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含金量 中国制造责任重大
核心提示：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这次经济形势会议的专家名单中，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吴晓波。作为创作出《激荡三十年》等中国企业编年史的畅销书作者，他认为此次自己获邀的重要原因在于&长期在企业跑，了解中国经济广泛的微观层面。&他对中国制造业提出的包括加大科技扶持等四点建议，也将为顶层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列席经济形势座谈会的还有几家在国内著名企业：中兴、海尔、新松机器人。其中，中兴、海尔在近日《新闻联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中国品牌&故事，吸引极大的关注。
从吴晓波长期奔波于企业之间，到三家著名企业列席，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经济形势座谈会议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具有深厚底蕴的制造业进行了摸底和调研。它用一个小切入点，来探讨能够聚集的&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方针，之所以享有如此高规格的关注度，在于其中埋伏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从去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如果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应该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但在服务产业和制造产业彼消此涨之间，中国则有可能要面临着服务结构早熟的问题。毕竟，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再经历一次金融风波之后，喊出了重振制造业的口号；而同样拥有金融服务业不俗实力的德国，更是下出了工业4.0的大棋。
由此可见，包含制造业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依然需要保持在合理期间。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加强信息。&诸多&组合拳&，都是点在推高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含金量的提炼。
从列席参加经济形势座谈会的中兴、海尔之发展轨迹来看，它们就拥有这样的比较优势和发展趋势。海尔冰箱在欧美市场的主打产品由小型冰箱逐步转型为高端系列冰箱，比如巴黎市中心的达蒂商场内，售价最高的冰箱就是一款标价为3000欧元的海尔冰箱；而中兴在智能手机方面的出货量为4800万部，海外市场发货量占比超过70%，其中美国整体市场份额跻身第四。
当然，中国企业的增长空间和下行压力一样巨大。李克强总理就谈到&结构调整起步较早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走势向好，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下行压力还在持续加大。&这就需要见招拆招，借力打力，&尤其要更加注重培育新生力量，抓住和用好发展的新机遇，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中国企业未来有着明确目标，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政府的工具箱里是有用&互联网+&来相辅相成的。两个观点都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它们的出发点就是期望通过智能制造和智能化工厂来实现企业内部的智能化，而这个过程也正是通过工业互联网推动万物互联，推动制造业走向开放的过程。
&各位专家和企业家要多谋良策、多出实招。&李克强总理对于业界精英们寄予厚望。5年前，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国，但至今还会有去外国购买马桶盖的热潮。这并不一个笑话，而是一个案例提醒。在中国制造的创新发展中，对于&互联网+&等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是不可逆的。而&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是现实的鼓励。为了这样的目标，中国制造责任重大。廉价、山寨、不正当竞争，这是崛起中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经常遇到的非议。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如今被誉为世界工业标杆的“德国制造”,在125前曾经遭遇了和“中国制造”同样的非议，英国人甚至给德国造产品扣上了“厚颜无耻”的帽子。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后，百端待举，经济需要腾飞。而世界市场不易进入，在夹缝中追求强国梦的德国人仿造英法美等国的产品，并依靠廉价销售冲击市场。日，英国议会通过了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德国制造”由此成为一个法律新词，用来区分“英国制造”，以此判别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但125年后的今天，报纸、杂志、电台都在谈论这一标志，“Made in Germany”早已从劣质产品变成了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从125年前的那个日子起，德国人争气地让自己销售到世界各国的产品比当地货的口碑还要好。100多年来，整个国家源源不断从中获益，任何一件“德国制造”产品“都像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受到各国的欢迎。有人说，“德国制造”125年的历史就像一个童话。不受欢迎的学生德国的企业家在19世纪中期开始被英国人称为是最卑鄙的工业间谍。他们的产品被当作廉价处理商品在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倾销。为了保护本国产品的利益，英国议会通过商品法案，在德国产品上打上耻辱的印记“德国制造”，这个令德国人尴尬不已的决定却出人意料地激起了德意志帝国工业界令人震撼的反应。他是一个友好、优雅和风趣的人。他在英国伦敦自称为施鲁普先生，在那里的工商业界受到热情欢迎。这个德国绅士风度翩翩地参加伦敦工商巨头的聚会，向主人家介绍自己“个人对钢铁产品感兴趣”，英国企业家并没有对他产生戒备心理，反而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英国最新的钢铁生产流程。