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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金融学博士。闲情品味国际金融风云变幻，潜心研究世界经济趋势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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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式迈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七个年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驱散了危机的痛苦，带来了复苏的生机。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在2014年也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在经济数据大面积走强、股市一路凯歌、市场信心趋强的激励下，奥巴马慨然放言“美国经济将于今年取得突破”，IMF总裁拉加德也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坚定的看涨预期。 从数据看趋势，2014年依旧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一年，这是值得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的事实依据。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2.59%，不仅明显高于2013年的1.56%，还大幅高于危机前六年平均的0.93%，并已接近2.67%的历史平均增速。值得强调的是，鉴于美国经济于2013年第四季度的短频数据表现连续超出预期，IMF有较大概率在2014年1月例行的数据更新中进一步调升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此外，2014年，美国通胀率预估值为1.51%，低于危机前六年的1.96%和历史平均的3.52%；美国财政赤字率和经常账户赤字率预估值为4.65%和2.81%，分别低于危机前六年的9.01%和3.11%。和年相比，2014年美国经济将呈现出“更高增长、更低通胀”的优质复苏态势，双赤字顽疾将也将有所缓解。 以下限思维看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十分稳固，2014年发生突然性增速下滑和全局性增长危险的可能性很低，五重因素保障了美国经济复苏的稳健性：一是消费主引擎持续恢复，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已经连续17个季度实现季环比增长，虽然当前2%左右的增速尚不及3.41%的历史平均增速，但增长势头较为稳定。 二是房市持续回暖，截至2013年9月，标准普尔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已经连续16个月实现同比增长，住宅投资季环比增长年率则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新房和成屋销售也较为强劲。 三是经济运行的风险含量持续下降，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负债比率已从危机期间14.05%的峰值降至9.92%，所有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和消费贷款的拖欠率从危机期间10.01%和4.71%的峰值渐次降至6.12%和2.4%，全美房屋空置率则从危机期间2.9%的峰值渐次降至1.9%，家庭去杠杆、房市去泡沫和金融去风险均取得显著进展。 四是金融状况持续改善，伴随着全局性的流动性困境解除和金融机构机能改善，美国金融生态不断趋向健康，截至2013年11月，堪萨斯金融压力指数已从危机期间最高的5.75下降至-0.8，芝加哥联储调整后的全国金融状况指数则从危机期间最高的4.01降至-0.03。 五是信心持续高涨，随着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阶段性相对强势不断被人们认知和接受，市场对美国经济的看多预期不断得到强化，截至2013年末，密歇根大学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危机期间最低的55.7上升至82.5，美国中小企业乐观指数也从危机期间最低的81上升至92.5，接近危机前水平；Sentix美国投资者信心指数则从危机期间最低的-53.9强劲回升至26.5，超过危机前水平。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2014年美国经济复苏基调十分确定，复苏力度可能也会明显强于2013年，但笔者以为，当前市场对美国经济“强烈看多”的一致性预期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美联储主席曾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形容为：“在宴会狂欢开始前悄悄偷走酒杯”，其实宏观经济趋势分析和未来展望的任务也是如此。 理性分析，下限的稳固并不意味着向上突破能够达到某种高度，判断美国经济复苏具有多大的上行空间和突破可能性，要将思维方式从下限思维转向上限思维。下限思维强调确定性，量化稳定正面因素的托底力量；上线思维则强调不确定性，量化不稳定拖累因素的瓶颈约束。 以下限思维看美国经济，七大潜在问题值得警醒：一是产出缺口长期存在。根据IMF的预估，2014年，美国产出缺口依旧高达3.96%，自2008年以来连续第七年增长水平低于潜在自然率水平，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也仅为77.98%，低于80.63%的历史平均水平。