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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联盟之最强主宰
作者：别两难 状态：连载中 更新时间：07-03最新章节：
信仰归来，灵魂觉醒；生命不息，竞技不止。神秘路人王现世，在电竞界掀起无尽风雨，自此，这个时代暴走。读者群，进群请验证书名。502 Bad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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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公元220年－公元280年)（1）
&&&&&&& 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外戚争权,政治腐败,大姓豪族独霸经济，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董卓、袁绍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实力派。189年汉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中军校尉袁绍率军诛杀宦官。董卓趁乱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自称相国，独揽大权。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进讨董卓，东汉皇帝名存实亡。&&&&&&& 地方形成袁绍、曹操、袁术、刘表、刘备、刘焉、公孙度等割据势力，相互争夺，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后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军阀。曹操初据有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建安五年(200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 &&&&&&&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对垒。此时正在流亡中的汉皇室后代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形成孙刘联合抗曹的形势。刘备派军师诸葛亮到孙权处说孙出兵，孙、曹大军在赤壁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 魏：（220——265） 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受挫，封魏公，迁都邺，后又进封魏王，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了北方。211年，进军关中，驱逐韩遂、马超。三年以后平定陇右，215年进军汉中，击败张鲁。到220年曹操病死时，已占领东汉十三州中的九州之地。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废汉自立，改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史称曹魏。&&&&&&& 蜀（221——263）：刘备在赤壁之战后据有荆州江南四郡，又向孙权借了南郡，作为自己的根据地。214年，益州刘焉病死。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亲自率师进入益州，战领四川盆地。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又命关羽进攻襄阳，掳于禁，斩庞德，威震许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 吴（229——280）：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巩固江东，并把势力扩展到岭南地区。219年，派吕蒙袭杀关羽，夺取荆州。221年称吴王。222年，派陆逊迎击为给关羽报仇而率倾国之师东征的刘备，在“猇亭之战”中火烧连营，彻底击败了刘备的进攻。229年，孙权正式称帝，以建业为都，国号吴，史称孙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法，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蜀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使蜀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吴国土地开辟，农业发展，政治稳定，航海业发达。 &&&&&&& 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综合实力逐渐超过南方。其中，三国的军事实力以魏国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三国的均势一旦被打破，三国鼎立的局面便难以继续维持，以统一全国为目的的战争不断发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蜀、魏争夺汉中的战争。263年，魏灭蜀；265年，西晋代魏；280年，晋灭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西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三国中以吴国的时间最长，共51年；次为魏，共45年；再次为蜀，共43年。
三国时期的宫廷政变
&&&&&&& （1） 249年，司马懿趁魏帝曹芳与曹爽祭扫高平陵（魏明帝墓，在洛阳南）之际，发动政变，控制洛阳，杀曹爽等人，司马氏遂专魏政。&&&&&&& （2） 251年，王凌谋立楚王曹彪，在淮南举兵反司马懿。司马懿袭擒王凌，王凌自杀。牵连者均遭灭族。司马懿又杀楚王曹彪，令曹氏王公悉居邺中，派官监视。&&&&&&&& （3） 254年10月，司马师废魏主曹芳，使仍为齐王，立魏文帝孙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4） 260年6月，魏主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讨司马昭。中护军贾充命成济杀帝。司马昭委罪于成济，杀济，灭其族。迎立常道乡公曹璜，为明帝嗣。六月，即位，改名奂，是为元帝，年十五岁。&&&&&&&& （5） 265年，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禅位，废为陈留王。魏亡，凡五帝，四十六年。&史料：《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晋书·景帝纪》《晋书·文帝纪》《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 2、 吴国 258年，吴主孙亮欲杀执政孙綝，不成。孙綝废帝为会稽王，立琅琊王孙休，是为景帝。景帝与张布、丁奉杀孙綝。史料：《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资治通鉴》
三国官制的组织和特点
&&&&&&& 三国官制和两汉官制基本相同。但是三国毕竟是另一个时代，而且是三个国家，其官制不可能和两汉有很多地方相同，或相同之处无任何差异。可惜对此不能做详细阐述。原因一是缺乏三国的官志材料，可以说从有三国时起就较其它朝代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二是后世研究的成就也不多，大概以为三国和汉朝相同，不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正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要像其它朝代一样罗列魏、蜀、吴三国的各级官制组成办不到，只可就其大致巳知的官制说明曾经存在过的官制组成梗概。特点结合其中，不再赘述。 &&&&&&& 一.魏国的官制组成和特点 　　 &&&&&&& 三国之中，只有魏国是和东汉一脉相承下来的国家，而且两个朝代很难找出一个划时代的严格标志。以魏文帝即位为始，则名义上说得通，实际上不符合；以建安元年曹操迎汉帝都许昌为界线，贯际上有道理，名义上分不开。所以在官制上魏汉非常相似，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段里，既是汉又是魏。魏文帝及其后继者又无根本改变，二者相同之处必然较多。此其一。在三国之中，魏国占地广阔，建国最早，尽管蜀、吴都不承认，而客观的印象，魏国总有代表中央或全国最高统治者的气魄。这就使魏国在官制上比较齐全。此其二。魏国不但上承于汉，而且下接于晋，这表明魏国在统治过程中治国有方，晋以魏为基础建立一代新王朝，减蜀、减吴，实现又一次大一统。在官制上三国时期的真正创新，大多出于魏国。此其三。以上三点可以说是魏国官制组成上的特殊之处，或说特点亦可。 &&&&&&& 丞相、相国，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嗣位为丞相。建安末钟繇曾为相国。文帝初即位，又命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属官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从事中郎，署诸曹事，主簿，掾属，舍人。　　 &&&&&&& 大傅、太保，魏初置，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其属有左右长史，署诸曹事，司马，从事中郎，主簿，掾属，舍人。　　 &&&&&&& 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大司马掌武事；大将军掌征伐，其属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军师，从事中郎，参军，列曹掾属，舍人。大将军其属官主簿外尚有记室，列曹掾外尚有都督。　　 &&&&&&& 太尉、司徙、司空，位为三公。魏文帝即位之初，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太尉典兵狱，司徒主民事，司空掌水土。其属官均有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列曹掾，诸都督，舍人等。　　 &&&&&&& 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位从公，其属官有军师，长史，从事中郎，正行参军，诸都督，主簿，掾史等。　 &&&&&&& 光禄大夫，位从位，掌劝善规过。汉代多为临时派遣之特使，自魏始转为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往往用为诸公告老再拜之位或在朝显职。　　 &&&&&&& 尚书令、左右仆射、列曹尚书，魏尚书台置尚书令一人，典总纲纪，无所不统。仆射主封门，掌授禀，假钱谷，令不在，可代理奏下众事。建安四年始分左右，魏相沿而置。魏改选部尚书为吏部尚书，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加二仆射、一令，合之称为「八座」。其属官有左右丞，诸部郎中，诸曹典事，主书令史等。中书监、中书令，典尚书奏事。中书之名始于西汉武帝游宴后庭，开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和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罢仆射。东汉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此职。曹操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期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中书有监、令自此始。其属有中书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再署名。已署，奏以人，为帝省读，书可。中书主事令史，著作郎，著作佐郎等。曹魏加强中书权力和扩大官制组织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三国时代官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备受重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官制史上中枢机要改变的一个标志。原来都认为秦汉机要之位，由丞相而归三公。东汉机要之位，由三公而归尚书。魏晋机要之位，由尚书而归中书。魏文帝有此一举，便以亲信之人充任。于是运筹惟幄，权拟丞相，而名义上的丞相不但空有其位，即尚书已经逐渐加重之权，也因此而看轻。中书省成了政权的机要重地。　　 &&&&&&& 侍中，魏置四人，不算另外加官者数。掌侍皇帝出入，壮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 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定员。&&&&&&& 散骑常侍，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又有散骑侍郎。　 &&&&&&& 中常侍，掌顾问应对。即所谓「规谏」。 　　 &&&&&&& 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 　　 &&&&&&& 秘书监，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置中书令，而秘书便改令为监。后以何祯为秘书丞，因为秘书先已有丞，便以祯为秘书左丞。　 &&&&&&& 太常，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奉常为太常，掌礼仪祭祀。其属有丞，主簿、协律都尉、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园邑令等。太常博士，魏文帝初置，与汉朝五经博士不是同一种官职。　　 &&&&&&& 光禄勋，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其属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南北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议郎、黄门令、谒者仆射、冗从仆射、守宫令、清商令、 &&&&&&& 暴室令、掖庭令、华林园令等。 　　 &&&&&&& 卫尉，掌徼巡宫中。其属有公车司马令、卫士令、左右都候、宫掖门司马。　　 &&&&&&& 太仆，掌舆马，其属有典虞都尉、牧官都尉，考功令、车府令、典牧令、乘黄厩令、驿骝厩令。　　 &&&&&&& 廷尉，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大理为廷尉。掌平刑狱。其属有正、监、平，并有律博士，主簿，诸狱丞。　　 &&&&&&& 大鸿胪，掌诸侯国及归附各族，其属有丞及客馆令。 　　 &&&&&&& 宗正，掌宗室亲属，其属有丞及诸公主家令，家仆，家丞。 　　 &&&&&&& 大司农，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大农为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货币。其属有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度支中郎将、度支都尉、司马丞及郡丞、太仓令、导官令。　　 &&&&&&& 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实货珍膳之属。其属有丞，材官、校尉、太医令、太官令、上林苑令、钩盾令、御府令、中藏府令、中左右尚方令、平准令。　 &&&&&&& 执金吾，掌宫外，戒非常水火等事，其属有丞，武库令。 　　 &&&&&&& 将作大匠，掌宫室宗庙路寝建筑。其属有丞及左右校令。 　　 &&&&&&& 太后三卿，卫尉、太仆、少府，位在九卿之下。皆随宫为官号。其属有丞。　　 &&&&&&& 大长秋，皇后卿，掌奉宣皇后意旨。其属有丞。 　　 &&&&&&& 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詹事，皆掌辅导太子。其属有中庶子、庶子、家令、率更令、仆、虎贲督、司马督，食官令，洗马，卫率、侍讲、门大夫、常从、厩长、舍人、摘勾郎、文学等。　　 &&&&&&& 御史中丞，秦有御史大夫，其属二丞，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更名御史大夫为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未变。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东汉，至魏皆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其属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治书执法，掌弹劾；殿中侍御史，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从魏开始。禁防御史，兰台令史。　　 &&&&&&& 符节御史，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掌授节、铜武符、竹使符。其属有符玺郎。　　 &&&&&&& 都水使者，掌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其属有前后左右中水衡都尉，河堤谒者，都水参军、令史。　　 中领军将军，魏国开创之官。建安四年曹操在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即位，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又其属还有护军将军，曹操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事。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　　 &&&&&&&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其属有司马及门候、门副。 　　 &&&&&&& 殿中将军，掌督守殿内，其属有中郎将、校尉、都尉、司马、羽林郎。 &&&&&&& 诸侯王国官，魏制规定，凡国，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有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太尉、大农、文学、友、谒者、大夫、杂署令丞。　　 &&&&&&& 地方四征、四镇将军，即束西南北四方，以此分将军之号，兼统州刺史。