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农民工找工作心态不同 90后不愿一辈子打工_网易教育
不同农民工找工作心态不同 90后不愿一辈子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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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跟访农民工 了解不同年龄段的他们找工时迥然不同的心态
　　企业“用工荒”，找工的人“心里也慌”，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广州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新的开始，有失落，也有期盼，还有改变。
　　“闯荡”全国多地20年的务工者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打工的目标很简单：回家盖个小楼，买台彩色电视，有个录音机，但现在都变了。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机会，不同年龄层次的招工者又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到底追求什么？是高一点的薪水，还是自己颐养天年时更体面一些，或许能在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中获得的一份尊重？
　　本报记者再次深入形形色色的揾工大军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文/记堵：杨进、郭晓昊、李大林、叶卡斯
　　“60后”
　　找工不挑剔盼得到尊重
　　昨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天河某小区会所里的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看到，有不少40岁上下的妇女前来找活儿干。
　　“××五期有个住户请保姆带孩子，月薪1800元包两餐，哪个愿意去？”“1800元有点低吧。”几位妇女凑上前去，围着工作人员问个不停，从河南来广州打工的46岁的张英也在其中。“我在这附近干了好些年了，也有带孩子的经验，做这份工作很合适的。”张英向工作人员“推销”自己。
　　张英告诉记者，她来广州打工已经十来年，一直做保姆、月嫂、钟点工。
　　张英觉得在城里打工，与雇主之间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农民工干的大多是苦活、累活，理应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据了解，张英的丈夫再过几年也要退休了，两口子合计着到时候就辞工回老家，把十几年打工攒下的钱拿出来盖套新房养老。“年纪大了，也渐渐干不动了，帮别人带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也该回家带带自己的孙子了。”
　　“70后”
　　坚信端盘子也有“春天”
　　记者昨日在番禺一家劳务中介市场见到小吴时，他正认真地记着招工电话。
　　11年前，经老乡介绍，小吴从老家来到番禺的一个建筑工地当搬运工。“工作环境脏乱差，劳动强度大，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想着不确定的未来，特别想家。”
　　在工地干了大半年后，小吴到一家湘菜馆当起了服务员。洗菜、擦地板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服务员忙不过来时还得帮着端盘子。
　　小吴表示，打工11年来，存下几万元，想投资盘个小饭馆，但又不懂经营。“有时感到很无奈，看到大城市里机会这么多，却不知道自己除了每月领到手的那点工钱外，还拥有什么。”
　　“打算找间大一点的酒店或餐饮企业做事，可以向厨子"偷师"，掌握更多菜式，同时了解大饭店的流程管理，为创业做准备。”我坚信，经过自己不懈努力，一定能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小吴找工作细问待遇注重培训
　　餐饮公司的工作人员翻阅完小吴亲手制作的简历后，表现出一定兴趣。
　　招工者：“湘菜会做吗？”
　　小吴：“当然会，红烧肉、粉蒸肉等等，都会做。”
　　招工者：“期望月薪多少？”
　　小吴：“包吃包住，3500元吧。你们公司平时有什么培训吗？”
　　招工者：“培训？你想学什么啊，我们酒店有湘、川、粤等菜系的师傅，如果想学厨，可以先打下手。”
　　小吴：“其他的福利待遇怎么样啊？”
　　招工者：“会跟员工签合同、买保险，干满一年的话每月增加工龄补贴150元，夏天有高温补贴，优秀员工可安排旅游。”
　　小吴：“我考虑一下。”
　　小吴显然动了心，但还是决定先到处看看，多对比几家。
　　“80后”
　　找工前先玩一阵
　　“80后”的小洪陪朋友来找工作，自己则一直在中心市场门口徘徊。1985年出生的小洪中学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已有七八年的打工经历。
　　小洪告诉记者，他曾在广州码头、深圳、东莞等地打过工，每个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一般都是自己觉得没意思了就辞职。
　　小洪说，之前他在天河区一家制衣公司做梭位，每月工资有3000元，但是去年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工资也就降了下来，小洪因此又辞了那份工作，打算先玩几个月再说。
　　在记者的询问下，小洪勉强给出了自己希望的工作待遇：月薪两千三，一月休息4天，每天工作8到10小时。对于工作，小洪并没有想太多，他说：“最近不是用工荒嘛，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现在我就想多玩一下。”
　　“90后”
　　最看重发展前途
　　昨天，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并没有大型招聘会，但仍然有很多人前来找工作，其中不乏一些90后的新生代。
　　在人力资源市场众多找工作的人中，记者发现了一位留着朋克发型，戴着耳机，穿着时尚的年轻人。经询问，记者了解到他姓陈，是广州市工贸学院模具专业的学生，今年7月毕业。
　　小陈是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看招聘启事的为数不多的“90后”。小陈告诉记者，他早上8时30分就从学校出来了，用了整个上午的时间把这里的招聘启事看了个遍，由于模具企业基本没有，小陈就记录了几个相关经营机械方面的招聘信息再作挑选。
　　作为应届毕业生，小陈认为工作最重要的是发展前途，工资和待遇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小陈说：“我现在找工作关注的重点是发展前途，找那些有晋升机会的职位。虽然我是学技术的，但我不想一辈子就当个一线工人，做公司领导才是我的目标。”
　　小陈对自己的就业既有忧虑，同时也充满信心，他跟记者说：“今后有机会我还要在机械制造和销售方面进行深造，等过几年有了工作经验，再学一些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知识，为进入管理层做准备。”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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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5:04
来源: 荆楚网
