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红5军团和董振堂 一个有可能成为元帅或大将的将军【方城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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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红5军团和董振堂 一个有可能成为元帅或大将的将军收藏
2016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胜利会师80周年的日子。应该写些什么东西来纪念那些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那些为共和国成立付出青春、生命和鲜血的人们。结果，我想到的是董振堂将军和他指挥的红5军团。为什么写董振堂将军？因为他是唯一个进行过两年长征的人。在1934年中央红军或者说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时候，作为中央红军最后掩护部队——红五军团的最高军事主官开始了长征。只不过在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被编入了由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到了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阴谋夺权，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以红一、三军团为主力实行北上战略，而红五军团则随红四方面军执行张国焘的南下战略。直到，红四方面军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损失惨重之后，才同意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并于1936年10月与先期抵达中央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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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将军原是国民党第26路军第30师的师长，在国民党各大山头里属于冯玉祥将军西北军系统。在日董振堂将军放弃荣华富贵率领第26路军17000余人的宣布起义，史称“宁都起义”。董将军的部队被整体改编为红军的第五军团，董将军任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这只部队是当时弱小红军中装备最精良、军事素养最高、单兵训练质量好的、战斗力最强一支部队。即便是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所指挥的红3军团，与之相比也逊色很多。比如1932年，红一、三军团攻打赣州，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又有坚实的城墙，易守难攻，炸城墙进到城里的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受命前往增援，战士们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了出来。红五军团凭借超强的战斗力，迅速的成为了红军的中的雄师铁军。只是在后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这位将军和这支英雄的部队宣传甚少，所以我们的记忆中也就逐渐淡忘了这支英雄部队。
也许正是因为，红五军团强大战斗力，所以在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这支英勇的部队被选为殿后，为红军的长征作掩护。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掩护的部队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仅要用顽强的阻击来保证在自己的友军顺利的完成转移，而且在自己也要顺利的脱离战斗进行转移，并且还要在自己的撤退过程中不被敌人纠缠甚至冲垮。在作战中，最难大的战斗就是阻击战，进攻的人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路线来进行进攻，但是防守的人却只能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带有挨打性质的顽强抵抗。可惜，人们很容易记住那些在前面开山辟路的的英雄，比如在湘江血战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而容易忘记那些在这些他们背后确保他们前进的勇士，比如同样在湘江血战中阻击追击敌人的红5五军团。要知道，红1军团和红3军团阻击的是国民党系统中的湘军和桂系部队，虽然他们的各个方面优于红军，但是远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红五军团阻击的正是从江西一路追击追击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纵队，共8个师的敌人。薛岳是谁，如果对抗日战争又说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万家岭大捷、长沙会战的指挥者，有“老虎仔”美称的一代名将，其麾下的8个师也是国民党军中央军系统中的精锐。所以红五军团所承受的压力和危险远远超过了在前面开路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尤其是当红军的侧翼的红军8军团被击溃后，红五军团面临被敌人从侧翼包抄的危险。在如此危局的情况下，红5军团不仅顺利的完成了阻击薛岳、吴奇伟纵队的任务，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渡过湘江，其本身除了34师之外主力也渡过湘江，并继续坚持战斗。说到34师，就不得不提及师长陈树湘。红军34师在掩护作战中，被国民党保卫战湘江东岸，面对4个国民党师的围攻，34师5000余名官兵大部分战死沙场。陈树藩则在中弹被俘后，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如果说湘江之战记录了红五军团的惨烈，那么金沙江之战则见证了他们的坚若磐石。湘江之后，严重减员的红5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面对10万国民党军的进攻，红5军团将他们阻击三天三夜。在顺利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过金沙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到了大主力会师后，为执行中共中央打开国际交通线（进入新疆，于所谓的“红色军阀”盛世才会合，接受苏联军事装备的援助。据称当时苏联的装备已经运到了中苏边界）的战略，红5军团加入西路军，开始了西征。刚刚到达陕北红5军团（此时，已更名为红5军），人员编制仅剩3000人，来不及洗去征尘，也来不及补充人员弹药，就西渡黄河，结果也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在西征的过程中，西路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使命被屡次修改。时而要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时而继续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结果导致西路军无法走走停停、徘徊不前，陷入了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优势兵力包围之下，所以西路军最终陷入失败。而董振堂将军和红5军正是在将作战任务修改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全军覆没，董振堂将军也因此壮烈牺。当时，中共中央改变西路军大通国际级i交通线的任务，希望他们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建立根据地。可是，这个作战命令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地方人民稀少，并且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都与汉族为主的红军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红军此时面临的敌人是拥有机动优势的马家军骑兵部队。红军在这里不便于发动人民群众，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红军就如同无源之水，结果在信息、情报等方面的优势被大大遏制，在补充兵源方面几乎也成为奢望。同时，由于马家军骑兵多，红军原有的游击作战的机动优势被极大的克制。于是，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县成立苏区的董振堂将军和红5军在，陷入了优势敌人的包围之中。面对十倍于己的马家军，红5军团在里无粮台、外无援兵，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红五军与敌人血战七天八夜。虽然，西路军也派出骑兵师进行援救，但是由于马家军的兵力优势过于明显，200人的红军骑兵师援救行动没有成功。最终，红5军3800多名官兵全部战死，董振堂将军也在作战中牺牲。而且，将军的头颅还被“马家军”残忍的割下。此时董振堂将军年仅42岁。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已经80年了，那些在建国后成为开国元勋的人们值得人们永远的尊重和敬仰。但是那些为新中国建立流尽最后一滴血，却没有看到最后胜利的人们更值得我们缅怀。
彭雪枫若在，也要是大将
牛哥要生在那个年代最低元帅
马家军？现在宁夏那边的回民？
我只能顶顶贴了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西路军，了解红五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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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西路军，悲壮董振堂将军，长征铁流后卫！纪念，纪念一下
因为跟过张，所以某人把他视为不稳定因素，铲除异己！直接杀落人口实，只能阴……仔细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只要跟某人不和的，只有周善终！落个好名声，还是因为某人知道他有病，硬生生给磨死！成王败寇，不但要你死，还要你遗臭万年！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红五军西征血战高台：3000将士牺牲军长人头被砍徐向前元帅的军事谋略：提出了著名的“人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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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西征血战高台：3000将士牺牲军长人头被砍徐向前元帅的军事谋略：提出了著名的“人山”思想
马家军将被杀害的红军干部尸体用毛毡包裹，准备送南京邀功。
&&&&在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现居杭州市的91岁老红军张力雄将军。张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16岁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在"西路军"的残酷血战中死里逃生；1938年在"抗大"学习后奔赴抗战前线，经历了淮海战役、中原突围和进军大西南等100多次大小战斗；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下面是他在"西路军"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怀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一个有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长期抗战，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占领甘、肃二州(即张掖、酒泉)，控制了河西走廊。西路军总部令我红五军为先头部队，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下，于12月30日从山丹城出发，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当天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