其属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行参军、诸督:主簿，掾属。　　 &&&&&&& 持节都督，都督诸州军事，兼领刺史。其中又分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其属有护军、参军。　　 &&&&&&& 司隶校尉，始为汉武帝所置，历东汉至魏相沿不废。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井领一州，称为司州。其属有从事史、假佐，都官从事，功曹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武猛从事，督军从事，主簿、录事，门下书佐，省事记室书佐，诸曹书佐等。　　 &&&&&&& 州刺史，掌循行郡国，录囚徒，考殿最，或置牧。其属有从事史、假佐员职如司隶校尉。部郡从事、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功曹从事、主簿书佐，簿曹从事、兵曹从事、文学从事、武猛从事，门亭长、计吏。&&&&&&& 郡太守，掌治其郡，其属有丞及中正，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书佐，小吏。　　 &&&&&&& 郡都尉，大郡二人，一般一人，典兵禁，备盗贼，其属有丞及司马等。 &&&&&&& 县令、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掌治其县。其属有丞、尉、三老、啬夫，诸曹掾史等。　　 &&&&&&& 少数民族地区有戊己校尉，护羌校尉。护东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西域校尉，西戎校尉。
&&&&&&& 魏、蜀、吴三国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或州牧。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分境内为十二州: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雍、凉、并、幽。黄初二年(221),孙权遣使称藩，魏封以吴王。次年, 魏以荆、扬江南八郡为荆州, 孙权领荆州牧，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当年孙权叛魏，魏复改郢州为荆州。黄初 (220～226)中，分陇右置秦州，不久省入雍州。于西域设西域长史府，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和戊己校尉，治高昌。蜀于境内仅设益州，又于益州南部设□降都督, 治味县（今云南曲靖）,统辖南中建宁、朱提、越□、□ 柯、永昌、兴古、云南七郡,但仍隶属于益州。吴初于境内设扬、荆、交三州,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置广州，不久省入交州。吴永安七年(264),复置广州，治番禺（今广东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桂林、高凉、高兴诸郡。&&&&&&& 郡设太守。魏制，河南郡治洛阳，为京师所在，则称河南尹；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蜀国蜀郡治成都，为国都所在；吴国丹阳郡治建业（见建康），为国都所在，仍称为郡。蜀、吴两国州统郡，惟吴设毗陵典农校尉，治毗陵（今江苏常州），领三县，比郡。吴在一些辖境辽阔的郡，分设都尉，冠以东、西、南、北部之名，并有驻所和领县，而仍隶属于郡，如：会稽郡东部都尉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章安），领六县，西部都尉治长山（今浙江金华），领八县；零陵郡南部都尉治始安（今广西桂林），领七县，北部都尉治昭陵（今湖南邵阳），领六县，等。&&&&&&&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魏末,又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相当于县。蜀、吴两国郡所辖为县和侯国，吴又在丹阳郡设溧阳屯田都尉（今江苏高淳东固城）、湖熟典农都尉（今江苏江宁东南湖熟）、江乘典农都尉（今江苏句容西北）、于湖督农校尉（今当涂），相当于县。
三国时期的书法与绘画
&&&&&&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乎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宫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秘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余匹千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芪郝濉⑿怼②??脊?钐ü鄱嗟?庾郑??U》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郃善小篆；孙权善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土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邵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 《赵达传》注引《吴录》言：孙权使不兴“画屏凤，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三国的哲学思想－嵇康、阮籍的哲学思想
&&&&&&& （1）嵇康的简历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父昭，曾为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康早孤，靠母、兄抚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迈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时，康年十七，后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孙女为妻，曾作过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何晏等，独揽政柄，从此嵇康隐居不仕，他与阮籍等寓居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史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未年至嘉平未年的五、六年内。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不仅儒门世族纷纷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也起了分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继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则采取既应诏作官又不好好干，既讽刺又间或为之效劳的左右摇摆的对策。只有嵇康依然横眉冷眼，坚持“守志无二”的一贯立场。他说：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荀合……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以上对弘达先生的描述，无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义不负心”、“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毕竟不能见容于当世，而死在司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鲁迅对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对嵇康的人品评价甚高。戴明扬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旧闻方面，多有创获，是研究嵇康的较为完备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思想界经常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结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由于何晏、王弼代表了当权派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曹爽、何晏等被杀以后，嵇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没有像魏亲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样相继被杀。但刚直任性的嵇康毕竟不曾向司马氏投降，他对司马氏所宣扬的禅让和礼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给以相应的揭露和抗争。　　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以臣下而觊觎君位，自然无法利用忠节作为欺骗口号。因此，司马氏倡导的名教特别突出一个“孝”字。他们每逢废君弑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头上。