　　■&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王坤祚&& 曹栗&& 吴文文&& 刘晓杰&& 范翔飞&& 摄影| 彭健峰　　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一号文件”要求，各地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普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不愿再回到家乡的土地，渴望融入城市；但与从小生长在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又是相对脆弱无助的，他们的青春与梦想，几乎每天都在与周围发生着响亮的碰撞……　　虎年春天，当他们再次踏上离家的征程，淹没在浩瀚的城市，请送给他们最美的祝愿。　　别样“80后”　　■& 本刊记者 | 王坤祚&& 实习记者 | 曹栗　　他们出生在有着或贫瘠或肥沃土地的农家，却很少有人握过锄头，不知惊蛰、芒种。　　他们有着能啃干脆面和打洋画就感觉幸福无比的童年，没进过像样的幼儿园，没想过麦当劳，不知道少年宫。　　他们骨子里流着父辈的血，思想里又被烙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印章――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是最坏的人生选择。　　他们的故土情结正在慢慢淡漠，家乡在他们的印象中是落后，是辛苦和劳累，是雨天的泥泞和晚七点之后的黑夜、狗叫和蛙鸣，是将梦想埋进土里等待秋天，一年一年没有尽头的往复。　　他们的户口本上，户口性质一栏写着农业二字，却过着非农的生活。　　他们跟随父辈而来，或者远离父辈而去，将拂去泥土的梦想装进行囊，踏上列车，看窗外植被渐渐稀疏，建筑慢慢稠密，然后在某个恢弘的站台停下，寻找比种地稍微轻松和体面一些的工作。　　他们开始同那些从小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本地人一样，习惯出门就能看到钢筋水泥构筑的高大楼房，习惯了喧闹、繁华、车水马龙和不夜天；不习惯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大超市，没有KTV，没有那些看都看不过来的好吃和好玩的什物。　　他们所进入的城市，向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富裕、机会、朝气、奋斗、梦想、房、车、漂亮温柔的心上人……也有艰辛，与排斥。　　他们主动和努力的接近并试图扎根这座城市，虽然仍不可避免地被身上的某些标签所灼伤，虽然还有很多难题摆在面前，但他们仍保持乐观，充满希望。　　他们的青春，在城市篱墙下开出瘦小而倔强的花朵。　　他们，是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80后、90后，他们的最新称谓是“新生代农民工”。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名词。这个称呼至少带来了一项由上至下推行的决议，带来了一场由下至上酝酿的关注，也应该会带来一系列全面的改良。　　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一号文件要求各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大约有2.3亿至2.4亿农民工，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　　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聊天时所说，“他们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　　1980年之后出生在农村的这一代青年，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毫不犹豫地奔向城市。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受教育程度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更高,多为初中以上。他们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对农村的一些习惯风俗和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开始出现不认可，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寻求生计、建房、回家娶老婆不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追求更令他们中意、更完美的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占了大多数。　　《鄂商》记者接触到的这一群体的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以后不会再去干纯体力活了，因为太苦、太累，有的还很危险……挣得少一点并没有什么，但要干净一点，‘体面’一点”。他们读过更多书、喜欢时髦一点的衣服、功能齐全的山寨手机、上网交友、甚至关心股市……对于生活，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担忧。他们对工作的普遍追求是环境好、有“技术含量”，希望别人看到自己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收入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花掉了。除去日常吃喝花消，他们把大部分收入花在了房租、文化娱乐、交际、电话费上。　　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他们中的一部分，得不到自己眼里的好工作，又不愿意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的工作。可他们已经失去了祖辈传下来的农业技能，在城市里的打拼就失去了后路，终究退无可退。　　他们在努力靠近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有的抛开了父辈们的教导和期望、沾染了一些不良风气和旁门左道，“娇子农民工”、“一边是工厂用工荒、一边是就业难”、“外来务工青年多的城市犯罪率高”等现象便是例证。　　“出来之后再回去，很丢脸的。”他们有的即使经常身无分文收入，吃住都不如老家，还是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原点。对城市、尊严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以及毫无退路的处境，使他们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进城回乡都是客，这无疑是他们面临的特殊的困难。　　发现、重视、减小并至消除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特殊困难，如果站在这一推动社会进步的乐观角度，“他们”引起重视和当前的用工荒或许是件好事，因为这会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一些低附加值导致低酬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考虑升级换代，转变发展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他们青春的无处安放，是在无声地对劳动强度和酬劳不成正比、用人需求和人才培养培训不对称、户籍鸿沟等社会歧视说NO，这为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敲响了警钟：放弃走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老路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养等解决困难的步伐可以更快一些。　　困难，不应当也不会仅由他们来承担。　　在城市边缘静静生活　　■& 本刊记者 | 吴文文　　过年　　正月初一，杜子义锁上新家的大门，回黄冈老家过年。本来，他可以赶在除夕之前回家，但是按照武汉的风俗，新房不能空着过年，他就与新房子共度了第一个除夕。　　