&&&&临泽被攻克后的当晚，军首长决定由政委黄超率37团、40团及军直一部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则率43团、45团、骑兵团和妇女团三营及军直一部，马不停蹄地向高台进发。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军要西进，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日拂晓，红五军在董军长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高台城发起猛攻，一举攻克。长期盘踞在该城的伪县政府、保安团等1500余名敌人被歼。我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他们视高台我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之。
&&&&我军进城后，立即进行守城部署。根据军首长命令，我45团部署在东城墙、东关和城东南角地段。当时我任45团政委，团长是叶崇本；43团部署在西城墙、西关和城西南角地段；骑兵团部署在北城墙(此处无北城门)；军直属队和妇女团三营驻在城内天主教堂附近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应急；军指挥所设在教堂内。杨克明主任带领政治部人员在城内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我军进城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马匪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对比。1月2日，杨克明主任主持了群众大会，当场扣押了国民党高台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和伪县政府头目赵仓。会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我军很快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高台城内外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但敌人也在行动。我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活动。据悉，马步芳、马步清、马鸿逵已分别从青海、宁夏等地调来四个骑兵主力旅和炮兵团、手枪团，加上胡宗南的一个步兵旅，共35000余敌，包围了高台城，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切断我军与东面临泽和西路军总部联系的通道，消灭我军于高台城。
&&&&敌情对我军明显不利，军首长急需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红五军惟一的一部电台被张国焘的亲信、五军团政委黄超强行留在临泽了。董军长只得派敌工科科长李肃等同志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都杳无音讯。就在我们急切等待之际，敌人完成了对高台城的层层包围。
&&&&在与总部联络不上的情况下，我军只得做坚守该城的准备。1月5日，敌发起进攻，战斗首先在高台城外进行。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城内两座小庙，尽管敌我双方兵力及装备悬殊极大，但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坚守了一周时间。1月12日，马匪恼羞成怒，集中炮火猛轰两庙，守庙英雄全部壮烈牺牲。我和叶团长在东城墙上眼看东南角小庙里的21名战友在炮火中血肉横飞，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小庙被敌人摧毁后，接着城东西两关也被敌突破。我军提出了"坚守高台，等待援兵，决一死战，争取胜利"的口号，将战线收缩回城内，凭托古城墙决一死战。当时我军弹药奇缺，45团平均每挺重机枪只有200发子弹，轻机枪仅100发，步枪子弹每支只有11发，手榴弹是三人共用两颗。董军长下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分别在距敌200米、100米、50米内才准开枪，达到"弹无虚发"。同时，动员群众献出斧头、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砖石等，用这些原始的冷兵器弥补弹药的不足。
&&&&我45团调整了守城作战部署：1、2营坚守城墙，3营为团总预备队。团部机关人员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并负责运上城墙供守墙战士使用。各连分为坚守城墙队和反击战斗队。当敌人顺着云梯攀爬城墙时，为了节约子弹，战士们用刺刀捅、大刀斧头砍、枪托砸，或将长圆木推下城墙，砸得敌人梯断人坠、鬼哭狼嚎。为了运送和联络方便，各连还修有紧急上城墙的战斗通道；各城垛均编成号码，城墙上各地段也有编号名称，以便于作战。部队自攻克临泽进入高台城后，可以说马未下鞍、人未卸甲。我与叶崇本团长等团指挥员从每晚11时起到第二天凌晨穿梭式地在城墙上来回查哨，没有哪一晚睡过3个小时。
&&&&敌人采取了消耗与疲劳战术，攻城次数一天比一天多，火力也一次比一次猛。我军的弹药所剩无几，又无法得到补充，只得尽量利用原始兵器来杀伤敌人。在守城战斗中，我军同仇敌忾，击退了敌人20余次进攻，打死打伤马匪近千人。
&&&&敌人发觉我军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故意派一些骑兵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段耀武扬威地来回奔跑，引诱我军开枪。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他扼要地总结了战况，调整了守城方案。军长语气坚定地说："同志们，当前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都是爬过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无数考验的红军战士，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高台城!"
&&&&1月21日天刚破晓，马匪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步、炮、骑各兵种协同作战，对我军进行自攻城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各路敌军纷纷架起云梯，个个头顶铁锅，在督战队机枪的威逼下，蜂拥着、嚎叫着爬上城来。霎时间，呼啸的北风夹杂着喊杀声，城墙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敌人的轮番攻击被我军一次次击退，城墙前遍地尸体和枪支，我45团阵地岿然不动。忽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所附近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左腿。叶团长怕我的负伤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情绪，立即令警卫员和卫生员扶我下城墙去卫生所包扎。
&&&&我在卫生所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我意识到有情况，叫警卫员出去看个究竟后回来报告。谁知警卫员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音越来越近，我预感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城墙走去。当我艰难地穿过一条小巷时，遇到一位中年老乡，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说着，他架起我连拖带跑地到了他家，把我藏在低矮狭小潮湿的夹墙内，再三嘱咐我说马匪正在搜捕红军，决不能出夹墙一步，我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尽管这位老乡家很穷，但在躲藏期间他给我送了三顿麦糊粥充饥，使我万分感激!
&&&&到了第四天，这位老乡见马匪的搜捕有所放松，便在我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杂草和猪马粪，伪装成送粪车，机智地将我送出城。匆匆分别之际我问他："你贵姓？"他答了一声姓"陈"还是姓"谢"，我未听清，马车就在苍茫暮色中离去了。他简短的两句话虽不是什么名言壮语，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离开这位善良的老乡后，我强忍着腿上的伤疼，先向西走，后来又朝东走。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冒着严寒，沿着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脚，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辗转了一夜，天亮时才发现了一个小窝棚。极度饥饿和疲倦交织的我心头一喜，走进去一看，却空无一人。我在这个群众看麦子用的小窝棚内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
&&&&为了隐蔽，我待天黑后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向东走去。累了，就在雪地里坐一会；困了，就在雪地里躺一躺，冻醒时再上路；饿了，顺手抓起一把雪，强迫自己往肚里咽。就在这无边旷野里，我于饥寒交迫中艰难地寻找着红军。
&&&&一天早上，我看见不远处有一间小草房，心中又是一阵喜悦。走近一看才知道屋内住着父子俩，是汉族同胞。年近六旬的老人见到面容憔悴的我十分惊讶!他估计我不是坏人，热情招呼我坐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喝，接着，又询问我许多事。因初次相遇，我谎称自己是被马匪拉夫到此地的，因不愿替马匪挑担子，被打伤了腿。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还告诉我说东面有马匪兵在与红军打仗。我听后得知自己距离红军不远了，心里很高兴!吃罢他们给的麦饼我不敢久留，告辞而去。我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在冰天雪地的山沟里隐蔽了一天一夜。
&&&&苦于不知道部队到底是东返还是西进了，加之地理环境复杂，敌情不明，我在祁连山脚下辗转了数日后，再次回到小草房那父子俩处。他们既热情又不安地留我住了一宿。晚上，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就是红军，腿上的伤是在与马匪作战时留下的，他们听后既惊又喜。原来，这是一户受尽马匪兵压迫的穷苦人家，内心对红军充满盼望之情。当老人得知我想找红军部队后，主动提出给我带路。
&&&&为了避开敌人视线，我们昼伏夜行。夜幕降临后，老人带着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沿一条坎坷不平的小道走了一整夜。天亮后，我们就在草丛中隐蔽起来。不久，我发现千米外有一队马匪兵向东行进，判断东面肯定有红军。我们沿着祁连山脚向东不停地走啊、走啊，来到一个名叫"倪家营子"的村子时，碰到出来拾柴的几位红军战士。一看见他们，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自己死里逃生，又带伤在荒野雪地里辗转五昼夜，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队伍里!