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所以存在虚诈和争夺，是在上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他说：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欢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嵇康把社会上出现贵贱等级和追逐荣利的现象，归之子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但他对统治者制造仁义、等级、崇经等以束缚下民的手脚，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以上的话显然是针对司马氏而说的。他的笔锋辛辣，爱憎鲜明。这是对窃国弄权者的口诛笔伐。司马氏一贯标榜六经和礼教，也不过是为了掩盖篡权而披上的一层面纱。一个拥兵擅权谋人国家者，还谈什么“名教”呢？因此，嵇康对于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顾了。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如同原始时代那样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　　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罢了。　　（3）嵇康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嵇康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从王充那里继承过来的。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主”。嵇康也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关于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一直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玄学，认为世界万物来源于精神性的本体“无”，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嵇康的思想虽然也受道家影响，但他所吸收的是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部分，至于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则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观既不同于老、庄，又迥异于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大量地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文中对世上流传的一些迷信传说提出了有力的批驳：星相家宣播人的寿命可由占卜和相术预知。嵇康对此提出批驳说：“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传》中一些迷信的记述，如信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鲁，听见一头牛的鸣声，即知其所生三头小牛已被做为祭祀用的牺；又如襄公十八年，楚军北侵，晋人师旷说：“我先后吹了北风和南风的歌曲，知南风不竞，楚师必不会取胜”；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晋人羊舌肸之母听见其孙降生时的啼声似豺狼，就预知此儿日后必定丧家。嵇康对以上怪诞传说一一加以驳斥，指出这些歌声、啼声和牛鸣同所说结果并无关系。不过是事后附会或俗儒妄记。　　在声音与人的感情关系上，嵇康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　　嵇康反复强调声音本身并无所谓哀乐，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内心喜怒哀乐并不相干，声音乃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嵇康这种看法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应予以肯定。但，嵇康没有把自然的声音（声波）同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音乐区别开来，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音乐必然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与声音等同起来，就不妥当了。　　在人的形体和精神关系上，嵇康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他这样指出形体和精神互为依赖而不相离，是正确的。但未分别主次，没有指出精神产生于形体，即物质先于精神，因此，难免今人怀疑他是二无论者。这是其欠缺之处。　　嵇康注意养生之道，他著《养生论》，否认人能成仙，但认为如能在形、神两方面善自保养，可以长寿。他说：“神躁于中”，则“形丧于外”，所以要人们“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加以“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互济“。他指出：“富贵多残，伐之者众也；野人多寿，伤之者寡也”。这话有见地而不全面，穷人虽不能纵欲，但也不能饱腹煖身：富人不仅“伐之者众”，他们争权夺刊，或求长生服毒药，也会自损其寿。嵇康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空想。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来看，未来人的寿命逐渐延长到数百岁以上，未必就无可能。不过，从嵇康讲求服食之性来说，倒是存在着服毒致死的危险，因为在魏晋之际，死于吃炼丹之药的人也确实不少了。　　（4）“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嵇康的认识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问题，他说：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　　这是说人们在对某种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得于心”是对事物的融会贯通。他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只以古人的话为依据，进行无休止的推论，是无法得到正确认识的。他反对“以己为度”的主观臆断。他说：“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同时，嵇康也强调用“效验”来鉴别认识的真伪，他说：“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说明嵇康是强调认识问题应当有客观标准的。正因为这样，嵇康才敢于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的俗儒认识标准。
&&&&&&& 嵇康的认识论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认识分为“理知”和“目识”两种形式。即有的事物，尽管有了正确的认识方法，却不能即时认识它，比如橡树和樟树，外形很相似，须长到七年以后才能辨认清楚。所以嵇康认为认识事物要兼顾各种因素，不能主观、片面，要以“求诸身”和“校外物”相结合。他说：　　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认识方法上，嵇康反对儒家所谓“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观点，他说：　　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通变达微，未之闻也。　　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　　“多同”，是指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思不出位”，是说不作超出自己职掌范围内的事，这都是儒家不负责任的无原则的认识方法。嵇康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人们都这样，那就只能循规蹈矩，因循保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众也”。因此，他主张放开眼界，独立思考，以“通变达微”，开拓真理，这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见解。　　总的来看，在玄学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嵇康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还不足战胜以王弼为代表的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但他继承了王充以来的某些唯物主义传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　　
