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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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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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05:21&&【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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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对现代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学术成就上，还表现在他创办的各项学术事业上。他以古史辨成名后，便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织学术团体、创办学术事业上，为史学界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因此，他一九八O年病逝后，史学界纷纷发表文章，称赞他在造就人才方面的贡献，恐怕比学问方面贡献更多。但是从他的书信、日记中，又可以看到相反的一面，他这种无私的精神，好像经常不被人理解。有时还会使师生反目，不欢而散;彼此是否还以师生相认，已经很让人怀疑。只有童书业、刘起D等少数几位，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真可谓寥寥无几。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年看中的学生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后来史学界的重镇，其中许多人志向远大，自命不凡，很容易看淡师生关系。相处稍有不快，便会认为顾先生是好人，就是太琐碎。不在一块共事，热情、爱护、照顾，一块共事，啥都琐琐碎碎有意见。还是远着点好(《怀念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而不会反过来想，既然顾先生是好人，只是琐碎了一些，师生情重，何以不能谅解这一点?何况当时大学名师荟萃，学生没必要从一而终，只认一个人做老师，这都会影响到师生间的关系。以谭其骧为例。谭其骧在燕大读书时很受老师的赏识，据葛剑雄说，洪业、邓之诚对他尤其器重，两人经常劝告谭其骧，跟顾颉刚走没有前途，应该集中精力做学问，跟顾颉刚搞学会、编《禹贡》，只会荒废学业。邓之诚还请谭其骧住自己家里，食宿由他供给，以减轻谭其骧的生活负担。以后谭其骧能以研究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坛，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授课，也是由邓之诚大力举荐的(葛剑雄：《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向奎也是一样。他在北大读书时，顾颉刚、傅斯年、钱穆、李济等人都在学校授课。他后来虽然说在上述名教授中，顾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但也承认是傅斯年的直接学生(《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而傅斯年在政学两界，是比顾颉刚地位更高也更有势力的人物。一九三八年初，杨向奎以避战乱去兰州，顾颉刚推荐他任甘肃学院的讲师，傅斯年给院方写了一封信，他立即就被聘为教授。顾颉刚病逝后，杨向奎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他与顾颉刚的关系，说他一九四O年离开齐鲁大学研究所，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说自己来齐鲁大学，本来是顾颉刚答应了的，不料他满心欢喜地见了老师，先生忽然变了卦，见面不久就对我说我们还不一定请你的!他觉得万里迢迢，原来是空，只好另做打算。(&回忆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实际恐怕不是这样。在他决定离开齐鲁大学之前，顾颉刚曾在日记中提到：拱辰(杨向奎)告我，渠得张苑峰信，知向英庚款请求补助事不成矣。盖历史部分，立武本交孟真(傅斯年)看，孟真将拱辰之卷分与济之，济之以其不在考古范围内去之。孟真借刀杀人，其术如此。而究其根，只因拱辰和我合作《三皇考》耳。(《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我怀疑这才是他决定另做打算的真正原因。童书业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童书业虽然是史学奇才，旧学修养在谭其骧、杨向奎等人之上，但是为家庭所害，拒绝新式教育，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离开顾颉刚的奖掖，很难在学术界出人头地。许多人说，童书业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心思单纯，不懂得人情世故，直至离开人间，对社会、对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从炼狱中升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实也不尽然。抗战期间，他回家乡安徽枞阳避难时，曾写过一篇《记赵肖普君》，将赵肖普与唐诗人梅尧臣相比，认为两人的不幸都是由于处世之道未尽，以倨傲不逊之性，深嫉已达之士。其中特别谈道，当世重学校之士，而肖普(以幼贫失学)，未尝出身于学校;当世重资历，而肖普出身佣书，其不为人所重视也固宜。肖普疾人之轻之也，乃益轻人，终致抑郁困穷，为世所弃。(《童书业论著集外集))，中华书局)可见他对人情之故，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和领会。