&&&&一位指导员热情地领着我俩来到了西路军政治部，我见到了曾日三部长(原系红五军团政委)。曾部长见到我十分高兴，安慰我不要悲伤。随后，我又见到了欧阳毅局长(原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李屏仁参谋长、谢良政委和饶子健等同志。他们见我虎口脱险，又惊又喜又悲怆!因敌情紧张，部队马上要转移，我只是请那位老人在连队吃了一顿饱饭，从部队要了两块现洋、一袋包谷面送给了他。末了，我又从身上脱下短袖老羊皮袄送给老人，以示我的谢恩，我深感礼物太少了!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还很内疚。
&&&&第二天，我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失败!"简短的两句话，寓意深长，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鼓励。
&&&&后来我才得知高台城失守的原因：在敌人猛攻中，我军43团阵地被敌突破，红军将士们拼死抗敌。正当敌我双方殊死搏斗之际，扩充红军队伍时混进43团的个别坏分子打开了西城门，引狼入室。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与敌人在城内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巷战，大街小巷洒满了红军的鲜血。军长董振堂一直在城墙上指挥部队与敌拼杀，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与两名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是役，除极少数同志脱险外，3000余名将士血洒高台，包括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供给部长傅南荪、卫生部长杨春甫、民运部长盛茂吾、45团团长叶崇本等一批军师团干部，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高台大血战是红军长征后的一场大仗，也是我军战史上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战斗。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己之敌恶战，坚守孤城达半月之久，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载我军战史。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西路军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杰出的战将董振堂军长。1956年，叶剑英元帅在高台悼念英烈时，慨然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尔著荣光。"血战台儿庄：中国军队的通力合作击溃日寇王牌&&&&所谓“合作”是指“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可以引申为：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本文使用的“合作”是指：为了共同抗击日军，中国军队相互配合而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台儿庄战役广义的讲包括台儿庄城寨的战斗、藤县保卫战、临沂战役、鲁南会战及池淮阻击战，即“从日日军进攻明光算起，至4月7日日军逃离台儿庄结束”。&&&&日军于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而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日军夺取山东要地后，增加兵力，追击中国军队。日军第十师团由北向南展开进攻，第五师团由东北方向从临沂向峄县（今峄城）进攻配合作战。为了粉粹日军南北夹击中国军队、摧毁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进而迅速侵占中国的战略意图。1937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作战指示：“以徐州为中心，集结有力兵团于津浦铁路南北两段间，占领既设阵地，并对日军进行袭扰，诱致其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日军溯江西进。”中国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和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的日军展开了一系列的决战，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歼灭日军二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与国民党各参战部队的配合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一、国民党军的相互合作&&&&第五战区刚成立时，所统辖的部队不足七个军，随着战役的需要，又陆续调集部队到第五战区，该战区的部队有“第二十军团五个师，第二十一集团军五个师，第十一集团军三个师，第五十军二个师，第二集团军三个师一个旅，第二十七集团军两个师，第三军团一个师，第六十军三个师，第七十五军两个师，第六十八军两个师，第二十二集团军四个师，总兵力约三十多个师，据守在台儿庄附近的就有二十五个师”。从中可以看出参加作战的部队派系林立，有中央军、桂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除了汤恩伯部是“中央军”外，其余的部队，都被蒋介石视为“杂牌军”。就是这以“杂牌军”为主的军队，却能战胜日军最精锐的第五、第十等师团，究其原因是：中国各参战部队，不论“中央军”还是“杂牌军”，都能相互配合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长期以来，中国军队的各部队，隶属于不同的派系，各自为政，中国军队在战场的失利大都于此有关。这一点正如郑洞国回忆时所说，“各军队派系间互不协调、各图自保，是当时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我所经历的1933年长城抗战之役，以及抗战爆发初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之役来说，我军失利无不与此有关。”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队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盘，经常相互拆台，彼此不和，互有仇恨，如：粤桂战争、滇桂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战场上各图自保，见友军的灭亡而不救。再者，蒋介石一向排斥“杂牌军”，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削弱“杂牌军”，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瓦解后，桂系便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打打和和十来年没有解决。直到抗战前夕，广西实际上还是游离于南京政府之外的“半独立王国”。更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西闹自治，引得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颇不安分，对南京政府总是阳奉阴违。蒋介石采取分化、瓦解“杂牌军”，使得“杂牌军”之间也互不协调。但是在台儿庄战役中，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共同抗日，从而为取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国民党“杂牌军”的相互合作&&&&东北军、桂军及西北军在池淮阻击战中的相互合作。日至2月初，桂军和东北军五十一军在池河西岸，相互配合，携手作战，抗击日军。2月9日至1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第五十一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五战区长官部调第五十九军驰援，张自忠率部进至固镇地区，配合五十一军作战。两军联手，共同抵抗日军。至3月初，恢复了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同时，在淮河南岸，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定远的日军，迫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正是东北军、桂军及西北军在淮河流域互相配合，一致对外，联合作战，使得日军在淮河两岸首尾难顾，也宣告了日军对淮河流域进攻的失败。池淮阻击战将日军迟滞于淮河一线，粉碎了日军预定的“南北夹击”的战略，迫使日军改取“南守北攻”战略，从北面取道山东，进攻滕县、峄县，造成孤军深入的局面，从而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灭日军造成了良好的战机。&&&&第三集团军、川军、第二集团军在战略上的配合作战。2月中上旬，孙桐萱率领第三集团军攻击济宁、汶上两城的日军。双方短兵相接，血战数日，由于日军的大量增援，力量悬殊，第三集团军伤亡极大，中国军队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等一线。第三集团军的反攻拖住了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主力，使其不敢南下进攻藤县。“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川军的藤县作战。”同时，3月14日早晨开始，至18日中午结束，共4天半的藤县保卫战，川军付出了近万人的代价，迟滞了日军达100多个小时，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滕县保卫战达到拘束日军之目的，若无滕县之血战，则第二集团军不能于台儿庄从容布置；第二集团军若布置未成，有无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则未可知？&&&&五十九军和第三军团及五十七军的相互合作。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原都是西北军，张、庞二人宿有仇恨。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庞炳勋被蒋介石暗中收买，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及扩大实力，率部突然袭击了张自忠的师部，张自忠险些丢掉性命，因此张自忠发誓一定要报此仇。1938年2月下旬，日军第五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中国军队庞炳勋部第三军团第四十军等部节节抵抗，战事吃紧。而此时，李宗仁又无兵可调，只好调五十九军前往支援。但庞、张二人有私怨，并且张自忠曾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张、庞二人能否配合作战，是临沂战役的关键。但在民族利益的驱使下，张自忠不计个人恩怨，摒弃前嫌，并向李宗仁表示：“绝对服从命令”。结果张自忠率领五十九军以急行军的速度及时支援庞炳勋部，庞炳勋亲自出城迎接。张自忠要庞炳勋放心，不讲先前的私怨，一定要共同对抗日军。这对冤家冰释前嫌，合兵一处、两面夹击日军，激战多日，打了一个胜仗。使得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日军已无法继续支撑临沂的作战，只好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李宗仁回忆时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灭。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张自忠和庞炳勋不计个人恩怨，相互配合，在临沂合围日军，粉碎了日军两路夹击台儿庄的计划，为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3月22日，五十九军主力它调，准备进攻邹县。日军趁此，从高密增调援军支援临沂。鉴于临沂有变，张自忠率部重返临沂。由于连日激战，五十九军伤亡惨重；庞炳勋部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请求支援。李宗仁调第五十七军第三三三旅增援临沂，血战十五个昼夜，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正是五十九军、五十七军、第三军团协同作战，拖住了日军的第五师团，减少了国民党军在台儿庄的压力。&&&&这些“杂牌军”在“内战”的漩涡中，混战多年，矛盾重重，“黑白不明”、“是非不分”，为了利益和地盘互相攻击，“互相猜疑”，各自为战。如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抗日的战场上，他们明辨是非曲直，放下个人私仇，握手言和，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相互援助，抗击日军，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二）国民党“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合作&&&&在“内战”中，“中央军”，一心想“吃掉”“杂牌军”；在战场上，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混战，并且“中央军”也经常监视“杂牌军”，甚至伺机遣散或改编“杂牌军”；“中央军”常以嫡系自居，对友军见死不救，保存实力第一，二者之间素有私怨。但台儿庄战役中，作为“中央军”的汤恩伯部基本上能与“杂牌军”配合作战。&&&&1938年3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从界河进攻藤县。川军第四十一军坚守滕县，伤亡巨大，请求支援。而此时李宗仁调汤恩伯的“中央军”，前往支援，因汤恩伯部主力部队路途过远，未能及时赶到，滕县先于一日失守。为了减轻临沂方面可能产生的威胁，汤恩伯急欲加强与张自忠和庞炳勋部的协作。