&&&&&& （5）阮籍的简历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今县）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岁而丧父。史称籍：“容貌瑰杰”，“博览群籍，尤好老、庄”；“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不拘礼俗”；“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叙述反映了阮籍的特点是：富有文才；爱好老庄；不拘礼俗。　　阮籍有名当世，又系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于他放荡寡欲，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还没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时，他才被太尉蒋济召为掾，不久就谢病归乡。后又作了几天尚书郎，曹爽召他为参军，他又以疾辞。所以曹爽被诛后。他没有受连累，因此，“时人服其远识”。后来司马懿父子三人相继执掌魏政，阮籍在他们手下作过从事中郎。司马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封籍为关内侯。司马昭执政时，阮籍曾主动要求作东平相，到任旬日而还。后知步兵校尉营有好酒，乃求为步兵校尉，到任后，依然只喝酒，不过问政事。
&&&&&&&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饮酒食肉，吊者来哭，他只站在旁边发呆。他时而兴高采烈，旁若无人，时而又作途穷之哭，有时无英雄之叹。他口不论人过，但对礼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辞官，有时也主动要求作宫。他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及其假礼教，可是当司马昭辞受九锡时，他受公卿委托给司马昭上劝进笺，虽被迫而为之，但文辞壮美，对司马昭多加推崇。他不愿在大将军府为佐职，可是离开后仍时常回府参加宴会，还曾向司马昭作书推荐卢播，好似他同司马昭的关系还相当不错。人们说阮籍“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须先讲一下阮籍所处的时代背景。　　阮籍对魏晋两代统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贬。他的诗文以隐晦著称，其中多因物写情，触景伤怀，以古喻今，忿世畏时等内容，如：“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等词句，处处体现出他对司马氏当权派怀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时“的姿态。从阮籍的家世来说，他与曹魏王室的关系是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拟军书檄文，为操所信用。阮瑀又与曹丕有文字之交，瑀于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为此特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儿悲苦之情。可知阮瑀与魏室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是阮籍不满于司马氏攘夺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马氏方面，由于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计地笼络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名士大族。史称：“朝论以其（籍）名高，欲显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样不同司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与嵇康相同的命运。因此阮籍对司马氏就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阮籍虽不敢明显地顶撞司马氏，但他也没有像山涛、向秀、王戎等那样完全倒向司马氏。他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即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又用喜怒笑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使千载之下犹能理解其难以表述的肝膈本怀。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处。阮籍的行为虽逊于嵇康的从容就义，但其用心亦可谓良苦，其穷途之哭、号血之泣，实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调，竟不得申其素志，而常沈沦于酒醉之中，亦可哀矣。　　阮籍的著作有《阮步兵集》1卷（清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他写的《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有价值的哲学论文。　　 　　（6）阮籍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阮籍在谈到天地方物的本源时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　　这是说：万物是天地生的，天地是自然生的。然而自然和天地有什么区别呢？阮籍认为自然广大无垠，囊括一切。天地即在自然里面，天地之内，生育着万物，所以天地和自然实际并无区别。阮籍接着又说：　　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　　这是说：天地间万物生长和风雨雷电等各种现象虽千变万化，都是一气的运动。由此可知，阮籍的自然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　　但是在下面，阮籍又提到“神”，他说：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　　显然，阮籍认为“神”是天地所以产生和支配万物的神妙作用。即是说“神”是由物质产生的精神，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说：　　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　　“神者，自然之根”，这里的“神”字又怎样解释呢？神既然是自然之根，是否就说“神”是高于自然之上的有意识东西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解释。此处的“根”，也只是指自然界加于万物的生长等作用。前面的“道”是作“规律”解，并非有意旨的东西。神也是一样，它只指自然加千万物的作用。阮籍在下面又说：　　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　　上面的两个“根”字，都当“作用”解。所以“自然之根也”句中的根。字也应当“作用”解。这句话的意思和“天地之所以驭者也”句一样，都是指来自天地或自然的作用。　　阮籍在《通易论》中谈论到《易》和天地的关系时说：　　《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　　可见阮籍认为《易》这本书的内容是反映“天地之道”和“万物之情”的，它所阐明的变化和规律来自天地和自然，而非出自什么“神”和上帝的恩赐。因此，阮籍的结论是：“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这就是说：推动万物万事变化的主宰是物质属性的天地，而非“神”或其他有意识的东西。因此我们说阮籍的自然观基本是唯物主义。　　阮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与嵇康基本相同。他认为远古有一个顺乎自然的理想社会，说：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明者不以智胜；?者不以愚败。强者不以力尽，弱者不以迫畏。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他又说：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然而阮籍理想中的这种社会往后是怎样变坏的呢？阮籍说：
