时候轻轻松松地过了长江,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有那样的神通和法力站在芦苇上度过长江,我们也没有可能想象站在芦苇过大桥,如果想到的话,就不会在大桥上跳下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曲折的一种联系,也许过于悬念,但我想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可能的出口,同时我们必须接受我们需要大桥,需要机场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用“巨人症”这个概念来命名的其实是我们今天一种非常主流的意识形态。这是我在长江大桥边上拍到的一张照片,长江大桥边上一直有一个广告牌,是一个豪宅广告牌,豪到什么程度?全国只卖36座“中央独墅”,叫“山河水”。它的广告词叫做“世界会给有远见的人让路”。当时我在大桥上做一些和自杀干预的志愿者一起工作,每天见一些自杀未遂的人,被救下来的人,以及我们刚救下来的人,听他们那种悲惨要命的故事,看到这个广告牌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世界为你而让路”你去哪儿?就是你要么上天,要么下地狱,因为世界已经让开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在搞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曾经我们社会的关键词是“革命”,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革命”。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就混不下去。长江大桥下面工作了25年的老员工们,他们告诉我说:“其实现在自杀的人不算多,文革的时候,运动一来,扑通扑通地往下跳,根本记不清楚。”我相信他的说法。  第二次自杀高峰是在年左右,就是刚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分房子、评职称、发奖金的时候,以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工资,一样的房子,现在凭什么你的工资比我高了,出现了分配差异,就有一些人想不通,扑通扑通地往下跳。  第三次自杀高峰,现在有一些人去长江大桥自杀是第三次高峰。  我自己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大家要来长江大桥上自杀?当然有他便利的因素,有它有名的因素,有它够高,确保能摔死人的因素。那么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跟我小时候想象中的那座“大桥”的关系是什么?我小时候得到的那些奖状里面的那座“大桥”,是今天这些自杀者往下跳的这座“大桥”吗?是今天重庆市副市长呼吁要炸掉的这座“大桥”吗?它们是同一座桥吗?这个“桥”在中国历史里面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在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开始,我的想象,我的反应当然和中国所有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艺术从1989年或者是90年代早期开始,一直善于调侃,拿政治图像开刀,消解一种政治权威,消解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集权时代”、“乌托邦时代”的政治图像。这里面从领袖的形象到建筑物的形象,到天安门的形象都一再地被消解。很自然的一个强大的时代过去之后,人们以这样的形式来消化它。也可以用一个词消费它。  当我来到长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的。它和我们一整套中国艺术家所展开的对乌托邦的反思直接有关,对集权时代的否定直接有关。比如那样一种“美学”,我把它叫做“纳粹美学”。就是“未来主义”的建筑,或者是“纳粹建筑师”的建筑,都是那样的大透视,无穷无尽向远方延伸,站在长江大桥的门洞之下,或者站在桥上看到向无穷的远方延伸,最后消失在雾中的那条路,就是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  这种“美”,我们小时候也都曾经被震撼过、被激励过,也曾经认同过。以至于我们要通过什么“新文化”把人画丑,回避一种浓眉大眼,回避一种红光亮,通过剥皮,通过把自己画成脑积水,画得歪瓜裂枣、傻笑来回避一种正面的“健康”,就是年轻时的理想中的那种“美”,还不是海兰姑娘所那种“美”。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姑娘是电影中的阿兰小姐,那些革命同志,江姐都非常不性感,我们大家小时候都暗恋阿兰小姐。  整个中国当代艺术里面大量的是这种阿兰小姐似的本能的反应。我们要逃避那种健康。就像我的同龄人,跟我一样出生1969年的南京策展人朱朱,他也策划过曾经叫《南京长江大桥》的展览,他跟我说他在大桥上看到革命风格的浮雕,里面有一些小孩浓眉大眼,非常健康,挺胸、抬头。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从这样的形象中解救出来,让自己有机会可以颓废,可以身体差一点,可以歪瓜裂枣一点。所以最早对长江大桥,我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对“乌托邦”的反省,对整个革命史的记忆和整个社会主义遗产的一种反思。就像我的前辈们,以及同辈们多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遗产,或者对新中国视觉图像的遗产所进行的工作一样是从消解和否定开始的。当然我也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我骨子里是一个传统文人,从小学习书法,今天做装置、做行为的时候,草图也都拿毛笔用水墨画,仗着自己书法写得好。  因此,我在长江大桥上又有另外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悠久的一种情怀,甚至于形成一种文学典型。