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里的头脑风暴 - 国内 -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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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里的头脑风暴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统计过，有多少报告、建议，从国研中心位于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的那栋灰色办公楼大楼，输送到西边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外的中南海，并影响着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领导人。但是，国研中心早就和国家行政学院一道，被外界认为是国务院倚重的“一政一经”两大国家级智库。
李佐军2001年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入国研中心，如今12年过去，他已经是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给领导提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从这里往西，在离其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所在地中南海。
与机构的影响力相比，国研中心的灰色的办公楼不算突出。这里曾经是外交部所在地，现在由国研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用。
《南都周刊》记者曾经到过国研中心办公楼二层的一个会议室进行采访。在到达会议室前，需绕过两边都是门的狭长过道，每个门上都挂有写着两个名字的牌子。
能让名字被写上这些牌子，成为国研中心的一员并非易事。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除了要具备博士学历，如今新进入国研中心的人员都要参加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面试、专业考试、考察等层层选拔。
李佐军曾先后师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2001年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入国研中心，任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虽然当时没现在这么严格，但名额有限，要求必须高学历、专业对口、综合素质高等。如今12年过去，李佐军已是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最近，李佐军和他们的同事都很忙。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后，他们与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一样，要参加各种研讨会。
中国的高层正越来越注重智库的作用。中共在十八大上提出了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而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亦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用李佐军的话说，智库的职责是&给领导提建议，参与政策研究和政策解读&。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公布后，他们就要进行解读，根据中央主要的大政方针，站在他们研究的角度，做一些更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
李佐军说，在这种公报、《决定》出台之前，决策机构会向各种智库咨询、听取意见。&任何重大的决策，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期的酝酿过程，各种智库都会提前提供一些建议、方案。&
作为官方高层智库，国研中心最近一次成为焦点，也与它的这种职能有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国研中心公开了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据媒体报道，负责方案制定的课题组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了写作。其中备受关注的刘鹤在今年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前，还曾在国研中心兼任过两年党组书记，是李佐军的前领导。
国研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这些比较重要的官方智库，为高层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的渠道都差不多，但也各有所长。国研中心直属国务院，擅长的领域在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等。
根据资料显示，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研中心参与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定，以及各阶段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
呈送报告有讲究
李佐军说，做课题是国研中心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一个方式。要给中央领导提供决策咨询意见，首先要做大量的调研和基础研究，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提炼出调研报告或调研报告择要，向中央提供。
国研中心一般将课题分成若干类。其中一类是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机构交办给中心的课题，一般由中心主要领导牵头，调动全中心力量进行研究。其他类别为中心重大课题、中心重点课题（以研究部或研究所为单位，集中主要力量来重点研究）、招标课题（参与人员需要经过竞争选拔）、基金课题（基金资助的课题）、社会课题（由地方政府、其他部委等委托的课题）、基础领域课题、部门自定课题等。
如今，中央交办课题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研究人员对外承接社会课题限制越来越严。&不是别人找到你就可以做，是有限制的。要符合公益性的要求，数量不能太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是我们职责，其他承接的课题也要跟这个有关，要支撑它的研究。&李佐军说。
作为智库专家，最为得意的一刻大概是其负责或者参与的课题形成影响，并得到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中央领导的批示。据国研中心一名老专家透露，自其任研究员以来，得到的领导批示中，其中就有&逐条研究、逐条落实&字样。&领导的批示分&硬批示&（即要求各部门坚决落实、执行，非办不可）、&软批示&（供参考）。&该专家解释，&对于智库的研究人员来说，无论是哪种批示，都不容易得到，得到硬批示的更少。&
因此，也不乏有外界人士希望通过国研中心的智库专家，向高层递报告或建议。但为高层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国研中心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递。
据国研中心的人士介绍，向上呈送的不是数万字的课题报告本身，而是调研报告或择要。且需要经过研究部（所）的副职、正职、中心分管的副主任、国研中心一把手，一级级地审批，最后以机密文件的形式送上去。文章的选题、结构、文字风格、字数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字数不能太多，一般调研报告控制在6000字以内，择要2500字以内。
呈送的报告和建议语气要平和，观点要超脱，不能刺激人。国研中心就曾有一个研究人员提了一个建议，因为以教训的口气说得太过，被国务院领导批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另外，智库的人员还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已经主持或参与过许多重要课题及重大项目研究的李佐军说：&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规定，分清楚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官方智库有框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官方智库还是有框框的，虽然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但还是要坚持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条腿走路。摄影_刘浚
李佐军的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但他依然是微博上活跃的一分子，乐于探讨公共和学术问题。就在11月19日下午，李佐军还就&如何用制度保护环境&主题，进行一个小时的微访谈。
相较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等其他官方高层智库，国研中心没那么神秘，公众和媒体都更容易接触到里面的专家。李佐军的同事巴曙松、夏斌等，在微博上都有数百万的粉丝。
2013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对来自182个国家的6603家智库按照全球与地区、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别进行了排名，中国共有6家智库上榜，而国研中心入选&全球智库综合排名&前100名。在&全球官方智库排名&中，国研中心在入榜的40家智库中排名第26。
这个自2006年开始发布每年全球智库报告的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在发布会上表示，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每年出版了多少本书，或是召开了多少场会议，而在于他们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詹姆斯&麦甘指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
2002年起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因提出的建言广、影响大，形成政令多，有&国是高参&和&任玉岭现象&之称。任玉岭多次强调，中国智库建设虽说成绩很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任玉岭说：&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
根据国研中心的公布，2013年国研中心获得的财政拨款收入为8151万元，往年的收入财政拨款也都占到了60%以上。而&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的前10强智库，多数是非营利、非政府、无党派的民间组织。