&&&&&&& 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　　由上可知，在三皇、五帝时代，还是他理想中的社会的继续。那时在上者“依道”、“伏德”，顺应自然，朴素无拢，人们之间无利害冲突，也就无所谓善恶是非，因此能保持“太素之朴”，而使“百姓熙怡”。但阮籍认为从三王时代起，社会政治情况就开始逆转，越来越往下滑，所谓“施仁”、“行义”，也不过是掩盖其反自然、反人民的实质与骗术而已。阮籍对这种统治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深表愤慨，他说：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瞪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乏欲……惧民之知其然……严刑以威之……　　阮籍不仅严厉揭发假仁假义，“坐制礼法”的君主和媚主虐民、贪如豺虎的官吏，而且对一般循规蹈矩、追名逐利的君子们也予以抨击，认为他们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可悲亦复可笑！　　总的看来，阮籍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但他不满于阶级社会的残暴、丑恶和伪善，而向往“太素之朴”的社会，这种社会没有暴君恶吏的压榨，“刑设而不犯，罚著而不施”：“害无所避，利无所争”；“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这种描述实际就是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国的文学
郑重的散文　　经学大师郑玄（127至200年），虽不以文章著名，但其散文是颇具特色的。今录《后汉书》卷35《郑玄传》载郑玄《戒子益恩书》的前一部分：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客，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兗、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煢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易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誊成千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戒子书》写于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以简短扼要的自我叙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趣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汉未政治昏败、社会动乱的时代，一位对学术钻研不息的正派学者，既作出了出类拔萃的成绩，也受到举国上下的共同尊重。他既不希冀高位，也不掩饰自己未免于俗的好名心理；他所谆谆嘱咐与寄希望于儿子的也只是君子之道和有荣于先人的声誉。充分体现了大学者的风度与本色。从文章的内容到文字都朴实无华、纯正自然，无人为雕塑迹象，而气势强劲，起伏转合，若见其人，百读不厌。从文章语气看，与曹操《自明本志令》颇相近似，气势不减于操，而浑厚坦素，抑又过之，实开建安风骨之先河矣。(二)曹操的诗文　　曹操一生，不仅备历政治风险，且戎马倥偬，但他从幼“能明古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说明他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也是一位才学并茂的文学家。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歌辞。他以乐府旧题描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动乱。其五言诗，如《薤露行》，叙述“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因之逐渐陵夷，招致“贼臣（指董卓）持国柄”，至于国祚沦丧，暗示他的得国，并非取自汉室，乃得之于逐鹿群雄。　　又如《蒿里行》，叙述各军阀不齐心协力讨伐董卓，而自相吞噬，袁术甚至在淮南潜号称帝。由于战乱频仍，招致百姓大量死亡。此诗乃一首有价值的史诗。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曹操真正关心人民，如同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操本人也有大量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我们对他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就文艺角度，作些评论，并非认为操真能言行一致。　　曹操的《短歌行》表述了他思才爱士的迫切心情，宣示他将继续招揽英俊，以完成统一大业。　　曹操在《龟虽寿》诗中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显示了他老当益壮的豪迈进取胸怀，至今犹起着令人们激励和自我策勉的积极作用。　　《观沧海》所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这诗描述了广阔无际的沧海景色，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海上写景诗。　　曹操的诗，造句质朴简约，但“气韵沉雄”，犹如“幽、燕老将”。不假华词雕琢，而格调自然高迈。故《诗品》卷下《魏武帝》言：“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　　曹操尤长于为文，其书、表、教、令等虽多简短，然立意深沉，气魄雄伟，情文并茂，引人入胜。如《志》卷18《褒扬泰山太守吕虔今》及《武帝纪》载《军谯令》，不仅文简意赅，磊落有致；也是他御将爱士的写照。操在《褒吕虔令》所言“夫有其志，必成其事”两句，可列为格言，足以激励有志之士。　　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自叙散文。《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已将令文全部抄录。这篇令文不只是研究曹操政治思想和为人处世的珍贵材料，而且在文学上也属于上乘佳作。通篇文句质朴自然，毫无文人雕琢气息，而如海浪翻滚，气势汹涌，声调抑扬顿挫，雄健有力，如果说操之统武行师，足以鞭挞群雄的话，则操之笔锋所指，亦堪屹立千古，虽对操怀有成见者，亦不得不叹为“文词绝调”矣。(三)曹丕的诗文　　曹丕一生基本处于贵公子以至皇帝的令人恭畏的地位，因此，他的诗文反映的内容就比较平板、单调，缺乏坎坷不平之鸣。他的诗歌成就较高的是五、七言诗。其中《燕歌行》一首最为人欣赏：
&&&&&&&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鸪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煢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月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中描写在萧瑟的秋夜，一个妇女思念远客他乡的丈夫，情意缠绵，刻画细腻，语句秀丽流畅，声调婉转多姿，音节和谐响亮。在此以前，七言诗还未见有这样成熟的作品，故曹丕可说是七言诗的奠基人。但曹丕受宫廷奢侈生活的局限，诗篇不免缺乏生活气息，即以这篇《燕歌行》而论，有瑟可弹的妇人因思念其夫而断肠、掉泪，甚至不能入睡。然而她丈夫在外作什么呢？从“君何淹留寄他方”语句看，其夫并非从军和充苦力，她之所以忧思，不过怕夫思归和自己守空房而已，这同无食缺衣的劳苦农妇思念其九死一生的从军丈夫相比之下，就未免显得不那样扣人心弦了。　　曹丕的散文，数量虽不及曹植，但从文学造诣上讲，较曹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文字清新隽永，通俗流畅。以储君之尊，仍能笃于故旧，情深谊长，宛如布衣之交！对亡友的怀念与悼惜，凄楚感人。其中对诸文士文学作品的评论，也甚为允当，实属情文并茂的上乘之作。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发表了一些评论诗文的精辟见解，开文学批评的先河。他摆脱了传统儒家的观点，强调“文以气为主”，气指气魄、才气、精神，与风骨是相通的。他特别强调了文章的重要性，认为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在评论文章时，常提到作者的品德和风格，说明他重视这些因素对作品的关系。他指出了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及向声背实等鄙习。　　《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谈到他本人才艺成长过程及生活琐事，信手拈来，亦饶有情致，是一篇好的散文。　　 (四)曹植的诗文　　曹植（192至232年），字子建，年十余岁，已善属文。操见其文，问：“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爵台新成，操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操甚异之”。特见宠爱。操在时，植虽未得为太子，但也过着豪华适意的生活。操死，丕袭位为魏王，立即杀掉原来拥戴曹植的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也几乎被杀。曹叡时，曹植的情况稍有好转，但他屡求试用，都被婉言谢绝。他终于在四十一岁时（太和六年）赍志而殁。在丕、叡统治的二十年中，曹植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但他的诗文却因此而愈工。所以说曹植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者，在文学上，却是成功者。陈寿评他“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这可以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了。　　