这种典型只属于南京这座城市。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吊古”,我们想象一下中国古代所有的“吊古”的诗句都是写南京的,几乎没有一首不是,个别写写洛阳、西安,但基本上都是南京的,不知道为什么(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夜深还过女墙来”“金陵王气黯然收”“自将磨洗认前朝”。所有的诗句都来自南京,大概是始于刘禹锡在《西塞山》“遥听江潮,回想金陵。”其实他没有到过南京。他写下“潮打空城寂寞回”这样的千古绝唱。从此“凭栏远眺,抚今追昔”,“吊古”成为中国文学里面永恒的一个命题,这个东西在中国,起码从唐朝开始。  在魏晋南北朝的《古诗十九首》,《乐府古诗十九首》里面,是人生苦短的伤怀,还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吊古”。“人生苦短,何不秉烛游”、“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就是魏晋时代人的这种东西,还没有变成一种大规模的集体无意识。到了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宋朝,一个上古的朝代之后,在中国文学里面,好像每个诗人不吊古一下就显得很没品位,每个中国文人都有吊古病,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精神故乡”。就是书法家的东晋、盛唐,谁谁谁的宋朝,谁谁谁的唐朝,等于是每个人在自己物里的故乡之外,其实有一个时间的故乡,那个故乡在古代。  我们的高雅名字叫“古雅”,就是穿名牌,穿阿玛尼肯定是很俗的表现,肯定是要穿唐装叫做“古雅”,我们的雅是跟古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跟时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美好的时代在过去,不是在未来。我们的理想皇上是三皇五帝,今天的皇上如果碰巧比较好,就说他是尧舜,就跟古代的好皇帝一样好。  其实在古希腊的时间里面也是这样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但是基督教出现之后,欧洲的整个时间观变成了走向未来的一种时间观,变成未来会比现在好,明天会更好的时间观。  这个“未来”有时候是千禧至福,是在天上的,有时候降落到地面叫做“共产主义”,其实都是一样的“乌托邦”。我们曾经不这样,我们曾经是拿过去当参照的。  我和卢杰在做《长征》的时候,做过一个行为是大家在街上这样走,就是我们曾经是这样走向未来的,是面朝过去,退着走向未来。退着走向未来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肯定,你不知道脚后跟会不会踩进一个坑里面。你通过慢慢退后的这些树、这些建筑物,一个个的坐标点,这个坐标点是在过去,是确定无疑的,你通过坐标点的猜测,始终保持着猜测的状态,你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紧张而敏感的状态。  反过来走之后,先是基督教反过来走,接着全世界人民都反过来走,连中国人也反过来走,现在好像只有印度人在反抗,还不肯跟着政治走,去奔向未来。  反过来走之后,人们看到一个目标,可是那个目标是在未来的。也就是说,那个目标不是已经发生的,那个目标是一个蓝图,这个蓝图是某个哥们所画的,这个哥们画出这个蓝图的时候,还忽悠大家那是历史前进的必定方向,说你不跟我走要死定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他还恐吓你。他先诱惑大家,说看那里多美,那里有共产主义或者那里有资本主义,那里有历史的终结,那里有再也不可能改动一点点分寸,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者太瘦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或者那里有共产主义,或者有×××,有最后审判。  反正有那样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它是一个幻象。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观把它强化成一种类似于在睡袋之中前进的历史道路,一种铁轨。  我这次很偶然地在铁轨中间的尽头放了一个镜子,无意中很对。就是说我们那个“蓝图”,那个“第三国际纪念碑”树立在隧道出口尽头的东西是过去的东西的镜像,过去是需要阐释的,可是我们不朝后看,朝前看。朝前看的时候人是很肯定的,目光盯着很远的地方,却没有看到脚下的井盖,然后他摔下去,再摔下去,一次次地摔下去。要摔得够惨他才会意识到我们走在这里面其实不是一个隧道,而是一根笛子,就是隧道的出口不光在发出光亮的地方,你把隧道的地敲一敲它就破了,从这个口出去,外边是很广阔的天地。但是我们在扔掉吊古的意识形态之后,换成一种走向未来的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开始那样去行走,开始那样去铺设我们的未来。我小时候就被忽悠说:“到2000年的时候,就有四个现代化了。”被忽悠的是“我的一切都由机器人帮我解决。”  今天我已经到了四个现代化,已经实现九年之后的2009年的。我庆幸一切问题都不是机器人解决的,只有一些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做。这个对历史的预测总是这样的荒谬,又总是这样的可爱。  再给大家讲一个八卦,建长江大桥的时候,许世友将军负责建桥,工兵的管理和建设,周恩来总理负责整个的设计,长江大桥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周恩来要求长江大桥上的灯,玉兰花灯必须和天安门门口一模一样。当时人向他请示:“这个桥要设计成多少辆车可以通过?”周总理非常有远见地说:“到了共产主义,桥上每天要走一万辆汽车。”于是他们留了提前量,为长江大桥设计了每天汽车的通车量是15000辆汽车。在日,长江大桥公路桥通车的这一天,人山人海,有50000个人把他们的鞋子挤掉在长江大桥上面。