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的勇救学生致死的吴老师　　已经是近50年的往事了。1958年9月，经过黄流的海榆西线公路正在紧张施工。当时公路面仅是铺沙泺红土，为了赶在国庆节前通车，将公路分段到单位，发动群众赶紧施工。黄流中学也分到一段公路，学校组织师生轮流挖土运土，力争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刚戴上右派帽子的吴邦彦老师，是广东省临高县人，出事当天他正在上课。有位学生路过教室，大声说：“吴邦彦，公路施工那么紧张，你这个右派还上什么课，还不赶快去挖土。”他只好放下课本，乖乖地去位于高道村附近的公路旁，和学生一起挖土。　　　　那里是一个高高的土坎，吴老师和六位学生在坑中挖土。突然，头顶上高达6米的土层松动，坍塌在即。吴老师临危不慌，张开两臂把六位学生推出坑外，无情的红土把他压在坑中。在场的学生哭喊着，拼命用锄头挖，用双手扒。将吴老师扒出来时，他已停止了呼吸。　　　　在吴老师葬事的处理上，师生中分歧很大。吴老师将生的希望给了他的那些学生，抱着他的遗体要开追悼会，他所教的学生、有良知的学生纷纷向学校领导要求开追悼会。处在当时环境下，把右派分子当作罪人的情绪，左右着不少师生。他们认为不能为阶级敌人开追悼会，不同意开追悼会。　　　　左右为难的学校领导，向上级领导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入土为安”。 吴老师将生的希望给了他的那些学生，他所教的学生流着悲伤的眼泪，抬起吴邦彦老师的遗体，将他掩埋在学校小农场边的那片沙丘里。没有碑记，只有稍微露出土面的小土堆、被风卷来卷去的枯叶，以及送葬者的泪痕。　　　　十年前，吴老师的学生，自愿捐款将他的遗骨迁葬高地，筑成一座砖坟，树起石碑。五十年前吴老师“入土并不安”，这次吴老师英灵才真正得安　　　　
学校搬迁　　我名叫陈人莆，乐东县黄流镇孔汶村人，今年79岁，是黄流中学中2班学生。1948年9月在学校原址九所粮所入学，一年后学校搬迁到黄流镇现址。现将我记得的情况谈一谈，当作对母校建校60周年的纪念。　　　　大约是1948年6月间，我们得到通知：高小毕业生可以到设在崖城的崖县第一初级中学参加升学考试，按成绩录取到崖一初中或崖二初中读初中。日本侵占前，我在孔汶村小学读一年级，日本侵占后，我就失学了，靠自学。日本投降后，我到佛老小学读高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这批人读书的年龄都偏大。　　　　我们是走路去崖城参加升学考试的。和我同行的共6人，孔汶村3人、抱本村3人。父母给我们带的钱是国民党的“关金纸”，在家时这些钱还使用。中午，当我们走到九所准备到饭店买饭吃时，老板说：“学生哥，这些钱没用了，买不了饭，喝口热水压压饿吧！”我们只好饿着肚子一直走到崖城。然后分头去找本村在崖城作种田的人弄饭吃。　　　　孔汶村有一人娶崖城老婆，定居在那里。我们三人去找他每人借一个光洋去学校报名参加考试，找另外一家孔汶村人家吃饭，虽然吃的只是稀饭空心菜，也已是十分不容易了。考试完后，正好日本人建的铁路修复火车通车，我们又找人借光洋买票坐火车回家。　　　　考后约一个月，我接到崖二初中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明到日本人报废的飞机场报名入学。因为飞机场靠近我们村，我们几个同学还跑去看过新校址。快入学时，飞机场被烧毁，校方又通知我们去九所粮所原址报名入学。　　　　教室设在日本人办的南国公司的一间小洋楼里，那里好象是碾米机厂，还遗留着一些坏了的设备。当时校长是周润章，教导开始是陈平正，大陆人，后来又换上苏标，他是国文老师。我们的国文老师是东孔村人黎绍元，教数学的是一位姓钟的老师，英文老师是一位女教师，名叫冯良英，五十多岁仍未成家，是一个基督徒。植物老师是抱岁人陈作甫。其他老师，因为时间久记不起来了。　　　　我们这届共招两个班，甲班和乙班，学生有八九十人。当时交学费主要是交大米，每人每学期交一石（重约150市斤）二斗大米，也可以折价交光洋。校长和老师的薪金主要是发大米。课本是用国民党的国民课本，因为课本很贵，我们买不起。除了数学、英文课本外，其他如国文、历史、植物等科，都是借同学的来用手抄。　　　　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英文笔”（钢笔），开始我还是用铅笔。后来有“英文笔”了，用的墨水还是用人家染衣服的蓝粉或绿粉，溶在水中而成。老师上课，本地老师用本地话讲课，大陆老师用国语讲课。开始我们听不懂，慢慢才听得懂大部分。　　　　本地学生回家吃饭，住宿生集中开饭，但伙食很差。校园环境卫生很差，杂草丛生，污水到处都是，学校也不组织学生搞卫生。蚊子又多又凶，白天也出来咬人，学生发疟疾的很多，发冷发热，中途退学的人不少。学生下河洗澡，有一位刚从崖县榆亚中学转来的学生，记得是九所的新庄、山脚那一带人，晚饭后下河洗澡被淹死了。　　　　学生对校方意见很大，组织起来大造校长周润章的反。当时学生都参加童子军，有童子军棍。大家把队伍拉出来，拿着童子军棍，把校长周润章的宿舍包围起来，要找他算账。当时九所有国民党一个营的驻军，他躲进军营，调派驻军来学校弹压。但没有学生受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位国民党营长给我们训话时，两条腿直颤抖，可见他们是怕学生的。　　　　据说，那次造反是有共产党员在组织的，有两个学生是共产党员。后来有一位姓周的学生党员被国民党逮捕。　　　　因为闹事，周润章不当校长回家去了，由郑联芳当校长。那时已是九所临解放前夕。解放军攻打九所时，我们还在学校。枪声响得猛时，个别老师还爬上楼顶伏着看，我们学生吓得躲在楼下不敢动。　　　　学生撤走时，校方通知到新校址报到。1949年9月，崖二初中迁到黄流以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破兵营里办学。记得当年我们进校时，校门有四根大柱，进门后是砖铺的路道，两旁是高大的马尾松树。校内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高脚屋，还有一间用铁皮盖的大礼堂。　　　　搬到黄流后，郑联芳继续当校长，邢诒河先生担任教导。原来两个班的中2只剩下一个班，30来人。后来又召收中3班（春季班），邢福义当时就在这个班。秋季又召收中4班，张建琼当时就在这个班。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我和张建琼都是学生会委员。　　　　那时黄流地区还没解放，但共产党的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林庆池多次晚上化装进校，召集学生开座谈会，了解学校食堂供应情况和学生思想状况。黄流地区解放后，党接管学校。校长由符达良担任，教导是韩汉忠。　　　　我们都是母校的老师培养出来的，遗撼的是很多老师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我不读高中。被聘在孔汶村小学当教师，我的同学多数都选择当教师。不过，我们这批人留在世上的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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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失利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黄流中学一直是孙基烈校长主管全面工作。一九六四年黎良奋调任黄流中学校长，孙当副校长。高二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全年级前茅。高二年级进行的各学科竞赛，我的数学科、物理科、作文、俄语科分别获得全年级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　　　　一九六四年高考，黄流中学创出了名牌，颜献忠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远远超过广东省内不少老牌中学。为了夺取一九六五年高考的更大胜利，第一学期刚开始，学校就将高三学生按成绩分类排队，进行分析。当时我的成绩总分全年级第一，邢峰第二，学校内定我高考第一表第一志愿报清华大学，邢峰报考北京大学。　　　　高考录取的结果，邢峰同学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不少同学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而我却落到第二表第一志愿，被录取在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辜负了学校领导和社会的期望。一个人一生有很多遗撼，我的人生第一个遗撼，就是一九六五年高考未能考上清华大学。　　　　大家认为我高考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我在中学就谈恋爱。当年我确实在中学谈恋爱，对学习有一定影响。当校长以后，我告诫自己的学生，要正确处理早婚早恋的问题。　　　　高三班主任严昌学老师，为了教育我正确处理早婚早恋的问题，派班里大姐陈运完和郑新芝同学到我家，找我的女朋友谈话，希望我们双方互相鼓励，争取高考考好。后来，严老师还亲自到我家作家访，除了跟我父母谈以外，还到我女朋友家找她妈妈和她本人谈。可以说，工作是做到家了。　　　　一九七九年我到乐东中学当校长，爱人陈关引到乐东中学工作，和严老师共事一段时间，爱人说：“看到严老师，想起当年的事，感觉害羞。”　　　　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一经选定一个人，就用心去爱她，因此在这方面花去一些时间和精力。后来当校长后，我教育学生要“冻结爱情”，看来这东西不好“冻结”，最好不要去惹它。　　　　不过，我认为我高考失利的主要原因不是谈恋爱问题，而是学习基础不够扎实。特别是我的物理科基础不够扎实。　　　　从初三到高一，我的物理科都是由同一个老师教的。这位老师上课时有两个怪动作，一是板书以后从裤袋里拿出一块又脏又皱的手帕来擦脸，看到那块已说不出什么颜色的手帕，大家感到不是味道。再一种是板书后，用双肘夹着裤子往上提，生怕裤子掉了似的。看了这些怪动作，我和一些同学一样不喜欢物理老师，物理学得不扎实。　　　　当然，不能全怪老师，同是一个老师上课，为什么别人能学好，自己不能学好，说明我的意志和能力有问题。高二由陈巨光老师上物理课，我加强了对物理的学习力度，还是赶不上去。高考后，我知道物理科考得差了，但也想不到会那么差。文化革命中有些同学在学院档案室里看过我的高考成绩，我们物理成绩才有四十多分。　　　　