曹植的诗，现存八十余首，辞赋与散文共四十余篇，可说是数量和质量兼优。他的五言诗，上逾秦汉，下起两晋南北朝，堪称五言冠冕。试看他的《薤露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子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诗中所说俱有王佐才而不得施展的士人，无疑就是他自己了。他在屡求参与并吴灭蜀的战争被拒绝之后，也只有作赋吟诗，以寄托其怀才不遇的情怀，并诉之于后代读者。　　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作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五月。是时曹植与母兄曹彰、异母弟曹彪，往朝京师，曹彰在京邸忽得暴疾，死得不明不白。至七月，曹植与曹彪拟同路东归，以展契阔，但为有司所阻，曹植忿而成诗。诗共有七首，逐次述说胸怀，实际只是一首，诗中以途中所见景物和跋涉艰辛为陪衬，突出控诉了对乃兄曹丕长期疏远骨肉的怨望和忿慨。政治上的失意和触物感怀相结合，再加上逼真的艺术手法，写成了融眼泪、热血和不平之气为一体的感慨激昂的佳作。　　曹植主要以诗博得大名，文赋也不少逊。其给魏明帝《上疏陈审举之义》言：“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正是切中曹丕、曹叡父子重异姓而疏骨肉用人政策的弊端。曾几何时，魏的大权竟旁落于司马氏，可谓不幸而言中，足见曹植不仅有文才，其识见亦有过人者。又如他的《与司马仲达书》，指摘了司马懿对吴只守不攻的策略。前已言及，因司马懿有出谋佑助曹丕保住太子宝座之功，故自丕至叡对司马懿特别重用，授以抗御吴、蜀的军事大任。老奸巨滑的司马懿不肯主动打击敌人，唯固营自守。他深知如克吴灭蜀，自己可能道兔死狗烹之灾，不如拥兵自重，保住个人势力，以相机图事。早在曹叡即位之初、司马懿受命屯宛拒吴时期（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间），曹植已能洞悉司马懿之奸，直率地予以揭露与指责，可谓独具隻眼。凡此，均证明曹植非徒文人纸上谈兵者，其壮志不遂，抑亦吴、蜀与司马氏之幸欤？　　曹植的赋，以《洛神赋》最为脍炙人口。此赋模仿宋玉《神女赋》，写于黄初三年（222年）。赋中述说曹植从京师还过洛水，忽逢一美艳绝伦而又品性端正的神女，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至于冒昧向之求婚。神女怜其赤诚，嘉其才华，只因“人神道殊”，无缘相配，最后神女赐植以“江南明珰”，黯然而别。此事来由为何，后人多加臆测，实则，不过为植怀才不遇之自我写照而已。　　 (五)所谓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蔡琰，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据《后汉书》卷86《列女传》载：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与祀。　　视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跣，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愤诗》，即载于此传中，全诗共540个字，不仅叙述了蔡琰自己被掳入胡、思亲抛儿等痛苦情节，也反映了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给广大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诗，全诗言语朴实，舒情细腻，凄切动人，询为佳作。　　但，这诗存在着是否为蔡琰本人所作的问题。从诗中内容看来，这诗断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传言“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诗中尚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全壁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秦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待》，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在杀之日，“?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乎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自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哀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三国的哲学思想－玄学的兴起
&&&&&&&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上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土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三国时最著名的“四大名驹”
&&&&&&&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名驹”，踏雪赤兔、的卢、绝影、爪黄飞电，它们都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坐骑。&&&&&&& 一、赤兔出世，谁与争锋——踏雪赤兔&&&&&&& 说到三国的名马，首先就得说说这匹赤兔马。赤兔原是吕布的坐骑，后来跟随关羽征战沙场，关羽战死沙 场,这匹马也绝食而亡，追随主人去了。赤兔马，其“浑身上下，火炭般赤，四蹄踏雪，无半根杂毛；从头至 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吕布传》，素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称。（能够名载史册对于一匹马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最高荣誉，此马在三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所以整个三国时期能成为赤兔马的主人的都是一等一的豪杰，而赤兔无疑就是马中一等一的骏马。&&&&&&& 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卢&&&&&&& 三国时期刘备的坐骑，其奔跑的速度飞快，在三国历史中最显眼的一处便是背负刘备跳过阔数丈的檀溪，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救了刘备一命，这一跳奠定了其三国名马的地位，虽不及赤兔马那么声名显赫，但在三国中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地位更因辛弃疾一首词中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而大为提高。&&&&&&& 三、绝影无影——绝影&&&&&&& 一代枭雄曹操的坐骑。在《魏书》中有所提及：“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语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这是曹操征讨张绣时发生的事情，这一战是曹操除赤壁之外最惨痛的一次败绩。在这一战中，曹操损失一个儿子（曹昂），一个侄子（曹安民），一员虎将（典韦），还有一匹良驹（绝影），可谓损失惨重。而这一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连曹操一代枭雄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场战争：曹操征讨张绣，张绣献城投降曹操。然而，一场事先毫无迹象的战争打响了。曹操被打得措手不及，险些丧命，全靠着绝影逃了出来。而“绝影”据说就是“汗血宝马”，它身上中了三箭竟然仍能奋蹄疾驰，而且速度极快（“绝影”之名就是因为其速度飞快而得，意为其速度快的连影子都跟不上了），最后被流矢射中眼睛才倒了下去，而“绝影”马便在这一战中完成了其所有的使命。&&&&&&& 四、爪黄飞电——蹄似披金，飞如闪电！&&&&&&& 曹操的爱驹，其高大威武，体态庄严，名字与众不同，气势磅礴，也惟有曹操这样的枭雄才可以配得上这匹骏马。正因为这匹马气质高贵非凡，所以曹操每次在凯旋回朝时都会骑乘它，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气势，这匹“爪黄飞电”的名马也无疑为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增色不少。
三国十大名嘴