因此，他自与顾颉刚结识后，便懂得这份关系的重要性，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顾颉刚是极诚恳朴实的学者，自己是他的一个私淑弟子。据说他在认识顾颉刚之前，还动过一番心机;他的绘画老师王季欢给他出个主意，要他注意顾 ，颉刚的文章，顾颉刚发表一篇，他就反驳一篇，以引起顾颉刚的注意。童先生的女儿童教英在给父亲写传时，否认有这件事，称这纯然是空穴来风之言(《从炼狱中升华》)，而即便有，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童书业离开杭州，随顾颉刚来北京后，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由顾颉刚个人每月提供数十元的生活费。据说顾颉刚邀他来北京，是请他帮自己编((尚书学论文集》的。但是童书业来北京后，除了按计划编《尚书通检))外，还帮顾颉刚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包括帮顾颉刚搜集、考订春秋史史料，编写其在北大、燕大两校的春秋史讲义;编辑《禹贡》杂志，搜集和起草《中国疆域沿革略》等等。他还与顾颉刚合作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如《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有仍国考》、《汉以前人的世界观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等等。而且这些合著的文章，有些固然可以说是合著，但主要是他独力完成的。例如《夏史三论》，顾颉刚的初稿《启与太康》只有几千字，史料和观点都不充分，经过他的整理和扩充，在《史学年报》上发表时已成为四万字的长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他替顾颉刚编写的春秋史讲义，后来也经顾颉刚同意，定名为《春秋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谓实至名归。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中，对这部书做了极高的评价，说以予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以上还是我粗略的统计，遗漏下来的一定不少。如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里，便提到童书业在编《春秋史讲义》时，还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编写过一部《春秋考信录》，与此编相辅而行，后来在战乱中遗失了。客观地说，童书业自一九三五年六月来京，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南归，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只有两年，他在短短两年中做这么多的事，每月只拿数十元的生活费，实在少了一点，恐怕还不如做书佣，换了别人早就怨声载道了。赵肖普说，谭其骧在编《禹贡》杂志时，便经常报怨得不偿失，说顾颉刚用人，喜欢将少数之钱分于多数人，常使人处于吃不饱饿不死之地(《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而童书业尽管付出得更多，却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顾颉刚的研究领域，围绕顾颉刚提出的问题，在《浙江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考古社刊》、《禹贡&以及天津《益世报》、《大公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多篇文章。计有《丹朱商君的来源》、《丹朱与灌兜》、《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墨翟为印度人说正谬后案》、《三统说的演变按语》、《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猜测》、《评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辑》《道家出于儒家颜回说评议》、《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说质疑》、《李泰菜著尧典纠谬》等，继续帮顾颉刚扩大学术影响。顾颉刚晚年的读书笔记中，记有一件童书业给他的信，说：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这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因此，顾颉刚对他的工作，也是极为满意的，曾在日记中说：《九州之戎与戎禹》-文，自五月七日始草，至二十六日草毕，历二十天，得万余言。《春秋时代的县》一文，自五月二十九日始草，至今日毕，历十一天，得二万余言。后一文比前一天做得快而且多，以大部分材料已由丕绳(童书业)代为搜集之故。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居然能在一个月作出两篇长文，可谓奇迹。(《顾颉刚日记》三)顾颉刚还在许多场合说，《春秋时代的县》是他最得意的文章之一。他在这段时间，还经常将自己的文章请童书业做序或跋，如《三皇考序》、《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跋》、《九州之戎与戎禹跋》等等，以帮助童书业树立在史学界的地位。两人的这种关系，在分手后也没有改变。从顾颉刚的日记中看，抗战期间，他由于从事的社会工作太多，将立功置于立言之上，在社会上过于活跃，曾引起过许多人的误解。有些人对他长期心怀忮刻，这时更借机落井下石，飞短流长，将他称作卫聚贤一流。使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经常被人歪曲、误解，由毁誉参半变成了毁多誉少。当时他身边的门生弟子，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不仅不敢站出来替他辩护，反而觉得自己受了连累，纷纷写信指责他的不当。