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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个好的小商人
&我现在经营的安全农产品公司是一个无奈的结果。
如您所知，食品安全现在是个很大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食品是让人完全信任的。你可能是生意繁忙的商业人士，也可能是一位每天辛苦工作的打工族，在你的一日三餐当中，大部分是在外面餐馆吃的，这是无奈的结果。而你的家人虽然不在餐馆用餐，买回家的食品是不是安全，也并不能完全保证，这是生活在我们这里另外一种无奈。
我于几年前在四川、云南交界的泸沽湖寻到了一块可以休养生息的地方，就是以走婚风俗出名的泸沽湖。那里四季气候温和、水质达到了可以直接饮用的要求，于是，买下了一个湖湾作为修养的地方，兼接待朋友之用。
房子盖好了就开始招待朋友。朋友们到了那里，觉得当地的食物不但味道很好，而且很有可以打包带走的品质。于是，回到北京上海等地之后，总是希望可以经常性得到供应，哪怕是付钱也在所不惜。在朋友的逼迫下，绿腰科贸正式成立，初衷只是满足朋友们的需求，当地老百姓因此还可以多些收入，随着去得人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已经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往城里运了。
我这里所提供的肉是在当地饲养的土猪肉，这种猪只长到22斤左右就是成品猪了，而鸡鸭等禽类都是山上散养，一般只要45天就可以出栏的鸡，我们这里要饲养6个月才能出栏。至于鸡蛋则完全是土鸡蛋，您从炒鸡蛋的颜色就可以轻易区分，比之市面上任何土鸡蛋的颜色与味道都要好，因为这不是工业化饲养的结果。
运输也是个大问题。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冷链密封包装运输，直接走空运而直接送达客户的家中，保证了质量的同时，也保证了新鲜度。同时，我们还将在野山菌或者其他季节性生鲜产品上市的时候，为会员提供松茸、牛肝菌、鸡枞等，让会员享受从山上直接到餐桌的味道。
这依然不是我们能提供的全部。根据会员的口味与愿望，还可以不定期的把配送的猪肉换成海拔3000米以上生活的牦牛肉产品，以及羊肉等。
还有，在著名的女儿国——泸沽湖——我们拥有一个湖湾，并且建有小小的度假木屋，凡是我的会员，都有权在房屋空置的情况下去那里度假（需预约），这种度假是免费的，当地有管家与司机、车辆，会员自理来回的交通费即可。
慢着，还有点儿其他会员福利可以说说。我们在全国各地有十余家友好农庄，从茶叶到蜂蜜的生产，都有可以供应的地点。这就是我想提供的东西：致力于安全食品，让我的会员在吃饭的时候，不用下筷有所犹豫。
我们还能替会员做一点小事：我们承诺，每一位会员的入会，我们都会同时资助一位生产基地范围内的孩子上学，用以回馈当地的民众。每一份单独购买的一周份安全食品套装，我们会给小学生“免费午餐”捐赠10份免费午餐。
如何加入：
年卡会员：5万元年费，敝公司将向您的家庭每周一次配送一箱安全食品，其中包括7斤肉类（土猪肉，或者牦牛肉、羊肉）、一只土鸡、30枚鸡蛋、蔬菜10斤、水果7斤。送货上门、整箱包装中，各个品类单独包装。并且按照时令免费赠送松茸、鸡枞、虫草，第一次送货当中每箱有菜谱，不定期更换内容，更换时随食品一起送到。
半年卡会员：3万元，内容同上
季卡会员：1.6万元，内容同上
月卡会员：5千元，内容同上
单次单周：1200元，内容同上
年卡会员还可以享受：免费泸沽湖度假木屋休闲度假（食宿免费，交通费自理），定制食品箱的外观与配送内容，定期免费参加敝公司组织的品鉴活动。
（顺便说一句，目前没有名额，今年11月初才能多出几十个名额供应市场。按照交情深浅与新浪微博是否关注为筛选原则。这个可没办法，原本这就是为了朋友而建立的公司。想要的话，在新浪微博给我私信，留下电话、姓名、所在地（目前仅限北京），有名额的时候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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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想做一名商人，那么现在应该学什么专业？
一个成功的商人最起码都有什么技术？
提问者采纳
曾国番学做人。学胡雪岩。此二人。学会之后，万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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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中国古代"士农工商"，排名靠后。现在反而逆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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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并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分工。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交易。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对交易的需求本来就低，所以商人的作用也就不显眼。当然，中国古代有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实体经济，这些人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像现在。专业化分工不强，商品交易不重要，商人地位低，此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货币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是很低的。政府收税主要是实物税，或者徭役兵役。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货币代替？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强。这个和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采取这种分封制？就是为了在专业化分工极地，货币化程度不强的时候，统治者实行有效率的生产和掠夺。这个时候西欧也是反商业的。不过，商人在西欧比在中国地位高一点，因为西欧是分裂的，而且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需要不同地方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交易。当然，这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的，真实的世界里，商人还能属于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只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历史课本说的，“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便于征兵打仗。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掠夺性”的，也就是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不是自己去生产，而是去掠夺。