但这些英国企业家不知道，这个深藏不露的德国人却在品着威士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轻松地窥探了英格兰的顶尖技术，以便在德国生产类似的产品。这个在英国化名行窃的技术间谍，后来被英国情报机构发现，原来是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这个钢铁大王来自埃森，后来制造了着名的克虏伯大炮。他不是去英国刺探技术情报唯一的人。不过，不是所有的工业间谍都能像克虏伯先生那样高贵优雅而轻松地获得大不列颠的技术情报。有的德国人行为恶劣，自然不能如愿以偿。比如一个叫荷西的德国人就曾对英国的一家炼钢厂的主管进行逼压，要他说出厂里最先进的工艺流程。当然，英国人不会吃这一套，就派人去报了警。然而在警察到来之前，这个荷西已经逃之夭夭。为何会发生如此情况？如果我们把当时英国与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相比较，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经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工业已经高度发展，成为世界科技的标杆。相比之下，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其科学技术几乎相差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距离。“无耻之尤”，这就是当年德国人在英国人眼里的形象。不少德国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制造二流质量的商品，并以倾销的价格流入英国及其海外市场。在德国，当时工人工资低，工作时间又被资本家无限延长，这使得商品成本非常低廉，其价格在世界上具有强势的竞争力。“价廉货次”，就是对当时德国不少产品恰如其分的写照。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商品博览会上，价格督查、机器建造技术专家若洛克斯对参加展出的德国商品的评价是“便宜而拙劣”，他的评价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以通栏标题的醒目版面出现，对德国产品的声誉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当时，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剪刀和刀具在市场上具有最高的声誉，谢菲尔德的刀剪都是用铸钢打造的，经久不坏，被称为最锋利而又经久耐用的刀具，所以价格不菲。德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剪子制造商假冒这个名牌，把自己的产品也打上英国“谢菲尔德”或者“谢菲尔德制造”的质量检查印章出口国外。然而，他们的模仿产品，却是用铸铁打制的，看起来和谢菲尔德的产品相似，可是，无论是锋利还是坚硬的程度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件丑闻曝光后，英国人再也不能容忍德国人的这种卑劣手段了。英国的企业家们发起了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首先是谢菲尔德刀具生产商在伦敦发起抵制德国无耻行为的运动，他们要求所有来自德国的产品，必须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后来，在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法》（Merchandise Act），并把这个条款写了进去。从那时起，所有德国产品要进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市场，都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印章。英国商人们希望用这样的印记来吓退消费者，让他们对德国产品嗤之以鼻，转而购买英国产品。克虏伯的工业帝国英国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以及若洛克斯教授对德国产品所做的毁灭性评价，都引起了德国人的彻底反省。后来的10年间，大多数德国公司都铭记了若洛克斯教授的话：“用质量去竞争”，对自己的产品严格进行质量把关，设计上敢于创新，加上德国工人阶级的吃苦耐劳，成就了德意志帝国经济史上的伟大转变。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伪劣产品生产国展开了一场为质量而战斗的战役。这年春天，钢铁大王克虏伯像平常一样，骑马到工厂。他身材高挑瘦削，头戴折叠帽，身穿紧身夹克，脚着齐膝马靴。从位于埃森湖边，那座拥有269个房间的王侯规格的胡格尔山庄，一路小跑到10公里开外那座属于他的钢铁帝国。远远地，“克虏伯族长”已经看到了他的帝国，被黑烟和蒸汽笼罩着。40多个水塔和烟囱高高地伸向烟雾弥漫的天空。其中，有的烟囱比埃森大教堂的钟楼还高。相比之下，这个在德国不算小的城市仿佛也成了克虏伯工厂的附属物。在他的工厂里，有1.2万多名工人上班。工厂拥有工厂专用的煤气和抽水站，以及消防队和警察。还设有一家医院，一些商店和自己的专用铁路。在厂房里，工人在融化生铁，锻造用在铁轨上的车轮和轴承，用生铁铸造曲轴和大炮。工人们在炎热、臭味、嘈杂和肮脏的环境里工作。特别是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必须要承受高温，而在另外的厂房里，由于要开天窗，让空气流入，又非常寒冷。在车间里，用大钳子夹着装满沸腾铁水的坩埚浇注时，铁水常常会烫伤甚至烫死人。不过，这些工人都愿意在克虏伯工厂工作，因为这里的福利好。尽管如此，员工问题总是克虏伯的一块心病。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招募员工。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派职员到各个地区招募。1855年，他在埃森郊外的工厂还只有704名员工。当时，埃森是个不大的城市，住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本来开发房屋。于是，埃森人就把马厩、工具棚和阁楼租给工人。1840年，这个城市平均每8个人住在一两层的房屋里，到了1865年，有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挤了18甚至24个租客。住房紧缺，使这里很难招到工人。没有工人，工厂就无法发展。于是，克虏伯于1856年在厂区修建了一批住房，房租和伙食费都非常低廉，可以容纳200个工人。这些有点像军营的住房非常狭窄，而且住宿规章制度也非常严格：每个人必须遵守住房纪律和制度，饭前必须洗手。到了1863年，克虏伯的工人住房已经扩大了6倍，可以容纳4200多人。这个生活区有9幢大楼，包括144套住房，每套住房有3-4个房间。煤气和用水都是由工厂自己提供。这样的住宿区形成，给工厂带来新内容。对克虏伯来说，工厂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和命运的共同体。