杨向奎、赵肖普便都给他写过长信，对他致力实用之学，于纯学术不甚关心，表示颇不以为然(《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赵肖普还在信里暗示，他今天的食稻衣锦、席丰履厚，都是靠欺世盗名换来的。实际的成绩功业，远不如傅斯年、冯友兰和钱穆，这是做学生的最觉得丢脸、也最难于对答人问的事。又谓：吾师今日，名已极盛，位亦极尊，人人想见实在可副此盛名高位之成绩，而不幸吾师仍在以虚应之，致在在失人所望。盖吾师虚名虚势已足，若仍宣传号召，不以实示人而以名示人，则必将为侪辈所嫉忌，识者所鄙笑。况今日之时代亦大非昔年之时代，征实者日多，听其言即观其行，如不符焉，斯不服矣。(同上)很让人怀疑他写信的用意。所以顾颉刚给两人的回信，话也说得非常痛彻，谓：刚之所求，整理国故、普及教育二事而已。而十余年来，所业断续不常，旋转于泥泞之中，推其故，实由于私人之经济力不充，而又不欲曳居侯门，受人侮辱，又不能突梯滑稽，博人欢爱。性既耿介，事业心又弥强，以是坎坷。今欲求剥极之复，惟有改途易辙，凭此虚名与实学向社会换钱，以所得之钱达自己多年的愿望。故刚人商界者手段也，作文化事业者目的也。总之，十余年来，我志趣未变，我工作计划亦未变，所变者惟有经济观念，以前不觉此问题之重要，今则觉其太重要耳。他还很负气地说，一旦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宁愿放弃教职，必当偏重编辑工作，以一书之出，读者万千，较之按时上课，日对数十学生者，其效力自宏耳。有人说这是他误解了学生的好意，话也许不错，但首先是学生误解了老师。当时童书业远在上海孤岛，也许同样不能体会他的意愿，理解他的苦衷，但是每次听到这些飞短流长，都会站出来为自己的老师辩护。他还与开明出版社联系，编辑了《古史辨》第七册，扩大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当然，他有时候一时情急，顾虑不周，也会给顾颉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一九四O年二月，汪馥泉在上海创办&学术月刊》，他不知道汪馥泉背景复杂，从《春秋史讲义》中抽出一章，以顾颉刚的名义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令顾颉刚被人诬指为汉奸。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昨锡永告我，谓渠在渝遇见卫聚贤，卫谓我与童书业已投降伪组织。归告履安，日：然，卫某在沪宣传汝已得伪组织五万元!呜呼，卫之造谣一至此乎!(《顾颉刚日记》四)他只好在重庆发表声明，说明他未曾向《学术月刊》投稿，月刊上的文章是别人未经他同意，从1日讲义中摘送出去的。还有一件事，也很让顾颉刚为难。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童书业曾在《文澜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卫聚贤的《古史研究》第二辑谬解古书、穿凿附会、妄事臆测，致与卫聚贤结怨。卫聚贤因此气急败坏，到处造谣生事，诋毁童书业和顾颉刚。一九四O年八月，童书业在上海遇见卫聚贤的学生金祖，两人发生口角。金祖遂向老师告状，将童书业种种刺耳之言函告卫氏。卫聚贤又在给孙次舟的信里，大骂童、顾两人。孙次舟将信拿给顾颉刚看，顾颉刚只好向孙次舟解释，说自己对于私人打架不感兴趣，愿以小孩胡闹视之。然后在日记中说：丕绳总是为我树敌，可恨。(同上)他嘴上说可恨，实际并不怪罪童书业，两人在之后的年月里，仍然一如既往，学问之切榷从未间断。抗战胜利后，他一到上海，便托付童书业一项庞大的计划，编写《中国通史》。据黄永年说，当时顾颉刚计划编写的《中国通史》，分作三个层次，高层次的是专门著作，中的供大中学生阅读，低的则更要通俗。他交童书业首先编写的，是中等层次的一编。他为了解决童书业一家的生活困难，还请童太太带三个女儿搬去苏州，住在自己的家里，每月给童家二十万元。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得知童书业不幸患上强迫性观念症，难以再帮自己完成计划，感到非常失望。曾在日记中说：丕绳精神有病，常疑心其稿子将被人盗窃，虽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纠缠弥甚。予所提拔之人，若侃悖蛩酪印Ｈ舴暝蝾拘脑嗖。皇虏荒芪印＝褙秩绱耍熘虮苏远蛭抟玻晟踱晟!(《顾颉刚日记》五)形同孔子知颜回死，说，天丧予!天丧予!他绝对不会想到，童书业遭此不幸后，竟然以绝大的毅力克制了这种顽症。据童教英先生说，她父亲当时的病况非常严重，被层出不穷的怪念头折磨得极度衰弱，经常感到头晕、眼花，每分钟心跳一百多次，非常容易疲劳。最痛苦的是自知力很强，很清楚这些怪念头都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却又在行为上无法遏制。他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在粟宗华的指导下，利用各种方法顽强地控制自己。如他怕梦游起来放火或剪掉文稿，睡觉时就故意放一把剪刀和火柴在枕边，不管怎么恐惧，不管怎么通宵难以入眠，都坚持不动，直到不再害怕，然后白天时也把剪刀和火柴放在手里，使自己相信自己不会精神错乱，不会放火、剪稿。(《从炼狱中升华》)他就是通过这种办法，经过半年的理疗，一九四七年初病情已经大有好转，不仅几乎完全恢复了工作能力，还根据自己的病历，在《西风》和《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钻出怪病的樊笼》、《下意识与精神病》、《不要怕你的病》等多篇文章，指导其他病人摆脱痛苦。他接着又应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书，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更不可能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童书业一个精神病患者，比他更能够适应新旧社会的变化，思想走在了他的前面，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九四九年八月，童书业经杨向奎推荐，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九月，他来到山东大学后，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开设了许多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课程。