这个掠夺的资格，就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再有钱的人，官员一句话，就通过权力让你一贫如洗。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不保护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激励。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社会对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的交易的需求得到提高，这些人在生产中的作用用来越大，自然地位就高了；此外，这个社会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有效激励，变得有利可图，同样是获取财富，当官的优势不是那么显著，商人的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了。
闲扯贴。慎入。鉴于我们所知的局限性，可能还不能断言所有古代社会的商人的地位都很低，更何况，有些古代文明是以商业著称的，比如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早期文明。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作证题面中的论断。不过，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和西方，对商人的负面描写确实很常见。记得一位文学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琵琶行》里的那几句诗：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教授说，这几句诗掩藏着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密码。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首先要跟着利润走，否则他做不了商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其他价值都被放在次要位置。而这肯定要跟其他行业的人产生分歧。同样地，在中世纪西欧，教会的官方宣传也是贬低商业行为的。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要算对高利贷的谴责了。某种意义上说，炼狱就是为这种从事不正当职业之人创造出来的。（可参阅勒高夫《钱袋与永生》及《炼狱的诞生》）当然，对于任何一种论说，首先要看它是谁提出来的。白居易是文人，也是政府官员；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掌握着自己社会的文化权力，从他们自己提出的明确理论来说（11世纪初出现的三个等级论），他们的本行是祈祷。他们这么说，自然可以理解为给自己的行业间接辩护。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些人不待见商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考察。我想把中国的问题留给更专门的人士，只谈谈西方世界。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阐发的一些观点，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他说，“当千差万别的事物都能兑换成货币时，事物本来的价值便受到了损害”。货币确实有拉平各种社会职能的能力，交换市场上货币面前平等。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是那些传统精英的威胁。
18世纪的法国曾有一场争论。有人要求将那些成功的商人封授为贵族（而且确实有些人已经购得了贵族身份），但有人激烈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贵族本来是世袭的行伍职业，如果金钱能购得靠鲜血和战斗赢得的社会声望，那会败坏整个贵族阶层，损害国家的战斗力。大概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士人-文官团体、西欧的教士也都希望在金钱面前捍卫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独立价值和社会声望。从生活方式来说，商人为了牟利经常是精打细算，而中世纪西欧的贵族往往把慷慨大方视作一种美德，在他们眼里，商人过于吝啬，锱铢必较。思想方面，中世纪的教会有一套完整的经济伦理（虽然实践中总会有各种折冲妥协），这跟基督教世界观有关。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倾向于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本质上是稳定不变的。他们人们不太会设想，一件东西在买卖之间会增值。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背景，伟大的中世纪专家马克-布洛赫提醒说，中世纪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应该只在物质条件方面寻找原因，还应该考虑心态因素：农民难以设想一块土地的产值会增加。这种稳定停滞的经济理念也使得君主难以增加岁入，领主难以提高捐税，因为一切都以固定不变的秩序为预设，改变这些意味着违反神和自然的秩序，是不道德的。
但商业是对这种强硬的世界观的挑战。当11-12世纪西欧商业开始复兴时，教会深感疑虑。根据基督教的观念，贪婪是十恶不赦的罪孽，而赚钱总是跟贪婪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神学也不利于商业获得合法身份。据勒高夫的说法，教会之所以放债取息，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这是在利用时间差来赚钱，是在出卖时间，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
这些理念为商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障碍，中世纪西欧的贷款事业大多是犹太人经营的，因为基督徒兄弟姐妹之间借钱收利息是邪恶的。但是，一些人也充分肯定了中世纪的教会经济伦理。
当时的道学家在经济方面的说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济贫、公平价格和高利贷。从某些方面看，这些说教可能表明了中世纪文明相比于现代文明的伟大之处。可能很少有哪个文明像中世纪欧洲那样，给予贫病者以这么大的关注。这些不幸者被视为上帝的赐福，而不是诅咒，他们使得信徒有了实践基督教美德——博爱——的机会。当时教俗两界的大领主纷纷设立医院和济贫所来照顾穷人，而致富的商人也以捐赠和施舍来赎罪。