1887年，克虏伯的工厂已经雇用了1.2万名工人。这些工人工作辛苦，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环境恶劣，多数人在高炉前工作，因为高温和灰尘，他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他们相信在克虏伯公司的工作稳定，工资、面包和住房都有保障。克虏伯特别注意产品质量，他多次去英国考察，不仅为公司引进了技术，还学到了英国人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他认识到，要提高产品质量，必须提高生产者的素质。他在提高工人的福利的同时，还对工厂实施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生产有序进行。而产品的质量有严格的检查，生产产品的工人的行为也受到严格监督。比如严格的考勤制度，谁迟到了5分钟，就会被扣除1个小时的工资，而这笔钱将存入企业的疾病保险基金。这样，他的企业产品日益多样化，而且质量得到保障，公司经济效益不断增长。后来，他公司的名字也成为产品质量的标志。由于他的军工产品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达到领先地位，德国皇帝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脑都成了他的客户。对于技术落后的清代中国，克虏伯大炮是李鸿章的至爱。1871年，他到德国访问时，亲自去埃森考察了克虏伯工业帝国，为大清帝国的海军和海防订购了300多门克虏伯大炮。而许许多多的德国企业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为“德国制造”这个品牌注入了十足的含金量。后来居上到了19世纪末，英国人也开始认识到，许多德国商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比如铅笔、玩具、药物、钟表、啤酒、棉布、铁器切削工具、钢琴和家具等。还有，他们看到这些德国产品质量也不再存在问题，且物有所值。劳动力低廉的德国使价廉物美这个理想得以实现。1897年，就在“德国制造”这个耻辱印记被英国人强行打在德国商品上的10年后，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之父）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将德国产品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
服装：价格更便宜而实用
武器和子弹：价格便宜而美观
啤酒：明亮而好喝
水泥：价格更便宜，质量上乘。
化学产品：科研出色，质量上乘
钟表：价格更便宜，且充满艺术品位而引人注目
棉布：价格更便宜，外观好看
家具：价格更便宜，轻巧，供货及时
玻璃制品：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
钢铁制品：价格更便宜，更实用
切削刀具：价格更便宜
工具：价格更便宜，更实用，款式新颖
铁器产品（包括铁钉、铁线和钢材）：价格更便宜，质量与英国货不相上下或者更优良
羊毛产品：款式更时尚由于德国制造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使英国货物不仅在海外市场受到威胁，连国内市场也被德国货物大肆打入。在1883年至1893年间，德国销往英国的货物增加了30%。因为其产品在英国是如此受到青睐，德国的一些企业也纷纷在伦敦开设了自己的分公司，比如钢琴制造商贝西斯坦（Bechstein）和缝纫机制造商普法夫（Pfaff）等。直到19世纪末期，德国制造的商品如阿司匹林（Aspirin）、科隆香水4711、奥多尔洁牙水（Odol）、铅笔法贝尔-卡斯特尔品牌（Faber-Castell）、火车模型梅克林（Mrklin）、绒毛玩具斯泰福（Steiff）、钢琴贝西斯坦（Bechstein）及朗格的钟表（Lange）等今天还存在的品牌纷纷成熟，并已经使英国生产的类似产品相形见绌，“德国制造”这个曾经的耻辱印记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金字招牌。不可代替的品牌质量可靠，经久耐用，供货及时，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改革内涵和成熟的生产工艺。从那时起，这些优秀品质就成为“德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的丰富内涵。同时，德国作为商业秘密窃贼和产品模仿者的名声也不复存在。而曾经令德国人蒙羞的“德国制造”成为优秀的结构、坚实的安装及终身可用的代名词。德国人也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20年前，德国的名牌厨具WMF公司把眼光投向中国，在广东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然而，在中国广东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还得运回德国南部斯瓦本山区的小镇——盖斯林根的WMF总部进行质检，然后，再打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出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作为“德国制造”的一个样板——保时捷汽车，现在有一种型号的越野车生产地点使用了德国城市莱比锡的标志，这使消费者联想到是“德国制造”。但是，这种车型的车身是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座椅来自日本。虽然在莱比锡总体安装一部汽车，比在外国成本贵几百欧元。不过，保时捷总裁魏德金却认为这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这种汽车不是在德国安装的，至少要少卖几千欧元。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标志“德国制造”，“我们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质量标签，那对于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损害”。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的老玻璃工场里的手表生产，从东德时期到两德统一初期曾经衰落，今天，又呈现出复兴势头。由于玻璃工场钟表没有潮流可追逐，反而成为市场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奢侈品。现在，这种手表打出的品牌叫“玻璃工场本色”，标签是“德国手工制造”，并向瑞士钟表看齐。德国人认为：“瑞士能制造世界上最好的钟表，德国也可以。”2004年初，欧盟国际贸易委员拉米建议今后欧盟成员国的产品一律不分国别，统统使用“欧盟制造”标志。认为这样有利于欧盟内部各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于用户也起到来源地透明作用。然而德国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却认为，这可能会造成一个技术标准标志的灭亡。当时德国的工业委员会主席若戈夫斯基称，“我们对我们的质量印章感到自豪，我们拒绝使用统一的欧盟生产标志”，坚持为德国产品打上“德国制造”的标志。“德国制造”的童话早已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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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发大国”含金量有多高