据他自己说，他在山大开设过二十多门课，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名著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古代东方史、美学等等。山东大学的校史档案里，还保留着当时学校对他教学工作的评价，说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很认真，讲课也有系统，敢于大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有说服力，是为同学所欢迎的教授。自己也肯钻研，是历史教学中的骨干力量。他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也很出色。他来山东大学不久，随之而来的，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始于一九五一年冬，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代自己的历史，二是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俗称脱裤子;知识分子嫌其不雅，喜欢称洗澡。他这一关虽然过得也不容易，在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自己反复斗争，才写出了较为接触思想的思想小结(《从炼狱中升华》)，但还是顺利过关了。他的好友赵俪生送给他的评语是：已站稳人民立场。因此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便被聘为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二月，又被聘为&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委员。后来还进入校一级机构，任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当时还在上海的顾颉刚，也注意到了他的思想变化。一九五一年二月，在读书笔记中，记有他谈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来信，评论说：丕绳心志不纷，历史知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朦，如此，洵乎才不可离学也。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两人的关系便颠倒过来，经常需要学生给老师发朦，帮助老师改造落后思想，适应时代的变化。从《顾颉刚日记》中看，他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对社会变化很不适应，经常在日记中发表不满，谓共产党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日记》七)。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更无所适从，觉得思想而能改造，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一再大发牢骚，说：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对，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对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同上)童书业知道他在运动中难以过关，便将自己的思想改造提纲寄来，帮助他端正认识，克服抵触情绪。他也接受了学生的好意，抄丕绳寄予思想提纲入册。一九五三年二月，童书业来上海，还多次与他长谈，为他指出思想上的错误，说他待人接物为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为资本主义的，要他治马列主义与世界史(同上)。顾颉刚调往北京后，一九五五年三月，童书业去北京出差时，也多次与顾颉刚长谈。据童教英的了解，此时的长谈可能也是对顾颉刚一些对现实的不解作些解析，希望帮顾颉刚适应现实。所以每一次的长谈都对顾颉刚触动很大，他于谈话后总要服药眠。两人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上面可以知道，童书业早年不幸，长期处在社会下层。后来虽然有顾颉刚的拔擢，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即便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史学上取得重要成果，在学界仍然遭人歧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教职，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过着坎坷困苦的生活(《从炼狱中升华》);一家人能活下来，经常要靠节衣缩食这四个字。据顾颉刚说，一九四七年初，他应辛树帜之邀去兰州大学任教时，本来想请童书业代理他在复旦大学的教职，结果被校方拒绝了，他们表示不要。顾颉刚怀疑被拒绝的原因，是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出于同党自卫，怕他在复旦植根太深，势力在上海扩大(《致张静秋》，《顾颉刚书信集》)，实际未必，恐怕真正原因还是文凭问题。反倒是新政权建立后，他才当上大学教授，得到了过去靠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的待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自然让他对新政权抱有好感，相信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欠党的东西太多了(《从炼狱中升华》)。在迈向新社会的道路上，他走到了顾颉刚的前面。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山东大学党组织在给童书业作鉴定时，作了肯定的结论：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在旧社会时一心埋。