我是有点小聪明的，接受和领会知识比较快，但是在学习上花的时间比较少，因此对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对比较难的题目就不容易解决，或者分析得不够全面。因此，在学习上不能光靠小聪明，要靠汗水，要靠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　　　　我之所以对学习投入的时间少，除了个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外，主要是容易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求甚解。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邢峰同学，他那种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人家能考上北京大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我投入学习的时间少，跟我家的经济条件和身体素质有关。虽然父母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持我读书，但有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整个中学阶段，我就长期睡眠不好，神经衰弱，到了高三以后更显得严重，因此在高三我到校参加复习的时间比较少。未能如愿地考上清华大学，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争气。　　　　到华南师范学院后，学院开展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院长王燕士说：“有人后悔自己未能考上清华大学，才来读师范学院。其实读师范学院没有什么不好，你以后培养出十个清华大学生，不是比自己考上清华大学强十倍吗？”后来，我当了中学校长，也有几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但却没有我们的王燕士院长说的那种自豪的感觉。　　
　　佩服 应该给现在的学生讲讲历史啊
　　学习前人的风范
　　同桌的她　　　　　　听到《同桌的你》那首歌曲熟悉的旋律，我就想起她，中学读书时与我同桌的她。不是与她有什么暧昧关系，只是她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四十年前我读高二时，听说班里要有新同学来，大家都猜测：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同学呢？一天早读课，班主任带着一位女同学走进教室，这下可好，全班视线齐刷刷的投向她。　　　　只见她衣着入时，上衣是红底黄花布衬衣，配着浅蓝色学生裙。头发剪成当时流行的女生式，白皙而红润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对又圆又亮的大眼睛，睁开来有如两道闪电。成熟诱人的身材，透着青春的气息。两只耸起的奶子，饱满得将纽扣间的衣衫撑出两个小嘴巴，似欲破布而出。　　　　因为我是单人一桌，张老师将她带到我的旁边，让她和我同桌。不知道是欢迎新同学，还是同学们对我的羡慕，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弄得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老师上课点名后，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文莉，她很快成为班里的议论中心。女同学说她能歌善舞，嘴巴甜，讲礼貌，喜欢和她接近。也有个别女同学有点讨厌她，说她轻浮好动。男同学则议论她的身材，注意她的胸部，走路的扭捏动作，说话多变的表情以及会说话的眼睛。有些人评她的胸部美，有些人说她的屁股漂亮。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对与众不同的异性，总是喜欢评头品足。　　　　随着她的到来，我可受苦了。其他同学都是男一桌，或女一桌，只有我们是男女同桌。喜欢开玩笑的男同学，从我这边走过，有意无意的将我往她那边推，有时弄得我差点压到她的身上，引来哄堂大笑。　　　　她身上总是香气四溢。那时没有什么香水或高档面膏，但有各种雪花膏，冬天她总是轮着搽各种不同的膏。不知道是怕冷还是什么原因，她总喜欢挤近我，香味直往我脑门冲，弄得我不能静下心来听课。　　　　夏天的干扰更大。她喜欢穿短袖衬衣，从我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她那茂密的腋毛及一块白皙的胸脯附近的肉，从她的领子里，可以窥见接近奶子的地方。弄得我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总要扭头去看看。　　　　我是班里成绩的皎皎者。因为是同桌，她经常把不懂的问题向我请教，有时下课后，她还叫我给她讲题目。她是外县人，对我说的本地话听不大明白。为了听清我的话，她总是挤得离我很近，有时她的胸脯就贴在我的肩膀上。　　　　按规定，老师不能与学生谈恋爱。但也不能阻止学生追求老师，早熟的文莉在追我们的俄语老师江老师。江老师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我们这里当教师，他是G城人，长得帅，又喜欢打扮，梳理着大分头装，头发总是光滑滑的。同学们背后开玩笑，说苍蝇飞过也会滑倒。据说他是华侨子弟，他穿的那些衬衣，多是有条纹的，有点象画报上的华侨。他经常打领带，皮鞋什么时候都是锃亮的。　　　　一段时间，文莉经常到江老师房里找他，有时问俄语，有时只是去坐一坐。那时老师住房比较简单，就一间瓦房。江老师是年轻人，喜欢整齐美观，将房间隔为两半间，前半间备课和会客，后半间是卧室。有时很晚了，文莉还坐在江老师房里。那时没有电灯，只是点煤油灯，光线不太好。过了一段时间，有关于他们的艳闻在同学和老师中传开。校长找江老师谈，要他引起注意。　　　　文莉不知内情，还是常去找江老师。江老师迫于无奈，拿出大学的相本给她看。并指给她看，他的女朋友的多帧照片，并说明他们准备寒假结婚。从此，文莉才少上江老师的门了。　　　　后来，文莉又将目标转向化学的沈老师，他是G省一个农民的孩子，由于学习刻苦，化学基础很好。他的教学是一流的，深得同学们的喜爱。他在课堂上讲课，讲得头头是道，但谈起恋爱来，却不怎么在行。这些大陆老师，除个别找本地姑娘外，多数都回家乡找对象。旁的老师告诉我们，沈老师回去找过几个姑娘，均没有成功。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实在尴尬。熄灯钟响了好久了，沈老师还和文莉在房里说话，不知道是风吹熄了煤油灯，还是他们有意吹熄的，反正灯是灭了。这事被学校巡逻队发现了，将此事报告校长，校长报告上级。最后，以与学生“打游击”（当时乱搞男女关系称为“打游击”）为理由，处分了这位老师。　　　　发生这件事的第二天，我的同桌被她姐姐接走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县城工作，碰到她姐姐，我问起她的情况。她姐姐说：“不告诉你，如果你当时关心她，跟她相好，她就不会出事，都怪你！”她没有告诉我她妹妹的情况。其实她妹妹并没有和我谈恋爱，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现在，中学生谈恋爱，甚至怀孕、堕胎的现象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不少家长总是说：“人家以前的学生可不是这样子。”其实，凡是有青年人的地方，就有恋爱，这是必然的。主要看我们如何引导而已！
　　我懂理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了个平凡的英雄——雷锋，开国元勋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潮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在中学生中，掀起了人人做好事，争当小雷锋的热潮。　　　　那时我在黄流中学读高二，我们几个同学商定，凑钱买理发工具。主要工具有三样：手动理发剪、剪刀、剃刀，合起来约十元。钱并不多，但当时我们每月只吃三元菜金，要从几个月的菜金中才能节省下两元钱来。　　　　当时并没有人指导我们学习理发，我们是边学边练。到街上去请教理发师傅，态度好的教你一、二招，态度不好的，还把你骂一顿。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家靠这门手艺吃饭，多人学了还怎么能混饭吃。　　　　我们只好互相以自己的头发做试验，一边理发一边摸索。我是留分头的，一位同学给我剪发，两位同学在旁边指导，我手持镜子在提意见。那位同学理发剪子抓得不稳，剪子跳动得很利害，一开始就把左鬓理光了一大片，看来这个分头发型是保不住了。　　　　经过四人协商，决定将发型改为小平头（就是邓小平同志那个发型，头顶要剪得平），谁料这种发型更难剪，最后只好剪光头。光头也不好剪，还是长短不一。我只好上街买个帽子戴上，喜欢开玩笑的同学，乘我不注意把帽子摘下来，引起哄堂大笑。　　　　我们就是这样学会了理发。当时的发型也比较简单，就是分头、小平头，女子的就是“剪齐耳发”或“剪自由发”（也叫做运动员发型）。我们几个同学组成学雷锋理发小组，下午下课后、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为同学们理发。　　　　我在家里有三位要好的朋友，我们几个就住在我家的书房里。他们也学会了理发，理发技术比我还好。我们在家里也有一副理发工具，星期天回家或寒暑假，附近的群众上门请我们给他们理发。本村西村那边有一株高大的“酸梅豆树”，很凉快。农闲时有不少社员在那里下象棋或聊天，我们定期到“酸梅豆树”下为大家免费理发，深受大家的赞扬。　　
　　　　好，，仔细看完，，　　　　
　　不知道他的同桌看了&同桌的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一位教师，以这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的同学，不知道是想说明什么？　　另外：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位生了不少孩子的被处分的校长　　
　　羡慕杨先生有一位养眼的女同桌,不知杨先生后来是不是也喜欢偷窥女学生女老师的衣领处.短袖口处.啊武向明吾友,你们夫妻要看管好家父,有些事做就做了,不要到处乱说,影响形象的嘛!