3月24日，汤恩伯派军团司令部参谋处苟吉堂前往临沂会商，“双方确定了相互通信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由第二十军团兵站支援庞、张两军步机枪子弹40万发，以补充他们弹药的不足。”除此，汤恩伯还派二十军团的骑兵团前往临沂支援张、庞等部。&&&&3月24日，日军第十师团一部猛扑台儿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地区坚守，战事吃紧，伤亡十分之六七，请求援兵。汤恩伯虽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依然于27日率领“中央军”前往台儿庄，与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相互配合，使得台儿庄的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鉴于此种情况，日军第五师团以小部监视张自忠、庞炳勋等部，大部于29日深夜开始转移，支援台儿庄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从而威胁汤恩伯部的侧背。3月31日，刚调入第五战区的第七十五军投入作战。七十五军和汤恩伯部的中央军共同对付来自临沂的日军，并击破该敌。4月3日，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由东向西，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由北向西，大举反攻，三个集团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内外夹击日军。4月7日，日军逃离台儿庄，最终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和“杂牌军”同属国民革命军，但隶属不同的派系，积怨素深，经常避战自保，见对方危亡而不顾。但台儿庄战役中作为“中央军”的汤恩伯部，基本上以民族利益为重，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配合友军作战；“杂牌军”也基本上放弃保存实力为第一的原则，基本上能配合“中央军”作战，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二、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合作&&&&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征战多年，二者有血海深仇，水火不溶。但随着日本的步步入侵，国共两党开始逐步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8月，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称十八集团军），开赴华北前线。而后，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在民族大义面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弃先前的恩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配合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作为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通过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带给李宗仁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即“要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把敌人消灭在台儿庄。”后来这一作战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贯彻和实施。&&&&共产党不仅给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指导，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派军队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张云逸率领新四军一部，进入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该军在津浦线南段开展游击战，夜袭日军的重要据点，破坏日军的交通线，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支援第五战区的部队向日军猛攻。同时，李宗仁命令“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第七军及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向定远一带集结，协同新四军张云逸部运用游击战，侧击敌人。”这样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相互配合，威胁日军的第十三师团，使津浦路南段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八路军也在日军后方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张爱萍将军“以八路军军代表的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该军也尽力支援第五战区的战争。”鉴于日军集主力由津浦线南北夹击徐州，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朱德、彭德怀于日，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第一二九师应即准备一个团或两个营的兵力，由宋任穷率领，配足干部与通讯器材，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东出沧（州）石（家庄）路以南邢台、德州间活动，声援徐州友军作战”。3月9日，又致电聂荣臻、刘伯承等：“津浦线南北段的国民党军队仍在苦战中，日军已遭受沉重抗击，你们以前派出之东进部队，应令其向沧（县）德（州）线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此外，八路军在华北日军后方多次袭击日军，如：日至4月2日，第一二零师在晋西北发动反围攻战役，歼灭日军1500余人，收复7座县城；在午城、井沟伏击战（3月14日）中，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击溃日军4000余人，击毙日军1000余人；3月15日至4月11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发动的易涞战役，歼灭日军1400余人；3月16日，一二九师发动神头岭伏击战，歼灭了日军1500余人。这样使得徐州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压力，得以在台儿庄周围集结部队与日军决战。从战略全局看，八路军在华北日军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牵制其一部兵力，这无疑是对台儿庄战役的一种配合。&&&&总之，台儿庄战役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多次战斗，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得日军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南下进攻台儿庄，这就有力地配合了第五战区国民党军的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淮河流域也积极配合第五战区的部队作战。在南京沦陷前不久，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就派李世农到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无为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张如屏、曹云露等回寿县，成立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在日军后方牵制日军，配合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台儿庄战役中，地方武装给予中国守军以有力的支援：1938年2月，沛县自卫团三袭临城日军，三战三捷，火烧临城车站，破坏铁路；3月18日，日军侵占枣庄时，峄县武装曾配合国民党守军在枣庄以东郭里集一带对日军进行两次夜袭；鲁南抗日义勇队多次出击并破坏临枣铁路、公路；滕县抗日义勇队在岗头、官桥、井亭伏击日军车队，炸毁滕南津浦大铁桥；泰西抗日武装也炸毁了日军的弹药车。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活跃在日军后方，破坏交通，袭击日军，并在关键时刻支援了台儿庄战役。参加台儿庄作战的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说，中国守军之所以在阻击濑谷支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地方游击队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从后来我们得到日本的一个材料中看到，当时濑谷直向他的上司叫苦，追问派的坂本支队为什么不打台儿庄，给予增援，以减轻他的困难处境？上面就告诉他，坂本支队也在苦战，也在被包围之中，没法去帮助他。”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日军后方破坏交通，不断的袭击日军，使日军的兵员、弹药和粮食等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这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国民党军和日军的正面作战，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及地方武装，相互合作，配合作战。共产党的军队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不断地扰袭日军，破坏日军的补给线和据点，使日军不能抽调更多的部队参加台儿庄地区的会战；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为共产党的军队在日军后方开辟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共两党军队精诚团结，互相配合，是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基本上克服了互不协调的弱点。曾参加台儿庄作战的“中央军”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在回忆时说，“会战前期我方参战部队仅第20军团为中央军，装备尚好，其他部队不仅装备、战力相差悬殊，有的彼此间还有宿怨。但在作战中却能服从指挥，相互配合，使敌无隙可乘。”正是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队密切配合，相互合作，才有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所有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能按照作战命令及时增援友军，配合作战；共产党不仅在战略上给国民党以指导，而且还派部队及地方武装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在日军后方袭击日军，使日军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相互不能支援的境地，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无论是“杂牌军”、“中央军”，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都捐弃前嫌，共同抗击日军，在抗日的战场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军队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的日军，更说明了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合作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徐向前元帅的军事谋略：提出了著名的“人山”思想&&&&动员民众创造“人山”&&&&所谓军事谋略，是指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徐向前在各个革命时期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都首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在军事实践中自觉地运用了“动员民众，创造'人山'”的制胜谋略。&&&&十年内战，“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因此，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以说已经纯熟自如。可1938年春天，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作为副师长，他奉命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到冀南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冀南平原，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疏，既无险可守，又无地形依托。当时有人断言：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无山地依托与隐蔽，游击队员的两条腿又哪能跑得过敌人的骑兵或坦克呢？因此，平原地区是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徐向前却不信这个邪。5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的文章，他明确提出了在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力。