头故纸堆中，只想如何成为学者，不问政治。由于独立谋生，各处流荡，没有较长时间的固定职业，生活清苦，因此适应环境的思想非常浓厚。反动政权当权时他反对共产党，当党的力量强大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党的态度就逐渐好转。解放前在光华大学时曾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解放后对党的政策表示拥护，思想改造中进行了自我批判，能积极钻研马列主义。鉴定中并将他的政治立场划为中左。当然，由于对社会变化的感受不同，两人思想上的距离，也给彼此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波澜。童书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过一系列自我批判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为了划清与顾颉刚的界线，在一九五二年《文史哲》第二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已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了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隶属的学派疑古学派的史学作过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试想从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接着，他便对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作出了根本性的结论，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地位，将古史辨派定性为反动学术流派，具有最卑鄙的两面手法，真实意图是右面抵抗封建主义，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据赵俪生介绍，他后来在肃反运动中为了过关，还给党组织写了一份《童书业供状》，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成员。(《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件事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好在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在青岛采取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这件事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就编造这么大的谎言，陷害自己的老师、朋友，即便在当时也不理于人口，引起过很多人的反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致王树民》附，《顾颉刚书信集》)。甚至连学校肃反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对他的表现不以为然。赵俪生说，他为了这件事，曾与孙思白多次展开激烈的争论，孙思白说他答应童书业的恳求，去校组织部替童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自己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但是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发现，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形势一再重演，他的表现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反常，示意他的强迫观念症又复发了。赵俪生说，童书业平生有六怕，开始最怕的是失业，后来最怕是就是政治运动。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所以肃反运动结束后，他的精神也崩溃了。据童教英说，她父亲这次旧病复发，症状与上一次不同，是以一种缓慢的、渐进的形式发展的。反革命分子这五个字如蛆附骨般深印在他脑海中，时时刺激他出现一些强迫观念症状。这也让他格外痛苦，分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是正常，什么时候是病态。有时明知自己思想接近发疯，而不能控制。他发觉情况不妙，又给从前的医生粟宗华写信，希望粟医生给他出一份证明，证实他的反常行为、他的明知自己想法荒唐而自己不能克制，是强迫性精神病的特征。在肃反运动后期，他感觉最痛苦的时候，还给校领导写过《请求书》，说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受不了，会乱说的。希望领导立刻把我管制起来，因为这样做，不但对人民有利，可以免除许多防卫手续，就是对我自己说，也非常好。因为我这几天神经已经紧张到不可支持的地步，吃烟怕走火，烧饭怕失火，一举一动，都怕再造成罪行，这样继续下去，一定要精神错乱的。也许正因为他弄不清自己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他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没有改变他对顾颉刚的私人感情。政治运动过后，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每次去北京出差，都照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而以顾颉刚待人之宽厚，也很快就原谅了他，将他背叛师门、陷害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应付政治运动的被迫之举，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反而以其平和的性情及对人事的洞察，劝童书业在政治运动中要想得开，放得下，进而与丕绳夫人共劝丕绳息事(《从炼狱中升华》)，似乎师生关系又颠倒过来。