&官方智库还是有框框的，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间智库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会更大一些。&官方智库&&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如果中国的决策要更科学、更规范、更有前瞻性，战略层次更高，民间智库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但还是要坚持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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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011&广州市南都周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All Rights Reserved&粤ICP备号&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去产能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关键
　　见习记者 王丽娟　　2016年春节前后，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多个关于去产能的文件，位列今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已经正式拉开。那么，政府为何如此重视去产能？去产能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怎样做好去产能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近日召开的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对这些疑问做出了解答。　　政府为何如此重视去产能？　　赵昌文认为，首先，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中&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经济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提质增效和企稳转好的主要障碍。其中，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贡献超过50％。从利润角度看，去年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的利润，同比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　　其次，当前产能过剩情况非常复杂，已经不是我国曾经经历过的简单的结构性过剩或者周期性过剩，而是结构性、周期性和绝对过剩交织在一起。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煤炭行业已经是严重的绝对过剩。其实，钢铁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过去三年每年钢铁的国内消费量都有明显下降。当然，赵昌文认为，如果国际市场需求能够保持稳定甚至增长，也许情况会好一些。但问题是，2016年以及近期国际市场可预期的需求不可能有很大增长，反而近几年整个国际市场煤炭和钢铁的消费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此外，我国的钢铁较大规模的出口已经给对外贸易和经济带来了诸多新问题。　　最后，赵昌文认为，只有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在宏观上摆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通货紧缩、效益低下的问题和增速下行的影响。　　去产能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　　要正确理解去产能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赵昌文认为，首先要明白&去产能&与&化解产能过剩&的异同，从本质上看，&去产能&与&化解产能过剩&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但还是有些区别。　　过去我国化解产能过剩强调综合施策，即：消化一批、淘汰一批、整合一批和转移一批，可以看作是从扩大需求和淘汰落后（去产能）两方面共同努力。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方面，虽然也提到扩大需求、加大整合和产能合作，但侧重点是&去产能&，要把绝对的产能过剩问题降下来，而且去的不一定是落后产能。他认为，这主要是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各方面的空间不大有关。　　赵昌文强调，日本、OECD等国家也曾经面临过去产能的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对于去产能的范围，赵昌文认为，目前不少行业都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现象，例如，钢铁、煤炭、石化、建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汽车等。从国务院出台的化解过剩产能的意见中可以看出，钢铁和煤炭行业是&去产能&的重点。对于建材、有色、船舶等其他行业，主要依靠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来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目前并不是政府部门的着力重点。　　了解了这些概念，再来看去产能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赵昌文认为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析。　　短期冲击：一是收缩当前的增长速度；二是减少即期财政收入；三是企业的资产损失；四是员工下岗失业；五是银行不良资产。根据其研究测算和调研，去产能带来的员工下岗失业是可以承受的，通过企业内部消化、再培训就业和社保政策托底是能够实现平稳转型的。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去产能带来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长期效应：一是有利于腾出市场空间，让行业内的高效率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二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有利于实现&战术上的歼灭战&和&战略上的持久战&的平衡。　　做好去产能工作的五项任务　　赵昌文认为，首先，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发布的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了同样一句话，去产能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解铃还须系铃人，企业自己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问题，应该由企业自己首先想办法解决好，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　　其次，政府要在&去产能&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赵昌文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不是政府&无为而治&，相反，只有加强市场监管，着力完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才能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各个地方的监管执法力度不一样，市场机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和&监管套利&的情况。　　&加强市场监管既是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也是促进依法依规退出产能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让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赵昌文表示。　　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应该在于加强对产能退出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毫无疑问，企业应该承担投资失败和产能调整的主要成本，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可以减少社会动荡，让调整过程更快，社会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好。所以，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统筹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　　第三，把&僵尸企业&退出作为主要抓手。&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等宝贵资源，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进行不公平竞争，&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是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通过市场调节的重要原因。而这其中最难的是&僵尸企业&如何认定，仅仅依靠营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并不能完全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僵尸企业&。所以，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政府要彻底厘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不要让企业承担各种政策性任务，也不要继续通过财政补贴和协调金融机构帮助这些企业。如果这样，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就可以实现对&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　　第四，在打破地方保护中寻求整体效益最大化。去产能过程中要坚持一个原则，&地方组织、中央支持&，即中央和地方都要负起责任。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制推进地方化解产能？赵昌文认为，不外乎两种机制。一是激励机制，即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二是惩罚机制，即完不成任务就要严厉问责。至于&谁先退&和&谁后退&的问题，具体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重点省份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突破，为整体推进探索有益经验。二是落实责任，分工明确。企业承担化解过剩产能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负责制定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中央给予资金奖补和政策支持。　　第五，去产能要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步推进。很多产能过剩行业里，国企都占很大比重。一定意义上，去产能就是推进国企改革。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借去产能的过程，把国企政策性负担问题抓紧解决。不少国有企业都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负担，如加快推进国有煤炭企业分离社会职能，尽快移交&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解决政策性遗留问题，对于化解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至关重要。