有人甚至认为，教会关于公平价格的理论并没有商业发展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公平的价格是在开放的市场经过合理的讨价还价确定的，换言之，他反对的是囤积居奇和市场操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E.P-汤普森所揭示的近代欧洲的”道义经济学“，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即使是关于贷款取息的禁令，有人也认为它保护了很多乡村农民，而很多东方社会中债主欺凌农民的情形比比皆是。当然，理论说教跟社会实际总有差别。商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社会上升，突破了教会设置的等级藩篱。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就是商人的儿子。世俗君主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金钱的意义，他们甚至开始鼓励城市商业的发展，因为货币能为他们买来很多东西。中世纪的这种“异质”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先决条件应该是抛弃教会给商业行为套上的道德枷锁。从这个角度看，备受质疑的韦伯命题可能仍有它的价值。历史学家Christopher Hill说，“成功的中世纪商人带着内疚感辞世，并把钱留给教会用作非生产性用途。成功的新教商人（主要是加尔文宗的，路德宗的经济理论几乎和天主教一样保守）则在有生之年就已不再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感到愧疚，死后更是留下钱，帮助别人效法他们”。
但是，也许被很多人忽视的是，早期清教徒的牟利活动仍然是一种宗教感十足的行为。工作是一种修行，是在尘世以事业上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世界就是一所大修道院。加尔文自己说：“我们必须学习以过客的心态在世上度过一生，看轻一切属于尘世的事物……”一切行为都是指向天国的。这种心理机制可能有助于解释韦伯提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算计与克勤克俭的奇妙结合。
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 矛盾》中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工作和挣钱已经失去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宗教维度，它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在尘世的欲望。从这些非常不可靠的认识，可以谈谈历史认识的意义。中世纪的经济伦理，对于一个以等级-团体为组织原则、一切活动理论上说都指向彼岸世界的社会来说，可能是非常匹配的，那里不太重视个人本身，它重视的是个人的等级和团体属性，以及宗教品质；人们普遍相信一切都是既定的，稳固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其实早在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对乞丐的态度变得严厉了，到了个人主义盛行的近代，贫困被很多人视为上帝的诅咒，或是个人能力不足所致，抑或是咎由自取。
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新伦理的激励意义，它让社会变得更为流动，可能也更具创造性。但对比中世纪，我很怀疑，现代社会对这种新的成功伦理推崇得过度了，它忽视了社会的整体性、人的命运和际遇的不可控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原则似乎有点迷信了，货币交换原则可能很适用于经济领域，但一个社会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它必须有一些非货币化或不能完全货币化的职业。
我补充一个有可能的点，商人本身需要的经商行为注定了这个职业要在很多地方来回往返，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剧了人口的流动性，而对于古代中国的行政制度之下，人口的流动一直是需要严格控制的（至少可以有助于治安稳定）。同时，对商业的遏制与鼓励农业的国策一般都很可能同时出现在每个朝代的初期，那时候经历战乱，人口大幅度减少，如果不能尽快稳定下来对帝国提供粮食的话，极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经过了开创朝代的震荡期，之后的接任者则往往会延续这一政策而非做出巨大的改变。再加上通过十几年的稳定经营，新的利益集团极有可能已经形成，他们会自发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从而减少了商业发展的可能。鼓励经商所能带来的收益也确实不高（至少在中国的北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提到商业在水路发达的地方最易展开，因为水路对于贸易传输的助力相当明显，相对于陆路来说可以省下很大一笔的运输费用。而作为传统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国北方，这样的条件似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之后当北方经济中心衰落，南方渐渐发展开之后（或许是北宋之前的事情？），南方稠密的水路网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到那时商业才开始展露头角。以上只是一点看法，并没有实际的史料支撑，还望轻拍- -·
商人，就是周朝时候的商朝遗民，周不准他们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他们只能从事贩运和买卖谋生，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慢慢地就把以做买卖搞贩卖为职业的人，称之为商人。商人的地位不高，恐怕从商人这个名称最初的来源就已经注定了。用一个朝代的子民来称呼一种职业，恐怕这算是开了先例。后来类似的有汉人，用一个朝代来称呼一个民族。还有唐人，用一个朝代来称呼一个移民群体。我们知道，财富有流动和固定两种特性。流动用于生财，固定用于守财，商品贸易属于流动，流动得越快，货如轮转，周转起来，就日进斗金。但无论钱来得有多快，挣一千花一万，沉淀不下来，到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周朝统治者惩罚前朝遗民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你创造财富，但积累不下来财富。但在春秋时期的齐国，齐桓公的上卿管仲就非常看重商人的力量，他极力发展齐国和周边诸侯国的商品贸易，为商人来往经商提供莫大的便利和优惠的政策，使得齐国国力大振，威震当时一方，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图谋发展壮大，其中秦国就重用了法家的思想，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五蠹》（五种寄生虫），里面就把商人列为其中一种寄生虫，认为商人不从事生产，只是进行贩卖，白白地耗费社会财富，与国计民生没有好处，应该扼杀。而秦国的最后一任国君，也就是后来建立秦帝国的秦始皇嬴政，他的父亲秦庄襄王异人的得力助手吕不韦（野史中说他才是嬴政的生理父亲）就是个大商人起家的。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因为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润，种地的利润只有十倍，经营奢侈品的利润就有百倍，而参与政治，权力带来的利润是无数倍的，因此，商人做大了，到最后都会插手国家政治。这是君王最忌讳的事，也是大商人最后都要面临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商人的地位能不低吗？