&&&&&&&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将可以“TOP10”，但文官要“TOP10”就有点牵强附会了，但又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词，所以就牵强一回。大家莫怪！&&&&&&& NO.10 李肃巧语说董卓&&&&&&& 卓问肃曰：“车折轮，马断辔，其兆若何？”肃曰：“乃太师应绍汉禅，弃旧换新，将乘玉辇金鞍之兆也。”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卓问肃曰：“此何祥也？”肃曰：“主公登龙位，必有红光紫雾，以壮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 虽然之前有“馈金珠李肃说吕布”一节，但我觉得这和吕布的本性有关，礼物和赤兔的诱惑更大，李肃的语言倒成了辅助，对语言技巧要求不高，所以没有列入。&&&&&&& 这次却不同，李肃肩负着骗董卓进长安陷阱的重任，稍有疏忽不但自己OVER，全盘计划也会被打乱，王允的苦心经营也会完蛋。似乎老天有意眷顾董卓这个恶贼，竟有种种异象提示他不要去长安。可这时就显示出李肃的“嘴功”了。只见他面对不利，面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的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回答得严丝合缝，又让董卓高兴。这体现出李肃作为“名嘴”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以及对对象（董卓）性格和需求（称帝）的透彻认识。要不是他实在当不起“谋士”这个称号，单就口才而言，我真想让他进前五。&&&&&&& 李肃活到现在做一个地方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是绰绰有余的。&&&&&&&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十位：郿坞的李肃。&&&&&&&& NO.9 阚泽巧献诈降书&&&&&&& 泽曰：“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倘今约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这里反来接应，事必泄漏。但可觑便而行，岂可预期相订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杀好人，真无学之辈也！”&&&&&&& 如果说演说有雄辩之词，那阚泽这次就是诡辩，而且辩得曹操发愣！&&&&&&& 这次献诈降书的意义之大不用我多说。阚泽的胆魄和应变能力在李肃之上。狡猾多疑的曹操先唬再蒙，企图发现一些问题，因为他不想做冤大头。&&&&&&& 结果他碰上了阚泽。阚泽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把书中漏洞说成了道理，真是诡辩的巅峰！没有辜负周瑜的信任，黄盖的五十棒，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可以说阚泽在曹操的盘问和恐吓下，稍微有一点顶不住，或是脑子转的不够快，那赤壁也许就要是另一种方式了！&&&&&&&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阚泽作为一代名嘴，也得以名留千古！&&&&&&&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九位：曹营的阚泽。&&&&&&&& NO.8 曹植应口成诗&&&&&&&& 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建安七子之一，以才思敏捷闻名于世，曾做《铜雀台赋》的大才子，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上演巅峰演说，既讽刺，又让人叹息。&&&&&&& 在哥哥一再威逼，自己稍有迟疑就性命不保的情况下，曹子建思如涌泉，七步成诗。但曹丕要致弟弟于死地，竟要求应口成诗。好一个曹植，“略不思索”就做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诗！这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此诗；是在骨肉相残，深感人情冷暖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诗；是在自己满腔怨愤，但对哥哥还要卑躬屈膝的情况下做出了此诗。做诗要有灵感，而曹植的诗是内心深处对人类丑恶灵魂的控诉的总爆发！读来令人痛断肝肠！&&&&&&& 曹丕也许是被这首诗感动了，也许是被弟弟的才华震惊了，就放了他。曹植也因为自己的巅峰之作而保住一条命。应口成诗，难有人及！&&&&&&&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八位：王殿上的曹植。&&&&&&& NO.7 满宠进谏保樊城&&&&&&& 满宠谏曰：“不可。山水骤至，岂能长存？不旬日即当自退。关公虽未攻城，已遣别将在郏下。其所以不敢轻进者，虑吾军袭其后也。今若弃城而去，黄河以南，非国家之有矣。愿将军固守此城，以为保障。”&&&&&&& 满宠作为曹操的外交官和谋士。屡次有惊人之举，包括收徐晃。作为外交官就更难，要知道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能频繁出使，保持不受伤害，而且做到“臣不辱命”，说明他的口才和见识过人。但这次进谏曹仁的意义太过重大，所以说这是他的巅峰演说，得以排到第七。&&&&&&& 樊城为宛洛屏障，樊城一丢，关羽可以直窥许都。有人认为樊城丢了关羽也还是要败，那就不是这篇文章考虑的问题了，因为历史是曹仁在这里顽强的阻击了关羽主力，为援军争取了大把时间。而首功之臣无疑是满伯宁！&&&&&&& 满宠进谏的高明在于他能说到问题的纵深面，以及能震撼听者的心。&&&&&&& 首先他客观分析了关羽的忧患和我方坚守的可能性，使曹仁有了信心。但关键还是在于后面这句“黄河以南，非国家之有矣”。这句话听在曹仁的耳中分量是很大的。因为天下是他“曹”家天下，“家天下”的观念加上曹大司马的为人可以让曹仁为魏国去死！满宠是说“你把这丢了就等于丢了你们曹家的江山！”满宠的进谏手段真高！&&&&&&& 个人估计换成于禁要弃城他会说：“君之妻儿老小皆在许都，将军要三思！”换成张辽他会说：“将军弃此而去有何颜面再见雁门父老？” &&&&&&& 可以说关羽丢荆州的一大“功臣”就是满宠的这番话，甚至是三国局势的改变也与这段话有关！&&&&&&& 关羽死后放过满宠是一大失误！&&&&&&&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七位：樊城的满伯宁。&&&&&&& NO.6 张永年痛骂曹操&&&&&&& 松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张松这个人人品如何且不论，单就在演义中的口才而言，我觉得也就诸葛亮可以胜过他了。虽然他出场不多，但表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 从进许都见曹操那一刻开始，他的嘴就没停过！但并不让人感到讨厌。因为他说的话体现的是演说素质和一个雄辩家的魅力！&&&&&&& 张松从被丞相府拒之门外那一刻起就有了怒火，议事厅的表演不过是牛刀小试，在较军场他终于爆发啦！&&&&&&& 曹操作为一代奸雄，一生战功赫赫，结果在这位西川别驾的眼中却成了一无是处！可以说张松骂的恰到好处，令自负的曹操辩无可辩！估计当时曹操的脸没有八种颜色也有七种。曹操手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在心里暗笑。 &&&&&&& 张松的雄辩是一种魅力，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因为过于精彩，把他排到满宠之前。&&&&&&&&最后批评一下张松，实在不应该激得曹操烧了那本《孟德新书》，令后世少了本佳作。&&&&&&&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六位：西教场的张松。&&&&&&&& NO.5 田丰和沮授的悲哀进谏&&&&&&& 谋士田丰曰：“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仓廪无积，不可复兴大军。宜先遣人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称曹操隔我王路，然后提兵屯黎阳；更于河内增益舟楫，缮置军器，分遣精兵，屯紥边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 谋士沮授曰：“制胜之策，不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比公孙瓚坐受困者不同。今弃献捷良策，而兴无名之兵，窃为明公不取。”&&&&&&& 可惜了河北的两大谋臣，要按他们的意见三国历史必然改写！&&&&&&& 单从他们言论来看，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不是妙语连珠，但句句在理，字字实情。如果说是语言的问题导致袁绍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可真是屈罔了他们两位。&&&&&&& 但可惜的是他们碰上了一个XX的主公，结果使这么精彩的演说没有了价值，没有了意义。说实话，他们的演说更确切的话说是战略演说，真的是高超，所以留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大，试想，如果袁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会……&&&&&&& 可惜这些都没价值了，否则这就是凌驾于“隆中对”之上的演说！因为他可以使隆中对没意义。这两句话是两位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言论，却落个这样下场！&&&&&&& 也许就像田丰先生说的：“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可悲，可叹！&&&&&&&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