为了凑起勉强排满南京长江大桥的车队,动员了南京所有的公交车和所有单位的车辆,但是今天外地的车辆,由于交通限行,不让走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本地的车辆每天通过长江大桥的流量的是共产主义的5倍,是75000辆。长江大桥上面每天堵车,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江北,全都不去,给再多的钱也不去,因为他们会在桥上堵三个小时。这是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总是跟现实是这样的一种荒谬的关系。  我说得很远,多多少少用一种很散漫的方式,射向一种潜在的核心,就是我这座大桥是什么。所以我是带着吊古在大桥上的。  在长江大桥的栏杆上阅读这些谈恋爱人们的名言,旅游者的留言和自杀者的留言的时候,这些留言可以在大桥里面的“到此一游纪念碑”,就是那些印着涂鸦的碑上读到这些留言。这里面有三种人的留言,一种是自杀者。比如“老公,我先走了,把幸福留给你。”、“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又一张爱恋在这里见证”,大概都是自杀者的留言,有一些是血书,没有办法拓印。我拓印的都是拿钥匙划的那些。有一些是到此一游的人“某某某到此一游”;有一些是谈恋爱的人“某某某永远爱某某某”。情况其实都差不多,谈恋爱也是到此一游,自杀也是到此一游,所以我就把他们放到那个碑上去了,都算是到此一游。  我在这些栏杆上读这些留言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出来的是把栏杆拍遍,是我们古人在面对栏杆的时候的那些体验。我们在面对栏杆的时候,你把注意力投向远方,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走向未来的经验,你把注意力向远处投射,你的身体变得不存在,跨越过这个东西。而且栏杆基本是为了防止什么从高处跌落而设置的东西,所以栏杆伴随着一种高,伴随着一种内外,但是意识是由内向外投射,有此向彼投射的一种东西。因此这种投射,人的意识离开自己的身体,所以栏杆在传统上和孤独感直接有关。就是古代的骚人们一到栏杆,栏杆拍一拍,就变得古董,就相信古代拍栏杆的那些人,然后就开始吊古,然后《诗骚》一上来,拿起笔就写“到此一游”,还好我们的文化比较靠谱,就是写到此一游也得好的,书法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还把它刻在石头上和湖山并有,我们没有叫警察来抓这些人,说他们涂鸦,像奈良美智涂鸦,被纽约的警察抓起来坐牢。  在中国古代如果是奈良美智涂鸦,那还得了,马上给刻死在石头上。苏东坡整天到处涂鸦,大家都到处涂鸦,我们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吊古给人一个很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二个层面。  对我来说,对革命历史的消解、阅读,包含着吊古的意味在里面。或者是吊明朝的四方城,吊1568年的古,1664年是清兵入关的时候,吊明朝的古和吊1868年的古和吊1968年的古,都是吊古。这是导致我的出发点跟政治波普的消解有点不一样,要不然长江大桥可以解释程第二座“天安门”,因此继续往下想。就是我关于《长江大桥》这个工作的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吊古。  第二个层次可以称之为反思乌托邦,或者干脆一点就说“反革命”。这个革命当然是古往今来不断进行中的“革命”,并不特指哪一场革命。  在第三个层面这个革命的意识是和现代性有关。  我刚才说“长江大桥”和“天安门”好有一拼。可以称之为“第二座天安门”。我们这样来想,“天安门”是一座明朝的建筑,明清两修过几次,我国又修了一次。我们往上面挂一个毛主席像,国庆的时候插几个国旗,在两边各加上一个标语“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但是它改变不了它是一个明清建筑的实质。所以通过《开国大典》这张画,通过插插红旗,我们在有时候可以把它当做革命文化的象征,但是它依然是传统文化,起码它不属于现代性,甚至也很难作为民主主义的一个象征物。  那么“长江大桥”不一样,是在1968年建成的,1958年开始建的,之所以建了十年,如此漫长。其实“长江大桥”开幕那天的老报纸上,《人民日报》上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产物,都是提前完成工作量,缩短工期。”其实扯蛋,盖那么一座桥哪需要十年时间,他们在中间不断的把专家、权威抓起来,说人家是“资产阶级、反对权威”,不断的用搞运动破坏建桥工程,才导致那个敲一盖就盖了十年。  这个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盖成,所以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渗透着“文化大革命”的“视觉美学”,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纳粹美”。从桥上的雕塑到栏杆上的浮雕,到水磨石的地板,到苏联式的拉毛的水泥面,到建筑的尺度、空高、挑高,每个角度都渗透着典型的“社会主义美学”。因此,它毫无疑问是革命文化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是来自1957年的典故。三面红旗是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为长江大桥的桥头堡。所以它在第一个层面是革命的象征。  由于在建长江大桥的过程中,其实中国建成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是“武汉长江大桥”,1956年就建成了,而且上了1957年版的两毛钱的人民币。但是在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武汉长江大桥”迅速被逐出中国的图谱。因为建“南京长江大桥”的过程中,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人撤走了专家,“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人帮我们建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物,它很强调民族色彩。