个人不赞同“兴商抑农”论。在先秦时期，农业人口尚未饱和，商业确实会引起农业人口流失，造成粮食危机动摇国本。但是自汉以降，农业人口已经饱和，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一个严重的社会矛盾，担心商业会争夺农业人口显然站不住脚。个人不赞同“统治阶层思想守旧”的观点。中国的统治阶层向来偏向实用主义，当圣人之言与实务相矛盾时，自然会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并不会古板的自缚手脚。古人不蠢，所谓“重利轻义”只是统治阶层不愿发展商业的结果而非原因。个人的一个想法，不敢说符合实情，仅仅是一个猜测——符合统治者利益。以中国的国土范围，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集权国家，在个人看来这是个奇迹，很多的举措叠加在一起创造的奇迹——其中之一就是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只有农业，会将人口与土地紧紧的联在一起，因此，国家机构可以直接的通过赋、税、徭、役来调节一个地区百姓的生存质量，在行政力量难以到达乡里的古代，实现以经济杠杆治国。而工商业，相对自由和流动，必须有相当严密和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宏观的调控，这在古代的条件下是不现实的，很容易形成地区差异拉大以及强干弱枝的局面。说到人口流动不能不谈到户籍制度。中国古代户籍体系的庞大和完善是令人叹服的，自秦以来，普通百姓的流动都受到法律和政策的多方面的制约，以致“人离乡贱”成为一个常识。在古代，这样一个需要耗费大量行政资源的户籍体系，能够代代相传到今日，显然是有巨大回报的，这就是庞大国家的集中和统一。而这样一个古代户籍体系，经受不起大量流动人口的考验，是建立在农业牢牢的占据主体的基础上的。说完理论说历史，首先商鞅，总结起来就是重农抑商和消减贵族特权；然后是晁错，《守边劝农疏》和《削藩策》先后提出（当然当时农业人口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再后来王安石，抑制豪族巨贾，颁布青苗法保甲法……基本上，重农抑商基本上是在中央控制力不足，需要增强集权的时期提出的。而如南宋，压力源于外部，国土面积缩减，中央权力稳固，就会更倾向于鼓励商业发展。所以，个人的观点，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并非兴商有害，也非统治者蠢，而是一种维护庞大集权国家的统治所付出的代价。
下面只是闲扯啊。首先呢，说中国太封闭不需要贸易，是偏见了。除了中国之外，古代世界有几条人造运河呢？按照中国人为了漕运建设运河的决心。苏伊士运河该早一千年了。就算有罗马这个BUG，全世界平地修路的里程依然只是中国的零头。唐，宋，明，的海洋贸易获得金银的记录，放在地中海那就是天文数字。更不要说内陆产品转移总量比这还大几个数量级（只是不少是课税）。即使明清那种畸形的朝贡体系，也依然支撑了世界贸易量的三成。谈何中国不需要贸易呢？细看明清朝贡体系，其中外国商人和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也是双赢的，绝不是朝廷做冤大头，也不是外国商人不赚钱。这种其实是典型的普通贸易，只是政府希望区分自己和普通商人，而做出了特殊的包装。我的理解，中国不是不需要贸易，只是商人的主体发生了异变。========1，商人我理解为贸易执行者2，农业社会，贸易的内容主要是粮食，盐，金属，石头，木材。3，中国强大的官僚阶层，相对单一的文化，让绝大多数政权能够高度把控这些贸易。甚至奢侈品也能精细管理到普通小市民一级。4，相反，古代其他较大国家，王权除了都城，无法直接管理很多城市内部的经营，只能委托当地贵族来完成日常管理。甚至，王权连各城之间的贸易都难以完全把控。比如西班牙王国做霸主的时候，对海上贸易的把控水平和海盗差不多弱。古人云“ 诱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直达平民的管理关键就是政府能利诱平民。除了保卫安全，另一个方法就是政府自己深度介入贸易，一方面方便获得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介入日常贸易可以让人觉得离不开政府。开玩笑来说，政府和商人的关系是同行。政府强则抑商，商人强则抑强权。想想北欧海盗其实也是干贸易的，结果深刻影响了西欧个政权。再瞎扯一点。古代中国的计划经济执行了千年，而地中海就是另一个极端。
要说起来，其实一切并没有改变太多，现在地位高的商人，只是财富多的那一些，门口的小贩，开服装店的老板娘，地位不见的比得过一个高中老师。而财富多的那些，地位真的很高吗？除了富甲一方的那几个，多少＂有钱人＂不也还要向财富只是自己几分之一的官员点头哈腰，在重点中学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再说真的富甲一方的那几个，二百年后，孩子们的课本，书店的书里，会有几个他们的名字？到时候为人所知的，还是轮不到他们。古代的商人地位不高？我觉得也和如今类似，做生意的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公务员，想让自己的女儿嫁高官子弟，而他们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在穷酸书生面前，也是一样的趾高气昂。想起《纸牌屋》里一句话，主人公看到当年自己的手下去了游说公司当说客，挣的钱比议会里他们多数党＂三巨头＂（议长，多数党领袖，党鞭）三个人加在一起挣得还多，说道：钱只是暂时的，而权利才能屹立百年。回到问题，其实商人的地位在今天确实是提高了一些的，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1
经济不再主要依赖于农业，而是依赖于商业，社会自然向这边倾斜2
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以后，在资产阶级的引导下，对财富的追求变的光明正大，商界地位就更高了，以前搞学问的人，谁会研究＂商科＂啊。现在就不同了
可以看看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论贵粟疏》。其中一段：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也就是说，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晁错所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这个历史上的农业大国对商人于小农经济所以造成的破坏的恐惧，原因有二：按古代的农业水平，农民能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鲜有盈余的粮食供流通，商人屯积粮食，不仅很难起到商品流通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商人有钱了以后与王侯结交，势力过大，会影响统治阶级。以上两条就为重农抑商奠定了基础。
向古代人解释商业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件事是挺困难的，因为这事儿明显反直觉。商人不就是在甲地买了便宜货，运到乙地销售么，中间创造什么新东西了？自己还要浪费粮食。大家都用自己的东西不就完了吗，何必养着一群“寄生虫”。
商人的尴尬和广告的尴尬一样。