　　向吴老师致敬！　　
　　阅读　　
　　附属中学都不行
　　中国名校黄流中学　　黄流中学于1947年9月在九所圩日本人留下的南国公司（今九所粮所内）废圩上正式创办，当时九所、黄流属广东省崖县第四、五区，校名为崖县第二中学，通过小学升初中考试录取初中新生两个班，九十人。　　1948年九月，继续通过考试录取两个初一新生班，这时全校有四个班，一百多个学生。由于部分学生交不起学费，中途退学。有一个学生下塘洗澡被淹死，卫生环境差，患病学生增多，师生情绪不稳定。　　1949年初崖县政府委派崖城人郑联芳接任校长。郑联芳考虑到学生情绪不安定，在县参议孙国宝、校董罗德富的支持下，决定将学校迁到黄流村日本人留下的破营房里（现址）继续办学。9月，学校继续招收两个初一班，学校的规模扩大到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有近20个老师和200多个学生。　　1958年年初，海南重划县域，黄流由崖县划归乐东县管辖。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1958年9月，学校开始高中招生，招高中1、2两个班，共90名新生。校名改为乐东县第一中学。　　1961年7月学校有30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上大学有9人，高考录取率达30％，高考旗开得胜。黄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之乡，文人荟萃，有名的《崖州志》就是由黄流镇孔汶村举人张隽主编，由佛老村拔贡邢定伦编写的。　　黄流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旗开得胜，更加激励学子们勤奋读书，创造了黄流中学辉煌。　　1964年学校更名为乐东中学。当年高考，取得出人意料的优异成绩，颜献忠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高考录取率高达60％。1965届高考又取得新的突破，邢峰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高考录取率达75％，居海南地区第二名。黄流中学从此在广东省内出名，孙基烈校长在海南行政区高考总结会上发言，引起巨大震动。人们说：“想不到黄流中学这个农村学校，创造了高考的辉煌。”“北有文中，南有乐东”这句话从此在岛内流传。　　附1965年（第五届）高考学生录取名单　　邢峰（北京大学）、王达洲（中山大学）、李
军（中山大学）、吉家添（中山大学）、陈积栋 （华南工学院）、陈白华（华南工学院）、周天义（华南工学院）、陈文跃（华南工学院）、吴承添（华南工学院）、黄槐光（中山医学院）、陈鸿尧（北京工学院）、陈乐全（山东海洋学院 ）、杨生龙（ 华南师范学院）、朱国英（华南师范学院）、 郑万兴（华南师范学院）、孟允达（华南师范学院） 、王家义（武汉医学院）、汪泽荣（广州中医学院）、邢泰聪（广州医学院）、陈人哲（广州外语学院）、林永奋（湛江医学院）、陈运完（湛江医学院）、邢诒东（广东土木建筑专科学校）、黄
哈（广东土木建筑专科学校）、 徐天福 （广东土木建专科学校）、俞诗竹（广东土木建专科学校）、刘木彬（佛山兽医专科学校）、杨昌宏（佛山兽医专科学校）、周耀华（华南热作学院）、陈金云（湛江水产专科学校）、孟允安（海南师范专科学校）　　下列学生考上各类大专学校：　　柯景生、潘关活、李朝荣、钟木生、陈炳雄、陈小萍、孙鸿岗、黎正和、林善芳、林炽轩、林善亚、陈翠鸿、柯行孝、方宗钦、招之璜、林安远、肖铁嵩、孟允孝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黄流中学有一批“老三届”（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被录取上大学。　　随着恢复高考，黄流中学的校风、教风、学风迅速好转。1979年9月，学校被评为全国体育卫生先进集体、全国体育工作先进集体。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孙基烈校长到北京参加全运会，接受颁奖，并参加国庆观礼。同时学校还获得广东省体育卫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学校成为广东省田径传统项目学校。王玄中被授予国家一级裁判员称号。　　1980年8月，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文科考生刘气豪总分全海南自洽州第一，被录取于北京师范大学。　　1980年9月，广东省进行重点中学调整，规定每县只办一间重点中学。乐东县把县城的永红中学定为县重点中学，更名为乐东县中学。黄流中学不再是重点中学，但属县直学校，按志愿在全县招生。并且将一批有名教师从黄流中学调往乐东县中学。虽然黄流中学师资力量有所削弱，但是学校深厚的积淀，学子的拼搏精神，依然在起作用。当年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文科考生吉家凡总分全海南第一，语文科成绩全广东省第一，被录取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系。1983年8月，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考生文科总分全海南自治州第一，孙书斋被录取于北京师范大学，陈运和被录取中山大学。理科考生陈永向总分全自治州第一，被录取于中山大学。　　历经苍桑，黄流中学依然辉煌。1992年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屏山等领导到学校视察、指导。听了学校工作汇报后说：“这里是出人才的地方”，鼓励师生继续努力。1995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宗鼎，在海南省委组织部长张德春的陪同下，视察学校，并为题词：“办好教育，建设祖国”。1996年春节期间，海南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刘明启亲自率领省教厅尊师慰问团，到黄流中学慰问全体教师职工。在教职工座谈会上说：“北有海南中学，南有黄流中学”，鼓励大家要把学校办出特色，多出人才。　　由于黄流中学创办以来，作为一间农村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1990年10月，国家教委将黄流中学的事迹选入《中国名校》一书，黄流中学是“中国名校”从此出名。　　黄流中学创办68年以来，培养出的学子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广东省和海南岛，其中不乏皎皎者。
　　中国名校黄流中学　　黄流中学于1947年9月在九所圩日本人留下的南国公司（今九所粮所内）废圩上正式创办，当时九所、黄流属广东省崖县第四、五区，校名为崖县第二中学，通过小学升初中考试录取初中新生两个班，九十人。　　1948年九月，继续通过考试录取两个初一新生班，这时全校有四个班，一百多个学生。由于部分学生交不起学费，中途退学。有一个学生下塘洗澡被淹死，卫生环境差，患病学生增多，师生情绪不稳定。　　1949年初崖县政府委派崖城人郑联芳接任校长。郑联芳考虑到学生情绪不安定，在县参议孙国宝、校董罗德富的支持下，决定将学校迁到黄流村日本人留下的破营房里（现址）继续办学。9月，学校继续招收两个初一班，学校的规模扩大到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有近20个老师和200多个学生。　　1958年年初，海南重划县域，黄流由崖县划归乐东县管辖。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1958年9月，学校开始高中招生，招高中1、2两个班，共90名新生。校名改为乐东县第一中学。　　1961年7月学校有30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上大学有9人，高考录取率达30％，高考旗开得胜。黄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之乡，文人荟萃，有名的《崖州志》就是由黄流镇孔汶村举人张隽主编，由佛老村拔贡邢定伦编写的。　　黄流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旗开得胜，更加激励学子们勤奋读书，创造了黄流中学辉煌。　　1964年学校更名为乐东中学。当年高考，取得出人意料的优异成绩，颜献忠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高考录取率高达60％。1965届高考又取得新的突破，邢峰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高考录取率达75％，居海南地区第二名。黄流中学从此在广东省内出名，孙基烈校长在海南行政区高考总结会上发言，引起巨大震动。人们说：“想不到黄流中学这个农村学校，创造了高考的辉煌。”“北有文中，南有乐东”这句话从此在岛内流传。　　附1965年（第五届）高考学生录取名单　　邢峰（北京大学）、王达洲（中山大学）、李
军（中山大学）、吉家添（中山大学）、陈积栋 （华南工学院）、陈白华（华南工学院）、周天义（华南工学院）、陈文跃（华南工学院）、吴承添（华南工学院）、黄槐光（中山医学院）、陈鸿尧（北京工学院）、陈乐全（山东海洋学院 ）、杨生龙（ 华南师范学院）、朱国英（华南师范学院）、 郑万兴（华南师范学院）、孟允达（华南师范学院） 、王家义（武汉医学院）、汪泽荣（广州中医学院）、邢泰聪（广州医学院）、陈人哲（广州外语学院）、林永奋（湛江医学院）、陈运完（湛江医学院）、邢诒东（广东土木建筑专科学校）、黄
哈（广东土木建筑专科学校）、 徐天福 （广东土木建专科学校）、俞诗竹（广东土木建专科学校）、刘木彬（佛山兽医专科学校）、杨昌宏（佛山兽医专科学校）、周耀华（华南热作学院）、陈金云（湛江水产专科学校）、孟允安（海南师范专科学校）　　下列学生考上各类大专学校：　　柯景生、潘关活、李朝荣、钟木生、陈炳雄、陈小萍、孙鸿岗、黎正和、林善芳、林炽轩、林善亚、陈翠鸿、柯行孝、方宗钦、招之璜、林安远、肖铁嵩、孟允孝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黄流中学有一批“老三届”（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被录取上大学。　　随着恢复高考，黄流中学的校风、教风、学风迅速好转。1979年9月，学校被评为全国体育卫生先进集体、全国体育工作先进集体。10月1日国庆三十周年，孙基烈校长到北京参加全运会，接受颁奖，并参加国庆观礼。同时学校还获得广东省体育卫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学校成为广东省田径传统项目学校。王玄中被授予国家一级裁判员称号。　　1980年8月，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文科考生刘气豪总分全海南自洽州第一，被录取于北京师范大学。　　1980年9月，广东省进行重点中学调整，规定每县只办一间重点中学。乐东县把县城的永红中学定为县重点中学，更名为乐东县中学。黄流中学不再是重点中学，但属县直学校，按志愿在全县招生。并且将一批有名教师从黄流中学调往乐东县中学。虽然黄流中学师资力量有所削弱，但是学校深厚的积淀，学子的拼搏精神，依然在起作用。当年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文科考生吉家凡总分全海南第一，语文科成绩全广东省第一，被录取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系。1983年8月，高考成绩公布，黄流中学考生文科总分全海南自治州第一，孙书斋被录取于北京师范大学，陈运和被录取中山大学。理科考生陈永向总分全自治州第一，被录取于中山大学。　　历经苍桑，黄流中学依然辉煌。1992年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屏山等领导到学校视察、指导。听了学校工作汇报后说：“这里是出人才的地方”，鼓励师生继续努力。1995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宗鼎，在海南省委组织部长张德春的陪同下，视察学校，并为题词：“办好教育，建设祖国”。1996年春节期间，海南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刘明启亲自率领省教厅尊师慰问团，到黄流中学慰问全体教师职工。在教职工座谈会上说：“北有海南中学，南有黄流中学”，鼓励大家要把学校办出特色，多出人才。　　由于黄流中学创办以来，作为一间农村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1990年10月，国家教委将黄流中学的事迹选入《中国名校》一书，黄流中学是“中国名校”从此出名。　　黄流中学创办68年以来，培养出的学子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广东省和海南岛，其中不乏皎皎者。