&&&&徐向前认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创建“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如何能把散处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徐向前给出了科学的答案：&&&&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民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民的天职，是每个人民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最后，他得出结论：&&&&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思想，徐向前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一、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二、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三、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四、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五、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在徐向前创造平原“人山”思想的指导下，河北各地游击战争的火焰很快熊熊燃烧起来了。&&&&胸中有数 不变应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能够不为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准确把握敌情、我情，做到“胸中有数，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一个指挥员成熟的标志。在这方面，徐向前堪称一代大家。&&&&1930年7月下旬，时任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的徐向前，率红一师两个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出击平汉路。当部队活动到青山口一带时，得悉敌钱大钧部一个团驻守在距该地20公里的花园镇。该团刚从武汉开来，没有和红军作战的经验，非常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壕，夜晚坐更。徐向前分析认为，对手虽然装备较好，但属于训练部队，战斗力较弱，红一师指战员则斗志昂扬、求战心切，决定出敌不意，夜袭花园。&&&&28日晚，部队从青山口出发了。由于各级干部缺乏组织大部队夜行军的经验，致使部队进到花园车站东南7.5公里处时，天已经破晓了！徐向前心里琢磨开了：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呢？打吧，违反红军尽量夜袭的传统，不一定有把握占到便宜；不打吧，又觉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就在这时，地方党组织来人报告说，昨夜镇内敌仓库着火，敌人为灭火折腾了大半夜，官兵刚刚安顿下来，没有特别的戒备。得知这个情况，徐向前当机立断：按原定部署--打！于是，部队轻装疾进，由师特务队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随后部队主力分路跟进。&&&&29日早上5时，太阳刚刚露头，敌人正在洗漱，红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街。战斗不到3小时，全部敌人被歼。这一仗全歼敌1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战后，徐向前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1938年3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决定：在邯（郸）长（治）大道上适当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由于刘伯承要到八路军总部开会，他便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根据情报侦察，徐向前决定：在邯长大道上黎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设伏，理由是：“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指挥所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电话里传来陈赓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另外，发现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我军后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难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但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紧张地思索、判断着。&&&&“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催问。指挥部里，大家都注视着徐向前。“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斩钉截铁地说：“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速派人核实情况！”他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约两个小时后，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徐向前分析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陈赓报告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听完报告，徐向前毫无得意之色，只是淡淡地说：“仗是可以打的！”&&&&早上8点半钟，日军180多辆汽车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设伏地域。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毙伤敌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摧毁。&&&&围点打援&两面开花&&&&“围点打援”--围攻敌人驻守、设防的要点（堡垒、城市）以求歼敌人的援兵，这是人民军队许多将领都擅长的本领。徐向前更是“围点打援”的高手，并常常能在成功打援之后一鼓作气再夺取要点，是谓“两面开花”。&&&&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也在加剧，这使得蒋介石集团内外交困，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11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鄂豫皖红军采取进攻策略，扩大和巩固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目标是黄安城。&&&&黄安城，是南线敌人伸进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据点，守敌是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该师于1931年9月从豫西移驻黄安后，修筑了许多工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其侧后及后方，尚有敌4个师作援应。黄安以东的麻城，为三十一师驻守；东南方向的宋埠，为三十师驻守；南面的黄陂，为三十三师驻守；西南方向的孝感，为四十四师驻守。敌人的一线兵力部署，呈'山'字形。当时，红军火力不强，也没有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以劣势武器装备去强攻敌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经过一番运筹，徐向前决定从“山”字头上的黄安开刀，采用“围点打援，两面开花”之策，求“围点”、“打援”双丰收：第一步，以两个师兵力扫清黄安城外围，切断守敌对外联系，切实“围城”；第二步，准备打击最有可能从宋埠、黄陂方向来援之敌；第三步，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11月10日晚开始，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很快拔掉了黄安守敌的外围据点，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并打退了守敌企图打通与宋埠联系的两次反扑，迫使守敌龟缩回城。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接着，徐向前调整作战部署，进入打援阶段。&&&&12月上旬，宋埠敌人第三十师率先出动增援，徐向前指挥部队节节抵抗，诱敌两个团深入预设的“口袋”，结果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12月中旬，黄陂敌人第三十三师和宋埠敌人第三十师，分两路大举北援。至20日，援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逼近负责打援的红十一师指挥所。此时，被围的赵冠英认为突围时机已到，立即组织突围。下午4时许，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经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他们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他来到障山主阵地一个山包的后面，站在一棵马尾松树下，不时地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前线指挥员来请示，他一声令下：“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他亲自指挥下，红军打援部队全力反击，援敌丢下尸体1000多具，800余人缴枪投降。红军乘胜追击，直追宋埠。企图突围的黄安守敌，也被打了回去。两次打援，红军歼敌近3000人，附近敌人再也不敢出援了。&&&&这时，担任围城的红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结合军事打击，对守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黄安守敌经红军20多天的围困，已是弹尽粮绝，又待援无望，军心更加动摇，不少人黑夜潜出城外投诚。12月23日夜，总攻黄安城的战斗开始，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守敌，敌师长赵冠英被俘。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是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也是他最早运用“围点打援，两面开花”之计的成功战例。&&&&骄敌纵敌&张网以待&&&&在从事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徐向前所部都是居于战略劣势，因此他非常重视《孙子兵法》中的格言“卑而骄之”（要设法使谨慎的敌人骄纵起来），&常常教导前线指挥员：“要使敌人顺理成章地狂起来，让他们得意忘形而处于不意、不备，同时要张好大网准备把敌人一网打尽。”一言以蔽之，他强调“骄敌纵敌，张网以待”谋略的运用。&&&&1932年3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安徽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三地的敌据点，吸打六安、霍山来援之敌。3月底，红军成功吸打六安、霍山援敌，歼敌近两个团并攻下青山店。这时，韩摆渡、苏家埠之敌哀叹：“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苏家埠、韩摆渡守敌眼看日益危殆，连连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陈调元也是智穷力竭，无能为力，只能向蒋介石频频告急。4月下旬，蒋介石委派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多师15个团约2万人从合肥等地前来增援。&&&&敌人从合肥来援，也大出徐向前意料。“围点打援”，对于援敌的数量是有讲究的：最好是不多不少--少了，作战失去意义；多了，打援不成可能反被敌打！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敌军人多势众，徐向前的担心，敌总指挥厉式鼎也看到了，他想当然地认为：红军已经和六安、霍山援敌较量过，锐气必定有所下降，自己此来正好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徐向前部现正处于背水作战之势，如果硬碰硬，有可能会被自己压下淠河“放鸭子”！因此，他放胆挥师逼近红军。根据敌人的心理，徐向前决定：留下两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以小部兵力节节抗击、步步后退，示以不敌进攻准备后撤之势，这是“骄敌纵敌”；同时集中主力共7个团的兵力，在六安以西的戚家桥、樊道桥一线“张网以待”：该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纵贯南北，一旦敌人进入这里就将处于“侧水侧敌”、“背水一战”的被动地位。&&&&5月2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第十九旅“轻我锐进”，与我诱伏部队接触后，即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我军利用工事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适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遭受重创的敌第十九旅处于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境地，被迫仓皇后撤。