产出缺口长期存在意味着美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属性还是处于复苏阶段，离繁荣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在产能缺口长期存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效应可能具有不对称性，也就是说，紧缩政策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明显大于宽松政策带来的激励，因此，不能因为QE推出效果平平就低估QE退出的危险性。 二是通缩威胁蛰伏。危机后美国经济的运行一直存在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持续降息、三轮QE却并未带来通货膨胀，即便在年全球大部分国家货币当局一度由于短期通胀抬头而全面加息的阶段，美国通胀率最高也没超过4%，截至2013年末，美国CPI同比增幅竟然已经降至1.2%，PPI同比增幅甚至降至1%以下。潜在的通缩威胁源于产出缺口的存在和货币流动的滞涩，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强势突破3%，实际通缩可能将于2014年从隐性风险转为显性威胁。 三是内生增长动力弱于历史水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年率终值被确定为4.1%，创近七个季度新高，并高于1947年以来3.29%的历史均速，应该说，这一数据是年末市场全面提振美国经济2014年增长预期的催化剂。但从结构分析，4.1%不仅不足喜，甚至令人担忧，剔除掉库存、贸易和政府支出三大干扰因素后的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仅为2.25%，依旧低于2.7%的历史平均水平，而如果进一步剔除掉第三季度表现抢眼的房市投资的贡献，内生增长动力只剩下1.59%，更是大幅低于同样口径计算的2.52%的历史均值。 四是房市透支风险初显。虽然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且空置率和房贷违约率都呈下降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旧风险在化解，新风险也在形成，美国房价上升速度明显超出了购买力恢复程度，房市复苏已经包含些许非理性因素。月，标普20大城市房价指数实现了连续7个月的两位数增长，而与此同时，2013年10月，美国居民购买力指数则从年初的213.6降至165。 五是消费提速受到抑制。个人消费增长构成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引擎，虽然这一引擎不会骤然哑火，但也不太可能骤然加速，因为美国家庭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下降后已经趋于稳定，消费倾向不会大幅蹿升，而家庭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抑制了消费增长。年，美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月均同比增长率仅为0.48%，低于历史平均的2.15%，2013年，月均增速更是降至0.36%，2013年11月甚至出现了0.08%的同比负增长。 六是劳动力市场持续僵化。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幅度始终弱于经济复苏的实际力度，这一直是市场诟病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含金量的主要因素。实际上，美国失业率虽然在不断下降，2013年11月已经从危机期间10%的高点降至7%，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弊端难以快速转变。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已经从世纪初的67%左右降至现在的63%，就业率从64%左右降至58.6%，大量劳动力持续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年期间，非自愿失业所占比例为47.47%，大幅高于历史平均的35.66%，2013年末继续处于43.7%的高位，增长对就业的提振较为有限。 七是财政危机常态化。尽管2013年末奥巴马签署了年财政预算协议，暂时化解了政府关张风险，但债务上限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且，就财政预算协议达成一致只是美国两党在国会民众支持度明显削弱背景下的稍稍雨歇，这并不意味着两党在根本利益上和主要政见上已形成共识。事实上，2013年，美国政治格局进一步呈现出分散化态势，总统、政府、两党、国会获得的支持都不断下降，奥巴马医改也遭遇挫折，2014年财政争议恐将进一步趋向尖锐，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复苏的干扰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 总之，以上限思维看美国经济，2014年美国经济复苏受到种种拖累，虽不至于跌落低谷，但也难以直上云霄。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三点：第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依旧是风云诡辄、暗礁四伏，市场当前对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外需恢复的预期有失乐观，中国经济崛起第二季无法指望外需的支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才能避免外需波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干扰。第二，2014年美国各项经济政策的核心风格依旧是“内视性”的，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投资领域保护主义长期存在并阶段性抬头做好心理准备。第三，2014年美国经济运行存在大幅偏离基准市场预期的可能，中国应对资本大进大出、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加大和阶段性流动性紧张保有足够的警惕。