　　身世之谜　　杨生龙　　罗林胜是大二学生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学校园里就有这种说法：“没有女（或男）朋友的是另类。”因为他没有女朋友，常常一个人散步。男同学总是讥笑他，举着小手指头对着他，女同学则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兴一人散步。”　　林胜也想有个女朋友，夜幕下肩并肩在马路上走，谈着两人喜爱的话题。特别是在月夜，早早占着湖边的椅子，互相倚靠着，静静地享受清风明月，多么惬意啊！　　他先后谈过两个女朋友，都因老妈的事很难说清楚而告吹了。“吹就吹呗”，他爱他的妈妈们，不准他的恋人鄙视她们。这里说“妈妈们”，就是说小胜不止一个妈妈。　　他有两个亲妈妈，一个罗妈妈，他叫他大娘，一个林妈妈，他叫她二娘。这不，两个娘的姓就在他的名字上标出来了。她们未婚未育，还是女儿身。　　罗妈妈对他说过他的来历：有一天早上，她们两人挑着货物，准备到市场出售。看到路边有一个包，以为今天运气好，捡到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她们将小孩抱回来养。罗妈妈说：“因为你是捡来的，我们就叫你阿剩。”　　阿剩在两位妈妈的精心养育下，慢慢长大了。他们的家在村外，妈妈们很少与男人来往，而她们却有十位差不多同龄的女友，分别是黄阿姨、周阿姨、张阿姨、李阿姨等。她们一来到，总是要抱着他玩。　　他要上小学了。老师说：“中国人要有一个姓，姓张或姓李什的。”阿剩告诉老师：“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老师说：“如果不知道亲生父亲的姓，跟养父的姓也可以。”他没有养父，只好跟养母的姓。　　罗大娘说：“我是大姐，跟我的姓吧！”林二娘说：“我们两人都是养母，我也应该有一份。”老师说“剩”字不听，给他改为“胜”，他的大名叫“罗林胜”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他渐渐懂事了，感觉到自己的家与众不同。他家的房子是瓦房，有四间房子。他小的时候是跟两位大娘住一间房，后来自己住一间房。一间是客厅，再一间是客房。　　客房里有一张很大的床，大娘的姐妹来，就睡在这张大床上。她们并不是亲生姐妹，但很亲热，对小胜也很好。每次来的时候，各位阿姨每人均有一件礼物送给他。　　他小的时候，各种玩具很多，有汽车、飞机、手枪及各种仿真枪。上学以后，各种文具也很多，有铅笔、钢笔、笔记本和铅笔盒等各种各样的文具。各种铅笔盒就有十个之多，漂亮的书包也有好几个。　　他的生活圈内是个女人国，都是一些未婚的女人，他们讲着女人的“粗口”话。因此，他自小就有一股娘娘腔。这一点，罗大娘很担心，她对他说：“你到学校去，学那些男人的动作和说话，不要学我们的。”　　罗大娘虽然是女流，但却不让须眉。说话和男子汉一样，走路也是风风火火的，讲的“粗口”话也是采用男人的口吻，给他影响比较大。　　小的时候他跟两位妈妈睡，乘他睡着的时候，两人就互相开玩笑，你摸我，我摸你，两人都“咯咯”地笑着。一次，他醒来，看到两位大娘光着身子，你压我，我压你，在那里翻滚着，羞得他闭着眼睛不敢看。　　自己睡一间房后，他也常听到隔壁两位大娘的调笑声。客房里住着的阿姨，也是这样互相调笑。罗大娘对阿胜说：“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吃你饭，读你的书，做个男子汉。”　　阿胜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欺侮，骂他是“淫子屎”（海南话，私生子的意思），还说他们的家是“女人国”，说他的妈妈是“老姑魂”（海南话，老姑娘）。阿胜常常要跟他们打架，维护妈妈和自己的尊严。　　被打伤回到家里，罗大娘说：“你不要跟他们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你用功读你的书，学习成绩好了，他们就不会欺侮你了。”罗妈妈是初中毕业生，经常辅导他的学习功课。阿胜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很快就变成全年级第一名。　　罗大娘的话不错，每个学科比赛阿胜均获奖励，同学们向他投来羡慕的眼光。他有几位要好的朋友，他经常辅导同学们学习，和同学们一起复习功课，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班里不再有人欺侮阿胜，也没有人骂阿胜的妈妈们了。别班同学偶尔觉得好奇，以阿胜的家庭当作笑料，也会受到他的朋友的警告。　　阿胜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高考总分入了第一批的围，学校要求建档。在正式填表时，可令阿胜为难了，许多栏目他不知道如何填写。　　他回家问两位妈妈。罗妈妈说：“你拿来，我教你填。”在父亲这一栏，她随便捏造了一个名字罗××的人填上，然后叫他注明已死。在母亲一栏里填上林二娘的名字。户口就随她们的，她们早在人口普查的时候，给他上了户口。　　建档顺利通过后，阿胜考上上海一间名牌大学。两位大娘是做小贩生意的，但每月准时将他的生活费汇到学校，保证了他的生活。　　读高中以后，阿胜明白他的两位妈妈及八位阿姨她们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了，她们是本地的独身主义者，终生不嫁人。其中也有一些是同性恋者。她们常常以结拜姐妹的形式出现，不与男人来往，十姐妹之间亲密无间。　　但是，阿胜不鄙视他们，阿胜的生命是她们捡来的，阿胜是她们养活的，阿胜的读书是她们供养的，用本地话来说：“虽然不吸胸头血，也吃手心米。”（海南话，意思是虽然不是吸养母的奶水长大的，也是靠养母养大的）。他与两位妈妈虽然没有血肉相连，却心相连。　　阿胜在大学毕业前夕，找到了女朋友，她是比他低一届的同学。女朋友庞英完全理解他的家庭，对他的妈妈们表示理解和同情，因此，她赢得了阿胜的爱情。　　读大学最后一个寒假，阿胜带着庞英回家一趟，两位大娘一边一个拥着庞英，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偷　　本地有句俗话：“贼子难生”，意思是说，要生到一个善于偷东西的贼子不容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里的张家就出了一个偷儿，名叫张智。他虽然瘦小，但有三大绝技：一会躲，二善于扒钱包，三会装死。　　有一次，有人发现他躲进了房里，这间房只有一个门，窗是用钢筋做的。大家都说他这次是插翅难飞。可是十几个人，三番五次进去搜索，就是找不到他，他好似变成小鸟飞走了一样。当人们散去后，他才跑出来。　　你说他躲在哪里呢？原来他就躲在睡床底下，用手脚撑着身体，贴在床底。找的人只是蹲下来，伸头往床下看，这样是看不到他的。除非你躺到床底的地面，才能看到他。可谁找人，会躺下去看呢？　　据说，他匆忙中可以用一只手将身子吊在挂衣服的衣架上，然后用你的衣服将他盖住。找的人以为那里只是挂着衣服，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个人和衣服一起，挂在衣架上。他就是凭着高超的躲避技术，遇难吉祥。　　他的扒手技术，据他自己说尚未学到功夫。但在我们这地方，他的“扒功”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可以用两只手指，从你放在任何部位的口袋里将钱包掏出来，你毫无知觉。据说，有位女青年要到外地去，将钱夹在胸前的乳罩里，她以为万无一失。被张智发现以后，还是让他将钱给掏走了。　　人们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村人，要到海口去采购东西。他将钱放在一个小布袋里，挂在阴囊的旁边。那里是男人最敏感的部位，只要轻微一动，就会被觉察。他跟踪这位农民很久，但无法下手。　　在挤公共汽车时，他突然装着提醒大家注意，说：“车上小偷多，谁不要将钱包挂在阴囊旁边，小偷把阴囊割掉，那就麻烦了。”那农民一想也是，钱掉了问题不大，但阴囊被割去了，就一辈子都完了。他马上将钱包移到一旁，结果中计，钱被他偷走了。　　他装死的功夫可谓老到，这也是训练出来的。人们对小偷是厌恶的，抓到就会往死里打，外伤容易治好，打成内伤就麻烦了。他被抓到的机会是很少的，但还是有几次偷东西被人当场逮着。人们抬起拳头，就往要害部位打。　　但拳头尚未打到他身上，他马上向一边倒下，躺在地上双目紧闭，口里直吐泡沫，和马上要死了一样。人们不管怎么义愤填膺，也害怕出人命事故，只好停止殴打。他却在那里注意观察情况，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从人缝中钻出去跑掉。　　张智在几十年偷窃生涯中，本着“偷也有道”的原则行事。他有“几不偷”：不偷孤寡老人，不偷妇幼，不偷住院病人。不但不偷，碰到他“生意好”，袋里有钱时，说不定还会有一百几十元资助你。　　有一次，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妇人，把自己养的几只鸡，拿到镇上出卖。她将得来的一百多元，放在挂于腰带上的布口袋里，布口袋被小偷偷走了。　　这件事发生时，张智正好路过，老人发现钱不见了，哭得很伤心。看到老人可怜，他注意将周围观察一下，发现有一位年轻人可疑，马上走过去，将老人被割去的布口袋取出来，又稍稍地将它放进老人的怀里。　　然后他才对老人说：“查一下，你会不会将袋子放在别的地方？”老人听说后，在身上摸来摸去，果然在怀里发现了钱包。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别看他个子小，其貌不扬，神通可大了。他充其量也是一米四的个头，头很小，两只小眼睛总是滑溜溜地转，头顶过早地谢了，脑袋活像一个大鸡蛋，嘴巴却长得很宽，几乎占去脸部的三分之一。没有几条眉毛，整个人长得滑稽可笑。　　据说，他还有一个怪癖，插到钱后，就算是几千元，一、两天内就花光，一是吃喝，二是送人。他得手时，熟人碰上，说不定他会请你喝一顿，还要送你一、两百元当作路费，这要看你的运气了。　　他的邻居刘德光，一次在滨城的食店碰到他，高兴地说：“张智，今天有缘碰到你，你请我吃餐饭吧！”他说：“小事一宗。”说完就将邻居带到最好的酒楼里，点了很多高档的菜，要了好酒，两个人大吃大喝起来。　　喝完后，张智结了账，然后和刘德光一起走出酒楼。刘德光用手一摸自己的口袋，发现钱包不见了。这时，张智将钱包递给他，说：“钱包在这里，这几天没有生意，借你几百元用，下次还给你。”刘德光哭笑不得，心中暗道：“倒霉。”后来，张智还是将五百元还了他。　　在一次行窃失手被公安部门抓到后，他对自己的问题做了交代。他交代说，他的偷窃技巧是参加培训后才得到提高的。在上个世纪末，虽然偷东西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插手多，在车上和公共场所作案的比较多，张智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提高“插手技术”，他通过内线关系，被批准参加在海口公园内秘密举行的“特技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的学员，要经过严格的推荐和挑选，主要是害怕便衣警察混进来，一网打尽。　　这个“特技培训班”，发了许多油印的课程，其中有简单的“客户心理学”。这门功课主要讲授如何通过心理观察，发现谁身上带的钱多，钱放在身上那个位置。