而敌后续部队因不明情况继续前拥，导致陡拔河两岸敌之人马自相践踏。红军乘胜冲杀，敌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第十九旅大部被歼。随即，徐向前一鼓作气：红十一师主力由六安城南迅速向敌右侧后迂回，红十师主力和红七十三师一部由戚家桥一带向敌左侧后包抄过去。至5月8日，徐向前的“骄敌纵敌，张网以待”之计，网到了大鱼：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时，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救兵覆灭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不忌“攻城”&以硬碰硬&&&&《孙子兵法》有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大意是说，“伐谋”、“伐交”、“伐兵”、“攻城”都是用兵之道，但“伐谋”水平最高，“攻城”则是“不得已”，是兵家大忌！不过，徐向前认为：在特定军事形势下，出敌不意，“不忌'攻城'，以硬碰硬”，培养和锻炼军队过硬的战斗作风，也是高明的用兵之法。指挥临汾攻坚战，就是他这一谋略思想的范例。&&&&1948年春天，山西解放战场形势喜人，整个晋南只剩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地形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了四道环形防线，周围布置有碉堡、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另外，城里与城外还有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守敌共有2.5万人，包括胡宗南部第三十旅两个团及一个炮兵营，守城总指挥为阎锡山的亲信、晋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拔除这个据点，对当时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着重要意义。于是，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向前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批准。2月18日，中央军委复示：“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德怀）张（宗逊）的大帮助。”&&&&日，临汾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开始，历时22天之久，我军虽基本扫清临汾周围的敌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共杀伤敌近3000人，自身伤亡也超过3000人，弹药消耗也很大。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徐向前说：“一定要拿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所谓“土行孙战术”，就是挖掘坑道。到5月上旬，共挖出破城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余条。除被敌发现破坏者外，攻城前夕，有3条主坑道完好无损，通过城壕下面，直抵城墙墙基。&&&&5月17日，徐向前挥师发起总攻。在我炮火轰击和坑道爆破声中，临汾东城被炸开两个30米左右宽的缺口。突击队首先登城，部队相继攻入展开巷战，终于粉碎敌人的顽抗，当夜将守敌全部解决。这次战役历时72天，我军共歼敌2.4万余人，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以下近2万人。&&&&收紧阵地&后发制人&&&&为打破强敌的围攻，徐向前习惯的做法就是“收紧阵地，后发制人”。开拓川陕苏区时，徐向前指导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都是运用“收紧阵地”之计。反“三路围攻”，是徐向前初试此计牛刀！&&&&1933年2月中旬，坐镇四川阆中的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命令前敌总指挥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由鄂豫皖转战到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以前敌总指挥孙震亲自率领的左纵队17个团为主攻力量，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切断红军西突的道路；以中纵队的10个团和右纵队的11个团为助攻力量，分别进击巴中、通江；以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相机配合，作为战役预备队。这是田颂尧、孙震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制定的计划，目的是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敌人来势汹汹，如何应付，徐向前说了8个字：“收紧阵地，后发制人”：命令两个师扼守南江至巴中一线，抗击敌左纵队；一个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之中、右纵队和杨森部；一个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敌人。仅10天时间，红军就在敌人的主攻方向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一线歼敌左纵队5000余人。&&&&3月上旬，因敌攻势越来越猛，徐向前命令全线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先后放弃了南江、巴中两县城，将防线向心收缩，与敌成对峙状态。&&&&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徐向前指挥红军歼敌一部后，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守。有的地方摆上几个连的兵力，就能顶住整团、整旅敌人的进攻。徐向前利用有利的地势，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坚守前沿阵地，消耗敌人，而将主力红军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待机反攻。田颂尧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认为消灭红军“不过指顾间事”，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13个团孤军冒进，进入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并大举进攻空山坝地区，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竟其全功”。&徐向前和他的总指挥部，此时正设在空山坝的半山腰里。他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攻：集中红十一师、红七十三师主力，对敌左纵队侧后进行大迂回包抄、断敌退路。5月21日上午，红军全部完成了迂回包抄任务，敌左纵队的13个团全被包围在柳林坝、余家湾地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午4时，徐向前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像饿虎扑羊似的向川军扑去。这里的地形本来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是一岭，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险隘路一旦被截断，插翅也难逃。经3昼夜激战，红军全歼敌7个团，溃敌6个团，敌左纵队被彻底摧垮。&&&&敌中纵队、右纵队见左纵队溃败，吓得抱头鼠窜。徐向前令部队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穷追，扩大战果。至6月中旬，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历时4个月的战役战斗，红军先后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1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政治攻心&瓦解敌军&&&&徐向前常常引用毛泽东的名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因此,他非常重视“政治攻心，瓦解敌军”谋略的运用，在各个斗争时期都有成功战例。解放太原之战时，他将“政治攻心，瓦解敌军”谋略运用到了极致。&&&&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响解放太原之战，“政治攻心，瓦解敌军”随即和军事打击交错展开。在指挥部队夺取太原四大要塞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的同时，徐向前又一手指挥着“攻心战”。当时，“各旅都成立了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领导小组，连队也成立政治攻势工作小组。群众性的'攻心战'，全面展开。徐向前还将被俘虏的阎锡山部野战军司令赵承绶和阎军三十三军军长沈瑞等找来谈话，要他们为和平解放太原做有益的事，立功赎罪。让他们给阎锡山等人写信，宣传他们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促使阎锡山认清形势，派代表出城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把赵承绶的女儿、女婿从上海接到华北解放区，并派人专程陪送到太原前线与赵承绶团聚。赵承绶和所有解放过来的官员都深受感动。赵承绶表示将打消以前的顾虑，找机会进城劝说。之后，他确有较好的表现。梁培璜得知阎军在四大要塞施放毒气，即以书面反省方式，承认自己在临汾施放毒气的罪行，并劝告阎军“勿再罪上加罪，成为人类无可饶恕的公敌”。这个认罪书，经徐向前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公开发表。沈瑞等人也对大同方面拒绝空运部队来援太原和后来促成该城和平解放起了作用。一些被俘的将领和地方官员，也利用同乡、僚属、亲友等旧关系，积极同城里进行联络。&&&&10月31日，在徐向前的多方工作下，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夜里派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长王正中，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起义。黄樵松，出身于河南尉氏县一个贫苦家庭，是在西北军由排长任职到师长的爱国军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台儿庄、娘子关等前线与日寇奋战，晋升为军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异己的政策和行为，使他逐渐滋长了不满情绪。他从西安调到太原后，虽然阎锡山倚重他这支部队能打仗，极力拉拢他。不过，作为“客军”，他深知困守孤城，外援无望。徐向前剖析这一切后，曾请高树勋给黄樵松写信，希望他能以太原3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黄樵松经过反复权衡，在解放军随后派去的人员帮助下，终于决定顺应潮流，率部起义。不幸的是，由于被自己一手提拔为师长的戴炳南出卖，黄樵松被阎锡山捕送南京，就义在雨花台下。第三十军的起义行动，虽然没能成功，但它像一颗无声炸弹，震动了整个太原城，守城各军纷纷找出路且行事更为慎重。&&&&日夜，阎军暂编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在解放军占领淖马大部阵地后，拒绝阎锡山叫他亲率残部作孤注一掷的命令，率500余人火线起义。此外，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阎军中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整班、整排、整连乃至整个营投降，纷纷派代表向解放军接洽投诚。至11月底，就有阎军5470多人投诚和起义。由于太原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太原于日解放。朝鲜停战后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朝鲜撤军的外交战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1958年2月，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出人民志愿军，以实际行动表达中国谋求朝鲜半岛和平的诚意。中国的撤军使同样在朝鲜驻有大量军队的美国陷入尴尬。然而，面对中国的撤军行动与和平外交诚意，美国巧言令色，并利用自己当时能够操控联合国的有利地位，最终坚持在朝鲜半岛南部驻军。&&&&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日，经过3年的苦战，中美双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然而，这个协定仅仅意味着暂时的停战，真正的战争状态并未结束，只是军事斗争转化为政治外交斗争。在美国的操控下，第8届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决议主张召开朝鲜问题政治会议，把参加会议的国家限定在参与朝鲜战争的各国，而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外。美国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没有资格参加。作为朝鲜战争的参战一方，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会议结果将会怎样。