童书业每次来看他，他更是热情款待，陪童书业吃饭喝茶，外出见客，逛书店。他甚至很痛惜山大不懂得爱惜人才，没有照顾好童书业，令他身体见坏，背愈弯，咳亦愈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童书业来北京查阅资料，因为事先没有安排好，一时找不到住处，让顾颉刚非常气愤。在日记中说：丕绳研究瓷器史，自山东大学来京搜集资料，有助教徐鸿修同行，而不先接洽住处，径投历史研究所，以为必可宿，至则三位所长皆在高级党校学习，连杨向奎亦去，无人为之觅居地，大窘，只得到八楼与山东旧同学同榻。丕绳固不解事，山大当局乃亦不解事乎?所以历史研究所的人都记得，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正在询问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没有证件，自称是教书的，认识你们所里的许多人。然后过不多久，便会发现童书业戴一顶蓝布棉帽，穿一件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棉袄，腰上系一条带子不像带子、绳子不像绳子的物件，脚上穿一双破旧的蓝布胶鞋，挟着皱巴巴的黄色书包，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再由历史所派人，在街道积极分子的监视下，送到顾家。(《润物细无声》，《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一九五七年七月，顾颉刚因为身体不好，去青岛疗养了近半年时间。当时虽然正值反右运动的高潮，外传顾颉刚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还是不受政治干扰，多次倾心长谈。顾颉刚日记里，记叙过两人在中秋节的谈话：中秋夜，丕绳与予谈丕绳云：现在人做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覆案，一覆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娘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尽净，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做，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R一人而已。以我所知所见，像这样真诚、坦率的谈话，在学术界是极少听到的。只有在最纯洁的师生、朋友间，才能如此披沥相示，促膝相谈。因此顾颉刚听了，也闻此心折，承认予之文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致。这也使他有了白帝托孤的想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以病情加重，肠疾、脑疾，两症俱发，在入院做手术之前，为了安排后事，写信给童书业，内中说：我不幸，自一九六三年发现便血症后，医生查不出病因，十月此病又发，因即住入北京医院，定于明日动手术。如能治愈，则学术工作尚可延长若干年，否则只有瞑目以待尽矣，我自少年来，治学既有目标，分当有所成就。不幸五四运动以后：写.作较多，声闻过情，骤获大名，衣食之不乏赖此，而人事之牵缠，毁誉之交加亦由于此，四十年来，能安定治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责任亦最重也。想不到寿夭之事不可测，顾颉刚手术后病情痊愈，身体又恢复了健康。而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元月，童书业却先于他去世了。他得知童书业病逝，十分悲痛，曾在给辛树帜的信中说，近得蜀中来信，知文通、中舒两君先后去世，此皆为笃学有卓见者，而竟不寿。童君书业，年仅六十，而溘逝于先，为国惜才，怅恨何极(《致辛树帜》，《顾颉刚书信集》)。总结顾、童两人的一生，实在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道尽的。二OO三年，赵俪生先生在顾颉刚百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先生一个重要功德，就是在生活上资助了很多后辈学者，如童书业。只有顾先生这样功德伟大的人，才能欣赏童书业这样的天才(《顾颉刚先生学行录》)。这话说得真好。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应该既是顾先生的知己，也是童先生的知己。。
日-11日，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其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
日-11日，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其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2013年，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9日即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为了怕外地人和外国人听不懂四川话，发行方言手册;为了方便文盲识路，交通标志竟用水果和动物代替这一切发生在百年前的老成都。6月9日上午10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将走进成都市档案馆，通过老成都档案让你趣味读历史。同时，百年档案修裱过程将首次零距离曝光，看直播，见证老工匠们如何妙手回春。这块找到了!坐在操作台一角的档案修裱师张士兵，用镊子轻轻地从一小堆发黄发黑的纸张中剥离出一小块。眼睛闪亮的光从眼镜框里穿透出来，张士兵露出孩子找到心爱玩具时的笑容。6月8日，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260号，在如鼎样庄重严肃的成都市档案馆大楼12层，张士兵和他的伙伴们又展开了一次寻宝之旅。用他们的话说，尽管已从业三十年，新的每一刻到来前，你都不知道，又将打开历史的哪一个角落。外行或许会认为档案工作很死，偏偏这一群人又把它做活了。慢工出细活，每当你坐个半天，修好一张档案，让历史复活的感觉，很有成就感。