教材上讲得很清楚：“人家袋子里没有钱，你乱掏他的钱包，没有效益，还容易暴露自己。”　　张智在参加培训时，狠下功夫学习这门功课，练成了“火眼金星”。他可以透过人家的神态，判定此人身上有没有钱，达不达到可以偷取的数量。　　那次参加学习，教头还传授了万一被逮，如何装死，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进行躲避等特技，还专门培训“插手技巧”。他说：“插技的训练方法，就是将一张新的人民币，放在一个新的信封内。用口水将信封沾在门板上，进行训练。”　　他接着说：“要训练到伸进两个手指，将钱取出来，信封不会掉下，才算合格。因为公安局将我们一网打尽，培训半途而废，我的插手技术，没有达到火候，在偷窃钱包时，还是容易被人发现。”　　为了掌握“插手”作案规律，两位公安人员穿了便服，带他到县城最繁华的食店。公安人员小李问他：“从楼梯口走上二楼，你可以插到多少个钱包？”他说：“这可说不准，要看现场情况而定。”试验结果，从楼梯口走上去，他插到三个钱包。　　公安人员和他一起吃早餐，小李对他说：“你看，周围的人哪位带在身上的钱比较多？”他那对小眼睛骨碌碌转了一圈，小声说：“周围的人，虽然衣服穿得很漂亮，但是家在本地，身上没带多少钱。接近收银台那里有几个人，是外地出差来的，身上有好几千元。”　　公安人员示意他去将钱包掏出来看看，他到那里转了一下，几个人的钱包就到手了。将其中一个钱包打开，果然有五千多元在钱包里。　　这些钱包，又由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给人家，因此，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张智那次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就洗手不干了。结婚生了小孩，成家立业了。　　他不但不偷窃，还成了公安部门的好帮手。如果某地连续发生偷窃案件，公安部门的同志就通过私人关系，请他到那里实地了解，提供情况，为破案提供方便。但他一再请公安局的干警替他保密，他担心协助破案的事传到绿林中去，他们会说他不够朋友。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桃花几时谢　　沈家阿婆这次可动了真气，她打电话给小女儿，请她马上回来一趟。女儿听到她怒气冲冲的声音，忙问：“妈，又跟爸爸吵架了？”她在电话里告诉女儿：“还不是你那不正经的爸爸，他在外面沾花惹草也就算了，这次把狐狸精带回来，在外面开房住，还带到单位里打麻将呢！”　　女儿怕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又怕妈妈与爸爸吵起来，惹四邻笑话，只好骑摩托车匆匆赶回来。正好妈要出门，她说：“去，跟我去打那狐狸精。”女儿一把将她拉住，说：“在哪里？我去把爸爸叫回来算了。”阿婆说：“不，我要去看那妖精是什么样子，真的勾了他的魂。”　　女儿怕妈妈惹事，只好跟她一起去。到麻将场，沈老爹在打麻将，他背后倚着一位妙龄女子，这时寒潮南下，气温低，那女子披着沈老爹的外衣，将下巴搭在他的肩上看牌。　　看到这情景，沈阿婆气不打一处来，一手扯下外衣，拍打那女子，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你这妖精，敢勾引我的老公，我打死你！”她扔了衣服，准备上去和那女子拼命。女儿忙拉住她，那女子趁机从旁门溜了。沈老爹垂头丧气地跟老婆孩子回家。他遭到女儿的一顿数落，沈阿婆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　　怎能不令沈阿婆生气呢？都已七十岁的人了，还到处沾花惹草。上个月，他到C城找老同学玩，在那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回来又说要跟老婆亲热亲热，结果将病传给了她。　　两人都到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别人来探病，问得了什么病，也说不出口。那次受了教训，他仍不收敛，这次更是明目张胆将女人带回单位，你说，能让人不生气吗？他真是本性难改！　　沈老爹打嘴上有毛起，就喜欢往女人堆里钻。他请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人命大福大，一生行桃花运。”后来，他将此事告诉沈阿婆，她以为仅是算命先生的吹牛，谁料确是真的。　　也难怪女子要跟他，他生一副“小生”相，方方的脸，红润的脸膛，卧蚕眉，大眼，阔嘴薄唇，相貌堂堂。说话未开口先笑，一副讨好女人的相。沈阿婆名叫吴琳，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和他谈恋爱，高中未毕业就和他拜堂成亲。　　那时他在北方一所有名的大学就读，说也奇怪，他虽然经常和女人眉来眼去，学习成绩倒是很好。因为是优等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一个部的直属工厂当工程师，参加鱼雷的制导试验。吴琳要给他寄信，只能写信箱号码，不知道他到底在那个省那个县。　　后来才知道，他们工厂就在西南一个山区，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工厂为了加强与地方的联系，节假日要派干部与地方群众联欢。因为老沈嘴巴能说会道，常派他到地方与有关方面联络。　　他工作做好了，但也看上人家那里一位头人的姑娘。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个风俗习惯，如果你在他闺女的床上坐了，就表示你是他的女婿了。他不知道这个习惯，随意在人家闺女的床上与她睡在一起。那女子的父母知道了，到处说他的闺女嫁了个干部，村里的亲戚一批又一批到工厂来看“女婿”。　　这事可惹麻烦了，厂领导马上把他藏起来，说他不在厂里了。并千方百计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赔了很多不是，才平息了这件事。出了这样的事，本来是要从严处理的，考虑到国家培养一个工程师不容易，从轻给予降级处分，将他调到黄河边一个工厂工作。　　他在那里又与一位女技术员“打游击”，被当场捉着，这次处分就重了。被降为临时工，调回地方重新分配工作。连续栽了两个跟斗，他写信给一位同学说，无脸回家见父母妻小。　　那位同学将他的事告诉吴琳，吴琳是一位知书识礼，温顺豁达的女子，她宽容了丈夫的不轨行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人前往黄河边那间工厂将他接了回来。　　老沈被重新分配在山区一个乡工作。因为还处于察看期间，组织部跟他严格交代，如果再重犯，就要开除公职。那几年内，他想女人就回家看老婆，算是相安无事。两个男孩相继出生，家庭和睦。　　那时的农村干部，要下乡和群众“三同”，他又和“三同户”的女孩好上了。结果，那女子怀孕了。这次的麻烦更大，这位女子是与一位现役军人定过“童婚”的，和现役军人的妻子通奸是要判刑的。那段时间，他整天哀声叹气，如同末日来临一样。　　幸好那位军人到部队后，认识到“童婚”不符合《婚姻法》，宣布解除了婚约。有关部门到部队调查，证实已解除婚约，才免予刑事处分，受到降职减薪处分。　　吴琳去找组织部门了解丈夫的情况，接待她的领导是本地人，他跟吴琳比较熟，开玩笑说：“你的丈夫正牌是公鸡，本性难改，看来要和公鸡一样阉了才能解决问题。你还是搬来和他在一起，严加管教才行。”从这时起，她作为家属，将小孩带到机关和丈夫一起生活。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用大字报，将老沈的风流丑闻揭露出来，他成了批斗对象，和“走资派”一起被揪斗，戴高帽，挂牌游街。妇女造反派还多次批斗他，揭发批判他侮辱妇女的滔天罪行。　　“文革”的第二年，他被红卫兵押送返乡务农，全家被赶回家。回到农村后，因为没有耕牛农具，也不懂犁田耙田，生活陷入困境。他和一班年青人扛锄头，挖田埂和整地。当时称这些劳动力为“徒手”，他虽然被当作“五类分子”管制，但也成了那班青年仔的头头。　　老沈这种人是乐天派，本地话叫做“以天当帽戴”，又说：“吃饭从鼻里进”。他一边干活一边给那班青年唱山歌，给他们讲他的艳史，引得青年们哈哈大笑，晚上还和那班青年去找姑娘谈恋爱，大家都尊称他为“恋爱专家”。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给他平反，他又回到机关当干部。年纪是越来越大了，但他却越活越年轻，艳闻不断。　　回忆这些往事，变成沈阿婆的吴琳，越想越生气，这么多年都原谅了他，年近古稀还不修身养性，不给子孙留个面子。真是“且问桃花几时落谢，沈君何年归正改邪？”
　　大嘴壳　　“大嘴壳”是本地话，如果某个人喜欢吹牛皮，讲些无边际的话，人们就说这个人“大嘴壳”，或者说他“车大炮”。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人，说来奇怪，他自小喜欢吹牛皮，又喜欢戴高帽，一大把年纪了，依然故我。　　他喜欢在年轻人面前说：“我年轻时入过武馆，学过武功，虽然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但年轻人也动摇不了我的马步。”小张一向喜欢和他开玩笑，说要和他比赛。在场的年轻人要看他的洋相，纷纷为他助威。　　在年轻人的鼓动下，他摆起武功的起手式，握着两个老拳，说：“你上来！”小张上来从背后将他跌了一跤，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他拍拍衣服的尘土，解嘲地说：“我还没有打好马步，你就冲上来，不算，再来！”小张又不客气的上来将他摔了一跤，引来更大的笑声。　　一次，他和小李争地界。他认为小李占了他的地，小李说没有占过他的地界，两人吵了起来。他以为小李欺侮他年纪大，气势汹汹地冲上来要用铁铲打小李。结果被小李打倒在地。他自己爬起来，不屑的说：“如果早几年，我打你就跟打小狗一样。”　　当然，如果早几年，小李还是小孩子，而他则年轻力壮，当然可以打赢他了。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不服输的人，因为是不量力的不服输，所以总是吃亏。　　如果你想陈大爷为你办事，你只要说几句赞扬他或者他的东西的话，他就很乐意为你出力。农村人喜欢抽水烟筒，水烟筒一般是自制的。如果你想抽烟，你就对他说：“谁制的水烟筒都没有陈大爷的好，抽起来水咚咚的响。光听这水声，就够舒服的了。”　　水烟筒要抽烟时，向竹筒里灌水，抽烟时水上升，停下来后，水又往下流。如果在制作水烟筒时，将竹节的口开得比较小一些，水慢慢往下滴，就会响着“叮咚叮咚”的有节奏的声音。　　陈大爷听了赞美后，脸上马上堆出笑容，说：“就是你识货！”立即把水烟筒搬出来，并给你送上红烟丝，还从灶里给你夹出一块炭火来。那时没有打火机，火柴也比较少，一般抽水烟筒，都是用炭火来点烟的。　　有些喜欢恶作剧的人，在过足了烟瘾以后，有意当着他的面说：“谁制的水烟筒这么差，怎么能抽烟，早该丢掉了。”　　听了这话以后，他的脸马上阴起来，立即从你的手里把水烟筒抢过来，说：“下次别想我的水烟筒，给你抽烟了！”当然，下次再听到好话，他又忘记了，同样给你送水烟筒，还给烟丝和炭火。　　你想借他的犁去犁田，你要先说他制作犁的水平高，既美观又好用。他就很高兴地借给你，并且还关切的问：“光要犁吗？要不要用牛，如果你要用牛，就一起带去，我不用。”　　农村以前主要靠水井饮水，水井用久了，就会填了一部分，要掏井才有水用。下井是苦活，除了弄得全身湿透外，如果提井下挖出来的泥土的箩筐，绳子不牢靠，往下跌会打到头的，这是一件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　　有一年，掏水井时，我的同姓五哥下井掏泥土，在向上吊箩筐时，绳子断了，装满泥土的箩筐，猛地往下砸，幸好他的头闪的快，也将脸部刮得鲜血直流。由于这些原因，愿意下水井掏泥土的人，没有多少个。　　掏水井时，围观和在井上作业的人很多，不管谁来了，首先问：“今天谁下井掏泥？”如果陈大爷在场的话，你只要说：“谁掏井都没有陈大爷厉害，人家动作轻快，掏的又干净。”另外一个人说反话：“不要乱讲，陈大爷年纪大了，动作迟缓，不能下井掏泥了。”　　他听了这话，就会说：“快点放下梯子，让我下去淘井给他看看，是不是我的动作迟缓！”就是这么几句话，解决了没有人下水井掏泥土的困难。　　他活着的时候是公社时期，一般都是集体上工、集体放工。如果是重活、难活，没有人肯干的活，只要对他说一句好话，他就敢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生产队里，男人一般是管耕牛，负责犁田、耕田等整地工作。　　生产队里有不少烂泥田。个别烂泥田，泥浆没过大腿，牛都很难迈步。当时生产队里，是按照耕田的面积来计算工分，参加分配的，烂泥田不好犁，速度慢，犁的人总是吃亏。 　　生产队长在安排工作的时候，总是说：“某某地那块烂泥田，派谁去都不行，只有陈大爷才行。你们这些人工作不负责任，我就是要批评你们。你们应该向陈大爷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然后，安排他耕队里的烂泥田，他就很乐意去干了。晚上，队长也不忘记表扬他一下，他就更加心安理得了，只要受到表扬，他吃亏一点也从不计较得失。　　在公社时期，要盖房是很困难的。当然，劳动力多，又有面子的人，可以借用集体的牛车去砍柴火，烧红砖，是可以盖起房子的。陈大爷的房子早就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　　有人问他：“陈大爷，你什么时候盖房子呀？”他就说：“我早就想盖了，主要是我的邻居老周不肯让屋基地，不然我早就盖了，不但盖房子，还要盖楼哪！如果他再不让房基地，我就在他的家门口盖楼，不让他出门。”　　他没有挨到改革开放就去世了。因此，他至死也没有盖起楼房。人们说：“陈大爷就是这副德性，所以他的寿命不长。”我想，只要他觉得高兴，又不损害社会和别人，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社会要有各种人，才显得丰富多彩。