时间是连续的，人类的思维却经常是断裂的。太过专注于当下，而未能对自身的思考和判断形成有效串联，这恰是经济金融现实一次次大幅偏离我们预期的真正原因。2014年已经过去了六分之一，这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全球经济的表现再次给了市场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对2014年踌躇满志，但2014年的开始却充满了经济失速、金融混乱和政治动荡的气息。坏的开始和预期中的马到成功形成了巨大反差。
2014年伊始，IMF在全球经济展望更新中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7%的增长，不仅较2013年大幅提升0.7个百分点，也是三年来首次调升对全球复苏的判断。IMF毫不掩饰对2014年的乐观，甚至给主报告起了“涨潮了吗”的标题。
幸好，这是个问句，不然IMF更没台阶可下。2014年前2个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表现都非常羸弱，复苏未见推进，危机倒是初见端倪。
先看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现阶段最强劲的增长极，美国经济的光环已大幅减弱，2月末，美国商务部将2013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下修了0.8个百分点至2.4%，消费主引擎的增长贡献也从2.26个百分点大幅下修至1.73个百分点；而受寒冷气候的影响，2014年第一季度的美国经济增长也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乐观表现。
再看欧日，尽管形势略有不同，但都深陷于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双重压力此消彼长的危险漩涡之中。欧洲经济增长略有起色，但通缩阴影不减反增，通胀率长期、普遍低于1%，信贷紧缩局面也在悄然恶化；日本反通缩似乎初见成效，1月CPI同比录得1.4%的涨幅，但经济增长大幅降速，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仅增长1%，大幅弱于预期水平和前期水平，已呈安倍再上台以来的最差表现。更重要的是，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理论上应该是同起同降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抗通缩利器，但欧日的情况却与此矛盾，这深层表明，欧日的促增长、抗通缩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不容乐观。
再看新兴市场，2014年以来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预期中的经济增速触底和筑底没有出现，新兴市场正进一步滑向经济失速和金融失序的深渊。令人担忧的是，不仅新兴市场“边缘国家”，像印尼、泰国、土耳其、阿根廷等，局势不断恶化，而且“核心国家”也陷入混乱之中。金砖五国里，印度、南非和巴西早已出现问题，并已变成“脆弱五国”成员；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地缘政治动荡之中，经济金融不稳定性徒然上升；中国作为新兴市场最稳定、最强劲的核心，也很难令人放心，2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降至7个月新低，2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同样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在“三期叠加”下的压力不断显现，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币连续贬值，资产市场趋冷迹象初现，金融稳定性受到冲击。
该如何看待坏的开始和好的马年预期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市场之前还是太乐观了。近期一系列数据下修表明，2013年末的经济表现远没有修正前数据表现的那么强劲，市场由此生成的预期也高估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因此，调降预期势在必然，IMF的预期下修很快就要体现在4月的关键报告中。
第二，全球货币政策可能有些太折腾。既然市场高估了复苏力度，那么相应而言，基于乐观预期的政策紧缩可能也是过度的。事实上，2013年末以来，美联储退出QE，欧洲央行收缩资产负债表，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央行连续降息，现在看来，这种紧缩，很像是年那一轮全球紧缩，而之前的历史表明，过快紧缩实质上是无谓的“折腾”，对复苏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性弊大于利。虽然目前还不能断言全球政策制定者又在瞎折腾，但至少进一步紧缩之前，更需三思。
第三，全球经济多元化的逆潮不能太轻视。之所以市场又一次低估了风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市场对现阶段最核心的全球结构特征不太重视。自2012年以来，西退东进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式微，一股西进东退的逆潮汹涌而起。逆潮必然伴随着混乱，包括市场认识的混乱、政策博弈的混乱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种混乱甚至还引致了地缘政治动荡的加剧。在多元化逆潮阶段，全球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会有易反复、较脆弱的特征，出现坏的开始也情有可原。
总之，坏的开始很难变成成功的一半。现在是时候放下不切实际的愿景了，对全球经济复苏曲折性和多元化逆潮复杂性保有清醒认识，才能更好地读懂变化、顺应趋势。
眼界有多宽，气量就有多大。很多时候，恐慌并不是源于无知，而是源自短视和窄视，所以，越是连专业人士都有些恐慌的时候，越是应该放眼长期和全局看问题。2014年3月以来，“坏消息”接踵而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贬值，超日债事件打破刚性兑付魔咒，伦铜沪铜悍然暴跌，上证股指跌破2000点整数关卡，出口数据明显趋冷，通缩压力悄然出现。如此背景下，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骤然升温，而突然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更让市场担忧深层加剧。
