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六君子：江湖方式进入 商人方式退出
来源：管理学家日 22:56
　　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也是客观的，甚至带有必然性。因为创业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需要承担风险，团队组建偏重相似性也是正常的。这就需要在运行中予以弥补，即对创业团队进行合理的调整，这是很难的工作，而在实践中则需要创业者特别注意。美国企业家老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友谊永远比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商业更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更多的是注意友谊，万通采取“梁山泊模式”的“座有序，利无别”就很典型。在创业阶段，因为不确定性等因素，创业团队往往习惯于用道义凝聚成员，但这缺乏持续性，也不稳定，最后还是需要依靠商业规则和制度的力量来妥善地解决。　　团队是当今时代倍受推崇的名词。与群体相比，优秀的团队其成员是互补的，缺了谁都不行，因此更具有战斗力；一般的群体，其成员往往是互替的，离开谁也都无伤大局。但团队毕竟不能等同于组织，企业和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要靠组织的力量，需要培育出组织能力。也就是说创业者要把创业团队引导发展成组织，在组织的框架中仍然可以允许甚至有必要发挥团队的力量。为此需要构建必要的管理机制，尽管可以不很成熟和规范。对此，万通的创业者们做得并不够。　　对万通六君子分手的方式而言，“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是非常好的概括，但其中江湖方式是如何向商人方式转化的，估计绝不会仅仅因为关键人物张欣的加入和听几次理论讲解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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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6个人都很痛苦，都很矛盾的时候，三个契机让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是1995年，王功权去了美国管理分公司，在美国吸收了很多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二是1992年，张维迎把《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篇文章带到了英国，张欣看到这篇文章后很兴奋，决定回国，张维迎就把张欣介绍给了冯仑。通过冯仑，张欣又认识了潘石屹，两人开始谈恋爱。张欣对问题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认为不行分开就可以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给了万通。　　王功权和潘石屹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开始劝说冯仑。冯仑开始不同意，但后来去了一趟美国，见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两人聊得很投机，冯仑讲了困扰自已已久的问题，周其仁讲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给冯仑以很大启发。于是，6个人中的3个人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　　回国后，冯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虽然是商人方式，但冯仑等人只是对资产进行了大致的分割，并没有锱铢必较，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兄弟情义。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股份平均增加，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　　1995年3月，六兄弟进行了第一次分手，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选择离开；1998年，刘军选择离开；2003年，王功权选择离开，至此，万通完成了从6个人到1个人（冯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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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同道不合”的烦恼 　　万通六兄弟从相识到共同创业，有偶然因素，也有大家都具备相同价值观的必然因素。六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不甘于在传统体制中发展，有着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梦想和抱负。在创业之初，冯仑等人就提出“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的原则和理想。1992年，以冯仑为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将自己描写为立志实业报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指明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当代中国知识青年探寻报国道路，并探寻如何有效地重整资源。文章相继被《海南开发报》和《中国青年报》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国新兴民营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后，往往会选择快速扩张，进行盲目的多元化，万通也不例外。1994年起，万通开始了全国性的多元化投资和盲目扩张，进入地产、金融、商贸等多个领域。　　1995年之前，六兄弟配合得很好，也协调得很好。当时，6个人以海南为中心，分散在广西、广东附近等省份，经常见面。1995年起，万通的业务开始分布到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六兄弟分布在不同省份，负责各地的业务。由于当时沟通不便，造成信息不对称。再加上6个人性格不同、地域和管理企业的情况不同，不可避免的，大家在一些事情上形成了分歧，相互之间越来越不容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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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导演的&青春+励志&的创业传奇电影《中国合伙人》自5月17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攀升，引起诸多大佬围观并热议不断。《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故事原型进行演绎，讲述三个出身和性格各不相同的好朋友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拼搏沉浮，同时带出了中国这30年的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民企发展的30多年中，志同道合的公司合伙人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当年的好&基友&有的各奔前程，例如万通六君子都有了各自很好的发展；有的仍然共同奋斗在同一战线，如跟着梁稳根一起贩羊的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仍然在三一效力。
中国式合伙人构成了中国民企发展30多年来一道特有的风景。下面我们看看30多年来知名的中国式合伙人。
房源特点：
房源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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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炮炮轰：按平方算胸罩可比房价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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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进入 以商人方式退出
作者：冯仑
　　1991年6月，“万通六君子”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是副董事长，是办公室主任，则是总经理助理，主管财务中心。
　　分手后，万通六君子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了地产界的大鳄，王功权成为了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在其他领域开创了一番事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万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事件则成为了一段佳话。
　　冯仑：
　　合伙人是民营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六个人从最初凑在一起到后来的理性分手，经历了很多故事。我们从出现分歧到最后解决完，处理的方法很有戏剧性，很健康，所以后来大家发展得都很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经典的过程。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
　　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把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另一部分是杂志。
　　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个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小易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小易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干部。但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礼拜时，他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在汽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16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
　　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个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来到这个公司。
　　王启富当时是这个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王启富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讲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小易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
　　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那里打工。小易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个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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