在直观上，广告不能产生任何“价值”，对产品的功能、耐用度毫无用处，除了推高商品价格（让老百姓在产品之外额外花一笔钱），引诱老百姓（使用自家产品）外，也看不出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但广告能大大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帮助消费者一眼筛选出比较有实力的生产厂家，从而大大降低搜寻成本——这就是广告的意义。
而商人能够自发的在低价地区吸收物资，在高价地区抛出货物，从而不需政府插手，自动的调节物价。这是商人的高效之处。
而“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这种概念显然超出了老祖宗们的理解范围。
但如果商人只是发挥好的效果，没有害处。老祖宗也不会出台政策故意压制——问题是商人还发挥了很多“不好”的作用，而这些“不好”的作用恰恰是十分危险的。
商人要想发挥正面作用需要几个前提：1、政府能够抑制商人的发展，保证不出现大范围商人联盟
如果商人联盟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就会自行扭曲市场调节即——原始垄断。至于垄断之后是什么后果，相信大家都能感同身受。2、政府要能阻止大富商的出现
如果有人通过做生意，赚取了大量钱财，必然会收买大量打手、武装，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和传统意义上的“豪强”没有区别，摇身一变成为了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古代商人的骤然获利性，大大增强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二十年前看他还是个屌丝，二十年后他可能就富甲天下了。这种黑暗森林式的“财富爆炸”是大一统政府无法承受的。
此外如果商业提供了另外一条无风险的上升通道，势必和大一统国家的文官/官僚体系发生冲突。那时候谁还肯十年寒窗苦，卖与帝王家呢？3、政府要能收的上来税
商人对政府的直观好处是可以提供充足的税源，但这需要一套完善的税务管理流程，让政府对贸易和生产实行“数目字管理”，问题是“数目字管理”从来不是我国所长。因为难以管控，商人偷税漏税的成本很低。大一统政府没吃上羊肉，何必惹上一身骚呢。
而以上三点大一统政府解决不了任何一个，于是商人的害处就凸显出来了。
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大一统政府要不是迫切需要获得财政收益（如南宋），肯定会选择压制商人，降低商人社会地位的。以上都是我胡乱说的，没什么数据支撑，就当我在说着玩儿吧。
传统经济不需要大规模的物资流通，个别如盐铁等，属于战略资源，国家更是要抓在自己手里，因此，商人被视为食利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提振意义不大，甚至常有副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是一重要因素。
现在真的逆袭了吗？
1.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划分，是出自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他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对士农工商阶级划分之初，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的。2.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不过，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常常可见类似记载，《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3.对商人和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以后，会迅速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这种浪潮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权威专政来终结。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以汉朝为例，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1）.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2）.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3）.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以上。总结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这本书还在阅读当中，看到此题，把看过部分梳理了一番。
谢邀。以下内容均为键盘随机敲打。本人并不识字。不对以下言论承担任何责任。首先从古至今任何国家里最核心的圈子一只就是绝大多数奋斗的终极目标。而这个核心圈子如何进入呢。中国古代能稳妥的进入这个圈子的办法就是读书。你会读书会八股。考了状元。入朝出仕指日可待。自然就会离国家最核心会更近一些。所以过去人看中读书。因为想要出人头低。除非你生在帝王家。不然你只有推翻现有王朝才能坐在顶端。这个成功率太低太渺茫所以考虑的比较少。一般都是通过考科举来进入国家系统最终目标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地位。这个成功率也不好。但是好过造反。造反失败了命就没了。国相当不上还有其他官职。科举考不上还有下一次。所以机会比较大一些。于是读书人在社会的地位才会水涨船高。而当时的商人虽然有钱但是你没有话语权。话语权在知识分子手里。话语权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你赚再多的钱只要改变一下游戏规则你马上一无所有。沈万三花了再多的钱修了南京城墙说让你死。你就得死。而现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已经封锁了普通人向上的道路。谁都知道在中国没有关系你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还想当国家主席。基本上你的关系圈决定了你能奋斗的范围。个人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你在这个范围内的位置。首先读书对于你的社会地位影响并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其次为了扩张你的关系网。金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工具来提升你关系网的质量。我相信马云肯定是跟国家高层领导人是能接触到的。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所有能够进入国家核心圈的途径里。只有赚钱才是最实际有效的方法。你赚钱越多就越靠近核心。不过这只是靠近。如何真正融入。那就太难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比较看重金钱。只是因为最高追求既不是读书也不是赚钱。而是权利。只有书写规则的能力才是屹立不倒的。读书和金钱只是接近权力的一把钥匙而已。