值得强调的是，单看每个“坏消息”，杀伤力可能都是有限的，但它们的同时出现导致各类风险相互激化、相互加持，甚至开始对防控“系统性”风险的调控底线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笔者以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从中国看中国，是看不到风险形成全貌的，只有从全球看中国，才能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形成更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从全球看中国，中国经济现在碰到的种种问题既不是彼此孤立的，更不是中国独有的。如果将中国置于全局背景之中，那么，很容易发现，当下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是新兴市场整体趋弱的一个剪影，只不过相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中国经济的风险释放更加滞后一些，而且实事求是地看，也更加温和一些。具体而言：
其一，人民币兑美元走弱是新兴市场货币集体走弱的滞后反应。根据Bloomberg的数据，截至日，人民币兑美元在一个月内贬值了1.3%，在24种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中排在贬值幅度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卢布兑美元4.38%和智利比索兑美元2.53%的贬值幅度。虽然人民币近一个月贬值幅度较大，但如果把时间范围拉长，就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出现的较晚、累计幅度也较小。根据Bloomberg的数据，在过去半年里，人民币兑美元仅略贬值0.32%，而24种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中有18种兑美元贬值。而根据BIS的数据，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7.67%，在61种全球主要货币中排在升值幅度的第三位，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则大多数排在贬值榜前列，其中，南非兰特、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名义有效汇率分别贬值了17.65%、11.26%、10.07%和9.8%，分别排在61种货币贬值榜的第4、8、9和11位。
其二，中国债务担忧加剧是新兴市场债务风险上升的一种表现。超日债事件加剧了市场对中国信用体系稳健度和潜在债务风险的担忧，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新兴市场整体债务违约风险都呈上升趋势，中国虽不例外，但也不格外醒目。本专栏日的文章《2014年全球财政债务风险的新变化》已经分析了新兴市场财政和债务风险相对凸显的态势，从数据看也的确如此，截至日，巴西、印尼、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俄罗斯和南非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较2013年初上升了3.77、2.91、0.87、0.61、0.84、2.06、1.79和1.83个百分点，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上升了0.88个百分点，上升幅度相对还算温和。而根据Bloomberg的数据，日，中国5年期主权CDS息差为93.15，明显低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而同为金砖国家，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5年期主权CDS息差则分别为230.57、175.25、198.66和230.66。
其三，中国经济遇冷是新兴市场经济走弱的共生现象。从出口看，2014年2月中国出口同比增幅为-18.1%，低于近二十年17.96%的历史均速；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最新的月度出口同比数据分别为3.79%、1.9%和2.48%，也大幅低于15.3%、15.16%和11.51%的历史均速。从工业看，2013年12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为9.7%，低于近20多年来13.23%的历史均速；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最新的月度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幅分别为-0.56%、-0.2%和-2.31%，不仅同为负值，还都低于6.63%、3.7%和2.55%的历史均速。从物价看，2014年2月中国CPI同比增幅为2%，增幅较2013年末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最新的月度CPI同比增幅分别为7.24%、6.2%和5.59%，增幅较2013年末分别下降了1.89、0.3和0.3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和新兴市场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即宏观经济风险重心明显从“胀”的一侧明显向“滞”的一侧移动。
从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金融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新兴市场主要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经济金融变化大方向是雷同的，只不过变化的时间、幅度和波动性有着较大的差异。大方向的趋同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是全球经济多元化退潮的效应使然。