老师傅张志平亮起嗓门说。进入六月，一本《民国时期各省税务管理局组织暂行条例卷》成为张士兵他们主攻的修复对象。操作台上，一堆黄黑色的档案材料，有些破破烂烂，有些却紧紧黏成一叠，难以拆分。如何对它们进行修复?先要蒸笼蒸，慢慢软化，再用镊子一页一页分开。张士兵一边解释，一边死盯着手指间镊子挑针和宣纸之间跨越时空的紧张对话。有的档案已经完全絮化，纸张拧成了一团。要先用水浸湿后，拿干毛巾吸水裹干，再慢慢地挑开，抹平。张士兵抬头舒了口气说，捋好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排列，以免引起错误。站在一旁观摩老师傅手法的周敏不禁感叹，看起来只是蒸、挑、刷的工作，实际上暗藏太多功夫。刚进入部门时，我在报纸上刷浆糊试手一年，又反复模拟修裱后，才敢开始修复一点破损不太严重的档案，档案砖完全不敢碰。他说。糙汉子干起细活，一点也不含糊，有时候修复一张档案就得坐上一天。而磨炼出这样的耐心，张志平自有妙招：在修裱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往往闲下来，张志平便一头栽进笔墨纸砚中。所以在修裱过程中，张志平常常琢磨百年前书写人的笔法。你别说，这以前能在政府写公文和布告的，都是专门的写匠。虽然还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的书法，但是也各有千秋，算得上可以品鉴的好字。手工活竹片镊子 比机器更管用宣纸，棕刷，浆糊盆，镊子，起子，人工手削的尖头竹片修复档案的工具一点都不现代，看上去土极了。张志平用藏在档案馆大楼里的老作坊来比拟自己的工作场地。目前，技术保护部所使用的工具和保留的手工艺，大多和百年前相似甚至一致。拿最简单的浆糊来说，都是我们用已除去面筋的淀粉，调和而成。张志平介绍，每天会根据工作量进行调制需要的浆糊量，如有剩余，全部倒掉。这东西就跟牛奶一样，第二天就会酸掉，粘合性就会不好。修裱现场，张士兵在操作台上铺开了一张塑料材质的油纸，轻轻地将一张残破的档案背面置于上方，棕刷蘸水，再均匀有力地向档案挥洒，通过水的张力，使纸张平整。当水分完全浸透档案后，一根裹成条的毛巾均匀地碾过档案，吸干多余的水分。几秒后，盖上一张A4大小的宣纸，这个有韧劲，不褪色，易保存。宣纸与修裱档案贴合后，张士兵熟练地在纸上刷上一层浆糊，赶走气泡。动作要轻，要时刻保证档案的平整和完整。这样的力度掌控，也只能靠人工完成。早些年，档案修裱机入驻档案馆，可提高档案修复工作的效率。很多破损严重的，还得靠我们的双手。机器有时候没法掌控，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档案。张志平感叹道，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早就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在正常的保存条件下，再过个百年没问题。所有的修裱工序完成后，需要对成沓的资料装订成册，这时登场的裁纸刀几乎是黑科技一般的存在。其自带刻度和切刀，代替自制木尺，方便对齐裁剪，称得上是最先进的工具。修裱那些事用棍棒抬修复袁世凯布告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士兵和张志平还在当时位于龙泉驿的成都市第一档案馆办公，平日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一台电视机。就是在这稍显清淡的生活里，两位师傅遇见了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复。明天要修复一个宝贝!正埋头工作的张士兵接到一个新任务。他心里不禁犯嘀咕，哪次修裱的不是宝贝?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次的任务是修裱袁世凯的布告。石头砌起的库房里，有一麻袋一麻袋未见天日的老档案。在一次整理中，师傅们偶然发现了一枚盖有袁世凯红色印章的布告。这份档案，记载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内容，为那段风云动荡的岁月再添佐证。泛黄又厚实的纸张，被叠成了方块，折痕处已经断裂。平铺后，长4.06米，宽1.33米，面积达5.4平方米，布告上的字遒劲有力，图案也清晰可辨。布告太大，一两人搞不定，技术部的六名同事全体出动，分工合作，足足忙了一上午。操作台不够用。刷浆糊时，有的同事还得搭起板凳牵开布告。修裱时用水浸湿后更重。张士兵回忆，当时六个人，用了四五根棍子才把布告抬起来进行晾干。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受力均匀，大家移步的节奏都得一致。张士兵和同事修裱还原的这份袁世凯布告，如今已是成都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这是全国唯一的，也算目前为止发现文字最多，幅面最大的单份档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荣幸。张士兵说。废纸经过修裱发现了家风家规2016年国际档案日前夕，成都市民刘德忠在一份捐赠协议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刘氏家族传承200多年、多达420件的契约和税票，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档案局。爬满点点蛀洞和霉迹的各类废纸，一年后，经过修裱，整理，归档，又重新闪现出意义。在去年的一次档案查阅中，一张修裱好的刘传凤进京拜帖引起了刘德忠的注意。出于对这位曾在同治年间中过举人的先辈的好奇，几经查阅，刘德忠更是发现了其留下的教材和手稿。捐赠前，只知道有些家里的宝贝，现在经过修复，编号整理，更加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刘德忠办理好查阅手续后，拍下了刘传凤曾用过的私塾教材和手稿，请专业人士进行了解读。里面是文言文，因为自己也不懂，经人一解释，才知道当时所教授的是家风家规，比如崇文重教、重德树志。刘德忠说，自己仿佛又抓住了一条家族珍贵的生命线，立即根据解读拟出了刘氏家风家规，准备在每次的家族聚会中都拿出来诵读，以承先祖精神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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