参考下最近的转基因问题。天朝还是需要面临着吃饭问题，相对于广袤的疆界而言，尽管这已经是个缺失了更远的西域，更远的东北，以及蒙古的小一号的天朝，但就耕地而言，中国是个地少人多的国家，毫无争议。以前看过张五常的一个论调，他说，世上没有比能让人赚钱的生意更安全的，何必要担心粮食安全。呵呵，这就是着眼于“理性人”升斗毫厘的结果。中国占据着远东，王兴之地，怎么可能不保障粮食安全？这么大的国家，把粮食安全押宝在进口上，岂非作死？所以这也就引出一点，中国自古以来，比官本位更坚固的意念，就是粮本位。人们都知道工商之利，百倍农桑。仅仅是朱总理强压了农产品价格降低了汇率，逼迫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参与入世的果实，延续到今天，多少土地实际上都被打工的农民撂荒了。甚至当国家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来弥补的时候，都已经收效甚微，没人愿意回到土地。你不能指望普通人舍易取难。这也就是古代中国一切经济政策的根源思想，无非是人人有饭吃的天下大同，三千余年古国古，自从盘古到如今，“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 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黄帝的这两个梦，就是所有中国一把手的梦，就是看得见的手把一切捣蛋鬼一巴掌呼死，然后巨臂扛着大鞭子像放羊一样修理这些草民。这是不是又卖萌把事情说得简单了？不是，中国需要精英统治。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需要，而商人在相当大的概率上起的是交通的作用，说白了就是贩子，无非是在长长的循环链上的某一环节而已。商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商人不可避免的是媚俗的，是讨好庸众的，至于他心里藏着怎样的小算盘赚钱那是另一回事，他的口号和行径都是媚俗卖好，这与驱羊万群那一套是不是很矛盾？在一把手眼里，商人是比较肥的羊，而且是忽悠其他瘦羊吃不到草全让他自肥的那种羊，但是取决于群性，这样的羊在小范围内就是所谓的领头羊，因为他能带动一群羊富裕起来，但是有没有哪个商人能够驱羊万群天下合肥呢？显然这从经济学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某些企业能够得到国家强硬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选对了路子，能够与外夷分肥争利，比如吉利、比如华为，这样的羊国家当然能够给脸，他们进军海外的过程中，政策性银行一定明里暗里没少帮忙，可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那种商人，这些年来被打被杀的还少么？该杀的时候，朝廷一定不手软。天朝自二战以来，历次站队，在决定国运的时刻没有一步错棋，所以不必质疑朝廷的决心与能力，至于说某些人海外有多少多少存款如何如何那种话，我只能说，对大大来说，那不过是数字和纸，卖国这种阴谋论，压根提不上桌面，中国这么大，谁买得起？那些小九九都不过是西门庆踅摸潘金莲而已，想上牙床，不付铁和血的代价，怎么可能呢。可以举《纸牌屋》来说事，尽管有人黑弗叔的心眼在天朝当个县委书记都艰难，但是很多粗浅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塔斯克最终丧心病狂试图威胁弗叔，弗叔表示呵呵，是的，你有很多很多钱，但我有枪。还有弗叔与冯先生的树林对谈，冯先生试图威逼利诱，弗叔表示呵呵，你有很多钱吗？你这一套对付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国家还差不多，但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以中国的雄心，以及四千年来的辉煌国史，中国怎么可能屈居人下，朝廷怎么可能把国运交给可以花钱买粮食那种“理性”的说法，朝廷怎么可能把国运交给唯利是图的商人。另外，以肉食者这种无产阶级出身吃白食的性格，也不可能认可有产阶级商人的论调，商人在天朝，永远都是随时预备割肉的羊。
不仅仅是观念的原因，其实还是中央集权体系与民争利的必然结果。古代的官僚行政支出非常庞大，而仅仅依靠农业税等收入并不足以支撑政权的财政成本。因此他们采取的普遍做法就是，将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纳入国营经济体系。如冶铁、盐业、茶、酒等生产生活必需的商品，一般都由国家直接垄断生产经营或特许指定的商人销售，所得利润则直接进入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后果就是，民间商业和商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这种经济施政方针从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就已经初现端倪，一直到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真正确立下来，之后的两千余年都没有跳出这个思路。所以简单的说，并不是古代的统治者不重视工商业，而恰恰是他们认识到工商业是农业之外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因此从观念和政策上限制民间资本的发展几乎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具体可以参考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
本文可能会引发不适，慎入！中国人对商人的看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拧巴的。商人地位低，是数千年来污名化的结果。如果真的像提问者所说，商人逆袭了，那也是名至实归。但现实是，人们仇恨商人、又想像商人一样拥有财富、过上商人的生活。反思一下，什么样的教育会把我们搞成这样？反观犹太人就没有歧视商人的拧巴思维，他们“重商”重到基因里，从小就有正确的财富观和丰富的商业实践，一辈子也不纠结。为什么要污名化商人？很多人提到了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首先要明白“抑商”所指的商，是民商并不是官商。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其实有一颗垄断的心。所以“重农抑商”是一个极度伪善的幌子，就和现代的“净化网络环境、树立文明新风”一样，是一个当权者大义凌然，当事人呵呵骂娘的宣传口号。如果一千年后有个逗逼专家仅凭字面解读，认为“净网行动”保护了老百姓的身心健康，相信你也会笑掉大牙的。遗憾的是，历史毕竟不是商人写就的。商人为了维护市场优势，以防泄漏商业秘密，并不愿意去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这就给当权者绝对的宣传优势，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肆意的歪曲商人的作用，搞臭对方来取得舆论中的优势地位。以至于两千多年来，我们大部分人居然信以为真。政府和商人虽然有互利关系，但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一旦商人建立起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会利用舆论、行政、暴力等手段强行收归“国有”。政府在哪些领域与商人竞争？