多元化的退潮是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演化的核心趋势，这一趋势与年多元化的涨潮形成鲜明的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普遍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视作危机根源，多元化发展由此变成了毋庸置疑的市场共识。危机前几年，多元化的确在快速推进，发达国家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强势崛起。但2012年以来，随着新兴市场经济规模全球占比从危机前的43%蹿升至50%，“西退东进”余势殆尽，“东退西进”反而渐成趋势，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恢复，新兴市场国家却遭遇崛起瓶颈。作为新兴市场领头羊和金砖国家代表，中国经济既然在前期多元化涨潮时表现抢眼，那么，如今在多元化退潮时发生与新兴市场的共振也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强调的是，多元化的退潮并不是历史倒退、也不是短期偶然，而是危机后全球经济曲折前行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必然。最早于日本专栏文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一波三折”》中，笔者就分析了多元化退潮的逻辑：从信用缺失和补位的角度看，危机遵循着“金融市场微观信用崩塌——宏观主权信用补位并由此崩塌——货币信用补位并由此崩塌”的发展路径，而借由短板效应的发挥，危机震心区域则发生“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的转移。在随后一系列专栏文章中，笔者分别从美国去风险和新兴加杠杆的对比、美国折返跑战略的成功、美元堰塞湖的形成、新兴市场内在稳定性的缺失等一系列角度对多元化退潮提出了解释。
无论原因如何，多元化的退潮已成现实，中国经济现状堪忧恰是退潮后问题不断暴露的表现。有鉴于此，从全局视角看中国经济现况和未来，需要有两种意识：一是务实识势的意识。多元化的确是长期发展方向，也是有益于全球和中国的好事，但好的事情，既不会必然发生，更不会立刻发生，中国需要正视多元化正在退潮的阶段现实，而不能对多元化抱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只有放下独善其身的过高期望，才不会有过大的失望，才不至于让唱空做空中国的失慎论调引发过度恐慌。二是顺势而为的意识。既然多元化的退潮已成阶段性趋势，中国经济更要强调和凸显经济发展的“中国标签”，把以人为核心的增长国策落到实处，让金融变为一池活水，将深化改革进行到底，让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变过程中显现出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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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人瓦曼·卡马特(K.V.Kamath)极有可能成为金砖银行首任行长。Mehrishi称：“Kamath已经被任命为金砖银行行长。该任命将在他现有职务结束后生效。”。
让人浮想联翩的金砖银行行长终于浮出水面，据说这位印度行长的履历实属丰富亮眼——曾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的“管理高手”。
无论是开发性金融的银行还是纯商业性银行，对其行长等高级管理者的要求比较高。要有极强的专业性、较高的风控管理能力、全面厚重的知识体系储备以及协调能力等其他方面的才干。作为全球区域性的金砖银行，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会更高更多。
印度人瓦曼·卡马特毕业于顶尖商学院，在印度国内大型银行等金融企业从事高级管理工作，又在过亚洲开发银行任过职，还在印度国内顶级IT企业担任过管理者。国际国内经验都有，这是印度几经权衡后推荐瓦曼·卡马特担任金砖银行行长的原因。
从印度国家层面分析，印度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不仅贫富差距较大，而且劳动者素质非常悬殊。虽然印度失业率、文盲率较高，但是印度有顶尖的世界级IT人才、国际跨国公司以及金融企业的管理人才。据说，印度的计算机人才储备很多，计算机科技在世界并不落后。同时，印度英语的普及给其人才与世界沟通奠定了基础。这是印度人瓦曼·卡马特出任金砖银行的国家背景。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金砖国家达成的协议，首任行长由印度提名，任期五年。印度当然会提名本国人员担任首任金砖银行行长。
不过，从瓦曼-卡马特从业经历来看，一个不足是在国际金融企业里任职时间较短，无论学业还是从业经历大部分是在印度国内。卡马特在亚洲开发银行任项目经理仅仅三年时间，未来在协调金砖银行国际事物上经验略显欠缺。同时，既是在国内担任银行高级管理工作也仅仅两年时间，作为一个世界区域性银行的行长，从业年限不足也许是一个短板。
金砖银行行长人选出炉后，金砖银行的组织构架基本完成了。印度人担任首任行长，俄罗斯人担任首任理事会主席，首任董事会主席由巴西人担任。
我们注意到，在首任三巨头中，作为最早提议成立金砖银行的中国似乎没什么事啊。据说，中国可能出任四名副行长中一名。金砖银行总部已经落户上海，南非建立金砖银行区域中心。
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并由各创始成员国均摊。这就意味着五国是完全平等的。首任三巨头没有中国什么事，第二任中国、南非应该当仁不让。同时，在全球区域性金融机构格局重建上，中国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与金砖银行相比较，亚投行成员涉及全球，发起国、参与国众多，将来业务拓展触角以及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繁重，协调成员国关系更加复杂。还有丝路基金、金砖应急储备机构等都需要中国承担重任。中国的注意力和精力应该主要放在这三大机构筹建上。