在317国道经过的汉口的西北角，东西湖区吴家山的范围，有一个叫舵落口的地方。这个在上世纪初还是一片水塘的地方，如今已发展成汽车配件集散地，依托工业的发展，这里也形成了舵落口大市场，以及聚集起来的一大片居民区。远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而自有一种小城的节奏和氛围。在这个偏安于武汉一隅的角落里，杜子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数年，从一个理发学徒到拥有自己的理发店，再到置办房产。　　从这里到黄冈县城坐汽车要三个小时，从县城到杜子义所在的镇上还要一个小时，再转一道车才能到家。而且家乡的路没有修好，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2010年的大年初一的雨淅淅沥沥的下着没有停过，“但是一年只回一次家，过年总得回去一趟的”，杜子义说。　　按照习俗，春节应到处走亲戚，给长辈拜年，但整个春节阴雨天气一直延续，“天气不好我就不想出去，就待在家里休息”。　　正月初四，两天之后，杜子义就踏上返城的行程，“过来这边给大伯和叔叔拜年”。因为家里亲戚大伯和叔叔已经在武汉定居了，与他工作的地方不远，也集中在舵落口那一带。　　初六开始上班，杜子义算是过完了一个年。　　元宵　　杜子义的店开在新建的东吴大道上，两年前他在这里开店时，沿街已有数家跟他的店同类型的理发店，竞争算是激烈。说到收入，他不好意思的说：“第一年基本上没赚到钱，去年情况还比较好一点，赚了几万块钱，但是店子是我和我弟弟、表妹三个人一起合伙的，一分下来就没有多少了。”杜子义的叔叔是带他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叔叔的店开在与东吴大道垂直的三秀路上，人流量比杜子义的店要大，开店已有上十年，拥有很多一部分熟客，生意慢慢进入正轨，“现在平均一年都可以赚10万”，杜子义不无羡慕的说。　　自己店里有弟弟和表妹看着，杜子义这段时间便主要在叔叔店里帮忙，因为过年期间叔叔店里人手不够，一开年新闻报纸上就不停的在提“用工荒”的问题。　　元宵节，杜子义早饭都没吃，早上九点就到叔叔店里。因为过节，很多顾客来店里洗头，杜子义手上还有两个烫发的顾客，忙得没有时间坐一下，弄下来就到了下午一点多。叔叔在店后面的居民区里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用作工作人员的集体宿舍，请了一位阿姨为员工们做饭，每天中午员工们就轮流的去吃饭。杜子义抓紧时间到后面宿舍去吃饭，一碗饭才吃了不到一半，下面就有人喊他的名字，就又急匆匆的跑了下去。　　“也许下午会比较闲一点，到五六点钟的时候，一般都得回去做饭准备过元宵节了”，杜子义说。　　“那你们准备怎么过元宵节的呢？”　　“可能今天会早点下班，阿姨去买好菜，做一顿好吃的，大家一起吃饭吧。”　　这一顿饭过后，年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过完了，因为之后店里营业时间一般都得到晚上10点了。　　买房　　对于杜子义来说，2009年最大的改变大概就是住进了新房。新房子离店不远，为了方便，他买了一辆电动车，大概15分钟的车程。房子是前几年新开发的楼盘，当房价还在3000元一平米的时候，杜子义和弟弟一起付了首付8万多块钱，余下的分20年还清，现在每个月要付1200元给银行，兄弟两人分摊的话，每人每月只需要存600块。现在这个楼盘的价格已升至4200元每平米，作为投资来说，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　　不过对于杜子义来说，房子能解决的现实问题要来得更有作用一些，“我弟弟结婚，弟媳妇怀孕，需要房子”。　　去年下半年交房后，趁着店里生意处于淡季的空档，杜子义用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将毛坯房作了装修。“因为我在做美发行业之前还做过装修，自己装修可以想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而且自己去买建筑材料等，会比较放心，价格也会便宜很多。”　　房子是两室一厅的结构，整体面积大概有90平米，虽然兄弟两人共同负担房贷，双方压力都会减少一些，但杜子义还是觉得小区里的物业等费用显高了，“每年还要交2000块左右的物业费”。　　而同在一个屋檐下，总会有一些磕碰。杜子义总会因为弟弟和弟媳两人不爱打扫清洁而冲他们发火，“我弟弟84年的，弟媳89年的，太年轻了不懂事，总是不爱惜房子里的环境，刚刚装的新房就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我就会跟他们吵”。　　转行　　杜子义比弟弟大两岁，18岁从高中毕业之后便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社会立足，生活经历比弟弟要多一些。兄弟俩长得很像，但杜子义要更瘦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来没胖过，“做装修的时候有130多斤，而开始转行做发型师之后，就一直是110多斤”。　　高中毕业之后，杜子义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城市，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做起，在马路边等待工作，地上一个牌子写着修理电工，甚至连工具都没有。有工作来的时候，就向工友借工具去干活，回来之后买包烟送给工友，当作借工具的回报。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坎坷，而是淡淡的说着，像是说着别人的故事，故事的落脚点是他养活了自己，回家的时候身上还有余钱。　　后来他进了一家装修公司上班，公司的业务分布比较广，哈尔滨，天津，甚至内蒙古等地，公司派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在那一段时间，我去了很多地方，也学到很多，但是到处跑花费太大了，到一个地方总希望到处去玩一下，所以一休息就跑出去玩，这样就存不到钱了。”　　于是他选择了转行，在叔叔的店里学了一年，又到某知名发型连锁机构当发型师。做理发行业的都有自己的化名，杜子义就是他的化名。每天面对的是流水的过客，加上内部人员频繁的流动，时常让他恍然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戏，人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产生的不真实感，无异于颠沛的流离。　　半路出家的他总觉得在美发这个低龄化的行业里不是长久之计，总是打工也是不行的，他想自己开店。于是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跑到仙桃市去开了一家理发店，然而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初当老板的他管理意识也没有跟上来，两年之后生意还是没有起色，亏钱之后，他关了店，选择回到了吴家山，用转店的钱开了现在的店。现在的店不大，只有60平米左右。　　有弟弟和表妹在店里，杜子义脑袋里总有新的想法蹦出来。从去年开始，他又在想做区域性的广告传单的生意，在仙桃的时候看到两家公司做得不错，他想把这种模式应用到吴家山，但理发店才刚刚起步，房子还要月供，对于他脑中的想法仅仅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没有更多的技术或物质条件作支撑。　　他没有想过每年大概要赚多少钱，也没有具体想过怎么样规划一下人生。也许他也曾后悔过，像在连锁店里做发型师的，时间做长一点就会有一群熟客，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块，也挺不错的。而毕竟他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不可能一直做技术下去，“像我们这个行业之所以大部分都长不胖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站着，而且总是低着头，或多或少都会有颈椎方面的毛病。我想现在还是要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把店做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想吧”。　　