“武汉长江大桥”那些“大屋顶”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风格是一致的,来自中山陵建筑,早期后现代风格的一种建筑。就是社会主义加现代建筑加社会主义色彩加民族风格作为装饰品。“武汉长江大桥”就不再被提及,由于民主主义的原因,我们后来就只提“南京长江大桥”,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给它的题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成为了“民主主义”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天安门”最缺少的意向是现代性的意向,“南京长江大桥”当时突破了一些技术难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被收进当年的“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重要的还是铁路桥,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这本书里面,也就是我水牛作品的标题,在《建国方略》这本书里面,孙中山花巨大的篇幅规划他要在中国修铁路的梦想,孙中山被袁世凯折腾下台之后,也要求说:“要不然你让我当铁道部长,我不当临时大总统,我要修铁路。”结果孙大炮一公里铁路也没修成,这是后话。但这是整个民族的梦想,铁路跨越长江的一个梦想。  “长江大桥”建成之后,这样一个钢铁巨人的姿态,火车烘烘而过,带着巨人的轰鸣穿过大桥,两边的稻田、水牛都在,那是对牛弹琴。  这样一种意向,在当时就成了现代性的一个象征。所以在“长江大桥”出现之前的奖状里面,总是有人造卫星、炼钢厂的(看奖状图片)。  这是50年代的老奖状,这里有一个人造卫星,很可笑还有一个手扶拖拉机的那个方向盘,然后水坝,炼钢厂。这是武汉长江大桥,导弹、火箭,然后炼钢厂,或者是水泥厂。武汉长江大桥,原野上的鸡、牛、羊、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的尽头是工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是工业,一个大透视走过去。以前的奖状都很繁琐,都有水坝、造船、钢厂,还有万吨水压机。“长江大桥”建成之后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再也没有人造卫星,因为长江大桥就是人造卫星。再也不需要炼钢厂了,因为长江大桥就是炼钢厂。也不需要万吨货轮,因为长江大桥就是万吨货轮。那么在“长江大桥”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革命”,可以找到工业、现代化,可以找到走向未来的意向这么一个大透视的场景,可以找到民主主义。  所以它满足了我们的“三重象征”:民主主义,现代性、革命的三重象征。也就是甚至于“天安门”放在这里都没有它强大,于是在人们鼓励的东西,奖状这种东西上面,“长江大桥”就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都是长江大桥,然后是一个向远方延伸的大透视,是许多人可以不断前进的地方。
  我复制的实物奖状,基本上来自于这张奖状,六面红旗、麦穗、高粱、棉花、一车煤、齿轮,大桥变成了九个水轮墩子和一根铁轨。这个现代性的层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在这些奖状里面,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把现代化理解成“工业化”了。所以“长江大桥”作为这样一个“工业巨人”的形象出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说基于对“长江大桥”的分析,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甚至在某些场合比“天安门”还要有用的一个政治图像和国家图像。  我找到它作为一种象征的综合体,它在我们工业化的道路上,它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关于“长江大桥”的研究和调查,从一开始的消解乌托邦,消解理想主义,最后到达吊古,渗透进吊古,渗透进关于工业化的思考。从工业化的思考来到了关于农耕社会,关于植物的力量,关于小人物的力量,关于微观的奇迹,关于缓慢的奇迹,就是我们整个现代化道路,所走的这条道路的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关于这种不是隧道而是笛子的一种美,或者不是“通天塔”而是“海螺”的一种东西,不是“水泥烟囱”而是“钟乳石”的另外一种关注。  在《南京长江大桥计划》的第四部分,我刚才谈到“平然”意象的时候,有一点涉及到意识。人为什么面对庞然大物,面对泰坦尼克,或者我为什么自己待在鸟巢里面,如果是一个人会不舒服,或者是待在中央电视台大裤衩的下面肯定是很难受的。我一见到那个东西,就觉得像“木马计”。像木马的两个前腿,我们城门拆了一个口子,把木马拉进来了的那个感觉。当然这里面都涉及到“潜意识”,就是人对这种超出自己身体尺度的东西,或者人对像这样巨大的烟囱,没有一些手段来消化它的时候,你一个人面对它的那些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和人的本能有关,当然这种生理的本能在多大程度又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渗透?  就是革命时代的那些人们,比如“文革”时候的人,他见到“大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他会感到吗?
巨人症疾病
(一)GH测定:基础值&15ug/L,活动期高达100ug/L以上(正常& 5ug/L)。
(二)生长介素明显升高(正常值75~200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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