面对美国企图废弃刚刚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的政治图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政治会议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先行从朝鲜撤出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随后，周恩来就政治会议的具体形式提出4点建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应为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南、北朝鲜在内，还应邀请苏联、印度等中立国；会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第8届联合国大会在讨论扩大政治会议成员问题时，应邀请中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解决后，双方应讨论会议的地点和时间。美国则坚持把参加会议的国家限定在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交战双方，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政治工具，排斥中国参加重大国际会议，谋求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但是，远东地区重要分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苏联、英国和法国的推动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美国坚持主张让联合国承担其解决朝鲜问题的角色，由联合国主导朝鲜的统一问题。对于美国的“故伎”，中国方面指出，联合国作为朝鲜战争参战的一方，已经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因为它已经被美国所利用，只有中立国才具有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6月15日会议临近结束，看到会议对解决朝鲜问题将无果而终时，周恩来发表最后演说，表示中国“完全同意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最短期限内按比例从朝鲜境内撤退”，主张南北双方互相接近，内部解决朝鲜和平问题。周恩来的演说为中、美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再次正面接触埋下了伏笔。&&&&在同中国进行政治外交较量的同时，美国已经做好了在朝鲜长期驻军的准备。1953年10月，美国与南朝鲜政府签订了《韩美共同防卫条约》。该条约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面对美国在朝鲜南部的驻军政策，为了帮助战后朝鲜的恢复与重建，11月，中朝双方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按此《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在朝鲜，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自此，朝鲜战争以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和中美双方在南北驻军的形式结束。&&&&中国决定撤军&&&&1957年11月，在访问苏联时，毛泽东与金日成商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撤出朝鲜问题。毛泽东表示：“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随后中朝双方开始讨论撤军的具体安排。12月16日和25日，金日成向中国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朝鲜人民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二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对于金日成的来信，经过同苏联方面协商后，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回应。&&&&毛泽东认为，金日成提出的两个方案中前一个比较好。如果让苏联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势必导致中朝双方把整个联合国作为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毛泽东认为，朝鲜应根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朝双方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公开声明提出外国军队撤出的要求，提议南北双方在对等基础上交流筹备全朝鲜自由选举；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一定时期内，由中立国机构监督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在朝鲜声明之后，中国将给予支持并提出撤军方案，倡议共同撤军。中国政府的建议，一方面确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的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日内瓦会议上中朝方面提出的原则，对撤军后的朝鲜作出了具体的政治安排。自此，围绕朝鲜半岛的撤军、统一问题，一场以中、美为主角的外交宣传战拉开了序幕。&&&&根据中方建议，日，朝鲜政府就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声明。声明称，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在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南北朝鲜之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应当在对等的基础上早日实现南北朝鲜之间的协商，讨论经济、文化交流和全朝鲜的选举问题；应当在今后尽量短的时期内把南北朝鲜军队的人数缩减至最低限度，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很快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和平倡议。&&&&按照预定的安排，2月14日至21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期间，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在不足半个月内，中朝方面协同一致，争取主动，发起了积极的外交舆论攻势，使得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一方明显处于舆论的被动地位。&&&&中美之间的外交战&&&&接到中国的建议，美国政府的反应显得被动但相当谨慎。在2月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立场模糊，只是就中朝声明中的“自由选举”做出评论，表示自由选举是朝鲜统一问题的关键，美国坚定支持朝鲜进行自由选举，而对撤军问题避而不谈。&&&&随后，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加紧筹划应付中国从朝鲜撤军造成的被动局面。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准备，4月9日，通过英国驻北京代办，美国以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名义做出了答复。美国在答复中避而不提撤军问题，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北朝鲜提议作出“精确的解释”，询问“当北朝鲜当局谈及'中立国组织'监督选举时，中朝方面是否接受选举应该由联合国主办，并且应该由联合国监督初选和整个选举”。&&&&接到美国方面的答复，中国很快以照会的形式给予回复。照会首先指出，中国正在定期、分批地全部撤出朝鲜，然而，联合国军方面却至今没有在撤军问题上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接着，照会谴责美国“竟然对这个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最为迫切和现实的撤军问题避开不谈，而别有用心地扯出所谓'澄清'监督选举的问题来进行纠缠……联合国军各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以图掩饰美国长期占领南朝鲜、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和进一步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面对中国的谴责，美国充耳不闻。7月2日，美国对5月6日的中国照会做出答复，反而对中国坚持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作为朝鲜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前提表示遗憾，并冠冕堂皇地指出：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撤出联合国军，将不能适当地解决朝鲜问题，联合国军的存在，是为了在朝鲜问题最终解决之前防止进一步的侵略，当按照联合国决议，朝鲜问题解决的条件具备并执行时，经联合国提议，他们准备撤出联合国军。&&&&从两次照会往来双方强调的重点来看，中国坚持先撤军，再讨论全朝鲜的选举问题；而美国则避而不谈撤军问题，坚持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个前提下，让中朝方面澄清有关选举的问题。美国可谓是故伎重演，利用他可以操控联合国的优势，实现坚持在朝鲜驻军的目的。&&&&11月11日，第13届联大第一委员会就新西兰等13国提议的关于朝鲜问题决议案进行投票。经过美国的会前运作，联合国大会以54票赞成、9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了新西兰的提案，坚持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原有立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出。面对美国决意在朝鲜半岛继续驻军的情况，中国政府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首先，中国政府再次通过英国向美国传递照会，对美国7月2日照会做出答复，重申所有军队从朝鲜撤军，而后通过政治磋商实现朝鲜统一的立场，并谴责美国拒不撤军的行为，揭露其本质意图。接着，委托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索波洛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散发中国的照会，呼吁参与“联合国军”的国家调整立场，呼吁爱好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国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采取积极措施。&&&&中国的外交努力在联合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朝鲜统一的方式问题出现了“灵活”的趋向。在谈到联合国在选举中的角色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强调“联合国主持”而不是“联合国监督”。对于西方国家提议的朝鲜问题提案，利比亚和黎巴嫩由支持转向弃权，并且在争论中，加拿大提出了一种“调和”的方法。然而，这些微小的变化根本不能动摇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面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美国不为所动。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26日，15国通过了答复中国的照会。照会重申了美国的原有立场。12月5日，该照会和11月14日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经由英国传递给中国政府。收到美国的照会，12月8日，中朝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对美国拒不撤军的行为进行公开谴责。此后，围绕从朝鲜撤军问题，中美双方的宣传战一直持续到1959年底。但是，无论中国如何主动努力，美国铁了心不撤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之后，美国继续长期操控联合国，推迟讨论朝鲜问题。时过境迁，而美国军队却一直驻扎在南朝鲜至今。元帝国在东南亚的战争：蒙古铁骑南方雨林的惊魂&&&&蒙元时期在云南发动的对外战争,是在南宋宝佑年间,蒙哥汗还在执政之前,首先发动对安南、占城的战争以及对缅甸和八百媳妇的战争,意欲把这些国家作为蒙古帝国藩属地。同时派兵征服不服从的罗罗斯诸部落。在云南对东南亚南亚诸国征战时,蒙元军队的最高统帅兀良合台,使用的兵力是蒙古军、契丹军、女真军和汉族新附军,归附的诸部落的民族武装。但多是混杂编制,其中最有战斗力的则是契丹将领统率的精锐部队。&&&&(一)南征交趾、占城。宋宝佑四年,蒙哥汗六年(1256年)一月,调兀良合台率军渡嘉陵江返滇镇守云南,继续征讨诸蛮夷未附者。七月六日,兀良合台受封为蒙古大元帅。九月,蒙古军按传统政治策略,遣使者入交趾(今越南北部)/诣降0未果。十一月,兀良合台大元帅调动蒙古军和契丹军将领石抹海柱和忙古带领军的精锐契丹军进攻交趾(即安南),因气候炎热,乃班师还。&&&&宝佑六年(1258年)三月,安南(交趾)国王陈日煚子光昺称臣入贡,接受忽必烈的册封,元朝命讷剌丁任安南王达鲁花赤。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即遣孟甲、李文俊等出使安南,表示允许安南衣寇典礼风俗，依本国旧制,并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击败其弟阿里不哥叛乱,巩固其统治地位,故对邻国一般采取保持和平政策。安南国王陈光昺(陈圣宗)也遣使报聘,(乞三年一贡)。忽必烈封他为安南国王。