自由之争：没有商人就没有自由粮食之争：粮贩套利拯救饥荒货币之争：伤亡百万的铸币战争盐铁之争：得盐铁者得天下移民之争：流动的商人是不是汉奸地位之争：商人的晋升天花板在后面会有详细的解释说明缘由。我们是如何变得拧巴起来的？中国人的怪异思维形成，主要得益于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有无数的逻辑陷阱和洗脑教材在歪曲商人的作用。无论谁要走出这个迷宫都需要很长时间，我自己就用了30多年去拆掉迷宫里的墙，直到最近几年才看清楚。重新还原商人的本来面目：（注意！以下说法真的会引发不适）商人的伟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商人不创造价值”是最大的偏见，商人创造价值，但劳动却未必；商人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商人给社会带来活力，促进自由、公平和民主；商人发明和维护了商业系统和物流网络，促进了思想、人才、文化的交换和传播；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例如科学、技术、法制、艺术都是商业系统的副产品；历史是面向政治的、是残缺的，只有从商业看历史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商人为什么伟大？到底创造了哪些价值？1.商人开启了中华文明为什么中国的农业出现很早，但文字发明的很晚，要比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晚了近2000年。原因之一就是两河流域的商业活动开启的比我们早，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特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发展贸易。为了解决陌生人之间贸易的问题，他们才发明出货币、文字、契约、法律、数学等创新。 直到夏代晚期，随着西亚商人通过贸易将小麦、青铜、数学等传入中国，我们才逐渐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后来推翻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族人其实就是最早的商人，这也是我们把生意人称为商人的根源。商族人是最早大规模养牛的民族，他们养牛一方面是作为农业生产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贸易交通工具。商族人将中原腹地的粮食运往四方，再把海滨的鱼盐、草原的骏马、南方的铜矿石带回中原。四方商贾的云集逐渐使商族人的聚集地变为城市，交换需要媒介所以发明货币，商业需要契约所以发明文字，计算需要数学所以学会运算，争端需要解决所以建立律法，财富引发强盗眼红所以建立军队保护、修建城墙防御，人口聚集的城市需要规划，排水需要修建，公共设施需要维护，所以人们建立官僚机构，并发明税收来维持政府机构可以正常运行。没有商人带来的贸易繁荣，商族人的社会就不会实现这一系列的产业升级，成为中华文明的真正缔造者。2.科学、技术、法制、艺术都是商业系统下的副产品我们以数学的发明为例。数学不是劳动人民发明的。因为在数学发明前，农业已经发展了一万年，狩猎更是长达数百万年。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劳动者例如农民、猎人，日常不用数学也能干好。其实就算他们发明了数学，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所限，也无法传播出去。但是对商人不一样，因为商品交换涉及金钱，必须发明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进行计算。是商人的需求刺激了人们发明这些运算方法。即使是小商小贩，每天都要进行频繁大量的运算，更不用说大商人。而且商人的这些计算方法必须是公开、公认，才能在商人中普及开来，这也是一种公约。商人在使用中不断改善这些算法，包括演算规则、符号、公式和速算法，只有商人才有无穷的动力去应用数学、完善数学，也只有商人能把数学广泛的传播出去。推荐阅读《》一书以历法为例。在历法诞生之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就很发达了，所以农业并不需要很精确的历法。但因为很多人有融资需要，商人有多余的资产于是就发明了借贷，放贷的目的是获得利息。商人需要根据借贷时间来计算复利，所以商人对数学和历法提出了更高需求。要求历法必须测定一年的回归周期，并精确到天，这样才能计算年利率。短期借贷又需要周和月的确定。而古代农民不需要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只有商人才需要。以青铜为例。冶炼红铜很容易，但是红铜太软没有实用价值，只有加入锡变成青铜合金才能变得坚硬。青铜的冶炼必须靠贸易才能完成，因为铜矿和锡矿并不伴生。中原的偃师、安阳都是平原，没有铜矿，更没有锡矿。中原地区的铜矿并不多，大量的铜都要通过往返上千公里的贸易从山西中条山、湖北铜绿山获得。锡矿更少见，也必须靠商人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获得。青铜时代的国家还没有很大的国土，有效治理面积纵横不过数百里。获得铜和锡两种矿石有时需要经过多个国家才能获得。如果靠战争获得成本太高，而且无法长期维持。通过贸易获得青铜则是代价最低的方式。以货币为例。夏代和商代的中原货币以贝壳为主。但是中原并不出产这种特殊的贝壳，他的产地在南海，距离中原1600多公里。还是要靠接力棒式的长距离贸易完成。后面会再介绍商人与政府的铸币权争夺战。以法律为例。传统的氏族社会其实不需要太多法律，大家都是熟人，宗族内部就可以解决。但是在商人云集、陌生人聚居的城市里，法律是最重要的制度设计，否则契约就没法履行、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贸易就无法持续。国家的立法、司法、执法、监狱等系统就是在解决法律难题时才一步一步演化而成的。以指南针为例。最早发明指南针和地图技术的也是商人，因为只有他们才需要频繁的远距离旅行。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远距离航海刺激了数学、天文学、钟表技术、造船、保险、股票、民主制度等科学、技术、制度的大量创新。这都是商人提出的需求，普通的农业劳动者是不需要的。以书籍为例。无论是孔孟还是诸子百家，书籍的销售都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通过商人购买南方运来竹简，再通过书商在中原各地销售自己的书籍。如果没有这些书商为了逐利在各地奔走贩卖，他们的书籍不能散落民间，他们思想更是无人能知。最后说艺术。艺术最初一定是满足有钱人需求的，老百姓每天关心的温饱问题，没有精力、更没有能力去欣赏艺术。即使能欣赏也不会掏钱购买，比如现在的盗版音乐、电影。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为什么集中在弗洛伦萨，是因为美第奇家族，他们是最大的银行家、大商人。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愿意花费高价来购买艺术家的服务，就没有文艺复兴。3.商人建立了最早的人肉互联网商人建立起了庞大的贸易网，这个贸易网除了交换商品，还交换大量的信息。商人是第一个站在信息制高点的人，其情报之灵通令统治者也忌惮三分。郑国商人犒劳秦军使他们退兵的故事，其实就说明商人的情报网络可以和政府的情报网相抗衡。商人是最早建立这种分布式数据网络的人，为了逐利，他们不知疲倦的奔波于四面八方，见识各地风土人情，吸收各种奇思妙想，发现各种人才。商人挣钱多靠得是站在信息制高点上，有一个商业系统为他工作，当发现套利机会时，有系统可以帮他套现。