相亲　　过完年，杜子义28岁，这在老家早已是“剩男”的年纪。“连弟弟都结婚生子了，老家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现在孩子都要上小学了”，他一边过马路，一边漫不经心的笑着说，“我觉得还好了，30岁结婚都不算晚”。　　“父母有催过你么？”　　“有啊，不过今年没有催，可能是因为弟弟的小孩出生了，他们注意力全放在小孩身上了。是个女孩，爸妈很高兴，因为我爸妈很喜欢女孩，现在有7个月了，我爸经常抱着她到处走。”　　也有人给他介绍一些，有个初中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位潜江的女孩子，女孩在武汉一个制衣厂里上班，上班之后两人也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见面。　　他还去了女孩的家里，但不知道女孩的父母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他也不敢问，只是觉得女孩的父亲还好，母亲可能有点对女儿嫁那么远过意不去，对于这些他可以理解，毕竟把女儿养了二十几年不容易。而对于那边嫁女儿的风俗好像有些害怕：“那边的彩礼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呵呵。”临末，还开玩笑说：“我们那边的彩礼就少一些，娶一个本地的女孩比较省钱一点。”　　即使现在的他在同村的同龄人中混得不算差，但他总觉得跟他身边的人相比，他的条件算差的。父亲是村支书，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也没有能力为他们兄弟俩操心，“我们那里结个婚一般大概要花个五、六万块钱”。弟弟结婚时，家里都没准备什么，而弟弟也不可能再准备回到父辈生活的地方。　　对于杜子义而言，情况也是这样，一年中，他生活在武汉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的时间，远远多于在老家的岁月。　　更多的时候，也许他不愿意就这样决定方向，或者说，他只是在静静等待条件的成熟。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　　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　　一个人在创痛的时候/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　　究竟应该拚命奋斗/还是默默的溜走　　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　　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一样幻想美好时光　　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你知道我的迷惘》（黄家驹）　　范小源似乎对父亲有着很大的怨气，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就是，睡觉，和父亲吵嘴，长久的沉默。　　他对现实有着颇多不满，他说：“我讨厌每天一起床，就闻到麻辣烫的味道。”　　范小源：我的理想与麻辣烫无关　　■& 实习记者 | 曹栗　　1　　二月末的武汉，细雨迷蒙。　　范小源被父亲范志国在门外剧烈咳嗽的声音吵醒，不耐烦地嘟囔两句，翻了个身，拉过被角蒙起头又沉沉睡去。　　但是不久他就被门口弥漫进来煤烟味熏得再也睡不着了。这几天一直下雨，堆在屋檐下的蜂窝煤受了潮气，生炉子时总是升腾起大团大团呛人的浓烟。　　“你能不能把煤炉子拿远点啊！”范小源满肚怒气地坐起来，冲着门外喊了一句。范志国正蹲在屋外的水池边用钢丝球费劲地刷着铝锅，水流的哗哗声淹没了儿子的声音。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风将没有栓严实的窗户震得轻微作响，屋子里没有开灯，一切鸽灰仿佛傍晚。范小源仰头看了看对面墙上那个布满油垢的塑料钟：8：13。　　四围的早点摊陆陆续续开张，锅盖的开合声、碗筷的碰撞声、男人的喝叱声、妇女的笑声、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范小源裹着被子坐了一会，索性穿衣服起床。　　这是一间不到30平米的低矮民房，原本是单间，被范志国用一块印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旧床单隔成两部分，里面靠窗户的地方摆着范小源的床，外面则是他和妻子的房间，一顶40瓦的灯泡，一个旧衣柜，一个扶手和靠背部位磨破露出暗黄色海绵的人造革沙发，一个二手市场淘来的小电视机，几张桌椅板凳，熏黑了小半面墙的煤气灶台，还有墙角零乱堆着的一些杂物，除此之外再无多余摆设。　　范小源拿起毛巾走出去在水龙头下接水胡乱抹了把脸，刺骨的水温一下让他精神了许多。在那件颇为宽大且布满皱痕的黑色风衣的筒罩下，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少年看上去有些佝偻而瘦小。细长而浮肿的单眼皮，零星散落在两颊上的雀斑，一冷就发红的鼻头，一缕一缕耷拉在脑门上的头发，不高的个子，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　　范志国正在往炉子上的铝锅里一瓢一瓢加热水，一时间水雾蒸腾。范小源一边用手扒拉脑袋后面睡得有些翘起来的头发，一边甩着毛巾往屋里走，此时他的母亲梁秀玉正坐在门口的挡棚下往那些不锈钢的小盘子上套塑料袋。　　2　　范志国一家祖籍江西省吉安市官田乡，祖父一代曾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据说当时吃饭都是用的银筷子”，范志国向记者说起这段传说中的家史，依旧语带自豪。他当村办会计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理由是“孔的小崽子”，念完小学五年级的范志国被迫回家帮忙务农。1983年，刚满18岁的范志国与大舅南下武汉淘金。　　范志国做过货车司机、贩过瓜果，甚至倒腾过建材生意，最终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归结起原因，他的妻子梁秀玉瘪瘪嘴：“太老实。”这个精瘦的江夏女人20岁不到即嫁给范志国，“当初就是看上他的老实，嫁过来的时候他家唯一值点钱的东西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凤凰牌的。”　　由于做这些小本生意居无定所，范小源出生两个月就给抱到了江夏的外婆家，夫妻俩闲暇时就提些东西去看望，顺便交上下个月的生活费。直到13岁，范小源才被接到他们身边生活，也是从那时候起，范志国才开始做现在的生意----麻辣烫。　　从汉正街角的一辆小推车做起，范志国的麻辣烫生意一做就是七年，最辉煌的时候他曾在那里拥有过一家店面。“40多平米，比这个要大得多”，范志国向记者比划到，“前面放着6张小桌子，里面还有个大点的包间，菜就串好摆在旁边的架子上，客人想吃什么自己拿。”　　两年前汉正街街道整治，范志国不得不辗转找到了现在这块地方――武昌某高校旁的“唐人街美食城”。与其称其为“美食城”，不如说它是一条小巷子――短短不到两百米的一条路被星罗密布的小摊位分错占满。　　范志国的摊位就在巷子口的第一家，他在租下的民房前用一块崭新的油麻布撑起一片遮阳棚，下面是八条矮桌子围成的一个长方形，中间摆着一个巨大的炭炉子和铝锅，里面熬着麻辣烫的汤料。做生意的时候范志国就系着围裙站在那些桌子中间的铝锅旁边，听坐在周围辣得哼哧喘气的学生们喊：“老板，两串白菜！”“老板，一串丸子！”　　麻辣烫生意的高峰期集中在晚上，中午和下午放学后也会有一拨一拨的学生过来，其余时间则零零散散来几个散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范志国便会喊坐在屋子里看电视的范小源出来帮忙给学生们摆碗筷和加辣椒酱，通常要喊上几遍才能看到他趿着拖鞋一脸不耐烦地走出来，而且翻找碗筷时总是弄出很大声响。　　“一张臭鱼脸。”范志国说，“迟早要吃亏的。”　　3　　“这孩子以前不这样的，”梁秀玉对记者说，“他小时候，真的是非常乖的。”　　