&&&&元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虽因对南宋和南方诸部不断用兵,无法对安南征服,遂派讷剌丁为安南国达鲁花赤,来往其国进行督察,命安南贡献儒士和通医药、阴阳、卜筮之人并诸色工匠,各种人物。以后又屡逼安南执行臣服六事,即:君长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等。&&&&至元十四年(1277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由子日煊立。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遣使抵交趾,责其不修六事,不请命而自立为王之罪,并要日煊入朝,日煊托故不至。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立安南宣慰司,封卜颜贴木儿为宣慰使都元帅,指责安南在光昺殁后,其子日煊违命擅立。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准备派兵攻占城(今越南南方),遣使命安南王征兵粮,被安南王陈日煊婉辞拒绝;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五子镇南王脱欢,契丹将领李恒受命攻占城,要求绕道安南,并征粮饷以助军食,遭安南王拒绝,脱欢遂败安南兵;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蒙军派契丹将领石抹柱海之子恒(袭万户)从镇南王征交趾,以疾归,封武略将军。&&&&蒙古军进占安南后,遭其兴道王陈峻统兵步步阻击;陈日煊也在京城布防,经过激烈战斗后,才退到天长府(今河南)等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调动江淮、江西、湖汉军七万,船百艘和契丹将领副都元帅忙古带云南兵、黎兵从诸王阿台共征交趾。脱欢总领大军分别从东、西两面和海道、三路猛攻,蒙军渡富良江,进逼都城,是役,由契丹军主攻白鹤江,与安南国伪昭文王激烈战斗,夺其军舰八十七艘。&&&&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正月,安南王陈日煊再次逃走入海,蒙军因粮饷将尽,许多将士又不服当地炎热水土,疾病流行,陷入进退维谷境地,又被安南军追击于白藤江(疑为白鹤江),蒙军全军覆没,生还者退回到思明州。陈日煊亦感到事态扩大,恐蒙军再度入侵,即遣使入朝,归还蒙军俘虏,自代赎罪。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成宗铁穆尔即位,即正式下诏罢征安南。派使臣去安南慰谕,安南亦遣使通好。从此,元与安南、占城使节往来不绝。&&&&(二)西讨缅甸蒲甘王朝。缅甸与我国云南省有近两千公里的边界线。元、明、清时期中缅两国封建王朝之间虽发生多次战争,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忽必烈平定云南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遣使臣赴缅甸蒲甘王朝要求那罗梯诃波王归附纳贡,蒲甘王不服,杀使拒命,从此爆发征缅战争。&&&&(1)第一次征缅。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庭派兵进驻当时还不属于蒲甘王朝的今缅甸北掸邦一带,设置了路、府。接着干额(干崖,今盈江)总管阿禾归顺元朝。缅王即出兵进犯干崖、金齿。阿禾告急,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日(段实)奉命出兵增援,仅率兵七百余人,骑兵230人,支援阿禾。缅军共出兵四、五万,前队乘马、次队驱象,再次为步兵。象披甲,背负占楼,楼内各有战士12至16人不等,两旁夹大竹筒及短枪。元军善射,象队死伤过半,负伤者奔逃,散入森林,楼甲等一切战具尽毁。元军乘胜进攻,向北追出三十余里,连破十七寨。随后,云南行省派遣纳速拉丁统领蒙古军、汉军、契丹军、摩军各3800人征缅,兵至江头城(今缅甸杰沙),招降忙术、巨木秃等300寨,共305万户。适时,蒙古军因天气炎热而回师。&&&&(2)第二次征缅。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忽必烈命枢密院备战。五月,纳速剌丁从云南行省发兵万人,由药剌海率领。十九年(1282年)二月,忽必烈又诏思、播、叙诸郡和亦奚不薛等发兵征缅,大军从中庆(今昆明)出发,分兵三路。攻破江头城,杀万余人,建都(缅北地区)及金齿十二部落皆降,缅王遣师纳款请和。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蒙古军命万户,云南都元帅契丹著名将领忙古带,随行省也速带儿从征罗必甸(德宏境),时遇云南王也先贴木儿征缅之师败绩于蒲甘,遂招忙古带率兵前往救援,迎云南王回归,但被金齿白衣、答奔诸部落,处处设险道为遮,忙古带率军沿着崇山险岭奋勇血战,凡大小十余战,始到达缅境,打通金齿道,将云南王接回,但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忙古带士卒伤亡过多,降授副都元帅。&&&&(3)第三次征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再次委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元帅,封云南王也先贴木儿为缅甸达鲁花赤,带兵六千,云南行省右承爱鲁征伐金齿,调察罕迭吉连之军千人,从中庆进发,至永昌(保山)阿细甸(地名不祥),又派500人护送招缅使怯烈到太公城(今缅甸拉因公县,即达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缅甸蒲甘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即缅史之提诃都)被囚于封地昔里怯答剌(今卑谬),与木浪周四人叛逃,忽必烈任命契丹将领秃满答儿为都元帅,再次攻入缅甸捕拿叛逆者。也先贴木儿率军将进入蒲甘时,被缅甸王诱蒙军深入,然后进行包围,蒙军死伤七千余人。但是缅甸国王在蒙古军强大兵力面前,不得不投降,派使者谢罪纳款,请免军马入境。元即遣招缅史0怯烈出使其国。蒲甘王表示三年一贡,各地贵族和掸族诸部落统治者纷纷自立,大多数臣服元朝,贡纳方物,元各置宣慰司治之,蒲甘王朝自此灭亡,缅甸分成若干邦。元大德二年(1298年),缅甸木连城首领阿散哥也利用人民对缅王降元的不满,提出自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经费。遂杀缅王及元朝留缅的国信从人百余,缅王向元朝求援兵,元朝派兵围木连城,阿散哥也恐惧,向元廷承认杀王之罪,贡纳方物。元成宗免其罪,为罢征缅之役,承认他们在缅甸的统治权。元皇庆元年(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牙速建都邦牙,对元仍保持名义上臣属关系,贡使不绝,元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羁糜之。&&&&元军数度征讨缅甸,攻下蒲甘国,打通了东南亚交通,使中缅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从至元二十六年到后至元四年间(年),缅王曾十五次派使臣至大都(北京),元朝也四次遣使入缅。同时南下至登笼国,而登笼国亦派人随元使入贡,并得到元朝封号。&&&&(三)西南出兵八百媳妇。八百媳妇,今属泰国清迈府。汉代属中国辖,元时属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其地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于孟良。元朝的八百大甸城即在景迈,早年为一大平坝,盖古为大都会,管八百大甸以名其地,应译作八百首府,而误写为八百媳妇,,因自庸那迦国以来,景迈为重要城镇。元设八百大甸宣慰使司是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以土官招练为宣慰使都元帅,置孟目路军民总管府,孟庆甸为军民府。元征八百媳妇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贞二年(1296年)后,由于大、小车里与八百媳妇、时而联络起兵,时而互相征战,云南行省出兵屡年,都不得安定,而八百媳妇寇扰车里,为患尤甚。&&&&大德四年(1300年)十二月,元庭便遣云南行省左臣刘深率兵击八百媳妇,大臣哈剌哈孙反对曰:山峤小夷,连绝千里,可谕之使来,不必远勤用兵。帝不听,还是调集湖广、江西、河南、山西、浙江五省兵二万余人征八百媳妇,骚动全国。后部队到达贵州水东、水西、,,因苛扰人民,遭民反抗,元军捐失奇重,主将遂罢出兵,而八百媳妇与车里乃争杀不已。五年(1301年)四月,元朝又征调云南军征伐八百媳妇。七年(1303年)三月,因征伐八百媳妇失败,作战不力,帝惩罚将领,欲诛刘深、答哈剌带、郑佑,罢云南征缅行省。而有司商议,欲释刘深罪,遭哈剌哈带孙反对说:欲名酋,丧师辱国,非常罪必不诛无以谢天下。便将刘深杀之。成宗至大二年(1309年)十一月,南方八百媳妇及大、小车里诸蛮作乱,诏遣云南右承算只八威往诏谕之,因接受敌赂,败退而返。&&&&元至正元年(1341年),车里又反,元庭再派兵讨平之,但后来得到和平解决,则以云南行省参政,契丹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述律杰调停之功为多。据《元史顺帝记》卷四载:至正元年(1341年)十二月,云南车里等反,诏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脱脱木儿讨平之。脱脱木儿即命云南行省右丞都不花(疑为太不花)与都元帅述律杰同膺使命,前往车里途中,将此使命,镂刻于整控江摩岩今尚存。此事后来没有用兵,用和平方式解决,采用政治上说服之。&&&&与印度的交往盖始于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人曾达到过印度西北部。元朝与印度商贸来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马八儿和俱兰位于印度半岛南部东西海岸,是阿拉伯到中国海路的必经之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马八儿国遣使元朝,同年十二月,元朝遣使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出使俱兰,杨庭璧于十七年(1280年)三月至其国。俱兰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书回回字降表,准备明年遣使入贡。十月,元政府授哈撤儿海牙为俱兰国宣慰使,偕同杨庭璧再次出使俱兰。至元十八年(1281年),他们自泉州入海,途中改变直航俱兰的计划,到达马八儿,打算从陆路假到俱兰,未果而返。次年(1282年)二月,杨庭璧再抵俱兰,其国主和宰相马合麻等迎释玺书。三月,遣其臣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二十年(1283年),元庭命杨庭璧再度出使俱兰,赐俱兰国王瓦你金符,杨庭璧四次出航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关系。&&&&到元顺帝时,便与印度德里算端通使。至正二年(1342年),元顺帝派使臣至印度,赠德里算端麻哈没的(Mahomed)男女奴隶100名,锦绸500匹,其中百匹为泉州织品,百匹产自京师、五曼德(Maund印度衡名)麝香、镶珠长袍五袭,金布五筒、宝剑五把。来使的目的,欲得允许在印度三合勒地面重建一所佛寺,以供中国人常到那里去朝拜,后被算端军人所毁。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前往中国报聘,回赠中国顺帝的礼物较送来者有过之。计有美饰高马100匹,男奴100多名,长于歌舞的印度姑娘100名,贝三100匹,哲次100匹。&&&&元朝时中印来往频繁,仅5元史6中记载的中印间互派使者的次数就达数十次之多。来元的印度使臣可记姓名的有提及班、不六温、爱思丁等。欧洲人自海路来中国,欧洲途中多在马八儿或俱兰停留。5马哥波罗行记6、孟特戈维诸致西方友人的信件等中都有对马八儿、俱兰与元朝的商人、使者往来的叙述。在19世纪阿霍姆王国统治时期,缅甸侵略阿萨姆,这一事件最终导致1826年英国统治时期缅甸与中国南部以及南亚大陆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缅甸遂成为连接这两个大陆的桥梁。&&&&(四)征讨罗罗斯。罗罗斯,当属今四川凉山和西昌地区,在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使司之初,属于四川,后隶属云南行省,还在大理段氏统治云南时,属建昌、会川二府,设官镇摄,并未加强政治统治,因而各地部族互相争长称雄。&&&&宋宝佑元年,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军忽必烈灭大理国,但建昌、会川各部落不服元庭统治,部落之间争夺也异常激烈。建昌落兰部诸土酋长兼并了各部落,元军多次征伐建昌,都屡遭失败。十年后,到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忽必烈封皇太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驰纽金镀银印,并命大将怯绵征讨建都。五年(1268年)三月,又命怯绵带兵二千,招谕建都。八月,帝又命契丹将领忙古带统兵六千,征伐西番和建都。八年(1271年)二月,大理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合宝丁、王傅、阔阔带等、协谋杀云南王忽哥赤,被将领火你赤(非忙古带长子)和曹桢揭发其事。合宝丁、阔阔带、阿志阿丁、赤速失等人伏诛,元帝则因火你赤、曹桢等人有功而赐给金银财物。九年(1272年),元帝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贴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答)儿部下契丹将领忙古带领十八族和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共同征讨建都。同年,元帝又命契丹将领石抹按只从征建都蛮,久攻不下,按只先身士卒,登城血战,将城攻下,建都蛮遂投降,石抹按只在回师途中,因疾逝世。&&&&十月(1273年)十月,建都又叛,元帝又命西蜀都元帅也速带儿与皇子奥鲁赤合兵攻打建都蛮,擒住下济等四人,获其民六百,建都投降。十一年(1274年)正月,元帝又调襄阳府生卷军600人,熟卷军400人,共千人。由京北府镇守鸭赤(今昆明),命金州招讨使钦察统帅之。又命契丹将领忙古带等新军1500人戍守建都。十二年(1275年)三月,谕枢密院遣罗罗斯都元帅派蒙古将领火你赤征伐长河西,以副都元帅覃澄镇守建都。同时任命火你赤、覃澄为宣慰使,继任者为贴哥木,后为脱力世官,付以玺书,安辑其民。《元史.覃澄传》云:&&&&至元初,会西南夷罗罗斯内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