　　算命的老吴　　镇上沿街道两旁建了两排商品房，出租给市民当铺面，出售各种商品。每排商品房均留有几个通道，作为穿过街道的人行道。　　在左边那排商品房的过道里，用两个砖头垫着屁股，半坐半蹲着一位男人，在他面前铺着一幅一尺见方的褪了色的红布，红布上用墨水写着“算命看手纹”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两帧同样褪了颜色的三角红布旗，一面写着“太公命理”，另一面写着“通天彻地”。他就是算命的老吴。　　周围的环境，使这位姜太公弟子的形象，并不是那么雅观。这里虽然是千年古镇，但人心不古。人们不讲文明，随地大小便，这些过道成了方便之处。虽然墙上写着“严禁在此大小便”，还写着“违者罚款五十元”。但还是这里一堆大便，那里一堆尿液，经太阳一晒，臭哄哄的。但老吴却似高僧入定了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从表面上看，老吴该有六十多岁了，头上理得很短了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还有零星黑发混在那里，变成灰白色。五官还算端正，但脸上却布满了皱纹，似风吹干了的桔子表皮一样。　　他的脖子很长，从坐着的高度判断，他是高个子。上身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青年装”（上面一个小口袋，下面两个大口袋的那种上装，一般是冬装。）下身穿一件比较厚的布缝成的西裤，也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穿着一双破皮鞋。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他这身打扮却还是冬装，看来“算命的神仙”，倒是不分春夏秋冬了。　　看来，他的生意不怎么好，偶然有一、两位老妇人或老头子来给他算命。他算命分为三种，一是“测命格”，就是把你的出生年、月、日、时告诉他，他从挂包中把一本发黄的书拿出来查阅，某年命为多少钱重，某月、某日、某时又各是多少，把它加起来，就为其人“命格”的重量。　　再查书上这个重量的“命谱”的说法，用笔在红纸上给你写出来。这些所谓“命谱”，就是几句顺口溜之类的诗句，他就照着诗句，给要求算命的人解说一遍。看完以后，你就给他一元钱。　　还有一种叫做“看手纹，知你过去和未来”，一般男人看左手，女人看右手。看过“手纹”以后，他也按书上的说法告诉你，你小的时候生活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样。按你的命中注定，你应有多少的小孩，因为计划生育现在只有两个孩子。还告诉你，在多少岁时遇到一个大灾难，你过了六十岁后，会有多少岁寿命等等。他说的虽然没有全对，也说个七、八不离十，直说得那些老人连连点头，心甘情愿给他两元钱。　　再就是看“面相”，同样可以预测你的过去和未来。主要是看你脸上各器官的大小的比例，鼻子、眼睛、嘴巴、耳朵、印堂等，如看到你的耳朵又大又厚，就说你有福相，并且是长寿等。看“面相”也得给两元。　　他是附近村子里人，改革开放以来，就公开在这里给人算命，换几个钱维持生活。二十多年下来，让他算命的人越来越少，运气好的时候，一天有三五个人，收入十元八元。有时在那里呆坐一整天，闻着臭哄哄的大小便，鬼也没一个登门。　　别说无人相信他的算命，连他也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了。按他出生的年、月、日、时推算，他的“命格”是七两二钱重，“命谱”上说，他的“命”是：“一生不需劳碌，全家有吃有穿，五十兴发没有底，六十享乐无止境。”　　第一句“一生不需劳碌”倒是不错，他确实一生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在生产队那阵，他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兼记工员，有时还兼采购，每天往镇上跑，虽然是身高一米七、八十的壮汉，但从来不懂农活，更不知道怎样驾牛耕田。　　第二句是说他“全家有吃有穿”，这也不差，他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老妈死后，就是他一个人过活，倒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本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读过初中，是有一定的文化的，又在生产队里当着重要工作，仓库保管员兼记工员是有面子的，找对象应是不成问题的。　　偏偏他书读不成，反而“落古”了，所谓“落古”就是相信古书上说的那些神鬼之道，学起什么“鬼画符”这些东西来。他要找对象是按面谱来找的，说是要找到一位姑娘，这位姑娘要当他的贤内助，帮他兴家创业，子孙兴旺发达，多子多福。　　他从十八岁开始按条件寻找符合标准的姑娘，足足找了十年。功夫不负苦心人，他还是在邻村找到一位这样的姑娘，这时他已近三十岁，而这位姓吴的姑娘才十七岁。　　这位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一是说他年纪太大，已和自己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二是本地风俗，同姓不通婚，双方都姓吴，认为这是“犯伦犯理”，死后祖宗不承认。　　因此看到他来“姑娘房”，小吴姑娘就躲着他。他对这位姑娘是志在必得，每晚必到这个姑娘所在的“姑娘房”呆坐。为了让这位姑娘回心转意，愿意嫁给他，他把这位姑娘晒在竹竿上的底裤拿到无人处，用钢笔在裤裆上画上一些符咒之类的东西。他相信这样做，会把姑娘的爱心吸引到他这边来。　　被发现后，姑娘们都说他懂“禁”，是“禁公”，更是看到他来就躲开，怕他在身上“施禁”。个别姑娘以为他是失恋发疯了，看见他来就骂。就因为这样，他的名声在这片地方都不太好，一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他的“命谱”上还有下面两句，是“五十兴发没有底，六十享乐无止境”。他五十岁早就过来了，也没有兴旺发达的迹象，还是一样的穷，一样的光棍一条。现在是六十多岁了，不但没有什么乐可享，现在几乎是穷困潦倒，差不多活不下去了。日后当他有病时，不能走到镇上来算命时，又如何生活下去呢？想到这些，他心里是不寒而栗。　　每天早上，他早早就起床，将米放进锅里煮稀饭，将市场上买回来的便宜的咸鱼隔水蒸熟，就进早餐。剩下的稀饭盖好，等中午再回来吃，稀饭就是已准备了一日三餐的了。晚上最多花几角钱买回一把菜，和那些咸鱼煮熟，就是晚饭的菜了。　　吃完早饭后，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得步行到镇上，什么时候他都背着那只褪了色的军用书包，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来的。这些军用书包真耐用，颜色由黄色已变成白色了，但照样可以使用。书包里放着他算命的几本书，铺在地上的那块布和挂在墙上的那两面作为招牌的三角旗子。这就是他的全部行当。　　最近捡破烂成了他的第二职业。他每天来回四趟往镇上跑，捡破烂兼算命。看他走在路上蹒跚的步子，人们觉得他十分可怜。走过他身旁，他身上发出的那股异臭，更是令人难受。　　日
　　大墙内的“情痴”　　（一）　　张大汤本来可以结婚，他没有结婚；他本来可以娶妻生子，但他没有娶妻，当然也没有生仔。因为她的一个颦笑，送给他的一张小照引发痴情，他终生期待。　　（二）　　张大汤六十年的生涯，可以分为三个“二十年”：前“二十年”，中“二十年”和后“二十年”。下面大家就会知道，人们都叫他“二十年”，不再叫他的大号。　　他的前“二十年”，应该说是他们那代人都一样度过的少年和青年。只是在他成为青年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那几年的异常在他们心灵上投下了阴影，他们几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热血里产生一种冲动，想拯救人类，想摇旗呐喊。他们组成了新党，一个名字十分动听的新党——救民党。　　他们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他们散发信件，号召共产党的军队揭竿而起，推翻共产党。号召与共产党有隙的各类人与共产党作对。　　不久，在同一天内他们被一网打尽，一个个都变成了囚犯，被投入监狱。因为立了名册，不少人也因此受到嫌疑。后来，据“二十年”自述，还是他临危不惧，将花名册焚毁，否则将连累更多人。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这个党的最后两位中坚，一位走上了不归路，剩下他被送到大漠深处服刑，服二十年徒刑。　　刑满释放归里，连乡音也改了，操着不规范的普通话说：“二十年了，好不容易呀。”“二十年”就变成他的大号了。　　那时他年至不惑，身体健壮。兄弟劝，姐妹促，要他成家立业，结婚生仔。他尽量推辞，有淑女送上门，贴近身，他亦婉言拒绝。　　如果他回家不久就娶妻生子，孩子也已二十岁了。但是他并没有如兄弟姐妹之愿。看来他有隐情。　　（三）　　他确实有隐情，他的隐情是他最好的好友老李揭开的。起因出在中“二十年”，他在化外大墙里服刑的时期。　　本来，服刑场所，分为男监狱女监狱。他们男监狱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在“政府”（犯人把狱警称为“政府”）的严管之下，进行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无巧不成书。他们这个劳改场办一个牛皮加工厂，生产的是当时最优质的牛皮皮革，加工皮革的都是这些犯人。不论是大热天，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犯人们对这些又脏又臭的牛皮，进行各种工序的加工。　　因为大家都是犯人，而且都是男犯，吊儿郎当，不修边幅，刑期比较长的，绝望的情绪比较严重，都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　　据“二十年”自己说，二十年前和他一起“出关”的犯人有六十多人，能等到刑满释放的，连他在一起，仅有三人。能活着回来，恍如隔世。　　文化大革命那阵，兴起知识青年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的热潮。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劳改场的牛皮加工厂也来了一批青年，狱警称为“青工”，犯人也称他们为青工。　　