梁秀玉还记得范小源小时候的样子，“白白胖胖的，穿着汗衫和小短裤，系着红领巾，趴在外婆家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的写字。”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这个脸上刻满生活艰辛的女人低头一笑，目光一下子变得遥远而温柔。　　对儿子颇多不满的范志国在说起这些时语气也柔和下来，“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去参加家长会，班主任当着全班家长的面对我说，‘你儿子以后一定会出息’。”　　那是范志国到现在为止唯一参加的一次家长会，还是因为范小源考到年级第一的奖励。以前他和妻子忙于生意，一直都是外婆代为参加，后来儿子转到武汉读书，则是由妻子做代表，还是有空的时候才能去。　　在梁秀玉看来，儿子的急剧变化是在转到武汉读初中之后。出于对儿子不在身边长大的愧疚，夫妇俩“找了很远的关系”，以每年2000的借读费将儿子安插在武昌一所还算不错的初中读书，希望他“能和这些城里孩子一样得到好的教育，将来考个大学，出人头地。”　　然而不久梁秀玉就发现儿子变了，“不爱说话，老发呆，脾气也越来越大，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发火。”　　作为一个清晨就要起来帮丈夫摆摊，夜晚还要忙于一家人饭食，缝补浆洗的中年妇女，梁秀玉无暇顾及儿子心中的微妙变化，然而她却清晰的记得一件事。　　那是个周末，因为不远在办一个露天的服装展，那天的客人特别多，临近中午的时候麻辣烫店里涌进很多人，正坐在角落里写作业的范小源忙合起课本起身帮忙。　　门口突然有个小男生喊范小源的名字，“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孩，和爸爸妈妈一起，穿着带钩钩的衣服，蛮精神”，梁秀玉边说边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那个“钩钩”到底是个什么牌子，“总之肯定很有钱啦。”　　范小源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过去和小男孩打招呼，“估计是同学”，梁秀玉猜测，于是也赶紧邀请他们一家过来坐。在梁秀玉转身找开水瓶倒水的时候，她突然听到小男孩妈妈低低的说：“走吧，脏。”　　“当时他（范小源）脸就红了，咬着嘴巴半天没吭声。”梁秀玉说，“那家人走了好远，他突然小声骂了一句，‘脏你妈*’。”　　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儿子说脏话。　　4　　范小源的中考成绩一般，由于学籍还在江夏区，为了让他进武昌的某普高，范志国一家又折腾了很久。　　那所高中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基本上都是住读，平时不允许离校，两周放一回假。　　“他每次回来总是提着一大袋要洗的衣服，书包里却空空的，偶尔才有两张卷子，也不见他做。”梁秀玉说，她突然为儿子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　　直到有一天，梁秀玉在洗衣服时从儿子的裤兜里掏出了一盒已经被泡软的烟，拿给丈夫看，当时正在门口绑扫帚的范志国吭哧吭哧喘了两口粗气，二话不说跨进房里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儿子抡起来就是一下。　　扫帚上的铁丝还没理平整，打过去的时候把范小源的后颈刮了很长一条的血印，当时是夏天，伤口溃烂了很久才好。　　高二上学期的一天，范小源突然脸色铁青的回家，对父亲说：“老师要你去一下。”　　这是范志国自儿子五年级之后第二次去他们学校，却不是去参加家长会，而是直接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校长隔着办公桌对范志国说：“把你儿子带走吧。”　　范小源当时被班主任领着站在门外，没有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切，他只听到先是低低说话的声音，然后带点哭腔，最后有声闷响，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父亲出来后范小源以为他会扇自己两巴掌，然而范志国没有，跟儿子的班主任点头示意了之后，他小声说了一句：“走吧。”却没有看范小源。　　从学校回家需要转车，那时候正是十月最热的时候，父子俩沉默无声地站在正在修路的站牌下等车，下午三点的太阳像毒箭一样的射在地上。一辆529过来，范小源刚要抬脚，范志国突然说了一句：“再等等，这是空调车。”　　范小源说，那是范志国那天对他说的唯一两句话。　　5　　对于某些好事的邻居们询问范小源退学的原因，范志国一家出奇一致的保持了缄默。　　“不是读书的料。”梁秀玉讪讪地笑笑，这是给予最多的回答。　　范志国现在所在的美食一条街本是武昌三环线旁边一个偏远湖区，却因为接二连三的建起大学而逐渐繁华起来，房子的租金也开始水涨船高，这间不到30平米的民房就是范志国以400块的价格租到的，房东还嚷嚷着要涨价。据隔壁那个在这边已经卖了五六年鸭脖子的讲，原来这样的房子“100块都可以租到。”　　然而范志国还比较满意，因为学校边上的生意比较好做，“这里学生多，又肯在吃上花钱。”　　这是一所一级大学下属的独立学院，一些高考成绩不佳而家里又有能力负担这里动辄上万学费的学生们聚集于此。学生们的到来让这个原本黄土一片的国道突然热闹起来，周边的歌厅、餐馆、钟点房和小吃摊也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　　范志国的麻辣烫素的5毛，丸子和鸡柳之类的肉类1块，捎带卖点啤酒和饮料，以平均三分之一的净利润算，他一天基本能卖出100多块，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对于他们一家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最让范志国自豪的是，他已经在江夏替儿子买了座93平米的房子，“付了6万首付，正在还贷，08年跌的时候买的，2700多一平米，现在都涨到三四千了。”　　说到这里，他又有些忧心：“贷款是20年的，一个月1000多，现在我们两个老的做得动，还可以帮着点忙，要是哪天没了，他怎么办。”　　6　　范小源从学校回家后就一直赋闲在家，期间姑父给他介绍过一个在正规酒店当门童的工作，却因为身高没有达到别人要求的“必须1米72以上”而被退了回来；后来他跟表哥去过丝宝集团应聘仓库管理员，也因为没有高中文凭被刷下来。　　旁边有家饺子店的老板和范志国交情不错，问范小源愿不愿意去他那里打下手，一个月八百管中饭。梁秀玉喏喏着答应，范小源却黑着脸穿着拖鞋啪塔啪塔进屋，重重地摔上了门。　　“个狗崽子！”范志国冲着屋里大声骂：“还有端盘子的大学生，你为什么不能？”　　范志国对于儿子颇有些无可奈何：“小的时候在外婆家被宠坏了，心气高，又懒得做事，小孩子就不能给老人带。”　　今年过年的时候范志国一家回了趟江夏，因为买的那新房还是毛坯，一家人住在了外婆家。外婆对他们一家的到来很是高兴，把范小源拉到身边瞧了又瞧，一口一个我的乖乖。　　初三上午，大舅领表哥过来拜年，刚刚参加工作的表哥提了一大箱牛奶和桂圆。发红包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范小源，迟疑了一下，然后拿出钱包翻出50块钱，范小源坚决不了肯要，被硬是塞在了裤兜里。　　过年回家后不久，范小源突然跟父亲说他想做点生意，夫妇俩很高兴，给了儿子500块钱，让他去汉正街批点小件东西回来先卖着试试。范小源出去了一天，下午提着两旅行包的文具回来，兴奋地跟父母说那人跟他算的特别便宜，一个本子批发给别人8毛，给他才6毛。夫妻俩觉得不对劲，把包包里的东西清点出来看，果不其然，标着240根的笔芯盒里实际只有不到100来根，而范小源看也不看的进了10来盒，东西还没卖出去，钱却被别人骗去了一半。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范小源主动要求和父亲一起喝酒，“不到三杯两个人就醉了”，梁秀玉说，喝到最后，范小源大哭了一场。　　7　　那些批发回来的文具到现在还放在范小源的床底，他也从此开始了标准的“宅男”生活。　　他每天都会睡到自然醒，当然在这个早点摊集群的巷子里被吵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冬天或者下雨的时候他会在被子里待更长的时间，每当范小源揉着惺忪的睡眼出门洗脸，范志国都会没好气地骂一句：“躺尸！”　　