由中国最早提议和发起筹建的全球区域性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应急储备机构四大金融组织，正在成为全球金融格局中一股中坚力量，既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的有益补充，又无法回避对其直面挑战。
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全球区域性金融组织的成立预示着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多样性、多极化、开放性是未来的方向和出路。
金砖银行成立的意义远超“银行”本身
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个金融事件，只有还原到历史定位中才能发现其真正的意义。日，金砖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引发国际市场高度关注。站在不同立场，观望者或是群情激昂，或是冷眼旁观，不一而足。在我看来，作为“银行”，金砖银行创造的两种资金融通模式固然重要，但还未能尽显其作用。实际上，金砖银行成立的意义，远超“银行”本身：
第一，成立金砖银行有助于化解多元化退潮带来的风险压力。自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多元化退潮的新阶段，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新兴市场经济崛起受阻，多元化推进受到阶段性挑战。多元化退潮不仅是经济增长周期的错位，也是全球风险结构的重心转移，尽管债务风险、财政风险、增长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两极分化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但新兴市场的边际变化更令人担忧。本质上看，成立金砖银行，是新兴市场整体为缓冲这种风险压力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本身是有用的，而且具有破局的重大意义，最终有望缩短从多元化退潮到再次涨潮的时序间隔。
第二，成立金砖银行有助于避免“和而不同”变为“合久必分”。在多元化退潮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日渐式微，差异性不断凸显。事实上，从经济增长现状、发展可持续性、金融风险含量、自然禀赋、地缘政治和周期前景等各个维度看，不仅新兴市场体现出中东欧、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巨大区域性差异，就连金砖五国的成色不同也愈发明显。基本面差异改变了利益博弈格局，政策协同的困难悄然上升，而此时金砖银行的成立，起到了紧缺的示范效应，有望增强新兴市场的凝聚力，减轻基本面分化带来的内生矛盾。
第三，成立金砖银行有助于避免两种影响力的失衡。从经济视角看，影响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增长影响力，即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市场机会的能力；另一种是格局影响力，即影响格局变化、左右利益分配的能力。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规模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增长影响力持续上升并积累至一个关键节点，不过，格局影响力始终集中在发达国家一侧。实际上，新兴市场的经济体量和其秩序话语权极不相称，即便新兴市场一直在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但这种旧体制下的改良本身就有极大瓶颈，而成立金砖银行，算是在旧制度之外的新革命，这种无需“破”就能“立”的尝试将有望根本性动摇现有的影响力失衡结构。
第四，成立金砖银行有助于化解误会，合理引导预期。从金砖银行可参照的国际机构看，IMF和世界银行的作用都不仅体现在纯粹的金融业务方面，还体现在凭借机构研究建立和引导共识方面。事实上，这种市场共识和一致性预期给各国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深层次看，它们又都是被欧美所主导的，不易察觉的技术因素往往会将预期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例如，IMF长期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折算中国GDP，而这种方法大幅高估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给中国威胁论和国际友人施压中国金融改革提供了潜在帮助。而金砖银行的成立，不仅将建立资金融通新模式，还有望通过自身研究体系的构建，改变这种欧美主导的专业共识形成机制，合理引导预期，避免新兴市场陷于有失公允的舆论漩涡。
第五，成立金砖银行有助于建立适合新兴市场的危机管控机制。危机是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结果，就金融风险的监测和管控而言，发达国家建立了一套基于其历史经验的警戒线体系。这套技术体系对发达国家是有效的，但将其加之于新兴市场，却未免有些水土不服，因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成熟，其风险蕴藏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用适合发达国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新兴市场有时反而会陷入混乱。金砖银行的成立，有望帮助新兴市场建立一套适应其发展阶段和市场特点的风险监测和管控体系，进而让新兴市场的危机管理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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