这些青工有男有女，很多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据“二十年”说，是从河南省一些地方来的青年。与他们这些邋遢的囚犯相比，这些青工就似从红楼梦大观园来的帅男美女。　　因为这些青工的到来，牛皮加工厂的气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脏乱的环境改变了，绝望的情绪一扫而光，囚犯们对衣着和打扮也稍微注意了。　　有位智者说：光是男人的世界是一个肮脏的、沉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投进女人，那怕是一位十分丑陋的女人，这个世界也会变得十分美好。　　智者必究是智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西北的这个劳改场中，就出现这个奇迹，女人改变世界的奇迹。　　我们这位可爱的“二十年”先生，当时没有名，只有号，就是印在他的那件黑白相间的囚衣上的号：01038。他们这个作业间，犯人的囚号从0，共一百名犯人。为了方便，“政府”（狱警）至犯人，对犯人一般都叫后两位数。“二十年”当时被称为“38”。　　大家知道，38这两字，在咱中国，有较好的含义。一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当然也有骂人的意思，男人被称为“三八”，就是骂你不是男人。还有另一层意思，是发达的意思，中国人喜欢从谐音中发现好运，38的谐音就是“升发”，沾着这个号，可以行好运。　　“二十年”因为有这“38”号码，果然他行了桃花运。从外地来的青工中，有一位女青工名叫小芳的，瞧他比其他犯人多了几眼，小芳的名是他从青工们互相称呼中知道的，他们不是犯人，有名没有号。　　“二十年”先生，是刑满释放后的名字，在服刑期间，他就是“38”号，雅称“38”先生。“38”先生外观长得很帅，方脸高额，眼睛大，眼神足，是一条大汉子。　　虽然处在服刑时期，但粮食供应充足，吃饱穿暖，加上他身体强壮，性格外向，人生乐观。在犯人中，有如鹤立鸡群，显得特别突出。　　这些青工是住在大墙外面的。每天早上有专车送来学工，下午下班后就坐车离开，中午吃饭也不跟犯人在一起。只是做工的时候，要学习技术，才“一对一”向犯人学习技术。　　巧就巧在小芳被分配到“38”先生处学习技术，而“38”号的工种是对牛皮质量的检查和鉴定。这种技术一是难学，二是绝活，三是环境好，工作相对轻闲。　　在如花似玉的姑娘面前，“38”号尽心尽力，手把手地指点。在“政府”不在场时，他也谨慎地与小芳说两句轻佻的话，两人关系显得十分密切。　　可以说，在“38”号的二十年服刑期，甚至一生中，这段时间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时期，这令“38”号终生难忘。　　好景不长，这些青工经过半年的学工，掌握了一定技术之后，就撤离了。小芳不知真是恋上了“38”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他们撤离的前一天，将她本人的一张小照送给了“38”号。
　　（四）　　小芳他们那批青工撤离后，牛皮加工车间又回复到以往的死寂。“38”号收工回窝后，就躺在他睡了十多年的床上，乘“政府”和犯人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小芳的那张一寸的小照拿出来看，进行回味，有时还不自觉地挤出几点儿女情长的泪来。　　他面对伊人小照，常常念念有词，如痴如醉。其实，他在小声用民歌抒发自己深沉的思念。他在入狱前，就是一位熟练的民歌手。　　“38”号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这块地方，青年人都学习本地民歌，这是那里的风俗造成的。那里的青年们，男女到当婚之年，男有男的点，姑娘有姑娘的部落。晚上，男青年到姑娘房去寻找意中人，主要交际语言是唱民歌或念民歌句子。　　“38”号因性格外向，人比较活跃，民歌也唱得比较好，出口成章。在那无聊的服刑期间，在没有遇到小芳之前，他就是靠小声地唱那些情歌，打发无聊的日子。　　为了思念小芳，他冒违反服刑之规矩，捡废纸，写了几十页怀念小芳的民歌。作者本人有缘听他回忆唱起这些民歌的片段，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那时监狱的规章是严厉的，除了严格监管的“政府”（狱警）的管理之外，还鼓励犯人互相举报。举报他人的违法行为，也当作服刑态度好的条件之一，可以减刑。因此，犯人中是不可有知心朋友的。　　“38”号犯人犯了这个忌，有知心朋友。这个知心朋友，就是和他一起从海南来的“37”号。本来“38”号保留小芳的相片，以及写民歌，是在十分秘密而又十分小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被“37”号出卖了他。　　据后来称为“二十年”的“38”号说，这人出卖朋友，不得好死。后来他患了胃溃疡，动手术死在手术台上，阴魂无法返乡。政府通知他亲人来收尸，还是“38”号犯人告诉他们亲属“37”号的埋骨之处。　　接到“37”号的举报后，监管的狱警找上“38”号，要他将私存的相片和民歌交出来。“38”号拒不承认有这回事，狱警对他抄身和抄了他的窝，把小芳的玉照和怀念小芳的民歌抄走了。　　狱警以“38”号违禁和不老实为由，关了他的禁闭，连囚号也给他改了，改为01047。从此以后，他不叫“38”号，而叫“47”号了。随着“47”号的出现，果然他一路霉运，真是死了又死（47二字的谐音）。　　在以后的日子里，“47”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无声地思念着不知身在何处的小芳。是这位小芳给他无穷的力量，使他能忍受狱警的侮辱，疾病的折磨，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希望在刑满释放后去找小芳，他相信小芳会在等他，为了小芳，他一定要活着出去。　　（五）　　中国历史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方面的气氛宽松多了，连监狱也有点松动了。　　“47”号囚犯终于熬到刑满释放。鉴于他后来的认真改造，监狱副长官接见了他，宣布恢复他的大名“张大汤”。因为先是叫“38”号，后又叫“47”号，他听到自己的大名，反而不知道是叫谁了。　　监狱副长官征求他的意见：是留场就业呢？还是返乡？留场就业，就变成可以领工资的职工，而且是技术工人。但是此刻的张大汤，心已飞到可能出现小芳的地方了。　　得到要返乡的答复后，监狱副长官还征求他：“有什么个人要求？”出于副长官的意料之外，张大汤请求将原没收的小芳的相片和他的民歌手稿还给他。副长官答应了他的要求。　　副长官叫档案科翻遍了“张大汤”的档案，没有发现民歌手稿，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张泛黄的姑娘相片。副长官叫档案科科长亲自交给张大汤，他激动得差点哭出声来。　　办完出狱手续后，本来监狱要派人送他返乡，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监狱长同意让他自己返乡。他坐上开往河南省的火车，匆匆往河南省城赶去。他仿佛记得小芳说过，他的家在河南省。　　到了河南省郑州市下车后，他瞎眼了。他原以为河南省大不了就比他家乡的镇大一点，一个个去问，也可以问到小芳。他是那么坚信：小芳还没嫁人，一定还在等他。　　谁知道，河南省有几十个县，几百个似他家乡那么大的乡镇，人海茫茫，去那找他的心上人呢？何况，与他认识时的小芳，当年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现在过去了十多年，已是三十多岁的妇女了。　　张大汤必究是个聪明人，急中生智，他马上想到小芳是去牛皮加工厂学习的，工作单位肯定与皮革有关。因此，他一个县又一个县的皮革厂去问，出示小芳的小相片，查找小芳的下落。查了几个县的皮革厂，均得到否定的回答。　　这时，他从劳改场领到的那笔路费已用完了。他已经饿了两天了，晚上睡在桥下或人家的屋檐下。冬天正在逼近，看来，不饿死也得被冻死。　　他先想到的是找工作，但在河南省这个地方，人多地少，每个县城均是人满为患。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但企业尚未发展起来，那会有工作呢？　　他只好讨饭。边讨饭，边继续查找小芳的下落。河南省经过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富起来了。但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是相当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收了麦子，男人就出外讨饭，弥补粮食的不足。　　他在讨饭的过程中，常遇到同行们的冷嘲热讽，说：“只有河南人到外地讨饭，那有外地人到河南讨饭的道理？”因此，常常是一天也讨不到一口饭下肚。　　他昏倒了，手心里捏着小芳的相片，昏倒在路旁。路人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民警赶到时，他还有一口气，民警马上将他送进医院。他活过来了，他还没有找到小芳，他不能死！　　派出所的民警听了他的诉说后，认为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只好派人将他押送回广东省。广东省又派人押送他返海南，海南直接派人押送他回到家乡。他终于活着回到了离别二十一年的故乡，见到了亲人。　　几十年的大漠风烟，十多年对小芳铭心刻骨的牵挂，他乡音已改，面貌全非。回想起那段在化外劳改时的情景，他无不心惊地说：“二十年了，好不容易。”自从返乡那天起，人们叫他“二十年”，他的大名又作废了。　　（六）　　“二十年”谢绝了一切亲朋好友希望他娶妻生孩子的好意，还在苦苦期待着小芳的降临。　　他花钱将小芳的相片画成一尺大的画相，挂在住房里。哼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流行歌曲，思念着不知身在何方的小芳。　　他拼命开荒种地，打短工，积蓄钱，准备再到河南省去找小芳。他心里坚信，小芳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
亲　　翻过两座大山和淌一条大溪，有一个山村。这个小村子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形成的，谁也说不清楚。开始，去采沉香的人，仅发现有新盖的几间茅草房。过一段时间再路过那里，草房又增加了。　　这个村子的村民自称为“飞来村”，“飞来”就是本地话“飞狐”的谐音。“飞狐”是一种动物，类似狐狸，又似蝙蝠，可以在树林间滑翔，是“会飞的狐狸”。　　“飞来村”在地图上没有标明，行政上没有建制，是个无人管的世外桃源，村民们也不互相统属，“日出而做，日落而归”，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是后来才归入某公社管理，称为“飞来大队”。　　他们连老婆也是自供自给的。不知是祖上创下来，还是最先移到这里居住的村民的定例，这里男人的老婆，也是通过换亲的形式来实现的。　　就是说，东家用女儿与西家交换女儿，来当自家儿子的媳妇。这样，如果那家没有女儿，只有男儿，那他们要娶妻就十分困难了。女儿多的人家，甚至有将女儿换别人的姑娘回来当自己的老婆的。因此，个别人有几个老婆。　　“飞来”村民以多生女儿为幸福，女儿就是财富。没有女儿或男儿多女儿少的人家，男子要娶媳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据与此村有来往的人说，嫁妆起码要用十头牛、二十只羊，还要举办婚礼，喝两天两夜的酒。　　无女儿的人家，或者男儿多女儿少的人家，为了给儿子解决老婆的问题，只好积极养羊或喂牛。他们那里养羊或喂牛，也不太辛苦，只要买回种牛或种羊，做上记号，比如在耳朵上挂“标志”或剪去耳朵一角，将它们赶进大山里，让它自己吃草或树叶，自己繁殖，形成种群。说也奇怪，他们从来不会分不清这是东家的牛，那是西家的羊。　　说到这里，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应该出场了。“飞来村”的两户人家，张家和李家，他们达成了换亲协议。张家的大儿子张大山，娶李家女儿李茂兰为妻。