心情好的时候范小源会主动帮母亲洗一下菜，或者把切好的菜按份串在竹签上。他明显对母亲要亲近得多，母子两个一起做事聊到高兴的地方范小源还会露出少有的笑容。　　范小源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坐在门口听大学生们叽叽喳喳聊天，有时候听得入神，他会忘记帮忙去收拾那些前一拨学生吃剩下的碗碟，范志国喊上几遍就会吼：“像个游魂！”　　父子俩似乎从范小源退学起就积起了深深的怨结。“就没有一天对儿子好好说话的，”梁秀玉说，“孩子小的时候打，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又开始骂。”　　“你还晓得他这么大了，”范志国一激动起来嗓门就大得吓人，“都快20了天天窝在家里吃喝拉撒，你说我烦不烦！”　　听多了父母这样的争吵，范小源筹划着想去广州，但是这个想法一经说出就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我同学说那里钱好赚，来得快，很多小学和初中没毕业的人都成了大老板。”范小源说。而范志国对儿子的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人家那些老板是因为脑子活，又肯做，像你去了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会要。”　　“你晓得？”范小源显然对父亲的这个说法很羞恼。　　“好，那你自己说，你去了想做么事，或者说，你能做么事？”　　范小源不吭声了。　　父子之间为此爆发了长时间的冷战，一直护着儿子的梁秀玉这次破天荒的站在了范志国这一边。“儿子自小就不是在我们身边长大，现在才回来没几年，我不想他走，而且他才刚二十岁，什么都不懂，在外面肯定受欺负。我们还是希望他在武汉找个工作，钱多钱少都不重要，慢慢干着就行。”　　范小源好像很不喜欢母亲这样说，压着声音吼了了一句“我自己晓得，你们乱操什么心”，转身钻进了屋子。　　不过一会儿，屋子里传出了范小源的哈哈笑声，那台21寸的小电视机正播放着电视剧《奋斗》，陆涛那句“让他把遗产打我卡里”，范小源觉得很搞笑。　　“喜欢看这个电视吗？”趁着放片尾曲的时候记者问他，“还可以，”一直沉默的范小源少有地笑了，“蛮好笑的。”　　“里面的哪个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范小源想了想，说：“都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太假，理想实现的太容易了。”　　“你觉得理想应该怎么实现，或者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范小源似乎不怎么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还是仰起脑袋思考了一会，然后低头用指甲抠弄遥控器上的按钮，“我也不知道，”他顿了一下，“不过，我的理想与麻辣烫无关。”　　在我的天顶甘有人会看见看到我不甘愿这样过一生　　在我的一生我甘愿来相信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春天　　在我的天顶大雨落不停也不能改变到我的固执　　永远等待那一日咱可以出头天　　人生不怕风浪只怕自己没志气　　在我的天顶甘有人在保佑怎样我常常摔的头壳流血　　血乾会结痂失败也不失志成功是咱自己看自己得起　　飘浪的日子等待著时机我不信命运会这么无情　　永远等待那一日咱可以出头天　　――《出头天》（五月天）　　他们眼里的“围城”　　■& 实习记者 | 范翔飞　　日，在中国人眼里是春节，在西方人眼里是情人节。总之，是一个该给自己放松放松一下的日子。然而，这条老街之上，杨海霞的文具小商店却依然开门营业。　　清早起床，杨海霞特地打扮了一番，毕竟是大年初一嘛！在左右门面都关张大吉的街上，她和她的小商店特别显眼。过往的人群尽管川流不息，但却没有几个关注这家小商店，毕竟大家都要走亲戚、串门、拜年。那天，她卖出了一个文件夹，纯利润0.5元。晚上，便和小姨一起做了几个菜，算是过年吧！　　高考落榜之后，杨海霞就来到了武汉，投奔她的小姨。那年，她刚刚20岁。“我是老大，还有几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读书。在家里赚钱太艰难了，也太少了。不过，我真的很想读大学。”杨海霞说。她已经意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硬道理。　　大都市的冲撞，让杨海霞倍受挫折。招聘会上，“大专大本学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等等字眼使她屡次碰壁。低学历低资本无经验，对于她而言，她也只好一笑而过，“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做生意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每天早上七点钟，杨海霞便开门做生意，晚上十一点钟，她方才关门。她几乎成了这条老街上的时钟，无外乎就是不放过一个赚钱的机会。今年的春节，她也没有回家过年，而是在冷冷清清的门面屋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钟头。生意是守出来的，杨海霞每天过着复制一般的生活，但她决心坚持，两年如一日地拼命赚钱。她没有交男朋友，没有买化妆品，在赚钱与攒钱之间穿梭。“先做点小生意，争取多攒点钱，以后一定会做大的。”她很有信心地说。　　在长江三桥管理所工作的小胡，今年刚刚21岁，家乡在河南信阳，由于家里贫穷，他只得辍学，来到武汉打工，通过熟人介绍到长江三桥工作，做了一名清洁员，“我只有中学的文化程度，招聘会上，人家根本就不要，我只好就来扫地了，还得担心可能随时下岗，毕竟我只是个临时工。”　　“我可不想这样总是做扫地的工作，但是现在又没有更合适的工作。”看得出来，小胡不满于现状，而且有些发牢骚，“三桥桥面上行驶的都是大货车，每天灰尘都很大，我们累得要命，工资也不算高。”　　他的同乡小曹对此也有些不满，对于他们这样的清洁工，工作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小曹在清扫桥面，一辆大卡车飞驰而过，小曹差点儿就被车撞到，桥上的大货车开得很快，最低的时速也有80码，“我们每天拼命干活，为这个城市做最基层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市民待遇？”　　吴阳，1986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家里收入微薄，初中毕业之后，吴阳便只身来到武汉，只希望能为家里多赚一些钱。他做过很多杂事，在钢材公司跑过业务，也在餐馆做过服务员，目前在一家皮鞋制造厂工作。　　吴阳不甘于永远这样拿着微薄的收入，于是他选择了创业。他让女朋友在湖北大学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卖女士服装，做学生的生意。经过和房主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租金讲到了一千元。但做学生生意，每年的寒暑两假都有近三个月将处于淡季，甚至关门，因此，他们二人心里还真觉得有点不划算，一千元太贵了。　　每天早上，女朋友到汉正街去进货，自己去皮鞋制造厂上班，晚上二人一起经营小店，这样早晚都可以有所收获。由于地段不错，小店的生意还比较红火。吴阳把皮鞋制造厂生产的一些皮鞋，以出厂价带到自家小店去卖，这可是低成本的买卖，两人小赚了一笔。后来，女朋友建议说：“我们可以再租个门面哦！”这一句话倒提醒了吴阳，于是，两人合计开了第二家门面，依然经营女士服装，虽然时间更加紧凑了，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很甜蜜。　　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进城闯天下　　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　　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　　――《农民工之歌》（王宝强）　　在省博旁的一家建筑队，1986年出生的陈松林对目前的状态感到满意，这个荆州小伙子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武汉打工，也可算是个“资深打工仔”了。