二是对于&去产能&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财政补助或者国有资产出售收益交给社保的途径，用于人员转岗安置和社会政策托底。三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和&僵尸企业&的退出一定要与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步进行。四是国有企业&去产能&过程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要打破现在&产业国资&和&金融国资&的管理边界，充分发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王丽娟 编辑：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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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号赵昌文、焦瑾璞加盟浙江大学CIFI（互联网与创新金融研究中心）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金融行业面临颠覆性创新与转型，互联网金融已成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领域，将促使传统金融业和相关产业产生新的变化。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金融行业面临如此变革，有一系列实践和学术问题需要探索，迫切需要整合资源，聚集研究力量。近年来，浙江迅速崛起一大批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一所扎根浙江，以创新创业为特色的商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对互联网金融与创新领域的研究报以高度关注。
　　浙江大学CIFI（互联网与创新金融研究中心）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由摩根大通（中国）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及行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EMBA中心主任、浙江省政府参事贲圣林教授担任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新春来临之际，CIFI邀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共同担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赵昌文教授长期从事国有企业、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是《中国金融学》（China Journal of Finance）主编、《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司治理评论》学术委员会委员，Journal of Business、China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等国内外著名杂志匿名审稿人；焦瑾璞教授主要从事金融改革、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1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本，代表作有《WTO与中国金融业未来》、《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比较》、《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国货币政策争论》、《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体制和政府扶持政策国际比较》、《宏观经济金融分析》（人民银行培训教材）、《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信用管理》（中央电大使用教材）、《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学》（高校使用教材）等。
　　两位著名金融专家的加盟对研究中心影响深远。CIFI学术委员会在两位联合主席的引领下，将对学术研究方向、重大研究项目选题、招投标和成果鉴定给出科学的结论并给予指导，确保互联网金融学科的建设和推进，加速实现将浙江大学CIFI打造成全球领先的互联网与创新创业金融研究基地和产学研交流平台的目标。
　　浙江大学CIFI简介
　　CIFI地处全国唯一的“中国电子商务之都”杭州，背靠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拥有广泛的市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及人才团队；以创新与创业金融、互联网金融与资本市场、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与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金融与科技金融等中、微层面问题为研究方向；将搭建国内最广泛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交流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充分结合自身资源与能力优势，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创新创业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资源整合，建立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联盟，成为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和帮助的智库。
　　CIFI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简历
　　赵昌文 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5年7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年9月至2011年3月，在四川大学工作，历任国际贸易与金融系副主任、社会科学处副处长、西部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校长助理、党委常委、副校长。1995年9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7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担任硕士生导师，2000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期间：
　　1999年1月至7月，英国牛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2000年4月至6月，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2002年9月至2003年9月，美国密西根大学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
　　2011年4月至2014年2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期间：
　　2011年7月，参加中组部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在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学习。
　　2014年3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金融与数理金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焦瑾璞 教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
　　1993年―1998年 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科员、副处长
　　1998年―2002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处长、处长
　　2002年―2003年 重庆市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挂职)
　　2003年―2008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2007年--2009年兼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08年--2012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正厅局级）、党组书记
　　2012年--2013年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
　　2013年 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
　　期间：
　　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金融学博士学位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相关文章v&& 15:39:47v&& 15:37:31v&& 15:20:30v&& 15:19:58v&& 1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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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是啥级别_百度知道
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是啥级别
我有更好的答案
原来都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司级领导兼任，应该是副局级单位吧。
　　你说的是不是中国国情研究会啊？党中央的调查委员会没听说过！或许有这么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但并没有“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称呼吧。
　　而中国国情研究会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情教育和研究的批示精神，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联合创建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见，它并不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个，就是说它不属于政体的一支、不是国家机器，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级别之说了。简单地说和各地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成立的文艺协会差不多。 　　根据法律是这么定性，但事实上因为这种社会性团体里面的人员，特别是领导级人物往往还身兼政治头衔，所以它们和国家各机关又是有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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