日08:15&&&来源：
原标题：“第二研发大国”含金量有多高
　　2016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以下简称《指标》）显示，中国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研发投入、科技论文产出、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均居世界第二位，理工科人才供应世界第一，风电能力世界第一……中国科技在全球的地位日益突出。
　　那么，《指标》对中国科技地位的评价说明了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宝明。
　　研发大国为科技创新奠定基础
　　在陈宝明看来，研发大国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研发投入高，并且能够达到相当的规模；二是研发人员规模较大；三是开展的研发活动较多、领域覆盖面广，研发成果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影响。
　　他认为，《指标》依据研发投入、研发人员、研发活动以及研发成果等方面的数据来判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有一定客观依据。“比如，我国的研发投入达到相当规模，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说明我国在科技研发方面进步较快。这首先得益于我国的科技发展优先战略，把科技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动摇，经过多年努力才弥补了差距，使得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了坚实的底气和基础。”
　　“虽然研发大国不等于创新大国，但是研发大国为科技创新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陈宝明强调。
　　基础研究投入保持较快增长
　　根据《指标》，过去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研发支出增长迅速，尤以中国最为突出。中国大约占了2003年至2013年全球研发支出增长额的1/3。美欧所占份额显著下降，美国从35%下降到27%，欧洲从27%下降到22%。
　　《指标》同时指出，各国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相对重视程度不同：2012年中国研发资金的5%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美国这一比例为17%；中国将84%的研发资金用于支持开发，美国这一比例为62%。报告认为，中国对基础研究支持相对不足可能反映了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大。
　　陈宝明认为，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问题应客观认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但是我国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保持了较快增长。”
　　此外，地方和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较低，已成为制约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主要因素。“我国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7%，但是只有相对较少的比例用于基础研究，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企业科技创新的实力相关。”
　　要更多地看到差距和不足
　　根据《指标》，2014年全球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为1.8万亿美元，中国占27%，居世界第二位，略低于美国的29%。中国高技术制造侧重信息通信技术和制药，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占全球的39%，制药业占全球的28%。不过由于越南在手机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组装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高技术企业有从中国转向越南的趋势。
　　陈宝明认为，在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优势和欠发达国家低成本优势的双重挤压下，我国高技术制造应着力于打造新的优势。“过去，我们虽然也有很多高技术企业，但是加工和组装环节比较多，主要处于价值链低端；今后，我国的高技术制造应利用科技、市场、成本、科技人力资源的综合优势，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陈宝明看来，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说明我国科技发展的进步很快，但是不能因此沾沾自喜，应更多地看到差距和不足。“我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长期积累上的不足，研发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活力仍然不足，这些都需要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改善。”
　　（记者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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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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