刚来武汉时，他端盘子洗碗，只要是能赚钱的活儿都去应聘。现在，他每月的工资一千来块钱，多做还可多得。　　陈松林矮矮的个头，结实的身板，标准的力量型农民工的体格。他们一个建筑队，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一个框架结构的活动板房，水电都齐全，有电视、冰箱等等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十几张床了。但比起老一代农民工，条件已经得到了飞跃性的进步。　　杨海霞尽管有个小姨在武汉，住房条件仍不够乐观。找不到工作成为了这个小姑娘“自主创业”的直接原因。这条做生意的老街尽管门面破旧，所在的居住区的整体水平也不高，但租金不贵，更重要的是“门面对面就是一所小学”。在小姨的帮助下，她租下了这间门面，主要卖学生用品。“租金便宜一点就行，我只想先混口饭吃。”　　杨海霞显得比较满足。杨海霞的小姨就住在门面后面的屋子里。为了省掉在外面租房子的钱，杨海霞住进了小姨的屋里。这种特别的“前店后家”格局，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每卖出一个笔记本，哪怕是一只铅笔、一块橡皮，她都会很满足。　　的确，对他们来说，能够在城市生活便是奔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采访中，吴阳对单位的福利待遇要求也很简单：“只希望该放假时别加班，加班也别加到凌晨，我也好陪陪女朋友。”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感到了社会的不公平。　　“但愿老板对我们好一些，我们才能够安心打工。”但与杨海霞相比，吴阳更希望自己赶紧在这个城市彻底稳定下来：“要想在大都市站住脚，房子就是大问题，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居高不下的房价，大概是吴阳们心头永远的痛。　　小胡和小曹也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小胡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别再用农民工的眼光来看我们，我最反感有些司机对我们有些歧视。”小曹说：“我也想过换个工作环境，但到哪儿去找呢？”尽管有种种不顺心的事情，但他们选择了忍受。　　在长江三桥管理人员范师傅看来：“桥上也离不开小胡和小曹这样的人，比如在前不久的融雪防冻工作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　　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　　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　　每把汗流了生命变的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海阔天空在勇敢以后/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　　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不低头更精采的活……　　――《海阔天空》（信乐团）　　父母在，不远游。但杨海霞却坚信：“书没有读成，力气也没有，种地那活儿，我也做不来，只有出来了。”　　打工这些年，陈松林省吃俭用，也颇有一点积蓄。当然，隔三差五，他就向家里寄东西。比如寄点钱，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甚至于一些穿不了的衣服，都寄回家去。“能省点就省点吧！”陈松林说。勤俭节约的“农民”本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仍然有不少的体现。对自己的未来，陈松林回答得倒也痛快：“等做到二十五六岁，攒足了钱，就娶媳妇生孩子。”　　最近，陈松林的家里传来的一条不幸的消息，不得不将他的“人生规划”打乱：母亲得了癌症！在家里，陈松林是个大孝子，得知消息后，他马上请假回家，在家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把这几年打工的钱全部留给了家里。“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那就是遗憾！”重新回到武汉的小陈继续拿起建筑工具，开始了挥汗如雨的工作。在他眼里，工作就是希望。　　大武汉给无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希望，也给他们更多的生活感悟。“到了武汉，确实见了不少世面，学到了不少东西。”杨海霞说。她学会了使用手机，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听音乐。她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学会了使用手机，怎么学会了上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知识都是生活教给她的。　　陈松林也经常把武汉的一些特产，或者是一些新鲜玩意儿寄回家去，好让家里的兄弟姐妹开开眼界，“很多东西家乡根本没有，我不能让家里的弟妹一辈子穷着。”有一次，他给父亲买了一提脑白金，结果父亲在电话里却表示出不满：“你干嘛把几瓶糖水寄给我啊？”　　与陈松林相比，吴阳从外表上看，根本就是个城里人，甚至更时尚，更前卫。他使用蓝牙的手机，染着头发，哼着流行歌曲。他态度非常坚决地说：“不要再叫我农民工！”　　对未来，吴阳也有一个规划，他觉得还是在武汉发展比较好，所以不愿再回家乡工作。“并不是因为在武汉找到了女朋友，更重要的是，我适应了城市的文化，心甘情愿留在这里闯荡。”　　“城市还未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专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蔡志海　　■& 本刊记者 | 刘晓杰　　《鄂商》：80后、90后，这更多是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从年龄上的界定，这一群体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真的有什么不同吗？　　蔡志海：年龄上的差别意味着两代农民工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进而又会早就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不同的追求和向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不同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抽样调查，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第二，消费观念更加开放。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第三，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　　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四，生活方式差别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　　第五，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于各种不公正待遇往往是逆来顺受、能忍则忍。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　　《鄂商》：政府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您认为是基于什么样考虑？　　