张家小女张小妹，年仅十岁，以后长大了要嫁给李家的小儿子，年仅十二岁的李茂光。　　“飞来村”原没有学校，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到外地读书，大家都是文盲。村民们没有接触什么现代化的东西，也不感觉到没有文化的不方便。　　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头说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青壮年文盲。镇教委决定，在飞来村办一个教学点，派去一位小学教师，名叫刘启光。　　这位教师本事不大，但能吃苦，是飞来村文化的启蒙者。他利用原大队办公室的那两间草房，在草房中树一些木桩，钉上木板，高的当桌子，矮的当凳子，挂上一块涂黑的木板当黑板，这样伟大的飞来村小学就因陋就简地诞生了。别小看这间不起眼的草棚小学，是它点燃了飞来村文明之光。　　学校来了十八名学生，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七岁，大家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启蒙，李茂光和张小妹也进了学校读书。刘老师除了教给他们文化之外，有时还带他的学生到外边去看看，让这些与世隔绝的孩子，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李茂光长得矮矮小小，眼睛突出，人有点痴呆。在学校里经常受同学的欺侮。有时大家拉着他要他与张小妹手拉手，“举行结婚典礼”，有时，同学们抬着他，压到张小妹的身上。　　读了两年书他就不想读了，刘老师再三动员他上学，他怕同学们取笑，不想再读书了。张小妹对读书入了迷，书本为她开启了知识的大门，她想读完初小后，到外面去读小学五年级。　　后来，她如愿了，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在刘老师的说服下，她父亲同意送她到山外的姑母家，在姑母家那个村小学读五年级。　　她的姑母早年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长大了就嫁给比她大十五岁的姑父。姑母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很疼这位外甥女，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大表哥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二表哥正在读大学。　　六年级毕业后，张小妹参加升学考试，考上了镇中学，这时她已十六岁，虽然年龄偏大，但是她还想继续读书。她还梦想读完中学，考上大学，成为“飞来村”第一名大学生。　　可是事与愿违，父母要她回家成亲，嫁给李茂光。李茂光随着年纪的增大，痴呆症更严重。傻呼呼的，嘴边经常挂着一条涎水，隔一段时间又将涎水往回吸，过一阵又流了出来。　　他喜欢撕烂衣服，新作的衣服用不了几天就被他撕破了，裤裆破了也不知道，那东西已长毛，经常发威，自觉的向外面伸出它的光头。　　张小妹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恶心，特别是当他看见她时，做出的那种下流的样子，更令她讨厌。张小妹到外地读书，学了外地人的打扮，头发剪成男式流线型，穿着得体的衣衫，显得亭亭玉立。　　山里姑娘肤色本来就好看，白里透红，身体健壮，连姑母都连连称赞：“我的外甥女真是长得和画儿上的姑娘一样。”她不想嫁给痴呆的李茂光，她诅咒那该死的“换亲”制度。　　李家已定结婚的日子，后天张小妹就要过李家的门。她被父母监视着，寸步难行。她找刘老师问计，她老爸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刘老师欺她爸爸不识字，当面在纸上写着“三十六计”四个大字，张小妹心知肚明，刘老师告诉她“走为上计”。　　她被迎进了李家的门，他们以为“生米已煮成熟饭”，煮熟的鸭子是不可能飞走了。乘着大家不注意，张小妹逃了。作为姑娘，胆子是小的，特别是张小妹从来没有走过夜路。但是，她为了争得自由，为了逃避那该死的“换亲”，她连夜向十几公里外的姑母家逃去。　　张小妹逃到姑母家后，姑母知道家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因此，她叫刚好放假从大学回来的二儿子，马上将表妹送到她大哥那里。他们动身不久，她的父亲和李家的人就气势汹汹地赶到。　　她的爸爸走进姑母的家，就问：“看到小妹没有？我要打断她的腿。她跑了，人家要回他们的女儿，她大哥就要打光棍了。”（当然就没有媳妇了）　　她爸爸不能不生气，这是“以人易人”。小妹走了，人家当然要将“互相交换”的女儿（即小妹的大嫂）要回去了。何况，大嫂已为张家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大嫂走了，这还成为一个家吗？　　李亲家更是干脆，说：“今天内张小妹要是找不到就退婚，还我女儿回来”。姑母当然知道张小妹去了那里，她可不管什么“换亲”这一套不近情理的东西，她支持外甥女反抗这邪恶的婚姻。　　她对大哥说：“没见她到这里来！你们到别的地方去找吧。”李亲家说：“她不可能有那么大胆，敢在夜路里走，肯定还躲在村里或附近的山上，我们赶快回去找。”　　他们理所当然没有找到张小妹，张小妹已和她的二表哥到城里。并且大表哥答应，让她去城里的第二中学读初中，读完初中再说。　　李亲家娶不到张小妹为媳妇，到张家将他的女儿叫回去了，说要另外与别人交换媳妇。女儿李茂兰不想回家，她怎么能扔下两个孩子和自己的丈夫呢！　　她父亲可不管这一套，硬将女儿拉回去，锁在房里。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过分推崇爱情，说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是可悲的婚姻”，以为爱情可以当饭吃，当衣服穿，是一切幸福之源。　　其实，李茂兰和她的丈夫张大山是通过“换亲”而结合的，可以说，他们的结合并没有什么“爱情”作为基础。可是他们经过共同生活，生儿育女，互相依存，夫妻是那样的“难分难舍”。他们的家庭比那些天天唱着“爱爱爱”的歌星的家庭，更是牢不可破。相反，那些口不离“爱”的歌星，很多只有上床做爱，并没有家庭。　　她趁父亲不注意，砸破窗户逃了出来，和丈夫一起，带上两个孩子逃离“飞来村”，回到丈夫原籍的村子居住。受不了李家的威逼，张小妹的父母也撤离了“飞来村”，回原籍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小妹在大表哥的支持下，读完初中，她还想读高中，大表哥考虑到她年龄偏大了，让她读卫校。她卫校毕业后，分配在市医院当护士。　　李茂光还是一副傻相，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强奸妇女，经常挨打，不久就死了。　　据说，“飞来村”暗中还有“换亲”的事发生，但并不像以前那么公开了。最近，村里开通了公路，和外界的联系多起来了，现代化信息随着公路进了“飞来村”，村民们也懂得做生意赚钱了。　　以前打到猎物，他们只是切成一小块分给村民共同享受，现在可不同了，打到猎物后，马上送到城里卖给酒店，换回大把的钱。　　但是，作为“飞来村”的标志的“飞狐”却越来越少了，什么都吃厌了的“新新人类”转而吃“飞狐”，虽然味道和老鼠差不了多少，但他们图的是“新味”。为了钱，“飞来村”的一些村民踊跃去抓“飞狐”，它们在劫难逃。
　　解放前的煮盐业　　杨生龙　　长期的生产实践，使沿海人民逐渐摸索出与各地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煮盐办法。琼南不少汉人亦以煮盐为业，留下多处煮盐的遗迹。如三亚市崖城镇有个有名的盐灶村，乐东县九所镇有西盐灶（球港村）和东盐灶（中灶村），东方市也有这样的海边村庄，老一辈村民就是操煮盐为业，许多村庄直至解放后才歇业。个别农户还小规模单独煮盐，挑到各村去叫卖。　　煮盐就是将含盐量高的海水，通过用火加热使水分蒸发，获得精盐，这种盐民间称为“熟盐”， 把经过日晒而制得的盐称为“生盐母”。 “熟盐”易溶于水，以前生活不富裕，煮好白粥后，拌点“熟盐” 就可以吃。因此这种盐在琼南农村备受欢迎，有广阔的市场。　　含盐量高的海水，在潮水到过的海滩上的小沟里可能有，但量不多，不能大量生产。因此，煮盐的第一步制卤，第二步将卤水放在锅中用火熬煮成盐。　　制卤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提高海水的含盐量。各地的作法有所不同，琼南地区的盐民，主要是开卤池，将潮水引进池中，然后垒高坝，不让第二次潮水进入，让卤池中的海水渗入沙中和自然蒸发。海水蒸发干了，沙面就有一层白色的盐结晶，沙的含盐量也高。这时，盐民在卤池边装起盐漏，就是用竹筐架在水缸上，把卤池中的盐沙装进筐中，挑海水来滤沙，经过反复滤沙，获得含盐量高的卤水，存在大水缸中备用。　　煮盐可以用竹锅或铁锅。竹锅乃竹篾编成，方形平底，外涂石灰或黄泥，长1丈，宽5尺，深3尺。每锅可煮盐1000市斤。用这种锅技术含量高，单家独户不容易使用，因此，多数盐民还是用铁锅。铁锅是以白铁制成，圆形或方形平底，直径4—5尺，高7—8寸，每锅可煮盐7至10斤，约煮5至6小时成盐。　　在旧社会，盐业是由政府控制的。琼南分雨季和旱季，旱季才是盐业生产的旺季。每到煮盐季节，这时乡公所要派人下去收盐税，交了盐税后才准生产，盐民自产自销。　　煮盐生产落后，产量少，劳动强度大，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特别是消耗木柴量大，煮成1担盐约耗木柴400斤左右。有商贩到海边收购。如果碰到恶霸欺行霸市，盐民受多层盘剥，本大利微，所赚无几。广大盐民频临破产，逐步放弃盐业，直至解放时，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家已寥寥无几。　　解放后，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已以质优价廉的日晒优质细盐和粉碎洗涤盐替代民用熟盐，盐质提高，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有一部分用惯熟盐的老人，还很欢迎它。她们认为，吃生盐容易吐“青涎”，即流口水，还是吃熟盐实在。沿海一带村庄，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一些老妇人旱季去海边挑卤水或卤沙回来滤水煮盐。笔者曾亲自看过母亲和一些乡亲煮盐。煮盐容易损坏铁锅，母亲把铁锅煮坏了，还一直埋怨。也有一些人将自己煮的熟盐挑到各村叫卖，虽然价格高一点，也深受欢迎。
　　琼南解放前渔业生产　　杨生龙　　琼南地区汉人有许多在渔港聚居的大渔村，他们主要从事海上捕捞或近海捕鱼，过着男出海女织网的生活。　　我国南海的辽阔海域尤其是北部湾渔场，是良好的渔场。琼南地区盛产鱼翅、海参、鲍鱼、红鱼干、鱿鱼干、虾米等名贵产品，盛产优质毛虾。但是，这片富绕的海域，解放前並没有给广大渔民带来什么福祉。　　要出海捕鱼就得有船，直至解放前，渔民们使用的还是小船或木帆船，最大的是三桅木帆船，就是木质结构的船。主要有桅、帆、舵、桨、橹、碇及绳索等。木帆船唯一的助航设备就是一个小罗盘。木帆船主要是靠借助风力来前进，船上虽然有“橹”，但主要作用是调整方向。因为一切只能靠风，所以顺风时，船就比较好走，速度也较快。偏顺风时，则需要调整帆的方向。而逆风时，就比较麻烦了，船只就得根据潮水流向走S形了。因为要靠风，木帆船出行比较麻烦。风太大了，不能出海；风小，又走不动。　　临近解放前，船厂已有木帆船出售，但为了节省资金，多数渔民还是购买木材，自己造船或请师傅在海边造船，这样也保证木材的质量。　　渔业生产用的网具，有拖网、围网、撒网、定置网等。拖网和围网为海洋渔业捕捞用的重型网具。网目大小为2.5～5厘米,网绳直径为2毫米左右，网重达数吨甚至数十吨，通常用一对拖轮分头牵拉追捕鱼群或由灯光船引诱鱼群集中而合围。撒网为江河湖泊捕捞用轻型网具。网目大小为1～3厘米,网绳直径0.8毫米左右，网重数公斤。　　渔网主要是由渔家姑娘和妇女来织的。解放前主要是棉纱织网，棉纱被海水腐蚀，很容易坏。网结好了，为了保持棉线的硬度和使用时间，还要将新网或汛期过后收回的网，用猪血揉擦，然后上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