政府在哪些领域与商人进行竞争，为什么竞争？自由之争：商人是自由的基石。自由市场里的商人保障了每个人的选择自由，你可以在市场上货比三家，也可以量身定制，只要有利可图总有商人来满足你，这就是市场经济赋予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推荐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 的《》一书建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中国社会抑商主义的顶峰时代，也是中国人最不自由的时代。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营经济，当一切都是官营时，人们没有选择商品的自由，甚至有钱都不能买，还要有票才行。计划经济或官营经济不会给你选择的机会，国有垄断企业独此一家、爱买不买，更不会给你量身定制。大量商人曾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入狱和判刑，即使到了1982年，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仍有3万人，到1991年还有人因此被判死刑，直到1997年才废止“投机倒把罪”。没有商人我们会丧失那些自由？没有商人我们会丧失那些自由？首先丧失了购物的自由，商品短缺成为常态，除了特权阶级可以靠权力为所欲为，普通人只能给什么买什么；其次丧失了商人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没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毕业后无路可选，除了等待被官员们分配在体制内就业，没有其他选择；没有择业的自由，生怕丢掉工作，人们的生活也没了自由，迁徙更没有自由，甚至连择偶都没有自由，单位不批准不能结婚；当六十年代发生大饥荒时，因为商人的活动范围被极度压缩，没有商人来供应食物，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新中国前30年的浩劫的根源就在于抑商，以阶级斗争为由打击商人，使国家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30多年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来套在商人身上的枷锁一个一个卸掉，经济活力才被释放出来。但时至今日，旧的枷锁不仅没有除完，新的又不断给套上。更可怕的是人们思想上的枷锁仍然根深蒂固（看看很多人的回答和评论就知道了），小孩们还在接受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愤青们还在高喊“恢复投机倒把罪”，谁也不敢说自由的浩劫不会重演。粮食之争：粮贩套利拯救饥荒货币之争：伤亡百万的铸币战争盐铁之争：得盐铁者得天下移民之争：流动的商人是不是汉奸地位之争：商人的晋升天花板先保存，有时间续……欢迎评论！参考文献：《若干地区出土部分商周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
一个社会现象是，什么东西越有用，什么东西的地位就越高。当下商人地位的显赫正是商业有用的体现。反过来说，在我国古代，商业的作用并不明显。理由如下：我国古代那么多朝代，但总结起来也无非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治的时候，统治者都会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的手里，并减轻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所以农业的地位很重要，而如果有人不务农而去经商，自然是违背统治者的意图的，自然会被打压。至于乱世，农业凋零，农民都被国家绑架去打仗了，商业自然更加凋零，因为大家都你抢我的我抢你的，谁还讲买卖，那么，这一时期哪一阶层的地位最高呢？可想而知是那些有军功的人。以上两点正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那么，士大夫或者说文人的地位是何时提高的，自然又是在汉朝尊儒学为正统思想以后了，更高那就要在科举制实行以后了。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就是说，不会读书就去耕田，能读书就去读书，读了书能当官就去当官。士农商的地位分明。当然上述有一前提，那就是我国古代是一农业大国。
因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 重道轻器的，是等级分明的。上，只有一个上。下，还分更下。比如下九流。 商，在九流之内，不在上之中。不是说商的地位不高，九流们，你们地位都不高。
觉得楼上的答案太高贵冷艳了.答案很简单因为粮食不够吃啊!!!在古代生产力低,如果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看做是侵占了别人的粮食(虽然你付钱了)再加上古代人应对灾难的手段匮乏,多有饥荒,饥荒的时候不管多少钱都变不出粮食的!在封建社会,饥荒就直接导致政权更迭,商人就自然被统治者厌恶.所以不事农业生产的人也自然被认为"不务正业".现代社会生产力高,不需要每个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商人的存在反而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同时积累了个人财富，因而社会地位高
斜腰。目前的答案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大多说得比较暧昧和片面。历史方面我不是专业人士，仅仅顺一下核心的逻辑。首先，“地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有多少人因喜欢而支持你，其二，是有多少人因畏惧而顺从你。以上两个因素综合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并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稳固。其次，现代商人仍然需要依靠国家背景才能稳固其地位。古代商人地位低的缘故，除了目前高票答案说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其本质还是经济规模太小，无法掌控更多人的生死。说白了，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自己种田自己吃饭，温饱基本靠天的时候，谁会管你一个商人如何如何。商人能够掌控的范围除了自己的家眷，顶多就是看谁不顺眼雇个人干掉他，不会有什么大规模的影响。现代商人只是看起来地位高，毕竟少则数十，多则数万的人靠着你吃饭，仰仗你的经济资源。并且社会价值观也在倾向于财富价值。但无论现代还是古代，商人的地位仍然无法与国家机器抗衡，更不可能出现什么拥兵自重的商人。这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官商勾结，国家需要经济价值，商人需要安定的环境，大家各取所需而已。所以本质来说，商人地位看起来提升了，仅仅是因为社会经济体系发展以及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其影响力的提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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