蔡志海：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兴社会群体概念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使然。未来的20年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大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人口十三分之一，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潜力群体。但是，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目前城市社会在总体上或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而他们进城定居的期待又非常之高。因此，这一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阻碍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阻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鄂商》：那在你看来，如何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蔡志海：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显然为农民工进城定居、实现市民化提供了国家战略方针上的保障。但是，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是否到位、农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否足以保证他们能定居城市等等诸多因素才是最终影响农民工是否真正能够留城、实现市民化的关键。　　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今后除了继续推进城市化,还要重点保障其各项权益,包括住房、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有住房、有工作、有保障。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有效的各项具体措施，特别是涉及到户籍、住房、就业、保障、教育、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措施。　　《鄂商》：对于将来，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所服务的城市需要做哪些准备？　　蔡志海：首先是户籍，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落户困难。　　其次是住房，农民工收入有限，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靠商品房市场、经济适用房基本行不通，而大部分城市迄今仍未把进城务工农民工纳入廉租房政策的保障范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如何居住将是一个难题。　　第三是社保，实施劳动合同法以来近七成农民工仍未签合同未参加社保，每当春节临近珠三角农民工仍要退保返乡。　　第四是教育，一方面是农民工自身的培训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子的女教育十分无奈。　　上述问题和挑战大部分涉及到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同时有些还涉及到农民工自身的观念和素质问题。如果通俗的说，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所服务的城市要为接纳这些新市民做哪些准备的话，一方面农民工自身要转变观念、提高素质，争取成为有市民意识的城市新主人，另一方面城市则必须为接纳这些新市民提供住房、就业、教育、保障等方面的机会，简单的讲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鄂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口号和系列政策，将会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蔡志海：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口号和系列政策，是在适当时机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有1亿多，他们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工人大军，如果他们都进城定居成为市民了，会不会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吸纳能力接受这些新主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转变为使命，对中国城市化和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就其对农村的影响来看，短期内可能会对农业、农村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农村人口减少以后，农业更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农业效率会提高，农民收入会增加，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有文化的劳动者留在农村务农，已经出走的劳动者也可能返回农村务农。　　其次，就其对城市的影响来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有些人开始对城市的吸纳能力产生怀疑，认为我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等等，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吸纳能力还远未达到饱和水平，也就是说城市还有很大的吸纳空间。　　再次，就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来看，未来1、20年，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强烈、在城市工作生活、不愿返回农村、不愿从事农业，他们必然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点人群。因此，如果国家政策得当，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得到更快提升。　　最后，就其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来看，国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就是要解决我国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问题，即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它使得流动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因此，就中央　　文件的长远影响来说，尽管目前暂不明朗，但是可以预见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将会逐步显现，即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浮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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